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倩倩《浅谈莫言小说创作中的“长篇胸怀”》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何为“长篇胸怀”?这并非笔者的创造,这个概念出自莫言在2006年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的一篇名为《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的文章。在文章中,莫言从创作者的角度系统阐释了他本人关于长篇的长度、密度、难度的一些看法,并盛赞长篇是一种伟大的文体。莫言独爱长篇那种长江大河般的波澜壮阔之美,认为“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

莫言的“长篇胸怀”是否重构起了当下社会的“宏大叙事”呢?是否符合“史诗性”小说的标准呢?笔者认为他的每部作品可能并未完美的展现“史诗性”品格,然而他作品中展现的理想性、深广性却是毋庸置疑的,这都是宏大叙事所追求的,而且在当下社会去追求古典意义上的史诗也是不切实际的。接下来,笔者将从莫言的文本出发,探讨莫言一直以来在“长篇胸怀”上的追求,对“宏大叙事”的向往和开拓,以及其作品对“史诗”品格的追随和背离,从文本之中考察其创作的是非得失,力求给予其“长篇胸怀”更为细致而客观的解读。

莫言将故乡留给他的苦难记忆和压抑结合传奇志怪故事转化为一种“狂欢”性质的情感宣泄,破除了一般意义上进步与落后、野蛮与文明、古老与现代的传统二元对立,将乡村从五四以来“被启蒙”的文学传统中解放出来,着力于以“狂欢”形式表达古老的东北乡土中那种善恶杂糅的真实生命,“宣泄出‘极端仇恨’与‘极端热爱’的强烈情绪”,塑造了独特的文学地理世界——“高密东北乡”,正是在这片闭塞粗犷的土地之上,草莽流寇杀人越货,泼辣女子敢爱敢恨,坚韧农民负隅顽抗,形成了莫言式的“农民英雄主义”,这也正是莫言的“理想生命体”。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之中,莫言的“农民英雄”又表现为两种生命体,一种是野性的强力生命,寄托了莫言酣畅淋漓的“大精神”;一种是坚韧的民间生命,他们默默无闻却又生生不息,寄托了莫言的“大悲悯”。

所谓野性的强力生命指的是发端于余占鳌的草莽英雄,凛然赴死的罗汉大爷、放荡不羁的司马库、慷慨就义的孙丙皆属此行列。司马库火烧屁股滑稽可笑,孙丙迷信鬼神,都有其“农民式”愚昧的一面,然而愚昧的背后支撑着的是野性的生命强力,男子汉的铮铮铁骨让他们在残酷的战争和死亡面前忠于侠义,他们都为捍卫男人的骨气和尊严选择慷慨赴死,有着壮士的悲凉与伟大。跳动的肠子、腐烂的皮肉、横流的鲜血在莫言笔下被赋予神经质的狂欢气息,在遍野的哭声和悲凉的茂腔中成就刚强勇敢之生命,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变迁中成为一道美丽神话。我爷爷余占鳌更是这类“草莽英雄”中的佼佼者,他杀人越货却又精忠报国,率性而为蔑视法规,心狠手毒却又侠肝义胆,成为一方乡土领袖。与这些草莽英雄共同恣意人生的是高密东北乡上的奇女子,她们敢爱敢恨,与草莽流寇于颠鸾倒凤之中成就英雄人生。我奶奶是一位爱得自由,爱得大胆,爱得狂妄的奇女子,她冷笑着践踏封建道德的匾额,无视忠贞不渝的婚姻训诫,与我爷爷在高粱地里背天违德的野合,成为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战争中的死亡更是让她成为抗战的烈士,永垂不朽。与我爷爷沉醉于肉体狂欢之中的恋儿姑娘,为情与欲飞蛾扑火的上官家的女人们,风情万种而敢爱敢恨的眉娘,无不是我奶奶的追随者。她们都有着年轻健壮的身体,彪悍泼辣的性格,风情万种的姿态,她们都爱得轰轰烈烈,这爱情之中却又始终燃烧着浓郁的情欲气息,风流又痛快。性与爱让生命爆发出绚丽的华彩,让高密东北乡的土匪“儿子”和“女儿”活得淋漓尽致,流光溢彩。生命在青春勃发的最美的年华绽放得轰轰烈烈,放肆的颠轿,疯狂的野合,纵情的饮酒,热烈的逐爱,生命本源里所蕴含的原始野性和蓬勃生长的人性在莫言的笔下被那种五彩斑斓、泥沙俱下的语言洪流烘托出“诗”般的神圣光彩。死亡更是成就了这些恣意人生的草莽英雄“红高粱式”的野性生命,为高密东北乡浓墨重彩的历史增添一段血色浪漫传奇,残酷又动人!

