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亮《队长石福》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队长即生产队长。生产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一个农村生产劳动、经济分配的集体单元。

队长石福身高不到一米六,但身板结实有劲儿,爱剃个平头, 精明能干。未当队长时,他是一个快乐的青年,爱唱革命歌曲,爱打牌,爱骑单车去公社礼堂看电影、去永和墟看戏,还会拉二胡。俗话说“千日二胡百日箫”,他小学都没读完,何时学得这一技艺大家不得而知,文化室里常见他很投入地拉。队里有个采茶戏小剧团,他是不可缺的台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家已盖了一间大新屋,一张赤梨木长沙发光滑锃亮,谁见了都喜欢在上面坐一坐,靠一靠,很享受的样子。除非下雨天,每晚都有乡邻到他家玩, 打牌,捉棋,闲聊,可谓门庭若市。有时生产队的大会与队委会也在他家开。到七十年代上叶,他家已有单车、衣车、收音机等“三转一响”,是队里生活最好的人家之一,按现在的说法,已迈入“小康”了。盖因他家劳力多(他与母亲、妹妹是全劳力,父亲半劳力,一个弟弟正在读书),加上生产队分红收入高之故。他是队里第一个戴手表的社员,劳动时,他会不时捋起左衫袖,看看表,伸伸腰,说:“十点半了。”“十二点半了。”“六点半了。”某年八月一天,农忙插田,他将手表脱下搁在的确良衬衫上衣口袋,手表不知何时掉进水田不见了,这下子可急壞了他,大伙都帮他找呀找,在泥水里来回摸,那么多块水田,谁知掉哪一块哪一处了?无异于大海捞针,泥牛入海。

石福讲话如“竹筒倒绿豆”,直来直去。某日,他看不惯村中一位青年懦弱的模样,直言他:“你这种墙头草、软骨头,如果被捉去,不当叛徒我不姓唐!”石福爱听收音机,常放歌曲频道给到他家串门的人听,给单调的乡村生活增添了几丝文艺色彩。还爱收听天气预报,如若气候有大变化,就会提醒社员:“明天要下大雨了!” “明天降温变冷了!”偶尔他还买过书。大约一九七一年,他在永和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几百页、十六开本的关于妇女怀孕生育的医学书(书名今已忘),内文中配有大量妇女生殖系统解剖及生育的图片,有摄影,更多的是线条画。这消息不胫而走,大伙争相借阅,看得我们这帮 “小乡亲”脸热心跳,算是开了一次“眼界”,饱了一次“眼福”,也“学到了”一些也许一辈子都派不上用场的“医疗卫生知识”。石福未婚,也无对象,不知为何对这种书感兴趣?一日田间劳作,一群妇女不知为何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怀孕生育之事,我虽是男人,但因年小,她们也不避讳,说着说着,一位大婶忽然来了一句:“这种事,有的男人可比你还清楚哩。石福那儿有本专讲女人生崽的书,那个图呀,可羞死人了。”我暗想:哈!莫非石福那本书竟已流传到妇女们那里去了?

石福当队长纯属偶然。一九七四年春的一天,他与时任队长唐兴礽暴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

唐兴礽年纪三十开外,背微驼,黑瘦脸,村里的青皮后生尊称他为“苟西哥”或“西哥”。

他俩因何吵架?不得而知。我到达现场时,他俩已在村中央一条巷口的屋檐下,脸红脖子粗地吵得硝烟弥漫。旁边围着一圈又一圈看热闹的人。只见石福指着兴礽鼻子说:“你这么做完全是乱来,很多社员都对你有意见!”队里有一乳名苟祥的中年男人也为石福帮腔: “没见过你这样当队长的,还在这里牙擦(土话,即嚣张,张狂)。” 石福又说:“你这副马骝(痩猴)样,也配当生产队长!”骂人莫揭短,揭短有戏看。这下子可把西哥气坏了,只见他脸由红变紫,嘴唇颤动着,半晌说不出话,少顷,只见他将右手伸进裤兜,抓出那只平时喊开工与开会用的哨子,在众人面前晃了晃,然后往地上狠狠一掷,说: “去他妈,这烂队长我不当了!”说毕,气冲冲拂袖而去,据说是去大队或公社辞职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中旬, 我高中毕业回乡当农民,那天向队长石福报到, 石福连说: “好,好!咱们队又多了个有文化的青年。”由此开始了我的人民公社社员生涯。这年十月的一个晚上,队长在群众大会上忽然宣布说,经大队同意,我任塘村七队队委兼记分员。

