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2日，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在北京逝世。作为一个“坚定的左翼作家”，陈映真在海内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并获得过极大关注。陈建功说，陈映真是第一个以小说形式表现台湾上个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革命者的斗争与牺牲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反对“台独”的作家。他以理性的思辨和战斗的激情，对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展开了旗帜鲜明、思想厚重、有理有据的批判。学界对于陈映真的有限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小说创作层面，而对其精神结构乃至整体性的探讨则相对薄弱。在这个意义上说，王安忆的《乌托邦诗篇》。以下简称《诗篇》）与其说是一部中篇小说，倒不如说是以诗的笔触写成的一篇独具特色的“陈映真论”，为我们整体性地把握陈映真的精神结构与主体意识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视角。
《诗篇》中的匿名主人公便是王安忆体验中的陈映真，其中又以基督教文化的视角为观照基点来看待、感悟、理解主人公，满怀热情地道出了作者与他的相识、相知以至于对他的无限怀念。《诗篇》开篇点出，“一个人在一个岛上，也是可以胸怀世界的。”而“这个人”又不是从书本、地理课程以及一些相对有限的旅行这样的途径来得知世界的，他是从《圣经》的“创世纪”获取这一知识的。从“耶和华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这一神圣事件中，“这个人”就不仅知道了现在：世上人被耶和华的力量分散与隔膜的状况；而且知道了过去：曾经有一个可能，世上人是欢聚在一起，有一座通天的塔标作召唤，互相永不会离散。判断他是从《圣经》里了解世界，是因为“这个人”的父亲是一名牧师，这也是由对他的怀念而谱写诗篇的根据。而这怀念又与肉体无关，它纯粹属于精神领域。这是一种不求回报、不计名利、完全只与自己有关的精神活动，它不需要任何别人的承诺，它使人彻底地沉浸在自我的思想里。“似乎在我心里，划出了一块净土，供我保存着残余的一些纯洁的、良善的、美丽的事物；对这个人的怀念，似乎又是一个援引，当我沉缅于纷纭杂沓的现实的时候，它救我出来瞭望一下云彩霞光，那里隐着一个辉煌的世界；对这个人的怀念，还像一种爱情，使我处在一双假想的眼睛的注视之下，总想努力表现得完善一些。”正由于此，这种情感逐渐演变为一种想象力，驱策《诗篇》去刻画“这个人”。
《诗篇》作者与“这个人”的最初相识源于“这个人”的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三角脸”和一个“小瘦丫头”的凄惨命运以及彼此的相依相靠。其所指的，显然是陈映真的短篇名作《将军族》。《诗篇》感同身受的正是这一小说“集浑厚与温柔于一身”，正是小说作者所描写的那种相濡以沫的情状。这一切都源于“这个人的情感是一种类似神灵之爱的情感”。尤其是在“我们和那个岛隔绝了多年，多年里，我们互相编派着对方的故事，为了使我们彼此憎恶。憎恶的情感在我们心中滋生增长”的文化背景下，“这个人”的情感就尤为难能可贵而令人不能忘怀。他有一种奇异的爱心，“这爱心很大，又很小；很抽象，又很具体；很高，也很低。像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这样的两个可怜虫，要说他们有什么资格承受这样的爱心呢？然而是否正因为它是这样不计条件，它便可大到无限处了呢？这种爱意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吗？即使是对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这爱也没有显出丝毫的俯就之感。”“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成为《诗篇》与“这个人”结缘的一颗种子，而种子的内核就是“爱心”。
