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学《太阳之下》

因为有了太阳相随，才有了光亮和温暖。在太阳之下，长途的孤寂不再是个体灵魂的承担，为此，所有的旅行者都渴望：一路阳光灿烂。

——题记

箭的脾性

如果说，城市是一张巨大的弓，那么列车就是它射出去的箭。

对一座腹地城市而言，这样的箭是射向四面八方的，所幸的是，我以列车长的身份乘坐的Z105次列车，是和太阳同行的。周而复始的太阳，在列车往返中重复着列车的走向，遗憾的是，我出发的时间是5月9日的夜晚，太阳走进了长夜，我和列车无法披一身霞光，开始我西域之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第八乘务组列队走向车厢的时候，一场难得的雨水，开始为一座城市美容，细雨为我们的长途洗尘。于是遗憾中便生出几分难得的宽慰，八千里路云和月，就在济南这场久违的细雨中拉开了大幕……

城市之箭射向遥远的西域……

上车前的新鲜感，被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消淡了许多——一位列车长，正在餐车里同大家说笑。对一列客车而言，狭小的座位假如是个人的空间，那么餐车就是整个列车的公共广场，在一个相对宽大空间里，大家相对放松，因此，寂寞的长途中，餐车是一个充满笑声的愉快之地。就在全体乘务人员说笑着准备吃饭的时候，列车长的手机响了，接电话的列车长脸上的笑容，如同风吹散的薄雾，列车长边接电话边走出餐车，一位细心的乘务员发现了异样，悄悄地跟在后面。在无人的狭窄的过道上，列车长泪流满面，对着济南的方向，叩了三个响头。他说，爸爸，儿子不孝。不能在你老面前尽孝了。

列车在飞驰。

一会儿列车长返回餐车。一切都恢复到先前的样子。直到第四天，整个乘务组返回济南，大家才知道，就在他们出行不久，列车长的父亲在医院病逝。临终前老人多想看儿子一眼啊。可是这个最普通的心愿，却得不到满足。

登车后，我向Z105列车长孙启东证实这个故事的真伪。年轻的孙启东没有正面回答，他静静地站在车窗前，镜片后的眼睛目视着窗外流动的风景，良久，他说，杨老师，我也给你讲一个故事吧——這是一个老八路和他外孙的故事。老八路是1937年参军的，按照他退休的待遇是老红军，可是他一直喜欢人家叫他老八路。老八路是从济南铁路局退休的，住在泰安。此时的老八路依旧保持着战争年代习惯：大碗喝酒，高兴了一天能喝二斤白酒。那时候的酒都是散装的，老八路打酒一次就是一塑料桶。于是这样的活就成了外孙的专利。每每酒桶见底了，老八路就对外孙说：小，给姥爷打酒去！少年乐此不疲。因为每打一次酒，少年就有了几粒糖球或一串糖葫芦，高兴了，老八路会赏他一张“女拖拉机手”，于是少年就有了一支弹弓，满院子的大树上的鸟儿就不得安生了。每每看着少年忙碌的样子，醉眼蒙眬的老八路，就兴奋地说，小，鸟比鬼子都精明，你得偷袭！

老八路到底是老了，失去了当年打鬼子的准头，祖孙俩往往忙乎半天，一根鸟毛都没落下。于是老八路说，小，咱不玩了，回家陪姥爷喝酒去！少年就屁颠屁颠地跟在姥爷身后，一长一短的影子，在斑驳的阳光里晃动成快乐的音符，在鸟儿的欢送声中离去。

这幅画面成了老八路最后的“老夫聊发少年狂”，也成了少年一生中最难以忘却的怀想。在这样的画面里，少年长成了青年，老八路走路的步子开始凌乱，酒量也开始减少，但是豪饮的气势不减当年。

2000年的一天，青年人成了一名乘务员。老八路高兴地摆了一桌子菜，青年给姥爷满上酒。老八路说：老规矩，大杯子。你也满上。青年看看父亲。老八路不屑一顾，男子汉嘛，不喝酒哪里行。不过上了车滴酒不许沾，想酒了，找姥爷！

