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松《防震棚》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我叫王克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初几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所谓学龄前的那段时间。似乎所有的忧愁、忧郁都与我无关,我只知道疯玩。

直到医院家属院里一座座的防震棚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出来,直到我和汤阿姨家成为邻居,我无意间卷入了一起案子,我才觉得自己突然间长大成人。

那个夏天格外反常。一入夏竟然下起了秋天里才有的那种冰冷缠绵的雨,丝丝不断,细腻悠长。在雨水的滋润下,平地上长出了绿茸茸的苔藓,家属院里宽大的梧桐叶子未老先衰地流露出凋零的迹象,四处觅食的鸡雏像刚学会游泳的鸭子,行走在绿色的水面上。阴雨过后,没有一丝风的闷热,像是把天地放在一口大锅里持续地蒸煮。在蒸煮的日子里,上面下来了精神,要求“全民防震”。医院伙房门前的大喇叭上连续播放了三天后,人们开始行动起来。伙房前面的小操场上,搭起了石棉瓦、油毡纸、旧帆布、塑料纸做顶棚的各式各样的防震棚,各家各户把缝纫机、柜子等贵重的家什都搬进棚子,白天在家里起火做饭,晚上到防震棚睡觉,大院里一时像临时的军营一般充满了莫名的紧张和神秘。住防震棚的日子,同时也打破了一家一户的隔阂,好像同在一片蓝天下,同睡一张大通铺的感觉,彼此没有秘密可言。医院的领导不知从哪里拉来了一台废弃的公交车,四个轮子没有了,瘫痪的车身像是一排巨大的房子,作为医院物资的贮藏室和治疗室,白色的公交车身上画上了大大的红十字,车门上挂起了帘子。

我们的邻居汤阿姨是医院会计科的出纳,是来自青岛的洋学生,她的丈夫王哲是县电影队的放映员。王哲每到周末在县工会的露天影院放电影,总是提前到大门口用三节电池的大手电,在人群中辨认我们这些医院职工的孩子,给我们开后门放行,仿佛我们的脸就是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他的手电筒就是验票机。在他的关照下,我们几乎看遍了县城里放映的所有电影。每当王哲走出家属院去上班,我们都尊敬地敬一个礼,齐声说道,大家不要挤,让王哲叔叔先走。

王哲不光会放电影,还有一手木匠手艺。在这个夏天的连阴雨里,他刚刚搬到医院家属院来住,就给我家打了一个小柜子,用我家的木头,他的手工。小柜子上面并排着三个抽屉,下面是两扇门,一打开门涌出一股木头新鲜的芳香。我父亲把柜子搬回家,刷了清漆,铺上了条绒的桌布,既当柜子又当桌子,成了那个时期我们家重要的一件家具。我记得有一尊石膏做的毛主席像站立在红色的条绒桌布上,毛主席向我们全家亲切地挥着大手。王哲家也有同样的一个柜子。汤阿姨说,下雨天也放不了电影,他闲不住,做个柜子送给你们,也算是我们新邻居的见面礼。我们两家的平房是医院里的一个旧澡堂改造的,顶棚互通着,隔墙只隔了一多半,两家说话的声音和炒菜的气味都通过半隔山墙互通有无。这个房子,最大的好处是屋里有水龙头,不像别人一样去公用水房打水。最大的坏处是,水龙头经常坏,半个地板都是潮湿的,滴答漏水的声音像极了这个夏天。汤阿姨爱干净,在这样的日子里,她就趴在地板上,用抹布一点一点擦地,一擦就是半天。

这天,她趴在地上擦地,由里往外,快擦到门口的时候,看见了三双沾满泥水的胶鞋,她往上看,看到蓝色的裤腿,再往上抬头,就看到了总务处吴副主任和两个年轻公安的脸。挂满雨水的脸上,有一些水珠落到她刚刚擦干净的地板上,让她心生惋惜。

