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父母》吴克敬散文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跪草

没人能够拒绝自己的生日。

所有的父亲,都是以娱乐自己身体的方式,播种下自己的血脉,要母亲来孕育生养。母亲妊娠反应,想吃酸,吃了就吐;想吃辣,吃了也吐;想吃甜,吃了还吐……母亲一点办法都没有,母亲只有忍,忍得自己一天天变,变得大腹便便,变得臃肿失形,变到十个月时,咬牙忍痛、扯断头发、抓破手心,诞生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紧攥双拳,紧锁双眉,紧闭双眼,高声大嚎,似乎要拒绝他的出生,但这由不得他。

所有的新生命,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身不由己的。

哭没有用,攥紧拳头、锁紧双眉、闭紧双眼都没有用。母亲生下了他,他就得好好地接受,好好地活,活给母亲一个样子看。这是所有母亲的期望,也是自己艰苦奋斗的一个目标。然而,没人知道自己给母亲活得满意不满意,自己给自己活得满意不满意。通常的情况下,满意不满意,都要装出满意来。

是个什么样的装法呢?

千姿百态,各人有各人的装法。但过生日这一方式,是大多数人喜欢的一种选择,似乎不这么做,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生育了自己的母亲。

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生日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但是一定不会很多,如我只见识过我的父亲,以跪草的方式,来为自己庆生。

“人生人,吓死人”!

十月怀胎的母亲,在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过去,因为婴儿脐带绕颈,或是胎位有问题,就一定会难产,进而丧命。听说父亲的降生,就使父亲的母亲、我的奶奶受了一次大罪,从傍晚开始预产,一直熬过长长的一个晚上,到第二日快中午的时候,才艰难的生产下来。因为这一緣故吧,父亲在他生日的时候,从不招亲戚,也不待朋友,拒绝一切热热闹闹的宴席,拒绝所有快快乐乐的活动,黯黯淡淡的独自给自己过一个生日。

甚至是,父亲还拒绝参加他人那样的生日活动。

父亲说了,自己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受难日。因此,到了父亲生日的时候,他会背起个竹编的大背篓,到自己的麦草垛子上,扯回一背篓的麦草,背回家来,在张挂着父亲的母亲、我的奶奶的画像前,铺开来,跪上去,给画像上他的母亲、我的奶奶,磕上三个头,点上一炷香,然后就静静的跪在麦草上。要喝水了,把水端到他跟前,他跪在麦草上喝;要吃饭了,把饭端到他跟前,他跪在麦草上吃……父亲是抽烟的,不是现在有的香烟,而是农家汉子自种自收的老旱烟叶子。平常的日子,父亲的烟特别紧,一会儿装一锅,一会儿装一锅,点着了,吧嗒吧嗒,烟笼雾罩,可从他跪上麦草时起,就不再抽了,他忌了口,到站起来,动都不动他给自己拴的黄铜烟锅。

作为男丁,我小的时候,在父亲跪在麦草上时,自己懵懂着,挨着父亲也会跪下去。但是父亲不让我跪,他会抬手拍打我的脑袋,把我赶开,让我到炕上去睡觉。

我是没有耐心的,很快就会睡去,而父亲坚持跪着,不能丟顿,不能睡觉。

父亲从傍晚时跪下来,面对他的母亲、我的奶奶,在麦草上要跪整整一个晚上,天明了还不起来,还要跪着,安安静静的跪着,一直跪到早饭吃罢、快近午饭的时候,才活动着他的腰身和膝盖,慢慢地站起来,收拾干净铺在他的母亲、我的奶奶画像前的麦草……一年一年又一年,直到父亲去世,他在他生日这天,不改样子的都要跪在麦草上,给他的母亲、我的奶奶跪着。

父亲说他这是跪草。

我见到父亲跪草的次数多了,到现在想起,他跪草的模样,仿佛一尊铜铸的雕塑,印记在我的意识里,是那样的虔诚,那样的隆重,绝不是热闹着、快活着给自己弄一场生日宴可比的。

