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全《美好时代(上)》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第一章 扭住龙头:工业立县是关键

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事关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农业如果出了问题,就是中国人的饭碗出了问题,那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国家大事。而工业,则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摆脱贫困、走向富足的必由之路。没有强大的工业和实业的支撑,即便是一个县域的经济也难以做大做强,难以令百姓收入呈现几何级的快速增长。而商业,则是搞活市场的必需环节与途径。因此,一种良好的经济生态必然是农业稳定、工业强盛、商业繁荣。

古今中外的发展实践,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譬如,研究者提出的中国区域发展的几种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等。苏南模式被认为是以乡镇、村集体工业企业为主体的内发型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特点是农村家庭工业,以生产小商品为主,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致富门路;珠江模式则依托外联内接优势,引进外资,将港澳及海外一些工业转移嫁接,推动自身发展;晋江模式则是借重民间资本推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从这些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中都可以看出,要实现富裕,不可能离开工业不依托工业作支撑。

2003年浙江省委提出的“八八战略”,头三条都是关于发展繁荣经济的根本举措。包括: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南太湖地区的长兴县历史上是个农业大县。但是,农业经济产值增长的空间相对有限。1992年解放思想大讨论以后,长兴县注重工业立县,强调加快工业化,使县域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农业大县逐渐变为工业大县,工业一跃成为全县经济的顶梁柱,工业产值逐渐占到全县地区生产总值90%乃至95%以上的份额。

蓄电池产业的发展历程是长兴县工业化的一个缩影。长兴因为有长广煤矿,为了给煤矿开采配套生产矿灯用蓄电池,长兴县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国营的或乡镇、村办小厂。这是长兴县蓄电池产业的起步阶段。

2000年起,随着电动自行车产业的崛起,长兴蓄电池生产企业开始迅速增加。几年时间,蓄电池便发展壮大为长兴县的一个支柱产业。长兴县因此而被誉为“中国蓄电池之乡”。

张天任和天能创造的奇迹

天能集團是中国新能源动力电池行业的龙头企业,创始于1986年。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以电动车环保动力电池制造为主,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汽车起动启停电池、风能太阳能储能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废旧电池回收和循环利用、城市智能微电网建设、绿色智造产业园建设等为一体的大型实业集团。2007年,天能动力以“中国动力电池第一股”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集团现拥有47家国内子公司,4家境外公司,拥有浙、苏、皖、豫、黔五省十大生产基地,总资产超150亿元。集团综合实力位居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中国电池工业十强的行业榜首。

天能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天任,于1988年凭着借来的钱,承包了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在他的带领下,经过30多年的努力,这家村办小厂如今已经成长为年销售额超千亿元的中国新能源动力电池的领军企业。

然而,在这些辉煌成就取得的背后,天能和张天任都曾经走过长长的一段艰难求生、曲折发展的过程。

吃肉圆曾是张天任年轻时的最大梦想。那是在20世经70年代中期,张天任正在煤山中学读高中。当时学校食堂的肉圆一颗卖2毛钱。而张天任和绝大多数农家子弟的同学一样,每天家里给的菜金只有几分钱。1分钱够买五根萝卜干。因此,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就着脆甜爽口的萝卜干吃下每一顿饭的。

张天任的父亲有胃病,身体比较瘦弱,家境相当困难。但是这位倔强的父亲坚持要儿子好好读书。那时,煤山中学每年都会对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进行学费减免。多的可以减免3元,少的也可减1元。这对于几乎没有什么现金收入的农民家庭而言,简直就是一笔巨款。张天任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赶回十几里外的老家楼下村,到村里开了一张贫困证明。第二天一早又冒着严寒赶回了学校。但是,同学中比他还困难的实在是太多了,最终他一分钱的学费减免也没得到。

为了圆自己吃肉圆的梦想,张天任想出了一个办法。原先一顿饭吃五根萝卜干,现在他改为一顿只吃一根萝卜干,1分钱买的五根萝卜干就可以吃上五顿。这样坚持了七八天,张天任就省出了2毛钱。于是,他终于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肉圆。

参加工作后,张天任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套房、一辆车和一点积蓄。等到他的事业越做越大,不仅有了房有了车,还有了数十亿的身家之后,张天任越来越明白,拥有再多的钱,也只能享用一张床、一间房、一辆车,更多的钱,最终都将回归社会。

“以前企业是我,我是企业,现在不是。天能是一家国际化的大企业,它必须为全体股东、为全体员工、为社会、为国家考虑,这就是责任感。”张天任这样说。

张天任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回忆说,长兴县对行业产业非常重视,决策果断。长兴的铅酸蓄电池起步并不早,当年因为有长广煤矿,为了给煤矿生产矿灯,上海有一家矿灯厂搬迁到了煤山镇张天任的老家楼下村,因为这个地方离矿灯用户长广煤矿最近,企业用了村里的土地,在村里招收临时工干活主要是搬运仓库货物。由此,张天任和矿灯厂结下了友谊和感情。

在高考落第、参军失败、代课教师也没门的情势下,1978年,张天任进了一家乡办企业打工,开始的工作是挑水,因为他精明能干,后来被安排当供销员,到处跑去推销产品。

改革开放后,村里办起了废金属加工厂,用工并不多。那时企业面临转型,要提高产能,帮助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之找出路找活干,特别是在1985年和1986年,农村劳动力剩余较多,于是村里就集资办起了一家矿灯厂,请了一位退休的老厂长和几个技术员。老厂长自己投了1万元资金进去,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又撤了出来。村里就靠自身苦苦经营,这是一个“三无”厂子: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就这样勉强维持了一年多,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村办矿灯厂没有搞活,1988年初就停产了,濒临倒闭,资不抵债,只有几间小房子,还欠着信用社和员工的投资款两三万元。万般无奈,村里准备搞租赁承包,要求是先交租赁费,而且未来几年还要安置好员工,并把合作社的欠债盘活。

那时张天任正在另一家厂里负责财务,搞营销,路子很活络。但是他自己拿不出钱,连100元都拿不出来。然而他经过一年的观察,认为蓄电池产品和能源有关,市场非常大,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厂子没搞好主要是因为缺管理缺技术缺市场,如果把这三者搞好了,前景一定很好。

于是,他决心拿出1.8万元来赌这件事,心里想的是志在必得。村里定下来晚上七点钟要开承包会,为了筹够1.8万元,张天任四处找亲友借钱,一直借到了当天晚上6点半,因为有一个朋友本来答应要借他3000元,因此他一直等到六点,结果那个朋友却跑掉了没来。

1988年11月18日晚上,楼下村村民和村干部以及打算承包者,围着一堆大柴火,讨论承包的事情。张天任事先了解到,前一任矿灯厂厂长明确说过,如果承包费超过1万元,他就不承包了,因此,张天任把钱分成了两部分,一只口袋里装了1万元,另一只口袋里装了8000元。

承包会开始后,第一个人喊出了1万元,张天任就跟着喊1.2万元,结果就再也没有人往上抬了。就这样,张天任以1.2万元拿下了这个矿灯厂的承包权,当晚就和村里签订了协议。

因为停工了近一年,工厂院子里都长满了草。张天任要救活这家濒临倒闭的厂,靠的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他认为这是一项与能源有关的产业,它的大市场应该在上海,在浦东,因此他经常跑到上海的各个街道、乡镇和部队去推销蓄电池,同时也要从上海引进技术。

苍天不负苦心人。张天任他们好容易找到了市场,有了订单,工厂又开工了!

看到工厂的烟囱冒烟了,政府部门就很高兴。银行开始有一两万元的汇票进来了,生产慢慢也就盘活了。银行看到工厂经营起来,有钱进来,也愿意借钱给张天任了。

可刚开始时却不是这样的。张天任当时交完1.2万元的承包费,口袋中还剩下6000元,他拿这笔钱去补交了电费和税费。因为欠费,厂里的电早已被停了。

张天任找到信用社主任家,跟他好讲歹讲,最终,信用社主任答应看他个人的面子,借给他5000元。这就是工厂全部的流动资金。

1989年6月,因为工业不景气,电力也不紧张了,应急电源蓄电池就没有了市场。这时,张天任就考虑要转型做别的产品。1990年摩托车特别流行,摩托车电池中要用到极板,张天任的蓄电池厂就和大型摩托车企业配套,专门做这个小小的产品,因此生意很好,一直持续到了1996、1997年。

这时,因为摩托车噪音大、尾气污染严重,加上安全事故频发,各地纷纷出台了禁摩政策,限制或禁止摩托车的上路和使用。张天任认为摩托车产业可能已经到顶点了,国家鼓励车、船要以电代油,倡导的是生态、节能,这是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

偶然间,张天任听说日本有一种电动车,但他还没有见过。于是他托人到日本,买了一件样品,并对这个样品进行了拆解。他开始重新酝酿,制定新的产品发展规划。当时的电动车很少,用的是日本松下电池,采用储能的备用电源电池,而非动力电池,成本高,寿命短。

1998年,张天任开始试制新电动车电池。他专门去征求客户的意见,知道当时电动车用的是直流电电池,充一次电只能跑20公里,而且寿命只有三个月。张天任看到了商机,他的市场嗅觉发挥了作用,多年的营销经验使他具备了市场的前瞻性,看到节能环保电池的远大前途和广阔市场。而且,他也看到了电动交通工具的痛点在于电池不过关,电池企业亟待转型升级,技术要突破。于是,他开始四处延请人才,并和大单位合作搞研发。

张天任的这个举动在同行们看来是十分冒险的,甚至是草率和鲁莽的,大家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好在厂里的员工都支持他。

半年多时间过去了,除了一堆密密麻麻写满了数据的设计图纸,新电池连个影子都没有。张天任有点急了!这可是投进去了全厂几年的生产利润啊!要是研发失败,工厂关门,这么多职工怎么给他们交代?

尽管大伙儿心里都没多少底,但是大家还是不断地相互打气:“快了,快了,新电池很快就能造出来了!”

果不其然,到了年底,由天能公司研制的新一代全封閉阀控式免维护电动车专用蓄电池研制成功!

这着实令公司上下欢呼雀跃了好一阵子。然而,当天能销售员带上这些新研发出来的蓄电池,兴冲冲地跑到一家又一家电动车厂去推销时,人家却不屑一顾:什么牌子?什么厂家?从未听说过。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天能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机遇从天而降。

那时,桂林要举办一次全国电动车比赛,需要选用比赛专用电池。张天任得知消息,跑到上海找到上海自行车协会,恳切地向他们作自我推荐,希望自行车协会采用他的电池。

上海自行车协会领导看到张天任态度非常诚恳,答应到长兴张天任的厂子来看一看。结果一看,他的技术、品牌、装备都不理想。

张天任又连夜赶到上海,第二天一早找到了自行车协会会长,向他表态:“别看我的装备不如人,但我的蓄电池产品确实是好东西,质量可以超过别人。”

自行车协会会长将信将疑,派了上海蓄电池厂的检测专家,专门到张天任的厂里来监督生产。同时,他又在桂林市找了第二个电池厂家,以防万一张天任的电池不能用,他可以有一家备用的电池厂家。

好不容易争取来这样一个宝贵机会,张天任他们非常努力,自己跑企业,参与技术改造,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把蓄电池做得更好。

后来,他们研发出的蓄电池充一次电就能跑70公里。

但是,电动车厂的专家认为张天任的电池不可靠,他们找到张天任,指责他破坏了行规,以牺牲电池寿命的方法来满足电池的容量,估计他的电池跑不到两个月。

张天任不以为然。

比赛开始了。安装张天任电池的电动车,持续跑了70公里。

其他电动车公司的参赛者都无法置信,质问道:“你的车怎么能跑70公里?”

张天任回答:“请放心!我们找到了电池容量和寿命之间最佳的结合点,把所有的泡沫都放空了。”

比赛规定一个单位有两部车参赛,张天任当场表示,自己的这两组电池不收回,一组放在实验室,另外一组让它继续在路上跑。

比赛是11月底举行的,到了次年,即2000年6月,张天任的这组电池充一次电还能跑四五十公里。比赛组委会也被感动了,他们说要把电池还给张天任。

于是,订单就来了,许多电动车生产厂家纷纷来找张天任,要订制生产这种电动车蓄电池。

然而,刚开始时张天任也不敢大搞,对于电动车蓄电池能否搞大,他心里还没有底,因为有些地方禁止电动车上路,2004年之前的道路交通法规规定,非机动车和二轮车不能加装动力装置。

张天任一边转型一边观望。

2004年,新的道路交通法规出台,将电动车归入了非机动车。于是,电动车行业包括蓄电池行业开始产业大爆发。长兴县以前做矿灯、汽车节片的厂家,大都半死不活的,2000年以后感觉市场很好,一下子冒出了175家有许可证的蓄电池生产厂家,加上没有证的200多家,蓄电池生产市场一派乱象。到了2004年,因为有钱赚,毛利能达80%,净利能达45%,于是就出现了无序竞争。原先搞建材水泥的、搞机械的、搞纺织的等其他行业的企业,也都纷纷涉足电池产业。但是,这些企业大都是低、小、散企业。个体业主泛滥,对环境影响很不好。

2003年年底,长兴县委召开了“宁可放慢发展速度,也要为子孙留下碧水蓝天”的“不发展会议”。2004年,长兴县蓄电池行业被确定为全省“重点污染监管区”。

在此前后,长兴县开始对蓄电池行业进行了大力整治,关掉了一大批低小散企业,175家蓄电池企业压缩到了50多家。

“8·20事件”和天能的重生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长兴县爆发了由“血铅”引发的“8·20事件”。

上狮村是长兴县林城镇玫瑰花种植基地。玫瑰不仅带来了芬芳,也带来了财富。玫瑰可以制成食用色素,也可制作花茶。那几年,玫瑰花行情不错,2002年玫瑰干花的价格每公斤150元,收成好,村里很多人都种了玫瑰花。

然而,因为土地被污染,玫瑰花含铅超标,2003年开始,当地生产的玫瑰干花每公斤只能卖到70元,2004年更是降到了每公斤20元。

受到铅污染的不仅仅是玫瑰花。上狮村生产的大米、茶叶、桃子、青梅等农产品,也被相关部门认定铅含量超标。桃子刚刚上市,村民挑到长兴县农贸市场,才进市场,就吃了闭门羹:不欢迎上狮村的农产品。

不仅收入大大减少,一些村民的身体也开始受到铅的伤害。

石女士早就发现孩子小强的行为异常:每天晚上8点睡觉,到次日凌晨3点就醒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近一年。不仅如此,孩子还经常出现肚子痛的情况。2004年1月,石女士带孩子到长兴县妇幼保健院检查。医生的诊断结果为血铅含量84μg/L。

儿童血铅水平低于50μg/L为正常;超过50μg/L低于100μg/L为超标,影响儿童智商;超过100μg/L则诊断为铅中毒。医生认为,造成孩子血铅水平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孩子家旁边的蓄电池生产企业。

2004年5月初,大云寺村村民徐某得到幼儿园老师的反映,其6岁的儿子经常喊肚子疼,且食欲不振,学习能力下降。老师认为,孩子的症状类似于铅中毒,建议徐某带儿子前往县城检查。

随后的化验结果表明,儿子的血铅含量达到了136μg/L,认定为铅中毒。这让徐某大吃一惊。同村三位有相同症状的儿童也前往检查,均查出不同程度的铅中毒问题。

5月下旬,大云寺村村民纷纷将自家小孩带至县城进行检查,最终,该村40多名儿童中有30人被认定为铅中毒,占比达到惊人的75%左右。

周边的上狮村、太傅村村民也纷纷为孩子检查血铅指标,均查出不同程度的铅中毒情况。其中,上狮村24名儿童中有22人发现铅中毒,中毒比例达到了更为惊人的91.67%。

随后,镇政府组织大云寺村周边500米距离内的村庄儿童前往湖州市妇幼保健院、浙江省儿童医院等进行血铅检查。结果,800余名受检儿童中有500余人确诊铅中毒。一时间舆论哗然。

大范围的铅中毒引发了村民们的普遍恐慌,距离村庄几百米远的天力蓄电池公司随即成为众矢之的。村民和当地医务工作者均认为,正是由于天力公司的含铅废水直接排放进饮用水来源河道,才导致了孩子们的大规模铅中毒,天力公司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和赔偿。

天力公司原来是林城镇一家小型蓄电池生产厂,2003年由天能电池有限公司收购后成立,厂房占地约100亩,拥有约300名工人。

当初看着这个工厂建起来,大家都觉得挺高兴,一来可以解决村里的劳动力问题,二来也可以给政府增加税收。但是,工厂生产之日,就是污染释放之时。天力电池公司在带给当地税收的同时,也把附近村庄给污染了。

事实上,天力公司的违规排污早在事件发生前就已被披露。2003年11月6日,长兴县环保局接到群众关于天力公司违法排污的投诉,经查实后责令该公司立即停产,并处罚款48000元。但由于其上属的天能公司正筹备上市,此决定直至儿童铅中毒事件发生时仍未执行。2004年3月,长兴县环保局在天力公司附近水域进行检测发现,地表水pH值、铅含量均超国家标准,其中铅含量超标13倍。4月12日,长兴环保局发布《关于长兴天力公司污染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天力公司在试生产初期环保治理设施不到位,“废水未经处理直排”进入北河。北河紧挨长兴县重要水道泗安塘,距离国家重点水源保护区太湖仅20余公里,水域重金属污染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严峻的现实,县政府有关领导做出承诺:将为铅中毒儿童免费提供排铅治疗,并要求天力公司停产,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6月下旬,天力公司被勒令停产整顿。林城镇原计划兴建的“蓄电池工业园”项目也被迫中斷。

林城镇儿童铅中毒事件余温未散,煤山镇又发现了儿童铅中毒,这让事件急剧升温。

2005年4月初,煤山镇天能公司附近的新安村大安自然村个别儿童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发现血铅超标。由此,周边涧下、邱坞等村庄居民纷纷带孩子前往县城甚至省城进行血铅检查,多名儿童被确诊为铅中毒。

作为煤山镇众多蓄电池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天能电池有限公司旋即成为“千夫所指”,被认为是儿童铅中毒的罪魁祸首。

6月27日,煤山镇涧下村、新安村大安自然村部分村民前往镇政府上访。另有100余名村民聚集在天能公司门口,用石块将大门堵死,并切断公司的自来水水源。该公司的生产和外地职工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冲突发生后,长兴县领导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镇村干部与群众进行现场沟通,并与上访群众进行对话,对有关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同时,有关部门责令天能公司立即对环保问题进行整改。

3天后,村民陆续散去,障碍物被拆除,矛盾暂时得到缓解。

7月13日,煤山镇政府将涧下村6月16日抽血化验的137名儿童的化验结果如实下发。因化验结果超标儿童较多,部分群众情绪激动,于7月14-16日连续三天到镇政府上访,要求立即关停天能公司极板车间。

为此,长兴县委于21日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要求继续整治全县铅酸蓄电池产业污染问题,对血铅超标儿童的治疗负责到底,依法依规处理好天能电池公司环保纠纷问题,其铅冶炼生产项目必须关闭,要求有关部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赔偿问题,并邀请环科院专家进行区域环境检测。

在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村镇干部与村民进行数次对话后,事态暂时平息。

7月28日上午,30余名涧下村村民再次以儿童血铅超标为由,聚集到煤山镇政府,要求政府安排儿童脱离受污染环境16年并给予经济赔偿、向涧下村村民代表发放天能公司污染监督员证件并确定工资待遇、关闭极板生产车间等。煤山镇党委、政府随即展开对话协商,但未能达成共识。

7月29日上午,涧下村部分村民继续到煤山镇政府上访。另有20多位情绪激动的村民直接前往天能公司,强行对其水塔和水管进行破坏。由于天能公司周边已部署警力,村民拆除水塔的行为被及时制止,但水管仍遭破坏。

7月30日上午,县领导在煤山镇召开座谈会,表明县委县政府整治铅酸蓄电池的决心,并对村民提出的要求作了答复。

通过对话,大部分村民代表对政府的处理意见,尤其是对血铅超标儿童的治疗态度和方案表示满意,并对天能公司极板车间无法立即搬迁表示理解,但要求尽可能缩短搬迁周期。

“血铅事件”的发生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涉及的主体不仅仅是劳动者(工人)和资本(企业家),还包括社区居民、生态环境等利益攸关者。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协调人,需要统筹各方面的利益,解决各方无法协调的矛盾,提供一个有序、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在这方面,地方政府的角色不可替代。

“血铅事件”发生后,对所涉及的天能公司,長兴县地方政府并没有采取一刀切“泼脏水”的做法,而是辩证地看待天能公司对长兴工业经济发展以及居民增收所发挥的作用,采取“泼掉脏水留下孩子”的做法,动用政府力所能及的资源,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引导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在关停引起环境污染祸端的极板制造车间的问题上,县政府通过调研发现,如果立即关停该企业的极板生产线,将会带来一系列不良的连锁效应,因为天能的技术和品牌的核心价值集中在极板制造上,如果没有极板生产,整个蓄电池组装就会停产,天能就无法恢复生产。虽然存在委托生产的可能性,但由于质量技术和货源供应的不确定性,该企业实际上无力承担这么大的风险。近些年来,天能的技改投入比较大,在“血铅事件”发生时该企业累计向9家银行贷款2.2亿元,“血铅事件”后,已有5家银行来人来函询问表示关切。如果立即关闭极板生产线,天能将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一旦银行抽资,企业正常运作所依赖的资金链将难以为继,直接的后果是天能公司破产。而当时的天能已有职工2500名,其中从事极板生产的外来员工近1000名,残疾员工190名,一旦极板生产线关闭,这些员工就会马上失业。天能公司还有从事经营的供销员260名,应收货款总计1.02亿元,如果天能倒闭,有可能因此而引发更大的群体性事件。

综合权衡了以上因素,长兴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居民和企业之间积极协调。最终达成共识:群众的补偿标准在原来的基础上下浮2/3,天能的极板车间保留4个月。

孰料,8月14日上午6时许,涧下村30余名村民再次以要求解决环保纠纷为由在天能公司门口闹事。县天能公司环保纠纷处置工作组和煤山镇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及时到现场做工作,但收效甚微。

8月20日上午,各工作小组继续下村入户做思想工作。成立谈判小组与村民代表的谈判有序进行,基本达成了极板生产车间13个月内搬迁的意向,并准备在下午进行签约。

然而,就在当天中午,三个村的村民代表以天能公司擅自清除障碍物为由,要求终止谈判。指挥部获悉后,立即派出现场指挥组和镇及有关村100多名干部赶赴现场,开展疏导劝阻工作。

