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彝族文学，总是与吉狄马加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走近他，记者才知道：运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吉狄马加，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擎起了彝族新时期文学史上的第一面大旗，同时他也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国际性诗人。与他聊天，浓浓的诗人气质扑脸而至，一个彝人汉子豪爽和率真的“锋芒”毕露。难怪著名诗人流沙河说：“吉狄马加的诗使我惊奇，使我看见灵魂在跳舞。”
他肥肥的身子坐靠、更确切地是陷在沙发上。或双目闭合地沉思，或激情飞扬地畅谈，很有气场，整个讲述充满诗性，显然他是一个感情丰沛的人。与他侃诗，让人回到自己的文青岁月。他坦陈：“诗歌创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活动，我想我只要活在这个世界，诗歌就是我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换一种方式说，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诗。”在记者心目中，吉狄马加就是一个嫁给诗的男人。
根深深潜植于大凉山的土壤
刚一落座，记者就提出如何称呼他为好。吉狄马加笑言：“我们的名字一般是父子连名。我的全名是吉狄·略且·马加拉格，简称吉狄马加，把我父亲的名字省了。我姓吉狄，名马加。名字就是一个符号，你喊我马加就行，这样方便一些。”
彝族支系繁多，吉狄马加说他们自称“诺苏”族，解放前彝族被称为“夷族”，“毛主席在北京会见彝族代表时提到民族名称不统一，其中‘夷族’泛指很广，提出把‘夷’字改为‘彝’字。毛主席认为鼎彝是宫殿里放东西的，房子下面有‘米’又有‘系’，有吃有穿，代表日子富裕，大家听了很满意，一致表示赞成。从此，‘彝族’就被正式定为彝族各支系的统一族称。”
吉狄马加的故乡在四川大凉山，那里森林密布，江河纵横。有人说，“那是一个春天永远栖息的地方”。吉狄马加说：“我生活在四川的大小凉山，那是一个彝族居住区。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对吉狄马加来说，他的大部分创作灵感来自大凉山。
小时候，他经常游走于大自然和城镇之间，有时盘桓于山巅、村寨，或到瓦板房下、到火塘旁，和彝人饮酒歌唱。在积淀感觉的过程中，他会突然感到心灵的震动，找到那个诗魂和彝魂的结合点。在只有16岁的时候，他就会用诗句表达对故乡的赞美、对大自然的热爱。他在彝语和汉语中，同时找到了语言中最为精妙的美。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要结束，要找到一些很好的诗来读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我得到的第一个外国诗人的作品就是普希金的诗。很偶然得到这样一本诗集……当时读着普希金的诗，我大概只有16岁，读后非常震惊。他所表达的对自由、对爱情、对伟大的自然的赞颂，完全引起了我心灵的共鸣。”吉狄马加强调，是读普希金的诗集改变了自己，自那一天起立志当一个诗人。
1978年，吉狄马加考入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大学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走上诗歌创作道路。”吉狄马加说，当时大学图书馆的书很受同学的欢迎，像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园丁集》、《吉檀迦利》等都不容易借到，这些书一旦被借出图书馆，要再回到图书馆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常常是一个同学借到，都会在他身边要好的同学间相传。在吉狄马加的记忆里，在他上大学期间，图书馆的书在他身边周转的时间最多也就两到三天。“那个时候又没有复印机，又非常喜欢这些书，就只有买一个笔记本，自己用钢笔来抄书。常常是挑灯夜战，几个小时几个小时不停地抄书，手酸疼了，最多休息半个小时接着又抄。现在多年过去了，当年所抄的那些诗集已成了人生的一种财富。这样一个抄写阅读的过程，在阅读方面也留下了一种特殊的经历，对自己日后的创作和写作起到了作用，感觉非常美好。”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精神复兴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那时，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和情怀，对于每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梦想。“那个年代正是‘文革’的那10年，精神生活比较匮乏，要找到很多很好的文学读物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到了西南民族学院的时候，我真正读到很多重要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它们开启了我重要的人生道路，我开始思考人的生存状况，思考我们的国家、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进行的历史选择和历史创造。”
当年，从思想解放与意识形态启蒙走出的中国先锋朦胧诗人，其诗作晦涩难懂早已是文学评论界不争的事实。细读吉狄马加早年的诗，有一小部分受到了朦胧诗的影响，吸收了朦胧诗的写作技巧，但并非他的主体风格。吉狄马加在这场诗歌创作探索中迅速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表达方式——彝人的身份、直白叙事的诗性表达，抵达自己心中的圣地桃花源。如今，在他的诗里看到的几乎都是最朴素、最简练、最自然的词汇：太阳、高山、原野、大地、翅膀、灵魂、歌谣……看似脱口而出，其实是经过长久的积累、沉淀和锤炼，组合出特别的魅力。
彝人是一个饱经磨难而又善良、强悍、顽强、有着火一样情感的民族。火把节既是那个民族盛大狂欢的节日，更是他们世俗生活的象征性仪式与精神肖像。吉狄马加的处女作就是发表在《四川日报》上的散文《火把的性格》。不久，《星星》诗刊推出了他的组诗。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儿子，一个用心灵和生命歌唱的诗人，用他真实粗犷的歌声编织着一个属于自己、也属于同样痛苦而倔强的民族的颂歌与梦想。
