《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撰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十年编成，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所以毁书更多。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的机会向全国征集图书，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皇帝诏谕天下，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但是，由于当时因文获罪的事情屡见不鲜，民间都怕因献书而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搜书的效果非常不理想。
到了同年十月十七日，仍不见有献书者。乾隆自然不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献书，并强调即使所献之书中有“忌讳”或“妄诞”的字句，与藏书的人没有关系，不会加罪，跟经手搜书的地方官更是毫无关系。并说明只是借书抄录，抄录完了之后，仍旧要把原书发还。在这样一种善诱之下，各省份献书的劲头可谓踊跃了很多。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乾隆又颁布了对献书者的奖励，以提高天下藏书人献书的积极性。规定凡献书五百到七百种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一百种以上的，赏《佩文韵府》一部。献书百种以上的，还可从里面挑选一些精品书籍，乾隆亲自在扉页题签，留下墨宝。并且对乾隆题咏过的书籍，要优先抄录，尽早发还。献书的人多是爱书的，能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的奖励，已经很不错了，还能得到当时圣上的墨宝，那可是莫大的荣耀。于是各地献书量又有所增益。
对于藏有“违禁”之书的，乾隆则采取威逼的方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谕旨一位督抚，大意是要该督抚再去向那些已经献了书的藏书家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这道谕旨绵里藏针，暗含威胁。官员和藏书之人自然不敢有丝毫怠慢。在此之后，乾隆又多次下达了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心存侥幸的藏书人，也不得不献出了所藏之书。
书既然已经献出来了，藏书家就做不了主了。那些有“抵触”满清之语的“违碍”之书的命运自然不用多说了。据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达三千种以上。更有甚者，书的主人也由此获罪，在新罗织的文字狱里受尽了煎熬。我们看到《四库全书》作为文化巨献存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举动后面的故事，历史的残酷性正体现在这些不为人所熟知的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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