原本就情绪激动的群众同时受到了部分人的煽动,现场局势逐渐失控,双方开始互相扭打,投掷石块。冲突现场聚集村民四五百人,围观群众达到数千人。在后续数小时内,长兴县所有特警、防暴警察,周边德清、安吉、安徽广德、江苏宜兴等县市及湖州市区的大量警力均被紧急调配至现场维持秩序,防范事态升级。

当晚,警方对现场进行打砸抢烧活动的部分村民进行了控制,县、镇、村各级干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8·20事件”基本得到妥善处置。

两起铅中毒事件虽然得到了平息,但是,这两起事件也彻底引爆了社会各界对于长兴污染状况的忧虑。县委县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环境污染及其治理问题远未结束。而处于发展上升期的天能公司更是遭受了严峻的挫折和考验。是凤凰涅槃还是就此一蹶不振,成为摆在天能面前的严酷选择。

历史竟然是如此巧合。几乎就在长兴“8·20事件”爆发的同时,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视察长兴相邻县安吉县余村,正式提出了“两山理论”。

在听到余村干部关停矿山水泥厂的汇报后,习近平说:“生态资源是这里最宝贵的资源,应该说你们安吉做得很好,能感受到,你们今后要真正扎扎实实走一条‘生态立县’的道路。既然要‘生态立县’,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而不是什么都要。

“一定不要再去想走老路,还是迷恋过去那种发展模式。所以刚才你们讲到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个就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天后的8月24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我省‘七山一水两分田’,许多地方‘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

习近平的这些话振聋发聩,给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感到迷茫困惑的长兴县委和天能公司以极大的启发与警醒。

在长兴发生“8·20事件”之前,浙江东阳、新昌等地也接连发生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此,习近平专门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全省沿着生态文明之路走下去的信心。

2006年3月24日,在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要完善法制,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生态省建设。“当务之急是要严格执法,切实做好现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知法、懂法,努力做遵守法律法规的模范,杜绝地方保护主义,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行政。环保等职能部门要敢于执法,善于执法,守土有责,坚决查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和生态破坏现象,对环境违法行为要做到抬头一起、狠刹一起,发现一件、严打一片,抓住典型,教育一片,常抓不懈,取信于民。

2006年10月17日,习近平专程来到新昌县调研,考察了新昌日发集团、京新药业公司等。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当地干部和企业家:“单纯的GDP增长,或者说经济社会不协调的发展是不科学的发展。因为生态环境很重要,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这种发展就是得不偿失、难以为继的,同时也会引起人民群众很大的意见和强烈的反响。”

他特别强调:“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这个纠纷事件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增长不是发展,发展不是无节制的,发展应该是与人协调、与环境和谐的发展。过去,我们环保意识不太强,大家对环境保护工作也不太重视,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不太强烈。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环保的理性思考和感性认识都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环保工作仍然不闻不问,甚至对环境污染行为不加控制和制止,人民群众就会以不同形式来要求我们去整治。”

遵照习近平的明确指示和浙江省委“八八战略”的要求,长兴县将县域经济的发展目标从单个经济指标转变为一个综合的“生态立县”战略。相应地在干部考核上,也明确规定生态县建设实行“一票否决”制,把生态环境作为“第一要素”,纳入地区发展的总体布局中。

长兴县政府毫不犹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铅酸蓄电池产业的治理整顿工作,出台了《关于蓄电池行业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按照“关闭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的思路,把所辖区域划分为三类,即禁止区、限制区和集中整治区。在禁止区内,将全部小企业依法注销,限制区和集中整治区内的企业应限期整治,逾期不达标的企业将被关停。

在严禁的同时,长兴县也出台了鼓励政策。如果企业通过环保治理验收,那么,县政府将给予企业设备投资额4%的奖励。在规定时间内自愿申请停产的、在村中的蓄电池企业,凭营业执照注销手续,县政府将给予1万至5万元的补助。如果转产到其他产业,县政府将在用地、资金保障上给予优先考虑。对改造生产设备、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档次的企业,县政府也将给予一定奖励。

在长兴县奖惩并施的政策措施引导下,2005年,长兴县约有2/3的铅酸蓄电池企业自愿关闭。地方政府通过补偿企业退出成本,为转移产业提供土地和资金支持,再加上明晰的三类区域的划分和制度设置,使整个地区的产业转型得以迅速完成。

这一年,长兴县邀请北京大学为蓄电池产业作更为前瞻性和指导性的产业规划,形成了《浙江省长兴县绿色动力能源中心发展战略规划》,确定了“以集中布局促进集约发展、以绿色环保建立竞争优势、以集群配套提升产业环境、以科技创新拓展升级途径、以合作和諧成就共同愿景”六大发展思路。

长兴县利用这种借用智力资本的方式,分别对水泥、蓄电池、纺织和耐火材料等行业制定了七个产业发展规划。这些产业发展规划对长兴县产业升级与集聚、主导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其中,《长兴县蓄电池及新型能源产业集群示范区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是委托浙江大学的专家团队研究制定的。

按照长兴县工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张天任对自己的天能蓄电池企业进行了治理整顿,淘汰了公司里低端的加工制造模式,对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就关掉。同时调动力量开展科技攻关,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的目的。不断进行产业改造升级、产品创新。天能集团的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和储能电池等新能源产品,逐步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为长兴蓄电池产业的转型升级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在蓄电池的设计上,长兴县要求去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对新建蓄电池项目均要求采取内化成工艺、实现工业废水零排放;追求企业的环保,要求其贯彻生态发展的理念,达到国际领先的制造水平。这首先要求产品的材料要环保。电动车以电代油,节能,无噪音,又比较环保。还有光伏电池、风能电池产品,这些再生资源的储存也是环保的。其次是制造的过程力求环保,也就是制造清洁化,采用环保工艺,用水量节约了90%,剩余的水可以循环再用。其三是产品的使用端也竭尽全力确保环保,产品的使用、运输、加工、回收要无害化,废电池要回收再利用。

“8·20事件”之后的当年,天能公司在环保上的投入超过6000万元,环保项目不仅通过了浙江省的环境测评,而且通过了国际机构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的评估。天能公司在取得中德合作“有效益的环境成本管理(EOCM)”示范企业的基础上,全面导入“6S”现场管理,着力推行节能减排降耗活动,累计投资2亿多元,加快技术改造和环保整改步伐,在生产车间建立全自动电子监控和烟尘净化循环利用系统,全面实现了清洁生产和对环境的零污染。

同时,天能公司致力建设现代化的花园式工厂,不断加大绿化、美化力度。企业绿化面积不断扩大,绿化系数高达80%。

在做精、做强传统动力电池的基础上,天能公司加快产品转型升级的步伐,率先进军镍氢、锂离子高能电池和太阳能、风能储能新型环保动力能源领域的研发和生产。天能和浙江大学合作攻关,研发出以锂离子动力电池为代表的新型动力能源,并将其确立为企业未来的核心产品。2007年,天能动力以“中国动力电池第一股”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

治理污染的社会压力和血铅事件给长兴县的一些企业家造成了心理创伤。县域经济中的部分优秀企业出现向外地迁移的倾向和趋势。为了尽可能消除血铅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心理效应,县委主要领导不失时机地利用全县工业经济大会、经济形势分析会,采取电视现场直播的形式,直接和老百姓进行对话,向他们宣传企业和企业家对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性,并从北京邀请著名专家,以经济讲座的形式向各级干部讲述如何面对工业化初期企业和社会其他群体的矛盾和冲突。政府还充分调动电台、报社等宣传单位,制作了一系列专题节目,引导社会舆论,努力形成“企业家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的社会共识。

2011年,长兴县蓄电池企业又从50多家减少到了16家,还不及当年繁盛期的1/10,而效益却是当年的10倍以上,产值和销量都是当年的13倍。产业的转型升级,使得天能的产值和利税都达到之前的100倍。

废旧蓄电池尤其是铅酸蓄电池的回收,是控制铅酸污染的重中之重。为此,天能集团组织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于2009年6月在长兴吴山乡投资18亿元,兴建天能集团循环经济产业园,成为全省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废旧蓄电池回收企业,至今已成为国家级废铅酸蓄电池循环标准化示范基地。目前,企业已实现了每年30万吨废旧铅酸蓄电池的处理能力,可产出20万吨再生铅、1.8万吨塑料、3万吨硫酸;铅回收率达到99%,废酸废水100%回收利用。回收产物全部用于制造新电池,开创了蓄电池“变废为宝”的新纪元。

如今,天能电池被广泛应用于节能环保领域,包括储能、微电站、航空航天、机器人、智能化装备等。譬如,氢燃料电池,是水和空气的发电装置,是一种环保产品;锂电池、镍氢电池可以应用到飞机和高铁上,这些都是高新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我国的制造业领域,低端产能是过剩的,高端产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天能集团始终坚守实业,坚持专业,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产品。

张天任说,长兴县一向重视工业,每年都大张旗鼓地支持企业发展。长兴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必须立足工业,而不能去工业化,要依靠工业强县,因此长兴县每年都要召开工业大会,表彰一批工业企业。政府一年奖励100万元、两三辆汽车,奖励金额并不巨大,但却起到了一种很好的导向作用。长兴县的工业一直在湖州市三县两区中排名第一。

张天任说,企业家必须讲社会责任,不仅是采用节能环保技术让空气质量好,还在于企业一年能给国家上交20亿元利税,可以促进扶贫和就业;同时员工也能得到发展,能够实现自身价值,天能一年的工资支出就达到10亿元,2万员工,还有30多万人的经销商队伍,还有大大小小的配套企业,他们都要依靠天能集团这样一个企业来支撑。中央保护产权和企业家精神,因为实体经济是基础,企业家是保证。

2007年,张天任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他大力呼吁,发展是总开关,国家应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要增强企业家的信心。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他提出,信心比黄金重要。温家宝总理对此给予了肯定。

后来,张天任继续呼吁,民营经济不是路边草,人人都可以踩,政府应该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其发展,依靠实体经济创造财富,企业家是财富,是老黄牛,带着责任和担当,帮助解决就业,政府应该褒奖和鼓励他们持续地干下去。

张天任预见到,在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人群占了大多数,普通人短途出门的交通工具,还是要用电动车来代替摩托车和自行车,这种新型交通运输工具,现在全国已有2.5亿辆。几千万辆的摩托车需要替代,而国家的公共交通又跟不上来,因此,节能又环保的电动车是个发展方向。市场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电动车常规产品已日渐饱和,智能化将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电动自行车、三轮车要和智能化结合,具备新型功能。现在,每年有1000万辆电动三轮车投放市场,山区老百姓骑着它上山干活很方便。山里出产毛竹和竹笋,这些产品都不值钱,如果用肩膀扛效率太低,销售款还不抵刀工费,而电动三轮车一次可以装一吨,用它运山货农民就可以增收,而电动三轮车又是一种无污染的运输工具。同时,电动三轮车还可以充当物流车,解决快递最后一公里的难题,电商网购快递要运送到各家各户,就需要电动三轮车。

传统的电动车产业要改造升级,同时要通过创新,培育新动能、新需求,开发新兴的市场领域,主动去创造市场。天能电池保用一年半,一般充电使用5-6年没有问题,最长的可达8到14年。

天能同时积极推动产品走出去、产品研发国际化,现在在美国、韩国、澳大利亚都有自己的研发平台,研发团队中有全球顶尖和国家“千人计划”的专家。未来,天能的工厂也要走出去,走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去。近五年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清洁化,绿色增长,低碳可循环,实现绿色发展。所有蓄电池可以回收循环利用,在市场上不造成二次污染,其中,铅的回收率可以达到99%,回收的铅可以满足生产中5%的需求,就可以少开采新的铅矿,从而减少采矿和尾礦的污染。这种可循环经济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效益的三赢。资源节约利用,环境得到保护,提高了环境的质量,推动了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使资源的利用最大化。市场需要赚钱,新动能与老动能接口,旧电池回收,通过提高电池的技术密集度来提高电池的附加值。利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来推动两化融合,建设智慧天能、数据天能,使经济规模和效益每年提升30%,用工减少,推动回乡农民创业,参与乡村振兴。

长期以来,张天任都主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张天任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家乡新川村百姓的生活和发展大计。新川村是2008年兼并了包括张天任原先所属的楼下村等四个村而组成的一个大村。新川村常住人口3602人,全村25岁-50岁之间有70%的人在天能集团工作,如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车,有的甚至不止一辆,拥有20万元以上车子的有570多人,在天能的普通打工者,年收入都在6万元以上,那些出去跑销售的,很多都是百万、千万富翁了。

被称为村里乡贤的张天任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在给村民提供就业上。2011年,天能和新川村建立了村企共建模式。从公共设施到环境整治,天能几乎都责无旁贷地帮村里去解决,赞助了3000多万元。修桥铺路、技术帮扶、资金支持、就业支撑,天能用各种方式来拓展村企共建。如今村子里整洁干净、鸟语花香,村民其乐融融。

除此之外,天能对贫困学生、老弱困难家庭的帮扶等,也都印在了村民们的心里。从1997年开始,村里60岁以上老人每年过生日,都会收到天能给的红包。

新川村建有农民公园和老年活动室,所有村中道路硬化、绿化、美化。农民别墅、小洋楼依山而建,比比皆是。家家用上自来水,户户都有卫生间,村民生活水平已经小康化。 村民们说,这一切都不能不归功于乡贤张天任和他领导的天能集团。

走新型工业化之路

习近平对于如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出过养好“两只鸟”的生动比喻:凤凰涅槃和腾笼换鸟。他曾斩钉截铁地说:“要痛下决心,以‘腾笼换鸟’的思路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让‘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俊鸟’引领浙江经济。”在推动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长兴正是遵循了习近平的这一重要理论。

长兴县工业化进程,首先表现为建材产业的成功升级。长兴以新型建材发展为重点,稳步推进落后产能淘汰,有计划地开展了黏土砖瓦窑关闭工作,全面完成水泥机立窑的淘汰,实施矿山企业和小石粉厂集中整治,引导矿山企业二次创业。多个新型墙材项目建成投产,长三角新型墙材基地已初具雏形。对耐火材料产业实施环境大整治、结构大调整,关闭了未能达标的小耐火材料厂,拆除了未改造的燃煤倒焰窑,改变了燃烧方式,并积极引导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提高。而如果不进行转型升级,这些企业恐怕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

浙江新明华特种水泥有限公司,是李家巷镇一家以生产白水泥为主的集团型新型建材企业,主要产品有白水泥、装饰水泥以及轻质碳酸钙、石灰石、光催化剂等。这是一家老牌企业,已有30多年的白水泥生产历史,目前采用国内先进工艺的新型干法白水泥生产线,年产量30万吨左右,所生产的“明华”牌白水泥是湖州市名牌产品,“明华”商标是浙江省著名商标。新明华的发展历程就是走的新型工业化和转型升级之路。

王晓世是新明华董事长。父亲是竹器手工业者。17岁时,王晓世进入长兴化工总厂当学徒工。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做最优秀的一个”。为此,他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拿来自学高中、电大专科、本科课程,并对其中的“化学工程”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他工作勤奋又爱动脑子,很快就被提拔为车间主任。

1993年,在茅临生书记的倡导下,长兴县试行人事制度改革,首次面向社会招聘乡镇长助理。王晓世成绩优异,从200多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太傅乡乡长助理。但是,他依旧念念不忘自己酷爱的化工專业。1995年4月,他主动放弃乡长助理的职位,毅然返回长兴化工总厂。因为工作表现突出,1997年,不到三十岁的王晓世被任命为国营长兴石灰厂厂长。

看到王晓世是个勇于改革的人才,1998年7月,县委县政府将他调到县属最大国企长兴白水泥厂任厂长,领导改制工作。

那时的白水泥厂已拖欠了高额税费,濒临倒闭,职工不断上访索要工资,被定为全国5993家特困企业之一,是县里的大包袱。王晓世到任后看到,全厂职工1200多名,但是财务账上竟然只剩9万多元,而且没有库存原材料,工厂生产陷入停顿。没有启动资金,王晓世就果断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增加和充实流动资金:加大货款回收,建立奖惩机制;对原材料采购实行公开招标,降低采购成本;盘活存量资产,使土地变现;对历史性遗留债务通过法律途径追讨;加强岗位责任制考核,体现多劳多得等。就这样,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让工厂全面恢复生产,一年后实现扭亏为盈,为企业改制奠定了基础。

然而,改制伤害到了一小部分习惯于吃企业大锅饭的人的利益。这些人连续3个月在厂里吵闹,围攻、威吓王晓世,扬言要用炸药炸掉他的家,企图用暴力阻止他的改革。王晓世的妻儿赶紧躲到娘家去了。

但是,王晓世改革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为了全厂1000多人的生计,再大的坎他也要跨过去。

2000年,长兴白水泥厂转制成功,王晓世出任新组建的长兴新明华化工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他首先从管理创新入手,企业自上而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健全了各项管理网络,一系列新的管理制度随即出台,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王晓世带领企业决策层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实施行业发展战略,进行二次创业”的企业发展总体思路。

围绕这一思路,王晓世设计出了做好“加减法”具体的发展路径。“减法”就是要减污染,即逐步限制石灰石开采、关闭石灰窑和普通水泥机立窑。“加法”就是要做强特种水泥。为了改造四条设备陈旧落后的白水泥生产线,企业上下勒紧腰带,先后融资2000多万元,实施大规模技术更新,增加新型生产线,购置环保设施设备。同时,导入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并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人才。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新明华装饰白水泥在市场中崭露锋芒,产品质量和企业规模均出现大幅提升。“明华牌”装饰白水泥通过省级技术鉴定,荣获浙江省建材科技进步二等奖,填补了省内空白,并被评为湖州市名牌产品,“明华”商标也被评为浙江省著名商标。

与产业升级同时,在拉长产业链上新明华也有大手笔。王晓世果断做出引资借智、“腾笼换鸟”的决策,淘汰低盈利、低附加值产品,发展高端产品。新成立了碳酸钙有限公司,主攻轻质碳酸钙和活性碳酸钙新产品,将石灰石的附加值提高了近40倍。

2001年4月,成立长兴新明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涉足全新的产业领域。王晓世虚心向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北京工业大学的专家教授求教问策,又当起了勤奋好学的“学徒工”。他说:“同样一块普通的石头,在产业发展的链条上‘走’得越远,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就越能实现爆发式的增长。利用尖端科技和设备拉长产业链条,深度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能使依赖资源优势的块状产业不断焕发青春,保持先导地位。”

几年间,新明华不仅建成了精细化工全套生产线,还与杭州一家化工企业合作,创建了精细化工研发基地,研发出了一系列高新技术产品,尤其是主打产品第三代青霉素——阿洛西林中间体被认定为国家级新产品,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内市场占有率接近100%;地红霉素中间体填补了国内空白,产品远销西欧各国。新明华的这次成功转型,不仅将石灰石的附加值提高了近200倍,拓展出了新的经济增长亮点,而且对长兴全县建材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然而,王晓世并未就此止步。新明华接着与浙大、上海交大合作,建立了新产品研发实验基地,其中与上海交大联合开发的“空气净化用纳米级复合光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获得了国家专利。2003年,新明华销售收入突破亿元大关,上缴利税超千万元;2004年被评为长兴县十强民营企业;2006年,销售收入上升到1.5亿元,成为湖州市、长兴县重点骨干企业。

为了做大做强白水泥产业,2008年,王晓世引进国外技术,结合自身经验、技术,向县、市、省申报了“年产十五万吨新型干法白水泥”项目,通过专家评审,2009年2月通过江省立项。这项节能减排项目,是国内特种水泥行业最大最先进的,彻底改写了特种水泥的历史。新明华公司因此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6万多吨。

2014年,企业进一步转型,正式进入环保、科技领域,同年12月,成立浙江每刻爱尔空气净化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空气净化器、新风系统、基于复合型空气污染治理的关键材料和空气净化装置,是一家专业从事空气污染治理关键材料生产,“新风、净化、热交换三位一体化”设备材料技术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的科技型企业。企业以上海交大教授团队为技术支撑,积极开发新产品,推进技术创新。目前,公司已拥有国家自主知识产权专利12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新型实用专利5项。

王晓世说:“企业要发展,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换代,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之路。”新明华在技改投入后,每年的产出均以30%的速度递增,这正是改革创新为企业所带来的无限生机。

石头城”大变迁

李家巷镇是著名的“石头城”。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中,换了一批新血液,迎来了小镇新生。

李家巷是全国最大的重质碳酸钙生产基地。2012年以前,全镇35平方公里面积内,石粉企业就有235家,从业者近万人,年上交当地税收超亿元,而2012年李家巷的总税收是1.9亿元,石粉企业对该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光鲜外表下,还有另一番景象:穿镇而过的104国道上空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国道两侧不见绿的树,没有红的花;人过一身灰、车走满身泥,白天不敢开窗,户外不敢晾衣……

宁可GDP少一点,也不能再让粉尘飞扬,这样的想法逐渐成为众人的共识。李家巷掀起了一场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关闭原有13家矿山中的10家,235家低小散的石粉厂重组成了9家现代化、清洁化、环保化、矿企一体化的新型粉体企业。

粉体企业重组后,能耗减少近2万吨标煤,腾出土地1200亩,石料从原来的650万吨下降到200万吨。腾出的土地可以打造绿色工业发展平台,围绕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主导产业,2017年引进各类项目28个,总投资超26亿元。另一方面,重组后的9家粉体企业在政策倒逼、自身转型后焕发生机。更有世界500强法国圣戈班、浙江冠峰新材料等项目,利用当地的粉体资源延伸产业链,生产终端产品,提高利用率和附加值。5年时间,石头城从一本灰色账本翻向绿色账本。

3月,我们在采访李家巷镇党委书记金永良时,他激动地向我们提起,对李家巷的环境整治和工业改造升级,2015年浙江衛视曾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就叫“石头城涅槃记”。

2011年9月,县里决定派金永良来李家巷当镇长。

那时,县委下令要在全县范围内搞环境整治,将其作为工作的主线。李家巷有一座兴旺矿山,镇党委书记是由原先的镇长改任的,为了关闭这座矿山,他不得不动用了特警,强行进行关闭。

对粉体行业进行整治,几届县委都想做,但效果都不明显。以前县、镇干部还没进村,消息就走漏了,机器都被提前调走了。那时整治力度也不够,“我进敌退”,小业主都跟政府打起了游击,因此整治不下去。李家巷有一条专门运矿石的拖拉机通道,车辆经常超载,大家都怕车上的石头会砸下来。矿山分红多,利润大,李家巷这地方别的发财途径没有,很多人就都跟风做粉体企业,“钻进石头缝里很难拔出来”,几十年都吃这碗饭。

县委书记章根明找准了点,——产业结构是根,通过行政调整、行政命令的方式效果不大,必须采取革命性手段来治理,矿山、道路、粉尘的治理三管齐下。最终,李家巷花了一年七个月,关掉了235家企业,矿山到期到量就停,改作旅游资源来开发。而后进行矿山复绿、厂房收购,至今“战斗”还在延续。

李家巷是传统的工业乡镇,很早以前就是全国千强镇,几乎年年拿到全市十大工业乡镇的荣誉。产业结构包括纺织、耐火、粉体业。由于有长湖申航道,运输便捷,李家巷的建材大多通过水运送到上海,因此以前有这样的说法:上海高一寸,李家巷矮一尺;穿过东大门李家巷,硝烟弥漫“封锁线”,来到了长兴县。长兴在沪企业大多是做建材、绿化、红梅、苗木的,二者是互补的。

李家巷的粉体企业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2010年时达到鼎盛。原来是一个暴利行业,整治时产业比较低迷。2000年,通过一台用一个拖拉机头做的破碎机就可以进行矿石破碎加工,加一个料斗,一年一对夫妇就能收入1万多元,多的一年能挣20多万元。生产很简单,都是家庭作坊。

停产以后,镇里经常来巡查,看有没有死灰复燃的,保持坚决取缔的高压常态。那些小工业主,因为被断了饭碗和财路,就跟政府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有些人家偷偷地生产,一发现政府检查人员来了,就把马达拆掉,将设备调离。但是,政府的人一走,他们就又把机器安上了。后来检查人员在安装机器的地下挖个坑,用速冻水泥填下去,打上浆。然而还是不行,企业主回头给人100元,就把水泥挖干净,安上机器又开始生产。再后来,拆掉了他们的生产厂房,接着是集中连片地征拆,同时以奖代补,挤压小厂的生存空间。

2011年至2012年的集中整治末期,只剩下五家企业未关。李家巷镇领导班子成员每人负责一家。金永良负责的那家厂主是一个断腿的残疾人,名叫徐五一。徐五一不在李家巷过年,说是去收应收款了,打电话又不接。晚上10点金永良和派出所所长赶往安徽某地,住在他家房子对面,截住他,要带他回家,徐五一不肯回,说自己要在这里讨钱。金永良跟他做工作,讲政策,又请他吃饭。晚上12点,三人一起去喝啤酒,徐五一敬了金永良一大满杯酒,说:“喝完酒,明早八点就回去签字。”

早晨7点半,徐五一打电话告诉金永良:“对不起,昨晚在家一宿没睡,企业就是我的命根子,镇长,这个字我不能签!”

