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看成都》随笔

作者:钟叔河 来源:原创

看成都

活了几十年,到过的城市虽不很多也不很少,光凭一些“景点”已经难得引起我的兴趣了;何况城市里本就没有多少自然风光,新的建造和装饰既难脱俗,展览馆加游乐场的内容更不堪领教。这次到成都,感觉才略有不同。

到成都前先在郊县转了几天,突出的印象是:这里的水不是浑的而是清的,清清的水面上还常见有水生植物,开着红的白的花;这里的土不是红的而是黑的,密密麻麻长满了各种作物,连小山丘顶上都难见到裸露的泥巴,不像“血染的土地”雨天粘鞋底,晴天又真能把你的赤脚割出血;这里的农舍也不学城里样(学也学不像)贴瓷砖造平顶,搞得不伦不类,而是一色的小青瓦,白粉墙,还拥着一丛丛青翠的竹子。一路看来,虽然没有山阴道上的好风景,却能使人觉得舒服,心想如能歇下来住住倒也不错。难怪羁留此地的杜子美,在“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时,还写得出“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这样的诗句。

跟同行的朋友说起,他笑道:“看来你还没有到成都,就对成都有好感啦!”

其实我这是第三次到成都,对成都的好感并不自今日始。我知道别的城市所有的俗媚和喧嚣成都都有,但这里总还多保存了一点古色古香,多保留了一点清净,也就是说,它要比别处多一点本土文化的气息。

上次到成都,曾在街头看到菜担上卖新鲜胡豆瓣,嫩豆粒剥去了壳,绿得格外鲜明。长沙人也吃嫩蚕豆,菜场上却只卖带壳的蚕豆粒,甚至只卖蚕豆荚。大多数人家的厨房里便只能将蚕豆连壳下锅,若想吃嫩豆瓣只能自己动手一粒粒去剥,有时便懒得耐这个烦了。于此可见,成都的食事要比长沙精致得多。菜场上卖蚕豆剥皮不剥皮,看似无足重轻,却可以由此判断两地居民生活要求和生活质量的高下,这就和文化有关了。

城市亦犹如人,各有各的历史经验,各有各的文化性格。此盖由居民过去现在的食、衣、住、行,以及城市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所造成,只能从街头巷尾而不能于宾馆招待所观之,会议室中自然更看不到。故我每到一处城市,总喜欢不要主人陪同(老朋友例外),避开充当门面的“形象工程”,到残存的老街区走走。虽不必有什么发现,即使看看方物,听听方言,只要有异于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习见习闻,也就能够满足,觉得至少比坐在客厅里敬茶烟,听服务小姐用普通话打招呼有意思一点。

这次到成都依然故我,住下稍事休息,便漫步出门,朝背离繁华大道的方向走去。不久便走到条老商业街,在门脸上见到一块小小的旧木匾,黑漆底子上有三个凹刻填绿的字:

诗婢家

显得很是特别,近去细看,方知是赵熙题名的一家纸笔店。

赵熙乃清末成都名士,光宣间,在京城和陈三立(陈寅恪之父)、陈衍(对钱锺书作“石语”者)等人结社吟诗,有《广和居题壁》二首讥刺庆亲王父子认陈夔龙(贵州人)妻为干女、朱家宝(云南人)子为干儿的丑事:

公然满汉一家亲,干女干儿色色新。

也当朱陈通嫁娶,本来云贵是乡亲。

莺声呖呖呼爷日,豚子依依恋母辰。

宝贝相参留此种,清明他日上谁坟。

借典故习语明指“朱陈”“云贵”,以“宝贝”暗示朱家宝振贝子,“清明”隐寓满汉,既巧妙,又尖刻。还有一首:

