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六岁时，就喜欢到大自然去寻找好玩的东西。高远的天空，广阔的大地，空中的浮云飞鸟，地上的走兽昆虫，林间的花草树木，水里的虾蟹游鱼…世界万物，不仅好玩，还让人沉思和遐想……大自然是一部看不完的大画册，是一本读不完的大书，里面有无穷的奥秘，无尽的乐趣。”（《读不完的大书》，朱维之）
1905年3月，朱维之出生于平阳（今温州苍南县）仙居乡朱家岛村的一个种田人家。这位乡村小牧童，咬着草茎，用好奇的双眼观察着世界，多年后仍在《读不完的大书》中流露出年少时的兴味盎然。7岁时，朱维之先在推行新式教育的家塾，后在教会办的崇真小学上学，接触了新教育、新文化，开启了他一生的孜孜追求。
峥嵘岁月：进步青年投身《青年进步》
1919年，朱维之考入省立第十中学师范部，即现在的温州中学。那时，新文化运动思潮云涌，五四运动点燃了热血青年们的心，朱维之也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文学研究会的谢冰心、朱自清的作品。1923年，著名文学家朱自清来温教学，更是改变了朱维之的文学轨迹。当朱维之在教员名单上看到了仰慕已久的“朱自清”的名字时，高兴坏了。哪成想教务处偏偏没有安排他来教朱维之所在的班级。在班里年纪最小的他极力怂恿同学联名要求朱先生任课，结果竟然成功了。从此，他与朱自清结下了师生之谊。
刚刚毕业不久的朱自清上课还有点紧张，经常急得满头大汗，但这丝毫无损于同学们对他的爱戴。朱维之和苏渊雷、金溟若曾结伴到朱自清在四营巷的家中请教。朱自清告诉他们，写作要养成勤写的习惯，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朱维之便积累了几本“诗集”和“散文集”，怀着忐忑的心交给先生批改。拿回来时，只见上面满是紫色墨水的批改和圈圈点点，不管是“诸作气势奔放，佳句络绎”，还是“惟题材太狭，宜扩大生活范围”，都满浸着先生的殷殷期盼和拳拳之心。朱维之在朱自清的带动与鼓励下，与蔡雄、金贯真、苏渊雷等同学组织文学社“血波社”，以文会友，抒发情怀。
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寒，为了不给家里增添负担，朱维之便选择进入免费的金陵神学院接受高等教育。在校期间，朱维之便将自己以前的思考和积累整理，试着投稿发表。1924年，他中学时写的《墨翟的人生哲学》在上海《青年进步》杂志发表了！自此，朱维之便成了《青年进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先后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最早的文学家屈原》《诗仙李白》等论文多篇。
《青年进步》创刊十周年之际，主编者问朱维之能不能写一写十年来的中国文学。朱维之结合平常的思考，交出了《十年来的中国文学》（《青年进步》1927年，第100期），盘点了十年来中国文学观念的变迁、十年来中国诗歌、小品、散文、戏剧、文学评论等，数点了叶圣陶、郁达夫、冰心、鲁迅、夏丐尊等一批名家，成为我国较早一篇评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论著。同时他还写了《李卓吾论》《李卓吾与新文学》等，表现其个性解放和革命思想。
1927年，北伐军的革命风云席卷全国。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前往武汉加入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朱维之的上级就是邓演达和郭沫若，他被委派为第三军宣传科长。部队沿京广路北上，朱维之以车厢为办公室，不分昼夜编撰宣传资料，沿途分发。队伍进入开封与冯玉祥部会师后，他还当了教官，给士兵讲解《帝国主义》。两个月之后，革命失败。朱维之借翻译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剧《心欲的国土》倾吐忧闷，“每当风在笑，在密语，在高歌，孤寂的心灵必要枯萎！”（《青年进步》，1928年，第117期）。
此后，朱维之在上海青协书局书报部担任编译员。革命的经历给了他写作的动力，在这大约两年的编译生涯中，他在《文社月刊》《青年进步》《野声》等刊物上发表了相当多的文章，包括《戏剧之起源与宗教》《最近中国文学之变迁》等。他在编译之余还写了中篇小说《玛瑙一般的希望》，短篇小说《天堂里的烦恼》《天堂梦》《小丑波白》《不法的幽灵》《信条》，短剧《忏悔》等。
