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中《金蜈蚣》

作者:张宝中 来源:原创

在韩家岭战役之前,秀莲的日子还算平静。

韩家岭是个三千多人的大村庄。秀莲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大美人,皮肤白净,腚大腰细,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一池荡漾的春水。她的丈夫留福却其貌不扬,瘦得像麻秆。几年前秀莲她爹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她娘又生了几场病,家底都败光了,她爹就把她嫁给了留福。留福家也很穷,但比秀莲家稍好一些。

婚后第一年,留福挨过中央军一次打。那是麦收后不久,中央军一百多人来到村子里,住了半个多月。中央军喜欢支使老百姓帮他们干活。有一次,几个兵叫留福等几个人帮他们往马车上装麦子,他们自己在一边吃杏。身强力壮的能把一百多斤的麻袋扛到肩上,留福不光扛不到肩上,还不小心把一麻袋麦子撒在地上了。当时刚下过雨,地上都是肮脏的泥水;他脚底下一滑,也摔了个仰八叉。几个兵很恼火,抡起枪托子就照他身上和裆里一阵乱砸,边砸边骂:“妈拉个╳,没用的东西!亏你还长着那玩意儿,真给男人丢脸!”留福捂住下身,“哎哟哎哟”地大叫,弓着身子在泥水里打滚。几个兵追着打他,最后,他“嗷”地惨叫了一声,昏死了过去……

留福躺了半个多月才下床,之后下边就“不行了”。他本来就是个闷葫芦,这时变得像个哑巴。走路低着头,慢悠悠的,像怕踩死蚂蚁。一见人就脸红,眼神怯生生的。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半上午或半下午,和人打招呼都是一句“吃了吗”。人多的地方绕着走,能躲就躲。秀莲本来爱说爱笑,爱往人堆里凑,这时脸上也没有了笑模样,也不爱出门了。

韩家岭人多,光棍也多。那些光棍都爱听房。其中有个外号叫“三棒槌”的,五短身材,奇丑无比,好吃懒做,流里流气,没事儿的时候一天到晚瞎逛悠。他听过村里几乎所有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夫妻的房,也挨过无数次的打。半夜的时候,三棒槌和其他那些光棍经常听到秀莲嘤嘤地哭,还经常听见留福“嗷”地一声叫。第二天,留福肩膀上就有两排鲜红的牙印子。问他怎么回事,他的脸就腾地一下子红了,咧嘴笑笑,低着头走开。

秀莲人缘好,她不爱出门,村里一些女人就去她家串门。这些女人说,做饭的时候是秀莲坐在灶前烧火,留福满头大汗地站在锅台前忙活。留福会蒸窝头、包饺子、擀面条、腌咸菜,什么饭都会做,比女人都手巧。尤其是他包的饺子,捏出来的花边那叫一个好看。这些女人说,秀莲从没自己洗过脚,都是留福给她洗;甚至秀莲的袜子和内裤也都是留福洗。他们家的尿盆儿秀莲从来没倒过,都是留福倒。这些女人说,秀莲蹲茅房的时候,留福也在旁边蹲着陪她说话,秀莲蹲多久,留福就陪多久。这些女人说,秀莲在家里爱欺负留福,动不动就把尖利的指甲掐进他的肉里,看他疼得一蹦一蹦的,她拍着手笑……

冬天闲着没事,留福的两个姐夫结伴去徐州贩烟叶;几年前他们去那里逃过荒,对那一带比较熟悉。他们来找留福,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留福一会儿想去,一会儿又不想去,拿眼瞅秀莲。秀莲说,一个大男人,天天围着老婆转没出息,还是去吧。动身前的几天,秀莲给留福缝了单的缝棉的,各种衣物缝了一大包袱。还烙了几十张面饼;腌的咸菜用香油拌了,装进一个瓦罐里,用油纸封好。她嘱咐留福在外面别管赚不赚钱,都不要委屈肚子,该吃吃该喝喝;贴身的衣服勤用滚水烫,不生虱子。

留福和两个姐夫动身那天,秀莲手里捏着一块手帕,不时地擦眼睛。留福推着吱吱呀呀的独轮车出了门,秀莲在后面跟。留福回头说“你回去吧”,秀莲嘴里说“这就回去”,脚却还是往前走。一直到了村子东南三里地的苇子洼,秀莲才停下来,但不一会儿又追上来了,哭哭啼啼的。留福的两个姐夫抬头望天,吭吭哈哈地假咳。留福脸红了红,向后扳过秀莲的身子,两手抓着她的两个肩膀推着她走了两丈多远。秀莲回来时一路走一路哭,一只老鸹在她头顶傻笑似的聒噪,让她心里禁不住一阵阵发紧。

留福走后没几天,中央军来了。

这天,中央军的一支队伍从县城向韩家岭集结。高头大马轰隆轰隆地拉着炮车,马背上坐着身穿大衣、腰挎手枪的长官。那些兵肩膀上斜扛着枪,稀稀落落的,虽然穿戴整齐,看上去却没有精神头儿,就像赌博输了钱似的。不时有飞机在头顶盘旋,树梢那么高,嗡嗡的轰鸣叫人头晕目眩。

韩家岭距离县城大约二十里路,一条笔直的官路通向县城。几年前日本鬼子曾经在这里驻扎过三个月,并在村庄四周修筑了一丈多高的厚厚的寨墙,易守难攻。中央军这支三百多人的队伍就盘踞其中。东西南北四个寨门分别有两个荷枪的兵站岗,有形迹可疑的人进入定严加盘查。

