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文学岁月的碎片》

作者:陈世旭 来源:原创

一、母亲

月台

除夕,桌上唯一见到肉的菜是一盆有半根猪筒骨的萝卜汤。那是一年中最好吃的一顿饭。母亲是广东潮州人,会烧菜,能用一块猪肉皮蹭锅,加一小勺酱油把豆腐和大白菜帮子烧出红烧肉的色香味。只要是她做饭,我们就天天是过年。但她很少有时间做饭。我姐,我,弟弟,妹妹,全家五口全靠她一个人在一间废品加工厂做工的工钱活口。基本工钱每个月只有十几元,加上星期天和每天超时的加班费一共不足二十元。那个厂子离家有十几里路,她每天天亮前出门,晚上快半夜才到家。家里做饭只能是姐姐和我,谁先到家谁做。一天两顿,很简单:半锅水,两把米,一堆剁碎的菜帮子,用到处捡来的刨花、锯屑、烂木片燃火煮熟;菜是母亲用一年的定量供应豆腐做的豆腐乳,味道极其鲜美,一餐饭一小块,可以吃一年。

妹妹不到学龄;因为没钱交学杂费,小学三年级的弟弟辍学;为了让我上初中,姐姐从初二退学,一个在小学当老师的邻居介绍她去代课,收入不稳定,但至少能给母亲减少一张嘴的负担。

好歹念完了初中,看着好几年前失去赚工资的父亲后已经变卖一空的家,看着母亲干枯憔悴的脸,我说,我不读书了,我出去做事。母亲惊惶地睁大眼睛,说,不行的,万万不可以,将来到了阴间我怎么跟你爷爷交代!

我是爷爷的长孙,八十多岁的爷爷咽气之前只对跪在床前的母亲说了一句话:“拜托你,不管以后日子怎么难,都要让我这个孙子完成学业,考取功名。”

但我决心已下,报考了一个不要学费还管饭的中专技校。临到上了考场,我突然又改了主意:上技校只能管我自己,还是不能给母亲赚钱。我在试卷上一通乱涂,交完卷走出考场,一身轻松——我没有继续学业,是因为没有考好,没有母亲什么事,爷爷不能责难她了。

暑假的一天,初中班主任突然找到我,让我去参加一个欢送会,省城社会福利院的上百名孤儿去长江中间的一个沙洲农场就业。会上,我们中学的几个没有升学的高中生提出要跟那些孤儿一起“奔赴社会主义农业第一线”。班主任叫醒了正呼呼大睡的我,问我想不想去,说那是国有农场,种棉花,不像种水稻那么苦,主要是在实验室摆弄试管。你去了就是工人,每月拿工资。别的不用班主任多说,“拿工资”这一条就抓住我了。

出发就在欢送会的第二天。快半夜回家的母亲措手不及。我直挺挺地躺在院子树下的竹床上,死死地闭紧眼睛。我不想跟母亲交流,除了深深的悲伤,她还能怎样?母亲一整晚都坐在竹床边给我打着扇,极力压抑着啜泣。第二天一早我用一只破旧的网兜装了母亲强行塞进的家里唯一一只完整的脸盆,和几件换洗衣服,匆匆去学校集合。说好了不让母亲送我,但是火车开动的时候,在车站嘶声号啕的人潮中,我还是看见了被挤压在其中的绝望地拼命摇着手的母亲和姐姐。

一去小半年。农场真的有工资,以评定的底分为标准。最高的底分是十分,我的底分是六分八,月工资接近十元。我很激动。每个月吃饭四块多钱就够了,再有几毛钱买肥皂牙膏,剩下的将近五元钱可以寄给母亲。年终结算,队长本来说有奖金的,因为上面有干部说那是资本主义物质刺激,不给了。生产队给了我们一些棉花,算是没有说话不算数。

过年的几天假期,母亲上工的那个废品加工厂不开工,我们总算可以吃母亲做的饭了。母亲整天在忙,除了忙一天两顿饭,就是料理我从农场带回的棉花:找弹花匠打了两床棉被,他们留下一床,一床让我带回农场,其余的给我们几个做一身棉袄棉裤——之前我们都是单衣单裤过冬。衣裤的面子和里子都是旧衣改的,特别费事,母亲只能一夜夜熬通宵,实在熬不住就打个盹儿。母亲手巧。翻了面的旧衣服又跟新的一样。

除了忙活这些,母亲还有些事做得很秘密,总是在我们几个都睡熟以后才做。到我动身返回农场的那天早上,她指着一只堆得老高的长条竹篓,说,这是给你带去农场的。什么啊?这么多!我很惊讶。母亲淡淡地说,就是一床棉被,还能有什么。

姐姐那天要代课,母亲让弟弟照顾好妹妹,自己送我上火车。家里没有扁担,从自来水站往家运水都是我和姐姐一人一边抓着桶梁,后来我有了力气,就一手各提一桶水。为了抬那只竹篓,临时找了半截晾衣服的竹篙代替扁担。

时间很充裕,但母亲还是让我跟她一起早早出了门:只有我们等车,车不会等我们。没想到公交车误了事。我们早早赶到公交车站,却好长时间见不到车来。车站的人越积越多,好不容易来了一趟车,抬着竹篓的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挤上去。母亲口里直说“莫急莫急”,其实她心急如焚。车票是预先买好了的,如果误了车,就等于废了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差不多没指望的时候我们上了车,一路上看着车停站、等红灯、让人、让车,人几乎要疯。谢天谢地,到了火车站。一下公交车,抬上竹篓,母亲就飞快地跑起来。她在前,我在后,跑了几步,我就感觉到母亲的步子乱了,一个趔趄接一个趔趄,她终于跑不起来。我不由得一个劲埋怨母亲,不是说就一床棉絮吗,这么沉?母亲喘着气说,你一个人在外面,我照顾不到,能带就多带些。就那样挣扎着进了站,发现还要翻过一个高高的天桥。我坐的那趟车,预告的汽笛忽然响了。母亲真的像疯了一样弯下腰往天桥的台阶上爬。上了桥,过了一段平路,就是下台阶了。我在后面紧紧地抓住竹篓,不使它压上前面几乎已经缩成一团的母亲。

离最后下天桥还有几个台阶了,已经看得清正在吹哨子、摇动小红旗的列车员的脸了,母亲忽然腿一软,栽倒了,瘫坐在地上:

“快,儿呀!就几步了!”

我抽掉那截竹篙,冲到前面扯起竹篓,拖到车门下边,那个男列车员一面发脾气说我们带着这么多这么重的东西,为什么不赶早,一面帮我把竹篓弄到了车上。我冲进车厢,在第一个车窗的小桌板上俯下去,顾不得腰上背上随辱骂一起落下的拍击甚至捶打,猛力掀开车窗。

母亲已经站起。抱着月台上的站牌柱,站在那里。列车刮起的风,卷起她破旧的衣服,和已经花白的稀疏的头发,她失神地站在那里。

下了火车,再搭船,见到了同行的弟兄们,那只竹篓不愁没人搭手了。当天傍晚到农场,打开竹篓,那床棉被下面居然有那么多的瓶瓶罐罐:砂糖、猪油……其中居然有那么大的一罐豆腐乳,还有一罐梅干菜红烧肉!最让我莫名其妙的是红烧肉:吃年饭的时候,姐姐偷偷告诉我,别怪母亲没有给我们烧肉,你去農场之后,母亲把定量肉票都拿去换钱了。原来这是母亲的一个借口。

不幸的是,那些瓶瓶罐罐都已破碎,只能是上午母亲在火车站天桥下跌倒时摔碎的。好在整个竹篓上上下下包得严严实实,连汤汁都没有漏出来。当夜一帮弟兄大呼小叫,挑出了玻璃碎屑,风卷残云,扫荡了个精光。给母亲去信时,我没有说那些瓶瓶罐罐的破碎,我怕母亲的心会跟着破碎。

再次回家过年,我才知道,一年前送我那次在火车站跌倒,母亲胫骨韧带撕裂,在家里只躺了三天就一瘸一拐地去那个废品加工厂上工了——她怕丢了那份工。而在这一年我收到的家信里,有关她受伤的事只字不见。她不许姐姐透半个字给我。她怕我的心会跟着撕裂。

难怪母亲当时抱着月台的站牌柱。

写这则短文的时候,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那是散文的范本,我的短文或许情境有一点跟它相似。不过,抱着站牌柱的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要大得多。在那之后,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是在陆地、在海上、在天空,旅途上都会有一个母亲跌倒的月台,都会有一个母亲抱着的站牌柱,都会有一个抱着站牌柱的母亲在为我送行。

家信

妈:

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给你写信,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那天一早坐火车离开南昌,中午到了九江,又转轮船,傍晚到了农场。当晚大家就住进了各自的房子。房子是新盖的瓦房,比我们家大多了,虽然一间房住四个人,但一点都不挤,每个人还能放下一张写字的小桌子。床铺是竹片和树棍钉的,比家里的硬板床舒服,因为竹片有弹性。出了门就是堤坝,外面是长江。江面很宽很宽,比南昌的赣江宽多了。这下好了,游泳不愁了。站在堤坝上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影,老师没有骗我们,那就是庐山。听说上山坐车和住宿要很多钱,我还是想去。我会走上去。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年青时在县里当过通讯员,上山下山只要一个小时。我不会比他慢。夏天上山,可以在山上的街心公园过夜,不要钱。这里许多老职工都这样去过。等我有钱了,我会带你上去,当然要坐车和住旅店。劳动我能吃得消。我们来的第二天就是挑粪。粪桶比家里的水桶小,我挑起来不太吃力。农场的地很多,每个人平均要种十多亩,早上出工晚上收工天都是黑的。這也算不了什么,在家里,寒暑假你带我去赣江码头的货场做零工扛毛竹,比这起得还早回得还晚。吃饭也比家里饱。告诉你你一定高兴,我在这里的粮食定量是一个月四十五斤,家里才二十四斤吧。在家里你老是把干饭留给二姐、我和弟弟妹妹吃,现在你可以多吃一口了。妈,你一定要小心身体。我们都太小了,你要身体不好,我们怎么办呢。我问过这里的老职工,像我这样的新劳力,一个月下来大概可以发到十块钱工资,到时我会寄五块钱回去,加上你在街道工厂每个月赚的十几块钱和二姐代课赚的钱,你和二姐弟弟妹妹吃饭差不多就够了。我在这里的伙食费每个月只要四块五毛钱,五毛钱存起来买牙膏、肥皂等东西。