金永良说:“随你吧!”他回到办公室,感到非常难过。

他派车去把徐五一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又让徐五一的妈妈帮助做工作。他的妈妈是个深明大义的人。

到了中午,金永良请徐五一吃快餐,晚上又陪他吃饭,讲遍了道理,徐五一才签了字。

后来,金永良按照政策,在设备方面给他补了点钱,又通过残联给了他一些帮助。再后来,徐五一改做粉体销售,厂房也被收购了。

关停粉体业对于地方的经济、政绩影响很大,波及矿山粉体从业者1万人、年税收1亿元。整顿粉体行业对于政府而言无疑是一场刮骨療伤。为此,章根明开过28次例会,把在李家巷工作过的县里各部门主管都抽调来李家巷做整治工作,全镇分成四片,这些领导穿插安排进这四个片区。235家粉体企业分四批次关闭,对厂房进行收购,而后打造工业走廊,让老百姓看到未来和希望。

经过整治,李家巷的矿山从13家压缩到只剩下3家,粉体业全部关停后,重组成了9家。

关闭粉体业也不是搞一刀切,而是以环评为抓手。无证的或证照不全的、批件不符的(比如预制厂搞粉体生产),这些都予以关闭。对于落后设备的淘汰县里和乡镇都有奖励,希望其利用原厂房进行改造升级,“腾笼换鸟”,从吃“石头饭”中解脱出来。这些关停粉体企业有转产的,有停产的。之后,104国道沿线,对青草坞和集镇范围内的粉体企业土地实行回购,打造工业走廊,引进了投资5亿元的欣世纪建筑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土地能用则用,不能用则绿化,环境整治过程中县和镇两级总投入达到6亿-7亿元。原有企业在自愿、合法前提下以产能组合的方式,进行了重组。有的搬迁去了杭州、山东、安徽办企业,后来也在当地被整改。有的用原来的厂房进行升级,少数企业改行,如冠峰新材料增做PVC、地板、墙板,搞装修材料出口。第二水泥厂腾出来,引进世界500强之一的法国圣戈班公司,厂房仅需3人,搞石膏粉,为牙膏、化工、化妆品、航天等提供原材料。

整顿了235家粉体企业,腾出1200亩用地,现在改造升级后保留了9家,用地只有300亩,每年600多万吨的产品,能耗却从标准煤4万吨降到了2万吨。

2017年,李家巷腾出300亩土地搞招商引资,引进了一批大好高项目,否决的项目更多,同时对产业链进行延伸,如运用法国企业的品牌加技术,提升新型建材+新型制造业。引进瑞晨环保、欣世纪幕墙、以林机械等。搞招商引资必须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符合要求的项目才把它引进来。2011年后,李家巷12个村被划走了5个村,财政收入却从1.7亿元攀升到了1.9亿、2.1亿元,2017年达到3.4亿,2018年突破4亿元。

金永良的父亲当过煤矿矿工,他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天下班回家,全身都是黑的,只有一双眼睛在动。环境整治以后李家巷继续搞绿化,鸟儿也回来了。原来每家厂房都是24小时作业,噪音非常大,现在噪音也没有了。

通过粉体行业整治,打开李家巷这个长兴的东大门,喷水织机、烟囱、窨井盖、汽车维修、垃圾收购点、东大门环境等15项整治任务都顺利完成。

李家巷工业园区是1999年兴建的,基础设施不完备,欠账多。主要是水环境问题,下大雨的时候,镇长的电话都被百姓打爆了。粉体整治告一段落,镇里就开始进行园区治水,将园区管网整理了一遍,又在污水处理厂的基础上,建起了两座中水回用站,一座2.5万吨,一座1万吨。政府巧用民间资本来治水,中水回用站就是民间资本投资的。

在涉水企业内部,铺设好雨污管网,安装了小小的流量计,用科技来治水。以前,企业都是直接从河道里取水,现在改用回用的中水,让其自己来算经济账,督促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节水,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推动产品和设备的更新。譬如,长兴丝绸厂有416台喷水织机,全都改换成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的设备,采用电脑屏幕操控。有些企业对治水节水有想法,但是园区管网建好后,看到政府是真正为其做事,企业得利了,态度也转变了。党委政府在创新发展的治理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通过环境整治,老百姓在思想意识上对政府工作和净美家园建设给予了高度认可。传统的乡镇、村庄的环境往往是脏乱差的代名词,要搞净美家园建设,保洁方面的投入很大。镇域经济的发展要靠项目,靠招商引资,而招商引资就要加强基础,建设净美家园。为此,李家巷将全镇划分为七个村、一个居委会,对老百姓进行网格化层级管理。

每周二和周四下午是镇干部固定的下村劳动时间,以加强基层管理,加强與老百姓的互动,解决“四不”问题——老百姓对镇村干部不熟悉、不知道(做了什么)、不配合、不理解(信息不对称)。下村劳动时,干部都要穿红马甲,戴党徽,举着党旗下去。村干部把承包组长和当地知名人士拉进网格里。每个月都有一个主题:下雨天走访承包组长、党员困难户,平时搞保洁、垃圾分类、平安宣传等。每季度召开镇情通报会,汇报工作,了解老百姓的忧思和关心的问题,也通过这个组织出台列入人代会政府报告、为民办实事的工作计划,采取民生措施,让百姓得实惠,百姓和政府双受益。两三年坚持下来,干部和百姓的关系非常融洽。

镇里还确定每月首周周六是固定的志愿服务日,上午8点到9点,所有的干部都要上集镇,开展志愿劝导活动。持之以恒地做下去,老百姓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2017年长兴县来考核社会满意度评价,李家巷镇获得了第一名。在金永良看来,只要是为老百姓做了他所想的事,群众就会给领导班子好评,因此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陪同采访的长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月琴说,这些年,李家巷走过了一条从温饱到环保,再到文保(文化保护)的道路。生活富足了,李家巷人就抓起了环保;有了钱,环境保护好了,李家巷人又开始搞起了文化保护。

青草坞村的鸳鸯龙就是李家巷的一个文化品牌。

青草坞位于弁山西南麓。全村群峰环抱,中间平坦。太平天国时这里还是一个大草坞,青草茂盛,是太平军放牧军马的地方,故名。清同治年间,浙江平阳百姓移民至此,逐渐形成村落。这里原本是一个有山有水有花有草的地方,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矿山林立,搞得山体支离破碎,厂房一家连着一家,一共200多户人家,厂房都连着住房。每天噪声喧天,灰尘飞扬,工人全身都是白的。经过环境整治,青草坞完全换了一个新天地。如今,青草坞村支书是湖州市美丽乡村带头人,青草坞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打造美丽乡村精品村。鸳鸯龙就是其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一项内容。

鸳鸯龙原名双龙戏珠,源自一个传说:相传100多年前,青草坞村东临“龙井山”,西靠“凤凰山”,中间有山叫“馒头山”,整个地势像“龙凤戏珠”,故而创编了青草坞双龙。新中国成立前,每逢过年过节,都要挨家挨户表演双龙,更有外地人慕名前来邀请表演,以祈求来年大吉大利。

鸳鸯龙是一种民间舞龙表演形式,经常在农村喜庆节日中演出。两条龙分为雌龙和雄龙,雌龙表演者为9个女性演员,雄龙则为9个男性演员,另加1名男性演龙珠,共有19个舞龙者。双龙龙身由布制成,用颜料画满鳞片,龙头小巧,龙棍较短,舞时灵巧轻便。表演开始后,5位伴奏者敲击大锣、小锣、鼓、镲等乐器,龙珠先出,在搭建的高台上造型,之后翻跳下来,跑到舞台前方,将棍子在地上跺三下后,雌雄双龙分别由两边舞动上场,跟着龙珠跑阵,称为“双龙戏珠”。之后,龙珠进行绕阵、穿阵表演,或龙尾缠绕,龙头相碰,或龙头缠绕,龙尾甩动,都有代表雌雄双龙彼此情深意切之意。第三阶段,龙珠又出场,带引双龙表演,直至结束。

青草坞双龙的非遗文化已传承到第五代,2016年邀请了最有名的五位舞龙专家来进行了论证,认为其可以成为与长兴百叶龙齐名的文化品牌,由吴露生老师改编并改名为“鸳鸯龙”。这是一个非遗项目,对于提高青草坞和李家巷的美誉度,对百姓的生活和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影响很大。要从家庭到家族,一点一点地把传统文化挖掘出来,让老百姓受到教育。2017年鸳鸯龙出访意大利,获得了很多的赞誉,演员们都激动得哭了。他们非常敬业,脚肿得像馒头一样,还在坚持训练和表演。目前,鸳鸯龙正在申请省非遗项目,下一步还要争取“山花奖”。金永良说,这条“龙”要走市场化道路,已成立了文化公司并注册了商标,打造知名度。

鸳鸯龙演出团队到意大利访问时,在一家中餐店里遇到了一个吕山乡的人和一个泗安镇的人。那两位听说来的艺术团是长兴县李家巷镇青草坞村的,乡亲相见异常惊喜,同时又非常惊讶,说:“你们是李家巷人?你们李家巷不是吃石头饭的吗,怎么还有时间搞艺术表演呢?”

那两位身在异国的老乡了解到李家巷近年来的巨变,都感到很兴奋,他们说,真没想到家乡环境整治效果这么大!

织造名镇华丽转身

在工业转型过程中,长兴县纺织产业也得到了较快提升。作为传统产业的长兴纺织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从原料、织布、印染及后整理到服装生产一条龙的比较完整的产业链。2003年以后,纺织企业技改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行业装备水平明显提升,产业升级加速。全县大量引进高档经编机、棉纺生产线、无纺布生产线,主要产品向多样化发展,已有经编织物、全棉织物、箱包布、无纺布等三十多个品种,成为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纺织品生产基地。

因此,夹浦镇素有湖州“织造名镇”之称。

在促转型、保生态、求发展的道路上,夹浦镇积极配合长兴县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和各有关部门的工作,在积极推进喷水织机淘汰、整治的基础上,大力开展污水管网升级换代与企业排水强制入网工作,积极发展中水回用技术,降低污染的同时降低不必要的水资源消耗。

与此同时,夹浦镇针对纺织产业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密集、机械设备密集等特点,大力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在依法关闭有关企业的同时,坚决打破“小、散、乱”的产业格局,形成了以环沉工业园区、月明工业园区、滨湖工业园区、城北工业功能区为依托的纺织产业园区体系,基本实现了纺织企业全部入园、纺织污水全部入管、太湖沿岸区喷水织机全部迁移,坚持“一企一策”精准指导,培育了以盛发纺织、莱美纺织、诚鑫纺织等为代表的一批龙头企业。2015年5月,经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长丝织造协会认定,夹浦被评为“中国长丝织造名镇”,充分体现了夹浦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丰硕成果。

位于夹浦镇的湖州纳尼亚实业有限公司(原浙江恒鑫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纺织、 印染、家纺的研发、加工、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轻纺科技型企业。公司拥有完善的纺织生产线、印染生产线和家纺生产线,产品有60-100英寸幅宽的各种色丁、春亚纺、涤塔夫、TT/C、浴帘布、印花纺粘布、箱包布、涂层、涂胶、PVC压延产品、复合面料、服装、床上用品等。产品远销美国、日本、缅甸、菲律宾、拉美、东欧及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恒鑫纺织的董事长戴顺华,1972年生,夹浦镇滨湖村人。1990年7月,他在长兴中学毕业,高考落第后到乡镇企业杭兴丝绸印染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20岁那年,厂部派他前往杭州喜得宝丝绸公司进修。他从喜得宝公司的打样工做起,刻苦学习,认真掌握印染经验。学成归来后,他很快便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并担任了染色分厂的生产科长。

1997年,乡镇企业推行企业改革改制。那时,正值长兴丝绸行业遭遇低潮,许多轻纺厂家或停产或转向。戴顺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用所有的家当和父母、亲戚的资助为担保,租赁承包了当时已经亏损很多的杭兴丝绸印染厂染色分厂。凭着对事业的痴迷,通过一年的辛勤努力,他硬是把已亏损的车间拉到了赢利的行列。

1999年,他果断抓住机遇,筹资300万元,和几位朋友在夹浦环沉成立了长兴恒烨纺织有限公司。2002年,戴顺华又筹措资金1000多万元,征地20000多平方米,聘请多位行业专家,在环沉轻纺工业园区注册成立了浙江恒鑫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在戴顺华的带领下,恒鑫公司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就从一家无名企业跻身长兴县十强民营企业,2005年被列为县、市重点企业,完成了企业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跨越。

这时,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戴顺华积极响应。为此,恒鑫公司跳出常规发展模式,制定了节能减排,走循环经济道路的发展方针,实行最严格的环保一票否决制。即使再赚钱的项目,只要环保一项不过,就坚决放弃。

为此,2007年、2008年共投入资金3000余万元,对企业进行技改升级,淘汰了一批高能耗、高污染、技术含量低的生产设备,大大减少了能耗和废水排放,完成了企业节能减排的指标,受到政府和百姓的褒奖。2007年,由政府牵头,联合东华大学、长兴县技监局、夹浦镇政府等五家单位共同组建了中恒纺织品检测中心,在家门口就可以完成各项指标的检测,省去了将样品送去杭州、绍兴等地专业机构检测的奔波,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为适应外向型企业的要求,树立公司品牌,2012年,恒鑫纺织更名为湖州纳尼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将“纳尼亚”作为商标在其对外出口销售的四个国家进行了注册。有了自己品牌的纳尼亚公司,企业经营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3年,公司销售额突破1.5亿元大关。

就在戴顺华感叹品牌带来的效益时,一个意外的喜讯再次让他看到品牌发展的好处。做大型进出口代理贸易的巴西商人Coelho先生主动找到他,询问能否在2014年世界杯期间为巴西生产国旗。平时就喜欢足球的戴顺华欣然同意,并承诺一定会做出质量一流的产品。经过诚恳的交流,巴西客户颇有信心地将戴顺华的这个意愿带回国内。

“我也是个巴西球迷,所以,一听到巴西国旗的制作招标就来劲了,我很希望接到这个单子,由我的企业亲自制作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产品。”戴顺华说。

最终,订单成了。

2014年6月13日,巴西世界杯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巴西队以3:1战胜了克罗地亚队,飘扬的巴西国旗庆祝着巴西队的首场胜利。而在欢庆胜利的黄绿色海洋里,就有不少是来自一万两千公里外湖州纳尼亚公司生产的国旗产品。

2018年4月10日,我们采访了夹浦镇党委书记陈剑峰。

他介绍说,夹浦镇面积只有69平方公里,是一个半平原半山地地区,全镇辖13个村,2.9万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夹浦镇就开始搞起了纺织业,那时的织机主要是有梭织机,后来改成了以喷水织机为主,纺织业的前整理工序和后整理工序都有。夹浦镇的耐火产业影响很大,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是半边天。特别是父子岭耐火集团闻名遐迩,父子岭村也被称为“浙北第一村”。耐火产业相对比较稳定,品质提高和规模扩大都比较慢。夹浦有10家耐火企业,目前在全镇的工业占比不大。

纺织产业是夹浦镇的主导产业,夹浦被称为全国化纤长丝织造五大基地之一,每年生产化纤长丝布(家纺布)50亿米。夹浦也是全球最大的磨毛布基地,年产近40亿米,占全球产量的65%。纺织行业年产值在2000万元以上的规上企业有110家,占全县总数的1/6,规下企业350家。

以前夹浦镇主要依靠“一匹白布打天下”,现在,夹浦已形成了一个最完整的织造产业链。除了前端的工序——从石油切片制丝这一段没有,后续的工序都有:夹浦企业买了丝以后,加弹,增加柔韧性,进行织造前道工艺的加工,一直到后道工艺,包括磨毛、印染、压印花等后整理程序。夹浦纺织业绝大多数都是生产成品布,也有一部分是生产半成品坯布。原先是以坯布为主,现在则以成品布为主。

成品布与坯布不同,通过染色、印花以后可以直接拿来做窗帘、沙发、床品等。面料有各种不同的型号和品质,终端产品也开始日益多样化。夹浦镇的目标是面料精品化。

据介绍,夹浦镇外来人口超过2万,大部分本地人也从事纺织业。纺织业年产值202亿元,耐火产业年产值20多亿元。镇财政每年收入三四亿元,2018年的目标是3.9亿元,因此,纺织业是强镇富民的产业。

但是,纺织业也是一个严重的污染源,既有廢水废气,还有固废。

2000年,太湖零点行动开展,太湖沿岸的污染企业都被列入整治的重点,夹浦镇亦在其中。从此,夹浦的纺织产业开始自我加压,开启了高强度的环境整治提升过程。

2017年,夹浦镇投入1.17亿元,进行污水管网设施建设,确保做到三个100%:对管道的标高和材质进行调整,要求生产厂家、小经营户100%的废水要进入统一的管道;100%的废水要走到终端的污水处理中水回用站;到终端后,除了爆管等事故性不可排除因素外,100%的废水要处理成中水。

排放的污水中,油都浮在上面,当油达到一定的厚度和浓度时就可能成为易燃品。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污水河会着火的原因。以前这些油还可以拿去卖给加工企业,用来提炼润滑油等。后来,夹浦镇明令禁止回收这些废油。但是,周边地区还有人跑过来偷这种油,他们把窨井盖揭开,然后用勺子撇掉过滤,收集漂在上面的浮油。经过政府反复治理整顿之后,现在这种现象已绝迹。

现在,污泥都送到定点焚烧厂也就是南方水泥厂去焚烧,以前的“牛奶河”得到了规范、保护和提升。定型机上都要配装第三代除尘器。污泥安排专人去回收,一年回收一次,送到处理厂处理。一个家庭如果有20台织机,就在他家门口配一只桶,每年派管理员去运输,再送回桶。如果哪家的污泥多了,也可以随时打电话给管理员让其上门去回收。有200个经营户就安排了200只桶,谁乱倒就罚谁。2017年派出所里拘留了两个人,就是因为偷排偷倒废水废物。在高压管理态势之下,现在已几乎没人图方便省事的了。

废丝、废塑料泡沫、纸筒可以作为废品回收再加工利用,可以变成钱,设有固定的废品回收点,人们就不会乱倒了。每家都安有一个废水排放口,要求排入阳光排放池,再进到污水管网,没有这样做就要受到处罚。那些大企业更好管、更规范,偷排偷放的往往是一些小企业。

污水处理采用1+7:建了1个4万吨污水厂,7个总量10万吨的中水回用站,每天共处理14万吨污水。纺织户一家20台织机,200家就是4000台,原来的管网布局不科学不合理,跑冒滴漏严重,镇里都重新经过了科学改造。

2017年,镇里搞大兵团作战改造管网线路,决心要做就做到一劳永逸,单管测绘的就有十多人,采用了“四好”标准:材料材质好、标高流向好、管道走向好、管径匹配好。材料用的均是PE管,全部用上市公司公元牌的自来水管,每平方厘米能够承受10公斤的压力。夹浦地势北边和西边高,东边和南边低,管网就顺着这个地势走向布置,免得水流不畅。为了保证水流畅通,有些地方的管道挖下去3.5米深。管网施工一共花了七个月时间才完成。原来很多通道建在河边、河里,都跟地势有关,因为织机都是在地势较低的地区,村庄和房屋密集,管道无处可走,只好放在河道里走。如果一出事,比如夜里爆管的话,白天可能才能查清楚,这时河水已经变白成了“牛奶河”。现在改造以后,所有的管网全部都在岸上走,用牵引机牵引着水管从各家各户的房子下面打个隧道穿过去,就像土拨鼠打地洞一样。管径按区域精确设计,对每一个企业户都实行了定人定数量定地点的“三定”方案,严控新增,地点不能变。配套管理上去了,企业户的效益也提高了,2017年织造产业的效益很好,百姓的收入达到新高。

为此镇里一共投入了1.1亿元,而2017年镇里财政返还才1800万元,等于花了六年财政的钱才建成了这些管网。

夹浦的耐火厂都是以镁矿和石墨做原料,原来的耐火企业,车间里扬尘比较严重,现在也开始采用自动化搅拌生产线,进行粉尘防护,保护工人身体,原来工厂里都是灰蒙蒙的,现在车间里干干净净。

一台织机一年能创利8000元至2万元,织机4万元一台,两到三年就能收回机器成本。这对农村劳动力是利好。一对夫妻可以管理20台机器,有的能够管理60、70台织机,还有的企业,有上千臺织机,因此农民致富很容易。我们后来采访了盛发纺织,这家企业就有职工1000人,每人年产值80万元,全公司年总产值达到了8亿元。另一家名叫常鑫纺织的公司,也有上千台喷水织机,所有的污水全部回收再利用,全公司有员工100人,人均月收入五六千元,公司年产值2亿元。