一堂两世作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

照例自然呼格格,请安应亦唤爸爸。

岐王宅里翻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

儿自弄璋爷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

挖苦得比前些时传诵的“淡抹浓妆总入时”还过瘾。

赵熙又是王闿运掌教成都时的学生,对我这个湖南人更多了几分亲切。我觉得,这次运气够好的,一出行就见到了“诗婢家”。这个“诗婢家”当然反映了前清名士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味,女权主义者难得认同。我则视之为文化的化石,以为这方小小木匾历百年刀兵水火而无恙,正说明成都人看重文人和人文,看重出过文人的自己城市的历史。虽然店中陈列的商品,除了几刀宣纸几支碗笔,已与普通文具店无异,我仍于此处低徊了一会,咏味着“儿自弄璋爷弄瓦”,想象着当年北京城里的热闹劲,还有赵熙写出这些诗句时的得意相。

大概这次真是跟赵熙有缘吧,第二天又见到他写的字了,这是早餐后继续漫游的收获。在转过几个弯后,忽见街道一边没有房屋,栏杆后为大片绿地,树冠上一碑矗出,遂寻得入口进去看。原来乃是一高大的方尖碑,碑身四面一样,都刻着“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一行大字,书法却各不相同,旁边有牌示说明是赵熙、颜楷、张澜和另一个人(名字我忘记了,好像也是位翰林公)分别写的。这种方式很是别致,字也都写得很好。

八十多年前发生在成都的这场“动乱”是武昌起义的前奏,李劼人的《大波》和郭沫若的《少年时代》对此都有详细生动的描述。赵尔巽当时动用了军队,枪杀的“暴乱分子”丛葬在少城公园一块空地上。辛亥革命胜利后,暴乱者成了烈士,民国初年便由川汉铁路公司出钱,在丛葬处修建了这座碑,并且成了少城公园中一处重要的景点。有意思的是,赵熙得的是前清的功名,又没有参加革命,只因为有文名,善书法,就请他来题碑,这也是成都人重文之一证。如果当时不重文而重官,就该请都督、将军们来题,万一有幸请到了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这座碑恐怕也就难得留到今天。

少城公园已改名人民公园,我以为这倒是一大败笔,哪个公园不是供人民游憩的呢,那么都可以叫人民公园,人民公园也就不成其为专名了。少城公园却只此一处,早已随着李劼人的书而名满天下,孤陋寡闻的我也一见保路死事纪念碑即知其名,又何必多此一举来改呢?大概这不会是成都人的本意吧。

从少城公园出来已到中饭时,我不追求美食,但也想找个有特色的食处,忽见有招牌上写着:

公馆菜

知道是一家餐厅,看那门楼也确似旧时公馆,遂立即步入了。步入后先看公布的价目:魔芋烧转弯每份二十五元,鸡汁豆花每份十二元,并不算贵。服务员安座奉茶毕,客气地递上一份菜单,却使我开了眼界。

菜单为三折手本式,普通白纸上加朱丝栏印着疏朗的黑字,很是雅致。内容先说到过去成都有名的公馆里食不厌精多蓄名厨的情形,接着逐一介绍了三十二道“公馆菜”的特色和来历:“三味蒸肉”为张大千所创,曾在成都招待过张学良,后来二张在台湾见面时还谈起过;“甜烧白回锅”为“傻儿师长”范绍增爱吃的甜菜,以糯米饭炒芝麻夹走油肉,最宜“傻吃”;“徐氏鸡汁”本是潘文华公馆中餐饮之物,羊市街一徐姓老板将其推向市场,抗战期间牛奶缺乏,曾接收订户,装瓶供应……这些食事掌故既提高了食客的兴趣,又丰富了成都饮食文化的内涵;而成本大概只跟一个牛皮纸信封差不多的菜单,也成了收效不差的广告,印制得又是多么的不俗。我照单要了一份凉粉鲢鱼和一份鸡汁笋丝,吃得很是开心。

吃过以后,将菜单小心地折好放入口袋,带着满足的心情走出菜馆,一面想到长沙也有过田老大题诗问“何必庖丁善解牛”的李合盛,曾重伯吟咏“麻辣子鸡汤泡肚”的玉楼东,还有谭组庵家名厨开的半仙乐,名菜则“潇湘”的滑溜鸡球,徐长兴的“一鸭四吃”,“曲园”的叉烧鳜鱼……现在大都消失,或者名存实亡,汤泡肚尖已多年不见上桌,餐馆登广告也只能靠“口味蛇”“基围虾”之类长沙人过去听都没听说过的东西来支撑了。

