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巴撕巴喂小鸡
“洋活（济南方言：臭美）洋活小（济南方言：小男孩），洋活洋活妮儿，撕巴撕巴喂小鸡。”
五十多年前，我追着王春丽在官扎营大街上唱着这首济南儿歌，王春丽不躲不闪回身就打，情急中我转身就跑。五十多年后，我在官扎营的大街上看见王春丽，王春丽居然没有认出我来，于是我冲着她的背影喊：“洋活洋活小，洋活洋活妮儿，撕巴撕巴喂小鸡。”王春丽愣了，猛然站住，转过身，冲着我扑了过来……
我的这种行为在五十年前得到过惩罚。我冲王春丽喊，王春丽打不着我，就一溜烟跑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衣襟说：“孙大姨你不管小胖胖吗？他骂我。”
母亲把卷子（济南方言：花卷）放进锅里，用围裙擦了擦手，扶着王春丽的头问：“他骂你什么了？”
“他要把我撕巴撕巴喂小鸡。”
母亲笑了：“这怎么是骂你啊？这是早晚的事啊。不过，你先把这个卷子撕巴了。”
王春丽不会因为我要撕巴她继续哭闹下去，因为她看到母亲手里的卷子了。
卷子是白面做的，母亲把面擀成面皮，然后在面皮上面撒上葱花，那时基本上是在面皮上抹一层猪大油，后来日子好了，把调好的肉馅放在面皮上，再把面皮卷起来整个的放在锅里蒸。熟了，打开锅盖，香喷喷的。母亲用刀把卷子切成一块块的，拿了一块递给站在锅旁边眼睛死死盯着卷子的王春丽。
王春丽说，她妈有时候也蒸卷子，一层白面夹着一层黑面，那黑面是用地瓜面做的，白面的那一层她撕着吃了，黑面的那一层在嗓子眼里怎么都咽不进去。王春丽一边撕巴我母亲给她的卷子一边抱怨说，她妈做的白加黑的卷子不如孙大姨的卷子好吃。即使不好吃，也不是经常吃。撕巴完了卷子，她一边擦着嘴边的猪大油，一边还问我母亲，小胖胖要把我撕巴撕巴喂小鸡怎么是早晚的事呢？
我和王春丽家是街坊，两家近在咫尺，都住在官扎营。打开王春丽家的窗户，隔着一条马路就能看到我的家。王春丽嘴里撕巴着卷子，敲敲她家的窗户，不管窗户里面有没有人答应，她扯着嗓子喊：“我在孙大姨家吃卷子了！”
窗户里面有人回应：“吃吧吃吧，你早晚被小胖胖撕巴了。”
“我愿意。”王春丽喊。
窗户里面的人又说：“你不愿意行吗？你的小命都是孙大姨捡的。”
王春丽是早产儿，先天营养不良，经常生病。王春丽兄弟姐妹一大群，一家人的生活靠着当锅炉工的父亲维持。她母亲屁股后面一大群孩子，这个哭了那个闹了，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有一年王春丽又病了，她妈抱着她去医院，不一会儿她妈自己回来了。母亲在街上碰到她妈，问臭妮呢？她妈面无表情地回答，在挺尸床上。母亲惊愕，臭妮死了？跟死了差不多，医生说救不活了。母亲一巴掌打过去，说哪有你这样当妈的！孩子还没有咽气你倒是回来了。母亲撒腿就往医院跑，王春丽还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母亲过去摸了摸，孩子还在喘气儿。母亲把王春丽抱在怀里，一把抓拽住一个医生，说：“你今天你要是救不活这个丫头，我能把医院拆了你信不信？”
医生质问：“你是谁啊？”
母亲说：“我是孙主任。”
不知道是母亲气势汹汹的样子还是孙主任的头衔让医生紧张起来，他跑出去叫来好几个医生，一阵抢救过后，一个医生把几张单子交给母亲，对母亲说：“交钱去吧。”
母亲交钱回来，那个医生又交给母亲一张单子，单子上除了要吃的药，还有今后需要加强营养的食品。医生对母亲说，孩子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这个孩子需要营养，今后营养跟不上，再上医院也是瞎耽误工夫。
母亲抱着王春丽走出医院大门，医生之间相互打听：“哪来的孙主任？”
有认识母亲的人惊讶，孙主任你都不认识？她在官扎营老有名了。
当时，母亲有很多称呼：孙大姐、孙大姨，到了后来增加了一个孙奶奶。但是最响亮的还是孙主任。
母亲抱着王春丽从医院回到家，敲敲她家的窗户，说：“臭妮给你抱回来了。”
王春丽的妈妈隔着窗户喊：“放你那儿吧。”
母亲急了，喊道：“你太刺毛（济南方言：差劲）了！孩子在医院挺着，你蹿（济南方言：跑）了，臭妮可是你的闺女啊！”
王春丽她妈隔着窗户喊：“我家里还有七狼八虎闹症候（济南方言：闹毛病）呢，不蹿回来这个家我还要吗？”
“臭妮没事了，今后多给她吃点好的，臭妮缺营养，”母亲朝对面的窗户大声说，“医生说了，再这样下去，她的小命就没了，医生给她开营养单子了。”
“营养？上哪儿给她弄营养？让她把我吃了吧。”
“你这个妈啊，怎么和没事人儿（济南方言：没有关系）似的，拿你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没有办法，母亲只好把臭妮放在自己的床上，
“臭妮我不要了，给你家当媳妇了。”王春丽她妈继续说。
“真腻歪（济南方言：纠缠耍赖）人啊。”母亲摇摇头，显得很无奈。
说归说，母亲从篮子里拿出一个鸡蛋，打开炉子准备给王春丽做荷包蛋，扭头看了一眼病歪歪的王春丽，又从篮子里拿出了一个。两个鸡蛋一碰，自言自语地说，但愿小胖胖这会儿别回来，他回来你只能吃一个了。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多了一个“媳妇”。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讨厌这个“媳妇”，因为这个“媳妇”简直就是在跟我抢食啊。
我父亲作为一个大企业的干部，工资待遇稍好一些，加上我们家的孩子又少，所以生活算是富裕的了。即便是这样，当时粮食、肉、蛋，还有其他食品都很匮乏，尤其是细粮（白面），每个人每个月只有几斤，卷子肯定是母亲给上班的父亲做的，父亲吃剩下我们才能吃。这可好，王春丽因为我一句“把她撕巴撕巴喂小鸡”，就把一个卷子撕巴了。
