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南郊有座蛋山，山脚下有一汪水塘。登高俯视，那水塘酷似一枚鹅蛋。据传说，这蛋山每隔千年便会产下一枚金蛋，施舍给有缘的穷苦人。那年，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掉下一粒火星，几乎把这里的草木烤焦了。这蛋山体恤百姓的缺水之苦，下了一枚硕大的金蛋，滚到山脚砸了一个深坑。随后，奇迹出现了：坑的底部像烧开的锅，不停地冒着热气泡，流出一股股清泉。不一会，在山脚出现了一面蛋形的镜子。那，便是我们村边的那汪水塘。
我的童年，有多半的时光是在水塘边度过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愿再接近那汪水塘了。听年长的人讲，当年日本侵华时搞“细菌战”，在我们这里的山坳里培植了一种生物——血吸虫。这水塘里的许多钉螺里就寄生着这可怕的细菌。人一旦下水感染上这种细菌，就会骨瘦如柴，腹腔鼓胀、积水，不久便衰竭而亡。自此以后，我已像躲瘟疫般离它远远的了。
再次光顾这汪水塘，源于三十六年前的一件事。那天，朦朦胧胧有一双泪眼与我泣别，未及看清她的容貌，我便被一阵哭喊声惊醒：“难道她果真效仿祝英台了？”我一骨碌翻身下床，光着脚寻着哭声奔去。远远地，我看见黑压压的一群人在她家屋前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我脑海一片空白。我拼尽全力拨开人群，一下冲到她家堂前。见到回生无望的她，湿漉漉地躺在门板上，我眼前一黑，昏晕过去。人们手忙脚乱：有的掐我人中，有的捏我虎口。不知过了多久，有一个撕心裂肺的声音把我唤醒：“都怨我，都怨我呀！”我猛一抬头，见到了她悲痛欲绝的母亲。我眼里噙着泪水，上前一把扯住她的衣领，愤怒如决堤的洪水，一下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自那以后，在乡下的十多年间，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成家与否，我几乎每天都会静坐在她为我殉情的水塘边。在那里，我一次次放飞回忆，一遍遍倾诉铭心刻骨的思念。我总把水塘里漂忽的水草当成她的秀发；偶尔看到水塘边的码台，耳边便会想起她捣衣的声音。水面的粼粼波光，我总觉得是她依依的眼神；当水塘边的柳丝轻拂我面颊时，我常以为是同她耳鬓厮磨。
四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她家因坍江，迁到我们村里居住。我家北侧的一条小弄堂，是去她家的必经之路。她家搬家时，四处散落了一些杂物和垃圾。这在我们乡下，也不会有多少人在意。但她碰到我，却表现出了无比的歉疚。用了大半天时间，把那弄堂还有房前屋后，拾掇得比以前不知干净了多少倍。那张汗涔涔的脸颊，成了我心里聚焦的第一帧照片。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难以忘怀。那天，北风呼啸，滴水成冰，鼻孔出口气便会成了一团团的雾。我父亲大跃进时是生产队队长，那时因浮夸虚报之风盛行，队里大部分粮食交了征购提成已所剩无几。眼见村里的人一个个饿死，我父亲私自作主开仓分粮。当年，因为这件事差点坐了班房。“文革”时，有人旧事重提，把父亲这个隐藏的“阶级敌人”揪了出来，不分白天黑夜轮番批斗。那天，早过了吃晚饭的辰光，我站在村口一遍遍的张望，期待父亲的出现。路边的山墙上，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在风中噼噼啪啪的作响。我噙着泪、跺着脚，不停地搓着手。她仿佛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突然出现在我眼前。默默地，她先是将一条围巾系在我的脖颈，随后又捧起我的双手放她脸上取暖，还一再劝我：“回家吧，你爸今晚回不来了。”我情不自禁，泪水满面。
在小学快毕业的某一天，有一件事，我仍记忆犹新。那时，因家中贫寒，我的营养顶多就是一个鸡蛋，一个月能吃点荤腥就很不错了，还常常不吃早饭，抱着省一顿好一顿的想法。走在放学的路上，我的腿像绑了铅块似的，步履蹒蹒跚跚。她像早注意到我，突然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红薯，递到我嘴边。我狼吞虎咽了，她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目光里透着怜悯、关切的眼神。