照我看,饮食实在是人们生活的第一内容。尤其对旅游者来说,所谓地方风物、民俗民情,一大部分都要通过口舌来领略;一个城市历史的精粗美恶,完全可以从箸匕杯盘之间见之。如果说,有没有老招牌、名牌菜,是这个城市饮食行业的水平问题;那么能不能做亮老招牌,炒红名牌菜,则是一个重视不重视自己的传统、能够不能够发扬光大它的问题了。饮食店要出名,宣传工作固不可少,而宣传工作要做得高明,就不能不讲求方法,小小一份菜单也可以看出文化高低的不同。

现在似乎每个城市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因为要出名,所以名菜、名酒、名景、名人都成了可资利用的资源,甚至酿成了争夺战。要名的目的其实还在于要利,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免遗憾的是,主事官员们领导经济政治工作的水平虽高(至少我愿意这样认为),于地方社会文化的底子却未见得十分清楚,“搭台”又往往靠的是只对美食美女之类“文化”有兴趣的人,故这个台总难搭得好。

四川不愧为文化积累深厚的省区,有如王谢门庭,非小家子暴发户可比。几年前到自贡看恐龙博物馆,见前厅题词陈列不以官阶为序,放在最显著位置的一幅上题的是:

祖龙居

落款是谁我忘记了,反正并不是什么大官大名人。此题词妙用古典,又十分切题,我很是佩服;而组织安排者能“识卿子冠军于俦人之中,擢以为上将”,尤其使我佩服。

成都为四川首善之区,华阳古国两千多年的流风馀韵,在这里自然有更深厚的积淀,不会只仅仅在一幅小匾一份菜单上表现出来。这里游观之处很多,有些地方的经营布置也具见匠心,感受得到很浓的文化气,薛涛井所在的望江公园便是一例。

薛涛井当然是附会出来的东西,薛涛墓更已声明为“文革”后所建,但万里桥边有过一处枇杷门巷总是事实,有唐人诗文为证。薛涛这位颇有才情而不幸堕落风尘的女子,千百年来引起过无数诗人和爱诗人的深切同情,浣花溪畔的望江亭也就成了游人常到的景点。在这里立碑刻着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这首诗真可说恰到好处:

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

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张王乐府读得再熟的人,见了这首情景交融的好诗,也会忍不住要再默诵一遍,遥想当年元九小杜诸人的诗酒风流,为自比“二月杨花轻复微”的才女感到难过的吧。这次我重访望江公园,主要便是冲着这块诗碑来的。

默诵过王建的诗后,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也同薛涛校书唱和过的诗人的另一首诗: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唯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刘长卿这首《长沙过贾谊宅》,写情景不逊王建,意境却更为深远。如果在长沙贾谊宅前立一块碑,把它刻在上面,岂不也能为“寂寂江山”添几分诗意?

贾谊故宅应该说是三湘七泽第一名人胜地。屈原在沅湘间行吟没有留下什么实迹,炎帝舜帝的事更是“缙绅先生难言之”的,凿空徒贻识者之讥。贾谊宅则文献足征,一千四百年前成书的《水经注》里写到湘州(长沙)时云:

城之内郡廨西有陶侃庙,云是贾谊宅。地中有一井,是谊所凿,极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似壶。旁有一石床,才容一人坐,流俗相承云谊所坐床。又有大柑树,亦云谊所植也。

这并不是神话传说。一井(顺便说一下,最近掘出吴简的古井也是上小下大,该井与贾谊宅中之井直线距离不过里许,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一石床(才容一人坐)、一大柑树,恢复当非难事,大概用不了造“杜甫江阁”的千百分之一吧,可就是不见真的恢复。若将薛校书来比贾太傅,将“枇杷花里闭门居”来比“寒林空见日斜时”,恐怕都要算高攀;可怜太傅祠堂却比不上枇杷门巷的一角,真正是“湘水无情吊岂知”了。

