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成都
活了几十年，到过的城市虽不很多也不很少，光凭一些“景点”已经难得引起我的兴趣了；何况城市里本就没有多少自然风光，新的建造和装饰既难脱俗，展览馆加游乐场的内容更不堪领教。这次到成都，感觉才略有不同。
到成都前先在郊县转了几天，突出的印象是：这里的水不是浑的而是清的，清清的水面上还常见有水生植物，开着红的白的花；这里的土不是红的而是黑的，密密麻麻长满了各种作物，连小山丘顶上都难见到裸露的泥巴，不像“血染的土地”雨天粘鞋底，晴天又真能把你的赤脚割出血；这里的农舍也不学城里样（学也学不像）贴瓷砖造平顶，搞得不伦不类，而是一色的小青瓦，白粉墙，还拥着一丛丛青翠的竹子。一路看来，虽然没有山阴道上的好风景，却能使人觉得舒服，心想如能歇下来住住倒也不错。难怪羁留此地的杜子美，在“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时，还写得出“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这样的诗句。
跟同行的朋友说起，他笑道：“看来你还没有到成都，就对成都有好感啦！”
其实我这是第三次到成都，对成都的好感并不自今日始。我知道别的城市所有的俗媚和喧嚣成都都有，但这里总还多保存了一点古色古香，多保留了一点清净，也就是说，它要比别处多一点本土文化的气息。
上次到成都，曾在街头看到菜担上卖新鲜胡豆瓣，嫩豆粒剥去了壳，绿得格外鲜明。长沙人也吃嫩蚕豆，菜场上却只卖带壳的蚕豆粒，甚至只卖蚕豆荚。大多数人家的厨房里便只能将蚕豆连壳下锅，若想吃嫩豆瓣只能自己动手一粒粒去剥，有时便懒得耐这个烦了。于此可见，成都的食事要比长沙精致得多。菜场上卖蚕豆剥皮不剥皮，看似无足重轻，却可以由此判断两地居民生活要求和生活质量的高下，这就和文化有关了。
城市亦犹如人，各有各的历史经验，各有各的文化性格。此盖由居民过去现在的食、衣、住、行，以及城市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所造成，只能从街头巷尾而不能于宾馆招待所观之，会议室中自然更看不到。故我每到一处城市，总喜欢不要主人陪同（老朋友例外），避开充当门面的“形象工程”，到残存的老街区走走。虽不必有什么发现，即使看看方物，听听方言，只要有异于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习见习闻，也就能够满足，觉得至少比坐在客厅里敬茶烟，听服务小姐用普通话打招呼有意思一点。
这次到成都依然故我，住下稍事休息，便漫步出门，朝背离繁华大道的方向走去。不久便走到条老商业街，在门脸上见到一块小小的旧木匾，黑漆底子上有三个凹刻填绿的字：
诗婢家
显得很是特别，近去细看，方知是赵熙题名的一家纸笔店。
赵熙乃清末成都名士，光宣间，在京城和陈三立（陈寅恪之父）、陈衍（对钱锺书作“石语”者）等人结社吟诗，有《广和居题壁》二首讥刺庆亲王父子认陈夔龙（贵州人）妻为干女、朱家宝（云南人）子为干儿的丑事：
公然满汉一家亲，干女干儿色色新。
也当朱陈通嫁娶，本来云贵是乡亲。
莺声呖呖呼爷日，豚子依依恋母辰。
宝贝相参留此种，清明他日上谁坟。
借典故习语明指“朱陈”“云贵”，以“宝贝”暗示朱家宝振贝子，“清明”隐寓满汉，既巧妙，又尖刻。还有一首：
一堂两世作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
照例自然呼格格，请安应亦唤爸爸。
岐王宅里翻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
儿自弄璋爷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
