涸辙之鲋， 相濡以沫， 相煦以湿， ……
——庄子
我编好去年所写的杂文成一个小集子的时候，这一句话又被我记了起来了，这或可证明它为我所爱，但最主要的怕还是因为和我的一个已经死了的朋友有关系。这已经是前年11月间的事了，我拖着病的身体，从F省到浙南， 想每日走三四十里， 奔向到已经沦陷了将近一年的家乡，去寻觅我打听不到消息的妻子和小孩，但将近家乡的接境处，情况却非常混乱，路也不通，我只得折了回来，在丽水住下了。于是感到了无法可想似的忧愁，每日睡在床上，仿佛病也厉害起来似的。但住在邻近， 而且每日过来谈天的一个朋友，金瑞本先生，却在那收复后不久的丽水， 几乎以一人之力在恢复一个报纸。而且他是患着真真沉重的多年的肺结核的，又很穷，报馆也无钱，人手更不多;报出版后， 他就非一个人兼做四五个人的事不可。至少因为他是总编辑，有时一大张大报非由他一人编辑不成。这样， 病自然是更厉害起来了，而他的矛盾也就分明地显露了出来， 时常在谈话的时候，一边咳嗽着，红着颊，喘着气，流露着种种深积着的牢骚，而一边却计划着即刻恢复副刊，训练编辑人材，在沦陷区建立通信网， 等等，想使他的报成为能够反映东南沦陷区和非沦陷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动向的报纸。一边明明知道言论之路怎样的狭窄， 而对于一往直下的时势， 言论之效又是怎样的微小，但一边却偏与当时当地的披靡的风气奋斗，与走私、投机、囤积等奋斗不用说了，还与公然的贪污腐化奋斗， 与做旧戏抽赌捐至数月之久的现象奋斗， 与对下属逼奸不成即假以罪名将她置于监狱、或送上峰礼物至于十多担的县长们奋斗， 而同时是欲将社会的真相，人民的疾苦， 和民众的真实的战斗宣布了出来。但这些却是最煞风景的事， 不但听到了各方面来的威胁的风声，而且同人中也有以为这样认真是犯不着的论调;他于是一方面将威胁的风声之类看作他的工作有了效果而得意着，一方面又沉重地感到黑暗势力的雄厚及和他同样认真的帮手的缺乏。这后一种的感情对他非常有害，他常常表露颓丧了，而最坏的是在这种时候他分明地意识到自己病的沉重了。有一天，他睡下了，那时由他自己兼编的副刊，便要我代看一些来稿，并每天凑写一篇短评式的东西， 即以谈话时我曾引用过的庄子的这一句话为理由， 还说这是能够使两人的病都会很快好起来的。果然，我只代他看了近10天的稿， 写了10余篇短评，他立即送来了一个条子，说已经起床， 而且副刊已经请到了专人， 可以不再劳我了。……
就是这一点事情， 我记了起来的。
但我现在记了起来，且在此记下这一段事， 第一是我想借此再回忆一下这一个死于自己工作里的朋友。我在去年3月间离开丽水， 到不远的小顺去住了一个多月， 在一个多月中间就接到了他三四封信，依然是一边壮勇，一边凄苦;壮勇的是报告我写了什么社论，终于将什么不可侵犯的人物也触犯了他一下之类;凄苦的是寂寞，说不但缺少对手， 而且人生的什么幸福都被剥夺去的时候， 至少也应该有一个可以谈谈天的朋友，但连这一个也没有。有一次我接到别人一封信，说很多人以为东南所有各报是他编的这一报最强，我马上将这话写信报告给他了。他回信说，这消息对于他是很有用， 因为周围对他是取敌视的态度，而这证明血总还不是完全的白费。但在5月初我在动身来渝的前两天，特别跑回丽水去告别的时候， 他却已经卧下，报纸每夜的清样都须送到他的床上来看了。我到渝后曾接到过几封信，他的病， 中间曾经好过几个月， 能够像平日一样地劳作，但10月间重又卧倒，还曾来了一信，说现在倒可以清闲地静睡， 想想许多问题。可是大概我的回信他都没有收到，就于今年元旦后数日忽然接到那报馆里打给我的电报，报告他于12月31日逝世了。但我至今没有一点表示，也不能对他的家属有所帮助，除了我自己一个人感到有痛痒之关的一点回忆。
第二，于是，我想记下几年来常感到的一点感想。上面所引的庄子的文句，那接下去是说：“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的本意原是在这里，但我一向不喜欢这一种态度，以为离那逍哉遥哉的时候还早得很，何况这所说的江湖更是超现实的，他是在叫我们脱离现世。但我又想，我们固然不要那超现实的江湖， 以及在那里去相忘，而我们却有现实的战斗的江湖，甚至汪洋大海的，真实的战斗者就须在那里去相忘，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才能旺发和广阔。庄子的超现实主义的话，我们用到现实的战斗的精神上去，正可以使我们除去许多的鄙细与吝啬。可是，路程实在是艰难曲折，而现实的工作和战斗也实在是繁重和残酷，不独是在一场大水之后曾有很多会留在干涸的地方，即在同队行进的时候也仍要有彼此失顾的事;因此，除了忽然逍遥到庄子的江湖里去了之外， 留下的这些人们便不能不个别地更艰苦地挣扎， 不能不时时感到如在涸辙之上， 而相濡相煦之事这才能够成立， 而且是可贵了。但是，这虽有些可怜相， 却仍是战斗， 而且是非有不可的战斗;这在个人方面是即使涸死了也应该看作份内之事的，但在有关系的战友便不可不理解， 尤其在现在这样的时候。其实，这样地散落于各地在战斗着的人们真不知有多少，而历史的一小部分是由他们在推移着的。因此，我以为相忘于战斗的江湖固然应该是战斗者的本色， 但相濡相煦， 尤其在困难的时候， 也是不可排弃的。自然，对于个人，在中国古哲的言语中，我是更爱如陶潜的