望江公园其实比杜甫草堂、武侯祠更宜游息,因为地较偏,人较少,“旅游点”的气味较淡,文化味自然较浓。园中虽然也有两处扯起广告招徕顾客,但限于一隅,吹吹打打的音响也较小。

园的主体是一个大的竹类植物园,栽着各种各类的竹子,十分幽静。我在竹林深处找一条长椅坐下,听着摇动枝叶的风声,闻着长着青苔的土气,喝着随身带来的矿泉,十分惬意。尤妙的是四十分钟只见四五起游人走过,有两起听口音是本地青年,也不见别处年轻人常有的霸气和流气。看样子他们原想休息,见我“独坐幽篁里”不弹琴亦不长啸,像是贪图清静,便识相地走向别处另寻坐位去了。

这种除了自己还能想到别人的态度,即古人所谓仁,亦即是谦和,使我非常感激。再看各处长靠椅和单个的坐凳,上面偶有从梢头落下的叶片,却绝无脚踏或口吐的污迹,更未见有被故意破坏损毁的。有位打扫卫生的中年女工,也只在游人走开后才打扫;若有人在她工作处停下来,她便立即转移到别处去了。后来我还在府河边人来人往处见到一位女青年专神读一本厚书,一直没有抬头。又在文殊院后花园无意碰上一双男女,他们本来坐得比较拢,见有人来也就大方地分开来。这些小事都说明成都人知书识礼者较多,公园坐椅之洁净良有以也。

竹林中有一片开阔地,由暗而明,眼界为之一开,路旁有石山上刻着园名:

读竹苑

这名字取得既雅而实,我想可能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还见有六七根、两三根簇立在一处的长短不一的石柱,石质多为成都常见的赤褐色沙岩,柱上凿有长方形的孔。乍看以为是建筑遗迹,近前见其形制不一,上面刻的联语也不成对,才知是从各处移来废物利用,布置成读竹苑中一小景。这些残石柱有近处矮小竹丛和远处高大竹林掩映,加上精心栽种的花草衬托,起到了仿佛是断碣残碑的视觉效果,殊可称为巧思。分散的竹丛中还布置着一些天然形状的石头,有些刻着画竹和题诗,作者多为近代蜀人,不一定很有名,诗画却都还不俗,很少湖南习见的豪言壮语和模仿的“毛体”。有一首:

画史从来不画风,我于难处夺天工;

请看大幅潇潇竹,满耳丁东万玉空。

是画家自题风中雪竹的,我头一回见到,觉得也不太一般。

薛涛井旁刻着人所熟知的王建诗,读竹苑中刻着十分生疏的雪竹诗,我以为都是好的:第一是诗好,第二是地方选得好,故生熟咸宜也。

在众目所视处题辞是很不容易的,文辞、字体都要耐得看,尤其要紧的是须出新而又须得体,这不是我辈凡夫胜任的事,的确要有点文化修养才行,“读竹苑”和“祖龙居”便是题得好的例子。还记得二十年前游苏州(苏州也是好地方,但总嫌人太多,上海气太重),在诗人陈去病墓近处有座不显眼的坟,葬的是嘉庆(?)年间带头闹事被杀头的一位姓顾的织机匠。小时读过张溥《五人墓碑记》,知道苏州有尊重义士的传统,所以这位连名字都记不得的顾机匠也有人帮他建了坟立了碑,碑阴刻的四个字是——“义无反顾”。这是我曾经见到的最妙的碑铭,“义无反顾”用在顾姓义士的坟上真是再恰当也没有,足可以打一百分。

看成都说成都,我却说到别处去了,这恐怕不大合乎作文之法。但我的意思却是一贯的,即是希望城市能够多保留一点历史文化的痕迹,该恢复的得恢复,如果本来没有,也就不必急于来造吧。

(一九九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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