1929年初，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博士来上海招聘教师，当他读到朱维之的论文《十年来的中国文学》时，便对其大加赞赏，决定聘用他。二十四岁的青年朱维之就这样踏上了大学的讲坛。初为人师，面对台下的大学生们，没有现成课本和备课件，他只能先用自己的论文当大纲授课，然而当时中国文坛新秀不断，佳作迭出，必须不停研究补充。朱维之不禁想起敬爱的朱自清先生，去信向他求助。此时的朱自清已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于是乎，每过一段时间便有一个《清华讲义》邮包从北平寄给朱维之参考，这些讲义虽不是关于现代文学的，却使朱维之懂得了讲课的方法。
聘期满后，林景润校长认为朱维之勤勉认真，很有培养前途，就安排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进修两年。在日本期间，他开始把文学思潮的变迁作为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新道路。这段研究促使他后来写成了《中国文艺思潮史略》，打破以朝代为序的惯例，以思潮变迁为中心阐述中国文艺史。
1936年，他开始在沪江大学任教。面对国内的战争动乱，他以笔做剑：“一切的诽谤，在事实面前不过是排空的浊浪，打在洁白的磐石上。浪多自粉碎；磐石终无恙！”（《实现的凯歌》1941年发表于《真理与生命》）。他鼓励青年们爱国自强，为沪江大学民二十九年级作词的级歌中写到：“碧绿草原，自由天地，桃李芳菲，江潮漪媚。多士济济，潜心学识。乐园虽失，我侪深记，从此纯钢化成利器，于今再开自由天地。”期间他写成了《中国戏剧史》《中国民间文学》等，但都毁于战火。
学者生涯：学贯中西 著作等身
很多人接触朱维之是从他主编的大专院校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开始的。自1954年在南开大学教授外国文学起，他便长期从事一线教学，积累了大量经验。经他发起倡议，联合京津及华北地区一批专业教师，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外国文学史·亚非卷》和《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相继出版。这套经典教材至今还在大学中沿用，惠及数百万学子，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多个奖项。
朱维之精通英语、日语、俄语等多国语言，也翻译过一些英文、俄文著作，但他最著名的还是翻译弥尔顿的作品。弥尔顿是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诗人、思想家、政治家和政论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吹响了号角。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朱维之立志要翻译弥尔顿的三大诗作《失乐园》《复乐园》《斗士参孙》。1951年，他完成了首部《复乐园》的中译本并出版。而之后的两部却是命运多舛。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文革”中，朱维之率先受到冲击，被打成“牛鬼蛇神”。他坦然面对种种磨难，从不怨天尤人。白天在“牛棚”劳动改造，回家后悄悄写作，翻译弥尔顿的诗剧，从斗士参孙身上汲取力量。经历过抄家、重译、补译、修改、润饰，《失乐园》《斗士参孙》终于在二十多年后出版。
翻译要做到“信、达、雅”已不容易，而翻译诗歌比翻译文章要难得多，既要达意，又要符合其神韵。“这是一种难度较大的艺术工作，不但要把原著的字句翻译出来，更主要的是要把它的思想、精神传达出来，还要把作者的特殊风格表露出来。还要有适当的修辞之美，使人读了可以得到艺术上的享受。”（朱维之，《翻译与文学修养》）因而，每一诗句都要推敲再三、字斟句酌，方可落笔。朱维之数十年呕心沥血，翻译、研究弥尔顿的诗歌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国内无人能够匹敌。其中煌煌巨著《失乐园》凡十二卷，一万多行，是国内最早的一部全译本。
对希伯来文学和《圣经》的研究则在朱维之少年时就已萌芽。基督教家庭的他自小就对圣经耳濡目染，而圣经除了宗教性，其中很多的优美词句深深吸引他。他中学时曾请教过朱自清，朱先生说《圣经》中有不少很好的文学作品，像《雅歌》等就很有文学价值，但谁也不注意《圣经》与文学的关系。自此朱维之便放心地把《圣经》当作文学书来研究，特别喜爱其中的诗歌，写出了《旧约中民歌》《歌中的雅歌》《希伯来民歌》等论文。他认为：“希伯来文化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具有特色的部分。从地理上看，它处于欧亚两洲的中心，从历史上看，它向东西两方面扩大影晌，遍及世界各地。它的文献——《圣经》《次经》《伪经》和《死海古卷》都富于感情、哲理和美丽的想象，是情文并茂的文学宝藏。” （《希伯来文化和世界文学》。）
