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编这一册杂文集， 几乎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不是为的仔细校正，而是一拿起它，就感到心重：翻开第一篇，就是《孩子的病》，而现在孩子已经死去了! 死去有两个月了。
一切印象都奔集到我的脑子里来。我想起他日渐消瘦的身体里，却滋长着日渐贪恋人生的灵魂;我想起他带着病体直到送入广慈医院以前，一味直着身子要在母亲臂抱里玩乐的那种顽强的性格;我想起他由母亲抱着到我独居的蜗室里来的时候， 在他那尖尖的下巴上， 露出凄苦的微笑， 对我表示一种亲热的情形;我想起他病的一切经过——几次在医院里几乎死了过去， 又几次的挣扎过来的一切情形;小小的生命， 对病魔与死神的反抗， 是无比的倔强与坚韧; 自肺炎而痧子， 自痧子而又肺炎，终于潜伏着的病菌在他身上肆虐了。104度的热，像潮汐似的一天要涨潮两次， 于是喘息，呼喊——一种裂帛似的尖利的声音，激荡着全个屋子，足足延长了二小时，然后渐渐安定下去， 而我们的心也仿佛被这绞也似的声音绞下， 给带到半空中：慌乱，顿脚，叹息，下泪， 不知所措， 直到他安定下来，我们又觉得恍如隔世， 自己仿佛从云端抛落地上——在这可爱的人类的地上，我们和他之间， 又连结着温暖的亲子的关系了。……
最后3个月的关系是这样过去的， 多劳的是他的母亲：一面忧虑着孩子的病，一面却又担心我的安全，终于让我割断给这凄厉的叫声绞住我的心的那条索子，独居去了! 而把全天地间的忧郁，苦恼， 痛楚压碎了她自己的心，但还时时乘孩子的病稍有起色的时候，带来给我看他那尖尖的下巴上，露出一回凄苦的微笑。——这将使我终身不能忘却的凄苦的微笑呵!孩子，这是你给我最后的影子了!就让这影子活在我心头吧! 孩子!
现在是一切的物事，凡是和他有过些关涉的物事， 都成为我伤心的回忆的资料了。报纸上儿科医院的广告，法国公园，孩子坐的推车，破碎的大筝琴——(那是你用脚和用手弹过的， 孩子!)——医药上的奎宁， 葡萄糖， 曾经求诊过的医生的名字，母亲口头上为你而说的几句口头语， ……一切一切， 都使我绞心似的记起你的影子来：尖尖的小下巴上， 凄苦的一笑。
为了使母亲不至过分伤心，我还须装得若无其事的强顽;隐蔽着自己的痛楚，却去解慰别人的“同病”;我不许自己掉一点眼泪， 却益发逼着我的心直伸展到你那小小的黑棺材里——然而，我还得活泼泼地，我有我的工作。为了我既曾付予你以过大的期望，名你曰“克东”，我还须把我的生命接续在你的短小的生命的后面， 完成我付予你的期望的任务!——我从此将不为你伤心了!
我咬着牙，把这一集子编了起来了。
收在这里的文字，大半是最近一年半之间发表的。事实上也因为这一年半之间，环境要求我发表意思的机会较多，我是尽我可能的力量来应付的。文字大半在夜间匆促草成，夺去我睡眠时间的三分之一。为此我白了半头的发，耳鸣不断的起伏。但在终极的意义上说，这些文字都不过是“应景”之作， 留作我的生命的纪念，是可以的;说不上什么著作。
然而竟也引起若干的“痛心疾首”者， 那是我所万万料不到的。而“痛心疾首”者们所给予我的罪名：一方面是“垄断文坛”， 另一方面是“死出风头”。更有甚的， 则是我“骂人”的作风，据说是有了 “两年以来的历史”;“破坏统一战线”，仿佛将来中国不幸而亡掉，这责任需要我个人独负的。自然， 关于这些我也无话可说， 因为我已经没有了 “理由”， 剥夺了一切人的“自由”， 于是我的说话的“自由”， 自然也被剥夺了。