我看见过王春丽一家吃饭的情景，一口大铁锅蒸玉米面窩头，男孩每个人手里拿俩，女孩拿一个，一锅窝头瞬间被四男三女拿个精光。男孩狼吞虎咽两个窝头下肚，然后再去抢姐姐妹妹的，姐姐妹妹不给，就打成一团。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别说姐姐，就连妹妹也让我三分。家里只要有好吃的，父亲吃完了就是我的，我吃完了才是妹妹、姐姐和母亲的。这倒好，天下掉下一个“媳妇”和我抢食，我自然心存怨气。
我的不满母亲当然知道，但条件有限，她也没有办法。比如煮鸡蛋，以前是父亲吃一个，另外一个母亲用刀把鸡蛋切开，我一半，姐姐和妹妹分另一半。“媳妇”来了，改成她吃一半，姐姐不吃，妹妹和我分一半。四分之一的鸡蛋还不够我塞牙缝的，趁着母亲不注意，我伸手要拿二分之一的鸡蛋，母亲的眼睛比现在的监控器都敏感，转身就给我一巴掌，鸡蛋没有吃上，往往还要忍受皮肉之苦。最可气的是吃饺子，平常母亲包饺子，给父亲包肉馅的，我们是素馅的，父亲有意留下几个肉馅的不吃，我和妹妹你一个我一个的就把父亲留下的肉馅饺子分吃了。“媳妇”来了，父亲吃完，照旧留下几个肉馅的，母亲对我和妹妹说，你们别吃了，给臭妮。我气不打一处来，但母亲的话是圣旨，不敢违抗。我灵机一动，对臭妮说，你去倒点醋。臭妮拿着碗去倒醋，趁她和妈妈不注意，我飞快地把她那份肉馅的换过来，臭妮吃饺子时，觉得奇怪，怎么还是素的？母亲也发现不对劲，找我算账，我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把嘴里的饺子咽下去。
街坊邻居和王春丽的妈妈开玩笑：“臭妮妈，你烧的哪门子高香，和孙主任攀亲家，有吃有喝的，你看臭妮现在的脸色白里透红。”
王春丽她妈回应：“你还别刺挠（济南方言：指讽刺挖苦人）我，这是俺臭妮有福。”
街坊邻居和母亲开玩笑：“他孙大姨，臭妮是不是也腚大腰圆啊？生孙子不愁了。”
母亲回答：“你不要咯吱（济南方言：开涮）我，只要孩子好，说不定呢。”
开玩笑的人以为母亲没有听懂他的意思，把话说得更直接：“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臭妮妈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刚开始母亲没有接茬，想用玩笑的话把话题岔开，但这话让母亲把脸立马拉下了来：“你把嘴给我闭上。”
说这种话的人往往刹不住，继续说：“他孙大姨，我是为你好，谁不嫌活（济南方言：嫌弃）啊？”
母亲厉声厉色训斥：“你听着，别怪我没有警告你，我再听见你说闲话，我把你的嘴给你缝上。”
“别介（济南方言：不要）啊孙大姐，我就是开个玩笑。”
母亲丝毫不让步：“开玩笑也不行！你那是往臭妮妈的伤口上撒盐。以前是旧社会，穷苦百姓不得已，现在是新社会，不能歧视。你懂吗？你要不知好歹再到处乱说，我治不了你，我告诉你男人大张，他可是一个明白人，让他抽你大嘴巴子。”
“孙大姐，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对天发誓，这种话就是烂在我肚子里我也绝对不说了。”
母亲笑了，说：“这还差不多，告诉你身边的姊妹，咱们都是姊妹，你不能把姊妹往泥巴坑里推。走，到我家去，我战友给我送了几斤小米，去拿一点儿。”
我和臭妮不但有“媳妇”这种关系，我们还是同学，从小学一直到中学。那时的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恨不能初中就开始谈恋爱，享受情感世界的百感交集。我初中没有毕业就去当兵了，虽说也知道臭妮是我的“媳妇”，内心世界里有那么一点男女观念，却没有一丝的杂念。我经常去臭妮家，有的时候从大街上绕过去，有的时候直接从窗户翻进去。从窗户里翻进去是一张双层的用铁焊接起来的大床，大床几乎把整个房间占满了，大床睡着臭妮的大哥、二哥、姐姐、四哥、臭妮、六弟和臭妮最小的妹妹。不过，臭妮的姐姐、臭妮和她妹妹睡在床的上层，上层用窗帘挡着。她家简直就像个鸟笼子，臭妮的爸爸妈妈睡在另外一间房子里，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个橱子外几乎再也插不进脚。
我记得有一次我对母亲说，臭妮的家就是一个鸡窝。然后我被母亲狠狠打了一巴掌，那一巴掌让我从此不敢再说类似的话了。
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后，在一次和母亲的闲聊中，我才明白那句话是最能伤害王春丽一家人的。我对母亲说，当年你打我那一巴掌是用了力气的，是真打。
王春丽祖辈是沿着津浦线逃难过来的。那时津浦线刚刚修好，王春丽的老家闹蝗灾，种的庄稼颗粒无收，加上连年战乱，于是她爷爷挑着担子，一头是王春丽的父亲，一头是王春丽的老奶奶，从徐州一直走到了官扎营。王春丽的奶奶在逃难中走散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王春丽的奶奶其实是跑了，一个当兵的给了她一个馒头，她就跟着那个当兵的走了，后来有人看到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大街上逢人便要馒头。这些都是他们一家在官扎营安家以后，从王春丽的老奶奶嘴里不断叨叨出来的。
王春丽的奶奶去哪儿了无从查考，因为王春丽的爷爷活着的时候只字不提，他不说谁也不知道，知道的也只是传说。但王春丽的妈妈是王春丽的爸爸从济南八卦楼救出来的却是事实。
济南的八卦楼在民国初年开始建造，建成后在济南可是赫赫有名的第一楼。它位于济南经三路纬七纬八路间，为回字形二层建筑。八卦楼虽说是商业楼，但济南人都知道，八卦楼里灯红酒绿，是远近驰名的红灯区。
如今八卦楼已经不在了，但它的历史却永远是济南人的一个话题。
抗战胜利前，王春丽妈妈的爸爸赌博输了，把王春丽的妈妈卖到八卦楼。那时，王春丽的爸爸在八卦楼的一家澡堂子烧炉子，按理说烧炉子的爸爸不会和花枝招展的妈妈发生任何纠葛，烧炉子的爸爸虽然年轻力壮，但他只能每天隔着煤灰看着达官贵人和有钱人在八卦楼里进进出出，看着王春丽的妈妈和她的姐妹们在大街上和那些人打情骂俏。
