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杰《点》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当了两年兵的张学波,复员回家以后,就去本村小学当了教师。

张学波当兵前,连小学三年级也没有上完。考虑到张学波的文化水平,嬴南村小学校长王若嬴让他教一年级的语文课。几天以后,王若嬴去听张学波上课。张学波在教学生学汉字“tǎ(塔)”时,竟然拼出了一个“楼”字。因为课本上那“宝塔”一词的右边,画着一幅延安宝塔的图画,张学波把那图画看成是一座楼了,所以,学生们也都异口同声地,跟着他将楼读成了“tǎ”。

那节课没有听完,校长王若嬴就拂袖而去。他一定要把张学波打发回家,这样教下去,那不是误人子弟嘛。但是,张学波却哭着不肯走,说,这才来到学校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撵回家,以后他就是捂着狗皮也出不了大门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央求王若嬴好歹看在他舅舅的面子上,让他在学校教完了这半年再走。张学波的舅舅是公社干部杨永胜,张学波能来小学当老师,就是他舅舅给嬴南村大队书记王务德打的一通电话。

王若嬴就去大队找王务德,说,坚决不能让学波那孩子上课了,还把“tǎ(塔)楼”的事说了。王务德的女儿王兰芳那时正上四年级,那天她也正好站在他父亲的旁边,虽然她学习也跟不上趟儿,但听了王若嬴的话,也不禁大笑了起来,一直笑得直不起腰来。王务德也念过几天书,也觉得这着实有点荒唐,但又碍于杨永胜的面子,就和王若嬴商量着,让张学波在学校里当了一名校工。

当了校工的张学波,从此就有了一个外号,叫“tǎ(塔)楼”。

张学波知道自己教不了课,就好好干起了校工。他每天早晨总是早早地来到学校,先点着煤炭炉子烧上水,然后就去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就去侍弄伙房后边的那块小菜地。菜地拾掇得差不多了,各办公室的暖壶也都灌满了,学生和老师这才陆陆续续走进学校。

张学波复员回家时,除了带回来了一只马蹄表,还带回来了一台收音机,他每天早晨都要打开收音机听着收音机里的时间对表,因此,那马蹄表尽管一停不停啪嗒啪嗒地走了四五年,一直没有一分钟的误差。马蹄表上有一只大公鸡,随着秒表啪嗒啪嗒地走动,那大公鸡的头也一抬一低,一抬一低,很好玩。课间,常有学生去看那只表,伙房太小,张学波就拿到外边让学生们看。学生们看着表,都觉得很好奇,那只大公鸡成天抬头低头,从来也不停一停,它累不累?但时间长了,学生们也就不觉得好奇了。张学波在菜地里干活的时候,就把他那只马蹄表放在地头上,在伙房烧水时,就把马蹄表放在伙房东边的窗台上或者靠北墙的那张小桌子上。

四五年级的大学生经常和张学波闹着玩,说着他上课时闹的一些笑话,有时还嘻嘻哈哈地喊出张学波的外号。都是一个村的,甚至还是街坊邻居,张学波听了,也只是咧咧嘴笑一笑,有时听见学生说起来没完没了,或者说的过头了,他要么坐在那里举举手做出一个要打人的样子,要么就是把脖子上当啷着的哨子拿在手里做出要吹的样子。学生们都知道张学波不会打人,但都害怕他吹哨子,他一吹哨子,就要忙不迭地向教室里跑,但是,不到上课的时间张学波是绝对不会吹哨子的。

张学波的外号一开始叫“tǎ(塔)楼”,后来又演变成了“哈喽”。之所以演变成“哈喽”,完全是因为在村东门口开理发店的徐红芹。徐红芹小时候曾经在东北哈尔滨的亲戚家住过一段时间,回来后说话就有些撇腔。一天晚上,公社电影队的老李来村里演电影,下午放了学,小学生们就直接从学校跑到放电影的场子上去占窝。那时,理发店里没人来理发,徐红芹正站在理发店的门口,等小学生们跑过理发店门口,她就问今晚演啥电影。小学生们早就知道了演啥,其中一个就一边跑一边喊:“《激战无名川》!”徐红芹听见了,愣了一下,就撇着腔说:“啥?鸡蛋五毛三?昨天才四毛五一斤,才两天就涨钱了?涨到五毛三了?”正在这时,她看见校工张学波走了过来,就又问道:“哈喽,你说说这鸡蛋怎么就涨钱了呢?都五毛三了!”张学波听了,自是一头雾水,而小学生们却都哈哈大笑了起来。从那以后,张学波的外号就由“tǎ(塔)楼”变成了“哈喽”。