妈,这次我走得很突然,头天报名第二天就走,报名也没有跟你商量,我知道你很伤心。走前的晚上,你一夜没睡,一边给我打扇一边不出声地哭,我都知道,只是假装睡着。第二天早上上了火车,我从车窗看见你和二姐在下面送行的人群中哭着喊我的名字,我又躲开了。我怕到时候我也难过了会不想走。可是我不能不走。我十六岁了,应该能够帮你,不然你太苦了。妈,你不要怪我心肠硬,不听话。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你只管放心。我会好好劳动,好好赚钱,帮助你把弟弟妹妹养大。让你老了有福享。

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天,房里只有一盏煤油灯,大家要轮着用。这次就写到这里。妈,你一定要放心,一定要保重好身体。我一有空就会给你写信。问二姐弟弟妹妹好。

旭儿

1964.9.28

(注:1964年我初中毕业,家里无力供我升学。那个暑假快结束的时候,老师来家通知我去参加一个欢送会,欢送市福利院一批孤儿去九江的一个农场当农工。我们学校的十个高初中应届毕业生当场强烈要求随他们一起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即获准。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这一去就是将近二十年。)

二、贵人

在长江中下游那个国有农场,我种了八年棉花。

下了乡,我一有空就翻到处顺来的书,一面异想天开地写诗,指望能赚到稿费帮老娘。在棉花地一边锄草或是挖沟,一边搜肠刮肚,回来就边吃饭边爬格子。起初两年,我几乎每天都写诗:太阳、月亮、星星、风、雨、雪、长江和远山、春耕和秋收、床底下的泥地生出的芦苇、草棚的窗口垂下的刚绽芽的柳枝……诗几乎无所不在。

劳动和诗,都使我狂热而忘我。

1970年,全中国的知识青年似乎突然醒悟,风起云涌地开始了大返城的艰难历程,不到一年时间,我所在生产队先前住了几十号知青的一长排宿舍只剩下我孤单的声音。

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照亮了我的生活,并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1971年春天,县里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农场来抓路线教育,他就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姓熊,名汉川。

当时正有一个由省地县三级联合组织的写作班子在农场采写一个模范人物的报道,由熊组长负责,我也被临时调去做采访工作。我被要求:把采访记录尽最大的努力加工成有完整情节的故事。我干得很认真。那报道后来在国家最大的报纸的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出来,其中有大量段落出自我的手笔而且几乎一字未改。写作班子在农场的工作结束的时候,其中有几个县里来的干部很同情我的处境,觉得以我的劳力,则很难胜任一个农工,我更适合做一点文字工作。我下乡的次年即感染上血吸虫病,乡间条件简陋,几近野蛮而危险的多次治疗使我早已形销骨立,虚弱不堪。他们商议说:“去找熊组长,熊组长是好人。”

熊组长第一次来看我,就从已经破损的黑提包里抽出亲手写的“路教”工作的总结报告,让我“改一改”。然后他就坐在我身边,一边抽着烟,一边侧着头,注视着我笔尖的移动。

几天后他和“路教”工作组离开了农场。他走之前我们再没有单独见过面。

一个星期后,我忽然被通知到场广播站做编辑工作。但顶多三个月之后,农场办公室主任跟我说,场部干部本来就多,用不着再从下边抽人。

我只好又回到先前所在的生产队。

春天是血吸虫的排卵期。每到这时我的血吸虫肝就异常疼痛。加上虚弱,加上沮丧,我病倒了。我独自躺在床上,无法做饭,无法烧水。夜里,在无边的黑暗中,听着风在屋顶上刮出的尖叫,听着江水在堤岸拍出的闷响,我第一次感觉到死的恐惧。而我是不甘心的。第二天我挣扎着起来,去四五里外的码头搭船。然后我在省城的家里住了将近三个月。

在坐火车从省城回农场的路上,我却不知怎么忽然在中途下了车。这里是我务农的那个农场所在县的县城。我是第一次来。下了车,我随着人流出了车站,便一个接一个地向人打听县委宣传组熊组长的家。

那天我就住在他家里。我在农场的情况他已经知道。而我到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让我到场部广播站搞编辑工作,是他在工作组工作结束时向农场领导提的建议。农场领导当时显然是出于对他的尊重,采纳了这个建议。这采纳却是有限度的。第二天上午熊组长送我到火车站。他让我先回到农场去,县里工作有需要,他会去找我的。他一再叮嘱我要注意身体。

大约两个月后的一个中午,一个从县城来的干部到生产队来找我。他是奉熊组长的指示到农场来借调我的。熊组长这时候已经是县委常委,属于县委领导成员了。

那位干部在路上告诉我,熊组长为解决你的工作问题做了很多努力,但目前招工指标卡得太死,只有先借调,慢慢等机会。这位干部很感慨,他晓得熊组长跟我非亲非故,以我的赤贫,也无从孝敬于万一,他只是爱才。

我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这些日子,我从不让自己闲着。省城报纸不断有我的稿子发出来。县委领导很高兴,说宣传部工作干得不错,我因此成为小有名气的“笔杆子”。倒是熊组长几乎从来没有表扬过我,别人在他面前夸奖我,他也只是微笑不语,但我清楚,他在心里是很为我骄傲的。

1973年,出现两次机会:一次是推荐上大学。我都因为“出身”问题被否决了。两次失去机会,我心里一片灰暗。熊组长很严肃地对我说:“妥善为你解决工作问题,我是从工作出发来考虑的。一个人,做人要有正气,走路要走正路,我们不做偷偷摸摸的事!”

这年冬天,熊组长调到另一个县去当县长了。他走得很匆忙。那几天我正在乡下采访,我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已经赴任了。

我取得国营正式职工的编制是两年之后的事。这两年里,我没有再见到熊组长。但熊组长却一天也没有忘记我。每次有县委或县政府机关的同志在什么地方开会或出差碰见他,回来总要告诉我,熊组长又问起我的事了。熊组长的菩萨心肠把他们都感动了,简直让人难以理解一个人对另一个并无深刻关系的人何以关心到这种程度。我听了总要难受好些日子,我已经成为熊组长的一个沉重负担了。他担任县长的那个县是个穷县,大半在山区。他在那里有很好的政声。他的劳累和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的人生不可能有多少轻松,却还要时时为一个远在异地、跟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极普通平凡的小人物的命运怀着忧虑!

因为《小镇上的将军》的发表和在全国获奖,1981年我从县文化馆被调回省城从事专业创作。临行前我专程去熊组长所在的县向他辞行。他很高兴,留我在家里住了两天。那两天他正在县城开会,晚上我们聊到很晚。过去的事一句也没有谈,他跟我谈了很多县里文化建设上的事。他說这个县有好几个业余作者,很不错的,你以后有机会要多帮助他们。他所寄望于我的,并不是世俗的“报恩”,而是我真正能够在事业上有所作为。

三、儿子

诞生

我的婚姻简单明了得像一张账单,各项必须的数字累积到相应的程度,便成为事实。

三十岁以前,我先是在农场种棉花,接着在县级机关做临时工,写各类报告、总结、新闻报道稿。这期间,有过娶妻的念头,也有过女孩愿意嫁给我。但我母亲教诫我,你还没有自立能力,不要害己害人。我从来对母亲的话奉若圣旨,接受这教诫对我并不困难,我也一直认为婚姻是一种责任,如果承担不起,就不该冒失。1976年,我得到一个国营职工自然减员顶替指标,成为正式国营工,有了铁饭碗。这是我所在单位许多善良人共同力争的结果。他们说,我们第一步是帮你得到工作,第二步,便是帮你成家。

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个人很快就出现在我面前。第一次见面,她问我为什么看上她。我回答,大家都说你好。我当然也觉得她好:朴实、安静、柔弱,比我小五六岁,以及相似的家境和经历——她所在的中学“文革”中从省城迁到农村,两年后她被从学校文艺宣传队招进县文工团,生活的艰难她应该不会陌生。

随后的一年多时间,我们都在攒钱。双方的家都无力帮助我们。那时候,我每月工资三十五元,留下十五元吃饭,其余全部存起来。为此我不得不结束十年的吸烟史——想起戒烟之初的痛苦,我至今心有余悸。因为抽的都是极低劣的烟草,烟瘾也就尤其强烈。

1978年元旦前夕,两个单身男女的行李搬到了一起。同事帮忙找乡下木匠打了一张双人床、一张写字台和一个小衣柜,油漆是我按照一本参考书的技术程序自己解决的。另外托单位回上海探亲的同事给我妻子买了一件当时风行的丝棉袄,给我自己买了一件化纤面料因而很挺括的中山装——这件中山装几年后遭到一位上海名作家的嘲笑,我那几百元存款也便告罄。为了节省结婚的费用,也为了省去许多我无法适应的麻烦,我们对单位说我们回省城的老家去举行婚礼,到了省城,我们又对邻居说我们已经在县里结婚了,散了一些糖果,就算大功告成。

我们就这样成了家。也许草率了些,但我们对共同的生活却怀了不比任何人少的憧憬。这憧憬包括:要把我们也许微不足道的生命延续下去,要有孩子。

我对妻子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住所是寒伧的,但心是伟大的。

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婚后的生活。

很幸运的是我们一成家就有了自己的住房。是从原先的单身职工宿舍隔出的两个半间,除此之外还有一小间堆杂物的小披厦。堆的都是单位基建剩下的线材。我用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们码放整齐(成捆的线材很沉重,平时我一个人绝对搬不动),空出的地方便作了厨房兼餐室。

住房在一条乡间小河的岸边,河的这一段较为宽且深。岸壁是葳蕤的水草,时有虫鸣和鸟雀的啁啾。旧房子有地板。我们把地板连同门、窗刷洗得木纹毕现。镇上没有煤球店。为了备足燃料,我头天买了一卡车煤粉,第二天从早上五点开始,去河边挖了上十板车黄土,然后同煤粉调和,做成煤饼。是大夏天,我穿着小裤衩,在烈日里整整曝晒了一天。到傍晚,煤饼摊满了整整一个篮球场。三年后,当我们全家迁离小镇时,那些煤饼还没有烧完。我们的家在我所在单位的院子里,妻子上下班则要走很远的一段路。炊事自然由我来担当。生炉子、买菜、洗菜、做饭、洗碗,我包下了全部作业,尽可能增加她的休息时间。除了爱惜,我得承认,我的勤勉里还包含着一种期待:妻子将要怀孕。

起先,我们双方都对此怀了十足的信心。我们都十足的健康,热爱并且渴望生命。然而,半年过去,妻子却毫无动静。周围好心的人们开始投过来关切的目光。年长的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们要加班加点啊。”

我们开始认真起来。每到妻子例假将近的日子,我们便格外紧张。一声“来了”,我的心便“咯噔”一响,仿佛落下深谷。我们由此开始了严峻的探讨:为什么?