那天，青年喝高了，愣是没有喝倒老八路。老八路颇为得意，在战场上，姥爷从15岁就在自己的国家打日本鬼子，后来到朝鲜揍美国鬼子，就没 过。在酒场上，姥爷压根儿就没输过。

青年记住了姥爷的教诲，上车了滴酒不沾，跑完车，就赶到泰安，陪姥爷赛酒。他的酒量就是在姥爷的“培养”下练成的。

就这样，姥爷就成了他一生中最敬爱的人。

他从参加工作就跑济南——乌鲁木齐。这条线是济南客运段最长最艰苦的路段。老八路得知后，偷着乐，他说，让你去执行最艰苦的任务，那是领导看得起你。小，好好干！

这天，他告别姥爷，一如往常上车了。

铁路人的规矩，小，上车了，家里就是天塌了也没有你的事。去吧。

那时候的车没有现在这么好，是那种绿皮的车，慢，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济乌线长啊，将近四千公里，要跑50个小时。一次返回后，他还没有下车，母亲的电话就打过来：小，下车后，直奔泰安。

母亲的声音有点怪，他再打过去，母亲的手机关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他马不停蹄，直奔泰安。

一切都过去了。

姥爷安详地躺在灵床上。

姥爷——青年人双膝跪倒在灵床前，一声悔恨的哭喊，两行自责的眼泪——

讲到这里，年轻的列车长孙启东眼里有了闪烁的泪光……

我找到了答案：开弓没有回头箭！

箭，一旦飞出，就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的，这是箭的性格，也是箭的使命！

钢轨上的忧伤

我没有想到，离家时的那份淡淡的惆怅，在孤寂的长途上，被单纯的行动、单调的动作、单一的窗外色彩，联合成的单元情绪，揉搓成复杂的忧伤，在两条钢轨上，被无限的拉长，拉过黑黝黝的没有生命迹象的峦岗，拉过黑洞洞的隧道，拉过色彩黯然的戈壁滩，拉过祁连山模糊的远影，拉过天山皑皑的雪景，最后拉成一种压抑的疯狂。

这是我车过哈密时的感受。

长途的艰辛可见一斑，尤其是济乌线——这样纵横八个省区的长线。长途的寂寞不必言说。

谁人没有父母？那个父母没有孩子？谁不愿意在漫漫长夜里，守着妻女，享受家的安详？可是那些旅客总是需要人帮助、陪护的，于是就有了舍小家顾大家的乘务人员。在济铁十万员工中，这样的陪护者就有3000余众。

亲情成为每个人出行最常见的牵挂。离家时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惆怅，别离时淡淡的忧伤会伴随你走过漫长的旅程，并在寂寞中被无限地拉长。

没有别的办法，老一代铁路人总会这样告诉自己的孩子，上车了就别想家。家里的天塌了没你的事。

新一代铁路人会告诉妻子，我走了，家里的事你自己处理吧。

我相信，这也是一份无奈的叮嘱。我更相信，经过三代铁路人的言传身教，这样的叮嘱就成了一种文化的存在。

老八路告诫外孙的话，我在济乌线路最早的乘务员廖秋胜那里得到注解。每次离别时，他都会对妻子说：家里的事就拜托给你了。说这话的时候，我依旧发现，明亮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儿淡淡的惆怅。老乘务员马超无奈地说，他是马家唯一的孙子，把他抱大的祖母走时，喊着他的乳名，久久不肯离去的时候，他在车上；疼爱他的姥爷走的时候，他依旧在车上……

在车上成为他的常态，也成了他无奈的哀伤。

我想，这样的痛楚，一定会成为他们比长途的寂寞还要苦楚的伤痛……

至今，我们依旧能想象出，亲人喊着他们的名字，遗憾离去时的那份悲凉。

其实，我只是偶然的一次长途，而这些职业的跋涉者，却是长年累月啊。我想他们的惆怅一定多于我的惆怅，他们的忧伤一定大于我的忧伤。

当我谈到这种长途的感受时，老乘务马超告诉我，他所经历的故事。对了，忘了讲述马超的故事。当我看到他胸牌的一刹那间，我一笑：三国里，五虎上将数马超，谁给你起的名字？他一笑，我爷爷是三国迷。