王春丽的妈妈有一次和我母亲聊天时说，如果不是打仗，天塌下来她也不会嫁给一个烧炉子的。
我母亲不愿意了，很严厉地批评她，说烧炉子的怎么了？那是工人阶级，你嫁给工人阶级是你的福分，要不是解放，说不定你早就被老鸨和嫖客折磨死了，哪能有今天？
“说明我的命好。”王春丽的妈妈赶紧改口。
王春丽的妈妈告诉我母亲，王春丽的爸爸早就注意到自己了。因为王春丽妈妈的爸爸把她带到八卦楼的时候，八卦楼的老鸨带她去洗澡，她跟在老鸨的身后急匆匆地从炉子旁经过，尽管王春丽的爸爸对这种场景见得多了，但他那被煤灰包围的眼睛还是被她吸引了。他站在炉子旁，对工友说这个女孩子可惜了。工友说，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到这里来你又不是第一次见，再說，比她俊的也有的是，怎么还心疼了呢？王春丽的爸爸回答，我是心疼，我心疼她可惜了，你没瞧见，这个女孩子虽然不俊，但她腚大腰圆，娶回家生孩子肯定是一窝一窝的。
没多久，烧炉子的王春丽的爸爸也很快忘记了腚大腰圆的王春丽的妈妈，虽然都在八卦楼，但一个涂脂抹粉，一个抹煤灰，八卦楼不大，但他们是两个天下。
是战争让抹煤灰的王春丽的爸爸第一次接触了涂脂抹粉的王春丽的妈妈。
1948年中秋前，解放军包围了济南，国民党的守军在济南乱作一团。部队乱，人心乱，社会乱，就有人想在乱中捞好处。那些捞钱财的是一些有地位的，也有没有地位的，他们像苍蝇一样乱叮。用王春丽爸爸的话说，那时，有背景的老鸨早就带着钱财跑了，剩下那些涂脂抹粉的女人待在八卦楼里不知所措。这时就有几个“街痞”（济南方言：地痞）跑到八卦楼来占便宜，妓女们没有靠山，只能任其欺辱。有一天傍晚，王春丽的爸爸从锅炉房往外倒煤渣，看见两个“街痞”拽着王春丽妈妈的胳膊从八卦楼里往外拉，王春丽的妈妈大声呼救，别说八卦楼里面的人没有人响应，大街上也没有人去阻止。这时，王春丽的爸爸冲上前，把街痞打跑了。王春麗的妈妈不认识烧炉子的王春丽的爸爸，只是简单地感谢，但王春丽的爸爸认出来他救的人正是那个腚大腰圆的女子。当时，王春丽的爸爸以为那只是一场英雄救美而已，没想到没多久，解放军攻城的炮声响起，八卦楼别说做生意了，魂都吓没了。王春丽的爸爸突然出现在已经没魂的王春丽妈妈的面前，拉着她就跑，一边跑一边说，你跟我跑吧，这个时候你再不跑，要么在这里等死，要么老了也没人要了。
王春丽的爸爸拉着她一口气儿跑到官扎营。官扎营离八卦楼不算远，竖着走三条马路横着走五条马路穿过天桥就到了，王春丽的爸爸对王春丽的妈妈说，咱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他没有看走眼，王春丽的妈妈一口气为他生了七个孩子。
埋藏在官扎营里面的故事很多，现在官扎营没了，许多故事也慢慢地消失了。
在官扎营即将消失的时候，我再次看见王春丽，她扑向我，又搂又抱。她旁边的人虽然我不认识，但根据我对她的了解，估计和她的关系不一般。
那个男的不自然地站在一边笑，问：“他是谁啊？”
王春丽搂着我的脖子不撒手，回答：“我是他‘媳妇’。”
我不敢问站在王春丽身边的男人是不是她的丈夫？第几任丈夫？她已经不是从我嘴里抢食吃的“媳妇”了，臭妮不是臭妮了，变成了许多男人追逐的花蝴蝶，甚至为了这只花蝴蝶男人们为她大打出手。
记得1975年我从部队回济南探亲，提着行李刚走进官扎营大街，就看见一个男的骑着自行车带着王春丽在官扎营大街上飞奔。回到家我和母亲开玩笑，说王春丽如今被另外一个男人“撕巴”了，当年你老是想让我把她“撕巴”了，还让她当我的媳妇，宁愿给她好吃的也不给你的儿子，现在亏了吧。
母亲看都不看我，说：“亏什么？我高兴，当年她要不是来咱家，她早就被老天爷撕巴了。”母亲接着问我：“刚才和臭妮在一起的小伙子什么打扮？”
我回答：“小白鞋不系带，大翻领带拉链，大链盒的自行车倒倒链。”
这是那个年代形容街痞打扮的流行词。母亲当然明白。母亲再问：“你没有看错？”
“测绘兵的眼睛错不了。”我自豪地回答。
母亲陷入了沉思。我问母亲，臭妮有麻烦？母亲说是大麻烦，臭妮高中毕业以后就是不下乡，动员了几次不但不走，跑了好几天不见人影。有人看见她和这个男的在一起，据说在当地是有名的“街痞”，臭妮的妈妈吓得要死，我跑到章丘专门做了调查，果不其然，这小子刚从监狱放出来。
我赶紧问：“你去章丘调查？怎么去的？”
“骑自行车啊，你爸爸又不给我派车，还能怎么去？”母亲回答得很轻松。
我吓了一跳：“章丘离咱家上百公里，你骑自行车？累死啊！”
母亲拍拍我的头：“谁让她是你媳妇呢，当年不是你唱着要把人家“撕巴”了吗？”
我苦笑，我没有把她“撕巴”了，她也没有被老天爷“撕巴”了，不知道会不会被这个街痞“撕巴”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家的大门被人敲得震天响，打开门，王春丽的妈妈衣襟都没来得及系好，露着内衣，披头散发闯进来，一把拉住母亲的手有气无力地喊：“孙大姐，要出人命了，快……快！”
母亲丝毫没有紧张，问：“怎么了？”
王春丽母亲气喘吁吁：“为了臭妮，他们那几个死孩子打……打。”王春丽妈妈紧张得结巴起来。
“打架赶快找公安啊。”我说，“派出所就在……”
王春丽的妈妈打断我的话：“这事就得找她孙大姨，孙主任，臭妮的事，找谁也解决不了。”
虽然已经是大半夜了，但大街上很快围满了人，我看到人群当中有人挥舞着拳头，有人挥舞着棍子朝着一个方向奔去。呻吟声、骂声、哭声回响在原本寂静的官扎营街道上。我听见王春丽的姐姐喊：“二哥，你怎么骂臭妮啊？你操她妈，她妈是谁的妈啊？”
在黑暗里，我看见王春丽的二哥抡起一根棍子朝一个人身上打去，只听见咔嚓一声，棍子折了，那个人也趴在地上了。
我在人群里仔细寻找王春丽，看见她双手保护着那个趴在地上的人，嘴里哭喊：“你们打吧，要打死他先把我打死。”
