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留鸟的世界》随笔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留鸟的世界

上初中时学过动物学,知道鸟儿可分为三类:漂鸟、候鸟和留鸟。不是说从猿到人,从鱼到人吗?如果也能说从鸟到人的话,我这样的中国人一定是从留鸟进化而成的,生于斯就长于斯,卒于斯,从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外边还有一个多么广大的世界。但是生于斯的这块地盘就这么大,可吃的东西就这么多,求生并不十分容易。于是只好死守各自的“巢区”,随时准备为了一条虫子、几颗谷粒而斗争,“窝里斗”成了普遍现象,渐渐养成了“与鸟奋斗其乐无穷”的性格,自然无法像漂鸟那样随行随住,独往独来;更无法像候鸟那样振翮长空,长途旅行了。

这种留鸟式的生活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我不知道。不过世界确实在变,物种也在变。据生物学家统计,地球上每一分钟都有若干旧物种绝灭,又有若干新物种发生。人们不是拼命在保护朱鹮、黑颈鹤吗?如果马达加斯加的恐鸟还能保护几只在动物园中,门票的价格一定能再涨它几番。翼手龙能保护几条下来就更有用了,拍恐龙电影便无须特制道具,只须出钱去租。可惜这在事实上都不可能,该灭亡的一定要灭亡,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留鸟之所以成为留鸟,一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使之生来即具备留鸟的生态和心态;一是环境和群体惯性的影响。像左拉所写《猫的天堂》里的猫,被另一只野猫领着出门旅行,脚踏在天鹅绒般的烂泥上虽觉得舒服,终于被风雨和饥饿赶回来,仍然躺在火炉边的波斯地毯上了。

所以,若要改变留鸟式的生活,先得改变留鸟式的心态。“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父母在,不远游”;“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等等,就是留鸟式的心态。不仅自己不愿走向世界,还要设法阻止别人走向世界,历史上的长城就是既为了阻止异族人进来,又为了阻止本族人出去而建造的。专制皇帝的“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以道统自任的士大夫“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四人帮”的查“海外关系”,反“三和一少”,也都是留鸟式的心态。不克服上述种种留鸟式的心态,就不可能正常地、健康地看待和接触外部世界,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中国。

当然,要彻底改变留鸟式的生活,还得打破物质和环境的限制。我在《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的第一章《古人的世界》中写过:

两千三百年前,庄子作《逍遥游》,写大鹏自北冥徙于南冥,“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真可谓汪洋恣肆,想象力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当他的笔锋转向人间世,写到当时人们外出旅行的情形,却是“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如此之游,实在算不得什么“逍遥”。

三百五十年前,徐弘祖(霞客)一心“欲为昆仑海外之游”,结果足迹仍不出秦晋云贵两广,无法迈出当时的十七行省。庄子和徐弘祖毫无疑问是精英,他们的心灵是自由的,但他们的行藏仍然是留鸟式的,只不过“巢区”比较大了一点点罢了。何则?非不为,乃不能也。吕洞宾有“朝游北海暮苍梧”的逸兴豪情,却没有“朝游北海暮苍梧”的能力和手段,这就是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悲哀。

生活在电视卫星、激光通讯和超音速客机时代的我们有福了,也只有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上升到了一定的层次,划分为地区和阵营的世界真正变成了全球文明的世界,普通人才有了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快乐感而旅行的自由。古代也出过著名的旅行家,那种为了君王使命和宗教信仰的旅行多半只能称之为供奉和牺牲,远远谈不上享受,虽然他们对文明所起的作用仍值得后人永久纪念。但是,比起古人来无比有福的我们,要想真正享受到该享受的自由,恐怕还得克服重重的障碍,从环境、条件到我们自己的心灵。

(一九八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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