2000年，19岁的马超赶上了大西北开发，济乌线要人，运输技工学校毕业的马超就这样和他的同学孙启东上车了。在这条线上一跑就是16年。当年西部大开发，就业的机会比比皆是，追逐资本的人流让绿皮车爆满，加之我们的全程票价最便宜。拥挤让乘客更加心烦。170元，每公里只有4分钱。作为全国当时最低的票价，我们的列车就成了农民兄弟的首选。加上“三单”，那些心里脆弱的乘客在漫长的孤寂中神经崩溃了，于是频频发生跳窗事件。

我們的任务是将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当一个乘客因跳窗把生命留在长长的路上的时候，自责就成了我们一辈子都驱赶不散的忧伤。

长长的列车，大大的世界。在这样一个特定世界里，总会有些事情是你无法想到的。作为乘务工作者，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要防止意外发生。可是在列车这样一个相对封闭又绝对敞开的世界里，什么样的意外都会突然降临。

记得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从河南郑州上来一对年轻夫妇，领着两个孩子，随行的是丈母娘。一上车我就发现女人脸上有怨气。果然如此，因为没有买到座位。那时候超员是所有热线路上的家常便饭，便宜直达的济乌线路更是首当其冲。盛夏的燥热加重了怨气，女人开始埋怨男人的无能，男人显然处于劣势。我发现他的脸色十分尴尬。于是我就借给他们送水的机会劝说妇女，告诉她当下我们国家的客运能力还不能满足乘客的所有需求，在这样的状态下能买上票也就不错了，出门不容易，大姐，你就别埋怨他了。我的劝说起了作用。我发现男人向我投来一瞥感激的目光。我冲他点点头，意思告诉他：媳妇带着孩子也不容易，你是男人，男人就要学会承受。

可是当我烧开一炉子水过来送水时，女人的埋怨因长途的拥挤和盛夏的酷热变得越发尖锐起来。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人家的家事，我只有劝说。

男人总是顾及脸面的，媳妇这一通埋怨，让一个男人的脸面在无数陌生的面孔前，被剥得一览无余。我发现那人的脸色如同积云覆盖的天空，为防止意外，我只好站在他的后面。可是就只这样，意外还是发生了。只见那个男人一步就跳到座位背上，我立刻意识到不妙，就在我伸手抓他的时候，他已经迈出了第二步，跳到了桌板上，就在我扑过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越过了窗口。那时候，绿皮车的窗子是开着的。

一切都在瞬间发生了。

就在女人目瞪口呆，在全车厢乘客一阵尖叫声里，我奔向制动阀。

也许上帝同情弱者，也许是命运的巧合。不幸的男子落在道边的一堆沙子上，万幸的是他只落了一个上臂骨折、脱臼。要不是那些沙子，年轻的生命也许就从此终止了。

面对一家人的哭声，我无言。

在家时时好，出门事事难。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善待自己同时也善待他人吧。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愿望，什么时候我们的农民兄弟出行都能有自己的座位。其实，这不仅仅是我的期盼，也是我们整个班组的期盼，是全体铁路人的期盼啊。

我们济乌车队第八乘务组大都是第一批上车的人员，整整经历16年，我们经历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后期的历程，是我们国家用改革的红利，改变了列车的状况。如今我们的列车是冬暖夏凉了。封闭的车窗，舒适的环境让往年的悲剧不再发生。可是当年的绿皮车啊——

遥想当年的绿皮车，老乘务员们还是一声声叹息。

绿皮车，一个时代的表情

如今，驰骋在祖国西北线上的绿皮车，差不多都走进了中国列车的博物馆，即使最后的几列也正行进在去博物馆的路上。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欲说还休的绿皮车，似乎告别了历史的舞台。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表情，绿皮车依旧是一代铁路人抹不掉的记忆。尤其是那些从参加工作就在列车上的老乘务员们。绿皮车是他们无法忘却的至爱，也是他们永远的心痛……

