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遥《为有暗香来》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文清丽是鲁迅文学院第3届高研班学员,我是第15届学员,按说此等前辈只能遥望、仰望,可是鲁迅文学院又办了回炉班,即第28届高研班,我们相差12届的学员做了同学,而且巧的是分小组的时候,分在了一个小组——鲁28第一组,成员有邵丽、文清丽、于晓威、黄孝阳、邰筐、瓦当、补丁和我。选组长时,大家推选文清丽做组长。文清丽憨厚地笑着说:“你们是不是看我老实,让我当组长?”邰筐还是谁说:“因为你作品写得好,人好,又比我们年长,你来当最合适。”文清丽笑笑,没有再推辞,而是说:“我在《解放军文艺》当编辑,你们有了好稿子给我,我们也要涨稿费。”

那时以《上海文学》《收获》为开端,全国许多刊物开始涨稿费,作家们投稿,除了选择大刊,也开始选择稿费高的刊物。

组长确定下来,黄孝阳马上建了个微信群,名字很响亮——“天下第一组”,补丁不用微信,没有加入群。

高研班的活动极其多,除了上课,几乎每周都有研讨会,还有一远一近两次社会实践,以及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组织小组成员参加活动,是小组长的职责。说是小组长,其实谁都明白是给大家服务的,对同学们并没有行政上的约束,也没有什么利益可得,对于一个不负责任或责任心一般的人来说,可能只是笑笑而已,机械地当个传声筒。文清丽不知道是军人的本色,还是性格使然,却很负责任,什么事情都想做好。对于一个随机的、散淡的组织,每个人个性都很强,目的又是创作,有些同学对活动不大感兴趣,又把自由、独立奉为人生信条,小组长沟通协调起来未必那么容易。但是文清丽认真做了,无论什么事情,除了在群里通知,还要和每个人私下里单独讲,努力组织大家参加。在她的努力下,我们组所有的活动都积极参加了,为了集体荣誉,甚至走了些“歪门邪道”。

有次搞趣味运动会,我和于晓威参加了踩氣球,两人奋不顾身拼命踩别人挂在身上的气球,但活动快结束时还势均力敌,这时我看到有几个气球掉下来还没有踩破,便躲开同学,把它们拾了起来,时间一到,我的气球最多,我们组获得了第一名。有同学不服气,说违反了规则,文清丽便和他们理论,说规则里没讲不能拾别人掉的气球。经过裁判研究,我们还是保持了荣誉。

还有一次是学习快结束时组织新年晚会,我是个没有文艺细胞的人,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从来没有参与过这样的活动。文清丽又来做工作,在她的劝说下,我报了个节目,因为实在是啥也不会,便想了个用方言朗诵诗,用普通话不敢,因为我的普通话也太烂了。没想到节目报上去,班委觉得不错,又组织了其他几位同学,分别用各自的方言朗诵同一首诗。节目一表演,大家都觉得很好玩,既活跃了气氛,还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那是我至今唯一的一次在新年晚会上表演节目,想起来还得感谢文清丽。

和文清丽熟了,对她的认真、负责感受得更深。她虽然在当选小组长时向我们约稿,其实是客套话,因为她对我们小组每个人的创作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作为一位负责任的编辑,她才不会无原则地约稿呢,她约稿的对象是她认可的作家。

有一次鲁院和人大创意写作班的研究生联合举办活动,她当着我们的面向人大的一位青年作家约稿,我知道她是真正喜欢这位作家的作品。

文清丽正式向我约稿是同学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她看了我在《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上发的一些文字,拿着她的一本中篇小说集《回望青春》来找我。那天我们谈了很多,谈的最多的是各自喜欢读的书。我当时正在读《尤利西斯》,文清丽拿起来看到书上密密麻麻做的笔记赞美我,其实我记忆已经不好了,看过的文字大多记不住,只能做笔记强化记忆,也为下次再读时留个重点。我便想起她带来的小说集,青春一眨眼就不见了。那会儿,我们都热衷于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短经典”。文清丽向我推荐了爱尔兰作家科尔姆 ·托宾的《空荡荡的家》,她说托宾很敏感细腻,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和矛盾处理得很好。我向她推荐了美国作家罗恩·拉什的《炽焰燃烧》和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慈·阿迪契的《绕颈之吻》。我买了《空荡荡的家》,读后感觉很好,又买了《黑水灯塔船》《母与子》,托宾讲的“小说不是把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小说化,而是把一个不存在的人变得真实”,对我很有启发,几年之后,我写出了几个这样的人物。

文清丽走后,我读她送我的集子,都是军事题材,人物角色各异,性格各异,但都有个特点,忠诚,对祖国、对人民、对军队的忠诚,文清丽的这种忠诚,没有刻意拔高,而是从自己思想里自然流露出来的,是她自己的认识,因其真诚,所以真实。