这问题像梦魇一样纠缠住了我们。妻子甚至有些疑神疑鬼了:是不是我们的婚事办得太草率了?有一次早上起床前,我们半躺在床头,妻子忽然发现被面是两块料子拼接起来而不是整幅的,轻轻碰碰我,问,这是不是不好?于是我们立刻行动,更换了那床被面。到了婚后第九个月,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生育能力。我在插队时感染过血吸虫病。当时有一篇著名的《三字经》:“血吸虫,害人精,男不长,女不生……”而今听来像是咒语。但县里的医生肯定地说,我所受的感染绝没有严重到影响生育的程度。我于是陪妻子到省城去做妇科检查。检查的结果依旧同县医院无异。医生出主意说,等即将来临的例假干净后做一次子宫清理,也许便于受精卵着床。

“例假”却迟迟不至。我们提心吊胆地煎熬了又一个月,“例假”仍然没有来,而妻子却越来越频繁地恶心、呕吐,有时甚至晕厥。

有一天上班时间接到妻子同事打来的电话,让我立刻到县医院去。我妻子上班时突然昏倒,已经被送到医院。

医院的结论很简单明确:是严重的妊娠反应。

我用自行车极小心地载妻子回家。那天中午她很踏实地早早睡了,脸色苍白,显得疲惫,但嘴角含着有些娇气的宽心的笑。

我没有午睡,静静地坐在离她不远的窗口。窗外,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蜿蜒流向远处的河。河水、河两岸的草和树,都闪闪发亮。

我在心里反反复复地说:我要做父亲了。

同我一样,妻子家境不好,吃着苦长大。十四岁,正是发育的时候,学校迁到农村,在大食堂里吃很粗糙的学生伙食。妻子的身体因此很弱。怀孕几乎成为一种对她的摧残。妊娠后期,终于发生医生曾经预料过的妊娠中毒症。县里的医生们会诊后说,只有到省城大医院去,或可保住母或子。我和妻子单位的头儿都催我们:“快去省城,放心,不扣工资。”

到省城的当天妻子就住进了医院。她脸上毫无血色,布满了黑斑,嘴唇发乌,眼睛因恐慌而失神。她整天都紧紧拉住我的手,欲哭无泪。

在我已经经历过的无数艰难困苦的日子,我从没有祈求过命运或别的什么不可知的力量,我只相信自己。但现在我却变得软弱,我在心里反反复复地说:“我们都是好人,我们从来没有伤害过谁,也永远不会伤害谁,愿老天保佑我们!”表面上,我尽力挤出笑容,对妻子说:“没有事的。以镇上老人的经验,怀孕时苦吃得大,是生儿子的征兆。”

我们婚后偶尔谈论过生男生女一类的问题。在小镇的环境中,妻子自然渴望生一个男孩。这是我能觉察出来的。我于是说我愿你生一个女儿,女孩乖,比男孩听话,是妈妈的小棉袄,将来我成了岳父也有人给我送点茶叶之类。我说得很认真,表决心似的。这样,妻子就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但我心里,却喜欢一个男孩。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我最好的朋友几乎全都是班上最调皮捣蛋的男孩。

妻子病房的主治大夫姓关,是一位高大的北方女人,有一张男人般轮廓分明的脸,显得决断而有力,令人信任。她对我们两个可怜巴巴的乡下人说:“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这情况我见多了,算不了什么。”

这是福音。

几天之后,妻子的血压果然逐渐回落。关大夫让我扶她起来稍微散散步,以减少分娩时的困难。

分娩的那天来得很突然。

当时我正在省城的家里做午饭,妻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是从医院里步行来的,有几十分钟的路程。在这几十分钟的时间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她说她在病床上忽然觉得腹部有些不适,一下没看到我,就找来了,她问我该怎么办。

我的头“轰”地一响。感到不适,应该在医院里找护士、找医生,怎么先来找我呢!我正愣怔着,妻子又说:“我怕是要生了,我怕你不在我身边。”

那个中午,我们身边除了我们自己再没有别人。我完全手足无措,说:“你快回医院,我就来。”

妻子转身走了。我忙忙乱乱地把锅子从火炉上端下来,用一大瓢水把炉火扑灭,随即就向医院冲去。事后我才知道,妻子从医院回家的路上,羊水已经破了。

中午,医院静悄悄的。我冲进护士值班室,值班的人告诉我,你老婆已经进了产房。我冲向产房,在门口被人堵住,那人说,你老婆刚刚在这里做了檢查,转到手术室去了。

手术室在楼上。我去揿电梯,电梯没有立即打开。我便扑向楼梯,飞奔而上。

在楼梯的半腰,我听到一声空谷长啸。

从此我们这个卑微的家多了一份强劲有力的明亮,多了一份生机勃勃的希望。而这个熙攘纷扰的世界上,多了一份无可阻挡的律动!

妻子是剖腹产。关大夫做的手术。事后她让我在手术单上签字的时候,说:“对不起,是我给你做的主。你妻子血压太高,自然分娩是危险的。”

我们全家终生都感激这位敢作敢为的关大夫。

手术后的妻子昏昏沉沉地睡着,我把她从担架床上托起,轻轻地放到产妇的床上。她原本笨重的身体变得轻盈,我毫不费力就托起了她。她很虚弱,又很强大。她完成了一个壮举。因为这个壮举,世界人口的统计数字需要更改,一个平面的家庭变成了立体的家庭。她疲惫然而宁静。这宁静是因为巨大的满足。

我一直守在她床边。醒来的时候,妻子说:“是个男孩。”我说:“我晓得,医生告诉我了。你安心睡吧。”妻子又说:“我没看清他的样子。”我们当时是那样强烈地想要见到儿子。但是医生不让。儿子在婴儿室接受看护。

三天后,护士把我们的儿子抱来了。儿子竟是那样老成,头发又黑又长又浓,一点不像才出生三天的婴儿。儿子睁大眼睛,平静地看着我们,看着这世界,像一个君王一样坦然,一副万物皆备于我的神态。

我把儿子放在妻子的枕边,轻轻地说:

“儿子,你要记住。”

我的两只手臂垫在儿子的身体下面,就那样睡着了。四天来,我是第一次沉沉地睡着。

除了让我成为父亲,儿子出生的另一个意义是:随着他的出生,我有了第一部得以发表并且多少有些反响的小说。

赴京

我在文化馆的工作很轻松,就是不时组织一些地方作者“收集整理”民间故事,其实就是瞎编。没事的时候就翻翻报纸刊物。1977年,读到剧本《于无声处》、小说《伤痕》、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读得心潮澎湃。加上结婚生子,手头拮据,看着好几位同事老有稿费收入,很眼馋,也悄悄地一头扎进小说写作。不久前在朋友发的微信上看到我特崇拜的一位大作家谈写作的文字,说他只要见到谁说写作就是为“谋生”“好玩”云云,立刻就会将其删除,我脸一热。不过已然如此,只能顺其自然吧。无奈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

我做了好几年的新闻报道,多少有了一些文字的操练,有一两篇通讯还被报纸当作“报告文学”甚至“短篇小说”发表出来。但一旦来写正经小说,就满不是那回事了。写了,寄了,退了,又写,又寄,又退,屡写屡退,屡退屡写。小县城的邮递员每天送信有相对固定的路线和时间。每到邮递员要出现的时间,我就早早等在单位的大门口,拦下邮递员,问有没有我的邮件,一见写着我名字的厚厚的信封就赶紧收起来——那一定是退稿信,免得丢人现眼。

1978年春天——春天真是个好季节啊,终于有一个短篇收到《四川文学》一封手书的回信——而且是极为工整的毛笔蝇头小楷——之前的退稿信都是铅印的,抬头上作者的名字没有填写:你(不是“您”)的这篇小说(不是“大作”)我们小说组的同志都看(不是“拜读”)过了,都觉得挺好的,完全可以发表。但据我们所知,今年第三期广东的《作品》将要发表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内容和你这篇几乎相同。你这篇我们如果采用,最快只能发在今年的第四期,到时就有雷同之嫌。只好遗憾。不过,这篇小说证明了你写小说的能力,我们等着你的下一篇。

这小说的来处是一个小道上广为流传的故事,广东的陈国凯显然比闭塞在小镇的我先听到这个故事。这次撞车于我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封平易、朴实却情真意切的回信。它让我铆足了继续蛮干的劲头。

在省城的母亲知道我下了班就写小说赚稿费,一再阻止我说日子能凑合过就行了,舞文弄墨这碗饭不是我们能吃的。我从小是个听话的孩子,但在这件事上,却执拗了——上有老母,下将有子,每月和内人不足七十元的工资捉襟见肘,结婚没酒席——在县里说去省城办,在省城说已经在县里办了,把两个人单身时的行李搬到一块,家具皆从单位借用,就算是成了家。咬牙切齿下决心请单位一个回上海探亲的同事给自己和妻子各带了一件上衣,因为是最普通的的确良质地,被后来遇到的名人耻笑。但那已是我们当时最奢侈的消费。

就是那年春天,我把好几个退稿捏到一块,写出了《小镇上的将军》。稿子在全国转了一圈,照例回到我手上。正灰心着,县文化馆的同事买了一摞新出的杂志回来,最上面的是新创刊的《十月》,白底红字,极为醒目。我一眼就盯住了最后一面“告读者”中的一句——“尤其是青年作者的园地”,差点高呼:“青年作者”终于有自己的“园地”了。回头就将退稿换个信封,一笔一划地填上地址,小心翼翼地投进邮筒。因为退稿是家常便饭,多少有些麻木,这次我淡定了许多,不再像先前那样每天烈火焚心,引颈张望。