吴主任在总务处分管安全和伙房,也是我们这群家属院孩子的好朋友。可是他今天带着警察到汤阿姨家,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我内心充满了好奇,仰躺在床上听墙头传来的声音。

汤会计,这是公安局的民警同志,来向你了解个情况。

是这样的,汤会计。南关当铺巷的一座老房子近日受雨水浸泡塌掉了。墙洞里发现了一批古玩字画,还有一份藏品清单。对照单子,字画全都能对上号,像是藏品的一个目录索引。唯独少了一幅《八骏图》,是故宫里流失出来的东西。据调查,你家曾在今年初在该院落租房居住,你们有没有见过或听说过这么一幅古画,请配合我们调查。

我们是在那里住过几个月,前段时间医院里腾出了房子,我们就搬过来住了。在外面住,房租也是一笔开支。况且我上下班也不方便。噢,扯远了。你们请坐,请坐。刚住进去的时候,我整理卫生,从烟道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包着一颗手榴弹,不知哪年哪月的。这幸亏发现了,要不以后我们生活做饭,还不得爆炸了。还有就是,有一回我们正睡觉,听到啪嗒有东西从顶棚上摔下来,点上灯一看,是一只手掌大的大蝎子,尾巴都赤红赤红的。对不起,又扯远了。请喝水,喝水。在这个老宅子住着,我们天天担惊受怕,就怕再有什么意外,这不单位上有了房子我们赶紧搬走了。至于什么古画,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说过。要我说,也说不定是哪朝哪代丢失的呢。

吴主任一行人走后,我听见汤阿姨又在那用力擦地,擦去那些胶鞋底湿漉漉的杂乱无章的印记。

那个年代,大人们总是组织没完没了的学习。晚上我一个人在家,在一张木头棋盘的方格子里,写满车马炮、将士相,这是父母留下的作业。我的启蒙教育是从中国象棋的棋子开始的。等晚上父母散会回来,我还要背诵一首毛主席的诗词,完成这些作业,才能睡觉。这天晚上,我呆呆地望着柜子上的毛主席像,心里在背诵他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王哲的声音从墙上传过来,好像被外面的雨声衬托得沙哑而沉闷。

一张发黄的画,怎么能扯上故宫,还是皇上的藏品?

是啊,公安说是元朝赵子昂的《八骏图》,你知道赵子昂是什么人物吗?

不知道,我知道我放的电影里有个赵子岳,老演员了。

你见过或听说过那幅画吗?

扯淡,咱老百姓能见到那样的国宝,快睡觉吧。唉,这没有电影的日子还真难熬,什么时候盖一座室内的大电影院,下雨刮风都能放电影了。

搬到防震棚里,我家和汤阿姨还是邻居。她家的棚子是油毡纸的,我家是石棉瓦的,一白一黑,用竹竿撑着,像两个孪生的兄弟。大人们谈论着邢台地震了,海城地震了,我们不知道邢台和海城在哪里,地震在我們孩子们的心目中像尼克松的老家美国一样虚幻而遥远。一边防备着地震,一边还要过正常的日子,我家包了韭菜馅的饺子,掀开篷布给她家送一碗去,她家蒸了萝卜馅的包子,掀开篷布给我家送两个。这下可好了,连隔墙也没有了,我们这些孩子,学着电影《地道战》里的样子,从床底钻过去,匍匐前行,会突然从另一家的床底钻出来,把大人们吓一跳。

与我家不同的是,汤阿姨家把三个抽屉的小柜子也搬进了防震棚里,宝贝一样爱护着。有时晚上还在上面倒扣一只碗,碗上倒立一只酒瓶子,当做地震报警器。我妈对汤阿姨说,这柜子也搬来了啊,怪沉的。汤阿姨说,搬来方便,既当桌子又当柜子,放个东西啥的。两个女人成了好朋友,晚上去医院东南角的公共厕所都要结伴同行。雨不知什么时候终于下完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整个世界都包裹在水蒸气的一片朦胧之中。每天早晨和中午,高声喇叭里的最高指示,穿透迷雾准时传送过来,仿佛是人们久久盼望的阳光一般。