王春丽的妈妈大喊一声：“孙主任来了。”
包围圈立刻闪开了一个口子，几乎所有的人都停下各自的行动，各种声音戛然而止。
母亲径直走到圈子中央，左右环顾，把王春丽二哥手底下的一个小伙子拉了出来，问：“你是谁？他为什么打你？”
那个小伙子尽管被打得鼻青脸肿，但还是一脸的不服气，不屑一顾地看看母亲，那表情好像在说你一个中年妇女能有多大能耐。小伙子不回答，王春丽二哥抡起拳头就要去打，母亲站着没有动，只是嗯了一声，王春丽二哥的拳头没有落下来。
“孙大姨问你话呢！”王春丽的几个哥哥朝着那个小伙子吼。
小伙子有点不服，问：“你是谁？”
母亲语气坚定：“我是孙主任。”
“孙主任？”小伙子虽然不知道孙主任是多大的官，干什么的，但母亲的气势让他老实了许多。他指着王春丽的家人说：“歪门（济南方言：骂人的口头语）的，他们仗着人多欺负我。”
“你说话不要带口头语，”母亲问，“他们为什么欺负你？你和臭妮是什么关系？”
小伙子一把把臭妮拽到他身边，说：“她是我的马子妮儿。”
母亲看了一眼小伙子：“你再说一遍，她是你什么人？”
“我的马子妮儿。”小伙子不假思索地回答。
母亲又指着另外两个人：“他们呢？”
小伙子回答：“他们跟我来抢人的。”
母亲看了一眼臭妮，转过头来继续问：“你为什么要抢呢？不能好好说吗？”
“和这种家庭的人有什么好商量的，她只配做我的马子妮儿。”小伙子的语气更加强硬。
母亲把王春丽叫到一边，声音很小，但有一句话我听见了。母亲说：“你听见了，他瞧不起你，你只能做馬子妮儿。”
母亲和王春丽说完话转身就走，一边走一边说：“那你就继续抢吧，你能把臭妮抢走，她就是你的了。”
母亲一边走一边对围观的人说：“你们半夜不睡觉，凑什么热闹？都走，都走，不怕你们的闺女被抢去当马子妮儿的就留下。”
母亲真走了。我心想她这哪是来劝架的，分明是鼓动打架的。王春丽一时蒙了，冲着母亲高喊：“孙大姨你不能不管啊，你走了，他们会把他们‘撕巴’了。”
母亲头都没有回，一边走一边说：“‘撕巴’了更好，你就不用去当人家的马子妮儿了。”
王春丽的妈妈追上母亲，拉住母亲的手问：“出人命了怎么办？”
母亲把王春丽的妈妈叫到一边悄悄地说：“放心吧，不会的，我已经嘱咐你家老大老二了，狠狠教训这几个街痞，但不能打坏了。”
王春丽的妈妈还在焦虑：“那臭妮怎么办？”
母亲拉着她的手继续向前走，笑着说：“虽说臭妮成不了我的儿媳妇，但我还要管，今天就是做个了断，你放心，我敢保证，她明天就会下乡。”
“俺还是想让臭妮做你的儿媳妇。”王春丽的妈妈喃喃地说。
我把王春丽的手从我的脖子上拽下来，佯嗔：“严肃点儿，那个是你老公吧？什么时候换的？”
“你看你小胖胖隔窝（济南方言：别扭）吧，人家多少年没见你了，亲热亲热不行啊？”她的胳膊又搂在我的腰上。
正和臭妮打闹，一个姑娘从一辆轿车上下来走到我身边，一声舅舅吓了我一跳。仔细一看，是王春丽和第一任丈夫的女儿香香。
我惊奇地喊道：“香香都这么大了？”
王春丽手指着自己的头发说：“你看看，我都有白头发了，孩子能不大吗？”
我推开她搂着我的手说：“香香都这么大了，你还这么没正经，性格一点儿没变。但臭妮的后代改成香香了。”
香香笑笑说：“我妈就是见了你才这样，在公司一本正经，周吴郑王，员工都害怕她。”
“你有公司？还员工？”我有点吃惊。
香香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这是我妈妈的名片。”
我扫了一眼，儿时的亲情又在作祟：“董事长？你‘懂事’了？”
王春丽眼睛瞪得溜圆：“你这话说得离吧（济南方言：不靠谱）吧，你能当教授，我就不能当董事长啊？我不是跟你吹，我这可是上市公司，一年给国家交税好几百万呢。”
王春丽和我在这里没正经，香香悄悄地对一旁的男人说：“妈妈见了舅舅像变了一个人，济南话说得那个艮啊，语气和这条街道一样又老又土。”
分别时，王春丽突然改成普通话了：“孙大姨最近身体怎么样？很想她，我太忙了，好长时间没有看她去了，当年要不是她挽救我，把我赶到乡下当了知青，说不定我就完了。”
“济普”话让我很不适应，但我没有和她开玩笑，听她继续说：“我经常对香香说，四十年前下乡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别人是个口号，但对我可是实实在在的，要没有那时的吃苦磨练，别说现在的董事长了，人也早就废了。”
和王春丽在一起正经说话也就那么一会儿的工夫，她的严肃反而让我不适应，我情不自禁地又开始了：“你这个马子妮儿说不定就被那个街痞给‘撕巴’了。”
王春丽马上转成济南话：“你这个人真腚眼（济南方言：讨厌），哪壶不开提哪壶，当着我老公和孩子的面呢！”
下雨了，下雪了，草帽子底下盖鳖了
“下雨了，下雪了，草帽子底下盖鳖了。”
我始终认为，我之所以十四岁就被母亲送去当兵，是因为这首儿歌引起的。因为这首儿歌引发了一场血战，这场血战让我自豪了半个世纪。
这一次我和大嘴巴子打架，把大嘴巴子的两只眼睛都揍肿了，大嘴巴子从地上拾了一块砖头，他拿着砖头把我的肩膀打得鲜血直流……母亲赶到，战斗结束。母亲看了看我负伤的胳膊，说：“你回家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打架的次数与日俱增，母亲害怕我打架惹事，专门给我准备了一个尺子和一块搓板，只要我在外面打架，回到家母亲就会胖揍我一次。所以，和大嘴巴子打架后我胆战心惊，回到家走路都像猫一样，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有受半点惩罚。过了一会儿，母亲突然拿起两个包子对我说，这是给你的，不给你爸爸留了，这个肉多，你吃吧。
天啊，我打架还有功了。
那一天我是去做好事的。我刚放学回来，进了大门就跑到水池子旁边，拧开水管子（那时，我们济南的孩子把水龙头都叫水管子），嘴对着水管子一劲儿猛灌。那个时候济南人嘴巴不对着水管子喝水的人不多，因为水管子流出来的是泉水，喝了绝对不会窜稀（济南方言：拉肚子）。不像现在，为了喝水不窜稀，还要在水管子上加一个谁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的净水器。
