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烟《爷爷》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这回在半岛,我发现了一样稀奇东西,就在往镇上去的丁字路口,有个妇女摆着小摊,卖秧子鱼,晒干的。那妇女我认得,是我小学同学的大姨。她家哪来的秧子鱼呢?半岛只有我爷爷才卖这个秧子鱼。早些年,爷爷家半间子的炕上,晾满了秧子鱼。有散的,半干的,在簸箕或笸箩里装着的,还要拿到院子里继续晒的。也有晒干的,塑料袋里装着,一袋一斤。有临时来买的,省得过秤了。

秧子鱼就是小银鱼。小银鱼有多小呢?超不过大拇指头长,比拇指还要细些。秧子鱼长不大,到老也就这么大。临近傍晚,海水叫太阳晒了一天,温吞吞的。齐腰深的水里,经常能见着秧子鱼成群结队地疯跑,偶尔有跳出海面的,甩得身子啪啦啪啦响。晒干的秧子鱼比味精还鲜。一个凉拌黄瓜,搁上一小撮秧子鱼,一搅拌,满嘴的海味儿。一大锅的疙瘩汤,抓一小把秧子鱼撒在里头,其他的啥佐料就都省了。

爷爷是打秧子鱼的专业户。爷爷拿着他的旋网,海水里稳稳一站,脚底下像长了桩,深深扎在水底了。爷爷的眼像老鱼鹰,瞅准鱼群,左手兜着铅疙瘩,右手180度的大弧,一个大撒把,撒出了旋网。眨眼工夫收网,网从海面一露头,挂着活蹦乱跳的秧子鱼满网了。

半岛多少人见着海水里蹦跳的秧子鱼眼红呢,可他们没办法,只能干瞪眼。这打秧子鱼的渔网有讲究,网丝儿细,扣眼跟瓜子儿差不多大。早些年没有织网的机器,全靠人工。一条秧子鱼网,爷爷织了三年,刨去出海挣工分的工夫,晚上就在油灯底下织。常听爷爷唠叨,夏天在蚊帐里织这旋网,腿脚施展不开,冷不丁贴上了蚊帐,光叫蚊子喝的血,就有几大碗。光线暗,加上网丝细,左手的大巴掌握不住那小木头撑子,只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右手拿着牙签大小的梭子穿动。那个功夫不亚于绣花。有时候鼻子控出了血,大多时候,是把眼睛熬得比兔子还红。

半岛的老爷们儿,没有几个能吃得了这个苦,他们没这耐性。有这耐性的,心思也不用在这上头。他们琢磨着怎么买大船,打大鱼,挣大钱。挣了钱再来买我爷爷晒干的秧子鱼吃。

爷爷勤苦。走路的工夫,爷爷不闲着,手里拾着路边的干树枝子,拿回家烧火使。有时候沙地里有船上马达掉的螺丝帽、小铁片儿,他拾起来,分了类,收在他的工具盒里。一小片破渔网,叫风刮得挂在树杈上,爷爷摘下来,把上头的白浮漂剪下来,钓鱼使。早上五六点钟,天刚要放亮,爷爷赶海已经回来了。赶海,他什么都能赶回来,黑塑料球,从海里漂过来的,他捡一长串;有大鱼搁了浅,他扛回来;绿色啤酒瓶子,塑料饮料瓶子,他每天捡一网兜。我穿了破洞的牛仔裤,爷爷说他赶海赶了好几条,都是船上的伙计丢的,漂上来了,叫海水和石头礁磨着,发了白,跟我穿的一模一样。

他说,人不能闲着,人闲着干什么呢?