我所讨厌的人是有的：一种是文坛上的市侩，对于文艺的爱好如何，我可不必去管它，但他却装着风雅的面貌， 时时对抗战放些冷箭。待人把这冷箭拔了出来，他却转过背装作若无其事似的去了，仿佛这冷箭并不是从他手中放出来的。然而暗地里却又预备作放冷箭的姿势：流言，拉拢，挑拨， 中伤，什么伎俩都有一手。其次是文坛上的恶少。狂跳， 高叫，首先用帽子给别人戴上：八股大家，老头子，共产分子，咖啡店里的革命文学家， 《鲁迅风》的什么什么， 待别人稍为给他开一点小玩笑， 则又狂叫如雷：“我将提起法律诉讼!”仿佛中华民国的法律，专为这文坛的恶少而制定的。再次是文坛上的“王婆”。能念往生经，像个佛婆似的。和人论争时， 无不引经据典。看来天下的真理会全属她的一家，然而，善于搭七搭八的胡缠。有人论到别人的相貌的端正，他也可承认，但他还必须加上一句， “嘴角的痣，却是败相”。自己也并不精于计算， 却向人问起你并不到乡下去，怎么知道乡下老百姓的实情。仿佛只有这样的“论法”，可以显出他的实在。然而，这还是表面的表现， 暗地里却勾结“帮口”， 来拥护自己。用最前进的术语，打击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兵卒。把这些“死出风头”的兵卒， 而恶谥之曰“死出风头”。听到这种“几分光”的哲学， 有时是使人只有咬牙的。而最后还有超然派的自由主义者， 并没理解到事件的真实内容， 却来噭噭然出言于众： 甲固是非， 而乙也不对。剩下的， 那就他自己：“姑苏陆稿荐， 只此一家。”……
自然， 为我所嫌憎的，也为我所被人嫌憎的。这是“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往而不来非礼也”， 无可如何的。所憾者， 我在这里， 却并未尽量的发展我的所谓“个性”，确实有许多的枪头， 是给好意的朋友挡回，终于截进到自己心里完事了。我明白，这些可嫌憎的四类人物，是或多或少有个共同的立场， 那就是对于“行动”与“集体”的厌恶;也可说是中国士大夫的最好“德性”。有人如果愿意描写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愿意把这四类的典型人物让与。自然，便是加了一个“垄断文坛”的魔鬼， “死出风头”的八股大家， “破坏统一战线”的民族罪人如我者尽也可以;为了“艺术底地”创造“伟大的作品”， 我决不提出抗议。
人总是苦于无自知之明。我的弱点与短处， 未必为我全都知道;但不一定非把自己的弱点与短处， 尽量向人表白，便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公正。公正是寄托在事理本身之上;不从事理的本身之上来求出公正的结论， 却歪缠到人身上去， 本来并不是很应该的。我没有把上面的四类人物的脸谱， 画在一个特定人物的脸上去的打算。作为一个社会的存在来看，我的嫌憎自然也可凝集到某一特定点上——实有的某人身上。然而我没有“投稿不遂”或“抢去了我的饭碗”、“揽断了我的出路”的私仇;一年多来的论争，我还是为了抗战。在我有时也抱着无赖的心境：请将不如激将。待给我激得他发跳起来的时候，总该能“用工作来表现了吧”。所以我的用语， 有时也经过不断的涂改与酌量。在我有时还抱着没出息的想头：如其能以我的没落，来换得别人的前进，那我将立刻打叠起行装，老死到穷乡僻壤去，不再在“于亡无利”的工作中来“死出风头”。然而，我这些愿望都落了空，冷箭依然袭来， 他们却仍旧站在原地不动。这确实可见我是“可以休矣”了。
然而庄子有言：“心固有可如死灰乎。”我总觉得一个人真要“心如死灰”， 是不大可能的;至少不能立刻“如死灰”，总得一段一段的死下去， 死到相当的程度， 自然是“如死灰” 了。因之， 我常常会记起别人对我的一些“批评”和“辱骂”。例如有人说我“倚老卖老”，“写序世家”，我就偏装作老态， 为别人多写几篇序。在这集子的第一辑里，我就特地搜集几篇序放上。仿佛我真的一天之间，老了半百。又有人说我的文章，有如“天书”，《鲁迅风》将因我的文章，会没有人要买，我也就特地搜求了4年前一篇《出卖伤风》，增加了第三辑的“天书”的篇幅。索性把这一集子， 也可叫别人少买一份。这脾气，也许又有人说是“鲁迅风”的， 那么我就索性承认： “中了鲁迅的毒。”然而谈何容易：王守仁爱吃砒霜，至今他那馀姚故居的祀庙里， 还塑着个蓝脸的像，王守仁是格竹不成， 于是吃砒霜来增长他的思索，于是建立起他的唯心哲学了， 至今岛国之民受其赐。我于鲁迅， 可谓一无理解，我正愁中毒之不深耳。但《说胡髭》， 《论照相》，鲁迅给予我的感动是深刻的，我的爱好就不免有点偏，偏到牛角尖去了，于是成为“天书”， 自是“罪有应得”。把《鲁迅风》上所发表的文章， 收为一辑，名之曰“边风录”者，也就是在《鲁迅风》的一群中，我只吃到一点“边风”而已。而这边风还不一定是鲁迅先生直接吹过来的，是《鲁迅风》的一群中激荡出来的一种“风”的“边风”。