欢喜是突然降临的。六月,儿子出生,我每天沉浸在照护内人坐月子、给儿子喂炼乳、换尿布、做饭、洗衣的快乐中,偶然走进办公室,见到一个薄薄的小信封,跟《十月》的创刊号一样:洁白的颜色,鲜红的款识。信纸薄如蝉翼,只有几行娟秀的文字,告知:小说拟采用,将刊于本年第三期。

我悄悄地把信带回家。动过剖腹产手术的内人和摇篮里的儿子都在沉睡。我默默地看着他们,心里说:同志们,买炼乳的钱不愁了。一百多元的稿费,是我月工资的三倍,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我知足得不得了。

十二月,我忽然接到《人民文学》的来信。他们在12期转载了《小镇上的将军》,这是该刊创刊以来的头一次。来信让我去京参加笔会。并且说,该作在首都评论界反应不错,有可能争取1979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几天后我动身北上。这是结婚以来我第一次出远门——先从小镇坐火车去省城,然后从省城搭飞机去北京。火车到镇上车站的时间是早晨五点,离天亮还早着。妻子搂着儿子还在安睡,寂静中发出香甜的酣息。我悄悄地起床,燃起煤炉,先烧开水,給儿子的奶瓶奶嘴消毒,放好炼乳罐,接着煮好鸡蛋,然后淘米,放水,把熬粥的锅在煤火渐渐大起来的炉子上安妥。一切停当,回到卧室的床前,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拍了拍捂着妻子脑袋的被头,轻轻说:

“炉子上在煮粥,你要记得。我走了。”

妻子的脑袋动了动,迷迷糊糊应了一声“好”,又睡了。

我俯身亲亲妻子怀抱里的儿子红扑扑的脸蛋,小心翼翼地关了床头灯,蹑手蹑脚走出去。

打开房门,满天星斗,满地白霜。一阵寒气扑来,我浑身一震。仰头呼出一大口白气,心里明白:

生活要有蛮大的变化了。

答儿问

很高兴同时收到了妈妈和你的来信。更让我高兴的是,你在这封信里问我读什么书才是读好书。这说明你不但已经像上封信说的那样“在好好读书”,而且对读书有了选择的考虑。这是很可贵的。

喜欢读书的人大都知道这样三句话: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但什么书是好书,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古人说“开卷有益”,即便是一本很坏的书,有头脑的人也可以从反面得到有益的收获的。从前有个叫波斯的地方,那里有一位很有德行又很有智慧的盲诗人,别人向他请教向什么人学习德行,他说:“向坏蛋学——凡是坏蛋做的我都不做。”但具备这样的头脑,需要年纪和阅历。你还在上小学,还很单纯,对复杂的思想和言行的认识和判断的能力还很有限。这样的能力需要随着你的成长来提高。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按老师的要求完成好每天的功课。另外,星期天请妈妈带你去正规的大书店挑选适合你读而你又感兴趣的书。我有空的时候也会去这里的书店帮你买了书寄给你。不过,后面两点都不是太好的办法,因为不见得我和妈妈喜欢的就是你喜欢的,我们也不应该代替你选择,这对你的成长是很不好的。我想,对你最好的建议,应该是帮助你提高选择和辨别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是就一本一本的书进行分析讲解,可眼下一时做不到,只好讲一些对“什么书是好书”的大概的看法:

记得你刚学说话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镇子上,每天早上我拉着你的手去散步,在镇外的小河边上,我们一起看远处的山,山上初升的太阳,山下两边栽着树的铁路,铁路上移动的火车,火车头上冒着的白色烟柱……我跟你说,以后你要坐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去很多很多的地方,见很多很多的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问,太阳那儿也去吗?我说,当然要去!现在想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寓言,可以用来比喻读书。读书也可以使你去很多很多的地方,见很多很多的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如果一本书,让你觉得世界无比广大,生活中有无数重要的事情,让你觉得心胸特别开阔,眼光特别长远,不会为吃什么、穿什么之类的小事烦恼,不会为同学之间的一点小误会、小摩擦而生气计较,那肯定是一本好书。

如果一本书,让你产生一种迫切的愿望,凡事愿意独立思考,想要探索世界的奥秘,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一心一意学习和积累知识,掌握开启理想之门的钥匙,那肯定是一本好书。

如果一本书,让你愿意善待他人,让你想要爱护和帮助身体比你弱小、成绩不如你的同学,让你在公共汽车上随时让座,让你在学校募捐时首先就会想到倒空你的储钱罐,那肯定是一本好书。

如果一本书,让你觉得说谎话和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或是告老师和同学的状都是可耻的事,让你不害怕一个人走夜路,让你不向欺负人的人低头求饶,并开动脑筋使他得到应得的教训,那肯定是一本好书。

如果一本书,无法让你产生这一类的感想,你就可以暂时放下它。尽管那不一定就是坏书,但你现在不必为它耽搁宝贵的时间,可以到有了更多的理解能力的时候再去决定是否读它。

好,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一定影响你做作业了,下次再说吧。很想你,我的儿子。祝你成天都开心!

儿子的爱好

儿子同画有缘分。他最早的画作,都涂在做作业的草稿纸上。他看过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之类的动画片,便极力想把那些鏖战场面记录下来。画出的形象,人头是一个小圆圈,身子和四肢都只是一根弯曲的线条,如同蝌蚪,但动感很强。上下翻飞,纵横捭阖。看上去很像远古人的摩崖石刻。

我把这理解为一个独生子在孤独中释放自己想象的愿望。便给他买了许多小人书,来满足这想象。

后来就在他的书包里、书桌上到处发现了他画的古代武士、变形金刚。最初明显是临摹的,后来就有了许多变化,直至完全出于想象。他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次偶尔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了一张他画的裸女,我心里“咯噔”一响。当天晚上我们作了一次深谈。我一开始就说,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两个朋友之间的谈话,只不过,我是一个年长的有经验的男人和朋友。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也很成功。他后来给我看了许多收藏着的他的作品,许多姿态和面容美丽的裸体女人。我说我很喜欢,说他大可以公开地画,不必躲躲藏藏。画了完全可以张贴到墙上。

我说的是真话。我绝不相信一个纯洁的少年会有亵渎性灵的感觉。亵渎的、原罪的感觉是成年人带给他们的。

我仍然没有从艺术的角度来注意儿子的画。我注意的是心理发育的问题。初中的一个暑假,妻子主张儿子去一个大学开办的美术培训班,我很同意。这同意里并没有指望培养儿子的绘画技能的意思,而是希望借此分散儿子在发育期内对自身的过分注意,以使他保持青春期的健康。

那培训班似乎没有办几天便草草散了。儿子的成绩如何,我没有过问。只是听妻子说,教师在看了儿子的作业(石膏静物素描)后很惊讶,问过他在这之前是否接受过专业训练。他的透视感和对光影的把握都是很准确的。

我聽了,一笑了之。从儿子生下来的那一天起,我就下定决心,绝不给儿子增加任何额外的负担。儿子半岁,我在北京中国作协的文学讲习所上学,有个傍晚,几个同学散步,说起各自的家事,王安忆问我对儿子有什么期望,我说我只愿他一生平平安安,轻松愉快。我特别厌恶“望子成龙”“光宗耀祖”这一类的话,让孩子好好活着不好吗,干吗给他那么多负担?什么“大丈夫志在四方”,什么“生子当如孙仲谋”,干吗呀?不做“大丈夫”,也不做“小男人”,做个正直、善良的平常人最好了。

儿子上学之后,对付功课的那份紧张,特别让我心疼。学校附近有许多游戏机室,我常常背着妻子对他说,你只要完成了每天的作业,尽管打,不必偷偷摸摸,更不要对老师和家长撒谎。我对许多父母逼迫儿女背古诗、啃外语、弹钢琴等。颇不以为然,觉得那是可笑又残酷的行为。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在他的长篇小说《胡莉娅姨妈和作家》里描绘过这样的父母:“他们面对着摇篮,已在为儿子设想这样的前途:工业大王、农业大王、外交大臣或是政界的头面人物。”很辛辣,很痛快,引起我极大的共鸣。儿子上小学起我就给他表明我的看法:学校教室和外墙上贴满的各种伟人名言,你可以敬仰,但不必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是谁都能成为爱因斯坦,也没有这个必要。班上如果有五十个同学,你只要保持在三十名以前就行了。尤其不要去争取什么“跳级”“尖子班”“大学少年班”之类,将来高考,也不必非报考那些名牌大学。上大学,只是为了接受一种有系统的教育。将来参加了工作,也只要能够做好分内的事,不被人小看就行,用不着争强好胜。一个人能挑一百斤,如果不是必须尽力,最好只挑八十斤,绝不要去挑一百二十斤!幸福是很主观的,跟权、钱、名有关系,但不绝对。庸常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在庸常生活中能获得快乐的人是最大的成功者。

我从不给自己过生日,从来也记不住自己的生日。但儿子倒记得。有一年问我需要什么生日礼物,我回答:“你的健康、聪明、快乐,就是给我的最好礼物!”

我觉得我作为父亲的唯一的责任,是保护儿子充分自由、充分自然地发展他的个性。

上高二的时候,儿子的学校要分科了。头天晚上儿子问我,是去理科还是去文科?我说,你先睡觉,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便选什么。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他选了理科。

上了理科的儿子被功课压迫得难以喘气,画画是谈不上了。有一段时间,他和我都忘了画画这件事。

有一年,北京的一位朋友打了长途电话来,说他同一位美术界的朋友有一个创意,就是出一套丛书,这丛书里绘画和文字各占一半,但绘画必须是作家的,而文字则必须是画家的。他大约知道我有一点美术的爱好,却不知道我其实并没有美术的本事。我却又不想使朋友失望,便忽然想起了儿子的画。

这是我第一次从美术的角度来观察儿子的画。我选了几个场景让他写生:院子里杂乱的自行车,雨天晾着湿衣服的书房,我的简陋的客厅……又挑了几张我外访时的照片——贝尔格莱德的国民议会大厦、东京的迪士尼乐园、埃及的卡纳克神庙等,让他临摹。

儿子画得很快,用铅笔勾勒一下大致轮廓,便直接用钢笔画出墨稿。一个多小时便可完成一幅。他又拿出了一幅他自己在北京天坛公园写生的祈年殿。

把画交给我的时候,儿子顺便同我谈起了哥特式和洛可可式,谈起了凡·高和毕加索……我这才知道,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他刚刚仔细通读了三大本朋友送我的一直闲置我的书架上的《剑桥艺术史》。

我呆住了。我意识到在对儿子的塑造上,我也许犯了一个大的错误,便是忽视了他的绘画才能。我在无意识中抑制了一种本来也许可以得到极好发挥的才能。

鲁迅在1919年感叹过“觉醒的父母……很不易做”(《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现在是有深刻的理解了。做父亲,是很难的;做一个好父亲,更难。

那套丛书最终因故没有出成。我便在家里的墙壁上开了一个儿子的画廊,每隔一个周期便展出他的几幅画。一是为孤芳自赏,二是为表示我的歉意。多年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给我出了一本随笔集,我把那些画大多用做了插图,责任编辑也甚为欣赏。

文科,理科

那年,儿子上高二,学校实行文理分科。晚上,儿子征求我的意见。我静静地注视了一会儿他的眼睛,说:“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把你明天醒来的第一个念头作为你的决定。”

第二天早上,儿子告诉我,他选理科。我几乎是赞扬地说:“好。”

事后我想,把一个重要的决定交给直觉,是不是有些盲目有些轻率?特别是作为父亲的我,是不是有些不负责任?