精卫衔微木，
将以填沧海。
之类的诗句。这是即使一个人，做着极微小的事，也如在转移着乾坤似的气概。
第三，也借此说明这一点点杂文就是这样地开始写的，那时确想帮他一点忙，除了已写出即在那里发表的10余篇外， 当时还定了很多的题目，预备他缺稿时即可以应急，但一则投搞的人尚多，二则他完全爱惜我，以为我应该将时间用到睡觉和散步上，可以使我的身体早日恢复。我现在想起来实在很惭愧，到重庆后所写的20余篇的短文，有一半以上是那时所定的题目，但懒惰和别的原因，不但没有写别的什么，连那预定的题目都还有很多没有写，也没有做文字以外的什么事。不但惭愧，并且也遮不住我的荒芜;现在就只是怀念起金瑞本先生， 写下了这几句话。
1944年4月1日
( 《乡风与市风》， 重庆作家书屋1944年版)
赏析 《〈乡风与市风〉序》既是为悼念亡友，也是为弘扬一种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坚韧无畏、带有崇高牺牲精神的民族正气。
因此，理解“悲壮美”的意义是理解这篇序文的核心。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或许陶渊明的这两句诗可做悲壮的一个注脚。冯雪峰进一步解释道：“即使一个人，做着极微小的事，也如在转移着乾坤似的气概。”
金瑞本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确实，他是在做着“极微小的事”，在他人的眼光看来，或许还是个悲剧角色。他“在那收复后不久的丽水，几乎以一人之力在恢复一个报纸”，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一是他“患着真真沉重的多年的肺结核”，一人兼做四五个人的事的繁重工作，使他的病“自然是更厉害起来”。二是经济的困顿，他“很穷”， “报馆也无钱”。如果说物质上的匮乏或可令人忍受的话，那么精神上“沉重地感到黑暗势力的雄厚”，却常常会毫不留情地扑灭心头的希望之火。金瑞本先生“凄苦”地说缺乏“和他同样认真的帮手”，甚至连一个“可以谈谈天的朋友”也没有。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这样的环境，金瑞本先生表现出的都是令人钦敬的“壮勇”。他一面“明明知道言论之路怎样的狭窄，而对于一往直下的时势，言论之效又是怎样的微小，但一边却偏与当时当地的披靡的风气奋斗”。虽然他处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人生的什么幸福都被剥夺”了，但是他却还有着“转移着乾坤似的气概”，他认为“血总还不是完全的白费”。
杜甫在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时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金瑞本先生与其何其相似乃尔!君子忧道不忧贪，金瑞本先生正是如鲁迅所说：“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从序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同金瑞本先生的交往并不很密切，但二人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可谓“相濡以沫，相煦以湿”。
重要的是，金瑞本先生的精神深深感动和鼓舞了作者。
庄子的“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之后的一句是“不若相忘于江湖”，教人“脱离现世”，但是，作者却无法“相忘”掉曾经的朋友金瑞本先生。
金瑞本先生是应该被忘记的，因为在“战斗的江湖”中， “真实的战斗者”只有相忘，“精神才能旺发和广阔”，才能更好地去战斗，虽然战斗难免会有牺牲，那也“应该看作份内之事”。的确，大敌当前，朋友的确应该“相忘”，但忘记的是失去朋友的寂寞与悲痛，只有这样才能去更好地“战斗”，完成朋友未竟的事业。金瑞本先生去了，作者已决心将他遗忘，他的精神却仍会鼓舞作者，永不相忘。
事实上，谁也无法忘记自己真正肝胆相照的朋友，每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记起朋友间的“相濡相煦”，生死与共。
这是又一种“悲壮”。
作者会永远怀念金瑞本先生的，这篇序文，不正是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