不下雨了,王哲又开始放电影。不光在城里放,还经常去下面的公社和生产队里放。每当看到王哲骑着公家的大金鹿车子从外面回来,我们就知道他又出去放电影了。我们追着问,王哲,又来什么新片子了?王哲一脸疲惫地说,还是老一套,南征北战。我们哈哈地笑着,张军长,拉兄弟一把,请你拉兄弟一把吧。王哲外出放电影的时候,吴主任就经常到防震棚来视察,嘱咐些用电防火防盗的事项,满脸和蔼可亲。

事实上吴主任和我们这帮孩子是一伙的,我们经常配合默契地在一起做游戏。我们在从伙房到防震棚的路上,挖一个坑,埋上老鼠夹子,引一根长长的细线,躲在梧桐树的后面。见吴主任走到“地雷”面前,就拉弦,“砰”的一声腾起一片尘土。我们从四面冲上去,高喊,不许动,不许动。吴主任就顺从地举起双手,弯下他肥胖的脊梁,低头认罪。

吴主任是少数不住防震棚的人,他说,我老吴命大,死不了。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他依然住在伙房东头的单身宿舍里,我们在防震棚里都能听到他如雷的鼾声。吴主任家属在农村老家,他说是武松打虎的那个阳谷县。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将来退休了回老家在景阳岗上盖三间房子,开一家酒店。住防震棚的那些夜晚,我们这群孩子经常把吴主任围在梧桐树下缠着他讲故事,我们有的给他扇扇子,有的给他端茶水,在他的故事里消磨掉一个个夏日的夜晚。

他会讲梁山好汉的故事、三国演义的故事、聊斋的鬼故事,还会讲皇宫的秘史。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一本天书,他肥胖的肚子里藏着太多的秘密。故事告一段落,他就在晚上七点半准时打开他的收音机,和我们一起听《小喇叭》《星星火炬》,听岳飞传播杨家将,有时我们觉得他本身就是一台大型的收音机,只要给他灌足了茶水,吸足了烟卷,那些故事就从他的喉咙里汩汩地流淌出来。他也讲自己的故事。他是一个转业军人,转业以前在部队当过炊事班长,做过饭喂过猪,当兵以前在老家县城的一家书画店里当过学徒,会装裱,还会吹笛子。这些我们都信。前几天防震棚一对新人结婚,婚礼设在那个废弃的公交车厢里,车厢上的红十字被红喜字盖住了。我们这些孩子欢天喜地地抢喜糖,听到了婚礼上传来了委婉悠扬的笛子声,我们想象不出这些美妙的声音是从一个粗壮的胖子的嘴里,从一个满口黄牙晚上鼾声如雷的嘴里发出来的,吴主任的演奏把我们惊呆了。一管细长的竹笛,在他肥胖的手里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变得软弱无力,任他拿捏,他说这支曲子叫《山村迎新人》。我们还亲眼见他把一张普通的毛主席画像,装裱得富丽堂皇,挂在医院大会议室的墙上,像是重新被描画过一般,端庄大气,气宇轩昂,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看的一幅主席像。

那个夏天吴主任为伙房里买来了一只羊,说是给干部职工改善伙食。羊并不着急吃,他先让我们这群孩子们玩几天。放羊,成了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每天牵着它去医院北面的水塘里喝水,去医院南边的田野里吃草,每人轮流着牵一会儿,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有一次我试图骑上羊背,被吴主任大声地制止了。没事的时候,吴主任穿着他洗得发白的军装,和我们这群野小子一起,簇拥着那只羊,游走在医院四周的郊野里,采野花、拔野草,过着田园诗一般的生活。他穿军装的身影在我们的队伍里显得异常高大。那些日子,我们和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吴主任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晚上,我们就把羊拴在防震棚里,和它同吃同住。那个时候,吴主任到防震棚里来得越发勤了,他经常从伙房带了几块炸鱼或是一个猪蹄子,用旧报纸包了,来找王哲喝酒说话。有时王哲外出放电影,他就和汤阿姨说话,有一回我看到他们在一起看书,吴主任的一只胖手在书上指指点点,另一只手就很自然地搭在了汤阿姨的左肩上。