我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

儿子是以远远超过分数线的高分考进重点高中的。文理成绩一向均衡。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则好像作文从不吃力,另外,除了小学上的美术课就再没受过美术教育,但他的画画得不错。也许就是这些,给他的选择带来了空间。

我当时已经在心里认定,儿子应该选“理”作为专业,将“文”作为修养。我的理由是,理科作为一种必须进行系统训练的专业,一旦放弃就几乎等于永别。而像作文和画画一类的专长是可以终生兼顾的,真有成才的潜质,即便是从事了理科专业,也终究会显现出来的。就儿子而言,选理科发展的路子相对较宽。但我希望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从小我就不断强化儿子的一种信念:我对于他,首先是朋友,然后是父亲。朋友和父亲的同与不同在于:都怀有深刻的善意和爱;但朋友是平等的,父亲则往往有可能专制,其最大的伤害是扼杀弱小的子女的自信和自我认知能力。这信念也是对于作为父亲的我自己的一种约束。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我有一次还是违背了给自己规定的做父亲的原则,用一个耳光迫使儿子接受了我对一道数学题的解法。结果作业判下来,我错了,而儿子当时被迫放弃的想法是对的。这唯一一次对儿子的专制,令我遗恨和忏悔至今。现在已经继续本科专业读研究生的儿子很庆幸自己在高二独立做出的那个决定。他的专业是城市规划,这是一个综合的专业。他较好的文字表达和绘画基础使他在专业上得心应手。

在接受了法定的义务教育之后,高中生站到了人生的大门前,开始面对种种有可能决定一生的选择。多少有点像那个美丽又残酷的童话故事讲的:一扇门后站着公主,一扇门后站着猛虎。我以为,做出任何恰当选择的最重要的内在条件之一,就是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上的充分的自信。而高中却是这种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开始形成尚且稚嫩的时候。這时候,一种满怀爱心、尊重、理解和信任同时又富于智慧和经验的意见,对于高中生们提高对自己的信心和认识自己的明智,是多么重要。

大学归来

儿子在两岁以前,睡觉几乎都是在我的臂弯里。

妻子是剖腹产。当时是炎热的六月,刀口有些感染。产后一个月,我们一家三口从省城医院回到小镇的家,妻子接着在床上躺了将近三个月。除了给她做饭煎药,喂养儿子的任务就基本由我承担了。单位(县文化站)的领导很同情我,上班时间允许我迟到早退,以便我买菜、做饭、洗尿布、奶儿子。妻子没有奶水,儿子全靠我喂牛奶。老人们教我,每隔数一百个钱的时间,就得给儿子喂奶。我注意了频繁喂奶,却忘了每次量不能太大。喂着喂着,儿子突然张大了嘴,喷出巨大的白色奶柱。因为不舒服,儿子便哭闹。儿子起先睡在摇篮里。我越是困得不得了,他就越是哭闹得厉害。我往往得整夜整夜地抱着他在屋子里踱个不停。日子多了,我觉得自己都快站不住了。只有让他跟我一起睡到床上。

躺在我的臂弯里,儿子安静多了(只是床上得多垫些尿布)。渐渐的,他就会说话了,会跟着我唱歌了,会走路了,终于可以离开我,一个人独睡了。

但是在我臂弯里的这些日子,给他也给我后来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尽管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做一个专制的父亲,但总是难免用教训的口气让他这样那样。而他对我也总是言听计从。以至于我有了很深的忧虑,担心给他造成人格上的缺陷。我常常跟他讨论这类问题,告诉他我的担心,让他随时提醒我不要干预过多。我又把自己在与儿子相处中的失误写成文章公开发表出来,以警示自己。即便如此,我还是管不了自己的下意识。

儿子到外地上大学,我故意不送,让他自己走。却又背着他给那里的朋友打电话,请他们多加关照。以后,每个星期给他去电话,都总是要问:天天洗澡了没有?换衣服了没有?剪指甲了没有?刮胡子了没有?到了一个月,又要问:理发了没有?理了,是什么发型,不要追新潮、赶时髦,不要阴阳怪气之类。听到儿子总是“唔,好,唔,好”的回答,我又反省自己管得太多了。我自己都开始讨厌自己了。

暑假,儿子回来,我眼前一亮:儿子生平第一次剃了个锃亮的光头。而事先他一点没有透露。可以想象,兒子先前那一头浓密的头发,在南方的酷暑中肯定是一种负担。但通常情况下,做出类似的举动,儿子一定会在电话里提到:我想如何如何或我如何如何了。

“吓着老爸了?”我的惊讶,儿子显然是有预料的。

“我很高兴,”我说,“这是一次革命。其革命性在于:这是一个你独立做出的决定。”

“小题大做。”

儿子居高临下地一笑。他已经比我高出半个头,永远不再是一个蜷在我臂弯里的小不点了。

我最高兴的是儿子对我的职业不感兴趣。

之前,在回答儿子有关读书的提问时,我没有阅读文学类书籍的建议;知道儿子的兴趣和天分是绘画,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儿子高中分科时选了理科而不是文科,对我更是极大的宽慰。

文学这个职业,对于许多禀赋优异、才华横溢的人,无疑是一条光辉灿烂的人生坦途,但对于我这样资质平平、懦弱懒惰,又心胸狭窄、心浮气躁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漫长的苦役。除了必须能够忍受孤独、寂寞、煎熬、不容懈怠的自我督促,还要能够忍受嘲讽、鄙视、冷落,需要足够厚度的脸皮、相当可以的神经和心理承受能力。在一个由个人选择职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时代,我当初的仅仅是为改善生存条件的投身写作,乃是因为别无选择。而儿子面临的,却是一个有着充分选择空间的时代,他的人生有一千个理由顺顺当当,快快乐乐。而不必因为像我那样不得已地误入歧途,受许多并无价值的罪。

四、师长

李国文

2013年上半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好文章》一书,约我选一篇喜欢的文章,并加点评文字和阅读心得一则,一并入书。“阅读心得”的字数要求在六百字左右。我选了李国文发表在《文学自由谈》2012年第2期上的《黔驴技未穷》。心得短文为《读出鲁迅的味道》。因为只有“六百字左右”,姑全文引述如下:

中国文坛上,李国文是我最敬重的师长。

一因其人:三十年前我贸然致信请教,他给我的回信抬头称“文兄”,吓我一大跳。居上而不凌乎下,谦恭如此,大家之风。

二因其文:小说不必说了,著作甚丰,好评如潮。就是那些闲散文字,也无不令人肃然起敬。早年执掌《小说选刊》,时有短评文字如时下微博然,三言两语,切中肯綮,蕴藉隽永,激励后进,苦心孤诣。十余年来,他坚持不懈于报刊专栏随笔,我更是每读必击节。缘故也有两个:

一因其干净。心地澄明,字字妥帖,各得其所,该说的说得充盈饱满,痛快淋漓;不必说的半句废话没有,空白处让你跟着会心一笑。读其文如至其家,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连厕纸也码得如同刀切。

二因其锋利。于说古论今、嬉笑怒骂中,对中国文人弊端痛下针砭,揭露真相,剖析劣根,毫不留情。这类文字,很容易读出鲁迅的味道。像我这样混迹文坛的下等脚色,领教这些文字,总不由得面红耳赤,虚汗直流,如芒在背,如坐针毡。恼羞之余,恨其尖酸刻薄,但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子事,“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枚乘《七发》)。固执的人虽不以为然,也只好噤若寒蝉。而稍有些明智的人则有可能“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同前)。

李国文与鲁迅,自有无数不同,但至少还有一点很相似,即字体。以鲁迅的尖锐凌厉,很难想像他的字会写得那么温柔敦厚;而以李国文高大壮阔的“硕儒”身材,也很难想像他的字会写得那么工整娟秀。所谓“刀子嘴豆腐心”,此可佐证之。

在物欲横流、人格沦丧、假话真说、嘻哈风行的时世,这样方正刚直的文字也许有些寂寞,但正因为此而显得尤为可贵,让人觉得社会良心一息尚存,从而对生活增加一点信心。

出版社规定的字数限制,实在太过拘束,囿于篇幅,许多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出。

正好《文学自由谈》芙康兄约稿,给了我一个补白的机会。

1979年9月,《小镇上的将军》在《十月》发表,我迅即被卷进当时激荡喧嚣的文学漩流,但我却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李国文,他和好几位当时的文坛大家应一家出版社的邀请到庐山开笔会,出版社让我参与接待。在一群当代中国文坛的庞然大物中,李国文给我的感觉是特随和,特明白,你一仰视,他立马就给你打岔。我和他有过一两次短暂的交谈,他的毫无名人架子,他的宽广和睿智,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从庐山回到南昌,他是次日的航班,在宾馆住下。回家前我说明天来送他,他马上说,别别别,咱们还用得着那个?我也就彻底放下了忐忑,真的不送。以后几年,他被邀请讲课来过南昌几次,我从侧面得到消息,去宾馆与他匆匆见一面也就作罢。邀请方很强势,请吃陪吃轮不着我。他笑说,这不好吗,给你省事了。他说得很轻松。他知道我心里对他的由衷的敬仰。