所谓坚韧的民间生命指的是植根于泥土之中的生生不息的力量,母亲旺盛生殖力与蓝脸默默坚守皆属此列。“生生不息”之中可能并未有激越辉煌的时刻,但是却始终涌动着生命的气息,如风中的烛火,随风摇曳却又执着的燃烧着。《丰乳肥臀》里的母亲也好,《生死疲劳》中的蓝脸也罢,他们都是滚滚历史洪流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然而却在浩劫之中顽强地存活下来。女性往往被比喻成大地之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们生殖并哺育了新的生命,让人类得以延续。而莫言更是在《丰乳肥臀》里将女性的这种生殖能力不断的强化,“母亲”如同一台机器为了上官家的“鄉火”延续不断的生育了九个孩子,并用其强健的体魄和甘美的乳汁将自己的孩子乃至孙辈养育成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灾人祸让人始料未及,然而就是在无情的天道面前,母亲迎着炮火“调头向西南,回家去!”的果敢让脆弱又顽强的生命得以延续。白雪皑皑的一片广袤天地下,匆匆归家的踉跄身影也许就是生命不息之真谛,一颗子弹、一枚炸药也许就是上官一家人生命的终点,然而他们却又是如此奇迹的在炮火之中生存了下来。在历史的车轮之下埋着皑皑白骨,是小人物无声的呜咽,他们无能为力,只能以沉默反抗,以忍耐度日,正如《生死疲劳》中月光之下与老牛相依为命的蓝脸。面对合作化的大势,势单力薄的他无力改变,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土地是他一生的信仰。因此,他选择放弃阳光,在暗夜之中踽踽独行,以无声反抗喧嚣,以沉默反抗呵斥,皎洁的月光、孤独的身影却涌动着不息的力量。这是一位高贵的战士,他以信仰为盾,默默忍受着四面八方呼啸而来的刀光剑影,经过漫长的30余年的困顿挣扎,终究获得胜利。信仰是朴素的,蓝脸甚至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然而就是这种“一根筋式”的坚持,让他获得众叛亲离的勇气,用韧性铸造人生。莫言让笔下的这些小人物顽强地存活下来,不再受到剥皮割肉的酷刑,何尝不是作家的一种“悲悯”呢?

莫言笔下“理想生命体”洋溢着浓烈的抒情意味和驰骋的想象力,独具“诗”的品格。这也是他早期长篇小说的重要特点,气势是宏大的,然而其过于浓重“骚赋气韵”让叙史的厚重感被消解。甚至于莫言而言,叙史并不是他所关注的部分,历史只是人物活动的一个舞台,那些草莽英雄、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和狂欢生命更具文学价值,因此《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这两部家族小说只是中短篇小说的“拼凑”,谈不上长篇文体的自觉追求,只是文本之中洋溢的“诗”性色彩刚好暗合了其对长篇胸怀的追求。但是,就莫言本人的创作实践来看,他是有着强烈的写史冲动的,从《丰乳肥臀》开始,莫言的长篇小说在“诗”的基础上有了自觉地对“史”的追求,他将人物的命运放置在更为深广的历史场域之下,甚至通过数部的长篇表达其对共和国历史的思考,有了长篇的“大容量”、“大苦闷”与“大感悟”。而他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也可视作其叙史努力的三部曲,共同完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全面书写,小人物喧闹不息的生命被融入到漫漫历史长河之中,有着莫言式的滔滔不绝的波澜壮阔。

《檀香刑》里莫言将刑法这门阴冷变态的艺术描写得淋漓尽致,极端的残酷与极端的狂热交织于文本之中,大批读者大呼恐怖。这种暴力场景虽然极度悚人,然而其戏剧化的实现形式,最终演变成“万人空巷、争相欣赏生命庆典的文化广场,是统治者满足兽性之乐、刽子手实现艺术化理想、犯人展示生命最后辉煌的剧场”。

