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事笔墨生涯的， 东涂西抹，经过半个多世纪，从质的方面来讲， 自己也不够惬意，从量的方面来讲，却具有相当的数字。这样晨钞暝写，养成了一种习惯，似乎一天不动笔，就是虚掷了一天的时光，认为是很可惜的。实则无关宏旨的作品，等于制造废纸， 一点没有价值，真有如韩昌黎所说的“可怜无益费精神”罢了。无奈积习难改， 易于明知故犯， 照样写着写着再写着，直到“四凶”横行，钳口结舌，特别是形诸笔墨的文字，更易贾祸遭殃， 在这窒息的空气下，便被迫停下笔来。笔虽停了，但人是有头脑的， 头脑的思绪， 还是乙乙的抽动着;人是有耳目的，耳司听， 目司视，接触事事物物，也没有隔绝， 还是起着器官作用。这时我转变了一个念头， 觉得凡想到的及看到听到的， 倘不及时把它记下来， 事过境迁， 就会忘得无影无踪， 不可捉摸，也是很可惜的。自己下了决心， 备个本子，每天不厌烦琐地把它记着， 好在既不成文， 又不问世， 料想如此不致被“四凶”所罗织， 无罪一身轻，姑且留着这些片段东西， 以供它日的回忆稽考吧!从此日积月累， 先后所记， 约有一二万条， 然偶一翻检， 总感到这些片段东西，难以分门别类， 简直是精神上的一篇流水账。流水账当然不能算为作品，可是我又舍不得一股拢儿把它付诸字簏，这样搁置了若干年， 没有办法处理。幸而在党的领导下，粉碎“四凶”拨乱反正， 文艺园地， 顿时万紫千红， 百花齐放， 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连垂暮之年的我，也兴致勃发，把这搁置若干年的片段东西，敝帚自珍起来，花了些工夫，重新整理一过。凡是其中带有些史料性、知识性、欣赏性、趣味性、线索性的， 编成小小的册子， 综其内容，什之七八属于文艺方面， 因名之为“艺林散叶”。记得唐人有这样一句诗：“落叶添薪仰古槐”，槐叶可充薪材，那么“艺林散叶”，或许比槐叶更有些用处吧!
(《艺林散叶》，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版。)
赏析 《艺林散叶》是中华书局1982年为郑逸梅先生出版的一本掌故杂谈集。郑逸梅先生一生热心文化掌故，他出版的著作几乎全部是历史掌故杂集、杂谈。他长期在文艺圈、文化圈里活动，接触的人真多。加上他是个耳聪目明的有心人，并未将道听途说的谈资任其随风而逝，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是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晨钞暝写，多年不辍，积累的资料、短文已经相当可观。这些短文除了不断地发表于《民权报》、《民素报》等报刊，余下的部分更多，便出版了专集。他自嘲这种做法只是文人的一种习惯， “似乎一天不动笔，就是虚掷了一天的时光，认为是很可惜的。实则无关宏旨的作品，等于制造废纸，一点没有价值，真有如韩昌黎所说的‘可怜无益费精神’罢了。”这其实是极好的文人习惯。勤于动笔，不仅可以增进脑手的灵活性，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为文化史、文学史积累若干珍闻轶资，绝不是无用，也不是毫无意义的闲情。小而言之，可以供自己或他人“回忆稽考”，大而言之，可以为中国文化发展尽力，为研究者所共享。也许今天对这些史料的珍视还未提到日程上来，熟悉中国古代笔记《世说新语》、《幽梦影》等书的读者就会有切身的体会。古人将这些东西比之于木屑竹头，郑逸梅先生又比之于古槐落叶。这都表明了比喻的双重意义。一重表明材料的不免琐屑，一重也表明了不论木屑竹头，还是古槐落叶，都是有用之物。独立地看，落叶无用，可是，通过落叶也是可以认识树林的;它是组成树林的有机部分，是不应该加以轻视的。
这篇序文中作者为自己说了很多的自嘲话，但是，最后还是老实、诚恳地讲了他的书具有的五大特点：一、“史料性”：他以亲历目见的资格收集了一大批史料，弥足珍贵;二、“知识性”：他的书具有多方面的知识，文学的，绘画的，戏剧的，书法的，其他艺术的;有的涉及政治事件，有的无非人情故事，甚至是点滴的轶事笑料，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三、“欣赏性”：他的文章有的写得很别致，不仅内容可供欣赏，文字、语言也颇有艺术价值;四、“趣味性”：随意而谈，不拘一格，好像同读者促膝谈天，围炉夜话;五、“线索性”：从书中提供的许多资料线索可以得到启发，说不定你可以从而引发出一篇很有价值的鸿篇巨制。这些特点是很坦率的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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