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兔》李贺文散文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1975年9月,我被公社选派到燕山脚下的一所中学当民办教师,任班主任并教两个班的数学课,与老教师董老师教同轨班,他教两个班的语文课。董老师大高个,红脸膛,眉宇间盈溢着一种儒雅风范。董老师说话轻声慢语,是位生长在北京、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因家庭地主成分而被下放返乡的知识分子,他是位多面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深受学生及其家长的爱戴。

那个年代,教育被权力阉割,被实用主义肢解,我所在的那所学校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农场。学工、学农,成了学校的主要任务。学校上午上课,学些工农业生产知识,下午美其名曰实践课,就是参加农业劳动。遇到县区有活动,就全天停课,参加劳动。

那所学校,是县里的一个学农先进单位。学校在几年间组织学生开河滩造田二十多亩,开荒山植桃园三十多亩。还有一个饲养场,名字很是响亮:东方红饲养场,但整个饲养场只有一猪一驴而已。

凡物皆有性灵,有性灵就有故事。本文要说的,就是饲养场里的那头猪,一头桀骜不驯却又命运多舛的母猪。

它应该是头黑猪,为什么说应该是,因为它的毛梢已长成红色,且已分叉,只是根部略呈黑色。远远看去,它是一头红毛猪。它头小,耳尖朝天,身躯细长,全身没有一点赘肉,它的前腿较高,后腿很长,虾米腰,走路向来都是弓着身一路小跑。尤其是它那双杏核般凸起的小圆眼睛,流露出一种傲慢与凶狠的光。它不仅不怕老师,就连十四五岁正值招猫动狗年龄阶段的学生都不怕,教室、办公室随意出出进进。

猪舍就建在办公室的后边,南高北低一流水的灰顶。坐在办公室里推开北窗,就能俯视这头猪的一举一动。为使光照好、起粪方便,猪舍的墙都垒得较低。一般而言,猪是跳不出去的。但这头红毛,不是一般的猪,它是猪类中的一只奇葩,一个运动健将。在猪舍软绵绵的稻草窝里睡足了,呆腻了,它起身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甩甩头抖掉身上的草屑,随之向后退上几步,然后一个助跑,嗖地一下跃上南墙。站在墙头,它自豪地晃几下尾巴,鄙夷地打量一眼拴在墙角的毛驴,便跳下墙头,逍遥而去。它那敏捷的一跃,让我目瞪口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它会是一头猪。

不知是由于它擅长跳跃,还是因为一身红毛,总之,它被喜谈三国的董老师名之曰“赤兔”。这名字响亮,很快就在校园里传开了。

赤兔由饲养组的学生轮流喂养,两人一组,每周一轮。它的生活水平绝对高过校内的老师。早上是玉米面糊糊,晚上是黄豆粉熬成的懒豆腐。熬猪食的时候,校园里便弥漫起一阵浓郁的豆花香。中午它一般是不回猪舍的,在校内外闲逛,也省却了饲养组学生的麻烦。有时它下午回来了,学生懒得生火熬食,便随手舀半瓢黄豆撒将过去,让它边拱边吃。反正学校学农基地出产的黄豆就囤在饲料库里,不喂猪也是便宜给“老鼠”。

管理员袁老师见学生拿黄豆喂猪,觉得可惜,便找到校长,想用食堂的棒子面换些黄豆,一来可以给老师们调剂一下伙食,二来给猪多喂些粗粮也有利于它的生长。老校长坐在办公椅上,摘下眼镜,深深地瞥了他一眼,半晌,才从喉咙里哼出两个字:“不行”。

当时,学校没有厨师,我们十来个住校教师轮流做饭。烧的是当地的烟煤,烟熏火燎的,一顿饭下来,常常灰头土脸。而烧猪食用的却是沼气,开关一拧,蓝色的火苗噗地冒出来。又快捷,又干净。沼气池就建在厨房后边,是袁老师带学生忙活大半个月才建成的。他自以为有功,就又找到校长,要求把沼氣引到厨房供老师们使用。校长低头把目光从镜框上端射出来,盯了袁老师好大一会儿,脸色由晴转阴,半晌,才又费力地挤出两个字:“没门”。