从小在本民族文化的乳汁的哺育下成长起来，大凉山那种独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铸就了吉狄马加的文化性格。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重返故土，下决心“让我的每一句话、每一首歌/都是这土地灵魂里最真实的回音”。他怀着满腔热情走进了四川省凉山州文联，后来被选为担任州文联主席兼《凉山文学》主编。1985年，吉狄马加为这片生育他养育他的土地唱出了《初恋的歌》，这歌声如“一朵刚刚开放的花朵”，用“最深沉的思念”“献给祖国母亲的/最崇高的爱情”。他的这第一部诗集曾获中国第三届新诗奖，一时被诗坛界称为黑马级的新秀。1989年，他又用彝人崇拜的三原色为他深爱的人编织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一个彝人的梦想》。
“我写诗，是为了表达自己真实的感情和心灵的感受。我发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感召着我。那个地方的河流、群山、鹰的影子，始终漂浮在我的诗中，那里是我的精神故乡。那里的一切，都让我双眼含满泪水。”步入诗坛以来，吉狄马加一直把最深挚美好的情思献给自己脚下的土地、自己的民族和伟大的祖国，礼赞土地、民族、祖国成了他诗创作的总主题。但是，他不满足描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风景画、风俗画以表达乡土爱、祖国爱，而是超越风物风情的吟赞，直写生死、命运、心态。即使写民族风俗、风物、风貌、风情，他也要超越表层描述而进入对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的深层思考，努力揭示彝人心灵、性格的本质特征。哪怕一条小路、一支口弦、一块头巾、一次邂逅、一句土语、一曲歌谣、一顶草帽……乃至于一根绣花针，一抹黄昏的余光，也会在他心中激涌起爱的波澜，晶析出爱的诗行，使得他的“每一句诗/每一个标点/都是从这土地蓝色的血管里流出”。在创作中，他时刻不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应该到哪里去？
吉狄马加是由一个汉族保姆带大的。他从汉族保姆的“身上和灵魂里，第一次感受到了/那超越了一切种族的、属于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使他从小就相信：“人活在世上都是兄弟。”后来，他又广泛接受了彝族、汉族和其他多民族文学文化的滋养和哺育，所以他一开始写作就有一种宽广博大的人类情怀。
创作路上，吉狄马加一直感恩艾青对自己的影响。“他对于人民与历史的深切关怀，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的诗歌创作。”对吉狄马加而言，诗歌的出发点永远应该是人的心灵。“我不可能去写什么‘命题诗’，诗人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否则他的诗歌无法感动他人。”在此之外，必要的道德法则与深邃思想也是他的写作基准，三者共同构成了他作品的力量。
诗而优则仕。吉狄马加的社会身份一次次开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有时让人容易忽略其诗的存在，忽略他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事实。1991年，30岁的他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5年，吉狄马加告别故乡来到北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兼办公厅主任兼《民族文学》主编，这期间还当选为全国青联副主席。但是，真正的铁杆读者没有将诗作者社会身份符号化而粗暴地对待其诗，而是一如既往地将吉狄马加列入“遇诗必读”的名单中。
身为少数民族，吉狄马加在生活中创作了许多带有民族印记的作品，他也戏称自己为“彝族精神文化代言人”。在作品《自画像》中，末句是“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振聋发聩。这诗句成了吉狄马加作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代言人的宣言，他以诗歌的方式向世界倾诉历史、倾诉民族文化。在写作中，彝族文化与曾经生活的广袤土地始终是他凭靠的文化背景。吉狄马加说：“任何一个人，尤其是诗人，他和民族间精神的联系、文化的联系，和他生长的土地的联系，就像婴儿和母体的关系。这一点，对诗人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我来说，我首先是一个来自彝民族的诗人，我又是一个中国诗人。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在我的早期诗歌中能明显看到，但我需要声明的是，我写作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写我的民族来窥视人类普遍的价值，力求这些作品都具有人类意识。”
吉狄马加无愧于是当代彝族诗歌的开拓者。在很长时间里，彝族诗歌徘徊在谚语和民间歌谣的阶段。解放以来，虽然也不乏用现代散文语言写诗的彝族人，但他们的笔调往往滞留在对新生活表面的轻快欢乐的歌唱，而吉狄马加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诗人，为我们重新构建了一个旖旎的彝族诗歌王国。他的诗饱含着历史的沧桑，体现出对彝族文化遭遇现代性的忧虑，对彝族文化未来的思索，将思想的触角深入到了历史文化的深处，从心灵深处叩响那个古老民族的历史记忆。他以个性化的言说方式，把彝人的历史文化、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呈现给世人，使世人看到了一种古老文明的独特，触摸到一个伟大民族的高贵灵魂，为中国多民族诗坛提供了诗学新思维。有人说，吉狄马加的出现，让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形象在中国诗坛上站了起来。
以诗的方式与世界对话
二十多岁起，吉狄马加就一直在文化界做行政领导工作。“2006年7月，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我被派到青海担任管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和体育的副省长，应该说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后来，又任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文人治省，令很多人拭目以待。吉狄马加说：“我是以文人的身份从政，这样的状态在我看来很好。因为作为一个文人，会有文人精神，更具有人文关怀。虽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具备从政的能力，但我发现，有作家这样一个背景，工作时的内容就会更加实在，作家关注百姓，关注底层的生活；那我作为官员，普通人的命运、现实和民生，我关注！”