后来杀羊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都哭了。吴主任说,哭啥,买来就是为了吃肉的嘛。他把锋利的尖刀一下子捅进羊脖子里,被吊在半空的羊奋力地蹬动四肢,发出绝望的惨叫。那声惨叫在这个全民防震的夏天,显得格外凄厉。鲜红的羊血顷刻注满了雪白的搪瓷盆子,泛着新鲜的热气和泡沫。到食堂打饭的时候,吴主任给我们每人多舀了一勺子羊血,我的胃里立刻翻起了热腾腾的泡沫子。

防震棚里蚊子多,有时我就闹着回平房里睡。母亲把那个小柜子上面的三个抽屉拿下来,留了三个空洞的嘴巴通风透气,再打开下面的两扇门,把里面放上小褥子和枕头,我在家里又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木头防震棚。我很喜欢在里面睡觉,透过三个嘴巴,我可以看到高处纸糊的天花板,看到玻璃窗外面挂在高高的梧桐树上的星星和月亮。也许是水龙头又漏水了,我的睡梦里总是有一只马蹄表在滴滴答答不停地走动。

睡在木头防震棚里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出现了幻觉。一觉醒来,听到隔壁汤阿姨家屋里有悉悉窣窣的响动,类似于猫狗爬行一般的响动,先是在低矮处,在柜子底下、床底下,在地板的夹缝里行走,后是慢慢爬高。我看见一束手电的光柱直射到天花板上,然后一个人影顺着光柱的白亮慢慢爬上去,用手电往四下里照,手电的光亮把我家的顶棚都照得雪白一片,那些旧报纸上的字迹都像是受了光亮的惊吓,簌簌脱落下来,粉尘一般落在我家柜子的台面上,甚至落在我的眼睛里,让我睁不开眼。从我这个角度看去,那是一个只有下半身的人,攀爬在竹梯子上,把上半身探入到顶棚里,用手电寻找着什么。许久过后,屋里一片黑暗,一片寂静,只有外面宽大的梧桐树叶子哗哗作响,连邻居家院子的狗都不做一声。我怀疑自己是做了一个梦,后来我对谁也没有说过。

再后来的一天,汤阿姨突然就失踪了。王哲向分管保卫的吴主任报告:汤会计是被人绑架了。王哲手里拿着一張字迹歪斜的条子,上面写着:拿古画来换人。吴主任和王哲坐着医院里唯一的一辆老式救护车赶到公安局去报案。我们这群孩子以为医院里出了天大的事,就站在医院门口,望着大街,等待他们回来。汤阿姨家的防震棚前站满了人,人们说,昨晚还看见汤会计下班做饭呢,怎么王哲下乡放电影回来就不见人了。这奇怪的天气怕是注定要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吧。

在警察办案的日子里,王哲和吴主任经常在防震棚里喝酒,高一声低一声地长吁短叹。吴主任问,老王,你们家真有那么一张传说中的古画吗?怎么连绑匪都找上门来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你可得跟我说实话。王哲喝一口酒,用手拍打着柜子,说,你看我们家像是趁一张古画的人家吗?我们不配啊。我倒是想有,可是拿我的命也换不来一幅古画啊。这都是前几天警察来了解南关当铺巷的案子惹出来的麻烦。你说这个藏主,你的东西里明明没有《八骏图》,干吗要写到清单上啊,这不是给后人找麻烦呀,也许在清朝也许在民国就失去了呢。天地之大,你让我上哪儿找那张画,你让我上哪儿去找我的小汤。两人都不再言语,继续埋头喝酒。