父亲所以跪草谢母,那是因为,他的母亲、我的奶奶生他时,就是在一背篓麦草上生下来的。

这就是传统俗语的“落草”了。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妇产医院,每一个新生命,几乎都是在自家炕脚铺着的草堆里落生的。

我父亲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

我受了父亲的影响,时至现在,年过六十,也不着意给自己弄个生日宴什么的过一过。但我远离了故乡,身在大城市的西安,却也不能如父亲一般,在自己的生日,以跪草的方式,感谢纪念母亲对我的生育之恩。我想不出别的办法,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在我西安的书房里,独自一人,来读一个晚上的书。我坚持着这个习惯,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我著文说过,因为“文化大革命”,我没怎么读书,勉强有本中学毕业的文凭,实际只是踏实认真的读了小学。后来,我舞文弄墨,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还有点儿收获,与我生日之夜苦读狠写是分不开的。

去年冬尽的日子,我于我的生日之夜,开始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我愿我的母亲,像她诞生了我一样,给我力量,赐我智慧,帮我怀胎,诞生出我的长篇小说来。

把祖宗请回家

《品味》杂志的记者王明,昨日来我府上采访,说他们本期杂志要做个过年的专栏,希望我能就此说几句。听了王明的采访要求,就没做什么思考,开口就说,过年了,我要把祖宗请回家来,和祖宗们一起来过年。

如果我没有一大把年纪,可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年纪大了,我不能不这么想,也不能不这么做了。

这是我们民族文化最可宝贵的地方。尊亲爱祖,如唐代诗人王维在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中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大家知道,九月九日为我国传统的重阳节,这一日,人们是要登高怀亲的。后来,又为这个日子赋予了新的内容,亦即我们今天的老人节。王维的一句话,提醒和影响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的亲人,同时,更不能忘记我们的祖宗。

起小的时候,在扶风县的老家过年,都是要跟着家里的长者,赶在年三十的时候,举着灯笼,端着香裱,到祖坟里去,把祖宗请回家来,让祖宗陪着我们,我们伴着祖宗,一起来过年的。谁家如果不请祖宗回家,所谓的团圆年,就难说团圆了。

这是重要的,来不得半点马虎。

我始终记忆在心的,到了年三十的下午,父亲净手净脸,也监督我们兄弟几人,净手净脸,然后由最小的我,走在最前面,举着一盏点燃了蜡烛的灯笼,其后是我的几位哥哥和健在的父亲,他们手里有端托盘的,有拿纸货的,鱼贯地走在去祖坟的路上……这个时候的故乡田野,到处都有如我们父子一样请祖宗回家的队伍。我们到了祖坟,给长眠在这里的爷爷、奶奶们,烧纸、祭酒、焚香,并呼唤祖宗们的名讳,给他们说一年的收成,说家里的情况,还说大家想念他们,要请他们回家,一家人团团圆圆过个年……不是因为我小,其时的我,一点都不怀疑,我们的祖宗是被我们真的请到了,走在我们中间,和来请他们的我们,走在一起,走回到家门口了,把祖宗们让在前头,看着祖宗们走进了家门,我们还要在大门口燃一挂鞭炮,而家里已在上房开间(如今天的客厅),摆放好八仙桌,把祖宗恭敬地安顿起来。

祖宗在这里是一座一座木质的牌位,上面书写着祖宗们的名讳,我们兄弟跪拜祖宗,从初一到十五,在把祖先依例送进祖坟前,我们与祖宗一起过年,我们吃喝什么,敬献祖宗什么,祖宗牌位上的水酒不能断,祖宗牌位前的明灯不能灭,祖宗牌位前的香火不能熄……我们尊亲敬祖,祖宗与我们血脉相传,我们是祖宗的贤子孝孙。

“破除四旧”的声浪,突然地高涨起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人敢把祖宗请回来过年了,但谁又能忘了祖宗,不爱亲近的祖宗呢!

