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这部《中国文学史》， 并没有多大的野心， 也不是什么“一家之言”。老实说，那些式样的著作，如今还谈不上。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的呢。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 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易言之， 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本来， 文学史只是叙述些代表的作家与作品， 不能必责其“求全求备”。但假如一部英国文学史而遗落了莎士比亚与狄更司，一部意大利文学史而遗落了但丁与鲍卡契奥，那是可以原谅的小事么?许多中国文学史却正都是患着这个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 宋、明的无数的短篇平话， 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那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 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 以及散曲的令套， 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即偶然叙及之的， 也只是以一二章节的篇页，草草了之。每每都是大张旗鼓的去讲河汾诸老，前后七子， 以及什么桐城， 阳湖。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般喊着“主上圣明， 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了么?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 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的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么?这是使我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重要原因。这愿发了10余年，积稿也已不少。今年方得整理就绪，刊行于世，总算是可以自慰的事。但这部中国文学史也并不会是最完备的一部。真实的伟大的名著，还时时在被发见。将来尽有需要改写与增添的可能与必要。惟对于要进一步而写什么“一家言”的名著的诸君，这或将是一部在不被摒弃之列的“爝火”罢。，
公元1932年6月4日郑振铎于北平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赏析 中国文学的源流很悠长，而且能不时出现辉煌灿烂的历史时期，风行于一代并润泽后世。这些优秀的文学遗产，最初被勾画出源流、汇编成历史的时候，它的价值取向是由知识分子的中上层决定的，或多或少有一些士大夫的习气，免不了有个很大的缺陷：趋雅而忌俗。《诗经》、楚辞、八大派散文、馆阁体、桐城派自然是榜上有名，以为至尊经典。《诗经》虽大部分出自民间，最终通过孔子的渠道而跻身上层，而且它们背后有皇家做后盾，形成不可阻挡的势力，成为文学史的主要角色。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被忽略了，即出自民间的“俗”文学。
所谓“俗”其实不过就是没有用正统的文言雅语来创作，这种情况最迟在魏晋六朝已经出现了，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干宝的《搜神记》，用自己口头的语言描写当时的人和事，从此以后，文学就按照“雅”、“俗”两个系统各自发展。“变文”流行于唐五代，当时寺院中盛行“俗讲”，利用佛经故事宣传教义，记录“俗讲”的文字就是“变文”; “诸宫调”产生于金元时期，是一种说唱艺术，散文用当时口语，韵文吸取唐宋词曲及宋金元流行曲词，用多种曲调连套演唱，所以称“诸宫调”; “说话”是宋代很有特色的讲唱形式， “平话”是其中讲述历史故事和短篇小说的一种， “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 “说话”的另外一种形式“说经”以宣扬佛家经义为主，后来演变成宝卷;明清时代继承讲唱文学传统的是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以上这些文学形式加上元代的杂剧和明清时代的小说，都必须直接面对观众、听众，必须使用当时的语言，为他们所接受， 自身才会有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才会被最初的文学史家舍弃而不屑一顾，这样的文学史根本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情况。
“俗文学”出于民间，为民众而作并为民众而生存，虽然粗鄙，未经过文人的加工润饰，却能保持鲜亮的色彩，正如胡适所说的，中国代表时代的文学“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郑振铎先生首次将“俗”文学提高到文学史的角度，给予足够的重视，导夫先路之功是巨大的，但某些看法仍然是值得商讨的。五四时期，先进思想者为了快速引进新思想、新文化，提高民众的地位，就对旧的传统文化有了过激的态度。正统文学并非完全是奴性的士大夫的文学，并非全无灵魂， “雅”与“俗”不能厚此而薄彼，也不能厚彼而薄此，首先有一个公正客观的态度才能避免偏颇，才能写出真正反映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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