事情远没有王哲想象得那么复杂。第三天案子破了,汤阿姨被接回来了。她的头发略显零乱,身上鞋子上还沾满了泥水。进门先是哭,哭完了就去公共澡堂子洗澡,洗完澡回来就像没事人一样,开始整理家务了。她对科长说,这两天,可不能算我旷工啊,要给我记考勤发工资。

汤阿姨是被两个本院的高中红卫兵学生绑到了医院的防空洞里。那两个大孩子,一个叫海滨,一个叫春光,平时都喊汤会计阿姨,一个家属院里的熟人。那个防空洞,是医院“备战备荒”时留下的遗物。我们这群孩子以前经常在里面玩,过家家捉迷藏,那里曾经是我们这群猴子的花果山水帘洞。大人找不到孩子时,在洞门口喊一声,回家吃饭了。不多会儿,就有灰头土脸的毛猴子从里面走出来,像电影里国民党的俘虏兵走出战壕,被大人们一个个拧着耳朵带回家去。后来,我们在防空洞里发现了老鼠和蛇,就逐渐没人敢来了,再后来我们更关心的是雨季和地震,渐渐人们都把它遗忘了。没想到海滨和春光还记得这个隐蔽的洞口,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临时山寨。

警察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汤会计家有古画?海滨说,是聽你们说的啊,你们说南关街丢了古画,汤阿姨家曾在那里住过,有嫌疑。警察说,难道这事情的源头在我们了?你们要古画去做什么?春光说,古画是国宝,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要得了国宝献给毛主席,我们要去北京。警察说,看把你们能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来过两次人,都觉得没法查找。你们就能找到?

我们几个孩子出于好奇,又去了一趟防空洞。门口已杂草丛生,进了门往里走,脚步不断向下,像进入一个矿坑。这里我们是轻车熟路的,拐过一个转角,洞里愈发黑暗潮湿,却是格外凉快。在一块不大的平台上,青砖铺的地面都有水从砖缝里渗透出来,地上铺着一个麦草的门帘子,旁边是两个罐头瓶子,一个盛着水,一个盛着剩饭。看来,这就是海滨和春光精心设置的临时牢房了。那次去,我们看到了黑暗中乱窜的老鼠,没有看到蛇。有人说,把这个防空洞改造成一个大防震棚,能住不少人呢。我说,你个嘲巴,在这儿住碰上地震,一个都跑不出去。

海滨和春光被判了劳教。后来在劳教所里他们听到一个巨大的噩耗: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他们两人抱头痛哭,他们觉得自己这一生再也没有机会进京献宝了。海滨和春光的入狱,使这个县城里关于古画的传说越来越扑朔迷离。甚至有人说,那幅画原来确实是有的,不过在国民党撤退的时候,被伪县长带到台湾去了。众谈纷纭,也没有证据。何况大事件在一九七六年的夏秋接踵而至,很快就转移了人们对古画的兴趣。

绑架事件之后,我又一次隔墙听到了汤阿姨家的谈话。

老王,我看这个地方咱们不能待了。

咋不能待了?

你想想,一个大院的邻居因为我被判了劳教,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相处?还有这幅幽灵一样的古画,怎么就缠上我了。以后还说不准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你想咋办?

调走吧,回我的老家青岛。

接下来的日子,汤阿姨开始为她的调动工作而奔忙,不管是下雨天还是闷热天,总是人事局卫生局地到处跑。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她是铁了心要离开这个县城了。汤阿姨跑调动的日子里,吴主任往汤阿姨家跑得也更勤了。

