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出了一个了不起的翻译家，他叫林纾。这位翻译家竟然不懂外文，完全是根据别人的口译来翻，但倚仗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古文功底，其译作在许多地方胜于原著，且翻译速度极快，往往口译者尚未说完，他已在纸上挥笔写就。林纾在大约30年间，用文言文翻译了欧美文学作品180余部。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也都是林译作品的热心读者。周作人回忆说：“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
改装书面的目的是为了珍藏，鲁迅这种惜书之举，在近百年来的读书人中是少之又少的。但林纾后期译笔大大退步，枯涩拖沓，令人生厌，鲁迅也不再买之藏之了。
上海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是鲁迅最后十年经常去的地方，他与书店老板内山完造过从甚密。有一个情景让内山印象深刻：有人曾向鲁迅借阅他珍藏的外国书籍，可是还回来的时候，书却皱得不成样子了，里面的插图也通通弄脏了。“看着先生当时悲苦的脸孔，我也觉得十分不安。先生并不是在悲叹书籍被弄脏，而是无论何时都在悲叹着那把书弄脏了的人心的污浊。”
鲁迅喜欢毛边书，可能是毛边书更朴素自然，他说过光边的书好像和尚头似的。鲁迅的这种偏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人——包括他自己看书时，手指总不免带有汗渍和污渍，一遍看下来，书页就可能被弄脏了。看毛边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待看过几遍之后，将弄脏的书本边沿全部切掉，而后再放上书架保存。
有一次，鲁迅出了一本书，特意嘱咐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全部以毛边装订，但后来李小峰送来的二十几本样书却全是切了边的。书局这样做其实也自有道理，普通读者一般不喜欢毛边，因为看毛边书麻烦，先得裁开，之后还得切边。鲁迅不管这些，发了一通火，全部退回。再后来，书局学聪明了，对出版鲁迅著作采取“一書两制”，送给鲁迅的，以及本地书店出售的通通毛边；发往外地的一律光边。
鲁迅一生买书近万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旧书。有些好不容易淘来的古籍，已破旧不堪，而鲁迅倍加珍惜，常常自己动手细心修补。他添置了一套修书工具，包括针线、砂纸、浮水石之类。许寿裳对鲁迅修书的功夫十分赞赏：“关于线装书，内容有缺页的，他能够抄补；形式有破烂的，也能够拆散，修理，重装完好；书头污秽的，能用浮水石把它磨干净；天地头太短的也能够每叶接衬压平……”
尽管许寿裳认为，在这方面，鲁迅“和北平琉璃厂肆的书匠技术一样高明”，但鲁迅有时还是请那些专业人员来修书。鲁迅委托修书的书店里有一家叫本立堂，以1913年日记所载为例：9月14日，“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持去破书九种，属其修治，豫付工价银二元。”10月5日，“往本立堂问所订书，大半成就。见《嵊县志》一部，附《剡录》，共十四册，以银二元买之，令换面叶重订。”12月19日，“下午留黎厂本立堂书估来取去旧书八部，令其缮治也。”十天后，“晚留黎厂本立堂旧书店伙计持前所托装订旧书来，共一百本，付工资五元一角五分。惟《急就篇》装订未善，令持归重理之。”
鲁迅常给朋友寄书，朋友也常给鲁迅寄书。鲁迅寄书时总是仔仔细细地用牛皮纸和细绳包好，有时还叮嘱朋友包书时一定要在外面用绳子捆好，以免纸包易破而殃及书籍，这样的事情鲁迅遇到过几次，为此十分痛惜。
“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这是鲁迅打过的一个有趣的比方，买书既然如此，他那些惜书之举便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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