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 “赋者， 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①，王泽②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 日不暇给③。至于武、宣④之世， 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⑤，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⑥。《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⑦，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 以为年纪⑧。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⑨，朝夕论思， 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⑩， 时时闻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论，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⑾，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⑿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且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且夫道有夷隆(13)，学有粗密， 因时而建德者， 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⒁，奚斯颂鲁(15)，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文一也。稽⒃之上古则如彼， 考之汉氏又如此。斯事虽细， 然先臣之旧式， 国家之遗美，不可阙(17)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 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而起苑囿⒅， 以备制度。西土耆老⒆，咸怀怨思， 冀上之睠顾⒇， 而盛称长安旧制， 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 以极众人之所眩曜(21)， 折以今之法度。
(选自萧统《文选》， 中华书局1977年版)
注释 ①“昔成、康”句——成、康，周初二国君。成王名诵，武王子。康王名制，成王子。成、康之世，是周朝初期强盛时代。没，去世。颂声寝，即颂声不作之意。颂声，颂诗。寝，息。②王泽——先王的恩泽。③日不暇给——《汉书·高帝纪》：“汉兴，拨乱反正， 日不暇给。”《六臣注文选》李周翰注：“日不暇给，言不暇崇文化。” ④武、宣——武帝刘彻和宣帝刘询。⑤金马石渠之署——金门，官署名，门前傍有铜马，故又称金马门，是西汉时文士、儒生校理典籍的地方。石渠， 阁名， 为朝廷藏书之处。⑥“是以”二句——众庶， 百姓。悦豫，快乐。福应，吉祥的瑞兆。⑦“《白麟》、《赤雁》”句——《汉书·武帝纪》言武帝行事各地，获白麟，因作《白麟之歌》;获赤雁，因作《朱雁之歌》;得宝鼎，因作《宝鼎之歌》。又说，甘泉宫内生芝兰九茎，其叶相连，因作《芝房之歌》。⑧“神雀”二句——我国古代从汉武帝始建年号。汉宣帝时，因神雀集、五凤至、甘露降、黄龙现，以为祥瑞，故分别以之作为年号。⑨“若司马相如”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都是西汉时代的辞赋家。尤其司马相如，“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古辙， 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⑩ “而公卿”句——公卿，三公九卿，是朝廷高级行政长官职衔，属大臣之列。此句谓倪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萧望之等公卿大夫虽政务繁忙，但有空也常作文章。(11)雍容揄扬——雍容，仪态文雅温和大方。揄扬，赞美宣扬。(12)孝成——指汉成帝。西汉时标榜以“孝”治天下，所以皇帝谥号都冠以“孝”字。(13)夷隆——衰落和兴起。(14)皋陶歌虞——皋陶(gao yao)，舜臣。歌虞，歌颂虞舜的德政。(15)奚斯颂鲁——奚斯，春秋时鲁国公子，名鱼，字奚斯。颂鲁，作诗赞颂鲁僖公重修祖庙。见《诗·鲁颂·閟宫》：“新庙奕奕，奚斯所作。” (16)稽——考察。(17)阙——缺，缺少。(18)“浚城隍”句——浚(jun)，深挖。城隍，城池。苑囿(yuan you)，帝王花园，苑以植花木，囿以养禽兽，以供其游猎娱乐。(19)西土耆老——西土，指长安。耆(qi)老， 长老。(20)冀上之睠顾——希望皇帝怀念故旧。(21)眩曜——迷惑，惑乱。
赏析 班固的《西都赋》与《东都赋》，在形式上虽分为两篇，但实际上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合称为《两都赋》。在《两都赋》之前，都市赋中虽已有扬雄的《蜀都赋》，但它只是单纯的写物赋， 《两都赋》则第一次将人物对话引入都市赋，开创了都市赋写人、写物兼叙事的先河。《两都赋》以其在赋这一文体中所作的创新及其完整的结构、高超的笔力、多姿的笔调影响了其后的许多赋家，像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都是在其直接影响下写成的。
《两都赋》序揭示了班固作《两都赋》的直接动机：东汉迁都洛阳之后，“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与此动机相应，反对奢侈、提倡法度就成为《两都赋》的中心主题。
班固以赋的形式表达这一主题，是与他对赋的社会作用的看法分不开的。这一点在序文中有鲜明的表述。汉人对赋是否起讽谏作用，是有争议的。比如扬雄就对此持否定态度。班固对扬雄的看法是持有异议的，在序文中指出：“赋者，古诗之流也。”把赋与《诗》直接挂起钩来，认为赋是古诗的流变。按汉人的观点， 《诗》就是表现美刺两方面的内容。因此，赋也很自然地就是臣下对君上的颂扬或讽谕：“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论，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这说明，班固对赋的社会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在《序》中，班固还对赋为什么在武帝、宣帝时兴起作出解释。班固认为，汉赋与古诗一样，是时代的载记;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其去取是随时代的兴废而定的。汉初国家多事，社会不安定，人们无暇顾及文艺。武帝、宣帝时，四海升平，社会繁荣，汉朝的声威达到鼎盛。与此相应，拥有博大气象的汉赋也就应运而生了。另外，班固还注意到了汉赋的兴起与统治者的倡导也有密切的关系。武帝、宣帝都雅好辞章，经常要求文人写诗作赋。在帝王的提倡下，文人赋家都争先恐后地以自己的笔墨去颂扬大汉的声威，以满足帝王“润色鸿业”的需求。应当说，班固的这些分析都是极有见地的。
正因为《两都赋》序不仅有对《两都赋》动机、宗旨的说明，而且有对赋这一文体的起源、流变及其作用的思考。所以，后世论赋，罕有不征引此序者，足见其已经超出了一般单篇作品序言的价值，而具有了文体论方面的重要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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