这支队伍最大的官儿是一个姓孙的营长,他住在韩家大院里。

韩家大院是地主韩金牙家的一處二进宅院,占地一亩多,蓝砖灰瓦,雕梁画栋。韩金牙前几年为日本人做事,并让在上海十里洋场混过几年的大儿子给日本人当翻译。小日本一垮,见势头不妙,赶紧拿出金银财宝给众乡亲,并资助八路布匹和粮食,这才保住了小命。去年春天土改,八路的工作队进驻韩家岭,发动农民斗地主,要拉韩金牙的“滑子”。所谓“拉滑子”,就是把盖房子用的大梁或檩条栽在地上,顶部安装一个动滑轮,把地主五花大绑,用绳子拉到上面。问地主“看见老蒋了吗”,地主战战兢兢地说“没看见”,或者说“看见了”。不管看没看见,抓着绳头的人手一松,地主就“吧唧”一声摔在地上了。命大的过一会儿还能爬起来;命小的七窍流血,当场一命呜呼。韩金牙听说八路要拉自己的滑子,急忙变卖家产,带着家眷匆匆逃往省城济南,投奔了一个远房亲戚,再也不敢回来。

韩家大院里除了孙营长,还住着副官、警卫、伙夫以及连长、排长等等,大约三十人。自然是官儿越大住得越好。孙营长住在韩金牙的卧房里,睡的是宽大松软的棕绷床。

其他那些兵散居在韩家大院附近的农户里,有床睡床,没床的用厚厚的麦秸打地铺。韩金牙家存放粮食和农具的仓库做了军火库,六架炮车和一箱箱的枪支弹药都存放在里面。仓库的黑漆大门终日锁着,门口不分昼夜轮流有两个兵站岗。那把锁看起来很奇怪,它的形状像一把琵琶,长约六寸,是黄铜色的。村里人每次路过仓库,都忍不住扭头看一眼那把锁,同时想象着那把锁的钥匙是什么样子的。

中央军的这些兵很万恶。比土匪老挞子好不了多少,和八路相比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两年八路也经常来。他们穿的不好,灰色的军装上补丁摞补丁,补丁的颜色和形状五花八门。吃的也不好,每人捧个搪瓷缸子喝稀饭,就着咸菜吃玉米窝头。动不动就集合起来唱歌,个个扯着嗓子,脖子里的青筋一胀一胀的。他们经常帮老百姓挑水、磨面、铡草,就像一家人一样亲。没事的时候就在地上画个棋盘,三五成群地蹲在那里下棋。有的晒着太阳,光着膀子捉虱子,也不怕人笑话。他们身上的虱子都很多,有个干部模样的,钢笔的笔帽里竟然爬进去十几个虱子。但他们的精神头儿却一个比一个好,都像刚娶了媳妇一样喜滋滋的。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他们说革命快胜利了。也有女兵来过,都留着齐耳的短发,说话南腔北调的。这些女兵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说话的时候,喜欢紧紧地揽住她们的肩膀,“妹妹”、“嫂子”叫得很热乎。还有一个女兵送给秀莲小半盒香喷喷的雪花膏,说是在上海买的。那个雪花膏盒子是铝的,圆形的,直径大约二寸,看上去很精致。盒盖上有两个字:友谊。秀莲上过两年国小,认识那两个字。雪花膏用完后,那个盒子她一直没舍得丢。

中央军的这些兵,个个都像和老百姓有仇一样。在谁家住着,看见鸡就撵,鸡飞上草垛他们爬草垛,鸡飞过墙头他们跳墙去追,直到鸡累得跑不动了,浑身乍着毛卧在那儿发抖,他们一手拎了,回去炖了吃。谁家有绿豆,藏多严实他们都能翻出来,自己不吃,喂马。织好的布匹也被找出来,撕得一绺一绺的,说要做绷带。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如果藏不好也会被他们翻出来装进自己腰包里。老百姓大都敢怒而不敢言,怕他们用枪托子捣,捣一家伙就够“哎哟”几天的,捣重了说不定会像留福那样落下病残。如果谁家住着当官儿的,住在那家的兵才稍微收敛一些。

秀莲的二大娘脾气不好,一辈子从不受任何人的气。两口子去亲戚家吊孝回来,发现堂屋和厢房里都住满了兵,家里一片狼藉。秀莲的二大娘拧着一双小脚,这个屋里看看,那个屋里看看。堂屋当门里,一个兵坐在椅子里,跷着腿哼着小曲儿喝大茶;两个兵坐在大床上,抱着大脚丫子剪趾甲盖,脚臭得能熏死一头牛;厨房的大锅里炖着四只鸡,都是他们家正下蛋的老母鸡;藏在木箱子里的一只祖传的银镯子也不见了。秀莲的二大娘搬了把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抹了一会儿眼泪,拧着一双小脚去了韩家大院,要找当官儿的告状。秀莲的二大爷抓着她的袄袖子不让她去,她甩手给了男人一个大嘴巴子。

孙营长带了几个人,跟她到了她家,背着手到各个屋里看了看。然后他站在院子里,脸色铁青,嘴里恶狠狠地骂道:“妈拉个╳,真不争气!”顿了顿,又扬起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有些歇斯底里地吼道:“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呀!从山西到广西,从重庆到南京,都他娘的不争气,烂泥扶不上墙啊!”那些兵都眨巴着眼睛看着孙营长,大气儿都不敢喘。经过一番盘查,孙营长查出了那个偷银镯子的兵。但他什么都没说,背着手迈着大步回了韩家大院。

中央军隔一两天就集合一回,地点是韩家大院旁边的晒场。集合号一吹,散居在各家的兵从四面八方小跑着奔过来。这些兵平时吊儿郎当的,歪戴帽子斜楞眼,集合起来黑压压的一片,倒也齐整。这个晒场是地主韩金牙家的,是一片大约七八亩的空地。往年麦收和秋收,韩金牙的几十犋牲口拉着吱呀作响的碌碡在这里轧场,长工、短工上百号人都忙得脚不沾地,汗流浃背。韩金牙和老婆由丫鬟伺候着,远远地坐在树下的太师椅里,摇着蒲扇喝茶。如果收成好,韩金牙就会龇着金牙笑得合不拢嘴。