这些老乘务接受绿皮车的时候，正是一色的小青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加上青春燃烧的激情，让跑在济乌线上的透风撒气的绿皮车充满了阳光。

那个时候车上的炉子是用煤炭加热的，几乎所有的乘务员都烧过炉子。盛夏的绿皮车里，人满为患，酷热难当，热水的用量剧增。为了保证乘客用水，炉火昼夜燃烧着。盛夏，绿皮车到达河南时，车内的温度高达40度，此时站在火炉边上是一种怎样的煎熬？越是这样，需要的茶水就越多，炉火就要更旺。

一路的茶水温暖着天下乘客，于是沿途的乘客都晓得从济南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有源源不断的开水，就舍近求远地坐这趟车。年轻的小伙子们哪里想到，他们的汗水居然成了金字招牌，让绿皮车趟趟爆满。

世间万物都有因果，应该说，济乌线路的人气是从绿皮车开始积累的。

那时候，乘务人员的白衣是要一天一换的，用他们的话说，一天到晚就没干过。一旦干了，脊背上就是一层厚厚的盐碱。那时候他们最大的享受是到乌鲁木齐后，洗个澡。淋浴器下一站，脚下就是黑水。那时候，乘务员的尊严都让那些煤尘给“葬送”了。

老乘务廖秋胜说，那年春运，为保证乘客回家过年，整个车队人车不闲，加班跑车，日夜奔波。他回到家时整个人脏得像个乞丐。他想亲亲儿子，没想到小子一见他，扭头就跑。他被儿子给搞笑了，笑着笑着，泪水就模糊了眼睛。他洗完澡，一头扎在床上，酣然入睡。

说起来，这些老乘务员个个都是洗衣服的高手。究其原因，都是绿皮车“惹的祸”。有什么法子呢，烧一天的炉子，鼓捣一天的煤炭，手上指甲里全是煤尘，只有洗衣服是反复的搓洗，才能洗干净。这种一举两得的活儿，久而久之就把这些小伙子培养成了做家务的行家里手……

人间自有公道，付出就有回报。他们的黑脸换来乘客的笑脸，显然是值得的。

相对于酷热的夏天而言，不冷不热的春天似乎是难得的时光，可是千里戈壁，狂风肆虐，飞沙走石，鸡蛋大的石头在狂风的裹挟下，变成了攻击的利器，窗玻璃瞬间就没有了。那种刺激是惊心动魄的，也是终生难忘的。至今，他们忘不了某年某月，和乘客一起，用棉被挡风沙的壮举。

秋天好像没有那么多的灾难。其实“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景观，绝不是一种欣赏，对于行驶的列车，大雪阻碍前程的日子，并不比泥石流好到哪里去。一旦被突兀而至的大雪封道，就是一场难以预料的灾难。

其实对老乘务来说，最怕的是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流，在千里戈壁上摧枯拉朽，间或来一场小雪，可怕的白毛风就形成了。薄薄的厢壁瞬间就冻透了，此时直排式的厕所就成了让人头疼的地方。乘客一不小心把手纸落入便池，转眼粪便和着尿液就结成坚硬的冰，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开水化开后用铁棍子捅开。那种气味是难以忍受的。好歹小伙子们想出一招，点燃几根香烟，猛抽上几口后，借助浓浓的香烟驱赶刺鼻的气味。

往事并不如煙。

一晃就是16年，济乌线上的列车从绿皮车——特快——直快，这就意味着速度车况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管现实如何变迁，老乘务们对绿皮车的记忆依旧清晰。绿皮车时代诞生的精神依旧在传承着。