回到厨房,袁老师气得踢桌子摔碗的。

对这些事,我们年轻教师很是不解,经常在办公室议论纷纷,而几名老教师却都一直默不作声,我们很是诧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的议论很快传到校长和管校代表的耳朵。一次晚班的校会上,校长和管校代表铁青着脸严厉地训斥我们:你们这些年轻人就知道图安逸,就会算经济账,凡事要着眼于大局,办饲养场是一项政治任务,学农学工是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有了这头猪才有了这个饲养场,有了这个饲养场就能评上先进,就能夺红旗、获奖状。你们跟一头猪争长论短,怪话连篇,这不单纯是态度问题,而是路线问题。最后,管校代表还恶狠狠地强调说,别像安东尼奥似的,利用一头猪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这里不得不交代一下,大约在1974年冬,有个叫安东尼奥的老外,拍了一部叫《中国》的纪录片,其中有一个“猪在大街随意拉屎撒尿”的特写镜头,这激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男女老少齐上阵,对其口诛笔伐。这不,管校代表把我们与安东尼奥联系上了。我们顿觉脊背寒凉。终于理解了那些有着政治或历史问题、出身不好的老教师沉默不语的原因,理解了他们的无奈与悲哀。从此,我们不再议论赤兔,也不再向学校提任何要求。我还告诫学生,不要去招惹赤兔,跟它保持一定距离,以免引火烧身。

我们的管校代表,原是离校不远的一个大村的老支书,以善说能忽悠闻名乡间,人送外号“铁嘴鸭公”。因为能说善讲,才被派来做了公社最高学府的管校代表。听学生说,赤兔是他从家里带来,以高价卖给学校的,不知是真是假。

世间之事,往往是越怕越有鬼,越渴越吃盐。这个赤兔,你越是躲它,它越是跟你纠缠不休。一次上语文课,同学们全神贯注地听董老师讲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课堂上,董老师边讲边唱,情绪激昂,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摩拳擦掌。孰料,赤兔不知何时从后门溜进了教室,东闻闻,西嗅嗅,它嗅到了薯片的甜香,循着香味儿,把放在后黑板下李开等几个同学的午饭——蒸薯片儿,挨个儿吃了个精光。吃光也就罢了,它还就便在盛饭的羊肚手巾上拉了一泡稀屎。闻到臭味儿,后排同学扭头一看,先是一愣,继而笑得前仰后翻。笑声惊动了师生,也惊动了赤兔,大伙儿回头一看,才发现赤兔贼似的溜出教室,逃之夭夭。

中午,李开等几个同学把赤兔从校外找回来,又从饲料房舀了半瓢黄豆,呱呱地叫着,把它诱进教室。然后关上前后门,抄起抬水的松木椽子,打得它嗷嗷直叫,在课桌下蹿来蹿去。恰巧,管校代表吃罢午饭回宿舍休息,听到猪的嚎叫声,推门进去,赤兔这才趁机蹿出教室。

下午,李开等四名同学被管校代表叫到办公室,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这头猪是教育革命的产物,是学校的新生事物,吃了你们几片薯干儿就大打出手,你们的政治觉悟呢?……骂累了,便喝令他们站到办公室门前反省,一站就是两天。星期六的下午,全校师生到学农基地除草,李开他们四人寻赤兔而未得,便将满腔怒气发泄在教室里,砸烂了教室所有的桌凳,愤然离去。此后,校园里便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

赤兔被打伤了右后腿,一瘸一拐地蹒跚几天之后,便恢复了常态,只是不敢再轻易地溜进教室偷吃东西了。

转眼到了1977年的春天,冰河融化,春风吻绿柳枝,赤兔竟破天荒地发情了。本来就不安分的它,一连几天不见踪影。一天早晨,学生在校南柳林的小径旁发现了赤兔,血淋淋的,在树下趴着。学生告诉了学校。管校代表立即喊我们几个年轻的男老师,推着双轮车赶到树林。只见赤兔趴在地上哆嗦着,颤抖着,眼睛半睁半闭的,左前胛部有一条半尺多长的伤口,皮肉翻开,鲜血淋漓。伤得真是不轻。

一旁担水浇菜的马大爷说,几天来,这头猪一直在八队饲养场附近徘徊。清晨,它从饲养场出来时,被饲养员的大黑狗咬伤了。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这不像是家猪,倒像是一头野猪,精瘦,一身红毛,没个猪样。老乡你错了,这是学校新引进的优种猪,很金贵,不小心跑出来了,我们一直在找。管校代表接过话茬道。我们噗嗤一笑:真个是肉烂嘴不烂、死要面子的铁嘴鸭公。