那外号传得很快,以致传到了张学波未婚妻的耳朵里,亲事还差一点儿吹了。

张学波的未婚妻是马泉公社马泉村的,和嬴南村隔着二十几里路。那年夏天的一天,嬴南村科技队队长王务来和保管张信堂,去赶马泉集买喷雾器。那天是星期天,王務来的儿子王建昌和张信堂的儿子张学举也跟着去了。王建昌和张学举都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七岁八岁正是狗也嫌的年纪,一路上,两个人就像脱缰的野马,不走人路,专门在沟边地沿上蹦跶,要么就从麦地里岔。马泉集的农具市场很大,各种各样的农具都有,那些农具都是马泉合作社摆出来的,以方便社员们挑选购买。卖喷雾器的在农具市场的最西头,他们过去以后,很快就选好了两台,可是,等付钱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带去的钱还差了七块。人家又不赊,回去拿,路又太远,来回有五十多里路,小麦现在正需要打药,不敢耽误一天工夫,那可都是给全大队培育的优良麦种。王务来和张信堂没办法,就打算找找认识的人先借借,可两个人又都想不起这附近有什么认识的人来,也想不起村子里谁家在这附近村里有亲戚。

事情也是凑巧。正在他俩着急的时候,看见从南边桥上过来了一个青年妇女,张信堂认得那妇女,那是张学波今年春节后才定了亲的对象。张学波是张信堂近支的一个侄子,虽然不在一个胡同里住,但两家还是一个家堂,定亲后还请她来家里吃了一次饭,张信堂只知道她姓耿,但不知道叫啥名字。那小耿也认出了张信堂,就走过来说:“你不是俺叔?快上俺家里来坐坐。”张信堂说:“不去了,还要急着赶回去。”并说出了来买喷雾器钱不够的事。小耿非要让他们到家里喝碗茶不行。看到小耿真心实意的样子,他们就没再说别的,而且也真是渴了。那喷雾器摊子原来就摆在了小耿家的大门口。走进小耿的家,小耿就拿出十块钱来给了张信堂,让他们先坐坐,她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张信堂和王务来喝了几茶壶水,看见小耿还没有回来,就要走。他们刚站起来,就看见一个男人从大门口走了进来,说:“晌午了,哪儿能让你们走?亲家来到大门口了,不吃口饭就走,这要传到嬴南村,还不让人笑话死我。”

听话音这是小耿的父亲了。紧接着小耿也提着大包小包走进了大门口。一会儿小耿的母亲和妹妹也回家了。原来,那个卖喷雾器的售货员就是小耿的妹妹。小耿的妹妹不好意思地朝他们笑了笑,就和姐姐到厨房忙活去了。小耿的父亲是马泉大队的大队长,很健谈。说话间,小耿和妹妹已将满满一桌菜摆了上来,罐头、香肠、猪头肉等,大都是现成的。两个小孩子见那么多好吃的,很高兴,狼吞虎咽地吃饱了就到大门外边去玩。小耿怕他们跑远了,就也跟着出了大门。小耿问他俩叫什么名字,上几年级了,谁教他们等,拐弯抹角就问到了她的对象张学波。开始时,两个小孩子还矜持着,但当她问到张学波时,两个小孩子就“tǎ(塔)楼”“哈喽”起来了。张学波在课堂上说“tǎ(塔)楼”的时候,这两个小孩子还没上学,他们并不知道这“tǎ(塔)楼”的来历,只是听着大学生说他们也说。小耿听得摸不着南北,只是被两个孩子 “哈喽”“tǎ(塔)喽” 地逗笑了。