这年四月中旬,正当春插热火朝天之时,一身泥花的石福走到正在插秧的我跟前,对我说: “我们队准备办个代销店,方便村里群众买盐油糖醋。” 我说: “好呀。这是大好事。我们村去上草墟太远了。”石福说: “让你当代销店售货员,干不干? ”“当代销店售货员?这我可没想过。”石福又说: “队里人都认为你思想好,行得正,没有私心。大队也同意了。”我犹豫了一阵, 勉强同意: “得,干就干吧。” 这天中午,出工回来路上,兴礽对我说: “叫你当代销员,是看中你有文化,人又老实。有的人虽然有文化但靠不住,我们也不选他。”其实,我一点都不情愿当什么代销店售货员。我的理想或曰野心是当作家,像当时正红遍文坛的浩然那样,写几部书;而当作家就要按毛主席老人家教导的,深入社会, 深入农村生产建设一线火热生活,观察生活, 体验生活,广泛接触人民群众,分析一切人、 一切事,才有生活素材进行文学创作。如果成天困在一个山村小代销店,坐井观天,怎样深入社会,观察体验生活,我那宏伟的理想岂不泡汤?但队长也是为我好,况且大队都同意了,自己不干,岂非不给他们面子?

兵贵神速。代销店修建工程很快实施,地点就在队里的水电站内。那几天, 水电站又热闹起来, “乒乒乓乓”的,几个队里的木工在这儿锯刨削凿,忙着做货柜和台桌。就在代销店工程将竣工之际,忽然传来消息: “代销店办不成了! ”原因是同属我们大队、另一个靠近大队部的那个生产队也要办代销店,公社说一个大队只能开一间,我们七队就不办了。石福跟我说此事时还说不好意思这事没成什么的。我却如释重负:“没关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说实话,我还真不想干这份差事呐。”

石福队长和他的前几任一样,除了“以粮为纲”,还大搞副业。每年都安排劳力钩松香,砍坑木枕木,种茯苓、白术出卖,因而保持了六至七角钱的劳动日工分值,在全大队各生产队分红水平中, 我们七队一直是最高的。那个时期,常见报上批判“分、包、标”,但我们生产队“分”(分田到户)没有, “包”“标”却照搞不误。“包产到户”没有,但承包生产队的山林割松香却是年年不断;“标”则每年过七月半与春节,宰生产队的猪牛,分猪肉、牛肉,除了每人平均一两斤分好,余下的则用“标”来解决。将猪肉、牛肉分成十份八份,每份一两元起步,然后三元、三元半、四元、四元半……标下去, 直到没人再往上涨价,颇像当今的拍卖会。至于生产劳动, 我们七队一直保留按件计工分的传统。举凡犁耙田、割稻、插秧苗、铲田塍、背木、打砖、烧窑……甚至刮油茶山都无不按面积、数量计工分。那年春插, 我们队还发生过两起“虚报秧苗扎数”事件。我们队插田多年惯用以秧苗扎数计工分。某日,在高洞田间,队里某青年将一扎扎秧苗装入他的秧盆,然后向发秧票的十二三岁小男孩报数: “这盆40扎。” 小男孩机警,左瞧右看,扫视几眼就产生了怀疑,说: “松松垮垮的,哪像40扎。”那青年不服说: “肯定够40扎。难道我还骗你?” 小男孩也较起真来, 叫来两个大人帮忙评判。大人说: “够不够说不准,干脆重点一遍吧。” 小男孩当即将秧苗倒出来, 当众一扎一扎地边数数边重新装入秧盆。果真才31扎,整整少了九扎!这下子, 那青年脸上挂不住了,一阵红一阵白,只好承认“自己的确计多虚报”了。无独有偶,翌日,在另一片田垌上又发生了一起这种事件。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开全队社员大会,石福叫这两人作检讨,并狠狠批评了他们的“自私自利思想”。但石福也没把此事搞大,没上报大队与公社当作典型批斗。

这年十月,我被县里抽去搞路线教育运动,翌年底, 兴礽又当回队长。石福下来,听说他从此再也没当过队、村干部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到福堂公社开会,县委运动办主任听说我是塘村七队的,便说:“哦,你那个队搞得不错,今年粮食大增产。”我们生产队这下子出名了?县上都知道了?又想:“其实这些年都不错的,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

又过了两三年,生产队解体,兴礽也“下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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