这天早饭后又集合了一回。孙营长穿着绿色的呢子大衣,戴着白手套,右手握一条皮鞭,铁青着脸面对那些兵站着。他身材很高很壮,皮肤有点黑,像一尊铁塔似的。浓眉大眼,脸上坑坑洼洼不太光滑;右腮有一条长约两寸的疤,看上去像一条豆虫;浓密的络腮胡子像猪鬃一样坚硬。村里很多人,包括秀莲的二大爷二大娘,三三两两地站在几丈远的地方围着看热闹。

孙营长说了几句什么,那个偷秀莲二大娘银镯子的兵战战兢兢来到他面前。只见孙营长抡起皮鞭,照那个兵的脸上身上狠狠地抽。那个兵“嗷嗷”地惨叫,叫得都没有人声了。接着,那个兵小跑着来到秀莲的二大娘跟前,“咚咚”磕了两个响头,双手捧着银镯子还给了她。大家看见,那个兵一头一脸的血,眼珠子都是红的。住在秀莲二大爷家的其他几个兵也都不同程度地挨了鞭子,个个哭爹叫娘。

孙营长又说了几句什么,一个面色苍白、胡子拉碴的老兵浑身像筛糠一样来到他面前。孙营长命令那个兵向右跑步走。等那个兵跑出去四五十步,孙营长喊了声“立定”,那个兵就定定地站在那里,两腿不住地哆嗦。孙营长用左手从腰间掏出手枪,手轻轻一扬,“砰”的一声,只见那个兵粉红色的脑浆四处迸散,身子像面條一样软软地瘫在地上。孙营长一手举着鞭子,一手举着手枪,大声说:“谁想开小差逃跑,这就是下场!国有国法,军有军纪,规矩不能坏。不是我孙某人不近人情,实在是没办法,还请弟兄们多包涵吧。”他的口音有些古怪,“国法”、“办法”的“法”他说“富”,而且发音很短;每句话的尾音还有些上挑。

村里人惊骇得张大了嘴,瞪大了眼睛,大气都不敢喘。带小孩的人急忙撩起衣襟捂住孩子的眼睛。秀莲站在人群中,边纳鞋底边看。手指上套着枣木顶针,针尖儿却戳在指肚上了,血珠子像一粒红豆突兀起来。她脸色煞白,急忙回家了。孙营长扭头看了看秀莲,有些呆愣愣的。他打量着几队兵,沉吟了好一会儿,说:“解散。”

中央军的这支队伍,有人说是从徐州撤退下来的,在韩家岭休整十天半月就走了。也有人说,八路会追过来,在这里打一场大仗,把他们全部消灭。这些消息都没有可靠的来源,都是捕风捉影,或者说都是猜测。尽管如此,韩家岭还是人心惶惶,笼罩在恐惧之中。

秀莲没想到村子里还会来中央军,所以才同意留福跟着两个姐夫去徐州贩烟叶。她真想找人给留福捎个信儿,叫他赶快回来。可是她不知道徐州在哪里,只知道在东南方向,有好几百里路;再说,兵荒马乱的,所有的亲戚里也没有人去徐州。闲着没事的时候,她经常爬上高高的寨墙向东南眺望。村子东南是苇子洼,一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除了零零星星干枯的芦苇和几棵老榆树,什么都看不见。

秀莲的家距离韩家大院比较近。她家在东边,韩家大院在西边,中间隔着那个晒场,也就是中央军平时集合的空地。孙营长经常在这片空地上散步,披着大衣,戴着手套,抽着烟,低着头,看上去心事重重的样子。秀莲家的院门朝西,她每次进进出出,如果孙营长正在那片空地上散步,一抬头就能看见她。秀莲不敢看孙营长,总是偷偷地瞄他一眼,低着头匆匆走开。孙营长每次看见秀莲,都放慢或停下脚步,目光呆愣愣的。

这天上午很暖和,孙营长和六七个兵在晒场上遛马。有白马,有黑马,也有枣红色的马。个头都很大,膘肥体壮的;毛色发亮,像擦过油一样;一个比一个欢实,“咴咴”的嘶鸣高亢激昂。孙营长骑的是一匹白马,屁股很圆很结实。村里人三三两两,或蹲或站,在四周围著看。秀莲挤在几个叽叽喳喳的娘们儿中间,边纳鞋底边看。孙营长和几个兵骑着马围着晒场跑,晒场上腾起一阵阵烟尘。孙营长今天没穿大衣,上衣外面扎着皮带,看起来很麻利。他身子向前倾着,两腿紧紧地夹着马肚子。几个娘们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小声叽叽咕咕。有的说,他笑起来真好看,一口白牙,腮上还有两个酒窝;有的说,他撅着屁股一动一动的,真带劲儿;有的说,哪个女人能做他的老婆,就太有福气了。几个娘们儿还互相取笑对方脸红了。

秀莲也一直盯着孙营长看。忽然,她觉得浑身痒痒、燥热,腹腔和小肚子的皮肉里像有许多虫子一拱一拱的。她悄悄从人堆里抽身出来,低着头往家走。走了几步回了回头,见没有人看她,这才一溜小跑回了家。她紧紧地闩了院门,进了屋又紧紧地闩了屋门,倚着门大口大口地呼气。定了定神,她脱得一丝不挂,钻进被窝里,闭着眼睛,手伸到下身轻轻地抚摸。过了一会儿,又把两手放在乳房上,轻轻地揉搓,嘴里哼哼唧唧的,像呻吟,又像哭泣。忽然,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声猫叫,有点儿像小孩的哭声。她不由得哆嗦了一下,身上乍起了鸡皮疙瘩,慢慢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呼气。她摸了摸自己的脸,皱了皱眉头,在脸上“啪”地扇了一巴掌……