其次， 第四辑里的文字， 大部分是发表在我编的《公论丛书》里。没有后台老板，钱少， 文章往往不易拉拢， 无已， 只有自己“凑数”，也就凑出这些东西来了。但因为篇幅太少，仿佛不成样子。中国人是爱讲中庸，也爱讲匀整的。我也难免例外，就搜集其他方面发表的文章凑上， 够个数儿。我生平最不愿在文章上也受束缚的， 然而， 据说理论文章，应当有条有理， 于是我也有条有理起来了。“捉住马头饮水”，捉住者看马的一脸的愁苦，也许是快乐的， 但自己的头被捉在别人的手里的马的心境，大概没有人会想像得出来;虽然那马也知道：要跑路， 总得喝水， 且于身体有益， 捉住者用意何尝不好，然而马总无法摆脱它的不羁之心：它爱好驰骋， 它爱好自由，它又爱野，这真难乎其为马了。一年多的我的文字生涯，大都在如此情形下产生;尤其是这一“公论之侧”的“凑数”文字， 更使我宛然记起落笔的当初的这一情景：浅薄的理智却要羁住我倔强的感情。悲哉!
第二辑“支抄”写出以后，确实是想继续写下去的。但因为5月带来了上海暴风雨的幻影， 工部局当局，派出大批巡警，挨家挨户的搜索“抗日分子”。据说我是应该躲起来了。其实我还不曾营生圹，躲到人世之外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有些告密的宝贝，把我一连串的笔名，全都展览了出来。仿佛代敌人汉奸布下了防我脱逸的网，我真的非躲一躲不可了。于是就“躲”， 索性把文章也躲到肚里去了。“支抄”就此绝笔。但支店既然开出，货色还须配备。这就把散在各杂志上的旧文章， 来充当这支店的新货色。有人要说这是卖野人头， 那也无不可以。不幸最后一篇《形式逻辑与“绅士辩证法”》又得罪了人。这是非常抱歉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也不把这业已得罪了人的话删去， 改换我自己的“脸谱”。
我既然是“写序世家”， 那么对于写自己集子的后记， 自然是“世家之世家”——“斫斩老手” 了。我也不必遮羞。不过胡绉先生有一句话， 是使我没世不忘的。在我为程造之先生写《地下》的序里， 曾把我因为孩子的病，没有很快读完这小说的事和仄歉的心境写上，而且说， “……我却带着这一册作品出走。人固有爱自己的孩子的权利，但人更有敬爱别人的心血的义务”。而胡绉先生竟骂我连在为别人写的序上，都把老婆儿子写上了云云。这真是一瓢极凛冽的冷水——对于我。不知爱自己的“心血”的， 怕也未必真会爱别人的“业迹”。对这些无赖的笔墨， 我将可怜他们呢， 还是仍旧报之以憎恨?憎恨吧， 反正是已经憎恨过了!我也不管!
自从孩子死后，我益觉得别人的孩子的可爱了。我常常留意街道上里弄间相遇的每一个孩子的面影，有没有那尖尖的下巴， 露着凄苦的微笑。我接近他们，有时去拥抱他们，但总遭拒绝和白眼， 不忍那孩子的父母发生无谓的猜疑和忧虑，我又远远的离开了。人世是这么隔膜的!但我明白这症结的所在。我想：在作为“人类的孩子”而被抚育的社会里，我将会看到些活泼， 亲和，接受一切人的善意的爱抚的孩子吧。到这时候，我也许会抹掉我的孩子给我的阴影：悲凉的凄苦的微笑;而我这一集子的文字，也大可以烧去了。生命有了大的寄托， 我又何求于“自己的纪念”!
1939年11月2日上午，巴人记
(《生活·思索与学习》， 上海高山书店194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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