爷爷是个巧手。一进门,葡萄架子底下,经常见爷爷在院子里拿刨子推着什么,满院子的刨花香。我拿着蛋糕色的刨花,像我妈新烫的大波浪,觉得好看,却又不知用在哪儿,犯了难。我问爷爷,这个好干吗使?爷爷说,生火使。眼看着刨花堆成了山,没两天,一个圆桌做成了,真新。爷爷叫我猜,桌面底下是什么东西改造的,我猜不出。爷爷说,是捡的木头车的车轮子。车轮子当圆桌了,怎么打量也打量不出来,都靠了爷爷的巧手。家里的扁担、锄头,挖蛤蜊用的小抓挠、钓蛏子的钩子,在墙根底下,整整齐齐摆着,都是爷爷打磨的。只要是带木头把的家什,哪一个都是平滑光亮。每回我拿小抓挠去海滩上挖蛤蜊,临出门,奶奶嘱咐我,好生使,使坏了你爷爷心疼。

爷爷属猪,乐观。爷爷这辈子,没挣着什么大钱,却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爷爷常常嘴里哼着小曲儿,腰里别着小酒壶,撒旋网休息的工夫,时不时掏出小酒壶来滋拉滋拉喝两口。爷爷干活,从来都是高高兴兴的,没见过他愁眉苦脸。

爷爷织吊网的时候,在家里拉着绳子,一扣一扣地绑着铅锤,一边听着半导体。单田芳的评书,《白眉大侠》《七侠五义》听了好多年,估计重复了吧,他听不厌,好像就是为了听评书似的,不急不慌的,织吊网只是随手,为了解个闷儿。

他也常常伺候院子里那两棵葡萄树。喷药、绑枝,把斜出去的枝杈修理得干干净净的,一点儿累赘也没有,葡萄架子是用旧网丝儿绑的,聚乙烯的网丝儿,透明的,看不见绑的痕迹,像是葡萄枝子自己长在架子上,每个枝子都那么顺溜。

爷爷受的伤数不清。爷爷左手大拇指缺了一截,他说是年轻时被大螃蟹夹了,夹断了一截,血流止不住,后来在肚子上挖了一个洞,把拇指插在肚子肉里长,长好了又取出来。

爷爷的右手拇指也缺了一截。那是他年轻时拿铁叉子去叉土鱼,那种贴在海底的沙地里跑的大土鱼,头顶长的针比钢针还厉害,爷爷的大拇指就是叫土鱼针给扎了。土鱼针有毒,中了毒会丧命,当机立断,爷爷拿菜刀截了一截手指头才算保住了命。

爷爷救过好几条人命。“文革”时候,有个爷爷叫几个妇女撵着批斗,撵得没地儿跑了,情急之下跳了井。家里四五个孩子等着养活呢,村里想办法救他,井口围了百十号人,没一个敢下井。好几十米深的井,爷爷把绳子绑在腰上下了井,救了他一命。有一回,有一个外地杀人的逃犯,逃到了半岛的北山上,叫空军部队值班员发现了,正要抓他,情急之下,他跳了山。那山跟悬崖没两样,山底下就是海。那会儿,爷爷正开着他的小船载着外地的游客们游半岛呢,一见有人跳了海,爷爷二话不说就跳了下去。爷爷把杀人犯救上来了,旁人指点着说,杀人犯该救么?淹死了省得挨枪子儿了。爷爷说,是条人命都该救。

爷爷是个犟脾气。十来岁的时候,爷爷跟着太爷爷打鱼,赶上了大风,一阵风把毛线帽子吹进了海里,毛线帽子是太奶奶新给织的。爷爷二话不说,一头扎进海里,去追他的帽子。水流急得两下就把爷爷卷不见了。太爷爷水性好,趁着浪回头,一把拽住了爷爷的脖子,把他捞上来了。太爷爷当场下了结论,说这孩子,这股子倔劲儿迟早要了他的命。