这天傍晚,秀莲去井上挑水。扁担一头一只大木桶。大木桶很沉,一只足有七八斤重;如果盛满水,最少也有四十多斤。韩家岭那口吃水井在韩家大院后面,距离秀莲的家将近半里地。留福去徐州后,一般都是秀莲的公公替她挑水。秀莲最近洗衣服多,还经常烧水洗澡,用水很多。她的公婆家住在另一条胡同里,离她家有点儿远。她不好意思老是麻烦公爹,有时候就自己去挑水。

走在路上,秀莲向韩家大院望了一眼,看见孙营长正低着头抽烟,在晒场上走来走去。不远处的一个草垛下,三棒槌手里拿着一根小棍儿,正在逗一条大黄狗,大黄狗龇牙咧嘴朝他汪汪,他也龇牙咧嘴朝大黄狗汪汪。

这个地方的井没有辘轳,桶里打了水都是抓着井绳往上提。如果满满一桶水提不上来,就打半桶或大半桶水。桶里打多少水,全靠悠荡井绳来掌握,经常打水的人能掌握其中的诀窍。秀莲力气小,肩膀只能承受五六十斤的重量。也就是说,她只能挑两个半桶的水。今天不知怎么了,她手里的井绳很不听使唤,悠荡来悠荡去,要么桶里打不进水,要么打满满一桶水。满满一桶水四五十斤重,从八九米深的井里提不上来。她弓着身子,憋足了劲儿试了几次都不行,反倒觉得快要掉进井里了。她对着井筒子大口大口地喘粗气,手里松了井绳,直起了身子。

这时,三棒槌两手抄在袖子里,嬉皮笑脸地走了过来,说:“秀莲你打水?提不上来了?我闲着也是闲着,怎么不叫我帮忙?”又“嘿嘿”笑了两声,有些下流地说:“别的忙不能帮,这忙还是能帮的。”秀莲狠狠地瞪了三棒槌一眼。三棒槌嘴一撇,模仿秀莲夜里嘤嘤哭的声音。秀莲的脸一下子红了。趁秀莲愣神的当儿,三棒槌的两手一下子紧紧地抓住了她的两手。秀莲使劲儿挣脱,三棒槌的手却越抓越紧,还踮起脚尖,嘟起嘴努力往她脸上凑。

秀莲正不知所措,忽然,三棒槌喉咙里“咕噜”了一声,身体悬空了。秀莲回过头,看见孙营长像抓一只小鸡一样,抓着三棒槌的衣领把他拎起来扔在一边,伸手照他脸上左右开弓,打得他原地打转转。三棒槌努力站定,惊恐地望着孙营长。孙营长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脑门,厉声说:“再不老实,老子一枪崩了你!”三棒槌结结巴巴地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孙营长抬起脚,一脚把他踹出去两丈多远。他摔了个仰八叉,爬起来像兔子一样蹿了。

秀莲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孙营长双手掐腰,朝她微微笑着。她想冲孙营长笑一笑,却没笑出来,脸红了红,急忙低下头去。孙营长从她手里抓过井绳,弯下腰,两只胳膊倒替了几下,满满一大桶水就提上来了。又把另一只桶续进井里,井绳悠荡了几下,弯下腰,两只胳膊倒替了几下,满满一大桶水又提上来了。

秀莲还在发愣,孙营长把井绳塞到她手里,扁担搁在肩上,一蹲一站,挑起两桶水就走。两只硕大的木桶,挑在孙营长肩上离地二尺多高,显得有些小。扁担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两只大木桶有节奏地悠来荡去,里面的水却不洒一滴。

秀莲手里拿着井绳,跟在孙营长身后,保持着十几米的距离。一阵北风扑在脸上,秀莲觉得很舒服。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觉得有些烫。这时天色已暗下来,铅色的云像被冻住了一样。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起了炊烟。大街上、胡同里连一个走动的人影都没有。那条大黄狗这时趴在那个草垛上,眼睛一眨巴一眨巴,看看孙营长看看秀莲,看看秀莲看看孙营长,表情有些意味深长。秀莲红了红脸,弯腰捡起一片瓦砾,用力向大黄狗掷去。大黄狗跳下草垛,夹着尾巴,低声呜呜叫着,钻进了一条小胡同。

忽然,秀莲看见一个人的脑袋晃动了一下,好像在看她和孙营长。那是谁的脑袋,又在哪里?她的眼睛四下里睃巡,发现那个人是庄长李玉山。李玉山从自家屋角的墙上向外探了探脑袋,他戴着棉帽子,嘴里噙着烟卷。秀莲看他的时候,他急忙缩回脑袋,但棉帽子的两个翅子还是露出了墙头。

孙营长把两大桶水挑到秀莲家的厨房里,倒进水瓮里。秀莲没进厨房,低着头站在厨房门口,两手扭在一起。孙营长弯腰从厨房里走出来,拍了拍手,站在她面前微笑着打量着她。孙营长呼吸有些粗重。秀莲隐约闻到了一股由香烟味儿和汗味儿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儿。这种气味儿有点儿呛,但她却喜欢闻,于是深深地吸了两口。她看见孙营长的两只脚——两只擦得锃亮的硕大的黑色牛皮鞋——正对着她,离她有二尺远,其中一只脚的脚掌抬起,轻轻地拍打着地面。她没看见自己的脚,因为胸脯挡住了她的视线。过了一会儿,那两只脚向后转,离开了她的视线。她抬起头来,望着孙营长迈着大步走出了院门。孙营长走出院门时弯了弯腰,免得脑袋碰到门框上。

夜里,秀莲和衣坐在被窝里,在豆油灯下用麻线纳鞋底。豆油灯的光焰像黄豆粒儿那么大,轻轻地摇曳着。屋里的桌椅、条几、木箱子、粮食囤都影影绰绰,极不真切。石灰墙皮脱落得斑驳陆离,幻化出一张张或喜或怒的人脸和鸡、鸭、鹅、牛、羊、猪的形象。秀莲边纳鞋底,边努力揣想着留福的模样,不知道他现在哪里、想不想家。渐渐地,留福的模样在她眼前漫漫漶漶地模糊起来,孙营长的身影却越来越清晰:抡起皮鞭打人、开枪打死逃兵、撅着屁股骑在马背上、抬起脚来踹三棒槌、挑着两桶水在她前面走、在厨房门口望着她微笑……