夹浦镇企业多,老板多,农民富,但是政府的管理压力大。陈剑峰来这里当党委书记已经一年半。他的父亲就是从事纺织产业的,1998年开始在上海搞贸易,生意做得很大,后被招商回来在长兴当地办了企业,主营出口贸易,将成品布产品卖到墨西哥和韩国等。陈剑峰却没有子承父业,而是甘愿在收入不高的乡镇当干部,至今已经10多年了。他更愿意在乡镇当基层干部来锤炼自己,为纺织产业的健康发展尽一份力。

钱锡花当时是夹浦镇分管文教的副镇长。她介绍说,现在夹浦镇一共有四所学校,一所初中,两所中心小学,还有一所幼儿园。2017年夹浦创办了一个教育基金会,募捐了676万元。基金会已搞过三次募捐,有的企业捐了五六万元,父子岭村刘伟星书记捐了2万元。基金会非常阳光透明,请的是夹浦中学一位70岁的退休女教师贾老师来管理基金。贾老师不要一分钱的报酬。基金会每年的运营收益可达50多万元,加上政府附加投入100万元,2017年基金会一共给教师发放了82万元的奖励,多的能拿到2万元,少的也有1000元。此外,基金会还给优秀学生包括打工子弟发放奖金给予鼓励,以此来留住一些好老师和好学生。基金会三年搞一次募捐,企业都能接受,这样就可以确保基金会持续运作下去,每年都能有力地奖教助学。

夹浦镇文化品牌方面比较著名的是出了个文化名人臧懋循。明清两代,夹浦的鼎甲桥臧家一门九进士,出生于1550年的臧懋循是明代的戏曲理论家,编有《元曲选》一百卷。

从夹浦镇驶往父子岭村,我们的汽车走的是104国道。

104国道长兴段全长33.6公里,公路两旁是连绵的香樟树,枝叶繁茂、四季常青,由此得名“百里香樟大道”。在浙江省公路管理局和浙江经视联手打造“寻找浙江最美公路”活动中,104国道长兴段在广大观众微信票选中脱颖而出,凭借着百里绿廊的美景,毫无悬念地入选“浙江最美公路”。

到了父子岭村,我们紧接着采访了父子岭村支部书记刘伟星和村主任张爱兵。

刘伟星的父亲刘阿苟原来担任村支书和耐火集团的董事长,1997年因为车祸不幸去世。

刘伟星书记介绍说,父子岭村有六个自然村1703人。中心村斯圻村是吴越时代屯水兵的地方,拥有2500年的历史。斯圻杨梅闻名全国。父子岭位于江苏和浙江的交界处,古名浮渚岭,远远望去就像太湖上浮起的一座小岛,根据其谐音人们称这里为“父子岭”。20世纪90年代省委书记李泽民曾在这里蹲点,并题词誉为“浙北第一村”。

父子岭村有730亩田,7000多亩的山,人均耕地不足4分。山上主要是种紫笋白茶和杨梅,年收入达到2000万元。730亩田流转给大户承包,拿去种葡萄等水果和苗木。父子岭村的土地流转已实施了七八年,按照亩产700斤稻谷折算给农民。

目前,斯圻杨梅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近年来,父子岭村通过对杨梅树进行嫁接,并引进东魁、小黑炭、大黑炭等品种,优化杨梅产业结构。村里通过和旅游公司合作,带游客上山采摘杨梅来助农增收,采摘季时每天都有十几辆大巴车的游客前来。父子岭杨梅合作社还与淘宝、顺丰签约合作,将斯圻杨梅通过网络,用最新的冷藏打包技术发往全国各地,进一步打响了斯圻杨梅品牌的知名度。正是因为杨梅特色产业的发展,有些有外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品质好的斯圻杨梅就卖鲜果,低档的杨梅合作社都予以收购,将其生产成杨梅干。

村里一年的支出大概在300万元左右,主要是年终分红、养老保险、大病医疗、有线电视等补助。

耐火厂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创办的一家村办企业。1983年,刘阿苟担任父子岭村党委书记,大胆招用优秀的年轻人入厂跑业务,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狠抓质量,耐火厂逐渐红火了起来,1985年,产值达到40多万元,名列全县第一,后来听朋友说办镁质厂利润大,但要办镁质厂,还要一笔巨大的资金。当时刘阿苟顶着巨大的压力到银行贷款140万元,1988年建成一条年产3000吨的生产线,创办了当时全省唯一的生产沥青镁碳砖的长兴镁质材料厂,次年创下了产值906万、利润近百万元的佳绩。1990年,村里投资55万元,建成了华东第一条铝镁碳砖生产线,填补了省内空白,当年实现产值1200万元,利润200万元。1992年,村里又投资550万元,扩大镁质材料厂生产规模,与北京钢铁研究总院联姻,生产高强度节能型真空油浸镁碳砖,又填补了省内空白。到1995年,进一步做大做强,将耐火厂与镁质厂合并,成立父子岭耐火集团。还收购了一家长兴制药厂。2000年完成企业转制,成为民营企业。企业现有员工280名,其中80%都是父子岭村村民,年产值达到4亿元。

如今,父子岭的村民基本上不种田了。7000多亩的山,半山以下种杨梅,半山以上种茶叶,田里种的是葡萄等水果和苗木。除了在村里办耐火企业,村里人还外出创办了十家耐火企业,年产值超过10亿元。村里还拿出10亩地,建起了建筑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轻纺工业园。建好的厂房,出租给本村轻纺业主,把村里所有的织机都集中在这里,以便于污水全部回收处理成中水再利用。

为了补贴村民的养老保险,村里已拿出了几百万元。在企业工作的人,企业和个人各承担一部分;在家里的村民,村里给补一块,自己再拿一块;300多个失地农民,国家有政策给他们都买好了养老保险。现在,全村享受养老保险的有600多人,每年可以拿到养老保险金1000多万元。60岁以上的夫妻,一年养老金能拿到4万元,打工能挣一两万元,杨梅和茶叶收入一两万元,一年的总收入轻轻松松就能达到10万元。

村账户上当年因为企业转制收入3500万元,全部放在企业里运作产生效益,每年的固定分红是100多万元,村民每人每年可分到800元。对于那些因大病导致的特困户,村里除了当年给十几万元资助,还对医保之外自付的部分再补助一半,封顶是每年3000元。

2017年父子岭村的村晚节目还上了CCTV。那是在2017年12月28日举办的夹浦镇村晚,一村一品,每个村先后上台进行汇演,盛况空前,效果非常好,因此中央电视台也播了这条新闻。

诺力打赢国际反倾销“官司”

除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长兴县还着力推动机电产业的快速扩张。机电产业作为长兴县重点引导发展的新兴产业,表现出了惊人的发展速度,一段时间规模工业企业产值年均增长60%以上,已经形成了以普通机械专用设备生产、白色家电和节能灯等电子电器生产为代表的特色产业相互交融、多层次发展的格局,部分产品已占据了国内外较大的市场份额。

诺力股份公司是一家专业的仓储物流设备制造企业,其前身“长兴煤炭机械厂”原为长广煤矿生产配套液压机械的民營企业,是一家濒临倒闭的二轻系统小企业。2000年改制以来,诺力股份积极投身仓储物流设备的研发、制造与销售。轻小型搬运车辆一直是公司的主要产品,年销售收入占比均在70%以上。2003年以来,公司逐步开始电动步行式仓储车辆的规模化生产。因为注重知识产权专利建设和核心技术的开发,不断追求产品转型升级,公司到2005年就达到了全球销量第一的水平。

一场反倾销官司使诺力股份名扬天下。

2005年在与欧盟的贸易摩擦中诺力股份坚持抗争并最终反败为胜。这也是我国第一起扭转欧盟反倾销诉讼初裁决定的案件。

2004年4月29日,诺力股份接到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紧急通知:应欧盟4家生产企业的申请,欧盟委员会将于4月30日宣布对原产于我国的手动液压搬运车正式立案,并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

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诺力公司高层开了一个碰头会。军人出身的公司董事长丁毅随即拍板:事在人为,坚决应诉。诺力没有退路,因为它的产品85%都是出口,其中40%出口至欧盟。如果丢掉了欧盟市场,诺力的前景可想而知。2004年,诺力以超过35万台手动液压托盘搬运车的销量名列全球第一,总产值近4亿元。

诺力公司迅速决定:立刻开始应诉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挑选律师。他们选择了价格最高但经验丰富的傅东辉律师。

丁毅表示:“只要是傅律师提出来的要求,我们全部照办。”

由于不知道欧盟到底对哪些材料特别感兴趣,为了防止其突然袭击,公司将从2003年1月至2004年3月能准备的应对现场核查的材料全备齐了。

在接二连三地索要补充材料之后,9月初,两位欧盟官员来现场核查。诺力为此做了精心的准备。长兴县政府官员亲自陪同,他们大方得体地向调查人员介绍了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并意味深长地讲述了长兴与欧洲城市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故事。

2004年10月1日,欧盟公布了初裁决定,以诺力公司会计实践不符合国际会计准则为由,决定不给予诺力市场经济地位,并裁定了35.9%的高额初裁倾销税率。

丁毅再次拍板,把官司打下去。

按照对方的要求,诺力全力以赴提供了各种资料,并多管齐下,开展针锋相对的抗争。

2005年7月22日,欧盟做出终裁,决定给予诺力市场经济地位,并将终裁倾销税率由初裁的35.9%降为7.6%。诺力成为全国同行业唯一被欧盟给予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

“反倾销不全是坏事。”这是经过这场贸易摩擦洗礼的诺力人一致得出的结论。在丁毅看来,反倾销就是“撑杆跳高的那根杆子”。

“如果没有杆子,你能跳多高?有了杆子,一切就不一样了。”丁毅说。

在反倾销期间,诺力用十几个月走完了3年的路,拿出上千万元资金,开发了近十种新产品。反倾销也使诺力提前升级其产品战略。他们的目标已不再是手动液压搬运车第一把交椅,而是在两三年内成为国内电动仓储车辆的领先者。反倾销更使诺力开始对管理苛求。15个月炼狱般的日子使公司管理方面的问题充分暴露,也使员工从根本上认识到高效管理的重要性。同时,诺力开始思考“市场多元化”的问题,不能在欧盟这一棵树上吊死,他们开始加强对美国、东南亚等市场的布局。

此后,诺力更加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品的开发,力争从卖得多到卖得贵。到2008年,诺力公司的销售额比2005年増长了5倍。这家企业目前的主要市场在欧美。企业负责人说:“在转型升级理念指导下,金融危机也不可能影响到我们,首先这个行业有刚性需求,其次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水平,美国、欧盟都没有理由拒绝我们的产品。”

自2010年起,诺力公司电动步行式仓储车辆销量达到国内同行业第一位,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未来重点发展的产品之一。电动步行式仓储车辆的规模化生产同时证实,公司有能力根据市场需求在工业车辆领域不断自主开发推出新产品,確立并巩固自身的竞争优势,实现产品升级。

2015年1月28日,公司成功登陆A股主板市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长兴县首家A股上市企业。目前,诺力公司已成长为国内知名的仓储物流搬运车辆制造企业,产品线从轻小型搬运车辆扩大至电动仓储车辆,在工业车辆中高端市场具有领先地位。

在扩大产业规模的同时,长兴县企业的规模和创新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到2009年,长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721家,比2003年新增了499家;单个企业平均完成产值6297万元,比2003年高出1864万元;亿千企业(产值过亿或税收超千万的企业)达到86家。

招商引资:人人都是招商员

招商引资对长兴的发展变化起到很大的作用。长兴的发展理念是:依托自身求得发展,借助外力加快发展,积极营造一种开放包容的氛围。在这种理念指导下,长兴县得以快速成长为经济和工业强县,从改革开放初每年几千万元的财政收入到现在拥有规上企业每年1100多亿元产值,县财政突破100亿元。世界500强和国内500强企业有多家都在长兴投资建厂。

招商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了拳头产业转型,还带动了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招商也使企业成长平台环境得到了优化。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建设得到了提升。开发区建成了“1+3+2”的格局:1个国家级、3个省级、2个专业特色开发区。构筑起了“1+5+N”的产业发展格局:1是资本市场、金融纽带,5是提升5个大学科技园、孵化器,N是N个科创园中园、众创空间。形成了能够承载各种各类人才团队的项目平台、支撑体系和空间。

在软件城市配套方面,长兴县本着城乡一体化原则进行了高起点的规划,按照高标准进行建设。2008年成为国际花园城市,2017年在全国文明城市评比中排名县级第一名。在城市规划中,引山入城、引水润城,打造一个山水园林型中等工贸城市,城区人口30万,配套承载50万人,县行政中心是一种开放式的办公场所,无围栏,体现开放包容的格局。

招商还锻炼了队伍。县里把招商引资作为一把手工程,在县里和乡镇都是一把手亲自抓招商。招商搞得好的乡镇干部优先提拔。

长兴的招商有着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完整的激励机制、氛围和考核办法。在商务局(招商局)党委书记钱永泉看来,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长兴县的招商是初级招商,来啥要啥;2000年以后开始进行产业招商,产业定位清晰,从传统产业加新兴产业几个目标产业来进行招商选资。2010年后,长兴县非常明确要搞“精准招商”,明确有什么、要什么、缺什么,将谋划、引进、推介相结合,按照自己的需求有选择性地招商引资。

精准招商还要与龙头企业和企业家谋划。譬如,同超威集团谋划建设普朗特物流车,投入人民币30多亿元。美国GE集团要搞钠盐电池项目,长兴也与之合作成功。

精准招商也要与园区一起谋划。譬如,有多大的筐装多大的蛋,开发区有一块1000多亩的地,就等待做大项目。吉利集团本来计划在武汉等一线城市进行投资上新能源汽车的项目,长兴方面获悉后,派出专业团队与吉利集团接触,通过各种渠道同吉利老总李书福进行交流,一点一点像挤牙膏一样地洽谈具体的细节。长兴把他们的人请来,了解吉利汽车要什么,让其开出一个“菜单”,谈条件,谈承载,让其实现竞争力最强、效益最大化。吉利新能源汽车这个项目长兴跟踪了四年,并由县委书记和县长迅速地拍板定下来。长兴效率高,政商环境好,因此李书福决定在长兴投资。长兴南太湖产业园为新能源汽车配套建设另外给了2000亩地。吉利的油电混动整车项目2018年开始动工,发动机项目2018年6月开始动工,总投资326亿元,计划两年之后建成投产。

招商需要优化环境。日本高田集团一行到长兴考察,首先就要看医院,看到长兴的医院设施很好,他们都很满意。长兴在医疗方面引进了浙二医联体。学校教育方面做强了长兴中学等,外地企业主可为子女择校入学。

长兴投资贸易国际洽谈会已举办了18届。“长洽会”刚开始举办的时候是来者不拒,由县里出资邀请客商来长兴签约。报到的宾馆在金陵大酒店,目标是1000多人,结果来的客人失控,连疗养院都住满了,长兴接待能力不足,只好用大巴车将客人运到湖州的太湖山庄去住宿。头两年的客商也是鱼龙混杂,那时的招商是大海捞针,台商如能给个名片答应来长兴考察就高兴得不行,各乡镇还抽调了20多人放在东莞半年,专门招引台商。2001年,按照县委的安排,县里选拔40多人,送到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去学习了两个月,专门学习招商引资技巧。现在,这些人都是各个乡镇的领导。

长兴县还到全国各地,分专业片区进行招商,举办专业的产业推介会,如文化产业去上海、杭州开专业推介会。2017年推介会当天就签订了十个项目。

从挑货郎到村淘

长兴的经济发展还离不开商业格局和物流环境的改善。改革开放初期肩挑背扛下乡进村去进行供销,现如今,长兴人已经可以通过互联网,坐在电脑前轻轻松松就把商品卖出去,通过物流就把货物运送出去了。

说起当年的物流和商品销售,就不能不提一根扁担走天下的陈华。

陈华(1934-1987),江苏省丹阳市新桥乡人,家境贫寒,13岁至长兴鼎甲桥一家私营油酱店当学徒。1955年1月,参加长兴合溪供销社工作。1956年8月,加入共青团,1959年9月,加入共产党。历任煤山供销社营业员、付款员、出纳员、文书收发员、人秘组长、会计员、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并任县联社监事会监事、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煤山山民居住在山岕里,离集镇十几里远。为方便群众,陈华购置了一对特大的箩筐和扁担。每逢农忙季节,便挑起180斤重的货郎担,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将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及时送到山民家门、田头。陈华送货下乡有个规矩:近街不送送远村,山山岙岙、单家独户,都要送到,把孤寡老人所需油盐酱醋送上门去,有时老人身无分文,便慷慨解囊,送货上门一直送到老人去世为止。

陈华坚持送货下乡长达25年,送货20多万斤。1979年至1987年的8年中,陈华只休息了5天,上“贡献班”多达350余天。

20世纪60年代初,陈华被评为县级一等先进工作者,县级“六好”职工、雷锋式的商业战士。1977年至1983年分别被评为县、地(市)、省级先进工作者和省劳动模范、全国商业系统劳动模范。1984年至1986年,又分别被评为县、市、省劳动模范、优秀党员。报刊、广播、电视对他的先进事迹多次作了宣传报道。

1987年9月26日,陈华身患肝癌去世,终年53岁。陈华去世后,7个行政村的群众为其召开追悼会,种纪念树。当陈华的骨灰送到煤山镇时,迎丧队伍长达2华里。

这就是一根扁担与挑货郎陈华的故事。

据原长兴县商业局人事科费春华科长介绍,长兴商业改革步伐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县百货公司和五交化公司率先进行承包经营制试点。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商业系统的辉煌时期,经营有百货、糖业烟酒、食品、五交化、医药、饮食服务等传统行业,也有龙达、双龙、华联等新企业、新业态的崛起,职工人数超三千人,经营业绩在全省县级局里名列前茅。后来通过改制,国有商业逐步退出,民营企业、个私企业逐步壮大发展。1994年,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股份制改革;1997年改制,实行资产和职工身份“双置换”,一次性给予补偿买断工龄,2000多名国有企业职工变成社会自然人,自谋职业:1999年后,商业企业不断破产。20世纪90年代末,长兴开始抓招商引资工作,蓬勃兴起的外来企业和民营企业让很多下岗者获得重新上岗就业机会,使社会保持了稳定。

鲁炳良科长1981年到县粮食局工作。他亲眼见证了国有粮食行业的兴衰过程。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农民交公粮;1985年后将计划收购改为合同收购;1993年后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实行随行就市,但还是按计划收购。1998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出台,把粮食局行政职能与经营权分开,政企分开,成立了粮食局和粮食收储公司。2001年粮食购销实行市场化,不用交公粮了。在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到1997年,是粮食行业的一个辉煌时期,金陵大酒店建筑面积11170平方米,1997年11月建成,就是县粮食局投资6000多万元兴建的全县第一家三星级涉外酒店,也是当时全县的第一高楼。

物资局杨毕路主任说,他是1982年调入的。1993年后开放了钢材、玻璃市场,长兴县开始做建材物资串换。从云南采购生铁,供给上海,上海换给长兴钢材,每年能提供5000吨左右的钢铁,以满足长兴建设的需要。那时候长兴人就懂得要走出去,思想开始逐步解放。长兴的火力发电厂、大企业都需要煤炭,但是仅凭计划满足不了,于是就跑到秦皇岛去,并在天津设办事处,进行煤炭调运。通过走出去,长兴经济逐步从计划向市场化转化。

徐虎2008年进入外经贸系统,从事外贸进出口和境外投资工作。在他的印象中,长兴县20世纪90年代起搞自营出口的也就四五家企业,年出口1000多万美元,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降到了800多万美元。2000年至2008年是一个高速增长阶段,每年递增58%,2010年到2017年是一个平稳增长阶段,年均增长12%以上。2005年至2006年,长兴发展家庭工业户,县里组织工业户分乘两辆大巴车,到慈溪去学习。2006年第99届广交会,长兴县组织了200多人包机去参加,还每年组织企业去学习做外贸。那届广交会上,长兴只有五家企业设置了展位,2017年已发展到了80多家企业120多个展位,企业自营出口的则有500多家。2004年,诺力在手动液压电叉车反倾销案件中胜诉,将关税降到了7.6%。2014年应诉复审失败了,欧盟要对其征收74%的关税,诺力就改到马来西亚去投资设厂,避开高关税,年出口100万套叉车。长兴对外投资合作开始于2006年,现在借“一带一路”的东风,走出去的企业主体越来越多,2017年有17个。诺力在俄罗斯设立了销售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亚太总部。

长兴的劳务输出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2004年至2005年,长兴县组织劳务去日本打工,一年去了200多人。2007年,通過中介和瑞典卡尔马省达成协议,派去27人采摘蓝莓,两个月时间每人可以赚1万多元。2008年长兴组织了约500人7月份去采蓝莓。然而由于蓝莓低产,加上有斯里兰卡、印度等国来的劳务竞争,出去的人没赚到钱,就在国外闹事。县长去现场指挥,给每人补助了1.3万元,并将产生的费用退还给农民,这样才平息了事件。如今,长兴县已不鼓励外派劳务,因为挣的钱越来越少了。

倪会东科长负责电子商务。他介绍说,电商主要搞网络零售,可以到达终端客户,长兴电商起点低,全省排名靠后。2013年开始搭建发展框架,2014年成立电子商务科,2015年发展电商应用,2016年规范发展提升,2017年增量提速,2018年提质增效创新。长兴县真正有了电商是在2015年,网络零售额达到18.58亿元,2016年达到26.71亿元,2017年达到40.99亿元,2018年的目标是52亿元,年增幅在43.7%-53.46%之间。电池是最大的商品,2017年銷售1亿多元。2014年,县委通过同阿里巴巴合作,在长兴落地了15个村淘,计划三年做到覆盖全县所有村庄,主要是帮助村民搞代购,同时也要做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代销。2016年,长兴县邀请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帮助完成了长兴电商“十三五”计划,目标是发展县域电商,打造浙北最大的电商仓储物流中心。南太湖物流园区已有5万多平方米,要利用长兴的交通优势,和杭州、上海仓储物流成本较高的城市进行仓储对接和转移,使其改用长兴的仓储基地。比如,泗安镇对接杭州的服装,做跨境电商,每年电商交易数十亿美元,物流仓储收益5000万美元。2020年,电商交易额要力争达到260亿元。

长兴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蜕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长兴县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技术含量和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分量,率先规划建立了大学科技园,承接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培育孵化高科技企业,集聚创新创业人才,从而调优长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002年长兴科技创业园一期建成开园。

2009年4月,长兴县与浙江大学联手,合作共建“浙江大学长三角国家大学科技园”,以长兴县经济和主导产业为基点,充分发挥浙江大学科技产业化优势,推动长兴工业转型升级往“三低一高”新产业(包括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产业)的方向迈进。

“大学科技园”建成以前,时任长兴县委书记刘国富向浙江大学方面表示,迫切希望通过与浙江大学的科技合作,改变长兴科技“短腿”的现状。为了在长兴建立一个国内一流的高水平大学科技园,长兴县将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在长兴县领导的热情邀请下,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主要负责人专程赶赴长兴县,先后考察了长兴县经济开发区、雉城镇工业功能区等地。他们对县领导提出的共建大学科技园的设想特别是对主要领导的决心和信心表示了高度的认同。在最后签约时,大学科技园主任握着县主要领导的手说:“我们是被你们的真情所感动。”

长兴县科技局领导对此感慨万千:“我们县领导‘手比较长’,‘胆比较大’,在竞争中敢为人先,脱颖而出,做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

长兴主动与浙江大学地方合作处、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等有关部门合作,广泛发动研究生参与到长兴工业往绿色发展的转型升级中来。靠技术、设备的不断更新,为整个长兴县工业的节能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原来专门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及开发利用的公司设备陈旧原始,只是依靠简单的焚烧,浓烟加恶臭弥漫在空气中,群众意见很大。2005年,通过在网上查找和比较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长兴选择了浙江大学作为合作伙伴。为了真正实现长兴县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的目标,公司花百万元购入浙江大学异重循环流化床焚烧专利技术。浙江大学热能所派专家作为企业的长期顾问,进行技术指导。这“一买一派”彻底改变了长兴的环境。该公司承担着整个长兴县50年的垃圾处理任务,由各乡镇统一运输过来,每天处理垃圾的少则300吨,多则可以达到五六百吨。这么多的垃圾经过焚烧,产生了大量的热能,为工业园区周围的多家印染纺织公司所利用,焚烧后的残渣可用做铺路的材料,将原先纯粹的生活垃圾全部转化成了“宝贝”。

但是,由单一大学主导的科技园也存在着入驻产业匹配度不高、转化效率不快、服务水平不够等种种弊端。2012年,长兴县开始筹划建设由自己主导、市场化运作的科技园。2015年5月建成了长兴国家大学科技园并顺利开园。

每次乘高铁到长兴,出站后第一眼望见的便是这座清新优美的科技园。那时,我的心里就在纳闷:长兴这样一座并非沿海的城市,自身又没有什么知名的大学或高校,如何能建起如此气派的国家大学科技园?