有一次玩捉迷藏的游戏,我沿着防震棚篷布的裂隙,爬到了汤阿姨家,钻进了她的小柜子里。上面的三个抽屉堵着,前面的两扇门关着,真是一个藏人的好地方啊。我在狭小的空间里,观察她家的柜子跟我家的有什么两样,她那么不辞辛苦地搬到防震棚里来。我敲打着木板,发现她家的柜子发出“咚咚”的回音,像是有一个夹层,我家的柜子是“啪啪”的声音,像是一块实木。我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一直藏到现在。我的心里能藏得下秘密,柜子里能藏得下人,也能藏得下别的东西。我想。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我去城里小学报名,准备过了夏天就上学,我为什么对这个日子记得这么清楚,因为我记得我是唐山地震前一天去报名的,史料记载唐山地震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那个上午,我和几个伙伴沿着医院后面从东山流淌下来的溪水,向西走,进东关,奔城里。一路经过了好几个因夏天的雨水而丰盈起来的大水湾,我们停下来,脱了凉鞋,到水湾里游玩。到学校的时候快中午了,这是一个解放前大地主的宅子,院子里种着高大的芙蓉树,教室里有四五根两个人合抱的大柱子,顶天立地支撑着屋梁。在这样的老宅里,会不会也藏着古画和珍宝呢?我傻傻地想。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错了,在这里上学五年,我从墙缝墙基里掏出来过不少的铜钱和土鳖,却从未发现奇珍异宝。

这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伙房前的院子里,发现了许多奇异的景象。我先是看到屋檐下的燕巢,一公一母两只老燕,用嘴叼着小燕飞到半空里甩嘴抛去,能飞的小燕就歪斜着试飞,不会飞的就跌落到泥土上,痛苦地叫唤,老燕忙碌着,直到燕巢里一只也不剩。它们是在搬家吗?为什么如此着急匆忙呢?稍晚些时候,我看到空旷的院子里热闹起来。成群结队的麻雀、蝙蝠和蝴蝶从梧桐树硕大的树冠里飞舞出来,贴着地面盘旋,一副无家可归的样子。墙根下柴草堆的暗洞里,一队老鼠有序地出行,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排着整齐的队伍,黄鼠狼公的叼着小的,母的就驮着幼的,成群结队,落荒而逃,一只臃肿的花蛇也在扭动着身体,奋力前行。它们的目标方向一致,向南,向南边高阔的田野逃去。我被这景象惊呆了,想要呼喊伙伴呼喊老吴主任,整个大院里却空无一人,只有动物们在忙碌着。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甚至看见了墙角里一根生了锈的废旧钢筋,发出暗红的光泽,像被烈火烧灼着一般。我开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眼前的一切。我回到屋里,看到父亲的鱼缸里,一尾金鱼头朝下尾朝上直立在水面上,鼓着两只愤怒的眼睛,它的尾巴蓬松着像螺旋桨一样,整个身体在水上打着旋,然后奋力一跃,跌落到地板上。我把鱼捡起来,放回去,它再一次挣扎着跳出来。鱼缸里的水居然像开水一样冒出了气泡,鱼儿发出了婴儿一般尖锐的叫声。

我想把这一切告诉大人,可是我一个人也见不到,他们又在搞政治学习。天黑了,我饿著肚子躺在防震棚的床上,满脑子在胡思乱想。这时候,一个肥胖的人影进了隔壁汤阿姨家,直奔柜子而来,他的动作熟练而准确,用钳子和螺丝刀打开后面的木板,取出一个锦旗一样的卷轴,铺开在柜子台面上,用一支手电照了照,看了看。手中突然间多了一把小巧的手术刀,小刀在纸面上游动,像宰猪剖羊一样灵巧,像杀鱼去鳞一样生动,迅速地完成了一场手术,迅速地将一切复原。我看到仿佛有八匹扬鬃炸尾的骏马,挣脱了缰绳,从这个魔术盒一样的小柜子里奔跑出来,首尾相连,脚踏祥云,一直奔跑到极高极远处的天河岸边,在那里自由地徜徉,昂首嘶鸣。这个下午和晚上我真是活见鬼了,我是不是又一次出现了幻觉。那人影刚要走出去的时候,倒立在桌上的空酒瓶子砰然倒地,发出一声脆响。像是一狗引得百犬吠,几乎同时,所有防震棚里的酒瓶子都落地了,有人敲锣,有人喊,地震了,地震了。棚子里的家属纷纷跑出来,医院会议室里穿白大褂的人影也蜂拥而出,那个废旧公交车里也钻出了人,惊慌失措地向院子里聚集。院子梧桐树下,站立着吴主任高大的身影,他招呼大家,不要慌,不要乱,要沉着,要冷静。