这时,院门口忽然“扑通”一声,像是什么重物从墙头上落下来了。秀莲以为是错觉,又凝神细听,却听见重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脚步声越來越近,越来越近,到了屋门口。秀莲急忙把正在纳的鞋底放在床前的桌子上,把对襟棉袄最上面的一粒玛瑙纽扣系上,拢了拢头发,心“扑通扑通”地狂跳。房门的门闩响了几声,秀莲隐约看见一把刀子在拨拉门闩。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闪了进来,又把房门紧紧地闩住。高大的身影在屋里踱步,呼哧呼哧的粗重的喘息声简直能把房顶掀开。高大的身影踱到桌子前,一巴掌把豆油灯扇灭……

韩家岭北去大约四里地,是双合集。双合集是方圆几十里的一个大集市,有粮行、牲口市、大车店、饭店、药铺、布店等等。其中最热闹的去处是宋记饭庄。这家饭庄门面宽绰,收拾得也干净,有各种炒菜、拌菜、红烧猪肘子、散装老烧酒,还有馄饨和大米干饭。韩家岭那些兵经常三五成群地去双合集,在集上逛一圈,买些香烟、香皂、牙粉、手纸等日常用品,就去宋记饭庄喝酒。他们年长的将近四十岁,年少的不到二十岁,口音南腔北调。但喝起酒来谁都不服输,瞪着血红的眼珠子,吵吵嚷嚷的。

这些兵爱议论他们的孙营长。有的兵说,最近这些天孙营长变了。以前三四天刮一次胡子,现在每天都刮。以前一个星期洗一次澡,现在每天都洗,勤务兵每次都给他烧一大锅热水;香皂几天就用一块。比以前更爱散步了,一天到晚在韩家大院外面走来走去;有时候还坐在冰凉的石碾子上发呆,一颗接一颗地抽烟。把大家集结起来训话的时候,那张脸也不那么吓人了。大家都觉得有点奇怪,但又不明白怎么回事。

有的兵问,还要在这个地方待多久?这儿的辣椒不够辣,大米饭不够香,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就有老兵说,谁也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要等上级的命令,不一定哪天就开拔了。不过,不管去哪儿,都是凶多吉少,打完了仗要是能捡条命回去,那可真是烧八辈子高香了。谁不想开小差?谁都想,可是人生地不熟的往哪儿逃呀?万一逃不掉,就给孙营长当活靶子了。

这些兵不喝酒的时候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没个正形,喝了酒更是丑态百出。他们好像个个都爱哭,而且一个比一个爱哭。有时候,还会几个人搂在一起,脑袋顶着脑袋一起哭。有的说,真不想打仗了,做梦都想回老家种地去。有的说,如果能在老娘跟前磕几个响头,搂着老婆睡几夜,再抱着儿子用胡子扎扎他的小脸儿,死也就死个球了。有年轻的兵说,真想尝尝女人的滋味,听说和女人睡觉很好受,但不知道怎么个好受法,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儿就死了,来世上走这一遭也太他娘的亏了。

一天,双合集来了个唱戏的瞎子。油滋滋的桑木扁担,前头是樟木大箱子,后头是包裹,左手执一探路棍笃笃地敲击地面。看上去大约三十岁冒头,身穿着古铜色的缎子袄,头戴深灰色的毡帽,脖子里围黑色围巾,一副黑不可测的遮光镜严严实实地护着眼睛,蓄着两撇八字胡。听口音是本地人。他说他姓罗,家是五十里以外的罗家庄的。他先在牲口市里唱了两天,又来宋记饭庄唱。饭庄里有个唱戏的,能吸引更多的食客,老板就请他天天在这儿唱,管吃管住。

待饭庄的伙计伺候着坐下,这个瞎子就摸索着打开樟木箱子,从里面找出坠胡,有板有眼地拉起来。拉一会儿坠胡,就开始“书帽”小段。“书帽”小段一般都是让人捧腹的荤段子,那些兵都很爱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有人说,这个瞎子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其实又酸又骚又浪,不是什么好东西。“书帽”小段完了,瞎子便转轴拨弦,润润嗓子开口唱坠子书,有《小寡妇上坟》《偷石榴》《小黑驴》等等。“莺歌柳”的板腔,吐字如吐珠,字字清脆。唱完后,他说声“不好意思了”,从樟木箱子里摸出一面破铜锣来,凹面朝上搁那木箱子上。那些兵和一些食客就从腰里摸出中央票子、联合票子,放在铜锣的凹面里。有的兵和瞎子开玩笑,问他一个瞎子认钱吗?瞎子嘿嘿笑笑说,我的眼睛不认钱,心认;人心都是肉长的,谁好意思坑一个瞎子,就不怕生了孩子没屁眼吗?