要命倒不至于,倒是吃了不少亏。

爷爷的渔船靠岸,大队书记去买鱼,旁人都是巴不得,笑脸相迎,高高的秤儿,净挑好鱼,能少收钱就少收。爷爷可不管那身份,爱答不理的。有一回书记态度不好,说话打着官腔,爷爷直接把书记的鱼篓子扔海里去了。当着众人的面儿,书记没了脸面,当然记了仇。我爸去当兵那年,条件比谁都好,书记愣是没给签字。不然,我爸就不会跟爷爷似的,被钉在了海上,一辈子打鱼。我叔开大巴车,副书记的老婆坐车不给钱,我叔说算了,不差那几个钱儿,可爷爷非要去要钱。说当官儿的要为老百姓服务,干部家属风格不能低。钱是要回来了,要钱的时候人家笑脸相迎的,过后这笔账可就算记下了。

爷爷不受当官的待见。虽然不受待见,爷爷还是活得有滋有味儿。

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半岛好几个老人都给我讲,我刚过百天,爷爷便一手抱着我,一手牵着羊。风来了,爷爷把我裹在皮袄里,天天早上抱着我,放羊。我出生,我妈没奶,因为这个,爷爷就养了只母羊,每天早晨挤羊奶给我喝。后来羊被偷了,我就喝不成羊奶了。喝不成羊奶的时候,我也长大了。

我让爷爷受过一回伤。有一回爷爷织网,把网的一头挂在大立柜的抽屉拉手上,手牵着另一头织,他在木头方凳上坐着,耳朵听着半导体的评书,美不滋儿的。我个头小,想上炕,又爬着费劲儿。趁爷爷起身收拾网的工夫,我把凳子挪到炕沿边上,踩着上炕了。爷爷正听在戏眼上呢,没留神,原地一屁股坐下去,哎哟一声蹾了个大屁股蹲儿。我在炕边上只顾笑了,爷爷嘴里埋怨着我这个兔崽子。爷爷那一下摔得不轻,躺了十多天。

我长大了,去外地上学了。那一年寒假回家,突然被告知爷爷得了胃癌,胃切除了三分之二。爸爸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呜呜哭起来。爷爷知道自己得的是癌,掀开衣裳给我看刀口,说啥事儿也没有,肚子缝得歪歪扭扭的,像条吃剩的鱼骨头。他说自己肚子里吃的鱼多,后来鱼骨头就长在肚皮外头了。爷爷天天吃红薯,蒸了吃,熬在稀饭里吃,没出两年,癌病就好了。

得病以后,爷爷仍过得那么有滋有味儿,一直高兴着呢。赶海捡东西还是那么勤苦,一天也不肯歇息的。西北风、东北风,都拦不住他赶海。他还把捡来的木头桩子锯成一截一截的,整整齐齐码在墙根底下,红砖砌的厢房,远看像是木头房子了。旁人都说,你爷爷要是哪天没了,那木头够你奶奶烧好几年呢。

爷爷吃饭时经常谈论着死。他把铁盒里的午餐肉在箅子上蒸熟了,一开盖儿,一股香。拿小刀在上头划出小方格,一小块一小块地夹着吃,就着烫热的黄酒。他谈论着死,说自己死了,两腿一伸,什么也不知道,说不定还更快活。那天爷爷的好朋友,一个北街的爷爷,打麻将的时候一头栽进桌子底下,死了。我以为爷爷会难过了。吃饭时,爷爷抿着酒说,又完蛋一个老家伙,早晚我们这些老家伙一个一个都得完蛋,跟饺子下锅似的。说完,把午餐肉嚼得更香了。

爷爷越来越老,老到不能赶海了。爷爷老到不能动的时候,不让人给他刮胡子,留了一把的卷胡子,说是像马克思。胡子把下半个脸都遮住了。

爷爷走了。临走前,爷爷说不让我哭。我想爷爷的时候,会想起他说的话,人不能闲着。所以,我不能闲着,我不能成天冲着日头,在海风里想他。我得做点儿什么。所以就有了上面的文字。

我弟

我弟是在洗衣机里长大的。我妈怀我弟时,正赶上我婶子怀我堂弟。堂弟早我弟三个月出生,我奶奶就接过去了,帮着我婶子带孩子。我奶奶说,一家只能带一个,带了我,就不能带我弟了,轮到带我堂弟了。我妈不认这个理,满街说,在我奶奶眼里,我弟是多余的。