4月13日上午,在刘月琴的陪同下,我采访了长兴国家大学科技园管委会主任袁德惠和副主任胡斌。

袁主任介绍说,长兴国家大学科技园是在长兴民营科技园的基础上建立的,是县级层面上第一家拿到国家级孵化器称号的大学科技园,也入选了国家星火计划。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来这里视察过。科技园区位置优越,园区总占地面积330亩,规划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已建成13.2万平方米。园区定位是建成集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及生物医药等领域研发、孵化、中试、量产示范为一体的国内一流国家大学科技园。

2012年,长兴县委谋划搞科技创新。此前成立的浙江大学国家科技园长兴分园,运营效果不太理想。原因是对大学的依赖性太大,但是大学的机构效率和积极性不高。2012年后,长兴果断转变思路,调整管理运用模式,由地方政府来主抓,与国内23所知名高校合作,并将其更名为浙江长兴国家大学科技园,吸引了中科大、湖州师范学院等高校前来创业,还和省内外工科类院校进行合作,与浙江科技学院、上海机电学院、上海工业大学等都有合作项目。其他外围的合作比较灵活,一年互动两三次,比如湖州师院、浙江科技学院等。2015年5月开园以来,引进领军人才及核心团队中有硕博士191名,其中院士1名,“国千”人才6名,“省千”人才6名,获“南太湖精英计划”奖22个。园区还获得省级众创空间、省级留学生创业园、省十大小微企业集聚发展优秀平台、省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园、省级双创示范基地、浙江千人计划产业园等荣誉称号。

据袁主任介绍,国家大学科技园归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管理。一种是以大学为主的,把大学冠名在前,譬如浙江大学国家科技园;一种是以地方为主,把县市名称冠名在前,比如像在杭州市滨江区建立的浙江国家大学科技园。国家大学科技园全国一共批准了118家,现在剩下了115家。后来这种地方冠名的都停批了。长兴国家大学科技园是湖州地区第一家依托合作大学,通过引进人才和成果来搞产业开发的科技园,其中90%是外地高校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项目。比如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创办的长兴蓝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中最年轻的张国庆教授只有35岁。

蓝杉生物科技公司是由中国科技大学6名博士共同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依托中国科技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和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专注于生物技术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化开发。公司聚焦预防医学和大健康消费领域,推出“蓝杉”牌手部免洗系列消毒产品。这种凝胶系类产品,选取医用级乙醇,采用美国路博润进口水凝胶材料。公司生产的免洗手消毒凝胶经广州工业微生物研究所和浙江省疾控中心检测,在30秒内能够杀灭99.99%致病菌,包括肠道致病菌、化脓性球菌、致病性霉菌等。

2015年,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的张国庆,带着手中的“人工抗菌多肽”项目报名参加了湖州市南太湖精英计划。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张国庆看中了长兴的投资和地理环境,于2016年8月成立长兴蓝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入驻国家大学科技园。

如今,蓝杉拥有发明专利17项,两条生产线已投产。针对母婴的无醇免洗手消毒产品也已投入市场。与此同时,蓝杉也在期盼着其核心技术“人工抗菌多肽”的量产,力争生产出为人类健康服务的新型抗菌肽,从而实现替代传统杀菌剂的目标。

与蓝杉科技相似,芯科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也是一家高科技企业。

芯科物联是由北京大学电子信息系一位副教授袁帅创立的。芯科物联采用物联网技术来开发产品,初创一年就拿到了浙江省的重大专项,省里补助了120万元。作为高层次人才和技术含量高的项目,芯科物联前后共获资助1000万元。

2018年,芯科物联投入近500万元研发5G领域NB-iot芯片。

“核心产品领域必须要自己掌握技术,所以我们加大芯片开发投入。”公司总经理袁帅说。该产品应用能够覆盖物联网终端所有涉及联网通信的硬件,市场容量预计可超过千亿元规模。“今年企业能够投入重金研发芯片,还要感谢园区的大力支持,年初拿到了一笔200万元的基金,这笔基金来自园区专为科技型企业设立的启航天使投资基金。”

这家专注于物联网领域科技开发与应用的小微企业,经过短短两年的发展,2017年已经有了2000万元的产值。

湖州美科沃华医疗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引进美国的高新尖技术,在长兴进行二次研发生产青光眼早期筛选医疗器械的项目,目前已完成二代机的研发试验,具有体积小、成本低、受外界干扰小、准确率高的优点。第一年产值3000多万元。他们还和大型医疗体检机构合作,免费送器械设备,卖耗材。同时将一次性耗材成本压得很低,成本只有3%,利润高达97%。

公司于2014年荣获“最具创业潜力的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称号,2016年荣膺“2016安永复旦中国最具潜力种子企业”大奖。在技术方面,公司已申报发明专利1项,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6项。2017年公司已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8年这项专业的体检耗材利润有望达到7000万元。2018年经过IPO股改,公司估值2.5亿元。

长兴国家大学科技园定期与各高校科技处或科技转换中心保持联系,经常进行走访,有好的信息都能及时汇总来,觉得好的、符合长兴发展导向的,就引进到长兴。而各个高校也很支持将科技研究成果进行产业化转化。长兴方面鼓励大学教授与学校签约,由创业者出资买断成果的知识产权。政府给予鼓励支持。学校也很开明,这种产权买断一般只需几万元。

迄今,长兴国家大学科技园已引进以氢途、柿子新能源、晶正光电、美科沃华、加百列、悦瑞三维为代表的128家创业公司,孵化成活80多家,清一色的都是有科技含量的企业。大学科技园的产业定位是服务县域经济。现在,全县上下正在推动以能源产业为主的转型升级,聚焦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四个主导产业。长兴国家大学科技园于2012年筹备,2013年兴建,2015年5月22日一期建成投入使用。建成已三年,下一个三年将重点打造新能源产业。

大学科技园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运营管理模式。进园的创业项目都要经过种子期,条件成熟时成立公司,开展中试和小批量生产。经第三方评估委员会评估合格后,才允许企业对接入驻大学科技园,在这里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同时成本又比较低。

在房租收取方面,长兴大学科技园另辟蹊径,做法迥异,一定要先收取房租再给钥匙。对这一点,许多招商员和领导都很不理解,认为这样如何能够吸引来科技创业公司呢?

实际上,長兴大学科技园是吸收了民营科技园的教训。原先的民营科技园不收房租,创业者对物业空间就不珍惜,造成了很大的人为的浪费,同时优质的项目又没有承载空间;有的项目不死不活,但却一直赖着;还有的公司更加恶劣,竟然做起了“二房东”,把房子转租给他人……

大学科技园不仅收房租,而且房租价格相对周边区域还略高一些,每平方米每月最高可达18元,因为园区区位、配套和服务都比较好。但是,科技园收房租目的不是为了赚钱盈利,而是要通过这促使企业主节约物业空间,高效率地使用空间,从而让有效的空间承载更多的项目。园区采取了先交后返、绩效考核的方式进行房租返还。每年年底对这些企业进行绩效考核,创业项目计划兑现、评上优秀的企业奖励100%的房租,考核良好的奖励80%,考核合格的奖励60%,不合格的不奖励,目的就是倒逼那些不合格的企业腾出空间,自动实现优胜劣汰。第二年如果还占着不走,房租就要上涨50%。开始时,大家对此都不理解,现在都理解了。

科技园区管委会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围绕科技型企业的资金难问题,与当地科技银行合作,设立了“科创贷”项目,通过对企业项目等进行调研后给予小额贷款。有朝一日这个项目做大了,那时它就会变成银行的一个优质客户。这种贷款免抵押,免担保,从提申请到贷款到账只需十天时间,授信1—3年流动贷款,利率上浮不超过20%,政府、园区再联合贴息50%,年利息不超3%,额度在20万至200万元。一旦发生贷款风险,由大学科技园存在银行的风险保证金200万元予以先行赔付。保证金风险池政府承担50%,银行和园区各提25%。迄今已为20多家企业提供了贷款。

第二件事是,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加上县开发区补助和园区自筹了3000万元,成立园区启航天使基金。每个项目投资不超过200万元。像芯科物联天使基金就为其投入了200万元,占14.4%的股份,完成了第一轮天使轮投资。所投资企业可以在五年内提出,让园区的这部分投资退出,按保底一分二的利即年息12%给付利息;但至少要保留1%的股份,以分享企业成长的财富,用于滚动投资;如果投资失败,则参与承担风险。过了五年期限,园区的这份股权就不退了。这种投资是由政府授权,委托基金管理方进行评估之后进行的,有着较为完善的机制保障。

园区还开展社会融资。金融服务科负责定期举办一些项目、企业路演,吸引投资圈的朋友,经常邀请天使轮、种子轮投资的朋友前来考察,会见企业家,帮助双方相互筛选。为项目寻找投资机构合作,2017年融资6000多万元,解决了企业早期资金难的问题。

园区还主动发挥桥梁作用。帮初创业企业从上海交通大学等请来教授上门辅导,进行点对点的一次性服务,费用由园区承担。帮助园区企业与长兴本地企业的结合,将一个产业链上的企业串起来,促使他们产生合作,比如超威就投资了园区很多企业。

考虑到园内创业团队是一批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园区在生活方面进行了统筹配套,建设了餐饮中心和创客公寓、青年公寓,设有简餐、咖啡吧,引进了工夫茶。建设了小的活动室,篮球场、灯光球场、乒乓球室、健身房等都是免费开放的,还安排有健身教练。园区创业团队平均年龄30岁,园区还与团委、妇联联合开展户外拓展活动,牵线搭桥做媒人,帮助创业者在长兴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2016年6月,长兴县在杭州西湖科技园成立了湖州市首家离湖孵化器——“Uni-科创森林”杭州飞地孵化器,孵化承载空间4万平方米,首创了“注册在长兴、孵化在杭州、最终回流长兴产业化”的飞地孵化新模式,吸引浙江大学的学生和周边高层次人才就近进行创新创业。同时,以杭州飞地为人才集聚载体,辐射全球,形成国内外高层次人才集聚的“洼地”,等人才项目瓜熟蒂落时,再“摘”到长兴进行产业化。这片飞地虽在杭州,但实行异地同城待遇,即享受长兴的人才政策和其他政策优惠。杭州飞地已然成為长兴县新兴产业的培育基地、长兴县高端人才引进的桥头堡、湖州地区创新发展的新标杆。截至目前,已经集聚了像氢途、格恩、红谱等高科技企业35家,引进硕士以上高层次人才45名。其中有一个创业项目是浙江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推出的3D打印巧克力蛋糕,一个巧克力蛋糕的打印已从半个小时降低到五分钟,将来的目标是生产一个蛋糕只需1~2分钟。盈利的模式是先卖机器,通过卖机器带动食材的销售,机器开始时售价2万元一台,现在已降到了1万元。目前,产品已研发成功并已形成销售,年产值500多万元。

第二章 城乡协调发展,

农业美丽转身

2003年,浙江省委提出的“八八战略”明确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长兴县坚决贯彻落实浙江省委的“八八战略”要求,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举措。

2004年,长兴县委提出,要以提升农业产业化为重点,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精品农业、效益农业,同时围绕打造“长三角绿色高效农产品主产区”的目标,以科技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深入实施绿色工程,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长兴县域一面临湖,三面环山,土壤肥沃,生态良好,物种丰富,具备了发展绿色高效生态农业的良好的自然条件。全县土地资源储备丰富,有耕地67万亩,可开发旱地8.8万亩,林地90万亩,水面10万亩,温度适宜,雨水充沛,无霜期长,盛产粮油、瓜果、蔬菜、茶叶、水产、花卉、苗木等优质产品,有闻名海内外的“太湖四珍”——银鱼、白壳虾、鲚鱼、大闸蟹,有久负盛名的“长兴四宝”——银杏、吊瓜、板栗、青梅。

为了优化农业生态环境,长兴县注重抓农业面(点)源污染治理和清水入湖行动,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水稻重大病虫综合防治,并且建立农药减量控害增效示范区。长兴县推行的测土配方施肥三种服务模式,获得了国家农业部认可,被推荐为全国测土配方施肥的经验模式。

长兴每年投入巨资,进行农村污水治理和村庄环境整治。通过兴建“人工湿地”,农村生活污水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针对农村生活垃圾所造成的环境脏乱差问题,长兴在全县推行将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的办法,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治理农村污染面源的一个突破口。县里专门出台了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建设项目与收集运输“以奖代补”办法,实现了户集、村收、乡镇运、县处理的农村垃圾集中收集处理模式,通过县、乡镇、村、户四级联动,有效地破解了农村垃圾污染突出的难题。

长兴新城环保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垃圾处理、为企业供热、将生活垃圾变废为宝的绿色环保型企业。每天处理垃圾600多吨,最多时可达700多吨。2009年该公司机组并网,“生活垃圾焚烧热电工程”正式投入运营。这种利用垃圾发电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长兴县环卫所将全县每日所收集的生活垃圾,运到位于夹浦轻纺工业园区内的新城环保公司;公司分拣出铁和石头后,将所有垃圾“喂进”两台循环流化床垃圾炉中;同时,利用燃烧的能量转化,企业内配套建设的1台6兆瓦抽凝式汽轮机发电机组和1台3兆瓦背压式汽轮机发电机组进行发电。按设计运行,全年直接“产出”包括:6480万度左右电,为夹浦镇轻纺工业园区12家印染企业小锅炉进行集中供热。间接的“收获”包括:取代12家印染企业小锅炉后,减少二氧化硫年排放量360吨,减少烟尘年排放量242吨;通过尾气脱硫装置,烟囱焚烧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国家标准限值以下,其中二噁英的排放量远低于国家标准。烟囱几乎不见烟,也没有气味,焚烧后的残渣还可以用于制砖等。

作为长兴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主要阵地,新城环保创新锅炉技改,发展绿色经济,通过节能减排、集中供热,取代了周边13台小锅炉。

这项投入过亿的“朝阳产业”工程,其投资者为夹浦镇几位曾经的印染大户。他们看好这个新的投资领域,已经不再做印染了,也减少了不少污染。新项目的投产,不仅可以处理城区及农村的所有生活垃圾,同时可以防止夹浦镇附近热用户企业自建吨位小、热率低、污染排放大的锅炉,大大节约了能源,减少了污染排放,可谓是一举多得。

而在2000年之前,长兴县的垃圾处理基本上靠填埋,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而且单纯依靠土地对垃圾的分解需要上百年时间,其间有害垃圾会通过在土壤中种植的植物,把有害物质转移到人身上,对人体造成诸多伤害。如今,这项过硬的垃圾发电技术,既消除了污染又能产生经济效益,真是功莫大焉!

截至2016年底,新城环保已累计处理生活垃圾60多万吨,发电1亿多度,供热60多万吨。

为了推动农业跨越式发展,长兴县着力培育七大特色产业。以高效生态农业为主攻方向,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和基地规模化、生产组织化、产品标准化的要求,以工业化的理念來发展现代农业,集中力量推进商品蔬菜、花卉苗木(含鲜切花)、特种水产、优质茶叶、高产竹林、水果、蚕桑七大特色产业,建设了一批以提高亩产效益为核心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培育扶持了一批规模大、带动面广、竞争力强的农业龙头组织,大力发展农业标准化和品牌建设,积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泗安的苗木致富路

泗安镇一直是长兴县一个比较落后的山区乡镇,这里的居民原来大多是从温州平阳移民来的,还有部分是从河南光山罗山过来的。我们采访了泗安镇县委正科级组织员黄际来。

黄际来是泗安人,在泗安工作了32年。1978年家里穷,他在生产队上,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干活记工分,往往一年都没分红拿不到钱,最多也就能分红十元、五元,干一天活也就值一角钱。当时洒安人均1.5亩地,粮食不够吃,就到处去借。有客人来招待吃米饭是很稀罕的,大多数时候甚至连番薯干都不够吃。有的家庭主妇到别家去借一两碗米,回到家里想一想将来还是没有米还,就又退还给了人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泗安人才慢慢地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6-1987年,乡镇和村成立了一些企业,主要是建材、砖瓦窑。泗安属于长兴西部丘陵地区,有石矿。90年代初开始搞招商引资,因为长兴靠近安徽广德,因此招来的主要是徽商,他们建起了黄沙厂,搞起了交通运输,把黄沙运到上海去出售。泗安还建起了砖瓦厂、机械厂、毛纺厂、服装厂、羊毛衫加工厂、石灰窑等。

2000年后,泗安建起了工业园区。上海、杭州等都在搞省际产业转移,泗安镇就选那些品质好的再引进来,主要是机械装备、家具、服装、汽车配件等。

泗安历史上徽商比较多,又靠近安吉县,农贸市场比较火。农业方面,1980年代温饱解决了,但还没有余钱,这时开始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如何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1984、1985年作为一种副业,开始种杭白菊,运到广东去卖。又种西瓜、水果等经济作物,但还是以粮食为主,农民收入增加并不多。老百姓挣不到钱,女孩都不愿嫁到泗安来。1986、1987年开始种青梅、板栗、几千张蚕桑,到安徽、温州乐清去采购青梅苗,政府给了贷款扶持,农民收入逐步增加。1993年种旱园笋。1998-1999年提出要“革番薯命”,搞起了优高农业。以前泗安人都是把地瓜刨成丝晒干后再卖钱,因为那时地里种的全是番薯(地瓜),大家都吃地瓜,所以要“革地瓜命”。

2000年,县里实施“510工程”——推广种植蔬菜、吊瓜、水果、优质粮油、畜牧养殖等各10万亩。泗安镇1999年种了几百亩吊瓜,后来扩展到两三万亩,建成了万亩吊瓜基地,瓜子可以做休闲食品,百姓收入明显增加,2000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元左右。

长兴县积极推动高效农业示范带建设,2000年泗安开始试种花卉苗木730亩。苗木种植的带头人叫吴加平。他原为泗安长岗岭牧场员工,在牧场转制后,带着6名下岗工人在房前屋后种起了树,开始绿化苗木的生产培育和经营。

“种番薯、种蔬菜会有人买,种树又不能吃,能卖钱吗?”村民们心里充满了疑惑,都不敢尝试。

镇领导黄际来自己贷款3万元,免费为镇上200多户农民提供种苗。年底再通过申请补助,还上了贷款,推动了苗木产业的发展。

结果,农户们一亩苗木竟卖出了5000元左右。这下子,吴加平家顿时门庭若市,挤满了前来取经的人,纷纷想要种植苗木。

当时苗木发展的环境不好,苗木数量不多,品种不全,挖掘技术欠缺,苗木存活率低,种植苗木的农户少,全镇只有几百亩苗木,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潜在需求。这让吴加平看到了苗木发展的巨大潜力,毅然决定成立苗木公司,创办了长兴县长岗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最初的资金投入只有60万元。

2000年,公司引进了桂花、玉兰、女贞等新品种。

2001年,吴加平种植苗木220亩,年利润30多万元。他凭借着长期从事绿化苗木培育与经营的实际经验和对苗木产业、市场的深入了解,大胆探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采取“农户生产+基地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以公司为龙头、带动周边农户共同种植形成基地,实现运营的良性循环。苗木主要销往上海、江苏、安徽、福建等邻近省份和本省的一些中小城市,行情十分好。

吴加平依托浙江大学科研人才力量,开发新品种,推广设施苗木,培训培养技术人员。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探索大树移植成活的新技术,提高苗木移植的成活率,以此来提高市场的占有率和经营利润。

老百姓从苗木种植中逐渐尝到了甜头,2004年种了1万多亩。县里也及时给予大力鼓励,安排了1000万元的贴息贷款。种苗木30亩以上政府就给补贴,一亩补100元;如果是在公路边种,因为帮助政府做了道路绿化,一亩就补助300元。通过政府引导,泗安苗木产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2012年底,泗安地区苗木种植面积达5万亩。

那时,一棵直径15厘米的香樟就能卖到1000多元。农民收入显著增加。2000年泗安的大街上还没有几辆车,如今,种苗木的村民家家户户都买得起好车,盖上了小洋房。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周边的绿化风景树——200多株银杏树都是从泗安镇七里亭苗木基地移栽过去的,有十几年的树龄。泗安的苗木还卖到了重庆、上海、安徽、江西、江苏、云南西双版纳、湖北武汉等地。有调查显示,上海绿化苗木中的香樟大苗70%源于长兴,其中90%由泗安镇提供;泗安成了上海的“后花园”,成了名副其实的苗木之乡。