麦收以后,按当地的风俗,张学波割了一刀肉,买了两瓶嬴水白干、两条咸鱼、两个罐头,去马泉大队看望岳父岳母,顺便再把未婚妻领回来住几天。虽然生产队对社员出工抓得很紧,但定了亲的妇女麦收以后去婆家住几天,还是允许的。那天吃了午饭,张学波和小耿两个人就一前一后走出了马泉村。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向前走,小耿一会儿就说到了王建昌和张学举那两个小孩子上去了。小耿说,那天,那两个小孩子真能逗,一会儿“tǎ(塔)楼”一会儿“哈喽”的,问张学波是不是教他们上课,还问这“tǎ(塔)楼”“哈喽”是咋回事?张学波开始还笑眯眯地听着,但听着听着脸就腾地一下子红了,一直红到了脖子根。

到嬴南村的第二天,小耿就知道了张学波不再当教师了,而成了一个校工,也知道了他不当教师就是因为这个“tǎ(塔)楼”。小耿当天下午就跑回了娘家。其实,当校工也不错,只是给老师们烧烧水,到了上下课的时间吹吹哨子,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和站讲台的老师记一样多的工分,有一样多的补助,而且还比站讲台轻松多了。可小耿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场,哭完了就对父母提出坚决要退婚,说四姨奶奶骗她,好歹她也是个高中生,当时就看中了他是个教师,原来连个“塔”“楼”都不分。小耿的四姨奶奶是泉河村的,是张学波母亲的大妗子,也是这桩亲事的媒人。

退婚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嬴南村。才定了的亲事就吹了,这可是个大事。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张学波的舅舅杨永胜就买了好酒好烟,去找到马泉公社的一位姓韩的副主任一起去了小耿家。杨永胜许诺,一是保证两年之内弄个煤矿正式工人的指标让外甥去当工人;二是今年国庆节就把婚事办了,结婚以后就安排小耿在嬴南村小学里当教师。嬴南村小学的那个校长王若嬴虽然难说话,但用谁不用谁当教师,是大队书记说了算的。

张学波的亲事差一点散了的事,王若嬴还是听学校里的老师王莲香说的。偌大个嬴南村没有王莲香不知道的事,她知道的事也从来没有过夜的。王若嬴听说这件事以后,心里就觉得有点对不起张学波,这亲事真要是散了,张学波往后找对象就难了,真要是找不到对象,孤儿寡母的,他还不落下一辈子的埋怨。王若嬴看着张学波还年轻,人也憨厚老实,打那以后,一有空就教他汉语拼音,从a、o、e开始教。但张学波还不如黑瞎子掰棒子,黑瞎子掰棒子,到了地头胳肢窝里还能剩下一个,可张学波到头来是一个也记不住。看着他每次都学得一头汗水,比推着满满两篓子圈粪爬黄土岭还累,王若嬴就不再教他汉语拼音了,转而又教他九九歌,可是,那九九歌他背了俩月也背不下来,而且有时正背着“三七二十一”,一下子又“五七八十四”了。王若嬴觉得张学波在他跟前可能太紧张,就让他抽空到班里和学生一起学,但张学波一次也没有去。

张学波学文化不行,但种地炒菜做饭却是一把好手,而且还会炒花生、炸油条、打火烧。尤其是那炒花生,从外表上看,一个糊的也没有,就像是没有炒过的一样,但一捏开,简直酥得不行。学校西边原来有一堆碎石瓦片,张学波就清理出来刨出了一块二厘大小的菜地,地虽然不大,但他埯上的芸豆、架起的黄瓜、种上的白菜都有模有样,逢上级领导来学校检查工作或者老师们凑份子攒穷,也不用找人帮忙,张学波很快就能做出来七八个菜,而且做出的菜真正是色香味俱全。面食也不用出去买,张学波就去学校西边校长王若嬴家的小南屋里挖来一瓢面。吃馒头?张学波能左右开弓,两只手一块揉,一只手里揉着一个馒头;吃面条?他擀出的面条不软不硬厚薄均匀宽窄适度,看着就让人眼馋。面条擀完了馒头揉完了,那可真叫利索,面光盆光手光,真正的“三光”。酒喝完了,那边要饭,这里热腾腾的馒头或者面条就端上来了。张学波说,他在部队时干的就是炊事员。

王莲香经常和张学波开玩笑:“学波,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就托生成了个带把子的?”