吉狄马加赴任青海之前，不曾踏访过这块土。“我曾经从书本上知道青海的文化丰富厚重、源远流长。当我来到高原之后，才切身体会到，这里的文化如此富有个性和魅力，如此多彩而生机勃勃，就像一场从古至今从未落幕的戏剧。我发现，青海是一个秘境。她的文化自信孕育在时空的博大之中。正如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似乎这正是对青海高原的一种哲学隐喻。”吉狄马加说，青海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原始壮丽的自然之中蕴含的人类文明与文化，这种文化就像它生存的环境一样，具有某种神秘性，或者说具有某种虽然古老却又不失新鲜和活力的特殊性。“我认为，青海的文化创意和品牌打造就立足于这些自然和人文的特殊优势。青海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内地，特别是东部地区、甚至是中部地区而言，它是后发站，或者说相对滞后一些，但在文化上它具有非常丰富的多样文化。我一直有一个观点，经济的滞后不完全等于文化、旅游和体育事业的落后，相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是文化、旅游等资源富集的地区，同时也孕育了丰厚的民族文化。而且越是交通不便、贫困的地区，越保存着古老丰富的原生态文化，如果把文化产业发展和脱贫致富连接起来，既能够传承文化，也可以使文化的传承得到回报。我想，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到那样一个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富矿的省份，发挥作用、展示才能，是组织上给的一次机遇。”
作为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青海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总是吸引着人们的到来。在青海的那些年里，吉狄马加为青海的推广做了不少事，“利用我特殊的人文背景和知识，我对这里进行了文化创意”。为进一步促进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吉狄马加到青海省任职后，创立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诗歌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用诗歌“打开青海通向世界的门扉”。他策划和组织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等诗歌活动，已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反响，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诗歌交流平台之一，被波兰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诗人马雷克·瓦夫凯维奇誉为“一个东方的创举”。
1997年，吉狄马加参加了“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那是南美最大的国际诗歌节，同时也是目前国际上影响最大的诗歌节之一。当时诗歌节的规模、主办方对诗歌高度的责任感以及100多个参加诗歌节的诗人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正是因为参加诗歌节，他立志回到中国后要创办一个面向世界的诗歌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曾宣示：“我们站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向全世界的诗人们呼唤！”吉狄马加说，因为诗歌，诗人们才从四面八方来到了这里；同样是因为诗歌，我们才能把人类用不同语言和文字创造的诗歌奇迹，汇集在一起。
他在青海的文化创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五大主题类节日，除了唯一西方之外的国际诗歌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还有三江源国际摄影节、世界山地纪录片节、青海国际水与生命音乐之旅、青海国际唐卡艺术节。“我一直努力用青海特殊的资源、特殊的地位、特殊的文化，体现文化创意，吸引世界的目光，走出一条欠发达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新路子。”正因为吉狄马加的潜心策划与全力推动，青海在文化创意和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走在前列。
吉狄马加在大凉山的峡谷里出生、成长，后来才有机会到大城市求学，广泛接触城市的现代生活和古今中外其他民族的精神文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和外国的从古到今各种流派风格的作家诗人的名著，还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到国外参观访问。不论走到哪里，为了充实、丰富、提高自己，为了借鉴别人，以便更好歌唱自己的故乡和民族，为了找到并完美呈现出自己作为彝族诗人的艺术个性，他都广泛接触和拼命吸收。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属于那个创造了十月太阳历的古老民族，他时时想着“生我养我的故土”大凉山峡谷。他的诗充溢着一种独有的气息和特殊的韵味，使人感到是从渗透着民族气质的灵魂里、从燃烧着民族精神的血管里自然流出来的。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说，作为一位具有少数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诗人，吉狄马加既以他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民族风俗的描写见长，同时他又不断拓展自己创作的疆界，使他的笔触穿越了狭小的地理空间，而获得更为广大的祖国与世界的视域。