花卉苗木产业的做大做强,为泗安百姓增加了收入,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

几年前,泗安镇白莲村还是有名的“地瓜村”,家家户户种地瓜、水稻和油菜,现在,村里都改种苗木,地瓜、水稻和油菜轮作的日子成为过去。大伙儿吃的大米都是买的绿色无公害大米。农民们自己算了一笔账:种一亩水稻的净收入是500元,油菜是300元,轮作一年也才800元,而一棵直径15公分的香樟树运到上海去卖净收入就超过800元,可抵一亩传统作物的收入。一亩直径10公分的广玉兰可抵100亩水稻。有一个苗木大户收购一株直径34公分的银杏树花了1.1万元,没多久一转手就卖了2万元。村民们一边种树,一边帮别人挖树,一年收入近10万元一点儿都不稀罕。早在2006年,该村就已拥有千万元户7户,百万元户31户。

泗安镇有一个被老百姓称为“点木成金”的基地。在这个基地里,被当地农民当柴烧的老油茶树,经过“整容”,3年后每棵都能卖到8000元;2000多元的紫薇古桩进入基地后,形态好的甚至能卖出10万元的天价。

这个基地便是浙江大学生命科学教学科研基地。从这个基地,农民听到了一个“新名词”——珍稀物种繁育。从这里出来的科技成果每年至少有3—5项在当地成功实现转化,全县数万亩苗木基地因此受益,苗木成了长兴农民致富的一棵“摇钱树”。

泗安苗木产业随后又从普通种植逐步向大规模苗木标准化种植、容器种植转型,搞起了鲜切花,建立了苗木合作社,采用同一個品牌,规范生产。种的苗木主要是香樟、银杏、朴树、榉树、桂花树、栾树、红枫等。一棵几十年的桂花树能卖到30万元。2017年有一个老板两棵罗汉松造型树就卖了18万元。

泗安人还把安徽等地的大树收购回来,移植到稻田里,成活之后再伺机出手。泗安苗木效益很好,种一亩粮食一年收益大概1000元,加上补贴200元,扣除化肥、农药、劳力成本,其实农民是亏本的。而种苗木,1厘米直径的香樟卖105元,40厘米的卖三四千元,一亩产值可达50-60万元。而且,国税局对苗木销售还给予免税收优惠,一亩可免2万元,超过2万元的部分交10%的税,税务部门还直接到现场去进行核定。2017年,泗安人均收入达到29800元,其中70%来自苗木花卉产业。

泗安农民原来种水稻还要除虫除草,现在种树就免去了这些田间劳作,劳动力都被解放了出来,就可以到乡镇工业园区去打工,每个月还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这不仅增加了收入,而且还不耽误时间搞苗木田间管理。

苗木产业还带动了很多人就业。譬如有专门挖树的人,一天400元,包工的一天可以挣到1000元。黄际来说,早上4点就起来挖树,挖树人白天干活很辛苦,但是晚上向妻子交钱时又很开心。50到60岁的人都能去挖树。挖树的人还可以评技师职称。挖树人员要吃饭,又带动了餐饮业、运输业。饭店生意很好,都是流水席。运树需要用草绳捆绑,于是就有配套编草绳的。树木养护公司也需要雇工,五六十岁的人可以去种花草,从事花木养护,连老太太都可以从事这些养护工作。泗安薰衣草园一个70岁以上的小工一天可以挣150元,干活的人当中甚至还有83岁的老人。

现在,泗安人开始追求种大规格苗木、一级苗木、名贵精品苗木、容器化苗木。他们的目标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发展苗木要走精品化、标准化、机械化、设施化、容器化、造型化的路子。比如造型苗木,造成孔雀、凉亭、花瓶、椅子等形状,一棵树都能卖到15—20万元。种百合、非洲菊、切叶小菊,从国外引进的七叶小菊1亩产值能达2万元以上。洒安还建起了500亩薰衣草园、1000亩杜鹃花(映山红)等,将农业和旅游结合,搞休闲农业。

有了钱,苗木老板们还捐树帮助镇上做绿化。前几年,镇政府、镇文体中心拆建,周边需要绿化,一棵树2000元,一共需要190万元的苗木。苗木老板们通过开会来动员,一共捐了220万元的苗木。敬老院的绿化工程也是由五个老板义务完成的。

因为天灾人祸造成家庭贫困的贫困户,苗木大户就跟他们结对子,帮扶他们脱贫致富。泗安有100个相对贫困的农户就这样解决了脱贫问题。泗安人还去广德、江西、河南等地种树。苗木大户一年收入可达150万元,最多的达三五百万元。一个家庭一年挣20万元很轻松。因此,泗安这里的人都不愿意进城,念高中时进城读书,毕业后就回来建设美丽乡村,享受小康生活。镇上也建起了3D影院,医院是长兴第二人民医院,设施设备好,还经常邀请浙二院的专家到这里来坐诊,生活同城里并无太大区别。

短短几年,泗安人的人均年收入就从千把元上升到了八千元。真是,一棵树富了一方百姓!2008年,全镇居民储蓄存款5亿多元。泗安镇这个原先的长兴县的“西伯利亚”陆续被授予了“浙江省文明镇”“浙江省生态镇”“浙江省十强花卉苗木乡镇”“浙江省特色农业产业(苗木)强镇”“浙江省富民兴林示范镇”等称号。

泗安镇是国家级卫生镇,镇文化站2015年被评为全国十佳优秀文化站,中宣部原部长刘奇葆曾在这里召开过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泗安文化中心建筑设施非常完备,有体育健身、乒乓球室、戏曲、书法、棋牌和图书室,图书室藏书十几万册。平常还搞各种业务培训,包括成人月嫂、陶瓷制作、种树、烹饪、裁缝、盆景制作等。从外面请专家来教授这些课程,由政府来买单。2016年泗安还成立了长兴县第一个乡镇文联,办起了《四安》文学杂志。杂志一年出两期,印刷费、稿费由镇上承担。2015年,镇政府资助徐侠出版了其第一本个人散文集《寻找汉朝人的足迹》。

富裕起来的老百姓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转变。以前人穷志短,夫妻吵架、赌博成风,现在这些已经很少见了。生活改善了,老百姓都很重视身体健康。社区医生平常为农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等服务,医生都和农民家庭签约,上门服务。每人签约一年,收费30元,包括血糖、血压检测,门诊挂号免费,医疗报销额度提高。政府通过宣传发动,每年对65岁以上老人和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免费体检,包括心电图、B超、血生化、肝肾功能等检查。农民医保一年一人政府补贴940元,自己掏450元,所有农民都上了农保医保。

“点树成金”的童鸣初

童鸣初是泗安镇赵村村民,长兴县长绿特种园林工程技术研究所所长、长兴树文化博览园创始人,拥有四大苗木基地和一个奇树文化博览园。企业注重品牌建设,2005年注册的“泗安红”苗木2015年被评为浙江省著名商标。2013年研究所获得浙江省农业科技企业称号。2013年,绿化苗木自产自销及收购额达到2120万元。童鸣初还曾获众多荣誉称号,如全国农村科普带头人、浙江省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浙江省优秀林业科技示范户、浙江省十佳花木经纪人、浙江省园林专业农民高级技师……

童鸣初创造了泗安镇乃至湖州市苗木界的多个第一:第一个开发荒山,第一个规模化种植绿化林,长兴苗木产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做造型树……他倡导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

1987年,童鸣初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他大胆承包了村里一片150亩的荒山种果树。那时,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石头山,杂草众生、遍地砾石。年轻的童鸣初万万没想到,开垦这片荒山竟然花费了他十多年时间。但是,也正是这片荒山,揭开了童鸣初辉煌人生的序篇。

由于没钱买肥料,童鸣初和父亲承包环卫所的垃圾清运工作。将收来的垃圾发酵,二次利用变成肥料。收了近十年的垃圾,童鸣初终于将一百多亩的山都施上了肥,种上了树,绿化了荒山,被县政府领导称誉为“绿色的画笔”。

2000年,长兴苗木产业开始崭露头角,童鸣初果断决定,将果树改种苗木。

当时,培育一株香樟幼苗可以赚0.1元,1亩地能赚2万元左右,童鸣初感到非常满足。然而,2005年的一次广东之行过后,童鸣初便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赚钱速度。

那一年,他收购了一棵没人要的树,结果竟然让它增值了20倍。

一天,一个名叫郑南的苗木商找到童鸣初,向他推销一棵1000多元买来的却没人要的三角枫。那棵树没有土球,树根裸露,已经严重失水,郑南找了几个买家,都不愿意收购。他们说这棵树怕种不活,没有卖的价值。

但是童鸣初看到这棵树树枝扭曲如虬龙,斜过去,又折过来,再弯过去,又弯过来,还翘向天上去。对这棵树的形状他感到很惊奇,便爽快地答应出1500元买下它。

郑南庆幸自己没有亏本。然而,三年之后,郑南多次跟妻子提起这棵树,一个劲儿地说卖后悔了。

这棵谁都不想买的树,童鸣初为何愿意出大价钱买下呢?

原来,在此之前的2005年8月,童鸣初听说广东省顺德陈村花卉世界,有很多名贵的树,便准备了200万元钱,想去陈村买几棵好树。但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这200万元竟然连1棵树也买不回来。

当时童鸣初看中了一棵罗汉松,里面有个老太婆的造型,他感觉真好,就想把它买回去,然而卖树的老板娘竟然开价要460万元。童鸣初一听傻眼了,自己兴冲冲带来的200万元还不够买半棵树。

在此之前,童鸣初见过的最贵的罗汉松也就值20多万元钱,但这棵罗汉松,经过人工造型,主人精心打理,树形丰满,树干苍劲,竟然能卖到如此天价。

这棵开价460万的罗汉松,让童鸣初开始关注造型树市场。他了解到,苗木的市場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绿化环境向美化环境转变,那些造型奇特的树利润远远高于普通苗木。

从广东回来后,童鸣初看到了那棵没人要的三角枫潜在的价值。

童鸣初买下这棵树后,精心照护,不仅救活了它,而且经过修枝、拉片,造型非常奇特,变成了一棵艺术树。这棵树的升值空间非常大,保守的估计价格也要在3万元以上,增值了20倍。

童鸣初将他的树艺园命名为“快活林”。在这个园子里,童鸣初移栽了许多从全国各地搜集和采购来的珍品树。其中有一棵从安吉买来的几百年的老树,原先栽在一个院子里,鸡和牲口就关在里面,踩来踩去,泥土踩掉了,树上面的根露了出来,上面结满了一个个结。买的时候童鸣初花了1万多元,现在这棵树价值数十万,成了镇园之宝。

园子里的每一棵树,无论是朴树还是桂花树、杜鹃树,都各有其不同的身世和来历。但是,几乎每棵树童鸣初买来的时候都花了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有一棵看起来不起眼的像戴着方巾的杜鹃树还花了他20万元。

童鸣初对树痴迷,爱树如命,只要是他看上的树,出手都很大方,甚至他来买树,卖家还会故意提高价格。只要是童鸣初看中的树,不管多少钱,他都要买回来。

2008年,童鸣初去了安徽,当地新农村拆迁,有一棵“人”字形的树要挖掉,童鸣初就把它买了回来。这棵树人人称奇。

受到这棵树的启发,童鸣初开始对园里一些树动刀,几十棵原本长得好好的枫树,硬是被他劈成了“人”字形。

被童鸣初用刀劈过的树不仅没有死掉,反而越长越奇特,也越长越有味道和耐看。再过几年,两棵树都变得很光滑,还长在了一块。

童鸣初的这些奇形怪状、“别有姿色”的树,吸引很多买家慕名而来。

客户单爱林说:“不懂艺术的人肯定认为它不值钱,懂艺术的人,就不是价格多少的问题了。”

客户张小妹说:“我们的度假村房价就是五六万元一平方米,差的东西也不能用。”

但是对这些人,童鸣初竟然一概拒绝了。有一位老板出价18万元要买他一棵金条树,他都不卖。如果换作别人肯定就卖了。

到2010年,童鸣初为了买树已经投入5000多万元。这时,一直积累的家庭矛盾爆发了。

因为买树,妻子一年到头都没钱买几件新衣服,女儿上大学还要自己做家教赚生活费,日子紧张的时候,家里甚至连买米的钱都没有。童鸣初一家四口,就住在快活林园中的一个小房间里,房子是几年前装修的,总共花费1万4千元,还没有园里的一棵树值钱。看着一起种树的老板都住进了漂亮的楼房甚至别墅,妻子非常恼火。

2010年,童鸣初提出还要去银行贷一笔钱买树,妻子毛其英急了。她对童鸣初说:“从一开始你就是借钱,现在20多年了还在借钱,你不要一辈子都在借钱,你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事情。”

原来,在2008年初,童鸣初迫于资金压力,把自己的30多棵造型树以100多万元的价格都卖给了一个房地产商。当时童鸣初觉得价格不错,但现在却追悔莫及。因为这些好树现在都买不到了,即便出再高的价钱也买不到。

2011年,童鸣初又去广东陈村看望那棵开价460万元的罗汉松,再次深受启发。他分析了一下,这棵树有50年树龄,是两代人坚持培养才出了这么一棵树,于是,他也决心要跟他们学,一个人一辈子造一棵树,甚至几代人造一棵树。

房子可以以后再建,好树错过就没了,童鸣初坚定信念,再困难也要守住自己的这些树。他下定决心要拼命地干,把自己的园子,建成一个全国性的示范性家庭农场,他的目标是建成全省全国最好的一个家庭农庄。只要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他就要无条件地拼命下去。

要把快活林建成家庭农场或树博园,童鸣初还要源源不断地投入资金。

2012年,泗安镇政府为童鸣初申请做了180万元的担保贷款。在发展精品树木的同时,童鸣初还把自己另外700多亩山地都种上了香樟、银杏。这些短期经济苗木,每年能为童鸣初带来500多万元利润。

2013年11月27日,长兴县苗木大会,童鸣初和一家广东的苗木绿化企业现场签订了5000万元的意向合同,出售香樟和银杏。他许诺给对方“三包”:包质量,包效率,还包成活。

大会上,童鸣初展出了他的部分短期造型苗木。这些苗木一上市场就受到了追捧。原先一棵卖十几元的树,短期造型之后就可以卖到几千元。有几棵树他就造成字,比如“爱我中华”等。还有一些三角枫,他刻意让它们长到了一起,这要是放在农家乐门口就都是一道美景。

2016年,童鸣初的绿化苗木销售工程额达到2000多万元。在实现人生梦想的同时,童鸣初没有忘了先富带动后富。他利用“基地+研究所+协会+农户”的农业产业发展模式,辐射带动泗安镇4600名农户发展名特优新经济作物和绿化树苗,面积达15万亩,做成了引领该镇苗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方产业。

苗木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为了让更多的农户参与苗木行业的转型升级,童鸣初捐给镇农函大辅导站7万元,用于举办三期绿化苗木工和造型高级工培训班。而他本人也被聘为农函大讲师,为学员讲解苗木如何管理、修剪、造型等知识。

童鸣初是一个很干练的中年人。3月24日下午,我们参观了他创办的闻名遐迩的树博园。

童明初告诉我,他1981年高中毕业,1985年开始从事水果种植,那时国家还不允许这么做,1986年还只准种粮食油菜,搞粮油生产,不允许种经济作物,因此他是偷偷摸摸开始种水果的。现在,他主要做造型苗木,由工人来把树木弄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经过15年的时间树木才能长成一定形状,比如镂空的小孔;50年树木才能长到一起,变成一个花瓶或其他造型,那时这棵树就特别值钱了。在昆明植物园,有一棵花瓶树已经长到一起了,价值300万元。树老了以后就会长瘤子,丝绵木长得粗,艺术家们喜欢来观察,经常来树博园这里来观赏弯来弯去的丝棉木。丝棉很适合做造型苗木。

童鸣初深有感触地说,苗木造型需要几代人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搞,才能搞出一些有文化的东西。几乎所有的树都可以编织成各种形状,有的在花瓶树里再种一棵树,就像槐抱柏一样,这是一种树文化。

白莲村巨变

白莲村位于泗安镇东侧的村镇结合部,与泗安工业区交界,318国道穿村而过,该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古时村中多水塘,塘中多种莲藕,白莲盛开硕大而香飘四方,传说在唐代是贡品。该村人口以移民为主,来自平阳、河南、安庆各地,全村农户951户,人口2882人,耕地面积2522亩。原先白莲村农民以种植番薯为主业,生活极其艰难,多数人家住的都是茅草屋。

白莲村历史悠久,堪称是浙江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方。2004年在白莲村西山自然村北七里亭发现了一处“陇岗”形旧石器遗址。2005—2006年文物部门在此发掘出土了石核、石片、断块(片)、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球等800余件,时代为中更新世,最早达100万年以上。七里亭遗址现存区域保存良好,內涵丰富,区域文化鲜明,它把古人类在浙江省境内劳动、生息的历史提前了100万年,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2006年,七里亭遗址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以来,白莲村发挥本地人文自然、地理位置、物产资源、生态环境等优势,加快新农村建设。一是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以苗木为主导产业,白莲村已打造50亩苗木基地20个,全村共有10亩以上苗木种植大户100多户,种植苗木4500亩。二是加速发展工业经济。通过招商引资,划出集体土地100多亩,成立工业孵化区,引进3家大型企业落户办厂。

农民有了钱,茅草屋先是被改建成瓦房,接着又被改建成楼房。这几年,又都纷纷建起了农村小别墅,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花园式小院,都买上了高档小轿车。2012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不无赞叹地说:“长兴县泗安镇百分之六七十的村民都开着小车去干农活……”这条新闻报道正是白莲村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通过种植苗木,白莲村已从“民穷、村弱”发展为美丽富饶的魅力乡村。

如今,全村85%的农民都在从事跟苗木相关的工作。其中不少村民已从普通农民蜕变成了富有经济头脑的苗木经营户、企业主,陈邦强就是其中之一。

陈邦强一直以务农为主,干活很累,收入又少。

1998年起,村上陆续有人开始种植苗木。当看到那些养了几辈子蚕桑的人家都放弃了桑树地而改种苗木,而且政府也鼓励从传统农业向苗木产业的转型升级,陈邦强便大着胆跟着种起了香樟、合欢等。就这样,他从一个种番薯种桑养蚕的农民,摇身变成了一名苗木种植户。

开始时种植香樟、合欢,后来增加了市场行情更好的樱花、广玉兰、桂花、紫薇等花木,白莲村的苗木品种达到了几十种之多。陈邦强的苗木种植也向多样化、专业化、精品化发展。

到2005年,白莲村的苗木种植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技术指导、日常养护、挖树、运输、小型餐饮,甚至连“看树先生”这样的苗木经纪人等工种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小有气候的苗木经济。

陈邦强也逐渐从养护工作中脱离出来。他请了10个工人帮忙施肥、喷水,要是有订单就请专门的挖树工、运输工来帮忙,而自己则转向以管理和营销为主。由此,陈邦强从一名苗木种植户又摇身一变成了苗木经营户。

这时,泗安苗木业开始了第二次转型升级,走向标准化生产管理。陈邦强学历不高,但他也认为实行标准化有好处。于是,他开始筹备成立公司。

2008年,陈邦强的苗木种植面积超过了300亩,他注册成立了浙江长兴永诚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被县政府授予“农业龙头企业”称号,以企业化运作的方式开展苗木种植、经营、承包工程等。于是,他又变成了一名企业老板。

2009年以后,泗安苗木业开始发展大苗容器花和鲜切花、盆栽花卉,进行第三次和第四次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陈邦强通过引进银杏大苗,使公司的年产值达到了1000万元。

前几年,陈邦强的苗木基地一直以种植榉树、无患子、黄山栾树等常规树种为主,但是这几年,他发现常规树种虽然销量高,但是种的人多了,总有一天也会面临市场饱和的问题,如果不改变方向,这对企业来说将会是一个致命的隐患。为此,他经常借助网络,通过互联网了解如今苗木市场的行情和需求。他还经常参加各种苗木展会或者去全国各地考察。有一次在北方考察途中,陈邦强发现北方常绿的树种很少,冬天许多山都是光秃秃的,毫无生机。他意识到现在北方许多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政府在绿化方面的补贴力度也会持续增大,迫切想要采购一些耐寒常绿的品种,因此从2017年起,他专门针对北方的这个大市场种了200亩比较耐寒常绿的树种。

在陈邦强看来,泗安镇这些巨变要归功于政府的引领,用习近平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来形容泗安的發展理念再合适不过了。

藏在山岕里的“古茶村”

水口乡位于长兴县西北部,历来以紫笋茶、金沙泉而闻名,有“茶文化圣地、生态旅游乡”之美誉。

春节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3月21日下午,我们来到了水口乡悬臼岕。岕,山间谷地之意。悬臼岕这里有40多家农家乐,每一家都客满。

我采访了一家名叫“友鑫”的农家乐。老板是一个中年男子,他说一年能够赚到三四十万元,家庭宾馆平常都是客满的,到了节日时更是一房难求。在友鑫门口,我见到了一位老太太,她一个人坐在门口,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她告诉我自己是从上海过来的,这里的卫生条件好,吃得好,住得好,休息得好,很开心。春天的时候可以到山上去挖笋、采摘水果,边上又有水库,有步行栈道,可以步行养生,过着很好的一种慢生活。这次她是同小女儿的闺蜜两口子一起来的,从上海开车到这里只需三个小时,从上海出城时比较堵,然后就一路高速畅通无阻。她每年都会来这里游玩四五次,今年春节她已经到这里来住过两三天了。4月初她还要再来一次。这里能够吃到绿色的时令蔬菜,而且宾馆门口就正对着玉窦泉。

水口乡地处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地带,相传是陆羽《茶经》的写作地之一。乡村旅游已在这里红火了十余年。

水口乡发展之初游客以老人居多,当时的私家车尚未像今天这样发达。于是,水口乡的农家乐便尝试开展大巴定点接送服务,为游客提供方便。大巴接送慢慢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加上水口乡民风淳朴、美食众多,最后留住了很多回头客。

如今的水口乡不仅风光秀美,而且成了“浙江省民宿样板区”。很多与当地人熟识的上海游客会主动把钱抵借给农家乐业主,帮助他们扩大生产,改进设施,相互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还有一批年长的客人,一年要在这里住上200天,也就是在城里住半年,再到乡下来住半年,就像候鸟一样来回迁徙。

2005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水口乡的村民看到了希望。

要实现真正的“水更清、地更绿、天更蓝、景更美”,长兴县采取的做法是加快推进各项整治提升工作。2015年9月,长兴县重点对水口乡顾渚村悬臼岕片区内的违章建筑、环境卫生、民宿庭院与外立面、民宿规范办证、水环境等开展综合治理,同时进一步完善景区基础配套建设。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景区环境面貌明显改善,农家乐户均收入增加约30%,游客满意度明显提升。

以民宿产业为例,此前顾渚村、悬臼岕自然村存在大量违法建筑和私自搭建的桥梁和围墙,侵占了大量公共空间。整治提升工作启动后,拆除违建6.2万平方米,累计投入资金9400余万元用于民宿立面、庭院改造工作,倒逼农家乐转型升级,向全域旅游、全龄旅游发展,全力打造乡村旅游的升级版。

目前,水口乡村旅游产业聚集区形成了完备的“吃、住、行、游、购、娱”服务体系,农家乐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产业链的发展壮大,形成了农村产、供、销的产业化生产体系,给交通运输和旅游业带来了发展空间。

据了解,2017年水口接待游客近315万人次,仅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即实现收入7.9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004年的3888元增加到2017年的35590元。顾渚村900多户人家中,直接从事农家乐、民宿经营的超过80%,剩下的村民也基本从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工作。2018年春节假期,顾渚48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一共接待游客18.5万人次。

长三角的风景名胜不在少数,为何那么多上海人偏偏钟情于水口这处乡野呢?