结婚以后,张学波的妻子小耿就去嬴南村小学当了教师。小耿来学校不久,杨永胜就给张学波弄来了个煤矿工人的指标。但张学波他娘不让他下煤矿,说当了几年兵,这好歹回来了,不能再去干那个埋了没死的活。杨永胜没有办法,就把张学波安排到了公社驻地东边不远的温家埠铁矿当了临时工,每个月三十七块五毛钱。张学波他娘不知道这铁矿也得下井,就同意了。

去铁矿上班不久,张学波就推着一辆小推车来到了学校,小车子的一边拴着一个大铁圈,像水车的转轮那么大。张学波说:“这是点。我走了,不能让王校长满学校转着吹哨子。就把这个点挂在王校长办公室门前的老槐树上,以后,上学放学上课下课就打点。”那个点,是张学波用他第一个月的工资买来的。那天,老师们七手八脚把点挂起来,用点锤子一敲,那声音还真是响亮清脆。那从点上发出来的“当——当——”的声音,就像打着颤一样,一圈一圈飞向了校园的角角落落。那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全村的人都能聽到,以致各生产队的队长在喊社员上坡时,就常常喊着:“学校里都打起床点了,还赖在炕上不起!”

那时,村里人家很少有表,他们估算时间,有时是听鸡叫,有时是听挂在墙上的洋戏匣子,有时是眯起眼来看看天上的日头。但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吃了晚饭头一挨着枕头就打起呼噜来,早晨听不见鸡叫也是常有的事,而挂在墙上的洋戏匣子也是三天两头不响,不是谁家屋檐下的电线断了,就是自家屋门口的地线露了出来,就是响的时候也是嗤嗤啦啦的。那当当当当的清脆的点声,不但是学生们的钟点,也成了全村人的钟点。

张学波去温家埠铁矿第三年冬天的一个上午,矿上突然有两个人来学校找耿秀芬老师,说张学波出了点小事故,要她跟他们去一趟。原来,前一天下午下班时,张学波和几个下班的工友一起坐罐车从井下上来,那罐车不知道怎么的,突然晃荡了起来。当罐车升到二十多米高的时候,站在罐车边上的张学波突然从罐车里摔了出来……耿秀芬跟那两个人赶到县医院时,张学波已经快不行了。

耿秀芬把耳朵凑在张学波的嘴上,听见他断断续续地说:“秀芬,我一直想给咱嬴南村小学买个电铃,把那个点换了,矿上的小学就有电铃。我这就走了,你可一定替我买个电铃,要买自动的,不用拉就……”话没有说完,张学波就咽了气。

给丈夫做完了一七的第二天,耿秀芬就从抚恤金里拿出一笔钱,去县城买来了一套全自动电铃。

张学波去世以后,他的母亲每天以泪洗面,视线就渐渐模糊了。前几年,张学波的妻子小耿退休了,退休不久,小耿要去城里给自己的女儿看孩子。小耿放心不下婆婆,要把婆婆也一块带到城里去,可婆婆说啥也不肯去。

自从村小学合并到邻村的学区小学以后,新上任的村两委要把原来的村小学划成宅基地,那棵挂着点的老槐树由于碍事也要刨掉。早已退休的王若嬴找到村干部,坚决要求把那棵古槐树留下来。村委领导采纳了王若嬴的建议。王若嬴拿出自己的积蓄,请来了两名石匠,在老槐树周围垒起了护栏。那护栏四边的石板上都雕刻着很精致的图案,其中一幅是一个中年男人推着一辆小推车走进学校大门,那小推车的一边就放着这个点。

二十几年过去了,那点和电铃还挂在那棵古槐树上。那敲点的点锤子也在,有的时候,在护栏石上坐久了的王若嬴,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拿起点锤子敲一下那点,那点发出的声音,依旧很响很清脆,全村的人都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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