正在往肚子里灌凉水，忽然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我的嘴立刻离开水管子。香味是从我们家厨房里飘出来的，我的眼睛顿时一亮，有好吃的了。
果不其然，母亲弯着腰正从锅里往外拾包子，母亲一边把手伸进锅里拾包子，一边不停地用嘴吹一吹被包子烫着的手指。等包子放进一个篮子里，母亲对我说：“这里面有八个包子，你给宋奶奶宋爷爷两个，王爷爷两个，徐婶两个，戴大娘两个，快去快回。”
“我饿了，我吃了再去。”我已经嗅出来，包子里面有肉。
“不行，回来再吃。”母亲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回来就没有了。”我仍然不动身。
“去不去？不去，一个包子也没有你的。”
我了解母亲，母亲很强硬，说到做到。我提起篮子，不情愿地离开，走的时候还不忘提醒母亲：“给我看住那个馋嘴的妹妹，别让她都吃了。”
对我来说，给这个大娘那个奶奶还有什么爷爷送包子、馒头、卷子等等我已经习惯了。我就是母亲的通讯员，整个官扎营的街道住着什么人家，我不比母亲了解得少。
我挎着篮子准备飞速跑向目标，母亲叫住了我，说下雨了，打伞。
那个年代，雨伞都是油布做的，而且很少，我满屋找了一圈没有看见雨伞，顺手抓起一顶草帽扣在头上。
官扎营很大，纵横交错的街道起码有几百条，我们家住在官扎营的最北面，我需要选择最佳路线跑完四家，然后才能回家吃上透过毛巾发出香味的肉包子，否则我要是晚回去一会儿，肉包子就会被贪吃的妹妹一扫而光。
我一边走，一边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心软，代替妹妹把这个工作接了下来。我已经后悔很长时间了，很多次完成任务回到家的时候，等待我的是残羹剩饭。每到这个时候，愤怒的我就拼命追赶往嘴里塞饭的妹妹，妹妹四处逃窜，因为她知道，塞到她嘴里的每一口都是我的。而这个时候，母亲已经不在家了，她不是被这家大娘叫去，就是被那家大爷叫去。母亲在吃饭的时候被叫走，基本都不是好事。
以前这个工作是妹妹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妹妹突然造反了。当母亲让她妹妹送饭时，妹妹斜着眼睛，脖子恨不能扭转了九十度，她看着母亲，义正词言地和母亲辩论我们家的好吃的为什么要给人家，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吃一口，就给别人送，不是朝吧（济南方言：傻瓜）嘛。母亲手里拿着一把竹子做的尺子，一边抽一边喊：“你还敢犟嘴，我打死你这个不懂事的妮子。”妹妹宁死不屈，一不躲，二不哭，只是大叫：“我就是不去！”
无奈，我站了出来，我对强硬的母亲和倔强的妹妹说：“我去吧。”
其实，那一次我绝对不是心疼妹妹为妹妹解围，而是锅里煮的猪下货让我难以忍馋。
40、50、60后可能都有这样的记忆，那个年代，鸡蛋、猪肉、牛肉、羊肉少得可怜，发的肉食票都不够过年过节吃的。但副食店经常卖一些猪下货，像猪肺、猪尾巴、猪大肠等等，不要副食票，母亲每每得到这样的消息，就派我去排队买回家来。
从那个时候起，我有了吃猪下货的嗜好，尽管现在那些披着各种各样营养师外衣的人大肆宣扬吃猪下货让人这高那高，对人的身体这不好那不好，我不知道他们那些理论是怎么来的，但我却根本不理会。虽然我有吃猪下货的喜好，但现在我买猪下货还是有一点儿忌惮，一是害怕猪下货不是死豬就是病猪的，还有我担心他们猪下货洗不干净，尤其是猪肺和大肠。那时，母亲把猪肺和猪大肠用食用碱来回揉搓，在水管子上反复洗，一点邪味也没有。
猪下货煮熟了，就像我们家做的很多好吃的一样，我和姐姐妹妹永远吃不上第一口，母亲让我拿着饭盒给这家分一点，那家送一点。
就是那一次，让我套上了枷锁，不但跑腿受累，回到家，一旦母亲不在家，贪吃的妹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会把母亲留给我的那份也给吃掉。所以，每次看到母亲身边有个篮子，我尽管习以为常，但还是不情愿。
送的第一家自然是宋奶奶。
四十多年以后，当官扎营这条街道即将在我眼前消失的时候，我办完了拆迁手续，最后一次站在官扎营的街道上，面对的就是宋奶奶家的大门口。院子里的人都搬走了，整个院子残垣断壁，只有石榴树上被红色花瓣包着的黄色花蕊布满了树枝。
我想起来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给宋奶奶送吃的，一进大门我就喊：“宋奶奶，给你送大包子来了。”
没想到，出来迎接我的不是宋奶奶，而是大嘴巴子。
大嘴巴子从宋奶奶屋里出来，哈喇子都流出来了：“肉馅的啊？”
以往，我会立刻听到宋奶奶的小脚发出噔噔的声音，接着宋奶奶会高声喊：“小胖胖，你来了。”
我就会站在宋奶奶的门口等着宋奶奶，一会儿的工夫她拿着碗或者盘子让我把吃的东西放在上面，然后她转身回屋把东西放下，这个时候我不能走，要等着宋奶奶给我一点儿她珍藏的东西。一把爆米花，一把山楂片，一块糖，几个无花果，一包“无事忙”或者一篮子槐花……还有石榴。宋奶奶拉着我走到石榴树下，踮着脚给我摘石榴，一边把石榴放进我的篮子里，一边说：“这石榴，稀甜（济南方言：很甜）。”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经常光顾宋奶奶院子里的石榴，但都是在晚上，那个时候学生根本没有作业，天一黑，几个儿时伙伴就像猫头鹰一样来到街上胡撒目（济南方言：无目的四下里看），宋奶奶院子里的石榴是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宋奶奶小脚，晚上不敢出门，我们就会安排一两个伙伴在宋奶奶院子里学猫叫。叫得最像的是大嘴巴子，叫起来不像一般的猫叫，像小孩子在哭。他叫的时候嘴张得很大，我笑话他，你看你的大嘴巴子啊。从那以后，便慢慢记不住他的名字，只叫他大嘴巴子了。大嘴巴子和我是同学，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形影不离的伙伴。他家在官扎营五路巷，虽说离我们家比较远，但是嘴大吃四方，只要我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他就像鬣狗一样一路狂奔过来。