挖苦得比前些时传诵的“淡抹浓妆总入时”还过瘾。
赵熙又是王闿运掌教成都时的学生，对我这个湖南人更多了几分亲切。我觉得，这次运气够好的，一出行就见到了“诗婢家”。这个“诗婢家”当然反映了前清名士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味，女权主义者难得认同。我则视之为文化的化石，以为这方小小木匾历百年刀兵水火而无恙，正说明成都人看重文人和人文，看重出过文人的自己城市的历史。虽然店中陈列的商品，除了几刀宣纸几支碗笔，已与普通文具店无异，我仍于此处低徊了一会，咏味着“儿自弄璋爷弄瓦”，想象着当年北京城里的热闹劲，还有赵熙写出这些诗句时的得意相。
大概这次真是跟赵熙有缘吧，第二天又见到他写的字了，这是早餐后继续漫游的收获。在转过几个弯后，忽见街道一边没有房屋，栏杆后为大片绿地，树冠上一碑矗出，遂寻得入口进去看。原来乃是一高大的方尖碑，碑身四面一样，都刻着“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一行大字，书法却各不相同，旁边有牌示说明是赵熙、颜楷、张澜和另一个人（名字我忘记了，好像也是位翰林公）分别写的。这种方式很是别致，字也都写得很好。
八十多年前发生在成都的这场“动乱”是武昌起义的前奏，李劼人的《大波》和郭沫若的《少年时代》对此都有详细生动的描述。赵尔巽当时动用了军队，枪杀的“暴乱分子”丛葬在少城公园一块空地上。辛亥革命胜利后，暴乱者成了烈士，民国初年便由川汉铁路公司出钱，在丛葬处修建了这座碑，并且成了少城公园中一处重要的景点。有意思的是，赵熙得的是前清的功名，又没有参加革命，只因为有文名，善书法，就请他来题碑，这也是成都人重文之一证。如果当时不重文而重官，就该请都督、将军们来题，万一有幸请到了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这座碑恐怕也就难得留到今天。
少城公园已改名人民公园，我以为这倒是一大败笔，哪个公园不是供人民游憩的呢，那么都可以叫人民公园，人民公园也就不成其为专名了。少城公园却只此一处，早已随着李劼人的书而名满天下，孤陋寡闻的我也一见保路死事纪念碑即知其名，又何必多此一举来改呢？大概这不会是成都人的本意吧。
从少城公园出来已到中饭时，我不追求美食，但也想找个有特色的食处，忽见有招牌上写着：
公馆菜
知道是一家餐厅，看那门楼也确似旧时公馆，遂立即步入了。步入后先看公布的价目：魔芋烧转弯每份二十五元，鸡汁豆花每份十二元，并不算贵。服务员安座奉茶毕，客气地递上一份菜单，却使我开了眼界。
菜单为三折手本式，普通白纸上加朱丝栏印着疏朗的黑字，很是雅致。内容先说到过去成都有名的公馆里食不厌精多蓄名厨的情形，接着逐一介绍了三十二道“公馆菜”的特色和来历：“三味蒸肉”为张大千所创，曾在成都招待过张学良，后来二张在台湾见面时还谈起过；“甜烧白回锅”为“傻儿师长”范绍增爱吃的甜菜，以糯米饭炒芝麻夹走油肉，最宜“傻吃”；“徐氏鸡汁”本是潘文华公馆中餐饮之物，羊市街一徐姓老板将其推向市场，抗战期间牛奶缺乏，曾接收订户，装瓶供应……这些食事掌故既提高了食客的兴趣，又丰富了成都饮食文化的内涵；而成本大概只跟一个牛皮纸信封差不多的菜单，也成了收效不差的广告，印制得又是多么的不俗。我照单要了一份凉粉鲢鱼和一份鸡汁笋丝，吃得很是开心。
吃过以后，将菜单小心地折好放入口袋，带着满足的心情走出菜馆，一面想到长沙也有过田老大题诗问“何必庖丁善解牛”的李合盛，曾重伯吟咏“麻辣子鸡汤泡肚”的玉楼东，还有谭组庵家名厨开的半仙乐，名菜则“潇湘”的滑溜鸡球，徐长兴的“一鸭四吃”，“曲园”的叉烧鳜鱼……现在大都消失，或者名存实亡，汤泡肚尖已多年不见上桌，餐馆登广告也只能靠“口味蛇”“基围虾”之类长沙人过去听都没听说过的东西来支撑了。
