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十章乃1929年4月至7月所作。当时颇不自量绵薄，欲为中国近10年之壮剧， 留一印痕。8月中因移居搁笔， 尔后人事倥偬，遂不能复续。忽忽今已逾半载矣。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抱火钵打瞌睡而已，更无何等兴感。
或者屋后山上再现虹之彩影时，将续成此稿。
1930年2月1日。
( 《茅盾文集》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赏析 茅盾的长篇小说《虹》写于流亡日本时期，“跋”既披露了作者写作时的心境和动机，也表达了他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对时代性和社会性的追求。
从五四时代起，茅盾就力倡“为人生”的艺术，把时代性和社会性作为创作、批评的重要原则，并以此自勉自励。在茅盾的文章中，常可见“壮潮”、“壮剧”这样的字眼，这实在是茅盾心中所悬的艺术鹄的的具体体现。在自述《蚀》的写作时，茅盾就说过，是要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的表现，说《蚀》 “只是时代的描写，是自己想能够如何忠实便如何忠实的时代描写”( 《从牯岭到东京》)。在与《虹》同时完成的长文《读〈倪焕之〉》中，茅盾在总结鲁迅、叶绍钧、郁达夫等五四一代作家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有否“浓郁的社会性”和鲜明的“时代性”，能否表现“广阔的世间”和“时代的壮潮”，是文学成败的关键。
这一思想，也同样贯穿在《虹》的写作中。他说：“当时颇不自量绵薄，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 留一印痕。”按茅盾原来的计划， 《虹》要从五四运动写到1927年大革命，主人公梅行素还要在大革命后的白色恐怖中进一步经受考验。但这一意图未及实现，实际上只写到梅女士参加五卅运动;茅盾原拟继《虹》后续写《霞》，以圆初衷，未竟。《虹》是一个象征性的题目，如照茅盾写作初衷来理解，有三层寓意。其一，喻指作为小说背景的1927年上半年的政治形势，“宁”(南京、蒋介石)、“汉”(武汉、汪精卫)对峙， 只是如“虹”一样“幻美”、“易散”;其二，喻指主人公的命运，梅行素到了武汉，加入了共产党，但仍要经受各种考验，结果难料，所以“虹”又喻指共产党员的称号在梅女士身上也只是一种“幻美”;其三，喻指作者的心路历程， “虹”是一座桥，作者经过艰苦磨练，跨越这座“桥”，而趋于无产阶级化。但是，由于《虹》未及终篇，所以这几重喻意也就不易了然，难以为读者所理解。
尔后， 由于时局的变动和个人生活的变故，茅盾终于未能续写完《虹》的后半篇。一方面是日本环境急剧恶化，与茅盾交往较多的友人，或被当局拘捕，或被迫回国。加上茅盾与旅日期间同居的秦德君在度过了一段浪漫时光后，情感上出现了裂痕，不能不作归国计，他的心境不免有些索漠：“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也因此，“或者屋后山上再现虹之彩影时，将续成此稿”的夙宿，也终于由于时日迁移，心境幡然，也如“虹”一样，成了一道美妙的“幻影”，这是深可惋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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