这一切让我有了给他写信的勇气。

我现在忘了当时给他写了些什么,只记得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的穷途末路的感觉一点也没有缓解,相反,困惑是越来越大了。小说的面貌日新月异,其中一出来就引起一片叫好声的文字,我个个都认识,就是不懂得把那些字连在一块的作家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我的字很潦草,怎么写也不像样子。而李国文的回信却几如印刷品:娟秀,工整,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极其均匀地排列在方格稿纸上,格子里的字每一个都不大不小、恰如其分,安静而端庄。让我感慨不已的是抬头的称呼——“世旭文兄”!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李国文几乎是我的长辈了。他这样放下身段,暗含的无疑是前辈对晚生的鼓励。

鼓励并不仅仅表现在称呼上。1987年我的短篇《马车》在《十月》发表,继而由创办不久的《小说选刊》转载。同期有一则对《马车》的短评,约略二三百字,刚健有力,情采斐然。短评作为刊物言论,没有作者署名。我在收到的样刊上看到“李国文”的名字,这才知道他已离开中国铁路文联,是《小说选刊》的主编了。因又猜想,这则短评会不会出自他的手笔?如果真是那样,我该多么荣幸。以《马车》那样老套的写实,能发表的地方很有限了。在《十月》发表之前,已经被《人民文学》退稿。离开了这样的写法,别的路数我又不灵,唯一指望的就是中国之大,侥幸会有空隙可鉆。现在不光发表了,而且被转载了,而且有点评,我的那份窃喜是可以想象的。

接下来到1990年,《小说选刊》和《人民日报》文艺部在中国作协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中断数年之后合办了1987—1988年度的全国小说奖,《马车》忝列其中。我去参加那次颁奖,如愿见到了李国文,证实了那个点评真是他写的。我觉得这比获奖更有价值。

对这次评奖的结果,也有人有异议。“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这点劣根性是免不了的。回去,我把李国文的那则点评反反复复读了几遍,虽不敢藉此就认为《马车》真的就像点评抬举的那么出色,但至少给了我几分自信。以一个俗人的俗见,“李国文”到底更有分量。

李国文对《马车》的肯定是彻底的。很多年之后,他主编《建国五十年短篇小说选》,在我的所有短篇小说里他选的是《马车》。我懂得,这更大程度上是对一种劳动态度和一个才华有限但兢兢业业的基层作者的肯定,是为了给一种虽嫌陈旧、虽无思想和艺术的深刻但诚恳的写作保留一席生存之地,是对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犹犹豫豫的我的支撑。

这支撑是持续的。几年后我的长篇小说《裸体问题》出版,出版社要开例行的研讨会,让我也帮着找几位大家捧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国文。我心里很没有底。一是因为小说本身。说是“长篇小说”,其实就是一个中短篇小说的合集。我压根就不会结构长篇小说。二是因为书名。起初我起的书名是《山鬼》,因为书写得枯燥,出版方担心发行难,建议改为《校园裸女》。我死活不肯,却又克制不了出书的诱惑。妥协的结果是《裸体问题》。我给自己找了一个伟大的根据:恩格斯说过“真理是赤裸裸的”。这不过是捏着鼻子哄嘴罢了。这样的破小说挨着恩格斯什么事了?小说出版,我所在的省里就马上有人批评我的“低级趣味”“江郎才尽”。给这样的小说捧场,李国文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婉拒的。那时候还没有“红包”一说,参会的人除我之外都住在北京城里,最多就是报销往返“的士”票——有公车的连这也免了。纪念品就是一册精装本的《裸体问题》,一文不值,还挺沉。

但李国文丝毫没有迟疑,我的话音刚落,电话那头立刻就传来了他极爽快的回答:“行啊,我去。”

那个会来的大腕级的作家、评论家之多是我绝对没想到的。会后,李国文和雷达又上央视鼓吹了一番。

我当然知道《裸体问题》并非成功的作品,他们也并没有太多地谈论作品本身,而更多地认可了写作的认真。有一种前辈和兄长的温情氤氲在里面——他们希望我能挺住,能坚持下去,不要灰心,不要气馁,不要半途而废。既然把文学当回事,就永不要背离它!

《裸体问题》成也“裸体”败也“裸体”:因为书名的“裸体”,起初卖得不错,出版社至少没有赔本,这让我欣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之一就是别人因为我而吃亏;同样,又因为书里看不到“裸体”,这本书后来很快就被弃之如敝屣,四处皆不讨好。但对于我个人,这却是一个里程碑。我所以能拼凑文字到今天,没有李国文们那一次的鼎力鼓吹,肯定早就没戏了。

我跟李国文见面的次数不多。早年去过一两次他的家。铁道部宿舍楼一楼尽头,一个狭窄的小院的角落,百十来平方米的室内,是一个洁净得似乎消过毒的世界。一切都井井有条,到处都纤尘不染,卫生间的厕纸码得像刀切的豆腐块。这让进入其中的我有玷污之感。两次又都恰遇那儿鸿儒满座,让我自惭形秽。以后也就去得少了。

好在我可以从文字里感受他的气息。他在《文学自由谈》的专栏,字字珠玑,振聋发聩。“封笔”小说的李国文,转身成为散文随笔圣手。其文心到笔到,嬉笑怒骂,从心所欲,一派坦然。从他挖苦的那些死人身上,许多人可以看到活着的自己的影子而不能自在。虚荣浅薄如我,常是脸红耳热,无所遁形,却又不能不承认那是金玉良言。

如果说李国文热诚的援手,给了我的坚持写作以切实的扶持,那么他做人的淡定和为文的庄严,则给予我的精神世界以深刻的影响。

后者更让我受用不尽。

阎纲

2016年将近年关,忽然收到著名评论家阎纲著作专辑三卷四册,洋洋二百万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阎纲对我多所鼓励。将近三十年,因写作成绩不佳,羞于面对先生,未敢音问。而今先生不弃,我的感动莫可名状。当年的往事潮涌而出。

四十年前,我在一个遥远的南方乡镇,有一天忽然听同事说,有几篇报纸的文章提到你的小说了。我胆战心惊,惴惴不安。赶紧去找那些文章,还好,都是说好话的。其中一篇《习惯的写法打破了》,一声喝彩,一腔古道热肠,扑面而来。我盯着署名发了一阵呆,记住了“阎纲”这个名字。

最早见到先生本人,是在大约半年后。我被《十月》杂志推荐到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进修,有一天被通知参加《文艺报》的一个座谈会,正拘谨地坐着,身后有人轻轻拍拍我。我随他到会议室外的走廊上,他说,我是阎纲。他高高瘦瘦,跟我说话得弯着腰,我看他得仰着头。

头次见面,没有闲话。先生当时一脸忧色,说,听到反映,你是文讲所里最狂的人。

我棍子一样戳在那里,一下子蒙了。

《小镇上的将军》发表的当年,被《人民文学》招去北京,同被邀请的几位当时已赫赫有名:河北贾大山、天津冯骥才、河南张有德。我们被告知:有可能在本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奖中获奖,颁奖会在一个月后举行,提前请你们来,希望你们能在这期间完成一个作品,在颁奖当月的那一期发表。对刊物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对我来说,却简直是一个天方夜谭:我哪儿来这种立马可待的本事啊!《小镇上的将军》那么一个万把字的短篇,前前后后花了有三年时间,是在十几个退稿的基础上好不容易“提炼”出来的。现在,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一个作品——哪怕就只有一两千字,而且要在《人民文学》这样的刊物发表,其他三位也许不成问题,在我绝对是一个神话。后来的事实是那三位都交了稿,唯我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可怜巴巴地看着《人民文学》编辑们宽容的笑脸,我真后悔懵里懵懂地离开江南那个偏远的小镇跑到京城来丢人现眼。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一个被揭发出来的小混混。

更让我胆战心惊的事还在后头。

因为《十月》的推荐,颁奖会后我接着就进了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现在好像叫“鲁院”),在那里见到的几乎全是我之前像星星一样仰望的作家。夹杂在他们中间,我自卑极了,除了偶尔对同桌的王安忆卖弄写字(我那时把她看作一个跟我一样怯生的小女孩,觉得她的字写得没有我的好看),整天小心翼翼地噤若寒蝉。

怎么也没想到,评论家阎纲听到的反映居然是:你是这期文讲所里最狂的人。

我当时像是遭了五雷轰顶,张口结舌,好半天说不出话。评论《小镇上的将军》之后,他一直以一个师长的热切注意着我。他当时的眼神里充满了忧虑,他是那么担心我真是传言中的那样一个少年得志的狂妄小人。我没有解释,也没有追问。我感到的是恐惧,他的提醒让我陡然有了一种面临悬崖的感觉。

回想起来,我当时可能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了。一个来自小地方的从未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是那么狭窄而敏感,如同惊弓之鸟。那些传言,也许恰恰源于我的卑微造成的孤僻。在整个儿将近半年的学习期间,我只去两位有直接联系的责编家里蹭过一两次饭,之外哪个门子也没有拜过。如果这会让人觉得“狂”,那我就真是太冤了。

那些年是文学的好日子。千军万马挤在文学的羊肠小道上,人头攒动,前仆后继。而这也恰恰是我在写作上最迷茫的时候。贸然卷进去的我张皇失措,想起小时候在一次运动会退场时夹在出口的人堆里差一点被踩踏的经历,很恐慌。

这之前,来不来文讲所我一直迟疑不决。给《人民文学》交白卷之后,我仍旧是一个字也憋不出来,脑子里一点眉目也没有。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后的座谈会上,大评论家冯牧谈到我的时候说,听说他发了处女作后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同样的话几天后我又听到一次。是《十月》为改稿的作者安排的防空洞招待所,我和当时在宁夏的作家戈悟觉同住,一天晚上他跟人通长途,相互称赞了一番之后,听说跟他住一块的人是我,对方说:“他好像就那么回事,什么也写不出了。”戈悟觉一面嗯嗯啊啊,一面目光闪烁地看着我,电话完了,他笑着说:“刚是公刘的电话,他夸你呢。”差不多半夜,在地洞里,老式的座机,那边说什么我听得一清二楚。公刘是我从小极崇拜的诗人,他的话,在我听来,不亚于死刑宣判。

本就只想赚点小钱过小日子,没想到闹出动静了,让人操心。拿着去文讲所进修的通知,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去,几乎是跳火坑;不去,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想想还是硬着头皮滥竽充数,再苦再难,总不至于比在乡下务农还惨。

那段时间我一看见纸笔,脑子里就一团浆糊。周围尽是才子才女,发表作品此起彼伏,像过年放鞭炮。班上的老大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名震天下,《開拓者》又如同核爆;同住一屋的古华,刚完成《爬满青藤的木屋》,接着又是《芙蓉镇》。我整天怯生生的,不声不响,说不出的自卑,没事就一个人待着。有一次在外面集体活动回来,在车上碰巧坐在贾大山旁边,他问我,为什么老闷着呀,本以为你少年得志该挺张狂的呢。我心里苦着,不知怎么回答。一个小乡镇的文青磕磕巴巴好不容易弄出了一点响动,就可以“少年得志”了吗?