照我看，饮食实在是人们生活的第一内容。尤其对旅游者来说，所谓地方风物、民俗民情，一大部分都要通过口舌来领略；一个城市历史的精粗美恶，完全可以从箸匕杯盘之间见之。如果说，有没有老招牌、名牌菜，是这个城市饮食行业的水平问题；那么能不能做亮老招牌，炒红名牌菜，则是一个重视不重视自己的传统、能够不能够发扬光大它的问题了。饮食店要出名，宣传工作固不可少，而宣传工作要做得高明，就不能不讲求方法，小小一份菜单也可以看出文化高低的不同。
现在似乎每个城市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因为要出名，所以名菜、名酒、名景、名人都成了可资利用的资源，甚至酿成了争夺战。要名的目的其实还在于要利，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免遗憾的是，主事官员们领导经济政治工作的水平虽高（至少我愿意这样认为），于地方社会文化的底子却未见得十分清楚，“搭台”又往往靠的是只对美食美女之类“文化”有兴趣的人，故这个台总难搭得好。
四川不愧为文化积累深厚的省区，有如王谢门庭，非小家子暴发户可比。几年前到自贡看恐龙博物馆，见前厅题词陈列不以官阶为序，放在最显著位置的一幅上题的是：
祖龙居
落款是谁我忘记了，反正并不是什么大官大名人。此题词妙用古典，又十分切题，我很是佩服；而组织安排者能“识卿子冠军于俦人之中，擢以为上将”，尤其使我佩服。
成都为四川首善之区，华阳古国两千多年的流风馀韵，在这里自然有更深厚的积淀，不会只仅仅在一幅小匾一份菜单上表现出来。这里游观之处很多，有些地方的经营布置也具见匠心，感受得到很浓的文化气，薛涛井所在的望江公园便是一例。
薛涛井当然是附会出来的东西，薛涛墓更已声明为“文革”后所建，但万里桥边有过一处枇杷门巷总是事实，有唐人诗文为证。薛涛这位颇有才情而不幸堕落风尘的女子，千百年来引起过无数诗人和爱诗人的深切同情，浣花溪畔的望江亭也就成了游人常到的景点。在这里立碑刻着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这首诗真可说恰到好处：
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
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张王乐府读得再熟的人，见了这首情景交融的好诗，也会忍不住要再默诵一遍，遥想当年元九小杜诸人的诗酒风流，为自比“二月杨花轻复微”的才女感到难过的吧。这次我重访望江公园，主要便是冲着这块诗碑来的。
默诵过王建的诗后，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也同薛涛校书唱和过的诗人的另一首诗：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唯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刘长卿这首《长沙过贾谊宅》，写情景不逊王建，意境却更为深远。如果在长沙贾谊宅前立一块碑，把它刻在上面，岂不也能为“寂寂江山”添几分诗意？
贾谊故宅应该说是三湘七泽第一名人胜地。屈原在沅湘间行吟没有留下什么实迹，炎帝舜帝的事更是“缙绅先生难言之”的，凿空徒贻识者之讥。贾谊宅则文献足征，一千四百年前成书的《水经注》里写到湘州（长沙）时云：
城之内郡廨西有陶侃庙，云是贾谊宅。地中有一井，是谊所凿，极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似壶。旁有一石床，才容一人坐，流俗相承云谊所坐床。又有大柑树，亦云谊所植也。
