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我在上海先后认识了两位从遥远边疆来的云南青年，这两人后来都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分别在音乐和哲学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左翼文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我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位是著名音乐家聂耳同志，一位就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我初次和聂耳见面的时候，田汉同志开玩笑式地给我介绍，这位的名字叫“四个耳朵”，我才知道是聂耳， 因当时有人在旁，我只和他一般地寒暄了几句，没有深谈。后来，他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赢得了全国爱国人民的心，也更引起了我对他的敬慕。不幸，正当风华正茂之年，邻邦的无情海水吞没了他的生命。我认识艾思奇同志则是读了他的哲学著作，知道了他的进步活动之后。我专程到读书生活社去拜访了他，作了亲切的交谈。艾思奇同志1935年入党，1937年去延安。周立波同志和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又是他前往延安的同行者。我们在延安和北京，相处数十年，只是除工作上的联系外，私人来往很少。但他的为人敦厚，待人真挚，治学勤奋，文风明快，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确是我所深知和敬佩的。1966年初，我们同住阜外医院，他曾来探望我，他说我们不要被病魔所屈服，我们还可工作20年，说时充满了革命的自信和乐观情绪。他走时，我久久地遥望着他的瘦弱的背影，想不到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诀别。时光如流，现在艾思奇同志逝世已经14年了。《艾思奇文集》即将编定出版，我现在写几句话来表示我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毋须介绍，艾思奇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党的理论战线的光辉战士。他一生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方面，贡献很大。
艾思奇同志的哲学生涯开始于30年代初。那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 国民党反动派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艾思奇同志作为一个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从走进社会的第一天起，就选择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武器批判旧世界、开创新时代的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奋斗了终身。
在旧中国的哲学界，除了几个先后卖身投靠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而为人所不齿的老唯心主义者以外， 还有一些远离人民的哲学家， 他们的倾向互有不同， 后来的变化也很不一样，但在当时， 他们由于完全脱离人民的斗争，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了抹杀和反对的态度， 实际上起了为反动派的统治粉饰升平的作用。艾思奇同志从来同这样的哲学家无缘。他在30年代的初期在上海所写的哲学文章就很少空论，这些文章或则用深入浅出的道理教育青年， 或则向着种种错误的思潮开火。从1933年开始发表的一系列通俗哲学论文， 到1935年结集出版成为《大众哲学》一书， 是这一时期艾思奇同志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艾思奇同志到延安以后， 即在有名的抗日军政大学任教，他逐步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毛泽东同志对艾思奇同志所写的《哲学与生活》一文予以积极的评价， 并在个别问题上提出了商讨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提倡哲学走出课堂， 艾思奇同志就正是这样做的一个先驱者。在著名的整风运动中，他十分重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执行这一原则。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 比以前的作品显然更加深刻了。全国解放以后， 艾思奇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继续做出了新的贡献， 有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原理， 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艾思奇同志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工作， 给中国的读书界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艾思奇文集》收集了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这些著作，包括一部分早期的著作，作为向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入门读物，作为批判哲学唯心主义的战斗成果，至今仍然保有它们的生命力。我们希望， 《艾思奇文集》的出版，将鼓励当代的青年哲学家们继承作者始终饱满的热忱，在新时期的思想战线上为捍卫和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作出勇猛坚实的努力。
1980年4月
(《艾思奇文集》， 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赏析 序文既介绍人物生平事迹，又介绍其著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而周扬同志这篇序，最突出的特点是所涉时间跨度大，文字表达朴素深沉。
序文首先追忆了30年代在上海认识的两位青年——著名音乐家聂耳和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介绍了他们的简要生平、经历和成就，并重点回忆了1966年初与艾思奇同住医院时， 艾思奇同志的革命自信心和乐观情绪。起笔给人一种“诧异感”，思考周扬同志的这种写法用意何在、走向何处?文字内部蕴含的“艰难感”是造成我们阅读和理解的难点。周扬同志却大气为文，从容落墨。在以自己感受描写人物的基础上，又对艾思奇同志光辉的一生作了总结式的介绍：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党的理论战线的光辉战士”。从30年代初走进社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武器，批判旧世界、开创新时代， 出版《大众哲学》一书;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写出《哲学与生活》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渐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及至全国解放后的新贡献等等。全文跨越了漫长的历史阶段而不显拖沓和冗长，语言干净利落，概括性极强;简洁明了，话语扎实、有力、耐看，不显干巴、抽象、乏味。更重要的是“拢得住气”，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悬着的那颗心通过文字这个信息媒介感到充实和有力，同时佩服作者为文时的心理态势。
这当然还要归功于运笔上的朴素与深沉。全文几乎没有一句华丽的词藻，而代之以单句、整句和长句。简短的文字熔铸了丰富的信息含量，揭示了艾思奇同志一生的经历和理论上的贡献。在段落、层次的衔接和划分上，除了以时间为顺序之外，更多了一种逻辑上的过渡和照应，甚至自含一种文字内部的韵律感。这种“韵律感”，或许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没有明显的标志，却在我们反复诵读它时感到一种气势和节奏，就使得序文平中见奇，实在而不乏生动。至于对著者的评价、事物的介绍，则采用了概括阐述性的语言，加上此序作于艾思奇同志去世14年之后、他的文集出版之时，好像更多了种悼文式的伤痛基调和历史色彩。让我们想像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个意识形态领域鱼龙混杂时期，革命家、理论家、哲学家们如何演绎出一幕幕惊天动地的画面来，如何不多了种深沉和凝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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