后来在美国举办的一个“国际写作计划”活动中，《诗篇》作者见到了“这个人”。并且，“这个人对我说：你的发言稿我已经看了，我父亲也看了，父亲看了后很感动，说中国有希望了。”而这个人的父亲的一段话却令人终生难忘。“那是说在这个儿子远行的日子里。远行是一种象征和隐喻的说法，它暗示了这个人的一段危险与艰辛的经历，这不仅意味着离家的孤旅，还意味他离开他相对和谐的早期经验，走入残酷的认识阶段。它具体的所指，大概是‘入狱’这一桩事吧。在这个人远行的日子里，他的父亲对他说：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而这些话，恰恰成为了《诗篇》的精髓。“这个人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我想象他在那个湿润的多雨的乡村礼拜堂里布道，我的心里又激动又静谧，又温暖又沁凉。受到他的夸奖，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而“我的发言稿内容大意是：像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作家，开始从自身的经验里超脱出来，注意到了比我们更具普遍性的人生，在这大人生的背景之下，我们意识到自身经验的微不足道”。“这个人”的父亲所看到的希望正是如此：面对普遍的人生，意识到自身经验的有限性，从而获得超越。从基督教文化眼界出发，人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是无限的。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存在，也就有了接近上帝的可能性。“这个人”对“我”的影响则是用人类的普遍的苦难淹没了“我”的经验。实际上，“苦难”正是流淌在陈映真血液里的一以贯之的主题情怀。
与“这个人”的另一次因缘起于他和他的知识分子同伴们创办的《人间》杂志，尤其是《人间》整整一年的参与营救一个曹族少年汤英伸的呼吁与行动。曹族是一个山地民族，是台湾岛上原住民的九族之一。英俊聪慧、对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的曹族少年汤英伸，由于生活所迫而退学到都市谋生。不幸的是，他没有遇到好人，雇主的欺压导致汤英伸一夜之间犯下了骇世惊俗的杀人罪。“这个人”在《人间》辟出版面，描述汤英伸及其事件，使得全社会都注意到一个普通的孩子。“他和他的知识分子伙伴们大声疾呼：请你们看看这个孩子！看看这个孩子为什么犯罪！当这个孩子犯罪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大人都已经对他犯了罪！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身置一个法制的社会，他们企望以自然世界的人道原则去裁决这一桩城市的命案。他们甚至提请人们注意到几百年前，一个大民族对这个少年所属的小族所犯下的罪行。他们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带有浪漫的诗化倾向的事实：当汤英伸少年向那雇主一家行凶的时候，其实是在向几百年不公平的待遇复仇。他们向这个严厉的法制社会讲情，说：‘请先把我们都绑起来，再枪毙他。’他们还要这个法制社会注意到天国里的声音：‘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丢失，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这个人”的身影就活跃在这些激越而温存的话语里，“我”觉得无比亲切。“这个人和他的同伴们为汤英伸奔走呼号，他们甚至活动到使告主撤诉。他们说，世间应当有一种比死刑更好的赎罪方式，要给罪人们新生的机会。在那些日子里，汤英伸的案件妇孺皆知，人人关心。关于案件的判决一拖再拖，给予人们不尽的希望，汤英伸的命运成为了一个悬念，寄托着人们心中最良善的知觉。诗人们提出‘难以言说的宽爱’；教育家提出‘不以报复的方式’；政治家提出‘人文的进步’；历史家提出‘优势民族与弱势民族的平等’，人们说：可怜可怜孩子，枪下留人！”这是一幅激动人心的场面。正是由于“这个人”投身其间并处于显要位置，这场运动与“我”有了奇妙的联系，“我”与这个不曾谋面的少年有了休戚与共的情感。他和他的同伴们已经把生命投入这一事件中，已经将结果抛出在外。我们看重的也正是这种“爱”的无私精神，最终，“这个人和他的伙伴们的善心，没有为这少年挽回生命，只给他整整一年焦灼和受尽希望折磨的时间。汤英伸受毙时掌心里紧握着十字架，神父曾对他说：‘凡他交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丢失，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这与其是安慰汤英伸，毋宁说是安慰这个人和他的伙伴，因此，他们以‘汤英伸回家了……’作最终的文章的标题。”令人难以想象，这是怎样得一种爱心！然而，“这个人”的希望终于告一段落。“他的失望对我也是有影响的，我很想对他说：这，就是人间。我还明白了一个事实，从此之后，我与他这两个海峡两岸的作家便分道扬镳。