现在知道那像是猫在叫春。宋奶奶开始在屋里骂：“滚！死孩子（济南骂人的方言）猫，现在什么季节啊你就发骚。”骂一会儿，宋奶奶从屋里突然扔出一只鞋来，这个时候大嘴巴子要立刻停止叫声，否则宋奶奶会起疑心。随着宋奶奶的骂声，屋里还会传来一声爽朗的笑声：“哈哈，是一只小野猫吧。”
这个时候我和大嘴巴子要赶紧逃，要是穿着长袍的宋爷爷出来可就跑不了了。
别看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去偷宋奶奶院子里的石榴，其实石榴很酸，我和大嘴巴子一点儿也不喜欢吃，摘回去的石榴是我们搞恶作剧的武器：把石榴籽剥出来拿在手上，看见同学或者儿时伙伴就悄悄走到他们面前，在他们眼前猛地捏石榴籽，酸石榴水泚到他们的眼睛上，他们就会惨叫，我和大嘴巴子兴奋得手舞足蹈。
我和大嘴巴子白天也经常去宋爷爷和宋奶奶家，因为他们家里永远有孩子最喜欢的水果、糖果和糕点零食。记得我第一次吃菠萝就是在宋爷爷家吃的，宋爷爷的儿子从南方到济南看父亲，带来一个菠萝，菠萝的香味让我们垂涎欲滴，宋奶奶看着我们的馋样笑着说，一会儿我给你们弄着吃。大嘴巴子实在忍不住了，拿起菠萝像啃苹果一样一口咬下去，结果扎得他嗷嗷直叫，乐得宋爷爷喝水都呛着了。
我和大嘴巴子也帮着宋爷爷宋奶奶干活，买煤球，买粮食，买油盐酱醋，倒垃圾……尤其是大嘴巴子，抽空就往宋奶奶家跑，开始我以为大嘴巴子勤快，想多为宋奶奶干活，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他为宋奶奶打酱油，在宋奶奶家大门口，他悄悄把找回来的零钱拿出两分钱放进自己的另一个口袋。
还有一个让我们兴奋和期待的事情是跟着宋爷爷和宋奶奶去工商河边的大广场。
从我记事起一直到六十年代底，天桥北、成丰桥西南有一块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经常有用帆布搭起来的棚子，就像一个个剧场，各种民间文艺团体在那里演出，相声、评剧、京剧、吕剧、杂耍、马戏应有尽有。广场离我们家很近，走出胡同就到了，但母亲从来不去看，更不会带我们去看，母亲用父亲的话震慑我们，说看那些玩意儿干吗？都是闲人没事干才去那里消磨时间。
宋爷爷和宋奶奶经常去，他们肯定是闲人。
在我的记忆里，宋爷爷和宋奶奶在家里永远是老两口坐在八仙桌前，一把大茶壶放在桌子中间，一人跟前放一个茶杯，茶杯里的茉莉花茶飘香四溢。宋爷爷嘴里叼着一个烟斗，烟斗里冒出来一缕缕青烟，然后宋爷爷把烟斗往脚底下一个金灿灿的盆里轻轻敲一下。宋奶奶经常起身，拿着一把喷水的壶，这把壶也是金灿灿的，不断地往各式各样的花盆里喷水。后来，宋爷爷的盆和宋奶奶的壶都不见了。母亲说有两个南方人来官扎营，直奔宋爷爷和宋奶奶的家，把那两件东西买走了。多少钱买的，宋爷爷和宋奶奶一直没有说，母亲告诉父亲，那两件东西是皇宫里面的，是一个德国人送给宋爷爷的父亲的，南方人带了一书包的钱才买走壶和盆。母亲感叹，宋家真阔啊。
现在的济南人很少用“阔”这个字来形容一个人的富裕了。四十年多前济南人经常用，穿个“的确良”布料的衣服，街坊邻居看见了一撇嘴，你真阔啊。骑个“凤凰”十八、“飞鸽”二十四、“永久”二十六自行车，买一架蜜蜂牌缝纫机，戴个上海手表，一条街的人都传遍了，他家真阔啊。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即便是买一根黄瓜、半斤肉、一棵大白菜……也会长龙一般排队，但人们心情并不急躁。现在购买商品很少有排队现象了，好像只有到医院找专家看病需要彻夜排队，有时排队还挂不上号，需要从票贩子手里拿号。但我总觉得现在看病的人多是心急造成的。不知道是誰提的这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把钱抢回来了，把医院的大门也挤爆了。
宋爷爷和宋奶奶喝完茶浇完花，他们就会去大广场。宋爷爷喜欢看京剧听相声，宋奶奶喜欢看杂耍，听大鼓书。如果在街上看到我，宋爷爷会朝着我喊一声：“小胖胖，走着你哪！”
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宋爷爷这一嗓子是天津话。正是由于宋爷爷天津味的喊叫，小胖胖的外号伴随了我五十多年。我心知肚明，宋爷爷喊我的时候，我不能立刻跟在宋爷爷和宋奶奶身边，因为让母亲看见我跟着老两口去广场，她会喊得像《功夫》里面小龙女的狮吼功那样，一嗓子能把我喊得向后倒退。
听见宋爷爷喊我，我会拔腿朝大广场猛蹿（济南方言：跑），在那里等着他们。我自然喜欢跟着宋奶奶看马戏，看杂耍，马戏里面的小丑是我的最爱。
大嘴巴子也跟着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蹭票。宋爷爷和宋奶奶主要是带着我去，给我买票，但只要大嘴巴子跟着，宋爷爷和宋奶奶也会给他买票。大嘴巴子最愿意看的是耍猴，进了场，大嘴巴子的大嘴咧得更大了。