首先是因为吃得好。像顾渚村全村竹林遍布,春茶、春笋是此地特产,一年四季,农民自种的有机水果蔬菜从不间断。马路边的林子随处散养的土鸡,它们吃菜、吃虫,下土鸡蛋。所有这些,对于大城市里的人来说,都是相当稀罕的天然食材。

大城市的年味越来越淡,可走进这里的农贸市场,浓浓的过年气氛扑面而来。

其次是因为好山好水好空气加上医疗价格实惠。申兴疗养院是全村唯一一家疗养院,每月只需1500元,吃住全包。81岁的上海老人陆老伯就在这里住了十年。

而为接待好外地客人,当地农家乐也在走规范化管理的道路,每年还会开展星级评定。如今,顾渚村已成为浙江省农家乐特色示范村。

北汤村:一朝吃上旅游饭,三年摘掉贫困帽

2017年7月18日,中国最美村镇网站上公布了“中国最美村镇与人物”第一轮入围名单,共100家和150人,长兴县也有一村、一人入围。这就是北汤村和北汤村支书汪海浪。

用“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这句诗来形容现在的北汤村再合适不过了。走进村庄,阡陌交通、水塘相连,到处是白墙青瓦的徽派建筑,村容整洁,村风和谐,家家户户生活其乐融融,让人根本无法想象,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市级贫困村”。

北汤村,地处长兴县林城镇西南,由原北汤村、孟村合并而成,占地面积4.65平方公里,辖11个自然村、20个承包组。目前有农户746户,常住人口2307人,耕地4922亩,水塘1500余亩。近十余年来,北汤村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休闲旅游,村集体收入从2006年的不足3万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230万元,201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1000元。在村干部的领导下,北汤村正逐步变成一片“村在林中,民在花中,游在画中”、具有浓郁“水乡”风情的七彩宜居宜游之地。

曾经的北汤村,经济贫困、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落后,全村7公里长的中心路都是泥土砂石路。2007年,北汤村迎来了一位新书记,也正式开启了北汤脱贫致富的时代。这位新书记就是北汤村党支部书记、股份经济合作社社长汪海浪。

“要脱贫,先修路。”汪海浪一到任,二话不说先修路,他自掏腰包为村里修建好7公里的道路,并建好了4.8公里的标准 堤,打通了村内外的交通,使村里的农产品能够便捷地运出。

路修好了,汪书记又开始犯愁了,到底应该如何让北湯村村民脱贫致富?紧接着,他带领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调研,了解到一直以来村里都是“七分田、三分水”的纯农业,经济基础薄弱,村民增收困难。于是,村里研究决定,通过土地流转,鼓励广大党员干部、村民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这一招果然奏效,2009年全村人均收入11741元,村集体收入43.98万元,三年就摘掉了贫困帽!

致富需要带头人。2010年汪海浪带头种植芦笋。头一年,他承包了100亩地,每亩净赚了5000元。这下子,村民们就像吃了定心丸,更加坚定地跟着汪支书种植芦笋。

随着村民们的种植技术普遍提高,芦笋产量也稳步提升。北汤芦笋远近闻名,经济效益一年比一年好,每亩年利润从最初的5000元涨至20000元。如今,北汤村已建成湖州市首个“全国蔬菜标准园”,荣获湖州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长兴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村等称号。

通过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和种植芦笋,村民们摆脱了贫困,但如何进一步帮助村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质量,又成为摆在村干部面前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给了北汤村新的启发。北汤自然环境优越,适合花卉生长,用旅游业带动村民就业增收正是深入践行“两山”重要思想的正确举措。

于是,北汤村又开始大力发展农村旅游业,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开发建设新北汤,浙江七彩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耗1.5亿元投资的七彩北汤项目年年扩建,形成了花卉产业特色旅游。春天有樱花,夏天有荷花,秋天有菊花,冬天有腊梅,园区主打月季,一年四季都有盛开的鲜花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现在,这个昔日的贫困村,已华丽变身成为现代生态农业园,成为集农业产业、休闲娱乐、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2017年,北汤村顺利取得全域旅游牌照,整村被列入“3A景区”,12月,北汤村获评“2017中国最美村镇宜居奖”。北汤村还被评为浙江省文明村、卫生村、森林村庄、五星级民主法治村,湖州市美丽乡村、文明示范村级组织、健康教育村等。

农园变新景

虹星桥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是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镇,面积71平方公里,总人口近4万人,耕地72430亩,其中水田69372亩。多年以前,虹星桥镇作为长兴县的重要粮仓,农业经济一直以粮油作物生产为主,发展模式较为单一,农业产业的经济效益及农民的增收渠道比较单一,农民人均收入相对较低。近几年来,虹星桥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现代农业发展,特别是从2014年开始,以建设新318国道农园新景现代农业示范带为契机,狠抓土地流转和农业转型升级,不断引进有资金、技术和市场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样板工程,并以此为示范,引领带动全镇各村农业抓转型、优结构、强管理,取得了可喜的变化和成果,较好地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

截至2017年底,全镇土地流转率达75%以上。全镇共有较大现代农业企业 20 多家,农业专业合作社66家,家庭农场60家,建立省级粮食功能区1个,县级粮食功能区27个,市级农业精品园4个。特别是农园新景农业综合园区建设有力,龙从葡萄精品园、虹溪水果精品园、塘湾生态农业园、蠡塘特种水产园、光伏农业科技园等5大园区高标准建成。以较大的规模、良好的设施、标准的管理、现代的经营理念,虹星桥镇打造了现代农业园区的样板,促进了农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引领带动全镇现代农业的稳步发展。

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虹星桥镇根据社会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不断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目前已经形成以粮食生产为主,各种特种水产和特色水果、时令蔬菜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全镇共有粮油作物种植面积90000亩(复种面积),生态鳖、河蟹、青虾、龙虾、黄颡鱼等特种水产10000亩,葡萄6000 亩,设施西(甜)瓜960 亩,火龙果450亩,蓝莓130 畝,芦笋650 亩,其他设施蔬菜1700亩。

与此同时,虹星桥镇不断打响农业品牌。通过加大对业主的科技培训、专家指导、外出考察等多种方式,提升农业基地的产业品质和品牌。经过培育,农业品牌不断叫响,知名度不断提高,除了原有“忘不了”牌生态鳖及“虹观”牌小兰西瓜双双获浙江省名牌产品和著名商标称号外,2013年开始,长兴虹韵西瓜合作社及长兴虹星桥香乡西瓜合作社的精品西瓜分别获浙江省农博会评比金奖和优质奖,长兴海华葡萄专业合作社的“东方之星”葡萄及香乡西瓜合作社的“虹香乡”西瓜、长兴水红葡萄专业合作社的“恋红”葡萄分别获湖州市名牌产品称号。5年来,虹星桥镇获无公害产地认定面积2万亩,无公害认定产品25个,市级农业大好高项目8个,市级农业龙头企业2家,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1个,市级休闲农业示范点2个。

全镇农业效益不断提升。各类产业农业效益均有较好增长,如:粮油产业通过高产示范方等培养和引领效益亩均800元,葡萄产业亩均6000元,设施西瓜亩均8000元,甜瓜亩均6000元,火龙果亩均9000元,生态鳖、青虾、黄颡鱼等特种水产亩均5500元,常规水产亩均2500元,设施蔬菜亩均7000元。各农业基地的发展壮大,也带动了周边百姓增收致富,群众一边拿土地租金,一边在基地打工赚钱,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的17207元上升到2017年的27817元。

4月12日下午,天灰蒙蒙的,我们来到了虹星桥镇郑家村,这座色彩鲜艳明快的乡村,让我们眼前一亮,使得灰蒙蒙的天空也有了光彩。

陪同我们的是虹星桥镇党委书记陈峻强和副镇长郝晓彬,还有农园新景金唐湾水果乐园的老总倪建明。

农园新景景观带,沿318国道铺开,大约38公里长,犹如一条绿色的哈达挂在大路的两旁。从吕山乡到虹星桥镇,道路两侧种植着各种水果花木,包括热带水果、葡萄、火龙果。

北纬30°,被称为最神奇的纬度,农园新景景观带正好处在这个纬度上。郑家村种植有小甜瓜、小兰西瓜、哈密瓜、火龙果等各种特色水果,因此被称为北纬30°上的一个甜蜜的村庄。郑家村的村歌就叫《北纬30°最甜蜜村庄》。歌中唱道:“这里四季如歌瓜果飘香,这里游人如织快乐非常……甜蜜的人们声声欢唱,甜蜜的一代健康成长……”

倪建明的水果基地里的草莓正好成熟,一颗颗草莓和樱桃西红柿鲜红欲滴,很是诱人。咬一口,甘甜清冽,滋味可口。

这个淳朴地道的农民企业家曾经开过建材公司,后来转型回到村里当上了农民。他1970年出生,大儿子已上大学二年级。他是这个村的女婿,在郑家村流转了200亩土地种蔬果,山上还有200亩茶叶地,用来种红茶和白茶。每亩每年付给原来的土地承包者600斤稻谷,这对于原来的承包者而言是非常合算的。农民的土地大部分都流转给了种养殖大户,只留一点点责任田种蔬菜等供自己食用。倪总的农业基地种植的这些水果蔬菜,四季都可以供游客采摘品尝。他还办有农家乐,游客们可以在这里用餐,吃到地道的农家饭菜,这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游玩采摘和休闲旅游。

郑家村就在新修的318国道旁,地处农园新景的中段。以前灾害多,洪水经常淹没村庄。作家张加强回忆说,1982年他下去蹲点的时候到郑家村,当时都进不来,因为道路非常泥泞,加上洪水泛滥,基本年年都有内涝。现在,洪涝灾害已经治住了,郑家村正逐渐变成人间桃源。

2016年起,郑家村依托农园新景建设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借助3D彩绘与现代农业相结合的形式打造美丽乡村,使特色乡村形象更加鲜明,更能突出美丽乡村的高品质和高档次。郑家村彩绘特色小镇以3D动画《马达加斯加》为主题,根据原创作品,将郑家村农园新景综合服务中心树立成一个标志性区域,利用逼真的3D绘画艺术,打造集视觉艺术性、娱乐互动性、生态风情为一体的,有格调的服务中心。

3D彩绘特色小镇的方案一共分为三期。第一期包括郑家村及核心区域,第二期是生态种植区,第三期是旅游观光区。第一标段的墙体绘制已经完成,人们创作了不少于1900平方米的3D动画,为郑家村披上了一件别具风情的彩绘外衣。郑家村村里各座房屋的外墙上,如今都已由专业美术人士画上了3D动漫壁画,有各式各样的动物,如爬高的熊猫、鳄鱼、老鼠、猫、狗,自成一格,立体感很强,非常吸引人。绘画是由专业团队进行指导和绘制的,因此水平很高。它是另一种高层次的专业涂鸦,让人感觉恍如被牵引着进入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郑家村有一个公共的露天舞台,就修在马路边上,一面是白色的墙,可以作为屏幕投影,演电影和进行各种歌舞表演。有一回,浙江省文联送文艺下乡来郑家村大舞台表演,人山人海,一个个农民自己背着小凳子来看演出。演员们很久没有见到如此独特的表演场所和如此热情的观众场面,都特别感动,表演也特别投入。

村干部很有上进心,原先村里没有公共文化设施,他们找到了县文礼办的刘月琴副部长,提出建文化礼堂,请县里给予指导。县委宣传部考虑到郑家村正是农园新景示范带的一个节点,便按精品示范的要求,给予重点指导,当时的县委书记吕志良专门作了一个批示。通过一次次的协调,各方齐心协力,郑家村礼堂就办了起来,礼堂位于318国道旁的村核心区域,很有特色。

郑家村文化礼堂雄伟高大,可容纳二三百人,既可以办寿宴摆婚席,也可以设置T台,让模特走上台,展示各种特色农产品。文化礼堂还可以举办演出、讲座、晚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村里有自己的习俗,比如编斗笠、包粽子、上梁等各种习俗,这些习俗都在文化礼堂里集中进行展示。这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村庄里通过一代代农民进行传承。礼堂四面墙上挂有善行义举榜、贤达榜、学子榜、笑脸墙等,显得非常喜庆,而且富有教育意义。寿星榜挂着的寿星照片,都是村里八九十岁老人的照片,一个个笑呵呵的,看起来非常幸福。在这里,老人可以办寿宴,青年人可以办婚庆,寿宴婚礼都显得很有档次。每逢过年人们还会在这里举办村晚,唱村歌……

文化礼堂的布展也是由县文联专家进行指导,总由县诗词楹联协会主席杜使恩作总顾问。而图片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陈鲜忠多次前来采风拍摄的……

因此,所有的装饰没有一点儿粗制滥造的痕迹,而显得相当精致美观。村里的步道也被刷成了彩色,彩色步道可以用来散步,还可以休闲游玩娱乐。以前在村里穿鞋,走的是烂泥路,鞋子很容易就破了,现在村里都铺设了柏油路。村里的生活污水都排进了管网,村里还建有专门的污水处理终端,将一个村的污水收集起来,汇集在终端处理。

一座废弃的水塘被改建成了一个观光的湖泊,湖上建起了吊桥。吊桥大约有100米长,站在吊桥上可以抖来抖去,颤颤巍巍,惊险刺激,特别适合小孩游玩。在房子之间的草地上塑造有各种动物的可爱形象,包括熊猫、熊、兔子等。鱼塘边可以垂钓。农园种植有火龙果、葡萄、草莓、小兰西瓜、哈密瓜、水蜜桃、黄桃等,可供人休闲采摘。村里还把一片空地划分成若干小块,可以供城里人来此自己动手种植土豆、花生、黄瓜、豌豆、蚕豆等蔬菜,体验农事劳作。平时由当地的农民代为进行田间管理。等到蔬果成熟的季节,代管农民打个电话或是发条微信告知,城里人开车沿着318国道不用20分钟就能到达郑家村来采摘。城里人还可以体验采桑养蚕、晒制菜干等农事活动。

从青梅到红梅:一剪梅红遍天下

在长兴县农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东方梅园董事长吴晓红的人生传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華章。

其实我早就听说过浙江长兴县东方梅园老总吴晓红的大名,2013年时参观过由他创办的古木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民营博物馆,位于湖州市太湖之滨,是全国首家古木馆,也为我等前所未见,因此我那时就对古木博物馆的主人吴晓红感到了好奇。2018年2月5日,因为采写长兴县改革开放历程,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他其貌不扬,身材中等,衣着非常简单朴素,甚至说得上是有些随意,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做成了两桩常人难以想象的伟业。一是把青梅树嫁接成红梅树,在全国各地搞起了红梅产业,再一个是相继在北京、上海和湖州都创建了古木博物馆和关于古木的研究体系,使散落在自然界的枯木变成了古木产业,变成古木文化。

谈起建造古木博物馆的初衷,吴晓红回忆说,2012年他去美国访问,看到有一棵枯木很隆重地摆放在黄石公园内。他好奇地问当地的朋友,为什么要把它放在那里?美国朋友解释说,美国的历史很短,要把所有有历史的东西都展示出来,而这棵枯木它是有历史的。吴晓红心里想,这算什么呀,我们中国上下五千年,衍生出多少自然和历史瑰宝,他脑海里马上浮现出自己年轻时采购木材时的情形,我们中国类似于这样的枯木有很多,如果把它们搜集起来,随便怎样也比眼前的这棵强啊。

吴晓红是木工出身,曾有到全国各地采购木材的经历。当年国家给长兴县在长白山分配了1万立方米木材,就是吴晓红想方设法将其运回长兴的。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吴晓红负责跑遍全国各地林区,去把国家分配的木材采购回来,因此,他对全国的森林非常了解,经常自己坐车走南闯北,摸遍了全国的林业资源。

从美国回来他萌发了一个想法,要搜集枯木,要挖掘枯木里的森林、生态、科普文化,要把它们聚集起来,建造一座博物馆。可那时他是一名国家工作人员,而建古木博物馆需要几千万元资金。这个梦想虽然没有办法实现,但吴晓红却一直藏在心里。到了退休之时, “忽然上帝赐给了我很多钱”——吴晓红说,因为他用前瞻性目光,把当地濒临砍伐的青梅树嫁接成红梅树,开创出了一个新产业,赚得了能实现梦想的财富。

2001年,一直对木头有特殊感情的吴晓红和红梅结下了一世之情。

早在20世纪80年代,江南青梅种植兴盛,青梅大多可做梅酒、蜜饯、梅精,在食品、药品和饮料行业中用途广泛,是让当地农民视若珍宝的名果。全国青梅产地中,长兴独占半壁江山,当地青梅栽培有1500多年历史,素有“青梅之乡”的美誉。县内林城、小浦、泗安、二界岭等乡镇均有大规模的青梅种植基地,到2001年底,青梅种植成为长兴农业的支柱产业,种植面积达到了5万余亩。

青梅树于春寒料峭时开白色花,绵延数十里,惊蛰花谢结青梅,于清明即可采摘。在青梅种植兴盛时,许多青梅树由于树龄老化,结果的数量减少且质量不断下降。由于树不结果,当地农民的做法通常是将树砍去,再种下新的树苗。青梅树生长数十载,树干虬枝屈伸,造型极佳,这对于视树桩为珍宝的吴晓红来说,很是心疼。

吴晓红年轻时就是一个出色的木匠,他做木头物件不循常理,不遵老套,总是千方百计想着如何创新和与众不同,所以年纪轻轻就练就了一身好手艺。平时一有空闲,吴晓红就往山上跑,带个饭团就能在山上待一整天。捣鼓着挖树根,找“树卜头”,每次下山时往往裤脚都撕得不成样子,且满手满脚的泥土,让妻子既心疼又无奈。但因得了形态各异大小不一不同树种的“树卜头”,吴晓红就狂喜,一回家就浑然忘我,一心扎进盆景造型中。中年的吴晓红,人称“浙北盆景王”,他拥有一座盆景园,百余株盆景树秀石润,令人赏心悦目,其中高420厘米的榆树盆景“东方虹株”在1994年还入选过“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从出色的木匠到盆景王,吴晓红天生对木充满了感情和亲和力。中年时,吴晓红又一次独辟蹊径,行走于全国各地,执着地收集大量古木,有松花江的浪木、昆仑山的柏木,有四川盆地的乌木、喜马拉雅山的神木,也有印度的菩提木、非洲的蚂蚁木等,各个古木系列的艺术品一应俱全。吴晓红知道,这些看似“木头”,其实却是遗落在自然界的精魂之作,他把它们聚集在一起,不仅可以研究每一棵植物的生长和变迁,还可以让下一代读懂这些木头身上的历史和故事,这不仅是对环境的保护,更是一份对社会的责任。

1998年,视木为宝贝的吴晓红开始关注到长兴因不结果而被砍伐的青梅树。他想,一株株青梅树沐风雨、汲天地之灵气数十载,风姿已成,不仅有丰富的艺术观赏价值,也是不可多得的造景奇材。假设对青梅树进行造景,那便得嫁接红梅枝条,红梅树干生长缓慢,直径较细,如果二者能成功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一定会有全新的视觉效果。他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尝试运用现代园艺育苗技术,将原先开白花的青梅嫁接成开红花的观赏红梅,这样便可以挽救这些濒临砍伐的青梅树桩。

于是,他便准备对青梅进行嫁接。他想:小小梅桩盆景都能够通过嫁接开出梅花,那么在老的青梅树根树桩上能否进行嫁接,让这个能挂果的青梅树变成会开花的梅树呢?他遐想着,最好这个青梅老树开的是红梅,在腊月初春的季节,红梅开花一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也能带来喜庆吉祥的气氛。

正好他的盆景园中就有一株红梅小盆景,花开时犹如朱砂,颜色艳丽,吴晓红就想拿来试一试。他切下了一小根枝条,将它嫁接到院落里的一株老青梅树上。

2001年初春,嫁接的小红梅在寒风中努力绽放出一粒小小的花苞,露出一点点红颜色。吴晓红的小孙女一大清早就跑来告诉他:“爷爷,大树上的梅花开了,是红色的呢!”

吴晓红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惊喜地跑到院落里。一看,果真那枝新嫁接的红梅已经开出了娇弱的小花。

他的脑子里立刻闪现出一个新的念头,他要将更多的青梅老树进行嫁接,通过嫁接青梅变成红梅,这有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产业。

就在这一年春天,由于日本限制对中国青梅的进口,而长兴青梅又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的青梅卖不上价钱,原来一公斤四元钱,现在只能卖四角钱,还不够成本。许多果农伤心不已,他们感到非常失望,拿起斧头就准备砍掉青梅树,而砍下的果树也只能是当柴火烧,或者还有烧不完的柴火,就只能按照100斤三四元钱的低价卖掉……

吴晓红得知这个消息后,紧赶慢赶赶到林城去。他看到那些被砍下的青梅老树,知道自己来晚了,心疼不已。

他以五元钱一棵树的价格买下了本来将被砍做柴火的老树。

除了买青梅树,吴晓红还把那些种青梅树的土地也承包了下来。一共租了1000多亩地,一亩地一年租金400多元。

梅农们又惊又喜。他们高兴的是,老吴帮他们解决了自家的大难题;担忧的是,这老吴他买了青梅树不会亏本吗?

全县的青梅地数以万亩计,光林城地区就有两万余亩。一下子要收购那么多的树和土地,资金从哪里来?吴晓红想到了家里的房子。这时,一直默默支持他的妻子忧心忡忡,欲言又止,最后轻轻地说:“晓红,我知道你喜欢和木头打交道,你以前买了那么多古木我也没拦着,现在你也退休了,当兴趣爱好不可以吗,你还要把家里的房子卖掉,你真的有把握在青梅树上把红梅种活?”