牢骚是因为辛苦。虽然那时我并不懂我妈的累,现在回想起来,她但凡不累的话,就不能把我弟搁在洗衣机里。我妈一边带着我弟,一边有忙不完的渔妇的活,补网、做饭、打点伙计们。家里有个单缸洗衣机,就把我弟搁在里头,扔个魔方进去,叫我弟在里头拧着玩,反正横竖他是跑不出来。拉了尿了,把我弟抱出来,放点自来水进去一冲,干净了,再把我弟放回去。

接生我弟的时候,我也在炕上。我七岁。那天晚上十点多钟,接生婆王守芝拿个包袱来了,包袱里包个剪子。她是我爸请来的。王守芝和我爸都叫我脸朝里,别回头。我就真的脸朝着南窗外,没回头,居然记不得那晚有没有星星。不大一会儿工夫,我弟出生了。没听见我妈喊,也没听见我弟哭。第二天上学,我爸给我书包里装了一包五彩纸包的硬糖,叫我给同学们分。我一边分,一边宣布,我有小弟弟了。我弟出生,九斤半。我妈说,是因为怀我弟时分了家,吃得好,要是跟我奶奶住一块,兴许生不出这么胖的孩子。

有了我弟,全家都高兴,给我弟起名叫如意。

有了我弟,我爸最高兴。打鱼回来,见着我弟晃晃悠悠地学步,我爸嘴咧到了耳后。生我的时候,我爸还没打鱼,那会儿,他开拖拉机,不常回家。三岁那年,我剃了平头,在家门口沙堆里玩,他出差回来,竟认不得我,指着我问,谁家的孩子呢,怎么不回家吃饭呢,都晌午了。这是我妈学给我听的。干吗要学这些给我听呢,我记住了,就再也忘不了啦,怪伤感的。

我弟长到两三岁,像是我的尾巴。只要我放学,他都跟着我。我走哪他跟哪。我去爬山,他跟着,我下海,他也跟着。给我带来了很多不方便。有一回在北海,我爬山,让他在我头顶上爬。他爬不动,我用手托着他的屁股爬。他胆子小,上不去也下不来,悬在半空,给我急得满头汗。这些都不怕,最怕的还是他每回到家,都给我妈打小报告。我带他到什么危险的地方去了,花钱买了什么零食,跟什么同学聊天,他都向我妈汇报,有时还添油加醋的。惹我挨一顿臭骂。

有一回记得清楚,放学后,我带着我弟,跟几个伙伴上南海浅水里去捞海菠菜。南海船多,水浑,海菠菜不干净,我们就往西海走。走着走着,就见着了造船厂。废弃的大船上,船舱、锚绳、铜摆样样都有,真是寻着宝了。我们在船上过起了家家。也不知谁从家里拿来了生鸡蛋,在沙滩上拾了一把松针,点着了,烧鸡蛋吃。拿贝壳当盘子,各色的贝壳,里面盛上小鱼小虾,一碟一碟的,十七八个菜,搞了一大桌子酒席。船舱分成几间,我们一人一间,美美地过起了小日子。我们撒欢玩,不知不觉天黑了。我弟怕,嚷嚷着要回家,我们谁也不理会他这个小累赘。直到我妈领着一群人,举着火把找来了,我才意识到大祸临头。据说那天晚上大队的大喇叭一直广播我们,叫我们赶紧回家。我们跑得远,居然一点儿都没听见。怪谁呢,都怪西海没装大喇叭。那次是被我妈薅着头发,一路脚踢着给“押”回去的。那次还记住了一句至今让我伤心的话,我妈在气头上说的:“你丢了不要紧,别把我儿子给丢了。”我妈能说出这么刺耳的话,都是因为我弟。他在一旁添油加醋:“我叫她回家,她偏不听。”