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那过去了的成为深深的怀念……

圆满，来自单调的重复

当我以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出任Z105次列车长的时候，列车已经更换三年了，用他们的行话说：列车换底。换底后的列车全封闭，冷暖空调。全程时间由原来的50小时缩减到现在的38小时。整个济乌车队由原来的10个班组，改成8个班组。车况和车速的提高给乘客一个全新的感觉，缩短了长途寂寞的时间。这是绿皮车时代所有乘务员的梦想。

2016年5月9日，我随第八乘务组走进点名处时，离发车还有三个多小时，副列车长李顺杰告诉我，按照一成不变的惯例，他们接车后要对列车内所有的配置进行清点，重新打扫卫生。我说，上一个班次不是彻底打扫了吗，再说车站的地勤也又清理了一次。他回答，我们的列车设施提升了，服务更要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匹配啊。

此时我才明白，当乘客坐进入一尘不染的列车里，享受着舒适卫生宾馆似的生活时，所有的乘客不会想到，为了给他们一个家一样的感觉，列车乘务人员已经付出了三四个小时的劳动。难得的是，这种背后的付出，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业态。按照机关事业单位的说法，这三四个小时应该算无私奉献了。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奉献被延续下来，一代又一代济铁人也会这样习以为常的。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说，目的就是告诉天下乘客：爱惜车厢的环境，就是对劳动者的尊敬。

其实，列车的舒适卫生，来自于一个乘务员团队热情以及他们工作中那份单调的重复。

这是一个年轻的乘务员，他叫田野，1992年出生在鲁南的滕州，是铁二代。2014年考入铁路局，在Z105次列车上负责卧铺车厢。我采访他的时候，正是自己无聊的时候，我的无聊来自戈壁滩的荒凉。那时候，列车两侧是清一色的沙砾滩，暗青色的戈壁在阳光下无边无涯，一副冷酷而沉默的样子，只有暴雨冲开的水道，一条条僵硬无规则地写在戈壁上，似乎在向乘客诉说着暴风雨在茫茫戈壁上的疯狂。飞沙走石的肆虐仿佛就在昨天。没有色彩的戈壁给长途增添了些许无奈。我想采访年轻的田野。

小伙子负责两节卧铺。他接班的时候是下午。西域的太阳透过车窗，给卧车狭窄的走廊一片明光。他的上一班正在睡觉。铁路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你下班了任务就是睡觉休息，养精蓄锐后好接班。对上四天班歇四天的济乌线的乘务人员来说，他们的生物钟是四天为一个周期的，休班的四天是按照太阳的规律运行的，白天学习收拾家务带孩子，晚上睡觉。上班的四天是要根据工作的需要安排休息的，往往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这样的颠三倒四就把生物钟给彻底搞乱了。对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年轻的田野对此一笑，吐出三个字，习惯了。

习惯了。包含着几多的无奈几多的忧愁啊。

他开始巡视了，车厢衔接处，走廊、卧厢、洗漱间、开水炉……最后才是厕所，那里总是一个高污染的环境，好在上一个班在交班时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了。不过走廊上又出现了瓜子皮、点心的碎屑，这是长途车司空见惯的事情。旅客经过一夜半天的旅行，大家都疲倦了，嗑瓜子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田野开始清扫地上的垃圾。此时他要应对乘客提出的问题，最多的就是几点到xx地。所以对沿途停靠的23个站名、时间都必须熟记于心。否则你就不能对答如流。有时车晚点，你得重新记时间。扫完地上的杂物后，田野开始拖地。每一个包厢都要收拾一遍。有时候，你前脚刚刚拖完后脚就散落一地。此时你不能生气，因为旅客就是上帝。没有人是能对上帝发火的。

你想让一个人在几天的旅途上，改变几十年的习惯，可以说是痴人说梦。今天田野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看见他只有不厌其烦地过去打扫，随时保证车厢里的卫生。因为你要随时接受列车长的检查，说不上什么时候上级领导也要上车检查。看来任何习惯的养成都是需要制度作保障的。