抗战时期，上海成了“孤岛”，生活极不安定，朱维之家搬了三次，最后搬到了租界的一幢三楼通楼单元，上面有个亭子间，他就在斗室里写作。每天从学校回来后晚上还写到很迟，写成了《基督教与文学》（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出版）。这是我国首次系统论述基督教文化和《圣经》对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被誉为“空前的第一部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出版了《文艺宗教论集》《圣经文学故事选》《希伯来文化》等多部作品。九十高龄时还受季羡林之邀编写《古犹太文化史》。
朱维之一生积极倡导比较文学，重视中国传统的文学比较研究法，先后担任天津比较文学研究会首任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顾问。1983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他作了题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我国古来虽然没有‘比较文学’这个名称，但早就有了这门学问。从二千多年前孔丘选辑诗三百篇开始。”当时比较文学刚在中国兴起，他的观点在参会的全国代表中引起了轰动。他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应当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学者应当在吸收、借鉴国外比较文学的先进理论和实战经验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
不教之教：一门三杰 桃李天下
上世纪20年代末，朱维之与范德莹女士成婚，相携共度一生。范德莹出身在平阳鳌江的大户人家，娘家开鱼行。她年轻时先后就读于宁波女子中学和宁波妇产科护士学校。朱维之忙于做学问，教书，家中的事务均由妻子承担。他们感情甚笃，共育有2子，长子朱鸣海，次子朱明武，均为我国科技专家，在各自的领域里作出了突出贡献，父子三人均获得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他的孙辈也多为各大院校教授。
朱维之的教育秘诀就是不教之教，即言传身教。朱维之对孩子的教育，不论是学习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压力，使他们轻松愉快地度过青少年。在两兄弟的眼里，他是一个最慈祥的父亲，一个最善良的益友。长子朱鸣海说，“我们的人格形成深受父母的影响，他们给我们的最大影响就是身教重于言教。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为人正派诚实、热爱学习、忠于职守的榜样。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继承了父母的品德，这是父母留给我们的最好遗产。”
上海文艺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丁景唐，在91岁高龄时还念念不忘恩师朱维之不顾个人安危的掩护之情。1948年，朱维之任沪江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得知学生丁景唐因参与地下党活动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而流亡香港，于是写信要他回沪，聘任他为助教，负责大一国文E班课程。师母范德莹听说丁景唐妻子即将生育，还亲手缝制一件五颜六色的百衲衣给他。他就这样在老师和师母的关怀下，隐居在沪江大学，躲过了敌人的黑爪。他还曾帮助从事地下党革命活动的故乡友人陈再华，推荐他到美国人办的广州培正中学教书，掩护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对待他的学生和后辈，他始终谦和平等，从无半点居高临下之气，让学子后生们在宽松的环境中放开手脚。
“岁暮乡思切，炉火正黯然。手握旧时卷，每诵不盈篇。投卷起徘徊，忽来锦字笺。寥寥数十语，一字一珠帘，置诸怀袖中，乐子意难宣。语长心郑重，千里如相传。”（朱维之，《诗录：答友人》）。从温州走出的这位大家，为文为学笔耕不辍、治学严谨，做人做事宽容大度、谦虚朴实。他留在人间的不仅有文学馨香不散，更有德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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