发生在我们村上的一件事,是啼笑皆非的,但我在写这个事的时候,却没有啼笑皆非的情绪。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开展到1968年的时候,我叫三爹的老人,不敢明目张胆的去祖坟请祖宗,要过年了,他就天黑透后,在胳肢窝揣了烧纸,偷偷窜进村野里的祖坟,在这个坟头上跪下了,招呼一声这位祖宗的名讳……三爹不晓得,有一个邻村的猎户,把一杆猎枪,装满了枪药和铁砂,悄悄的瞄准着他……这个猎户发现这个坟地里有狐狸的洞穴,他想过年的时候,捕获狐狸,为他的年节,增添些年的乐趣和内容。他把来请祖宗的三爹当成狐狸了。三爹的胳肢窝夹着烧纸,猎户错把烧纸当成了狐狸的尾巴,并以此判断,这只狐狸不小,该是只老狐狸呢!

枪火即时扣响,三爹应声倒地,猎户狂奔向前,他看到中枪的不是老狐狸,而是活人一个!

猎户没有逃路,他把猎枪摔在坟头里的石碑上,背起中枪的三爹,一路跑到公社医院,手术中,从三爹肉多的屁股蛋上,取出了一把铁砂。

三爹伤还没有好透,就被村里的造反派揪回村,给他挂上“旧势力孝子贤孙”的黑牌子,好一场游行。

三爹挨了一记黑枪,成了黑典型,而打了三爹一黑枪的猎户,犯了罪错的,却披红戴花,成了“破除四旧”的红色典型。

事情过去快四十年,黑典型的三爹,紅典型的猎户,都已作古,不在人世。而这时候的社会风气,也大为转变,我们又要大张旗鼓的尊亲爱祖了。早前,我在西安报社工作,几位哥哥也都健在,过年时我必须回到老家,拜见几位哥哥的同时,也是要依例拜祭我们的祖宗的。如今三位哥哥相继离去,我该怎么办呢?我也老了,六十有三,我为我决定着,赶在年三十的时候,把祖宗请回来,和祖宗一起过年。

我在西安的家里,已为祖宗们准备好了地方。

在父亲眼里

回头来看,父亲离开我虽已四十七年,但我感觉得到,父亲的眼睛挂在我的身上,时刻都没有偏离。

天下佬儿爱小儿。我们兄弟姐妹多,在我前头的哥哥姐姐们,没谁敢惹我,他们惹我的后果很严重,不可避免的都要被父亲修理一顿,轻则骂,重则打。所以说,我在父亲眼里,是最受宠的。但我不得不说,我也是父亲管教得最严格的。譬如父亲教我写毛笔字,就特别严厉。我虚岁七岁时上学,可我写毛笔字的时间,要往前推一年半,亦即五岁半时,喜欢虞世南的父亲,就把他临过的书帖找出来,让我临写了。家住法门寺北的闫西村,背靠着中观山,天热的时候,有风从山坡上吹下来,倒也清爽惬意,而天寒的时候,顺着山坡吹下来的风,却像刀子一样,直刺人的脸。恰在这个时候,正是父亲逼迫我练习毛笔字的不二机会。父亲说了,寒暑习字,你不用脑子,用手都能记得住。四十二年后,亦即2010年10月,我从鲁迅的故乡绍兴颁领“鲁迅文学奖”回来,朋友们给我拿来笔墨纸砚,铺在我的书案上,要我来写毛笔字。我心里打鼓了,却又无奈的捉起笔来,在一张四尺的宣纸上,一口气写出“耕心种德”四个字来,放下笔,在朋友们由衷的鼓掌声里,我仔细的端详了一遍,直觉父亲此刻就在我的身边,给我又说了一遍他当初给我说过的话。

我必须承认,父亲有先见之明,人的自身的确有两种记忆,一在大脑,一在肌肉。往往是,大脑的记忆,因为情感等因素的左右,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而肌肉的记忆,是坚强的,是牢靠的,不会因为这样的干扰、那样的困扰,产生一丝一毫的偏差。小时候,我在父亲的逼迫下,练习过毛笔字就是练习过,正如我是一个木匠,年轻时做过一段木工活,做过就是做过,几十年没练没做,动手再练再做,心不跳,手不抖,依然会练得有模有样,依然会做得有型有款。