这并不是神话传说。一井（顺便说一下，最近掘出吴简的古井也是上小下大，该井与贾谊宅中之井直线距离不过里许，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一石床（才容一人坐）、一大柑树，恢复当非难事，大概用不了造“杜甫江阁”的千百分之一吧，可就是不见真的恢复。若将薛校书来比贾太傅，将“枇杷花里闭门居”来比“寒林空见日斜时”，恐怕都要算高攀；可怜太傅祠堂却比不上枇杷门巷的一角，真正是“湘水无情吊岂知”了。
望江公园其实比杜甫草堂、武侯祠更宜游息，因为地较偏，人较少，“旅游点”的气味较淡，文化味自然较浓。园中虽然也有两处扯起广告招徕顾客，但限于一隅，吹吹打打的音响也较小。
园的主体是一个大的竹类植物园，栽着各种各类的竹子，十分幽静。我在竹林深处找一条长椅坐下，听着摇动枝叶的风声，闻着长着青苔的土气，喝着随身带来的矿泉，十分惬意。尤妙的是四十分钟只见四五起游人走过，有两起听口音是本地青年，也不见别处年轻人常有的霸气和流气。看样子他们原想休息，见我“独坐幽篁里”不弹琴亦不长啸，像是贪图清静，便识相地走向别处另寻坐位去了。
这种除了自己还能想到别人的态度，即古人所谓仁，亦即是谦和，使我非常感激。再看各处长靠椅和单个的坐凳，上面偶有从梢头落下的叶片，却绝无脚踏或口吐的污迹，更未见有被故意破坏损毁的。有位打扫卫生的中年女工，也只在游人走开后才打扫；若有人在她工作处停下来，她便立即转移到别处去了。后来我还在府河边人来人往处见到一位女青年专神读一本厚书，一直没有抬头。又在文殊院后花园无意碰上一双男女，他们本来坐得比较拢，见有人来也就大方地分开来。这些小事都说明成都人知书识礼者较多，公园坐椅之洁净良有以也。
竹林中有一片开阔地，由暗而明，眼界为之一开，路旁有石山上刻着园名：
读竹苑
这名字取得既雅而实，我想可能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还见有六七根、两三根簇立在一处的长短不一的石柱，石质多为成都常见的赤褐色沙岩，柱上凿有长方形的孔。乍看以为是建筑遗迹，近前见其形制不一，上面刻的联语也不成对，才知是从各处移来废物利用，布置成读竹苑中一小景。这些残石柱有近处矮小竹丛和远处高大竹林掩映，加上精心栽种的花草衬托，起到了仿佛是断碣残碑的视觉效果，殊可称为巧思。分散的竹丛中还布置着一些天然形状的石头，有些刻着画竹和题诗，作者多为近代蜀人，不一定很有名，诗画却都还不俗，很少湖南习见的豪言壮语和模仿的“毛体”。有一首：
画史从来不画风，我于难处夺天工；
请看大幅潇潇竹，满耳丁东万玉空。
是画家自题风中雪竹的，我头一回见到，觉得也不太一般。
薛涛井旁刻着人所熟知的王建诗，读竹苑中刻着十分生疏的雪竹诗，我以为都是好的：第一是诗好，第二是地方选得好，故生熟咸宜也。
在众目所视处题辞是很不容易的，文辞、字体都要耐得看，尤其要紧的是须出新而又须得体，这不是我辈凡夫胜任的事，的确要有点文化修养才行，“读竹苑”和“祖龙居”便是题得好的例子。还记得二十年前游苏州（苏州也是好地方，但总嫌人太多，上海气太重），在诗人陈去病墓近处有座不显眼的坟，葬的是嘉庆（？）年间带头闹事被杀头的一位姓顾的织机匠。小时读过张溥《五人墓碑记》，知道苏州有尊重义士的传统，所以这位连名字都记不得的顾机匠也有人帮他建了坟立了碑，碑阴刻的四个字是——“义无反顾”。这是我曾经见到的最妙的碑铭，“义无反顾”用在顾姓义士的坟上真是再恰当也没有，足可以打一百分。
看成都说成都，我却说到别处去了，这恐怕不大合乎作文之法。但我的意思却是一贯的，即是希望城市能够多保留一点历史文化的痕迹，该恢复的得恢复，如果本来没有，也就不必急于来造吧。
（一九九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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