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①，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②，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③，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注释】
①大凡：大体上。用在句首，表示对某个范围的人或事物的总括。道：此指一定的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
②党引：互相勾结，结党营私。
③贼害：暗中伤害；残害。
【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所幸君王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一般说来，君子与君子都是因为志趣一致才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小人所喜爱的是显贵和权势；他们所贪恋的是物质和钱财。当他们所追求的利益相同的时候，就暂时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伪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后就会争先恐后地抢夺，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暗中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只是暂时结为朋党，那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信守道义，所履行的准则是忠诚守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他们就会彼此具有相同的道义，又能相互取长补短；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才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而任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原文】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①，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②。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③，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④，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⑤，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⑥，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注释】
①共工、驩（huān）兜等四人：传说为上古时代四邪兽，共工、驩兜、三苗、鲧（gǔn）。即后文被舜放逐的“四凶”。《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②八元：传说中上古高辛氏的八个才子。高辛氏是上古传说中，在颛顼之后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的“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八个才子的名字分别叫：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具有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八种品德，天下之民称这八人为“八元”。八恺：传说中上古高阳氏的八个才子。高阳氏又称颛顼或帝颛顼，是继黄帝以后又一个杰出首领。传统的记载说他是华夏族人的祖先。
③皋（gāo）、夔（kuí）、稷（jì）、契（xiè）：传说他们都是舜时的贤臣，皋掌管刑法，夔掌管音乐，稷掌管农业，契掌管教育。《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
④后汉献帝：这里指东汉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刘协。
⑤黄巾贼：此指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贼”是对农民起义的诬称。
⑥昭宗：这里指唐昭宗李晔，是唐朝第二十位皇帝，也是唐朝将要灭亡时的皇帝。
【译文】
唐尧时期，小人共工、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则有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废掉“四凶”的小人朋党，而任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因此唐尧的天下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要职。他们互相推举赞美，互相推辞谦让，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从不怀疑他们而全部任用，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
《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虽有亿万人却都各存异心，可以说不能称其为朋党了，所以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是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军起义谋反了，致使汉王朝大乱，然后皇帝才悔悟，马上解除禁令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法挽回局面了。唐朝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因而唐朝很快灭亡了。
【原文】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①，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②。
夫兴亡治乱之迹③，为人君者可以鉴矣④！
【注释】
①诮（qiào）：责备。
②厌：通“餍（yàn）”，满足。
③迹：事迹。
④鉴：借鉴。矣：了。
【译文】
前代的那些君王，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止断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比不过汉献帝；能诛杀残害“清流们”所结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然而都因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致灭亡。而互相称赞，推举谦让却不相互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可贵的是虞舜也毫不猜疑地任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君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准确区分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周武王时，把全国的三千臣子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庞大的，莫过于周朝，然而周朝却能因此兴盛，原因就在于贤良之士虽多，但始终不会因此而感到满足。
如此看来，那么历朝历代的朝纲治乱与兴亡的过程，作为君主的，就可以拿它作为借鉴了！
【赏析】
这是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年）向宋仁宗上书的一篇奏章，目的是驳斥保守派的攻击，辩驳对于“朋党论”之诬。全文义正词严，有理有据，令人叹服。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两句“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首先肯定了朋党之论，然后直言“只是所幸君王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从而提出了“君子有党，小人无党”的观点。作者在文中不刻意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就主动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不讳言朋党的存在，同时将朋党一分为二，分别指出小人结党与君子结党的利害关系。指出朋党是有原则性区别的，让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最后通过对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若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的道理。结句呼吁“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以此向君王发出最后的警醒之语，表露出写作此文之目的。
文章运用对比句式，能够体现出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使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并且进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更加增强了文章议论效果上的夺人气势，不愧是一篇历久弥新的传世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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