扈建青《《人生》化解“高加林们”面临偏见的探索》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知识青年群体逐渐扩大,深入农村。知识的“清高”和“乡巴佬”的自卑,让处在转型过渡时期的农村知识青年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矛盾心理,他们的偏见问题显得更加敏感。从《人生》这一文本角度讲,偏见问题跟随着高加林从农村教师返回田地、从田地走向县城,最终被迫再次回乡的脚步,遍布他坎坷的工作历程,纠缠在对刘巧珍、黄亚萍、父母等人的复杂情感之中。

一方面,作为政治层面上的农村人,高加林是偏见的受事者。虽然去县城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他始终是高家村的子孙,他的祖辈和家在高家村,更重要的是他的户口深深地烙着“高家村”的印记。

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高加林又是偏见的施事者。在人们的眼里,知识分子高人一等,这一身份让高加林有了一般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致使他把城里人眼光带到乡下,开始了对“无文化”者的偏见。

一、高加林弱化偏见尝试的失败

由于自身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高加林遭受事业坎坷、爱情纠葛的双重打压,冲击着现有的价值观,不断深化他内心的矛盾。为了减轻内部和外部的压力,高加林尝试不同的方法进行调和,进而弱化偏见问题的严重性。

(一)精神胜利法

“乡巴佬”的身份一直是高加林的累赘,所以,高加林十几年来苦读诗书,只为有朝一日考上大学,受人敬仰的同时挣脱农村户口的枷锁。高中时期,他曾虚张声势地在笔记本写上“中东问题”、“欧洲共同体国家互相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国的因素”等等胡思乱想的“研究”题目。但他做的只不过是剪贴一点报刊资料而已,真正的目的是运用他看似高于他人的知识储备和远大理想,伪装出强大的“气派”,震慑同学们,以此提升自己的地位,遮盖“乡巴佬”的自卑。可是,他高考失利了。

高加林有所不甘,随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尝试。作为一般的民办教师,他没有安于现状,而是继续学习,苦钻苦熬,希望几年之后通过考试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从而实现以知识的富足掩埋农村身份的弱小的目标。但中途却被高三星以不正当的理由顶替了下来,理想再一次夭折。

第三次的知识补给,高加林已经没有了高昂的激情。县城的卖馍经历让他备受煎熬,坐立不安,他近乎是逃向图书馆,希望寻求一个避难的场所,在知识中找回一些自己的存在感,或是说找回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当他好多天以后重新进入报纸的世界,立刻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贪婪地畅游于书海。然而,当他再次推开图书馆的大门,他走进的还是需要为油盐酱醋茶而忙碌的“乡巴佬”的生活。

(二)融入农村的尝试

被辞退了民办教师的事实不可挽回,尤其是赶集后,加林自卑而清楚地意识到以“乡巴佬”的身份已经难以进城,此刻如果他要获得一种精神的解脱,就要向一般的农民看齐,“无论从衣着上和心理上都是需要‘化妆’”。

之后,和巧珍的恋爱让他更认清自己今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再反抗,顺利地和乡亲们学说粗话,吃旱烟,该洗就洗,该换就换,撇下了知识青年的架子。可是,他的精神上畢竟早已脱离了农村。每当看到骑自行车的县上和公社的干部们,顿时会有一股苦涩翻上心头。而后来,村里人对他和巧珍恋爱的曲解、卫生革命的失败,还有在城里挑粪时作为“乡巴佬”受到的屈辱,让渐趋安定的农村生活又电闪雷鸣,他用毁灭性劳动的方式来折磨肉体,转移精神上的苦闷的尝试注定是治标不治本,农村是留不住他的。

(三)用知识改变农村

自从高加林和巧珍的恋情被大家发现,并且说成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加林的科学知识与村民们落后封闭的道德观之间的冲突急速激化,针锋相对。对高加林来说,既然逃脱不了农村人的政治身份,又难以真正地融入农村集体,那么何不借此勇往直前,通过一场卫生革命,向周围的农村环境发起挑战;说不定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够在农村中立足,平衡知识分子与“乡巴佬”两种身份的矛盾。

