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易不得见面的曾秀苍同志,今天早晨带了一包东西,到我这里来,说:
“方纪同志委托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样送给你,请你给他写篇序。”
我当即回答:
“请你回去告诉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 并且很快就可以写出来, 请他放心。”
我这种义不容辞的慷慨态度,对熟悉我的疏懒性格的人来说, 简直有些突如其来, 一反常态了。
我要说明其中原委,共有三点。
一,我和方纪同志,是“同时代的人”。他曾经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就是这几个字。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风貌, 以区别于历史长河的其他时期。每一个时代的人,也有他们特殊的经历,知识分子的特色,尤其显著。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并非自诩,我以为是很不平凡的。我们经历了中国革命进展的重大阶段。我们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的共同之点还有,我们都是爱好文学艺术,从而走进革命的队伍,这可以说是为文学而革命。
二,我和方纪同志, 可以说是老朋友了。1945年, 我在延安,并不认识他。1946年冬天,他从热河到冀中,在河间的一个小村庄,我见到了他。他是从热河赶着一匹小毛驴来的, 风尘仆仆,在一家农舍,他的多情的爱人黄人晓同志,正烧水为他洗脚。此后, 我们在《冀中导报》,土改运动中, 以及进城后在《天津日报》,都生活工作在一起。
三,现在我们都老了,他的健康情况, 尤其不好。1966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见到他,最近在两次集会上,我见到了他,搀扶了他, 看到他那样吃力地走路、签名, 我都忍不住眼泪。
我心里想:方是多么精明强干的人, 多么热情奔放的人,他有很大的抱负,他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现在竟被摧残成了这个状态! 当然,我的状态,也不会在他的心灵中, 引起完全是欣慰的感觉。
我和方在青年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经常一同骑着自行车,在冀中平原,即我们的故乡,红高粱夹峙的大道上,竞相驰骋。在他的老家,吃过他母亲为我们做的束鹿县特有的豆豉捞面。黄昏,在驻地农村的豆棚瓜架下,他操胡琴,我唱京戏。同到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开会,夜晚, 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迷恋地去听一位唐姓女演员的地方戏曲。天津解放之前,我们先到美丽的小镇胜芳,在一家临河小院,一条炕上,抵足而眠,将近一个月。进城时, 因为我们的自由主义,离开了大队, 几乎遭到国民党散兵的冷枪。这些情景, 都一去不返了,难以再遇。就是那些因为工作或因为生活而发生的争吵, 恐怕也难得再有,值得怀念。即使还有机会争吵,我身旁也没有了兼顾情义的老伴, 听不到她的劝诫了!
我和方,性格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我看到了他的优点,也看到了他的一些缺点。他对我也是这样。在我们共事期间,常常有争吵,甚至面红耳赤, 口出不逊,拍案而起。但事过以后,还是朋友。我死去的爱人, 当时曾对他和我说:“你们就像兄弟一样。”她是农民,她的见解是质朴可信的。
方的才气很大,也外露。他的文章, 不拘一格,文无定法,有时甚至文无定见。他常常是党之所需, 时之所尚,意之所适,情之所钟,就执笔为文, 洋洋洒洒。
他的胆量也大, 别人不敢说的, 他有时冲口而出。别人不敢表现的,他有时抢先写成作品。这样,就有好几次站在危险深渊的边缘,幸而没有跌下去。
他的兴趣,方面很广。他好做事, 不甘寂寞。大量的行政交际工作,帮助他了解人生现实,在某些方面,也影响了他的艺术进展和锤炼。
文如其人,对方来说,尤其明显。他的散文,视野很广阔,充满真实和热烈的情感。他的文字流畅而美丽,给人以淙淙流水的音响。
时至今日, 对于我们这一代老同志, 一切客套, 我想都不必说了。我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也珍惜方的文字。1966年以前,我曾把司马光的两句格言:顿足而后起,仗地而后行。告诉了方。他反其意,吟成四句诗, 第三句是“为了革命故”, 第四句是什么也可以不管。原话我忘记了。他从南方旅行回来,送给我一个笔筒,就把他这四句诗,刻在上面,算是对我的激励。这个笔筒,后来被抄走,诗当然成为一条罪状。他寄怀我的其他诗文,也被家人送进了火炉,笔筒不知流落在何家的案头。
党和人民,都在认真总结我们时代的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也在总结自己的成败得失。我们的作品, 自有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方的文章,是可以传世的。
方很顽强,也很乐观,他一定能战胜疾病,很快恢复健康。
1979年2月9日
(《方纪散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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