吴晓红心里不由得又“咯噔”了下,红梅嫁接只在家中的盆景中试验成功,但在大棵的梅树上还缺乏实际的操作经验,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看着相濡以沫的妻子,用坚定的语气回答:“你放心,一定行!”

就这样,58岁的吴晓红花了300多万元,把青梅树和土地一起承包了。谁也看不懂吴晓红想干什么,大家都说,吴晓红疯了,变成“梅桩疯”了。

为了买这些青梅树,吴晓红卖了两套房。把树买下,把地租下来后,老吴开始对青梅进行高位嫁接。

别人看到他用高位嫁接法都感到惊奇。北京有一位花木学博士,认为在青梅上嫁接红梅是不可能的,但是吴晓红硬是把它嫁接了上去。

通常,嫁接都是在砧木顶部上进行,但是,如果嫁接在砧木树冠的顶端,风一吹就会把嫁接的芽折断,新苗长不牢。吴晓红想出了一个绝招,他把嫁接的枝条往下移了一点,在树干上进行嫁接,再用绳子把它绑好,等过了一两年时间长好以后就不再怕风吹雨打了,再对上面的树冠进行修剪。他不仅能够在树干上嫁接,还会腹接,在树的任何部位嫁接都可以,没有任何难度,因为以前他当农民的时候,给桑树、桃树都这么嫁接过,在这方面他很有经验。不过,当他把那些嫁接桑树桃树的经验应用到青梅上,实际上还是冒了点风险的,但是结果却成功了。

第二年春天,第一批青梅基地上嫁接的三千余棵梅树上,红梅枝条的成活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这株株红梅树均有十几二十几年的生长期,树干造型刚劲有力,姿态各异,龟裂的树皮宛如龙鳞,写尽岁月的沧桑,而枝头红梅又烂漫无比,真是老枝新梅,阳刚兼具阴美。这奇特的糅合和创意,流泻出自然造物的神奇和生命的力度。

中国的梅花是可以入画入诗的,以前的梅树都是娇小的,没想到吴晓红居然能嫁接出这么大株的红梅,因此,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前来学习,采用长兴红梅的嫁接技术。

吴晓红的红梅嫁接成功了。他还向周边的农民赠送了10万株红梅枝条,并且帮助他们嫁接,带动大家一起来发展长兴的红梅产业。

为了丰富红梅的品种,提升红梅的观赏性,吴晓红领着种梅大户开始着手培育红梅的品种,他们把散落在民间的二十多个梅花品种拾起来,并且到日本、美国引进了许多国外的新品种,让各树梅花花开各不同。美人梅、宫粉等新品种相继培育成功,更有一株状如朱砂、花色异常鲜艳的奇梅品种,吴晓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东方朱砂”。

但梅花虽好,却在深闺,虽灿烂无比,但也不能只孤芳自赏。为了让红梅走出长兴,2004年,吴晓红注册成立了东方梅园公司,积极收购长兴梅农中的零星梅树,将长兴的红梅资源整合,要打响“长兴红梅”这一品牌,带领梅农致富。

时值改革开放走过20个年头,国家大力发展旅游业和生态观光农业,尤其鼓励民间资本的投入。红梅作为历史上有丰富文化积淀的名花,不能孤芳自赏,一定要走到寻常百姓的身边,让所有人都来感知梅花之韵,迎接春天的到来。

2002年,吴晓红个人出资,在上海世纪公园举办了首届梅花展。

这一举动,在许多人看来未免有些“冒险”,凭一个展览,能把红梅卖出去吗?但吴晓红却不这么想,他關注的是,世纪公园融合了中西方园林艺术的精粹,能在世纪公园开设梅花展,对于长兴红梅是一个打入上海花卉市场的绝佳机会。

所以,他对上海世纪公园的负责人说:“我把红梅花送来免费办梅花展,不影响主要景点,就在空的地方、角落里放一下。”

就这样,经过他和员工们的努力,在十二月的刺骨寒风中,用大卡车将千余盆精品红梅一车一车运抵世纪公园,进行紧张而有序的布展。当时的长兴至上海的全程高速未开通,大卡车要开四五个小时,半夜十一二点装车是常有的事。吴晓红和员工们咬着牙,渴了都来不及喝一口热水,晚上累了就打地铺,倒头便睡。跟随吴晓红多年的员工们都清楚,这是一场实打实的硬仗。不要求回报,不要求利益,吴晓红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把长兴红梅送进了上海这个大都市。

如吴晓红所愿,梅花在正月里香飘上海,千余盆梅花梅桩造型奇特,十余个梅花品种清香绽放,实在是让人大饱眼福。每天都有上万的上海市民前来赏梅,上海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他们称誉长兴紅梅为“梅花仙子”,不仅陶醉于这一美景,更折服于这一奇特的创意。随即,上海世纪公园同吴晓红联系,决定在公园内种植一片梅花基地,也商讨让吴晓红继续筹备来年的梅花展。

从此,长兴红梅一炮打响。

2002年,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六百亩红梅园造景工程也在紧张而忙碌地进行中。年关已近,西溪湿润而寒冷的风从长长的堤岸上吹来,吴晓红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可手心里攥着的,却是一把汗。他心里明白,这六百亩梅园工程,是东方梅园的招牌,也是“长兴红梅”的招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比任何人都紧张。但他又比任何人都自信,“没有金刚钻,揽不来瓷器活”,以他几十年来对花木的熟稔,他坚信,一定可以做好“长兴红梅”这个产业。因为,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愿望,他的背后,数以万计的梅农正翘首以待。

继上海世纪公园梅花展和杭州西溪湿地梅花工程成功后,长兴红梅一鸣惊人,红梅种植和造景工程的订单接连不断。杭州超山风景区、上海东方绿舟和世纪公园、上海城隍庙、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江苏大丰梅园、武汉东湖古梅园、张家港香山公园,无锡梅园、南京玄武湖公园、南京中山陵古梅园、福建鼓山梅园等二十余地都有了大规模的梅花工程。从此,“众香园里梅花著”,长兴的梅花绚烂优雅如同一个美丽女子,在大江南北怒放神韵。

青梅树桩被嫁接成红梅树,一棵卖到了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当地其他梅农恍然大悟,纷纷加入红梅嫁接队伍,向“梅桩疯”取经。吴晓红不仅传授技艺,而且提供种梅的枝芽。就这样,长兴当地的红梅培育面积迅速扩大,达2.1万亩。

林城镇有6000多人从事红梅的嫁接、培育、管理和经营工作。2005年底,全镇红梅销售收入达到5000万元,人均收入超过8000元。长兴红梅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产业,不仅为个人,也为社会创造了巨额的财富。

好消息还在不断传来。

2008年,长兴县被评为“中国红梅之乡”。

2009年,梅花与牡丹被有关方面列入中国双国花。

2009年,经梅花协会认定,东方梅园培育的“东方朱砂”在国际上登录,成为梅花家族里的新品种。

2016年,吴晓红所在东方梅园主持的《三种特色木本花卉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升级关键技术》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至2017年底,中央电视台“致富经”“两会直播间”等栏目共计十余次来到长兴东方梅园,拍摄长兴红梅发展之路。

吴晓红的红梅产业成功以后,他心里的古木梦想再一次升腾起来,这次不同寻常,他有了更多的底气,向着古木博物馆的目标行进。

古木展览中最大的一件作品是陕西一个朋友给吴晓红启发的。他从西安回家,在飞机上看到绵延雄浑的秦岭,就在飞机上构思,要用天然的古木做成一个影像秦岭八百山,他给它起名叫《国魂》,华山、丝路古道、秦始皇兵马俑等,都被囊括在这个巨大的古木影像中。现在,吴晓红又对这件作品进行了扩充,把长白山、黄土高原、珠穆朗玛峰等也囊括进去,总面积要达到2000多平方米,吴晓红打算将其做成一个独立的展馆,代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在陕西秦岭建,在杭州再做一个,全部都用自然的木头来做,不加任何的雕刻。

吴晓红说,世上没有废品,废品就是放错位置的资源,他要用古木,做成一个鲜活的秦岭八百川,让我们的后代看到中国的历史和梦想。

做成了这么大事业的吴晓红,生活却非常简单。至今他还住在一幢两层楼的老房子里。他拥有几万平方米的博物馆,而自己住的房间却只有十几平方米。他说,住的小好啊,夏天睡觉,空调一打就凉,冬天空调一开就暖,夏凉冬暖。人的住房不宜太宽敞,因为气场不足,对身体是有害的。他一生有梅花,足矣!

参加“两会”,要着正装,去超市买又不容易买,吴晓红就从衣柜里翻找出一件看起来比较新的蓝色条绒厚外套穿上。他的衣服每件价格都不超过200元,而在买树买古木的时候,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只要是他喜欢的,看中了就买,毫不手软。

2018年3月25日,我们再次采访了吴晓红。他刚从香港回来,兴奋地谈起他和荣毅仁儿子荣智健见面的经过。

荣智健喜欢梅花,每年都悄悄地来东方梅园看梅。2018年他又来了,问吴晓红,今后怎么打算?

吴晓红说,他已经70多岁,资金和财力都不够,但是他还想搞一座梅花庄园,不同于农庄、民宿农家乐,因为他看到,外国的国家元首都是住在庄园里,而且常在庄园里接待外宾,他也想搞这样一座庄园。

荣智健说:“我投资,协议、股份我都不要。”

吴晓红说:“您什么都不要,那我不能要您投资。”

荣智健回去后,吴晓红想来想去坐立不安,没过几天,他就赶去了无锡,对荣智健说:“荣先生,你不能不拿我一点东西,这样我心里不踏实。”于是他就把自己东方梅园古木博物馆的房产证带去:“我把我的房产证放在您这儿,这样我心里才安定。”

荣智健接过吴晓红手中的红本本,问:“这是房产证?不用不用,我投资,是看重你的人、你的梅花!”

吴晓红问荣智健:“您为什么这么信任我?”

荣智健回答:“因为你这座梅园里,哪怕是一块石头都有文化。”

吴晓红因梅花而获得中国“三农人物”提名奖、湖州市突出贡献奖、“长兴榜样”等无数荣誉,在成功打造出了多个知名梅花景点之后,梅花文化的延伸和传播依然是吴晓红念念不忘的心愿。他对于红梅产业又有了新的思考:红梅产业虽如日中天,但还是属于传统的种植业,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当务之急是寻找梅花深加工路线,他耳边回荡起梅花学院士陈俊愉来长兴品梅时的感慨:“梅花这么香,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用梅花制香水呢?”陈院士一番话,让吴晓红豁然开朗,他开始尝试从梅花瓣中提炼梅花香水,这才是能够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香水产品,体现“暗香浮动”的内敛和简约的东方文化。

吴晓红开始和多家专业科研院所合作,致力于梅花香水等梅花产品的深度开发。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11年春红梅刚谢的时候,吴晓红的东方梅园里却依然飘逸着梅花的清香,幽然入怀,由红梅、绿梅、腊梅花瓣调制提炼的梅花香水正崭露头角。梅花香水的研发是世界首创性的,它的包装结合了中国古典四大元素,相继有30多款梅香系列产品投放市场,并获得全国梅展“新产品和新工艺奖”等多项大奖。梅花院士陈俊瑜识梅闻香,欣然提笔将其命名为“中国香”。至此,一朵中国的传统名花不仅可以盛开于大江南北,更能潇洒地穿行四季,成为一朵真正的“国花”,散发出真正的“国香”。而吴晓红的东方梅园,也带动了长兴梅花产业实现了从“梅花”到“梅香”的精彩转型。

红梅是长兴的县花。因为红梅的映照,长兴的过往岁月变得明媚动人。“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梅花之美,让人抛却了杂念,融入了自然和神往!

农民成人文化学校传承茶文化

在农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农民的转型蜕变是最根本的推动力。而在新型农民的培育方面,长兴县各乡镇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3月21日上午,我们采访了水口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校长赵珍。这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女性,穿着一身蓝色青花汉装连衣裙,她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高级茶艺师,她的先生从事紫砂壶制作。她负责的这所学校已经培训了700多人学习制作紫砂壶,其中已就业的学员中有近百人就靠制作紫砂壶为生。来学习的学员中有的自己开店经营紫砂壶,有的在工厂里务工,还有一些学员则是出于兴趣和爱好来学习的。长兴的紫砂泥矿主要分布在煤山、白岘、槐坎一带,紫砂泥蕴藏量比宜兴多,但是紫砂壶生产却赶不上宜兴。北宋时,有“南窑北陶”之说,“北陶”指的是宜兴,“南窑”指的就是长兴。这两座城市拥有相同的紫砂矿脉资源,长兴县则是浙江省出产紫砂工艺品的主要产地。

水口乡成校建于1992年2月。学校占地面积4.5亩,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拥有茶艺实训室、紫砂实训室、电脑房、多媒体教室、文体活动室等多个专用教室,教学设施设备一流。学校的特色培训包括紫砂壶制作培训、紫砂雕刻培训、国画与紫砂艺术培训、茶艺师培训、评茶员培训、紫笋茶制作技艺培训等。水口乡成校面积不大,但是布置精心,一字一画,一石一景,处处让人感受到艺术的气息。赵珍介绍,水口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紫砂系列培训班通常每期30人左右,学员20天可学会制壶或雕刻。学校从2015年开始开展培训,政府给予补贴资助。赵珍也有自己的特长。她所书写的石鼓文书法古朴有力,与制壶书画相得益彰。

水口乡成校紧扣当地特色产业,打造紫笋茶文化体验项目品牌,推进地域文化的传承,服务地方经济,造福他人,幸福自己。

“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长兴的紫笋茶、金沙泉、紫砂壶堪称茶事“品茗三绝”。本着传承紫砂文化、服务大众创业的宗旨,水口乡成校已举办了15期紫砂创业班。培训课程内容充实而又接地气。该校特邀首批浙江工匠、浙江省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中国工艺美术行业2015年度“典型人物”、中华传统工艺名师吴伟华和其工作室骨干督课授艺。

为了保证培训的质量,学校采取小班教学的模式。培训学员以来自长兴县各个乡镇的年轻人为主体,学校希望通过培训,能给这些有创业意向的人提供可以参考的经营方向。

高级茶艺技师、评茶师、茶艺师考评员、茶艺师培训师、湖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杨亚静茶艺工作室举办了26期茶艺师培训班。培训旨在让学员们肩负起传承茶文化的重任,特别是传承发扬长兴的紫笋茶文化。为了保证培训质量,学校组建了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授课教师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评茶师、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评茶员、茶艺师)、西湖龙井茶首席专家沈红,北京艺术创作中心国茶研究协会会长、国家一级茶艺师、一级评茶师葛玉冰,爱茶习茶十多年、在北京组织茶会近500场次的茶文化推广实践者蓝彬,国家一级茶艺师、国家职业(茶艺)技能鉴定考评员、国家职业(茶艺)技能竞赛裁判员周薇平等。学校坚持小班教学,严格控制学员数量,学员除了长兴本土的爱茶之人,还有不少來自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桐乡、宁波等地的朋友。

2018年9月8日上午,水口乡成人学校第二期高级紫砂创业班顺利开班。本次培训班特邀吴伟华大师及其工作室骨干授课。

培训班第一课,培训学员根据秦权壶画出相应的图纸。学员们三五成群,利用游标卡尺、钢皮尺,测量紫砂壶壶身高度、壶身最宽度、壶口壶底的宽度、壶盖壶钮的各个数据……经过两天的学习,大家都已经能利用曲线板等工具够熟练绘制图纸。

此次培训为期20天,共有33名学员参加。培训内容包括:根据实物独立绘制秦权壶图纸,根据图纸制作制壶工具,根据图纸学会算出数据,并练习起秦权壶身桶泥条、泥片、壶身、壶盖、壶钮、壶嘴、壶把并组合完成,壶身开口和了胚等。

长兴县的茶农、茶企,每年清明节前后都忙于采茶、炒茶,刚上市的茶叶总是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一两千元。紫笋茶采摘标准要求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初展,采摘极慢,顾渚山里的古茶树采摘的难度更大。这样采的茶叶都是野生茶、有机茶。

有一回,长兴县到上海去推介龙之梦项目,暖场安排了赵珍带队的紫笋茶艺表演,有一位日本茶艺专家不无讥讽和“惊讶”地提到:中国人竟然不了解《茶经》!但是今天,长兴县茶文化研究会、水口乡成校已经很好地传承了《茶经》所倡导的茶文化,甚至还能仿照《茶经》的说法,制作饼茶,经七道工序将茶制作成小饼状,如茶钱,有熟味,且可用线串起,以便于运输。新采绿茶是清香的,唐朝时要求紫笋新茶必须在三五天内运到京城,首批茶叶用来祭祀和分赐给皇室、功臣、边将及使节等,是一种只有贵族和上层社会才有缘享受的贡品。如今这种贡品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不是卖石头,而是卖艺术

3月底在长兴县煤山镇访贤村采访的时候,纠正了我几十年以来的一个错误的成见。以前在一些皇家园林和名山大川,看到过很多镂空的假山,通常被称为太湖石,我一直以为,这些石头都是采自太湖湖底才因此而得名。

来到原白岘乡(2015年白岘乡与煤山镇、槐坎乡合并为新的煤山镇),参观了太湖石博览园,我才真正知道,原来太湖石并非采自太湖,而是采自太湖周边的丘陵喀斯特地貌区,甚至未必要采自太湖周边。所谓的太湖石,其实就是喀斯特地貌的一种产物,未必是由湖水冲刷腐蚀形成的,而是由水或土壤等侵蚀而成。

太湖石讲究的是瘦、皱、漏、透。从秦汉时始,太湖石就被用于园林景观。大户人家、贵族和一些园林等都会用太湖石来制作假山等造型。据曲阜孔庙碑林一块石碑上的记载,公元573年,中国和罗马进行贸易交流,曾经将太湖石作为礼物送给罗马。唐朝的建筑也用到太湖石,唐太宗、宋徽宗的后花园就用太湖石装饰。宋朝时著名的花石纲——《水浒传》中写道,开封府每年都要征集大量的花石纲,因为花石纲开采运输造成老百姓负担沉重,民不聊生。据说这些石头就采自长兴弁山,运到苏州的时候,北宋就灭亡了,因此这些太湖石便被置于运河岸边的狮子岭,就此形成了苏州园林。苏州园林中的太湖石,80%-90%都是产自湖州。扬州的瘦西湖也有太湖石。后来,太湖石也有产自巢湖、广西等地的。

沿着浙江省10省道进入原白岘乡境内,道路两边的绿化丛中,点缀着各具特色的太湖石,彰显着原白岘乡独有的太湖石文化。2014年12月,位于原白岘乡的中国太湖石博览园建成迎客。

博览园占地110多亩,内有多个风格各异的太湖石展区,是国内首个集太湖石展览、游玩、品鉴、交流及经营接待等功能于一体的博览园。太湖石产业已成为原白岘乡的特色产业,当地人将太湖石作为艺术观赏品出售到上海、江苏等全国各地装点园林。经营户200多家,千余人从事太湖石、景观石的销售和施工。

博覽园入口处,太湖石和绿化植物相得益彰,其间特地打造的水渠更增添了几分灵气。提供给经营户使用的房屋古色古香,富于艺术气息。

除了政府投资1亿多元进行建设外,博览园将更多的空间交由经营户自行打理。他们在自己所分得的场地内进行造景,借此对自己经营的太湖石进行推介。整个博览园就是一座具有古典韵味和蕴含太湖石文化的江南园林。这里不仅是一个高端太湖石的集散地,也是游客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长兴太湖石是中国四大名石之一。2014年12月28日上午,长兴隆重举行首届白岘·长兴太湖石文化节暨长兴太湖石博览园开园仪式。此次文化节不仅吸引了众多专家,更是引得浙江、上海等一大批客商慕名而来,大家在忙着欣赏各类珍美太湖石的同时,还当场下了不少订单。近年来,白岘乡充分发挥太湖石资源优势,使太湖石为主的园林绿化产业成为白岘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此次中国太湖石文化节的召开,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白岘乡太湖石的品牌知名度,还有力地推动了白岘乡建成具有影响力的太湖石交易市场。

太湖石博览园为太湖石注入了经久不衰的“文化魂”。博览园内,古树参天、怪石林立,园内还展现大量太湖石景观设计、情景雕塑,陈列展示了与太湖石相关的传说和典故。有了博览园做背书,园内一块太湖石价格可高至上百万元。长兴白岘奔腾园林景观石经营部的一块“万马奔腾”的奇石,有人开价100万元,老板都不肯卖。自从政府决定建造中国太湖石博览园以来,原白岘乡从事太湖石产业的经营户一年翻了一番,2017年各类景观石销售额达3.2亿元。

太湖石博览园有一老总姓钱,他自己搞收藏,专门收藏太湖石。他说,小型的太湖石可以放在客厅里作为摆件,大型石则放在露天里作为摆设观赏。博览园周边有100亩左右,都是私人投资建造的太湖石展区,展出了许多珍稀奇石。

以前开采太湖石是原白岘乡的一个主要产业。不少村民家门口都堆放着形状不一的太湖石。

“你别看这块石头不起眼,一出手它至少能卖上50万。”三洲山村村民施顺东指着一块重约一吨的石头说。

原本从事毛竹销售的施顺东,2005年投入太湖石销售市场。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太湖石市场缺口巨大。而正是这个缺口,使太湖石价格五年暴涨十倍以上。”施顺东说,如今在苏南等地,一块外观精美、体积庞大的太湖石售价至少100万元,即便是普通的太湖石也可卖到10万元。

施顺东坦言,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商机。

2006年,白岘乡三洲山村、五通山村等地有30户毛竹贩销户转行做起了“石头生意”,平均每年获利在100万元至500万元不等。

事实上,如此暴涨的“石头经济”也曾遭遇发展困局。

为保护生态环境,长兴县政府早于几年前就把白岘境内以洞山为核心的所有太湖石资源列入保护范围,禁止开采。这样的政策对于“靠山吃山”的白岘人来说无疑是个难关。

而从事太湖石销售近九年的章新顺也因此烦心过一段时间。

禁止采挖后,章新顺只能去别的地方买来太湖石再出售。但是,很快他便发现,这一来二去,自己赚的反而更多了。如今,他平均每年的销售额可达3000万元,而这在当地还只是中上水平。

日复一日,白岘乡改变了单一的采挖太湖石的模式,发展成中国主要的太湖石交易集散地,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太湖石集散地,并在当地形成了集聚、运输、销售、安装等完善的产业链。原白岘乡总人口1万多人,从事太湖石、景观石的销售和加工的就有千余人,真是一块石头富了这一方百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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