有了这次交流,两个人更加熟悉了,在王方晨的组织下,我们一起去探望丁玲的秘书,原《中国作家》副主编张凤珠老师。接受公安出版社的邀请,去《啄木鸟》编辑部做客。文清丽总是那副认真、负责的样子,老大姐一样帮着张罗。

还有一次,文清丽请我和于晓威吃饭。于晓威那时画画正在兴头上,每出一幅作品都被人抢购,时间特别宝贵。吃饭时心不在焉,总想回去画画。文清丽请客和别人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大张旗鼓请一堆人去吃,她喜欢只叫两三好友认真交流,所以能被文清丽请很不容易。我也喜欢这样的交流。但于晓威坐不住,吃了没几口就要回去画画,文清丽有些生气。文清丽生气是藏不住的,她性子直。她不阻拦于晓威,一顿饭早早散了,大家没有深入交流。

我还见过一次文清丽生气,是在海南社会实践的时候。中午吃饭坐桌子,不知道哪位同学开了一句玩笑,文清丽马上生气了,站起来责问他,弄得对方很没面子。我有时说话口无遮拦,也爱开玩笑,但赞成被伤害了就说出来,也和朋友们发作过几次,竟和文清丽的耿直有几分像。

毕业之后,同学们虽然亲热,但实际上联系并不多,文清丽算是和我联系比较多的一位同学。这还是源于她的认真。每次我在哪里发了作品,不久就能收到她的鼓励,这种鼓励对于时刻怀疑自己的我,十分重要。有时也和她探讨一下自己刚发表的小说,文清丽总是谈得很认真,一看就认真读过。在读者日渐稀少的现在,她这样对待文学,对待我,我心里暖暖的。

2016年,我给了她一篇小说《抬着担架的父亲》。其实严格意义上算不上军事题材,只是打了个擦边球,文清丽很快就读了,并推荐到第五期发表。她在《解放军文艺》干得比较得意,刊物改刊,领导重用,她放开手脚约稿,《解放军文艺》推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几乎每期都有被转载和受到较大关注的作品,我部队上的作家朋友们都说《解放军文艺》比以前办得好了。

2017年,我应邀参加《长江文艺》的笔会。一到武汉,就见到了文清丽,她也应邀来参加笔会。我见面就喊“文大姐”“文组长”。她灿烂地笑着说:“杨遥可坏了,小说比我写得好,可是见面总是叫我大姐或组长。”其实,文清丽的厉害不仅是小说编得好,而且小说写得好,不断能从各种颇有影响的刊物上见到她的作品,也不断被转载,但她总是很谦虚,总是努力想成全別人。我叫她“文大姐”“文组长”,不是口头上的客气,是发自内心尊重她。这种尊重,不光是我一个人,也有其他朋友。一位和我很熟悉的军旅作家说过,《解放军文艺》编辑里面文清丽最有眼光,也最认真负责,给了别的编辑稿子只是推荐一下,发与不发很少提意见,只有文清丽提意见,而且提得很准,每次他都按文清丽的意见改,改完比以前好许多,几篇获奖作品都是她编的。

《长江文艺》的笔会时间比较长,和文清丽便聊得也比较多。除了聊文学,还聊自己的经历。文清丽的家庭很不一般,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了好几位职位很高的军官。文清丽自然自豪,但她更自豪的是多年前她把家庭成员的经历写成文字,发在了《家庭》上,收到一万多元稿费。她讲这话的时候,眼睛里全是星星,毫不掩饰那种快乐。她说:“没想到有一万多稿费,领到后我马上买了台数码相机。”那时的一万多确实很多,我上一年班,恐怕也挣不下这么多。关键是这时文清丽已经成长为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很多人到了她这个段位,唯恐别人知道自己还写过这样通俗的文字,恨不得把自己所有“有损”形象的事情用橡皮擦去,包装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但文清丽毫不掩饰自己的经历,这种纯真在她这种年龄也很少见。

笔会结束,她回北京,我回山西,各自埋头工作和创作。因为忙,还有性格,我渐渐疏远了微信朋友圈,很少去关注朋友们干什么,但是只要我在朋友圈转发微信公众号或者什么地方推送自己的文章,总能收到文清丽毫不吝啬的赞美,有时帮我转载,有时在私信里和我聊她对这些文章的看法。而我,几乎没有帮她转载过,点赞也很少。很多朋友讲对等,讲礼尚往来,文清丽却似乎从来没有介意过。

前不久,我们在北京见了一次面,一见面,我喊“文大姐”,她微笑着说:“阳明堡。”顿时好像刚见过面。

阳明堡是我不久前发表的一篇小说里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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