有人问这个瞎子的身世,他总是重重地叹一口气,唏嘘不已。他说,前些年他在天津一个戏班子里唱京剧红脸,凭真本事吃饭,日子还过得去。谁知好景不长,该死的日本人打过来了。日本人请戏班子去唱堂会,老板不愿给日本人唱,给多少钱都不去。日本人很恼火,到戏班子里又打又砸。老板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他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在医院里躺了大半个月,眼睛看不见了,医生说是什么“视神经变性”;眼睛看起来好好的,其实是个“瞪眼瞎”。之后戏班子就解散了。因要侍奉年迈的老母,他就不在外面混了,在老家靠唱坠子混口饭吃。有人送给他一个雅号,叫“罗坠子”。听了罗坠子的遭遇,那些兵把桌子拍得咣咣响,大骂日本鬼子都是狗╳操的。

几天后,几个兵骑着马来双合集找罗坠子,说孙营长有请。罗坠子有些惶恐,说唱得不好,怕长官不好伺候。几个兵催他快去,说孙营长不会亏待他的,钱一分都不会少。不由分说就把他架到马背上,把樟木箱子和包裹也搭到马背上。马蹄踏在凝冻的土路上,宕宕作声,灰灰的太阳像一张发面饼子,卡在西南角一株老榆树光秃秃的枝杈上。远处近处是萧索的荒村,像一顶顶被遗弃的破草帽。

几个兵骑在马上边走边说笑。其中一个看上去二十多岁的兵耷拉着脑袋,身子晃晃悠悠的,一声不吭。忽然,他身子一歪,“扑通”一声从马背上跌下来。其他几个兵哈哈大笑,急忙停下来。一个满脸皱纹、山东口音的老兵从马背上跳下来,把那个兵揽在怀里,轻轻地拍着他的脸,焦急地说:“你咋了兄弟?你没事吧兄弟?”那个兵揉了揉眼睛,用四川话小声嘟囔了一句:“奶奶的,困死老子喽。”老兵问他夜里没睡觉吗,他说他替一个弟兄在仓库站了一夜岗,那个弟兄这两天拉肚子。老兵说,那几门大炮是美国货,是孙营长的宝贝疙瘩,所以仓库才严加防守;不仅如此,仓库的钥匙也是孙营长亲自保管,每天都挂在腰里。

罗坠子在马背上哼着阴死阳活的小曲儿,装作心不在焉,却句句听得仔细。

罗坠子去韩家大院见孙营长。孙营长问他是哪里人,眼睛是怎么瞎的等等,他一一说了。孙营长说,弟兄们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待命,一天一天闲得难受,日子很难熬,听说先生戏唱得很好,就冒昧地把先生请来,给弟兄们解解闷儿。罗坠子说,在长官面前献丑,真是诚惶诚恐。两人寒暄了一会儿,之后孙营长叫了两个兵,领着罗坠子去找庄长李玉山,由李玉山安排饮食起居。见了李玉山,两个兵说,这位是孙营长请来的客人,好好伺候着,不能怠慢。李玉山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说,一定的,一定的,请长官放心。

两个兵走后,罗坠子关严房门和院门,问李玉山知不知道他是谁。李玉山垂手而立,仔细打量着罗坠子,摇了摇头,嗫嚅着说,咱们没见过,我不知道你是谁,有事请尽管吩咐。罗坠子仰脸哈哈大笑,在李玉山肩膀上使劲儿砸了一拳,连声说:“不知道就好,不知道就好。”说着,他摘下眼镜和帽子,目光炯炯地望着李玉山。李玉山上下打量着罗坠子,眼睛瞪得很大,拍着大腿说:“我的娘哎,罗队长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把我都骗了!听话音像你,可就是不敢认。”

罗坠子和李玉山是老相识了。去年春天土改,八路派工作队来韩家岭,工作队的队长就是罗坠子。罗坠子还介绍李玉山入了党。前任庄长是韩金牙的本家,跟着韩金牙逃跑了,工作队就让李玉山当了庄长。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李玉山习惯称呼罗坠子“罗队长”。

李玉山家里没住兵,就让罗坠子住在自己家里。李玉山家的东厢房正好闲着,里面有一张床;他又找来一个大铁盆,劈了一些木块放在里面烧,用以取暖。简单安顿了一下,两人在火盆边坐下来喝茶。李玉山问罗坠子这次来有什么任务。罗坠子就说,他是受上级委派,化装成唱戏的瞎子来刺探情报的。他到双合集好几天了,一直想来韩家岭,却没有合适的机会,没想到今天孙营长把他请来了,真是太好了。今天在来韩家岭的路上,他就获知了一条重要情报,那就是军火库的钥匙由孙营长亲自保管,每天都挂在腰里。他问李玉山有没有掌握一些重要情报,李玉山就说起了秀莲和孙营长的事情。

李玉山发现,从孙营长帮秀莲挑水那天开始,这七八天,孙营长每天晚上都跳墙去秀莲家。每次去,手里都提着个鼓鼓囊囊的蓝布包袱,里面应该是布匹或粮食。在秀莲屋里待两三个钟头,下半夜才回韩家大院,离开的时候嘴里哼着小曲儿。李玉山每天晚上都趴在秀莲家的院门口听里面的动静。秀莲的叫声很大,是那种压抑不住的叫声。两人经常开心地笑,好像是秀莲把孙营长掐疼了。孙营长笑起来咯咯的,像老母鸡偷吃了偏食一样。有一次,李玉山还听见了孙营长的哭声,像老牛叫一样。他不明白,那么个大男人,为什么会在一个女人面前哭。

罗坠子越听越兴奋,脸通红通红的,鼻尖上都出了汗。忽然,他从小板凳上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握紧拳头在墙上狠狠地砸了一下,连声说:“好啊,有办法了。好啊,有办法了。这一仗可以打了!”

李玉山不解地望着罗坠子,问这话是什么意思。罗坠子说,八路曾试图策反孙营长,并通过他的军校同学和河北邯郸的老乡找他谈,但都无功而返。这个人还算是个明白人,但却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太一根筋,太好面子,不可能率部弃暗投明。后来八路打算,哪怕是强攻,也要将他们彻底消灭。但他们武器装备好,又怕硬碰硬伤亡太大,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如果控制了他们的军火库,来个釜底抽薪,这一仗不就好打了吗?当然,作战方案一定要周密,必须先将把守四个寨门和军火库的兵干掉。

