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我家的摆设》随笔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我家的摆设

在我家客厅里,也有一个通常所谓的“博古架”,但架上摆设的既非古董,亦非玩物,而是多年来留下的几种本人的手工制品,计:

竹笔筒一,高十三厘米,长径十二厘米,上刻竹叶数片,题“斑竹一枝千滴泪”,一椭圆小印文曰“沁园”,下镌小字云:“叔河作于一九七六年”。其时我正在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队劳改,劳动之馀刻以寄意,因有伟大领袖的诗句,得以保存下来。“沁园”是我妻小时名字的谐音。

竹制茶叶筒一,高十八厘米,由三件组成。上为由竹节琢成的圆盖,周边经反复打磨后呈蛇皮纹,颇肖一蛇盘卷而不见首尾。中为一节竹身,仍刻竹叶一枝。下为另一节,刻汉碑体“不可一日无”(是从《石门颂》中集的字,“可”字和“日”字还是拆拼成的),小印“此君”字用瘦金体,连读即“不可一日无此君”,是剽学王子猷和苏东坡,算是附庸风雅。

细木工刨一,长二十五厘米,“海底”(工作面)宽五点五厘米,高五点二厘米(底板一点五厘米在内),前手柄连底板高十一厘米,后手柄高九厘米。刨身用血椆,底板用黄檀,前后手柄均用梽木,木楔用花梨小片改制。此刨制于一九六七年,其时我和妻都在街道工厂做木模,我兼搞一点机械设计制图,可以温饱,故仍有馀时做一点由兴趣而不是由功利驱动的小玩艺。木工刨中国、日本、欧洲的形制均不同,日本的宽而薄,刨削时系从前往后拉,欧洲和中国的均系从后向前推,而中国刨手柄在刨身中部,左右相对,长刨刃口超出工件时易往下行,不如欧洲式手柄在刨身前后,木工使刨如钳工用锉刀,刨身较短而刨削反易如法也。

精工木刨一,尺寸略如前刨,但切削角前刨为四十五度,精工刨则为六十度,利于切削硬木、节疤、端面。此刨全用紫檀,系“文革”中“破四旧”砸烂的红木家具之“废物利用”。手柄较为矮壮,后手柄与刨身后端为一体,因良材难得,故不愿再镶嵌别种木材也。此刨亦作于一九六七年。

《韩熙载夜宴图》手卷一,全长约四米,高约四十厘米。图系海外复印件,尺寸与原图完全一致,首尾有“夜宴图”篆书题名及印鉴题记,印工精美,见者或疑为摹本,其实不过是一本挂历而已。我一九五八年因“右派”被开除,未接受劳动教养的处分,申请回家自谋生活,一度以绘制教学挂图维生。有的挂图是用布画的,两头加上一圆一方木条即可悬挂,而用纸画的则须装裱,所以我又学会了裱糊工艺。一九八七年迁入展览馆路新居,客厅有一面长近六米的墙壁,无物可以装饰,恰好香港中华书局给我寄来了这本挂历,故技不禁发痒,于是把它裱成长幅,贴在墙上,七年来还很骗了些赞赏或惊奇。及至我说明这是由挂历改制的时,还有人硬是不相信。后来居室重修,壁上换成了任伯年的《群仙祝寿图》,又把它改裱成手卷,摆在架上,作为纪念。

我从小喜欢制作,如果允许我自由择业,也许会当一名细木工,当可胜任愉快,不至于像学写文章这样吃力。但身不由己,先是被父母拘管着在桌前读《四书》《毛诗》,一九四九年误考新闻干部训练班,又未蒙训练即奉命到报社报到,想进北大学历史考古亦不可能。一九五七年后,作为为党国服务的知识分子,是被投闲置散了,但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忙于做工,身体和精神上反而觉得充实了不少,尤其是能够在屋里放一条砍凳的时候。一九七九年平反改正归了队,坐办公桌又忙了起来,业馀时间也无复操刀使锯的自由。如今已经离休,照理说应该有时间做自己爱做的事了,可是八楼上连钉一口钉子都怕妨碍邻居,只好仍旧以编编写写打发光阴,真真苦矣。

(一九九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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