我与他的区别在于：我承认世界本来是什么样的，而他却只承认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以顺应的态度认识世界，创造这世界的一种摹本，而他以抗拒的态度改造世界，想要创造一个新天地。谁成谁败，可以一目了然。”是的，“承认世界本来是什么样的”表明人的存在的经验性状态；而“承认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则表明了人的存在的超验性状态。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与存在效果。基督教文化精神所秉持的正是人的超验性存在，而非经验性存在。任何现实层面的批判都是经验性的，而惟有基督“神性”是超验的。
对“这个人”的怀念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和信仰有类似呢？后来“我”知道，“这个人”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后来“我”还知道，耶稣是“这个人”的朋友。这促使“我”拜读《圣经》，不断走进教堂。这使“我”逐步明白基督教文化的博大精深，逐步体悟到耶稣基督的神圣启示及其对人类的心灵关怀，更使“我”加深认识了“这个人”与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深层关联，理解了他的言语与行动。
与“这个人”的再次结缘是在七年之后的一次匆匆重逢。“我”知道了他在七年中做的事情里最新的一件是关于抗战时期日军野蛮杀戮中国劳工的“花冈惨案”。他不仅沉浸事件之中，而且编排成戏剧上演，并担任角色。人类的罪恶不能被无知地遗忘，如果不懂得黑暗，也就无法懂得光明。“在这父亲宣讲福音时，这儿子在宣讲灾难。无论是这父亲还是这儿子，我都怀念。这父亲和这儿子讲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当人们在灾难前睁开眼睛的时候，福音就来到了，好消息就来到了。”此时，“我”忽然明白了“这个人”在岛上却能够胸怀世界的全部秘密了——那就是“这个人”的父亲在他远行之际对他的嘱托：“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也正如此，“这个人”首要选择的便是作为“上帝之子”的使命。
《诗篇》最后写道：我不知道这个人所做事情能否对这世界发生什么影响，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能否如这个人所良善愿望的那样变化，我只知道，我只知道，在一个人的心里，应当怀有一个对世界的愿望，是对世界的愿望。……呵，我怀念他，我很怀念他！
对世界的良善愿望，正是“这个人”作为“上帝之子”的抉择。人都有自己的感情，而惟有爱心是人类感情沟通的起点；人都有自己的民族，而惟有信仰是跨越国界而全人类的。
《乌托邦诗篇》中的“这个人”就是陈映真，虽然未被作者直接点名。作者一开始就已经说明，这部作品是诗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说，因为她“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上帝的孩子”不仅本质性地规定了陈映真这一艺术形象，而且使得作者也拥有了一个精神的制高点。真实而又虚拟的“精神乌托邦形象”，正是这首诗篇的价值，更表达出陈映真形象的特质。
由于特殊的基督教家庭环境的影响和独特复杂的人生成长道路，陈映真的精神构成中存在着几种因素：基督教文化眼光中个体的苦难历程以及形成的耶稣基督的博爱信念与人道主义情怀；出于对苦难的救赎形成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信念乃至无政府主义以及出于对现代工商社会的深刻认识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认同形成的对中国的认同以及对分离主义倾向的强烈批判。在所有这些话语中，归根究底使陈映真的精神历程与生活道路得以安身立命的是基督教文化的精神支撑。他由苦难而一度走向了马克思，进而寄托于耶稣基督。无论是他作为艺术家的虚构写作还是作为思想者的非虚构写作，无论是他的小说创作还是杂文与文艺评论以及其他声音，都流注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芒。陈映真是人道精神话语的倡导者，更是实践这一话语的切身行动者。《诗篇》开头所说的，“一个人在一个岛上，也是可以胸怀世界的”，原因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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