水塘东面的蛋山上，也刻着我俩艰辛搀扶的流年。那日，云淡风轻，枫叶透着红晕。我与她一起上山砍柴，她一再要我歇着。并说：“砍柴这活是女孩子干的，你们男人不在行。”我哪里肯聽她劝，挥舞镰刀，一会儿就砍了一小捆。正自得意，一不小心砍破了手指。鲜血瞬间染红了草叶和杂树枝。她见了忙把我手指塞嘴里吸吮，还用墟土帮我止血，用细叶草敷在我伤口上面。接着，还不停安慰我：“不打紧，我已帮你消过炎，伤发不起来的。”少顷，她又强行把我按坐在山石上，继续去砍柴。砍毕，她手脚麻利地打捆，并把最好的那捆柴搭在我的肩上。回家的路上，我看见天上有一抹美丽的彩虹。
七十年代末的那个春天，我从学校应征赴北京参军。那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些乡村干部和邻里乡亲都来为我们送行。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挤穿人群，一下来到我眼前。她飞快地递给我一个手糊的信封，里面没有情书，只有两条领圈。那是用纱手套拆下的棉线勾就的，上面还残留煤油的气味和汗痕。临别时，她一再叮嘱：“领口容易脏，把这领圈经常带着，可挡灰尘。”当时，我只是使劲握着她的手，竟然连一句话也未说出口。
在我退伍回乡的第三天，她约我在村口水塘边的柳树下见面，说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要给我。那晚，月朗风清，岸柳轻拂。我早早地来到水塘边，在等待、期待中心里还泛着一种嘀咕，怨她怎么想起来安排在这地方见面（事后惊悚：这，竟是诡异的谶）。正纳闷间，她已出现在我面前：“猜猜，我给你带来什么东西？”未及我回答，倏忽，她从身后抽出一双“千层底”递到我手里：“这是我亲手做的，心全在里面。”说毕，她面透红晕，手捻辫梢眼瞅脚尖，一扭头跑得不见了踪影。那晚，我独自一人在水塘边待了很久很久。感受的不是孤独，而是至真至纯的甘甜。因为在我的家乡，女孩子一旦把亲手做的“千层底”布鞋送给谁，就意味着她把终身托付给了谁。并且，送出去后不等对方回答，常会羞涩地溜走。
又过了几天，她再次约我到村口的水塘边。那天，云层压得很低，看不到一颗星星。不知是谁家留声机里播放的小提琴曲《梁祝》，隐隐约约地飘过水面。这次是她早早地来到水塘边。才几天不见，就发现她憔悴了许多。她告诉我，家里要把她嫁给邻村的马某。听媒人介绍，这马某是独子，他家有四间大瓦房，最近刚顶父亲的职，到某市属企业上班，每月收入一百多元（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般职工每月能有六七十块的收入就不错了）。相比之下，我家的境况就寒碜多了。一家五口，兄妹三个挤在两间阴暗潮湿的老屋里，且我当兵复员回来，能否找到工作还是一个未知数。听她讲，她父母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已在外放风：“我家大姑娘非马家不嫁。”我佯装若无其事地说：“嫁就嫁呗，那不很好嘛！”听了我的话，她很激愤：“好什么？！我心里只有你，任他是谁我也不嫁！”她还恨恨地跟我说：“若爸妈逼紧了，就学祝英台，化蝶殉情。”那晚，我没再说什么……想不到，后来撕心裂肺的一幕终于出现：她真的为我殉情跳塘了！这成了我一生的痛。
时光轴很快转到九十年代。那时，我已升任某局局长。在一次酒宴上，我邂逅了她的父亲。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向他敬酒，他像呆了一般，泣不成声。我脑海一片空白，不知饮下的是酒还是泪。
俱往矣。村口的那汪水塘，你心里装着青山丽景、云影天光。装着我童年的欢娱，少年的轻狂，青年的梦幻，中年的无奈和迷茫，还有我今生延绵不绝的忧伤。今天，它依旧波光潋滟，但我已决意从此不再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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