那次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带我弟玩。可每次出门,他又求我,要跟着我。我心一软,又把他带上了。叫他发誓不打小报告,他就发誓。有一回,似乎是我不满十岁,刚买了粉红色的飞鸽牌自行车,骑上了瘾。把他放在后座上,我骑出了20多里地,骑到了哪呢?骑到了我太姥姥家。那时太姥姥去世了,我奶奶回去吊丧,一个礼拜还不见回。我实在是想她。凭着模模糊糊的印象,我沿着海边骑,穿过了电厂路的大烟囱,又骑过了十几亩的葡萄园子,沿着歪歪扭扭的泥巴路,我竟然找到了那个叫北皂的村子。梧桐树底下,就是我太姥姥家。那一路,我弟乖乖坐在后座上。虽然他也不认路,但好歹是个伴儿。进到我太姥姥家的时候,满屋子的人穿着白衣裳,我推着我弟进门,可把我奶奶吓了一跳。奶奶唏嘘着,说我是天大的本事。然后不忘嘱咐我弟,千万别给我妈打小报告。那一次,我弟居然做到了,没告我的状。让我意外。

我弟善良。我妈买来好吃的,分给我俩一人一半。我飞快把我那半吃了,吃完就管我弟讨要,他不给,我就求他,看姐姐多可怜,给我分一半吧,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分给了我。

我弟上一年级,放学回来,拿零钱买条小金鱼养着。问他为啥买,他说,卖金鱼的爷爷可怜,他就买了。

别看我弟小时候胖,越长却越秀气。他皮肤白,鼻梁高,眼睛是细细的单眼皮,很早就看得出,他不会是粗犷的山东大汉。

虽然不是山东汉子一路,却也要拿出去摔打。兴许是《动物世界》看得多,我爸认为男人都得有点儿血性气。我弟上四年级,暑假,就跟着我爸上船打鱼了。凌晨两三点,闹钟叫起床,我弟装作睡不醒,我爸不管不顾地把他从炕上拉起来。我妈心疼,却也拦不住。熬好的热稀饭,泡上馒头吃一碗,就扛着胶皮靴子跟我爸往南海去了。下午船来了。我弟往岸上背网,网上满是小鱼小虾,他一回背个四五条网,小小的个头,叫蓬松着的渔网压在底下。我在岸上,远远地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一坨渔网,在海面上移动。赶上刮大风,等不来我爸的船,我妈就手搭个凉棚张望,心急火燎的。我弟在船上,那等船的滋味儿,比平常又焦急了好几倍。

我弟出海,在脖子上挂个观音。

出海还不算。上五年级那年,我爸把我弟送去了郓城,一个叫宋江武校的地方,学武术。好端端的,怎么想起学武术呢?原因有很多。那会儿,半岛喜欢打架,打群架。谁家兄弟多,谁家就硬气。船一来,渔民们像是灌了一肚子的煤气,一遇见火就要爆炸。鱼贩子不好好过秤,鱼筐子丢了,风一来船帮子互相碰碎了,这都是要靠打架解决的。别看平时谁跟谁都不亲,可一打架,立马分出亲厚了。我爸兄弟只有两个,自然不敢跟别人打,吃点儿亏,也只能憋着一口气。我爷爷脾气不好,在麻将桌上跟人戗戗起来,我爸连忙赶过去劝架,让我爷爷消气,算了算了,咱家人少,打不过人家。

再加上那年,春晚有个狗娃闹春的节目,把宋江武校炒火了,半岛上一批人就把儿子往那儿送。我堂弟和我弟都报了名。我爸说,练武术起码能强身健体,没个好身体,干啥都白搭。我爸说,兄弟俩都练武,回来半岛,再也没人敢欺负咱了。

我弟小小的个子,就那么被送去了宋江武校。梁山,郓城,是个土坷垃,在富庶的半岛人看来,那儿穷得叮当响。我弟上学,半年才回家一次,那么小的年纪,真叫我妈哭断了肠。我弟早晨四点多就起来跑步,站桩。练散打时,我弟叫对手把下巴打穿了,这都是小事儿。