经挑水老人这么一说,我们明白了:原来它是跑到饲养场找公猪幽会去了,大概是与情郎哥一番温存之后,得意忘形,出门时忘记了拴在门旁的大黑狗,才遭此厄运的。

我们几个兴高采烈地把赤兔拉回学校,以为这回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便坐在办公室等着看杀猪。孰料,一会儿工夫,公社的老兽医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几句寒暄之后,校长和管校代表便把他领到猪舍,我们也跟着去看热闹。看了一眼躺在地上血淋淋的赤兔,老兽医说,别治了,杀了吧!校长问:还能治吗?能治,但得不偿失啊!老兽医强调说。能治就治,不用考虑钱的问题!校长一锤定音。

管校代表又让我们男教师帮忙。我们按照老兽医的吩咐,把一张老式双人课桌倒放在地上,又垫上一块木板,把红毛抬上去,将它的前、后腿分别绑在长条课桌的四条腿上。老兽医打开药箱,便开始为红毛做缝合手术。先在伤口上洒一些碘酒,红毛一阵痉挛,尖叫两声,挣扎几下。老兽医把伤口的皮肉清理平整,然后用大号针粗枝大叶地缝上了事。接着,便在一个办公桌腿上挂上吊瓶,给红毛打起了点滴。这倒让我们很是吃惊,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给一头猪输液。董老师讲完课凑过来一看,笑着说,活了五十多岁,还是第一次看到给猪做手术,打点滴。一旁山坡上干活的社员也跑来看新鲜。一个络腮胡子的老头瘪着没牙的小嘴儿感叹说:“这猪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不到两天,这事便传遍了全公社,而且越传越邪乎,说中学的一头猪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花了好几千块呢!

打点滴需要一段时间,我没课,又与老兽医熟悉,便坐下来陪他聊天,聊到李纲和约翰逊,我们都沉默了好一会儿。话题很快转到这头猪上。老兽医说,这猪,兔子似的,食物太过精细,又整天东跑西颠的,永远也长不大,得淘汰了。再说,完全没有必要为它花錢治伤。管校代表接过话头:花多少钱都得治,它在集市上可能不值钱,但在这所学校,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听得老兽医一头雾水。管校代表走后,老兽医嘟囔道,不能用钱衡量,难道用金子来衡量,败家。我笑笑,心想:这赤兔已不再是一头猪了,它是学校的一张牌,一件道具,它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经济价值。只是老兽医不知情而已。

赤兔的生命力还真顽强,它熬过了这一关。十多天之后,便又满院撒欢儿了。

1977年12月,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学校又全天上课了。不久,管校代表撤离了学校,校长也换人了。学农基地和桃园都还给了村里。学校开始大张旗鼓地抓教育教学质量,校园里又听到了久违的朗朗读书声。

时移世异,赤兔失势了。学校把喂猪的任务交给了值班做饭的老师。老师们谁顾得了它,多是象征性地舀几瓢冷泔水给它,它不情愿地把嘴伸进槽中,“咕噜噜”地吹出一串串气泡,见只是些清汤寡水,便耸身蹿上南墙,外出觅食去了。

赤兔一下子从贵妇变成了行乞乡间的脏老婆子。每天到垃圾堆拱些烂菜叶或学生扔掉的果核薯犄角吃,有时会偷偷溜进村去,挤进人家院里抢几口猪槽里的残羹冷炙,常常被撵得鸡飞狗跳。没多久,它的腰更弓了,一身的红毛也变得枯萎发黄,脏得打卷儿,尤其是那一双小圆眼睛也失去光泽,眼睑下垂,目光黯淡,流露出一种虎落平川、英雄末路的迷惘。

寒假过后,我离开那所中学去外地读书了。1978年的暑假,回校看望老同事,饭桌上闲聊,打听赤兔。有人说它钻进深山成了一头名副其实的野猪,有人说它被人打折了腿,死在大桥下,还有人说它到王屠户家偷食吃,被王屠户逮住杀了。总之,它的去向成了谜。喝得醉意朦胧的董老师侧棱着眼睛叹息说,天道诡秘,世事翻覆,它能改变人的命运,比如我,还能改变猪的命运,比如赤兔,我们都是时代的牺牲品啊!接着竟眯缝着眼睛轻轻哼道:君不见河阳花,今作泥土昔作霞;君不见武昌柳,春作金丝秋作帚……

“醉了,醉了。”我说。“我没醉,真的没醉。我说的不对吗?”他泪眼朦胧地盯着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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