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去年这时候， 学校由长沙迁昆明，我们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西来，沿途分门别类收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歌谣一部分，共计二千多首，是刘君兆吉一个人独力采集的。他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敬佩。现在这些歌谣要出版行世了，刘君因我当时曾挂名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要我在书前说几句话。我惭愧对这部分材料在采集工作上， 毫未尽力， 但事后却对它发生了极大兴趣。一年以来，总想下番工夫把它好好整理一下，但因种种关系，终未实行。这回书将出版，答应刘君作序，本拟将个人对这材料的意见先详尽的写出来，作为整理工作的开端，结果又一再因事耽延，不能实现。这实在不但对不起刘君，也辜负了这宝贵材料。然而我读过这些歌谣，曾发生一个极大感想，在当前这时期，却不能不尽先提出请国人注意。
在都市街道上，一群群乡下人从你眼角滑过，你的印象是愚鲁，迟钝，畏缩，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自有一段骄傲，他们男人的憧憬是
快刀不磨生黄锈，
胸膛不挺背要驼。(安南)
女子所得意的是
斯文滔滔讨人厌，
庄稼粗汉爱死人;
郎是庄稼老粗汉，
不是白脸假斯文。(贵阳)
他们何尝不要物质的享乐，但鼠窃狗偷的手段，都是他们所不齿的：
吃菜要吃白菜头，
跟哥要跟大贼头;
睡到半夜钢刀响，
妹穿绫罗哥穿绸。(盘县)
那一个都市人，有气魄这样讲话或设想?
生要恋来死要恋，
不怕亲夫在眼前。
见官犹如见父母，
坐牢犹如坐花园。(盘县)
火烧东山大松林，
姑爷告上丈人门;
叫你姑娘快长大，
我们没有看家人。(宣威)
马摆高山高又高，
打把火钳插在腰。
那家姑娘不嫁我，
关起四门放火烧。
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姿态， 当不起什么“正义感”“自尊心”“为国家争人格”一类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地面上混下去了。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 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如果我们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根据就只这一点。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而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至于胜利，那是多么泄气的事，胜利到了手，不是搏斗的愉快也得终止， “快刀”又得“生黄锈”了吗?还好，还好，四千年的文化，没有把我们都变成“白脸斯文人”!
民国廿八年三月五日
(本文选自《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47年版)
赏析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闻一多离开执教的北平清华大学，携眷回到故乡，是年冬，来到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次年一月，“临大”迁云南，闻一多参加了由校方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师生一道，3个月的长途跋涉，虽然艰苦，却也使他的精神和心灵得到了震撼和充实。他接触到西南腹地的山川风物，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听到了人民的心声，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力量。旅行团成员中有一位南开的山东籍学生刘兆吉，一路从事民谣采集工作，经过辨正、整理，编为《西南采风录》，闻一多以浓厚的兴趣审理了这些材料，并写下了这篇充满激情的序言。同时作序的还有朱自清先生，“朱序”讲了古代采风传统及刘君“采风录”采集始末。“闻序”则一面对刘兆吉独力采集的毅力表示钦佩，而重点则在阐发他的感想印象，高度赞扬了蕴藏于底层民众中的旺盛的生活意志，认为这正是神圣的民族抗战所必需的，对抗战的光明前途表示了乐观的信念。
“闻序”在写法上可注意者有如下三点：一是论题集中，只选取印象最深，且于现实关系最密切的一点，即民族危难中，应取何种人生态度，抗战伟力蕴于何处。为朴悍、粗犷的民风所激荡，闻一多从封闭的书斋中探出头来，从历史的回溯转到现实中，与底层民众心理取得了初步认同。二是处处用对比的手法，乡下人和都市人的对比，野蛮与文明的对比……在对比中是非去取判然两分。民谣集中“乡下人”的粗豪、勇毅、刚健、率直，他们“憧憬”的是挺起胸膛作人： “胸膛不挺背要驼”;所“得意”的是生命的真实， “不是白脸假斯文”;乐于光明正大，耻于鼠窃狗偷;等闲生死，率性而为，等等，给了闻一多极深的印象，在他们似是“愚鲁，迟钝，畏缩”的外表下，闻一多看出了其中所蕴藏的无限生命力，而这正是表面“斯文”的“都市人”所无法设想的。三是以退为进的论辩策略。闻一多从反对者可能的立场出发，作了设想，即是可能有人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即使如此，我们也要咬定不放，这是被“人家”逼的，如果“文明”不能使我们生存， “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
闻一多是著名爱国诗人， “五四”时代那些热情喷涌的诗篇，坦露了他切望祖国富强的拳拳之心，但黑暗现实带给他的是痛苦和失望，他沉寂了，此后较长时间里他过着宁静的学者生活。但他的心并没有死， 只是蛰伏。正如他在一封信里说的：“我只觉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给臧克家先生》)是抗战使他这座孕蓄已久的“火山”找到了喷发口，放射出灼人的光和热。如果说以前他力图从历史中寻找民族的自信，那么是抗战使他在现实中、在底层民众中寻找到了民族伟力的真正源泉。他自豪地宣称：“感谢上帝，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当然他的这种乐观态度也染有抗战初期那种特定的时代气氛，为全民抗战的热潮所濡染。但对闻一多来说，却是一发而不可遏了，愈到后来，愈是夺目璀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