李玉山卷了一支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罗坠子在火盆前坐下来,神情变得凝重起来,他问李玉山,韩家岭是不是有一个叫韩留福的人?李玉山说,有啊,你不记得他了吗?他就是秀莲的男人。罗坠子说,韩留福死了。李玉山惊讶得瞪大了眼睛,急忙问怎么回事。罗坠子说,十几天前,他带几个同志去徐州执行任务,在徐州城外的一条路上,看见有个人躺在路边,头发蓬乱,脸色煞白,身体下面一大摊血。他和几个同志上前询问情况。那个人有气无力地叫了他一声“罗队长”,他仔细一看,居然是韩留福。

韩留福说,他来徐州贩烟叶,遇见了过路的中央军。那些兵想买他的烟叶,又嫌贵,骂骂咧咧的。一个兵说要“尝尝”他的烟叶,却抓起一大捆就跑。他去追那个兵,没追上,回来却发现一车子烟叶全没了,被那些兵抢光了。他本打算好好攒钱,给爹娘和秀莲买几块好布,过年的时候做几身好衣裳,这下子身无分文了。他本来看见中央军就来气,这时忍不住破口大骂。他刚骂了几句,几个兵走过来,抡起枪托子就照他头上身上使劲儿打,他昏迷了过去。他的两个姐夫在别的地方卖烟叶,没和他在一起。

罗坠子察看韩留福的伤情,发现他头上有两处伤口,血流不止;前胸和后背也有大片大片的淤青,伤势很重。于是急忙背起他进城去医院。可是刚进了徐州城,韩留福的身子就硬了,在罗坠子的后背上咽了气。罗坠子和几个同志凑钱给他打了一口棺材,把他葬在徐州城北的一处山岗上。后来打听徐州的同志,得知那支中央军的部队正是韩家岭的这支部队。

听了韩留福的遭遇,李玉山鼻涕眼泪擤了一大把,眼睛红红的,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嘴里咕哝了一句:“留福这辈子真可怜……”

李玉山打发老婆悄悄把秀莲叫到自己家里。

见了罗坠子,秀莲打量他几眼,渐渐想起他是去年春天土改时的那个罗队长。那时罗队长穿一身破旧的灰色军装,上衣领子都磨出线来了;头发很短,脸也黑黑的。现在这么一身打扮,她觉得很干净很精神。罗坠子伸出手,想和秀莲握手,看秀莲一手拿着鞋底,一手拿着针线,没有握手的意思,就又把手缩回去了。他定定地看着秀莲,眼神有点“那个”。李玉山想起,罗坠子好像还没有媳妇……

秀蓮在火盆旁边的小板凳上侧着身子坐下来,手里纳着鞋底。她虽然年轻,按辈分却是李玉山的奶奶。李玉山都是叫她“秀莲奶奶”,她叫李玉山“玉山”。她没问找她有什么事。罗坠子也不说什么事,只是东拉西扯;李玉山在旁边不时地插话。

罗坠子说,中央军和八路军,还是八路军好。中央军祸害老百姓,八路从来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国民党、中央军都想着自己升官发财。谁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拥护谁;谁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就会把谁推翻。从古到今几千年,哪朝哪代都是这样。现在的国民党、中央军好比一棵大树,已经从根上烂掉了,活不了几天了。不久,这天下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李玉山说,中央军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几天了。孙营长和那些兵都得死,谁都活不成。

这时,秀莲停下手里的活儿,抬起头来看看罗坠子,看看李玉山。罗坠子低下头去。李玉山也低下头去。罗坠子吭吭哈哈假咳了几声。李玉山卷了一支烟,在盆子里的炭火上点着,使劲吸了几口,这才支支吾吾地说:中央军的那些枪炮都在韩金牙的仓库里,仓库门上那把锁的钥匙在孙营长腰里挂着。如果想办法偷偷地配一把钥匙,就帮了八路的大忙,也救了咱们韩家岭的老百姓……

秀莲的脸一下子红了,使劲儿低下头去。

罗坠子说,孙营长这个人,咱们还是了解的。从人品上说,他算是个好人。前几年打日本鬼子立过赫赫战功,受过很多伤。他老婆也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留下一个三岁多的儿子。他生性耿直,不愿拉帮结派、溜须拍马,官儿就没当上去;按资历和能力,他早就应该当副团长甚至团长了;他几年前的一个警卫员,现在官儿都比他大。他早已心灰意冷,不想在部队混了,几年前就打算等打跑了日本人,回河北老家开绸缎庄。可是又觉得太亏,总是不甘心,只好在部队里继续混。只有八路军才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和八路军作对就是和老百姓作对,不管什么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孙营长执迷不悟,自取灭亡,咱们谁也救不了他。

说完,罗坠子的手在李玉山肩膀上使劲儿按了按,走到房门口,双手掐腰站在那里。李玉山看秀莲一眼,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嗫嚅着说:“秀莲奶奶,有件事儿,我不能再瞒着你了……”就结结巴巴地把留福在徐州的遭遇说了。

秀莲盯着李玉山一张一合的嘴。李玉山的牙有些黑,那是被劣质的旱烟熏的;两颗门牙的缝隙有些大,其中一颗门牙还少了一块。秀莲脸色煞白,两眼发直,嘴唇翕动着,却说不出话来。她慢慢站起来,想往外走,却忽然眼睛一闭,身子一斜,一头栽到地上。

罗坠子经常被请到韩家大院,给孙营长和其他长官唱一段。如果是白天,就在院子里唱,每次院子里都挤满了兵,天多冷都不怕。

这天上午,罗坠子说胃疼得厉害,得去县城抓几服药。正巧几个兵赶着两辆马车去县城买大米,他们就同路。罗坠子坐在马车上,冻得瑟瑟发抖,脸上起满了鸡皮疙瘩。他不时往衣服里面摸。有个兵和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捉虱子。他说,胃疼,揉了揉。在天津唱戏的那几年,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把胃给糟蹋坏了。

到了县城已是中午。几个兵去粮行买大米;罗坠子敲着探路棍,去了另外一条街上的一家诊所。几个兵想在县城里逛逛,然后在粮行旁边的得月楼饭店痛痛快快地喝二两,就让罗坠子抓了药之后去得月楼找他们,然后一起回韩家岭。

