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东《想让父亲满意》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母亲的话多得像长江黄河里的水一样滔滔不绝。父亲的话却极少,少得不想接听我的电话。我与父亲也几乎没有什么话好说,父子之间的心是相通的,说什么似乎都是多余。母亲说多了会心疼电话费,父亲觉得母亲说多了会浪费我的时间。这一点都没有夸张,父亲和母亲就是那样真实的人。父亲喜欢看书,我早年还会把写的小说样刊寄给父亲,现在也没有那种想法了。这可能是因为有一次父亲说过我写得不好,他大约没有想到我是那样在意他的态度,那样怕他不满意。父亲腿被车压伤的那几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忙着做生意,他有了大量的时间,读过莫言、贾平凹、余华、刘庆邦等一些作家的作品,熟悉文学界的很多名人,他也写过,但终是觉得写作太难,没有继续下去。

有一天我的小妹从一千八百公里之外的故乡,用手机发来了一张父亲的照片。我看着照片上的父亲,心里突然就难过起来。因为我看到父亲脸上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深的皱纹,看到他有些疲倦也有些颓唐的神情,那明明是在告诉我,时光无情,他已经不再年轻了,而我也不再拥有青春。虽然我二十七岁才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可到现在也有十五年了。虽说我出了几部书,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可对自己的创作成果并不满意。我还远远没有获得成功,没有让父亲感到满意。母亲的心很高,但她不懂得文学,总觉得我已经是她非常成功的儿子了,在电话里经常夸我,夸得我不好意思,心里却有些受用。父亲也给母亲念我写的小说,我写爷爷的《大地上通过的火车》,写奶奶的《大风歌》,父亲还勉强觉得可以。我西藏系列的短篇,虽然受到不少好评,父亲却一直没有给过我一句肯定的话。母亲对父亲也是满意的,因为父亲很能干活,和同村子里的男人相比也很能赚钱。母亲是个爱钱的人,父亲却不太看重钱,父亲看重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

父亲曾经是个艺术青年,他二十二岁时就成了我的父亲,那时的他至少算得上是位乡村艺术家了。他会拉弦子,会敲扬琴,会唱戏,会编戏词。当年他以英俊的外表和出众的才华还征服了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便是我那一生心高气傲的,只读过两年书的母亲。在我父亲母亲的那个年代,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怎么好意思自己托媒人为自己说亲呢,母亲就有那个胆识,这一点也让父亲感动。母亲的家庭条件不错,她喜欢上一穷二白,当时连结婚的房子都没有的父亲是顶了很大的压力的。母亲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我父亲,结婚后母亲学会了敲扬琴、唱戏。母亲喜欢听别人唱,自己从来不愿意唱给别人听,觉得丢人。但为了能尽快盖上自己家的房子,母亲还是低下头去跟着父亲到别的村子里唱,三年后,他们如愿以偿地盖上了三间混砖房。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唱给别人听,但以前我还是个小青年时,母亲在灶上烧火,我听到过她小声在唱,很好听。可一发现我在偷听,母亲立马就不唱了。母亲也从来不愿意提那段卖唱的经历,她觉得丢人。父亲不一样,父亲非常乐意唱给别人听,他边拉边唱,唱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抑扬顿挫,我很喜欢听父亲唱。父亲的脾气也是好的,母亲的脾气却坏透了。我小时候经常被母亲打骂,特别不喜欢母亲。我今天之所以能成为作家,功劳主要归于母亲,因为我想逃离母亲。现在我也谈不上喜欢母亲,但我爱她。我爱母亲是因为她身上有着一股子不向生活,不向一切低头的劲儿。父亲也不喜欢母亲,但父亲也深爱母亲。父亲的小腿被他歪倒的车压断过,手术后变瘸了。父亲接受了那个现实,可母亲不能接受,她决定给父亲再动一次手术。第二次手术是成功的,父亲走路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拐,走起来像个瘸子了。在这件事上,父亲是很佩服母亲的。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母还在公社里参加集体劳动,不到三十岁的父亲负责使两匹高头大马。那是两匹从部队退役的战马,一匹青花,一匹枣红,漂亮得令我至今都在怀念,都在幻想有机会、有条件了再养上两匹那样的马。那两匹马不管是慢条斯理地走路,还是煞下身子干活,总是勾着敦厚有力的脖颈,那黑铁块似的四蹄子装着弹簧一般,有力地从金黄的路面上弹起来,显得格外好看。父亲干完活儿,会把在田间玩耍的,当时还胖乎乎的我拦腰抱起来,轻轻放到马背上,然后用手拍一下马儿宽大的臀部,马儿便驮着我嘚儿嘚儿地走回公社的大队部了。到了大队部,会有饲养员把我抱下来,那样我就可以早一些回到家里,去厨房找馒头吃。小时候我的嘴巴很馋,总爱在馒头上掏个窝,爬到高桌子上舀两勺油浸进去,再放些盐,那样吃起来就很香。为此母亲没少打我。父亲很少打,但也有打的时候,打之前通常把阵式弄得很大,这样大妹就有时间去告诉爷爷,爷爷便气冲冲地拿着赶牛的鞭子来威胁父亲,父亲自然就打不成了。

生产队解散后,父亲是村子里最早做青菜生意的人。那时的父亲还很年轻,有着坚实的臂膀,充满弹性的腰和腿,他天天骑车,驮着沉重的驮筐装着的菜,从批发点回到家里,第二天再去集市上卖。在我的印象里,父親从来没舍得穿一件值钱的、体面的衣服,从来没舍得大手大脚花过钱。父亲总是一天到晚地忙活着事情,不是种地就是赶集,很少陪伴他的孩子。父亲赚了钱也总是交给母亲,我需要钱的时候从来不好意思跟父亲张口,总是跟母亲要。母亲给钱的时候总是说,你看看你爹他容易吗?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呢?母亲喜欢夸张地给我和妹妹诉苦,父亲却从来没有。父亲心甘情愿地为了我们吃苦受累,为了我们起早贪黑,为了我们风里来,雨里去,饥一餐,饱一餐。父亲一心希望我和妹妹能走到城市里去,过上更好的生活。

父亲四十一岁时,被十九岁的我用相机拍了下来,那应是他最年轻的照片。那时的他戴着顶深蓝色的帽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外面还套了件小夹袄,一双粗大的手微微半握着,看着从西藏到北京开诗人笔会顺道回家的我。我特意翻出了那张照片,对照小妹发来的照片,我感受到父亲的变化,很想给父亲打个电话,又觉得打通了不知说些什么。以前打电话时也不过是简单地说,家里还好吗?你还好吗?父亲也总是这么说,一切都好,不用挂念家里,你好好做你的事,好好写作。父亲对我要成为作家这件事一直是大力支持的,他清楚成功不容易,需要牺牲,他甘愿为我牺牲。我确信世界上再也没有另一个人能那样对我真心实意,全力付出到不计任何报答了。我深爱父亲,对他却又是那样的自私,仿佛是为了奔一个更好的前程,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写作上。我知道父亲的心,他的心和母亲一样高,一样强,我不想让他失望。

父亲尚还没有看到我今年发在《时代文学》第1期上的短篇小说《大雪》,这是以他为原型的,几乎没有一点夸张的小说。我不是太想拿给他看,因为我担心他会说写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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