阎纲说的那个“狂人”,我怎么也没法跟自己联系起来。即便是讹传,也不可能落到我这样的人头上——八竿子打不着边啊。我没有打听那说法的来处,也没有解释,觉得没有必要。我早已心生悔意,写得了写,写不了走人,能撑几天还说不定呢。那时省里已经有单位愿意接收我,我说要带上老婆孩子,那单位也同意。这么多年,我做得最多的梦就是回到日益衰弱的母亲身边。现在有个机会,岂能放过。写作这活儿能不能干下去,怎么也得回了省城再作打算。

文讲所学习结束,我拖家带口如愿回了省城,被安排在一个文化单位从事“专职写作”。回想接下来那些写不出硬写的煎熬的日日夜夜,我至今背脊发凉。一家家刊物满腔热情地约稿,又万般失望地退稿,一个个把我当回事儿的熟人见面就问“最近写什么了”,又一脸狐疑地看着我脸色发白可怜巴巴地嗫嚅。自打初中毕业下农场的十九年里,我做得最多的梦就是讨老婆——生孩子——回省城。现在,这个梦竟一股脑儿实现了,我却有一种莫名的遗憾:要是能像回城潮中千千万万的其他人那样,回城就只是回城,就只是安安心心过小日子,而不是背负着如此巨大的压力,那该多么圆满啊。

在我前后走上文坛的作家大多一发而不可收,创作呈井喷之势;而我却一片茫然,一整天一整天地呆坐,好不容易憋出的文字,被一再退稿,偶尔发一两篇,也只能让人失望。调我到省城来的人是对我做了大指望的,我如此状态,等于欺骗了大家。我很苦闷。文学于我真的只是“稻粱谋”的方式。如果写作的路走不下去,那就只有另谋生路。我私下跟一位办杂志的朋友商量,能不能换个工种,比如找家文学杂志干编辑或编务或勤杂工。朋友说,哪儿有那么容易,你想过这样做可能造成的影响吗?还有,你以为编辑就好干了吗?我被说得直翻白眼。真是走投无路了。

好心的朋友很是为我着急。我事后知道,省里的评论家吴松亭特地去了一趟北京,请阎纲专门就我的几个勉强发表的近作说说好话。他们曾经在《文艺报》共过事。

真是难为阎纲了。不得不评说一些不值一评的文字,还必须正面鼓励,那是怎样的苦心孤诣啊。

那时候,阎纲已经一清二楚地看到了我的特别没文化。1981年夏,他来江西庐山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我去看他。在白鹿洞书院的碑林,我张嘴就把“拓片”读作“tuo片”,阎纲把我拉到一边,轻轻说,那个字念“ta”。我这类的错,举不胜举,在江苏,我又把“甪直”读成了“角直”。所有这些,阎纲在文章里都没有提,只是说,其成长可以期待云云。

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清是羞愧还是沮丧。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其实是别无选择的。不久后,路过北京,我特地去看望了阎纲,他再三说,冯牧、公刘都是特别爱惜青年的,他们是为你好。你要振作,要对自己有信心。那天晚上,我在他西郊的家坐到半夜。终于不得不告别,他送我到公交站,一直等到间隔好久的夜班车到站,看着我上了车。

到目前为止,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面谈。之后,除了在某次大会拥挤的人群中打过一个照面,我就只是在报章上看到他一篇又一篇令人振聋发聩的文字。印象最深的是《文学四年》,其高屋建瓴的视野,诗意勃发的文采,读来深获教益。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我刚出的长篇开研讨会,他们开列的邀请名单里有阎纲。但阎纲没有到会。我没有太大的遗憾。那部小说并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谓研讨会,不过是为发行造势罢了。以先生的眼光,即使接到通知不来也正常不过。前几天偶然说起旧事,我才知道,他那时远在终南山。

四十年来,尽管我一直咬牙切齿坚持写着,但一直未见长进,很多刊物都已对我绝望,不再联系。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也不再有机会参加,偶有提及,我也敬谢不敏,知道那是好心朋友的关照。

因此,几十年没有联系的阎纲还记得我,寄来了他的文集,我不由得意外惊喜。

像陈忠实说的“砖头”一样的厚厚的几大本,扎扎实实的鸿篇巨制。文学,文坛,乡音,乡俗,亲情,友情,枝繁叶茂,波翻浪涌。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史,又何尝不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史。读之感慨万千,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不通古典音韵,又不想削足适履、因字害意,匆忙中写下一些仿古的句子:

书生仗剑出礼泉,叱咤文坛六十年。

识见有胆须赤子,评论无韵成诗篇。

江南梦回竞夤夜,京西握别已晓天。

世间自来仁者寿,身后谁人执长鞭?

发送给阎纲后,收到他的回复:很高兴。你是不太说人好话的。

我人微言轻,根本没有月旦人物的资格,好话坏话说了都是白说。阎纲的回复,表现的是一位长者的谦虚。

阎纲的人与文,真,直,硬,浓。真而不失睿智,直而不失风雅,硬而不失柔韧,浓而不失明晰。秦人大腔,书生意气,于豪迈中见深情,于奔放中见摇曳,行文节奏明快而收放令人猝不及防,长句戛然而止,短句若击鼓,读之时而愕然,时而惊叹,终归于酣畅淋漓。

皆是性情文字。

不久前,我加了他的微信。四十年后,我又在微信上見到阎纲。每天重读他在《微风读书会·名家专栏》上连载的散文杂感,或喜悦,或愤怒,或悲哀,或深思,或坐卧不宁,或啼笑皆非,其中的血气、生气、锐气,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出于一个曾经罹患绝症而已近米寿的生命。

年逾九秩的季羡林老人生前在他学术论著自选集的序中写道:“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

同样历经沧桑的阎纲的身后,显然也有这样一种鞭策的力量。他的写作活力,他的文心不老,让我汗颜。与他相比,他正年青,而我已垂老。因为生性的懦弱,我的写作不会像他那样长久地坚韧持续,但我会永远记住他在我写作最困窘的时候给予我的切切实实的鼓励。

五、责编

我最早的责编

我最早的责编,至今不知其人。

1961年,我上初中。学校跟省报社挨着,从路边的阅报栏经过,我常常停下来看副刊。看多了,竟有了莫名的冲动。有一次见到上面在讨论戏曲改革,当晚做完作业,我写了一篇《也谈戏曲改革》,第二天交给班上的一个同学,他父亲在报社工作。过了几天,同学把稿子还给我,说报社的编辑看了,你谈论“戏曲改革”还太早,不过看你文字还挺顺的,可以继续努力。

就是这个“可以继续努力”,给我打了吗啡。

接下来我又照报上刊登的古体诗词写了一堆长短句,寄给遥远北京的《诗刊》的“叔叔阿姨”,结果可想而知。

1964年我初中毕业下乡,那个农场说是就在“庐山脚下”,到了那里才知道,庐山只是一片剪影。我并不气馁。乡村充满了新鲜感,我可以写诗。每天在地里搜肠刮肚,下工就趴在草铺上奋笔疾书,寄往全国各地,又从全国各地被退回。退稿签都是铅印的,抬头上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填写。终于有一篇我照当地“五句头”山歌写的叙事诗收到了江西文联文学月刊《星火》一位编辑手写的回信,说:稿件拟留用。但目前因故停刊,用稿时间另告。

该刊停刊十年。十年后,物是人非。那篇“拟留用”的稿件连同给予我第一次收到手写的编辑回信荣幸的编辑已不知所终。

第三位给我打文学吗啡的就是那位用极为工整的毛笔蝇头小楷给我回信的《四川文学》的一位编辑。

莫大的遗憾是,我一直无缘认识这位用极为工整的毛笔蝇头小楷回信的编辑,那封信也在后来的辗转迁徙中丢失了。

《十月》和《人民文学》

2017年8月下旬,我在中国作协杭州创作基地小住。同期小住的作家中,有《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和《十月》的张守仁以及他们的夫人。某天食堂晚饭,不知怎样话题说到我的出道,崔老师和张老师同时让我回答:你自己认为是从《人民文学》还是从《十月》走上文坛的?两位八十高龄的老人甚是可爱,皆极认真严肃,众目睽睽之下,不容我丝毫含糊。

我给《十月》寄出《小镇上的将军》之后,给我来信的编辑是侯琪。她曾是“三家村”成员之一的邓拓的下级,同是“三家村”成员的廖沫沙晚年请她编了自己的全集。她接着给我来了许多信,告诉我:最先在一大堆自由来稿里发现我这篇作品的是一个青年编辑,叫田增翔;终审拍板发表的是苏予、张新春、社领导老田;编辑部几个同志都认可这个作品,季梦武、张守仁、章仲锷,还有当时在北京出版社供职的名作家刘心武。《小镇上的将军》九月在《十月》第三期如期发表,张守仁和章仲锷写了长文在首都的报纸上做了专题评介。

我后来在北京一条小胡同的一栋回形楼里看到了他们。许多人拥挤在一间窄小的办公室里,桌边放着单人折叠床,以备午时小憩。

我赴京参加《人民文学》笔会的第二天上午,《人民文学》编辑部来了一大帮老师,其中有葛洛、涂光群、王扶、王朝垠、向前、刘翠林。并且说,主编李季下午会来看我们。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我在儿时就知道的诗人和诗篇!