我跟着宋爷爷和宋奶奶去大广场看各种演出没有几年，大广场就没有了。好像也没有人专门来驱赶，那些艺人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就在那些艺人突然消失后不久，大街上的口号声接连不断，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今天他领着一群人喊着口号，用绳子牵着一个或者几个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的人游街示众，明天又看到他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低头认罪。风暴刮了很长一段时间，官扎营却很平静。虽说家家户户是低矮的平房，有的甚至是油毡布搭起来的简陋篷子，生活在里面的人却很少从泥泞的官扎营街道被揪走。
风暴的力量还是巨大的。没想到的是，我在官扎营第一次看到被游街的人是宋爷爷和宋奶奶，而在前面牵绳子的竟然是大嘴巴子。当时，宋爷爷和宋奶奶都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铁皮做的喇叭高喊：“打倒特务反动派宋家生。”那个人喊一声，大嘴巴子挥舞着胳膊跟着喊一声。
宋爷爷和宋奶奶被游街我非常纳闷，宋爷爷宋奶奶惹谁了？他们一天到晚在自己家里喝茶浇花不出门，怎么还是特务？难道他家里有电台？就像电影里面的特务一样，半夜三更躲在地道里给美帝苏修国民党发报？院子里的邻居说，宋爷爷把房子都给我们住了，怎么还能是反动派？
宋爷爷的家是一个四合院，南、北、东屋各四间，西屋两间，宋爷爷和宋奶奶住在南屋。多少年以后，落实政策，我才知道那个四合院原先都是宋爷爷的父亲置办的，解放以后，四合院陆陆续续住进去很多人家，有的是政府安排的，有的是宋爷爷送的。
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大嘴巴子跟着起哄。游街结束了，我把大嘴巴子拉到一边，骂他：“你是北园的萝卜（济南方言：人像不熟的萝卜一样）吗？斗的可是宋爷爷宋奶奶！”
大嘴巴子不以为然，说好玩。
我说，宋爷爷宋奶奶对咱那么好，你小子是白眼狼啊。
大嘴巴子大嘴强硬，他说他上高中的大哥说了，革命就要六亲不认，亲爷爷亲奶奶还斗呢。
我警告他：“你小子瞎包（济南方言：混蛋），我再看见你对宋爷爷宋奶奶那样，别怪我不客气。”
宋爷爷和宋奶奶挨斗我很郁闷，我问母亲，宋爷爷宋奶奶是特务吗？是坏人吗？母亲当时摇摇头，什么话也没有说。
母亲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也讨论过。我听母亲对父亲说，宋爷爷一家的历史背景她是知道的，她当主任时，领导就对她说，街道党组织对他们老两口做过调查，这个宋爷爷的背景可不简单。宋爷爷的祖辈住在天津，宋爷爷的爷爷是开饭馆的，不但做得一手好菜，还对中医有研究。清政府修京浦铁路的时候，德国人马克来到中国，在天津下船时因为饮食不注意染上肠炎，当时马克一行人正在宋爷爷的爷爷饭馆里吃饭，马克一顿饭跑了六趟厕所，宋爷爷的爷爷发现后及时为马克治疗，马克躲过一难。修京浦铁路时，只要有时间，马克就去天津看望宋爷爷的爷爷。当时，宋爷爷的父亲跟着他父亲在饭馆打工，马克对宋爷爷的爷爷说，我看孩子聪明好学，在饭馆干事屈才了，跟着我干吧，学一个本事总比在饭馆有出息。于是德国人马克带着宋爷爷的父亲从天津跑到浦口，又从浦口跑到青岛，最后从青岛又回到济南。一路上，马克扛着一个像炮筒子一样的仪器到处跑，宋爷爷的父亲则扛着一根木杆跟着德国人转战南北。
铁路修完了，马克走不动了，累趴下了。临终前马克把宋爷爷的父亲叫到身边说，我喜欢铁路，感谢你伴随我干完我喜欢干的事情。马克最后说，今后无论谁来管铁路，这条铁路都需要维护，你不要再去别的地方了，在济南站附近找个地方安家吧，铁路需要你，你也需要铁路。
马克留下遗嘱，说自己无儿无女，他的全部财产留给宋爷爷的父亲，但有个条件，宋爷爷的父亲必须用生命担保，把他留给他的全部资料保留好。
马克去世后不久，一个德国律师找到宋爷爷的父亲，交给他一个文件包。文件包里面有马克用一生的心血测量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资料，还有马克全部财产的清单，其中包括宋爷爷用来磕烟灰的盆和宋奶奶用来浇花的壶。
宋爷爷的父亲带着马克留给他的资料和财产来到离两条铁路最近的居民区官扎营安家，娶妻生子。谁也不知道风暴会刮到何处？有多么凶猛？
宋爷爷和宋奶奶被游街的第二天，我再次看到了大嘴巴子，他身后，一群拿着红缨枪的人直奔宋爷爷的家。
我赶紧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迅速赶往宋爷爷的家。
我和母亲赶到宋爷爷家时，宋爷爷的家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箱子、柜子全被打开了，被子褥子都被掀开了，甚至屋子还被挖了许多洞，一些人拿着红缨枪指着宋爷爷和宋奶奶，逼着他们交代罪行。宋爷爷和宋奶奶站在角落里，宋爷爷还被一个人抓着衣领，他低着头，一言不发。
抓宋爷爷衣领的人是大嘴巴子的大哥。
母亲走进宋爷爷的家，左右看了看，二话不说把顶在宋爷爷和宋奶奶身上的红缨枪拨开，不认识母亲的人冲着母亲吼叫：“你干什么？不要妨碍我们！”
母亲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推开大嘴巴子的大哥，骂道：“你小子长能耐了，松开你的手。”大嘴巴子的大哥看了母亲一眼，没敢言语，赶快松开了宋爷爷的衣领。认识母亲的人也悄悄地走到一边。
一个拿着红缨枪的人冲到母亲面前，再次质问：“你是谁？”
大嘴巴子的大哥介绍母亲：“她是孙主任。”
“主任？什么主任？”
大嘴巴子的大哥接着说：“就是这里的主任，可厉害了。”
母亲对他们却不客气：“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
不认识母亲的那个人看来是这次行动的头头。他争辩：“他是特务反动派，我们今天就是要抄他的家，找出证据。”他把红缨枪往地上一杵：“继续抄！”
“看你们谁敢？”母亲站在房子中央喊道，几个刚想动手的人马上停下了。母亲把宋爷爷宋奶奶扶到椅子上，转过身来质问他们：“凭什么说他们是特务反动派？”