后来,人们知道是遥远的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据说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那些浑圆结实的大柱子,都被震得“嘎吱”作响。

汤阿姨终于办成了她的调动手续,要搬回青岛老家了。搬家时,借了一辆解放牌汽车,所有的家当一车厢还装不满,王哲招呼着人们抬柜子:小心点,别碰了漆,别碰了漆。我妈和汤阿姨手拉着手说话,两个好邻居依依不舍。我们也舍不得王哲走,他走了,我们就没有免费的电影看了。吴主任也来帮忙,也来送行,他和王哲这一对酒友,也是难分难舍的样子,拍着肩膀说,常写信,多联系啊。想不到的是,海滨和春光的父母也来送行,毕竟是邻里一场,握着手却不知要说什么,只是互道珍重。挥手作别,解放车拉着汤阿姨一家驶出了医院大门,那个柜子在车厢里仿佛要拒绝捆绑一样,还在努力挣扎着。

汤阿姨走后,吴主任有些显得闷闷不乐。他经常和我们提起,等退了休,他要回景阳岗老家盖三间大屋,开一家酒店,过绿林好汉的日子。他还是照样在夜晚,在院子里梧桐树下,给我们讲三打白骨精,讲三打祝家庄,他还是孩子们心目中的神。那些日子,用火车运来了很多来自唐山的伤病员,医院一下子忙碌起来。吴主任虽然是后勤人员,也有忙不完的工作,一度在大院里我们都很少能见到他了。

直到防震的口号喊得不是那么紧了,防震棚也渐渐空了出来,有些败落的样子了。这天吴主任陪院领导招待客人,喝多了酒,回到单身宿舍倒头便睡。半夜里蚊香烧着了蚊帐他不知道,蚊帐烧着了纸糊的顶棚他还不知道,直到浓烟把他呛得昏死过去,他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到抢救出来,人还昏迷着,屋顶已经烧落了架,他为数不多的全部家当灰飞烟灭了。人们用凉水把吴主任浇醒,他看了看眼前的惨相,肥胖的肚腹里发出老狼一般苍凉的惨叫,号叫着就要起身往冒烟的灰烬里扑去,仿佛要去抢救一件比性命还金贵的物件,被众人死死地摁住了。后来,全院的同志们为吴主任捐了款捐了物,他又重新建立了新家,很有一副灾后重建的样子。他还在大门上自编了一副对联:烈火炼真金,患难见友情。只是,他的旧军装烧没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英姿飒爽的样子。

夏天一过,我就正式上学了。我的学龄前时期宣告结束,我的无忧无虑的日子也宣告结束。上了学,日子便过得飞快,一年又一年马不停蹄地往前奔,仿佛有无形的鞭子在身后抽打着。

多年以后某电视台的一档鉴宝栏目到山东青岛录制节目。一个青岛小哥拿出祖传的一幅画,请专家鉴定。专家组沉吟良久,说道:这是元代赵子昂的《八骏图》,可惜只剩下装裱时托画纸的那一轴,但从托纸上依然能够看出八匹骏马的大体轮廓,依然有天马行空的意境跃然纸上,另外乾隆御览的印章也可以看得清楚。只是这是一幅被人剥了皮的古画,也就是说整个装裱画最表面的一层真迹已被人揭去了。

节目播出后,这个县城里又引发了一场关于《八骏图》的讨论。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更多信息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