从《丰乳肥臀》开始,莫言笔下的人物就陷入苦难的阴云,生命在枷锁中困顿挣扎。战争、炮火、饥荒、动乱接踵而至,飞扬的个体一个个的在历史无情的碾压之下走向死亡。上官家的女儿们一个个飞蛾扑火式的丧命,母亲只能眼睁睁地送走自己肚子里掉下来的一块肉,熬过这难熬的岁月。最为可悲的是,她差点丧命生下来的儿子上官金童本该是上官家唯一的希望和救赎,有着“圣子”的神圣光辉,却是一个孱弱无力的永远无法长大的恋乳癖。在残酷历史暴力之下他毫无反击能力,甚至从未想过反抗。他畏缩的躲在母亲的怀里,吸干母亲的乳房亦或说是生命,屈辱的在历史洪流之中颠沛。《生死疲劳》延续了《丰乳肥臀》的历史暴力批判主题。《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里,莫言对人物的处理往往以死亡作结,接二连三的密集的死亡让人备感压抑,然而人物心理描写是相对粗疏的,只是凭着朴素的执拗在抵抗困顿的生活。到了《蛙》,莫言开始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意识,“忏悔”、“罪感”主题十分明确。莫言以更为成熟的方式处理苦难,开始关注更为隐秘的心灵世界,人物不再惨兮兮的被暴力处死,但是暴力的后遗症——心灵的伤痛却如影随形。姑姑是一名乡村妇产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坚定地共产党员。计划生育的政策之下,医生和女人的天性让她热爱每個新诞生的小生命,党的信仰却要求她必须残忍地将许多胚胎送命。那些失去自己的孩子甚至一起送命的母亲是可怜的,但是难道姑姑就是罪孽深重吗?姑姑是一个如此努力生活的人,为了自己的信仰倾尽全力,然而到了晚年,她却要为自己付出了大半心血和全部青春的事业备受折磨,曾经坚定的信仰也几乎崩塌,她陷入强烈地自责甚至为了终生未能得到的孩子“疯魔”,这种心灵的折磨何尝不是一种残忍的刑罚呢?作为国家机器微乎其微的一颗小螺丝钉,姑姑的苦痛和折磨又该向谁诉说呢?计划生育在人口爆炸的年代似乎必须为之,然其用国家意志强制剥夺掉的生命也确实残忍,这又是谁之过?历史的荒诞感也油然而生。

从“诗”性的狂欢张扬到“史”的雕琢审视,最终达到“诗”与“史”的平衡,莫言以越来越纯熟的技巧和广博的胸怀完成其“史诗性”巨著的写作。然而,正如评论家担忧的那样,在这个众生喧哗、价值多元的年代,宏大叙事的构建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莫言的尝试也有许多未尽之处,令人遗憾。

从《丰乳肥臀》到《蛙》,莫言的狂放虽较早期有所收敛,然其相对节制的文本依然还是莫言式的喧闹不息,人物来来去去,如一场大戏高潮迭起,但是痛苦和压抑依然穿透这嘈杂,直击读者的心灵。可惜的是,莫言似乎止步于历史暴力的批判和袒露,批判之后的构建仍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如果作家本人的内心世界并未有一个坚执的精神世界支撑自己,那么他的生命浓度又何以为读者构建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终极世界呢?这也就是莫言所说的“大悲悯”。《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金童孱弱无力,英俊高大的皮囊下住着畏缩的恋乳癖;《生死疲劳》的蓝千岁世故苍白,作为乱伦的产品生来就畸形古怪;《蛙》里面甚至连可以承担救赎力量的人物都不再出现,故事在一场荒诞的审判之中戛然而止。文本之中很难看到救赎的希望,困顿的命运找不到出路,莫言早期作品那种“理所当然”的纯粹的“理想性”消失不见,伴随着种的退化,曾经飞扬的生命都坠入到尘土之中,唯有地母般宽厚的母亲和土地般质朴的蓝脸带来一丝微弱的星光,这丝微弱的星光在芜杂的现实面前却是相当无力的。从文本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莫言对失去“共时性”的当下的把握更为混沌。新时期的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加之全球化浪潮的影响,我们进入一个多元共生、瞬息万变的时代。作家本人又与时代紧密的粘连在一起,很难完全剥离时代的影响对当下做出准确而全面的把握,何况只是在时代的精神危机之下保持自身的清醒就已足够困难。因此,莫言的笔触一旦延伸到当下社会,他塑造的暴富的司马良、上官金童,金碧辉煌的乳罩公司、代孕公司都充满惊人的同质化,呈现出被权力和金钱异化了得荒诞当下。莫言对现状的表达不能说不准确,然而过分的贴地而行又让文章略显肤浅,缺乏精神层面的超脱。莫言本人也在文本之中极力寻找出路,或尝试用佛教的“慈悲”为救赎的力量,以求达到“身心自在,少欲无为”的“清净”状态;或寄托于呱呱坠地的新生命,诚挚地感叹“我听到了一个最神圣的声音的召唤,我感受到了人类世界最庄严的感情,那就是对生命的热爱”。然而,莫言本身并非一个虔诚地佛教徒,他笔下的生命向来不缺造反精神,西门闹的“放下”之中作家也并未提供身心宁静的内在逻辑,反而有着浓烈的对于恩恩怨怨的厌倦和疲惫,对于轮回的恐惧,缺乏“超脱”的意味;《蛙》之中对于生命的礼赞也更像作者写到激动处的情感炸裂,文本之中并未构建出连贯而完满的逻辑。“一切来自于土地,一切归于土地”,莫言式的救赎里仍旧有着挥之不去的宿命感的悲哀,缺乏烛照人心的热度,这也导致他后期的长篇有些虎头蛇尾,缺乏饱满的生命浓度。正如温儒敏评价的那般“莫言的叙史既酣畅淋漓又世故,却未能给读者类似宗教意味的那种悲悯与深思,而这正是中国文学普遍缺少的素质”。

本栏责编 孟 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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