第二年春节,赶上我送我弟上学。大巴车,是卧铺,五个人的铺,挤了15个人,路程12小时,真是痛苦。我弟都不吭声,好像习惯吃苦了。到了学校,交了学费,办了手续,我到他宿舍。他叫我把一兜子的零食锁起来,不然就叫高年级同学夺了,不给就得挨揍。有两个同宿舍的小孩,也是那么大,背个行李包,背上插了两把钢刀还是宝剑,自己晃晃悠悠地就来报到了,也没个大人跟着,衣裳还打了补丁。跟《水浒》里演的一模一样。

临走了,带我弟去改善改善生活吧,不吃食堂了。武校门口有个小饭馆,小饭馆里是泥巴地,坑坑洼洼的,小方桌在上面直摇晃。我俩坐着小板凳,吃了个肉炒土豆丝,只有这一个菜,啃着干馒头。我临走,我弟背个小水壶,还是小小的个子,在武校门口送我,让我心疼。心疼却也没有办法。

我弟学武术,一学五六年,回家练个后空翻,算是向我爸汇报工作。过年了,亲戚朋友凑一块,兄弟俩一起表演,引来一片叫好。我爸脸上放了光。

说来也怪,自从我弟和我堂弟学了武术,半岛的人好像也没那么爱打架了。家家户户忙着挣钱,挣不完的钱。钱多了,火气没那么大了,表面和气了。钱赚多了,也爱惜身体了,打架多伤身哪,都想开了。眼看着我弟练武术的本领没了用武之地。

武校不重视文化课,学生都考不上大学,将来拿什么糊口呢?别看我弟年纪不大,却有主见,横竖反正不打渔就是了。不打渔,又能干啥?会武术的,要当保安去吗?一家人坐在一起,常常为这事儿忧虑着。

那一阵子,我在北京,看到饭馆里端盘子的服务员,年纪轻轻的,白白净净的,总想着这是我弟。看到过年不能回家的年轻保安,想到,这也是我弟。想到他们是我弟,我想要善待他们。

我弟这一代人,独生子女多,父辈们吃够了苦,舍得叫孩子继续打的鱼并不多。可找工作,的确是个难事。半岛除了渔民和鱼贩子,就是养殖户。之外的开发区,对于没有文凭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好差事。到普通公司上个班,一年的收入,往往还抵不上渔民一天的收成。渔民们是习惯天天见钱的,一个月等发一回工资,需要极大的耐心。况且工资寥寥无几。

我弟他们那一代,就是这么彷徨着,到处寻思着找个什么空子钻一下。钻进去也就钻进去了,万一钻不进去,只好回去买条船,老老实实打鱼。

千般努力万般努力,我弟找了个给老总开车的工作。老总喜欢我弟。老总爱钓鱼,我弟就开船到深海,带老总去钓鱼。老总常说,司机好找,但既会开船又会开车的,并不多见。

我弟的工作虽然比不上打鱼,却也有不错的收入。

一转眼,我弟结了婚。结了婚,我弟成熟了,说话语气也不大一样。每次我回家,他嫌我穿得朴素。我知道他挣了点儿钱,不仅可以养活老婆孩子,还游刃有余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在他眼里,我居然成了书呆子。有一回,他讲起他怎么看老板脸色行事,区分老板的各色客人,分别地把他们招待好,我真的觉得他变了。是什么时候变的呢?这些都是跟谁学的呢?我都没来得及发现。

这一变化,让我既高兴又忧虑。高兴的是,他不像是那个从船上扛着一坨渔网上岸的小男孩,被不知名的重物压在身子底下,而是翻身一跃,举重若轻地生活着。忧虑的是,我努力地在跟社会保持的距离,被他毫不费劲地弥合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之间有着某种疏离?

不管怎么说,欣慰的是,我弟终于不再打鱼。这一点比我爷爷和我爸有进步,不然每到刮风下雨,我的心就悬起来了,想着船是不是出海了,风浪到底有多大呢?不能安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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