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1939年英国Routledge书局出版我所写Peasant Life inChina一书的中译本，原书扉页有《江村经济》中文书名，今译本即沿用此名。这书的翻译工作原应由我自己动笔，但在该书有条件翻译时，我一直忙于其它事务，无暇及此。今由戴可景同志译出，无任感激。应译者要求，我在书前说一说这书写作和翻译的经过。
这本书的写成可说是并非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联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话要从1935年我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时说起。我毕业后由该校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推荐，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按惯例应于该年暑假出国，但出于指导我研究工作的导师史禄国教授的主张，在出国前应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一年， 因偕前妻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该年冬，在瑶山里迷路失事，妻亡我伤。经医治后，我于翌年暑期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我接受家姊费达生的建议，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她在该村帮助农民建立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我被这个合作社所吸引，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在出国前夕才离开该村。这次调查并不是有计划的，是出于受到了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
我去英国，乘坐一艘意大利的邮轮“白公爵”，从上海到威尼斯航程要两个多星期。我在船上无事，趁我记忆犹新，把开弦弓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提了个学名叫“江村”。到了英国，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最初见到该系Reader， Raymond Firth博士，他负责指导我选择论文题目。我原来打算以“花篮瑶社会组织”作底子编写论文。随后我谈到曾在江村进行过调查，他看了我已经整理出来的材料， 主张编写“江村经济”这篇论文。不久该系教授B·Malinowski从美国讲学返英， 我向他汇报了江村调查经过和内容， 他决定直接指导我编写这篇论文的工作。该论文中主要的几章都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天的人类学”讨论班上宣读、讨论、修改、重写过的。1938年春季，我申请论文答辩， 通过后， 由伦敦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博士证明书上所标明的论文题目是： “开弦弓， 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
论文通过的那天晚上， 由导师Malinowski把这篇论文介绍给Routledge书局出版。书局编辑阅后建议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我看过该书清样后， 离英返国， 已是1938年的初秋。我记得，由于在轮船上得到广州沦陷的信息，所以临时决定在西贡登陆， 直奔云南、昆明。到了云南， 不久就开始我的内地农村调查。
该书是1939年出版的， 其时欧洲已发生战事。全球战乱连年，我已把这书置之脑后。我仿佛记得直到战后我回到清华园， 才接到书店寄给我的这本书。当时届解放前夕，时局紧张，我哪里有闲情来想到翻译此书。解放后，我参加民族调查工作，此书的译事提不到日程上来。1956年英伦老同学W.R.Geddes博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参加该国文化代表团访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访问了江村。他引起了我重访江村的兴趣。翌年成行，在调查工作进行过程中，有事返京，适逢反右斗争。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连载报告尚未结束，我已遭殃及，被错划右派。在被批判中，即使这本书并未译成中文发行，它还是作为一项“流毒深远”的“罪证”。
文革后期，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有西方学者来华访问，从他们的口上，我才知道，该书已重印了三次。在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把它列为必读参考书。还有不少现已成名的人类学者告诉我，这本书启发了他们研究人类学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兴趣。我当时不免担心，深恐其“流毒”太广，增加我的“罪行”。这种历史条件排除了翻译该书的可能性。
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1981年我得到老师Raymond Firth的来信，他告诉我：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将在1981年授我赫胥黎奖章。这是这门学科中最高的荣誉。他并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又重印发行，建议我在接受奖章时要宣读的论文，最好是叙述江村在40多年中的变化。我因此又到江村进行了短期的访问，写了《三访江村》这篇文章。
从伦敦回国，我又回江村继续我的农村调查。1982年就从江村作为起点“更上一层楼”开始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从吴江县各镇入手，逐步扩大研究范围， 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4个市。1984年又扩大到苏北及南京、镇江两市。小城镇的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是江村研究的继续。在这段工作中，我已感到有需要把《江村经济》翻译出来给一起调查的同仁们作参考之用，而且江苏人民出版社已约定出版这个译本。但是我自己这几年恢复了学术活动，任务较重， 实在抽不出时间和精力来做这项翻译工作。所以只能委托戴可景同志代劳。她在1984年就已经完成译稿， 又请潘乃穆同志校阅过一遍。她把译稿交给了我，搁在我书架上，一搁几乎有一年。我应该对译者表示歉意。
屈指一算， 离我最初在江村调查时， 明年是整整半个世纪了。我自幸在今生能看到这项偶然形成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国际上的承认， 又在国内恢复了名誉。另一方面，经过这将近50年的阅历， 自己对这本早年的著作，总觉得有许多不能惬意之处。作为我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脚印， 自当珍惜;作为国家社会历史的一些历史记录， 固然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既然还活着，而且尚能工作， 自觉有责任再把江村在这半个世纪里的变化写下来，作这本书的续编，并当尽力把这段时期自身的长进来补足早年的不足。因而， 我决定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合作进行为期两年的江村再调查，编写一本《江村五十年》。在准备这项研究计划时，我才挤出时间，把译稿重读了一遍，做了些必要的修正后， 交付出版。至于它的续编在两年之后是否能出世， 目前还是难于预知之事，但是我自己是有决心去完成这个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任务。
以上是本书中译本诞生的经过，就以此作为前言， 写在译本的前面。
1985年4月15日
(《江村经济》 (中国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赏析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和社会问题的学科，但也有以关于研究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关于研究社会团体生活、关于研究人的共同社会生活、关于研究社会关系或关于研究社会行为的学科等作为社会学的定义的。它的研究领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一般认为，住宅问题、人口问题、家庭问题、就业问题、犯罪问题等，都是社会学需要研究的课题，而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社会变迁、社会解体等的研究，则是西方社会学的重要内容。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进行社会调查。一般认为，19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家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本世纪初，社会学开始传入中国。1930年，中国社会学学会在上海成立。费孝通属于30年代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他在当时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提出过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建议，并一向主张社会学要为社会特别是农村改革和其他经济发展服务。1979年又与雷洁琼等领导了社会学在中国的重建工作。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重视， 曾多次给予他各种奖励。1980年美国丹佛国际应用人类学授予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赫胥黎奖章;1982年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1988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这篇《著者前言》表面上看，只是谈了《江村经济》一书写作、出版和翻译，但由于这项工作的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实际上它也就反映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中外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以及社会学的重生。其中有几点尤其值得重视：一是费孝通关于江村调查的著作历经半个世纪的时间考验，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学的权威论著和人类社会学的传世之作。二是反映了“左”的思想对社会学研究工作造成的干扰和危害。《江村调查》一书于30年代末在英国出版，而其中译本在1986年才得以问世，这个事实着实发人深思。1951年，在“社会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伪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社会学”的指导方针下，一些高校的社会学系被分为劳动系和民族系，经过院系调整，社会学系停办后名实俱亡。《著者前言》提到： “这本书并未译成中文发行，它还是作为一项‘流毒深远’的‘罪证’。”这种愚昧荒唐的做法，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三是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不仅使中国社会(包括广大农村)产生万象更新的面貌，而且给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带来勃勃生机。不仅《江村调查》中译本得以出版，而且社会学系在不少高校中得以恢复或者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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