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②， 后妃之德也③， 风之始也④， 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⑤。故用之乡人焉⑥， 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⑦，教以化之⑧。
诗者，志之所之也⑨，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⑩，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⑾。
情发于声， 声成文⑿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 其政和⒀;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⒁;亡国之音哀以思⒂， 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 三曰比， 四曰兴，五曰雅， 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⒃， 言之者无罪， 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 礼义废， 政教失， 国异政， 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⒄。国史⒅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 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 民之性也;止于礼义，先王之泽也⒆。是以一国之事， 系一人之本， 谓之风; 言天下之事， 形四方之风， 谓之雅。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其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⒇。
然则《关雎》《麟趾》(21)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 《驺虞》(22)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命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23)，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一)
注释 ①《毛诗序》——《诗经》传至汉代有四家：鲁(申培所传)、齐(辕固所传)、韩(韩婴所传)三家都立为学官，是今文学派;毛诗为赵人毛苌所传.是古文学派。四家诗原都有序，惟《毛诗序》独存。《经典释文》引旧说：“起此至‘用之邦国焉’， 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毛诗序作者至今没有定论，暂依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定为卫宏所作。②《关雎》——《诗·国风·周南》首篇篇名。③后妃——天子之妻。④风之始也——风指《诗经》的十五国风，指《关雎》是十五国风的第一篇。⑤风(feng)——教化。⑥乡人——古代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让乡大夫教化百姓。⑦动——感动。⑧化——感化。⑨志之所之也——志，志意、怀抱。第一个“之”为连词，第二个“之”为动词， 往， 到。⑩形——表现。⑾“言之不足”二句——发言之后意犹未尽，以叹息来延续它。嗟叹仍嫌未尽，就要引声长歌。永， 长。⑿文——歌曲。⒀“治世”句——治世，太平时代。和，和顺。(14)乖——乖戾、背离。⒂哀以思——哀伤并思慕太平之世。⒃谲谏——用隐约的言词劝谏。⒄变风变雅——变，指时世由盛变衰，政教纲纪大坏。清代马瑞辰认为正变是根据政教得失来划分的。⒅国史——王室史官。⒆泽——恩惠。⒇四始——郑玄认为，风、大小雅、颂是“王道兴衰之所由”。陈奂认为，风、大小雅、颂都以文王诗为开始。诗之至也，诗理至极，尽于此。(21)《麟趾》——《诗·周南》最后一篇。(22)《鹊巢》、《驺虞》——前者为《诗·召南》首篇，后者为末篇。(23)《周南》、《召南》——南是商代诸侯国名，后封为周公和召公的采邑，以陕原(今河南西部陕县西南)为乡界。这两个地方的诗被收进《周南》、《召南》，当地民歌结合南国器乐奏出的乐调就是《周南》、《召南》的特征。
赏析 《毛诗序》是汉代学者对先秦诗歌创作的理论概括，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在有的论述里，诗序和原诗比较脱节， 比如首篇《关雎》本来是描写男女恋情的，却被序作者说成歌颂“后妃之德”，显然和原诗有很大距离，但并不影响诗序本身的理论价值。它首先阐明了诗歌的特征和诗、乐、舞的关系。早在《尚书》和《左传》中就有了“诗言志”的观点，它是儒家诗歌理论的基本纲领。诗序继承了这种观点，以“诗者，志之所之也”加以发挥，融入了“情”的因素，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是对先秦诗歌创作经验的又一总结。如屈原根据自己的创作体会提出“发愤以抒情”，荀子在《乐论》中也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志”是符合理性的思想志向，属于社会伦理范畴，而“情”是抒发个性的要求，将个体人性的抒情作为一种标准提到理论高度，是对先秦“百家争鸣”时张扬个体人性的继承，而且对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是非常适合的。对于诗歌的艺术特征也有所认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肯定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关系。
如果说诗可以言志抒情还注重个体，那么“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就是强调诗的社会作用。诗序强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对社会生活起到调和美化的作用， 由这条道路就可以达到儒家理想中的“大道”。诗歌关注社会生活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可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可以“以风刺上”，既可以赞扬歌颂， 也可以揭露讽刺，指出了诗歌与社会生活及政治的关系。
其次，关于诗歌的分类和艺术手法的探索，提出“六义”说。朱熹认为，风、雅、颂是三经， 是作诗的骨子， 赋、比、兴是里面横串的，是三纬。风指产生于各诸侯国的地方诗歌;雅是产生于周朝王都附近的诗歌;颂是祭祀时赞美祖先的诗歌。对三百零五篇诗作这样的分类大体是正确的。对赋、比、兴没有进行深入论述。朱熹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是对诗歌创作手法和创作规律的总结，表明诗歌是通过具体物象表现生活、抒发情志的。要求诗人熟悉生活、观察细致，语言要含蓄、凝炼，启人思维。
《毛诗序》过分强调以诗刺上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指出统治者的错误必须委婉，用引导的办法帮助他们澄清认识，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消除敌对意识。过分注重“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虽然可以提高审美效能，却阻碍了其他风格的发展，形成了硬性规定的艺术模式，排斥了炽烈感情的倾诉，也对创作产生了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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