陇西快到了，他要提前逐一叫醒将要下车的乘客，收回卧铺牌子，将车票还给他们。然后整理铺盖，换床单，以迎接新乘客的到来。

到站了。田野打开车门，放上安全踏板后，自己先下车，他要在门口将下车的乘客接下来，帮助那些老人或携带重行李包的人。干完这件事，他开始迎接新乘客上车，验证他们的车票，保证他们别上错车。

开车了，他要检查行李架，重新整理那些不规范的行囊。保持车厢的整齐，走廊的畅通……

开车了，所有的乘客进入休闲，只有乘务员开始新一轮的忙碌……

我仔细地观察，所有的乘务员对这些都可以说得心应手了。用田野的话说，从实习开始就干这些活儿。闭上眼都能找到拖布在哪里。

列车上的活看似平淡，可是要周而复始地做好这些琐碎的小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上帝”扎堆的时候

在3717公里的济乌线上，第八乘务组无疑是一个年轻团队。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36岁。最大的唐伟1966年出生，1986年就在兖石线做乘务员。那时候，这个团队最小的田野还没有出生呢。也许路线太长的缘故吧，这个团队一色的男子汉，用他们快乐的语言称“和尚团”。不过这个和尚团里一团朝气，一团和气。

作为体验生活的作家，我知道自己这个“列车长”是什么角色，可是他们一个个却都拿着村长当成干部。尤其是那个安全员李峰，除了负责全车的安全外，最关心我的安全了。他告诉我刚上车时被挤破手时的狼狈，他告诉我……我知道他是在变相地教我安全知识。难得一个大男人还如此细心。一路上数他讲的故事多——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乘客，文化观念不一样，对待他们你不能像对待老常客一样。比如有一年他就遇上这样的一个乘客，下车了，他把卧铺的被褥背下车。他的理由是：既然我买票了花了钱，这东西就是我的了。讲着故事，李峰自己哈哈地笑了。

事后，我才知道，李峰刚做了大手术，按照他的病情，是可以休长假的。深知他的病情的列车长孙启东跑到他家里，峰子，大伙都想你，不就一个破手术吗，装什么？跟我上车，你当安全员。

安全员是一列客车比较清闲的角色。就这样李峰成了这群“和尚”暗地里照料的对象。一个团结的群体是不允许伙伴掉队的。

团队里的年轻人背后爱说，在家听老婆的，上车听老大的。

他们说的老大就是列车长孙启东。孙启东在这个团队里年龄居中，可他算是老乘务了。从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跑济乌线路，他熟悉每一个路段，经验告诉他这里可能发生的意外，于是他总是能做到未雨绸缪。由于他的管理是在说笑中完成的，获得众“和尚们”的好感。我们返回的时候，他真在组织大伙学习有关条例，按照段上的要求们需要大家背诵，于是他自己先背下了，他是集体就餐时布置下任务的，话语简单明了，背下来的每人奖励一瓶饮料。

现场一片欢呼。

他话峰一转，这奖呢，是背不下来的哥们发的！

第二天，我和他们一起也喝上了饮料。我说：为什么不奖励酒，酒是男人的胆啊。

他一笑，我姥爷那辈人的规矩——想喝酒了就回家。在车上，我们是滴酒不沾的，这不仅是传承也是规矩。杨老师，等收了车，我们喝喜酒去，队里有个哥们喜得千金，正好赶上他请喜酒。

望着这个快乐的团队，一路上的寂寞荡然无存。

其实这个快乐的团队也有不快乐的时候。

人原本是平等的，因为有了消费、服务，才有上帝，有了上帝，才有了落差。在长途列车上，看似风光的乘务员，就是这个落差中的下层。你别看他们一个个戴着大盖帽，神气得很。其实，我戴上它的第二天就知道，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大盖帽都是特权的象征，在列车上，大盖帽就是服务的标志。

尽管当代文明不止一次地告诫世人：服务是当代文明的行业。可是在传统的理念里，服务是下等人的行业。好歹这样的理念在第八乘务组年轻人的眼里，已经不是障碍了。但是真的面对那些难侍候的“上帝”时，他们也不免产生些许不快。