是的,我练习毛笔字,是父亲逼迫的;而我学做木工活,则是生活逼迫的。

父亲逼迫我练习毛笔字,选择的时间多在晚上睡觉前,无论寒暑,我要脱鞋上炕,必先到炕跟脚的书桌前,磨墨把父亲准备的两页米字格习字纸,临着虞世南的字帖,在米字格里把大字写足,然后又要把米字格之间的空隙,填满小字,才算完成任务。这时候,我的心跳是急促的,因为我要把写好的习字纸,捧给父亲验收。父亲如果是满意的,就把他锁着的核桃木枕匣打开,在一块大大的焦糖上,掰下小小的一块,亲切地叫着我的小名,让我靠他近一些,他掰下的焦糖,让我在舌尖上舔一口,趁着唾沫的黏糊劲儿,粘到我的额头上。是夜,我睡在父亲的身后,背靠着他的温暖,我睡得像额头上的焦糖一样甜蜜。来日,我还会头顶着焦糖,在村里,在学校,招摇一整天。但是父亲如果认为我的习字,练得不够认真、不够到位,他会立马黑下脸来,让我伸出习字的手,把他抽着的黄铜大烟锅,抡起来,在我的手心抽一下。被父亲抽过的手心,先是一个白色的小圆圈,一会儿还会红肿起来,到了第二天早晨,红肿的地方更会成为一团青紫色,其所凸起的样子和色彩,又恰似我额头上曾经骄傲地顶过的焦糖。

在父亲的逼迫和诱惑下,我的毛笔字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是,钢笔这种新的书写工具,在我上学后,越来越为我所喜爱。父亲没有泥古,他北上中观山,砍了几天的硬柴,挑到四五十里外的法门镇,卖了后给我买了一支当时最有名的金星钢笔。我用这支钢笔,于1966年考入中学,还准备着,用这支钢笔从中学升入高中,然后再考入大学,为我理想的生活而努力。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父亲被扣上一顶“村盖子”的大帽子,拉出来批判斗争了。

造反派给父亲做的高帽子有三尺高,糊了纸,写了字。父亲得到高帽子后,没有因为高帽子而不开心,他只是觉得高帽子上毛笔字写得太丑陋了,这使他心里极为不爽。父亲熬了浆糊,在高帽子上重糊了一层纸,然后磨墨捉笔,自己要重写一遍,他把墨笔都按在高帽子上了,却叫了我来,让我工工整整地用虞体给他重写了。父亲很是得意他的这一做法,来日自己戴上高帽子,到造反派指定的地点去接受批斗。可是问题出来了,批斗会开到一半时,有人发现父亲高帽子上的字是那么工整,便怒吼一声,把父亲的高帽子打落在地,几脚踩烂后,又糊上纸,歪歪扭扭写上父亲不能忍受的那种字……包括我这个他爱到骨子的碎儿子在内,没人想到,只是这一那时最为普遍的践踏,竟让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没有吃,没有喝,到第二天凌晨,用一根绳子,把自己羞死在了高帽子前。

父亲用他的生命,维护着文化的尊严。

父亲这一决断,从此扎根在了我的心里,无论我回乡成为一个农民,春天耕种,秋天收获;无论我自学成为一个木匠和雕漆匠,走千家,串万户,我都深怀着对文化的敬畏和探索。我所以这么坚持,都是因为,我知道父亲用他热爱文化的眼光,一直看着我,我不能懈怠,我不能逃避,父亲如炬的眼光,是我朝着文化的方向奋勇追求的指路明灯。我人过而立之年,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我生活的小堡子闫西村,走进了扶风县城,再后又到了咸阳市里,最后落脚在大堡子的西安。我没有旁顾,更没有旁视,我在父亲眼睛所及的视野里,认真做着父亲希望我做的事情。在父亲节来临之际,我写下这一切,既是对父亲的纪念,更是对自己的鼓励。

父亲看着我,我在父亲的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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