下午,李季没有出现。他就在那天中午出了意外。

几天后,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走进八宝山灵堂。仰望李季遗容。

《人民文学》破例转载《小镇上的将军》,是李季的决定。这种破例,最大限度地放大了小说的影响,也给予我莫大的鼓励。

可惜我未能用后续的写作告慰这种鼓励。随后的一个月,在笔会上写出的文字连我自己都羞于出手。看过稿子的王朝垠对我说,别灰心,慢慢来。大约是看我过于沮丧,他邀我去他家喝酒。

北京和平里一套小单元房,只有他们夫妇。没有餐桌,一人一个小板凳,坐在小茶几两边。刚下班的王夫人忙忙碌碌地切了粉肠,炒了一大盘鸡蛋西红柿。喝酒用的是小茶缸,一瓶二锅头不一会儿就见了底,又接着开瓶。我在乡下早已被改造成酒坛子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佩服王朝垠的酒量。等到记起来应该回住处的时候,已经半夜了。王朝垠摇摇晃晃地送我到公汽站,最后一班车已过去多时矣。两个醉鬼都豪气冲天。我抬腿就走,他也不拦,都觉得我的住处就在马路对过。

我后来还在《十月》的苏予家做过客,在侯琪、张守仁、《人民文学》的刘翠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傅小北家蹭过饭,但醉酒,这是唯一的一次。王朝垠英年早逝,相对畅饮痛哉不能了。

街道上空无一人,冬天的夜风像刀子。不一会儿我就完全清醒了。想起来,我的住处在前门大栅栏,从北到南我得穿过差不多整个北京城。

这次京城夜行我永远不会忘记。

1967年我路过北京去大东北,只在崇文门火车站的水泥地睡了一夜,早上醒来脚背冻得肿出了鞋面。北京对于我来说几乎是陌生的。这一次,我踽踽独行到天亮,不记得是否遇见过行人。我静听脚步在空谷般的幽暗的胡同里踏出的响声,一点也不觉得孤单。我在这座城市有了许多师长,他们让我人生的前景充满了全新的色彩。

《十月》和《人民文学》对我的爱护长久而深切。多年来,他们总是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及时发表我的稍稍有点起色的新作,让我得以勉力支撑。

1984年,我把几经省内外好几家刊物退稿终于下决心重写的《惊涛》交付《人民文学》,发表时他们加了整页篇幅的编者按,文字滚烫,激情洋溢。而溢于言表的,是扶持作者的拳拳之心、款款深情。我至今不知道这些文字出于谁人之手,我能感到的是那双手的有力一握。即便是像《庐山瀑布云》这样发在地方刊物的小短篇,已经退休的老主编崔道怡也赶紧推荐给了《新华文摘》。涂光群在将近三十年后还把我自己几乎忘记的《唱歌吧桦树林》收进他主编的小说集。

借口公务,我曾荒疏了好几年写作。2000年把中篇小说《试用期》寄给《十月》的时候,心里惴惴的,像第一次投稿。不久就收到主编王占军的回信,信不长,对稿子的评论只有一个词:扎实。是否真“扎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词在这里是作为正面肯定使用的。

走上职业写作道路以来,行家对我批评最多的就是叙述陈旧,太实,我也认可,并且特别惶惑。实就是老实,呆板,死心眼,跟愚蠢没区别。看别人的小说,那么空灵,才气横溢,真是又嫉妒又绝望。这也是我当时借口公务缠身从写小说的圈子逃出的原因之一。再回来,是因为发现别处比此处更难待,无路可走,仍只有重操旧业。因为先天不足,又懒于学习,技艺自不会长进。再写,还不过是老一套。自然就担心能否被接受。

《十月》用了《试用期》,使我多少有了一点信心:“实”的小说还没有到完全被抛弃的那一天。时隔一年,我又写了近乎纪实的《救灾记》,没想到《人民文学》《小说选刊》都接受了。

退稿

有句行话:“初写怕编辑,再写怕读者。”意思是初次投稿怕编辑不用,用稿多了,怕读者骂娘。一个作者多少有了影响,发稿自然容易多了,但也容易被读者挑剔。但不管怎样,发稿较为容易是个事实。

我却是一个例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容易”。

《小镇上的将军》发表并获奖之前,我的一次次投稿四处碰壁,头破血流。而那之后,直到今天,情况并无太大改观。我的写作始终在及格线上下波动,退稿好像是我这种平庸的不稳定的写作者的一个标配,不离不弃。

调到省城的头一两年时间,把许多等待奇迹的人急坏了,私下的批评就更加尖锐,如“只生一个好”“本来就不是这块料”之类;省文联《创作评谭》的编辑吴松亭受领导派遣,专程去北京请大评论家阎纲给我打气。但这只能强化我的焦虑。1980年在中國作协文讲所,王安忆看到报上我的责编丘峰抬举我的文章,问我:“你高兴吗?”我转过脸,无法正视她。

具体安排我的调动的省文化厅领导特地跑来单位对我说:“下去走走,别老待在家里。”

我于是去一个刚闹过水灾的地区走访了半个月,回来整理资料写了三万字。省文联《星火》月刊编辑徐万明恳切地跟我说过多次,希望我给他们稿子,这次总算可以交差。他与我一直以好友相处,我在省文联开会,常去他家蹭饭。把稿子给他,多少有报答人情的意思。然后我应中国作协的安排去海南岛农垦住了三个月。回来,我满以为稿子已经刊发了,不料见到徐万明,他当头就说:“你那稿子没法用。”随即从包里掏出那沓厚厚的稿子还给我。我像遭了当头一棒,傻了。几天后,湖南岳阳文联的王长安来南昌组稿,我转手把这稿子给了他。心想省刊用不了,地区内刊应该没有问题。回到岳阳的王长安挂来长途,说稿子看了,要删改才好用。我立刻说,你只管删,不必征求我的意见。

我快被这稿子弄疯了。

稿子最后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我手上。王长安在长途电话里叹了口气:“对不起,不知道怎么删。”

我彻底冷静下来。日子是混不过去的。要么另寻活路,要么硬着头皮走下去。但现在这样的走法肯定不成。

我把那个谁也不要的稿子撕成碎片从五层楼上抛下,任它落叶一样随风而去,埋下头,还是去挖我自己乡下生活的积累,写了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惊涛》。一年后我涎着脸挤到一群儿子辈的大学生中,补习文化。那之后,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陶良华、汪兆骞,中国青年出版社傅小北,上海文艺出版社张森、修晓林的鼎力帮助下,陆续出版了中篇《研究生院的爱情故事》、长篇《梦洲》《裸体问题》《将军镇》《边唱边晃》,反响虽然远低于我的奢望和所有关心我的人们的期待,但多少令我心安。虽然没有长进,但也没有半途而废。

回想起来,用稿是一种鼓励,退稿更是一种鞭策。我非常清楚,对负责任的编辑来说,其实退稿有时候更难。

我因此对所有退我稿的编辑都有着一样的敬意和感激。

没有编稿的责编

江西省文联文学月刊《星火》的李耕老师在我出生的1948年就是大学地下组织的活跃成员了,写了许多“血与火的诗篇”。但直到离休,依然只是普通编辑。他一生历经沧桑,但即使在最悲惨的时日,他也没有停下一个诗人的思索和表达。后来,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诗集。作为江西在全国文坛最有影响的诗人,他被中国散文诗学会缺席选为副会长。

《小镇上的将军》发表的次年,有一天,李耕老师有一天忽然出现在我所在的县的文化站小院,他是代表《星火》月刊专程从省城来的。我怔怔地看着这位仿佛从天而降的大名鼎鼎的诗人,手足无措。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只说来看看我的状况,有没有需要帮助之类。

隔年春天,我被调到省城,新单位暂时没有住房,李耕老师让我跟他一块住。他落实政策在省文联分到住房,家属还在外地,他说:“我上班,房子就是空的,你可以安心写作。饭我们自己做。”

我住了好些日子,一事无成。每天下班,李耕老师跟我随意聊几句,就去写诗,从来不问我写作的事。我的心情日益沉重,越来越不能忍受心里的歉疚,只能找理由离开。他没有挽留。他不想给我哪怕是一丁点压力。

因为歉疚太深——那几乎是一道伤痕,我再也没有去过李耕老师的家。他一直没有责编过我的文字,但我知道,他对我一直是寄予厚望的。这厚望成为我努力坚持写下去的一个内在动力——尽管我最终只能让他遗憾。

很多年后,我到省文联工作,他已离休。每当我与他在路上不期而遇,就会有一次长久的交谈。谈历史,谈社会,谈文学的现状。我不断地提出问题向他请教,他皱着眉头,眯着眼睛看着幽暗街道远处光怪陆离的灯光,倾听,沉思,然后缓缓地说出自己的见解。将近九十年的跌宕和阅历,让一颗超然的心灵,闪烁着睿智的光辉,常常让困惑和迷惘中的我豁然开朗。我在心里祝他活过百岁。

却忽然听到他的辞世。那天是他大限的次日。给我消息的人说,他生前对家人有交代:不发布任何消息;不打搅任何人;不举行任何仪式。

他活到了九十足岁,从容回归。是有福之人。

李耕老師签字赠我的散文诗选集名《爝火之音》。这是自谦。“爝火,犹炬火也,亦小火也”(成玄英《庄子·逍遥游》疏)。

然而,“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庄子·逍遥游》),“萤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质孤根,但荷乾坤之德”(唐·杜牧《又谢赐告身鞍马状》)。萤光爝火一样的辉光,也许无裨于日月那样的光芒,但再微弱、再孤独,一样承载着天地乾坤的博大德行。

我只想用我个性的脚步艰难地跋涉在诗的晴空,只为在各具光辉的繁星之中缀上我微茫的光。

月亮,也许会湮没我的感觉,

但,我是存在的,

除非我沮丧着陨落。

——李耕·《爝火之音》

诗人陨落了,他从来没有沮丧。因此他会一直存在。

爝火不息。对于我,那是一种远行时的光亮。

结语

我的接近并最终投身文学,近一甲子矣。在此漫漫岁月,虽无骄人成绩,所幸终日矻矻,与文学相伴了一生。朋友曾与我谈及一同起步的同行许多已巍然成树,叹息我等才情有限,始终不成气候,最多算棵草而已,很没劲。我同意他的比喻,却不同意他的自卑。没有长成树木,长成了草,也是文学原野上的生命。而且,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草,生动地活着,其实也并不容易。说树不是一天长成的,草又何尝不是?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能少。就一个写作者而言,仅仅稿件的发表就不知耗费了编辑们多少辛劳。

《诗·小雅·菁菁者莪序》说:“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这完全可以作为敬业的编辑们的写照。本文提到的诸位恩师,多已去世,尚存的也垂垂老矣。但我觉得,他们从来没有走远,一直在我身边,引导着,扶持着,鼓舞着。

无论做人还是作文。

2019年3月24日于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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