一个乘务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从郑州上来一位老农，老人一路嗑瓜子。当他打扫到第十次的时候，忍不住地说，大爷，瓜子皮不能扔在地上。老农不解地看他一眼：不扔在地上，扔在天上啊。

他想发火，可是看看农民大爷，他想，也是啊，这样的动作他都做了几十年了，怎么能一上车就改掉呢？最后他笑了。因为上帝什么时候都是对的。

其实，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原本就有待考究。且不说这个世界里上帝只有一个，作为服务行业，把你当成上帝那是对你的尊重，要命的是你以上帝自居了，并以上帝的身份心安理得地享受对方给予的服务。从法律的角度上看，作为乘客，你买了票，就和铁路部门产生了合同关系，安全送达是他们的职责，服务是他们的职责；但是作为车厢，尤其是过道，那是一个公共场所，对公共秩序的遵守应该是大家的事情。一个车厢动辄一百多人，乘务员就一个，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个服务员面对一百多个上帝时的尴尬。

没有“上帝”时世界就缺乏秩序，可是上帝如果组团扎堆了，那么上帝还是上帝吗？

当一个服务员为一百多个上帝着想的时候，那么，一百多个上帝是否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呢？“上帝”们是否体会到一个服务人员的艰辛呢？

走在阳光里

我无法忘却天水站的一幕。

那是在鄯善车站，副车长李顺杰接到车站开具的单子：一个腰部做手术的女乘客需要照顧。于是Z106次列车出现了一位真正的上帝。一架轮椅在车站服务人员的帮助下，推到列车下。李顺杰带着乘务人员帮助她上车，安置好后，通知天水站，有一个腰部手术的旅客需要轮椅，需要车站服务。

车在天水站停稳后，在乘务员的帮助下，女乘客被架着从车里走出来。我和李顺杰副车长到站台与天水站对接，他们推来一架轮椅，接走那位女乘客。我看见她一脸笑容，尽管她刚做过大的手术。我们看见在她的轮椅后面是我们Z106次列车组全体人员目送的眼光。那些眼光在女乘客的招手中，一下子变得那样温情，那样知足。

当我动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眼前依然会出现女乘客的笑容，依然出现她男人满脸的感激。我记得四点的西域，太阳比济南的要高得多，要明亮得多。那天，他们都在五月的阳光下，显得十分温馨。那个女人披一身阳光，从容地离去。

最终目送乘客在阳光下快乐地离去，还是车到终点的时候。

2016年5月9日的晚上10点，济南。我正在帮助乘客收拾行李，一位老人走向我，他把我当成了货真价实的列车长了。他说，老伴在卧铺车厢，他在硬座车厢，隔着五个车厢，不好照顾。他想让我帮助补一张卧铺，最好是在一起的。我只好找孙启东列车长了。他问，那人多大年纪？73岁了，从济南到乌鲁木齐的。这样的老人我们可以照顾，没有卧铺，我们让出自己的卧铺也得办理。就这样，两位老人被安排在同一包厢的下铺。老人很感动。车到定西时正是下午，我去看望这对老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闲聊，我知道老人是河北衡水人，五六十年代自然灾害挨饿时，他跑到新疆。所以，自从济乌线路开通以来，他每年都要走一趟。他说，济乌线路的变化可大了，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车上的服务态度。这一点让他记忆犹新。就是在绿皮车时代，车上也像冬天里的太阳暖洋洋的。作为感谢，老人拿出两个大苹果给我。看看老人残缺的牙齿，我接受了。当餐车服务员将切成条的苹果送给老人的时候，老人说，苹果原本是给车长吃的。当列车到达乌鲁木齐的时候，正是中午时光。乌鲁木齐的太阳还斜挂在东天上。老夫妇下车了，我们的乘务员帮他提着行李，送他们下车。他们离开的时候向我们挥手，灿烂的笑容在阳光下十分醒目。

望着走在阳光里的乘客，我这个挂职的列车长一脸的幸福，长途的寂寞在异地的阳光里渐渐褪去，一股暖流徐徐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