他叫上巧珍,在众目睽睽之下骑车进城。可以说,这是高加林精心设计的。他要通过大胆公开恋情,一来宣扬自由恋爱,直击古老的传统,发起对农村道德观念和庸俗舆论的挑战;二来对傲气十足的“二能人”展开报复和打击,以此显示其个人主体地位和话语力量,提升和建立自己在农村里的地位,满足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感。他巧妙地借力打力,顺水推舟,将一切都做得游刃有余。当恋情成功地散播,高加林或许会夸奖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肯定没有想到第二天的骚动。

第二天,水井旁边发生了一场混乱。普通的村民几乎没有一个认同他的知识、理解他的好意,反而咒骂曲解成高加林往井里撒了“药”,想夺大家的性命。在这种推测中,辩解变得无力,慌乱和冲突持续在升级。只有村干部“大能人”高明楼,凭借个人阅历和村中地位的优势,才顺利地平息了这场风波。他一来到井边,原本失控的场面立刻平静下来,村民们纷纷把路给他让开。最令人震惊的是,他用了与高加林一样的说法和做法;结果,大家不仅露出了笑容,而且争着舀水。年轻的知识分子高加林彻底失败了。

(四)屈从不正之风

在乡下的惨遇,让进城成为了高加林唯有的曙光。然而,当时城乡之间社会流动的合法渠道是缺失的,加林唯有运用制度失调下滋生出的“关系”。

从高明楼凭借和公社的赵书记十几年的老交情,挤退加林,将文化水平不如加林的儿子送进民办学校开始,高加林已经接触并发现“关系”的强大,它可以不受政治身份和文化水平的束缚。所以,高加林给在外面当副师政委的叔父写信,看叔父能不能帮他在城里找份工作。从加林迈上出这一步起,他已经开始走向与不正之风同化的道路。

歪门邪道的取缔是历史的必然。当高加林被城市打包退回,爬在黄土地上痛苦时,现实冷酷地宣告:他想努力站起来、弱化偏见的尝试都彻底失败了。进退维谷、反抗无能是高加林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偏见的问题没有被削弱,抗争反而导致内心的矛盾激化到了顶点。

二、路遥的想象性解决方法——返乡

显然,路遥不愿意让高加林走投无路,所以无奈无限夸大了土地的“治愈”功能,将其打回农村,重新塑造,从头再来。所以,这一次的返乡,高加林再不像第一次一样,深陷于烦恼的泥淖中无法自拔,郁郁寡欢;而是迅速梳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虽然流着泪,滴着血,经历着苦痛,仍旧果断淡定地处理城里的感情和琐事。仿佛高加林大彻大悟,浪子回头。这种“快速回到‘现实’的能力无疑是令人惊讶的”,他如此唐突的农民化转变,显然与之前进行的农民化尝试在逻辑上讲不通,这正是由于路遥对他的不舍和同情。

为了使故事更加顺理成章,路遥一面以旁白的身份告诫着高加林,让加林看似懂得了“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刚踏入生活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解释了加林解决偏见问题失败的原因:一是书本的知识让他爱幻想,仰望星空却没有脚踏实地,脱离了现实;二是青年人年轻气盛,如果不听取长辈们经历岁月洗礼后的经验,是会栽跟头的;三是以“不正之风”构成的通往城市的道路只是一架彩虹,彩虹终究要消失,上面的人终究会跌倒。从而疏解加林心中的不平和疑问,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偏见问题在加林身上的复杂性,让他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迎接未来。

另一面,路遥以高家村的乡亲们的身份,不含任何恶意和嘲笑,真诚地安慰鼓励加林。又借用德顺爷爷之口教导加林,“劳动不下贱”,“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以此把从事低端劳动传播成为一种美德和荣耀,淡化高端精神劳动与低端体力劳动之间的界线,在精神上为加林缩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阶级差距。随后,不忘警告加林,“再不用看不起咱这山乡圪了”,“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从而,亮明城市都是由农村发展而来的,城市居民的根都在乡土里的立场,为高加林营造一个“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与土地断然决裂”的氛围,顺理成章地将高加林接回土地,让他接受传统道德和“庄稼人的哲学”的熏陶。

对于已经“自我觉醒”的高加林来说,觉醒本身并不带来痛苦,啃噬他内心的是无法摆脱偏见的绝望。无论他如何的努力,他都无法全身心地回到土地和农村,返乡只是权宜之计罢了。高加林扑倒在黄土地上的痛苦的呻吟,也只是一个仪式、一个表象,只是想象性地解决,是一种“虚伪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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