几个兵在得月楼酒足饭饱,罗坠子还没来。于是他们用筷子敲着“老虎、杠子、鸡、虫”继续喝,都歪戴着帽子,脸像猪肝一样红得发紫;喝了酒身上热,就解开上边的纽扣让风往脖子里灌。又过了一会儿,罗坠子终于来了,一手握探路棍儿,一手提着几服草药,脸上汗津津的。

有个兵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个瞎子,跑哪儿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罗坠子咧咧嘴,得意地笑笑说:“抓完药碰见个老相好,老相好的男人不在家,就去老相好家里坐了坐。和老相好在一起,时间就不够用。”几个兵哈哈大笑。一个老兵说:“我都没有相好,你一个瞎子还有相好?”罗坠子说:“我这眼是三年前瞎的,相好是五年前认识的。再说,我也只是瞎了眼,该好使的都好使着呢。”一个年轻的兵一直不吱声,这时冷不丁地问:“这么长时间,你在老相好家里光坐着了?”罗坠子鼻子里“哼”了一声,举起探路棍摸索着在那个兵身上捣了两下,生气地说:“小兄弟,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这么作践人的。我要是光坐着什么都不干,就不只是个瞎子,还是个傻子啦!”那些兵又是一阵大笑,说这个瞎子太不是东西了,他要是不瞎,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女人呢。

两辆马车上都装满了大米,几个兵和罗坠子一起步行回韩家岭。罗坠子走在几个兵后面。路上,他不时往衣服里面摸。忽然,有个长约二寸的蜈蚣形状的黄铜物件从他身上“当”地一声掉在地上。他赶紧用脚踩住,悄悄地弯腰捡起来攥在手里。几个兵脑袋胀得像大马瓢,嘻嘻哈哈地说笑,没人在意。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又有七八个兵赶着两辆马车拉着大米回来。他们好像也喝酒了,都脸红脖子粗的。其中一胖一瘦两个兵边走边吵架,胖子说瘦子认赌不服输,真是个孬种;瘦子说胖子借钱不还,真是个无赖。两人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看样子要打起来。另外几个兵则哼哼哈哈地劝架。在寨门站岗的两个兵觉得这几个人有些面生,小声嘀咕了几句,端起枪准备上前盘问。那几个兵却不瞅不睬,扯着嗓子高声吵嚷着进了寨门。

这天是阴历十一月十五,月色清寒皎洁。韩家大院里的堂屋里,孙营长和七八个部下围坐在八仙桌旁,边喝酒边听罗坠子拉《黛玉悲秋》《玉堂春》《游湖借伞》等等。高高的锡制烛台上栽着两根白蜡烛。八仙桌上满满地摆了十几盘菜,还有一盆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猪肘子。罗坠子坐在旁边一把藤椅里转轴拨弦,凄切委婉、缠绵悱恻的曲调激越发扬,绕梁不散。

罗坠子拉了几支曲子,孙营长请他坐下来同饮。他也不客气,摸索着坐在孙营长旁边的椅子里。罗坠子频频向孙营长敬酒,感谢他这些天来的关照。孙营长很痛快,端起杯子就一饮而尽。罗坠子还提醒孙营长的那七八个部下,一定要陪孙营长喝尽兴。那七八个部下也轮番向孙营长敬酒,孙营长一律来者不拒。过了一会儿,罗坠子揉着肚子说,胃又疼了,实在不胜酒力,不能奉陪了。孙营长就叫了一个兵,送他回李玉山家。

孙营长喝完酒去秀莲家的时候已是半夜了,头顶的月亮明晃晃的。大概因为酒精的作用,这天夜里他在床上十分疯狂。之后躺得直挺挺的,沉沉地睡去。今天他的呼噜打得特别响,像猪叫一样;还紧闭着嘴“噗噗”地吹气。屋里弥漫着一股酒气和铁腥气混合的气息。

秀莲点上豆油灯,穿好衣服,斜着身子坐在床沿上,久久地端详着孙营长的脸。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过她的脸颊,滴落在孙营长浓密的头发里。

忽然,外面响起了“砰砰”的枪声。一开始是稀稀落落的,不一会儿越来越密集,像放鞭炮一样。秀莲浑身颤抖了一下,急忙擦干眼泪,抓起桌上的鞋底。孙营长的呼噜声戛然而止,他揉了揉眼睛,“唿”地折起身子。他看了秀莲一眼,秀莲也正瞪大眼睛惊恐地看着他。他凝神听了听外面的动静,伸手从床里面抓过裤子,把挂在腰带上的一个金光闪闪的小物件在手里攥了攥。那个小物件长约二寸,形状像一只蜈蚣,有十二条腿。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密集,隐约听见子弹落在屋顶上“哗哗”的声响。孙营长边慌慌张张地穿衣服,边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钥匙在身上呀,真是太奇怪了……这下子完了,彻底完了……”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手在上衣和裤子的几个口袋里到处摸,摸出了一把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等等,放在桌上豆油灯旁边,然后提着手枪,趿拉着鞋就往外冲。他走到门口时,秀莲一下子扑过去,准备搂他的腰,可是,她的两只胳膊伸出去又不动了。孙营长弯腰系好鞋带,把帽子戴正,仰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太糊涂了,这辈子活错了。不过,老子没什么后悔的,顶天立地的铁血男儿,死也要死得堂堂正正!”说完,他“咣”地一声打开房门,冲进了月光里。

秀蓮身子一软,一屁股瘫坐在门口。外面月光很好,地上像下了一层霜,她看见孙营长的影子拉得有一丈多长。忽然,她听见院子里“砰、砰、砰”三声枪响。她禁不住浑身颤抖,牙齿剧烈地磕碰着。她看见孙营长的身子慢慢晃悠了几下,地上的影子越来越短,越来越瘦,越来越飘忽,渐渐归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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