吉狄马加对于推动中国诗歌的发展、促进中外诗人的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6年5月，吉狄马加被俄罗斯作家协会授予肖洛霍夫文学纪念奖章；2006年10月，保加利亚作家协会颁给他诗歌领域杰出贡献证书；2012年5月，获第20届柔刚诗歌（成就）荣誉奖；2014年10月，被以“人民文化的捍卫者”的名义授予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奖”；2015年7月，获第十六届国际华人诗人笔会“中国诗魂奖”……此外，其作品单行本还被翻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意大利文、德文等文字在近3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圈内人都知道，只有出色的语言，才能经得起翻译，因为翻译非但不能“拔高”原作，还会使原作多少“打折”。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远的吉狄马加，收获着其语言成就的一次又一次的肯定和证明。目前，他是当代中国诗人中，被国外翻译得最多的一位诗人。
吉狄马加曾应邀出席在汉城举行的中国、韩国、土耳其三国作家的对话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全球语境下超越国界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性”的发言。在发言中，他提出，今天的人类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作家和诗人只有关注人类命运，才能写出真正意义的具有人类意识的作品。“面对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作为人类精神文化代言人的作家和诗人，必须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身体力行地捍卫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其实，吉狄马加一直力求以诗的形式显现这些理念。在这次国际文学峰会上，他在演讲中最后借用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一句话作结：“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
吉狄马加是一位身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诗人，一头在民族，另一头在世界。 曾有诗人这样评价吉狄马加，彝族的文化传统，汉文字创作的文学经典，以及优秀的外国文学，都是他吸收的乳汁，毫无疑问，他是人类文明养育的儿子。在一个以汉语为主要流通语言的国度里，他选择汉语作为自己的写作语言，并通过汉语读到了大量外国文学的译作，由此获得了最初的世界意识，再反过来作用于自己的写作。正因为吉狄马加具备了世界意识、民族意识，所以他才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和舞台上得以彰显。他不仅以自己的诗歌实践从凉山走向了全国，走向了新时期中国诗坛的前沿，而且在诗歌中实现了与世界的对话；不但通过诗歌表达对于世界的关注，对于全人类的关怀，还以诗人的身份真正走向了世界，让世界都听到了这个彝人的声音，让世界在美学层面感知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
走在政坛与诗坛之间的“业余诗人”
在这么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吉狄马加对现实投以极大关注，并融入带有浓郁民族性的思考。他的诗大都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命运等人文角度入笔，侧重于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心理的打探，在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谈起自己的写作立场时，吉狄马加说：“彝人相信万物平等，并存在微妙的联系，人类在发展中不能破坏这种平衡。我一直认为，作家和诗人要在世界发展中起作用，要坚持、要扬弃的都会在我的作品里得到体现。”对于民族语言的日渐消逝，他表示忧虑：“语言消失的后果，并不简单是没人能说这种话。文化是藏在语言里的，这个民族用语言承载的东西，会随着语言的丢失而永远失去。”
吉狄马加说：“我的诗歌对人的关注从未发生改变，它们从来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从不违背自己的良心。我不仅关注彝族人，也关注这世界上所有地域的每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作为一个诗人，如果没有足够广阔的视野和胸怀来关注这个世界，他也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如今，吉狄马加离开了他热爱的土地，走出大凉山的他看到外面的世界时却像一个想家的孩子，在学习和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时刻铭记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他没有忘记带回现代化的精神滋养，带回外界绚丽的文化色彩，将外来文化融入彝族文化的血液里。
仕途上，吉狄马加一路丰收，一级高过一级的领导职务使他的诗歌创作变成了“永远的业余”而无怨无悔。
吉狄马加从小生活在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担任过故乡布拖县法院院长，后来又长期在自治州的公安交警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母亲担任过卫生学校的校长和医院的院长。“父母都是非常传统的人。多少年来，我的母亲总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定要好好工作，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不要贪图享受，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同样，我父亲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彝族人正直、勇敢、无私的品格在他身上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我父亲还是一位非常人性化的人，我们之间的交流，常常就像是朋友。”
