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母亲的话多得像长江黄河里的水一样滔滔不绝。父亲的话却极少，少得不想接听我的电话。我与父亲也几乎没有什么话好说，父子之间的心是相通的，说什么似乎都是多余。母亲说多了会心疼电话费，父亲觉得母亲说多了会浪费我的时间。这一点都没有夸张，父亲和母亲就是那样真实的人。父亲喜欢看书，我早年还会把写的小说样刊寄给父亲，现在也没有那种想法了。这可能是因为有一次父亲说过我写得不好，他大约没有想到我是那样在意他的态度，那样怕他不满意。父亲腿被车压伤的那几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忙着做生意，他有了大量的时间，读过莫言、贾平凹、余华、刘庆邦等一些作家的作品，熟悉文学界的很多名人，他也写过，但终是觉得写作太难，没有继续下去。
有一天我的小妹从一千八百公里之外的故乡，用手机发来了一张父亲的照片。我看着照片上的父亲，心里突然就难过起来。因为我看到父亲脸上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深的皱纹，看到他有些疲倦也有些颓唐的神情，那明明是在告诉我，时光无情，他已经不再年轻了，而我也不再拥有青春。虽然我二十七岁才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可到现在也有十五年了。虽说我出了几部书，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可对自己的创作成果并不满意。我还远远没有获得成功，没有让父亲感到满意。母亲的心很高，但她不懂得文学，总觉得我已经是她非常成功的儿子了，在电话里经常夸我，夸得我不好意思，心里却有些受用。父亲也给母亲念我写的小说，我写爷爷的《大地上通过的火车》，写奶奶的《大风歌》，父亲还勉强觉得可以。我西藏系列的短篇，虽然受到不少好评，父亲却一直没有给过我一句肯定的话。母亲对父亲也是满意的，因为父亲很能干活，和同村子里的男人相比也很能赚钱。母亲是个爱钱的人，父亲却不太看重钱，父亲看重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
父亲曾经是个艺术青年，他二十二岁时就成了我的父亲，那时的他至少算得上是位乡村艺术家了。他会拉弦子，会敲扬琴，会唱戏，会编戏词。当年他以英俊的外表和出众的才华还征服了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便是我那一生心高气傲的，只读过两年书的母亲。在我父亲母亲的那个年代，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怎么好意思自己托媒人为自己说亲呢，母亲就有那个胆识，这一点也让父亲感动。母亲的家庭条件不错，她喜欢上一穷二白，当时连结婚的房子都没有的父亲是顶了很大的压力的。母亲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我父亲，结婚后母亲学会了敲扬琴、唱戏。母亲喜欢听别人唱，自己从来不愿意唱给别人听，觉得丢人。但为了能尽快盖上自己家的房子，母亲还是低下头去跟着父亲到别的村子里唱，三年后，他们如愿以偿地盖上了三间混砖房。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唱给别人听，但以前我还是个小青年时，母亲在灶上烧火，我听到过她小声在唱，很好听。可一发现我在偷听，母亲立马就不唱了。母亲也从来不愿意提那段卖唱的经历，她觉得丢人。父亲不一样，父亲非常乐意唱给别人听，他边拉边唱，唱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抑扬顿挫，我很喜欢听父亲唱。父亲的脾气也是好的，母亲的脾气却坏透了。我小时候经常被母亲打骂，特别不喜欢母亲。我今天之所以能成为作家，功劳主要归于母亲，因为我想逃离母亲。现在我也谈不上喜欢母亲，但我爱她。我爱母亲是因为她身上有着一股子不向生活，不向一切低头的劲儿。父亲也不喜欢母亲，但父亲也深爱母亲。父亲的小腿被他歪倒的车压断过，手术后变瘸了。父亲接受了那个现实，可母亲不能接受，她决定给父亲再动一次手术。第二次手术是成功的，父亲走路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拐，走起来像个瘸子了。在这件事上，父亲是很佩服母亲的。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母还在公社里参加集体劳动，不到三十岁的父亲负责使两匹高头大马。那是两匹从部队退役的战马，一匹青花，一匹枣红，漂亮得令我至今都在怀念，都在幻想有机会、有条件了再养上两匹那样的马。那两匹马不管是慢条斯理地走路，还是煞下身子干活，总是勾着敦厚有力的脖颈，那黑铁块似的四蹄子装着弹簧一般，有力地从金黄的路面上弹起来，显得格外好看。父亲干完活儿，会把在田间玩耍的，当时还胖乎乎的我拦腰抱起来，轻轻放到马背上，然后用手拍一下马儿宽大的臀部，马儿便驮着我嘚儿嘚儿地走回公社的大队部了。到了大队部，会有饲养员把我抱下来，那样我就可以早一些回到家里，去厨房找馒头吃。小时候我的嘴巴很馋，总爱在馒头上掏个窝，爬到高桌子上舀两勺油浸进去，再放些盐，那样吃起来就很香。为此母亲没少打我。父亲很少打，但也有打的时候，打之前通常把阵式弄得很大，这样大妹就有时间去告诉爷爷，爷爷便气冲冲地拿着赶牛的鞭子来威胁父亲，父亲自然就打不成了。
生产队解散后，父亲是村子里最早做青菜生意的人。那时的父亲还很年轻，有着坚实的臂膀，充满弹性的腰和腿，他天天骑车，驮着沉重的驮筐装着的菜，从批发点回到家里，第二天再去集市上卖。在我的印象里，父親从来没舍得穿一件值钱的、体面的衣服，从来没舍得大手大脚花过钱。父亲总是一天到晚地忙活着事情，不是种地就是赶集，很少陪伴他的孩子。父亲赚了钱也总是交给母亲，我需要钱的时候从来不好意思跟父亲张口，总是跟母亲要。母亲给钱的时候总是说，你看看你爹他容易吗？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呢？母亲喜欢夸张地给我和妹妹诉苦，父亲却从来没有。父亲心甘情愿地为了我们吃苦受累，为了我们起早贪黑，为了我们风里来，雨里去，饥一餐，饱一餐。父亲一心希望我和妹妹能走到城市里去，过上更好的生活。
父亲四十一岁时，被十九岁的我用相机拍了下来，那应是他最年轻的照片。那时的他戴着顶深蓝色的帽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外面还套了件小夹袄，一双粗大的手微微半握着，看着从西藏到北京开诗人笔会顺道回家的我。我特意翻出了那张照片，对照小妹发来的照片，我感受到父亲的变化，很想给父亲打个电话，又觉得打通了不知说些什么。以前打电话时也不过是简单地说，家里还好吗？你还好吗？父亲也总是这么说，一切都好，不用挂念家里，你好好做你的事，好好写作。父亲对我要成为作家这件事一直是大力支持的，他清楚成功不容易，需要牺牲，他甘愿为我牺牲。我确信世界上再也没有另一个人能那样对我真心实意，全力付出到不计任何报答了。我深爱父亲，对他却又是那样的自私，仿佛是为了奔一个更好的前程，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写作上。我知道父亲的心，他的心和母亲一样高，一样强，我不想让他失望。
父亲尚还没有看到我今年发在《时代文学》第1期上的短篇小说《大雪》，这是以他为原型的，几乎没有一点夸张的小说。我不是太想拿给他看，因为我担心他会说写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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