如何平衡诗人与官员这两种身份？——这是吉狄马加被问到最多的问题。诗人和官员，前者需要感性与热烈，后者则要求理性和果敢，每个人都想知道他怎么将两者相融。“曾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阿拉贡是著名现代派诗人，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也是第一流的诗人，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则是很优秀的剧作家……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在从政的过程中和他们在写诗的过程中有什么不协调。”对吉狄马加来说，作为官员是他的工作分工，是一个公共职业，而诗人则是他一生都想保持的头衔。“‘官’，说到底充当的是个服务员的角色，千万别把自己当‘官’。诗人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一个角色，而政治工作可以作为一种职业。诗歌是我发自内心的东西，也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倾诉方式，我希望一直被当成诗人。诗歌对我来说是永恒的归宿。”
在他看来，诗人与政治家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好的政治家和好的诗人都需要富有激情与想象。“想象能为政治家开辟政治之路，激发对社会更大、更有影响的思想，并最终落实到政治现实，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他同时认为，诗人往往最关注人类命运，政治家也需要关注人民福祉。“一个政治家，如果具有诗人的情怀，那么他应该会更关注民生，更关注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他认为，好的政治家和好的诗人，都应该对这个时代充满着责任，关注人类的命运，关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而这两者所有的目的在最终层面上也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为了使世界更加美好。对他而言，诗人与官员的双重身份还有另一层意义：“作为一个诗人，对肮脏、违背道德的事物，或者是卑劣的政治手段会有天生的抗拒和唾弃，从而成为一种警惕和警觉。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曾有人质疑吉狄马加是体制内诗人，吉狄马加坦言：“诗人是典型的个体精神劳动者，他的诗写得好不好，跟所谓的体制内或者说体制外没有一点关系。你的诗写得不好，你说你是体制外的诗人，别人也不会承认你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认为，诗人的精神劳动一定是个体的，每一个诗人都是独立存在的。“我写诗那么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加入过哪个派别，或者说，想利用某种小圈子的力量来达到什么目的。诗人一定要有道德操守，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写作原则。”
当下，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诗歌在世界上从来不是主流；但是，像诗歌这样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艺术，是最接近人类心灵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我觉得，在今天，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充实的时候，人类最渴望的还是要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相比于其他的文学形式，诗歌对人类净化心灵的作用可能更简单、更直接。”吉狄马加深信，诗歌一定会找到属于它的受众。“很多注重精神生活体验的人，不会放弃诗歌，会依然去热爱诗歌。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美好的精神生活存在，对诗歌的阅读、对诗歌需求也会存在。当然，我们还是要注重诗歌文化的宣传。”
相对而言，少数民族诗人为公众所广为人知的极少。对此，吉狄马加有自己的解释：“很多少数民族诗人作品的发行范围和流行方式，和现代许多诗人不一样。少数民族诗人大多生活在边远地带，很少参加这个流派、那个流派的活动。现在是个传媒的时代，讲究包装、宣传，但由于少数民族诗人生活在边远地区，只埋头写作，缺乏包装、宣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质量不如其他诗人，恰恰相反，他们的作品不浮躁，很纯粹，更接近于诗的本质。 ”吉狄马加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诗人和明星一样，天天都待在一个很浮躁的地方，天天出现在聚光灯下，天天参加这样那样的活动，那么这个诗人离毁灭就不远了。“真正的诗人，他在写作时，灵魂和心灵都是寂寞的。我也是。”
“我一直非常忙，但是对经典的阅读，对当代一些世界性作家的作品的阅读却从未停止过，我始终保持着阅读的兴趣。”阅读与写作之外的爱好于他不多，爱散步、听音乐、练练字，偶尔与朋友一起品酒。虽然公务繁忙，但吉狄马加并未辍笔，始终钟情于缪斯。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他组织了一系列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诗歌创作、研讨、采风、评奖活动。同时，他坚持业余写作，不断有新作、佳作发表。“诗人最重要的是不能停下自己的笔，写诗对我而言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生命方式，是我一生追求的东西。创作诗歌是我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倾诉，作为一个彝族诗人，写诗是我一生必须坚持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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