“他就是，他们一家都是暗藏在官扎营街道的特务反动派。”
母亲加重了语气：“我告诉你，坐在你面前的不但不是特务反动派，而且是咱们国家的功臣。我问你，你们坐过火车吗？”
屋里的人大都摇头，只有和母亲争辩的人点头。母亲指着宋爷爷说：“你坐过火车，你知道吗，从咱们济南走的铁路就有你宋爷爷父亲的功劳。你宋爷爷的父亲为修建咱们中国的铁路做过贡献，解放以后，周总理还接见过他的父亲，你敢说被周总理接见的人是特务反动派？”
领头的仍然不服气，他用红缨枪指着宋爷爷说：“那是他爸爸的贡献，不能算在他的头上。”
“你是官扎营的人吗？”母亲把他手里的红缨枪夺过来，继续问他，“你要是官扎营的人，你回去问问你爸爸妈妈，问问你爷爷奶奶，官扎营的人谁不知道，你拿红缨枪顶着的人坐过日本鬼子的大牢，当年你宋爷爷为了保护修建咱们铁路的资料不让日本鬼子抢去，被日本鬼子抓去，差点没死在牢里。解放以后，你宋爷爷把全部资料献给了国家。他是英雄，不是特务反动派。”
一屋子的人面面相觑，有几个人开始慢慢地往后退。
谁也没有想到，大嘴巴子突然喊：“我想起来了，那是他家的衣橱，我知道衣橱后面隐藏著个壁橱，里面有四旧的东西，有佛像，有烧香的东西，还有很多书，那些书的纸都发黄了。”
大嘴巴子的话犹如炸弹，刚刚被母亲平息下去的紧张气氛骤然升温。那个头头一把从我母亲手里抢过红缨枪，一只胳膊举起来高喊：“谁保护特务反动派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几个人冲到衣橱前准备搜查。衣橱的门还没有打开，一个人不小心用红缨枪把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戳了下来。随着相框的玻璃掉在地上的响声，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掉在地上的相框上。在玻璃碎片的底下我隐约看到不但有毛主席像，还有一张发黄的纸，尽管是一瞬间，但我相信有很多人都隐约看到了。
母亲一个箭步冲上前，把破碎的相框连同毛主席像一把抓了起来，一下子搂在了怀里，母亲的手被玻璃碎片扎破了，血顺着相框往下流。
不知道是因为相框被打碎还是母亲手上流的血把他们吓坏了，所有的人站在原地发愣。母亲高喊一声：“你们把毛主席像都破坏了，这是最大的反动，还不赶快滚！”
没等头头发话，全部人都跑出了宋爷爷的家。
宋奶奶赶紧找来一条毛巾想为母亲止血，母亲摆了摆手，朝门外指了指：“胖胖，看他们走了吗？把大门关上。”
我跑出去把大门关上，转身回来后把宋爷爷的家门也关上了。我推开门看见母亲把一张带血的纸交给了宋爷爷，宋爷爷双手颤抖着接过那张发黄的纸。
那张纸肯定不是毛主席像。
宋爷爷和宋奶奶当着我的面，突然跪在母亲的面前。他们的举动吓得母亲浑身抖动，她压低了嗓门说：“您二老赶紧起来，赶紧起来！你们什么话也不要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五十多年过去了，宋爷爷和宋奶奶也过世多年了，我经常问母亲，那是一张什么东西啊，你看清了吗？
母亲总是回答：“我没看清楚。你宋爷爷能把一张发黄的纸藏在毛主席像后面，说明是很重要又很秘密的东西，我想都没有想就把它搂在怀里了。”
我明白，要是母亲不把那张纸搂在怀里而被人看见，宋爷爷一家在那个时候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毛主席像风波以后，大嘴巴子很知趣，一直躲着我。
没想到，几年过去，在我给宋爷爷宋奶奶送大包子的时候，又突然看到大嘴巴子从宋爷爷家出来，而且还往怀里揣东西，还甜么索（济南方言：嬉皮笑脸）地和我打招呼，我的火不打一处来。
“拔腚（济南方言：滚）！”我怒吼。
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次给宋奶奶送大包子，看见大嘴巴子甜么索的脸，我反应竟会如此的强烈，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四十多年过去了，大嘴巴子去哪儿了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们那次殊死的搏斗，不是儿时伙伴之间斗气的打架，不是少年之间为了一点利益的争夺，是关于男人之间的尊严的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好像让我一下子有了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血性。
也许我和大嘴巴子永世不再联系了。不过，如果在我们垂暮之年能相见，我真想问问他，当年你为什么对宋爷爷和宋奶奶做出那样的事情？
不过，我一直有一个悔意：当时我要是不和大嘴巴子打架，就会看到官扎营的大街上有一辆卡车停在宋爷爷家门口，我会及时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会赶来，会阻止他们的行为，宋爷爷宋奶奶可能就不会被遣返到农村，也就不会那么早离开人世。
母亲对我说，那个时候我也无能为力了。
大嘴巴子甜么索地和我打招呼，不是为了我手里的大包子，而是掩饰他把宋爷爷家的东西往自己怀里塞被我发现的尴尬，那是他心虚的自然反应。
他看见我戴着草帽在大门口站着，竟然唱了起来：
“下雨了，下雪了，草帽子底下盖鳖了。”
我猛地上前，照着他的大嘴来了一拳……
不知道母亲是听说我打架还是听说宋爷爷一家被赶上了卡车，母亲来的时候，宋爷爷一家已经走了，宋爷爷的房子一片狼藉……
有人告诉母亲，小胖胖打得大嘴巴子哇哇哭叫，小胖胖像狼一样，两只眼睛冒着凶光，那真是把大嘴巴子朝死里打啊。
母亲带着满脸是血的我回到家，看着我吃着肉包子，给父亲打电话，对父亲说：“你给贾司令打个电话，让儿子当兵吧。”
咕噜咕噜猫，转三遭，打起仗来看热闹
二十四年前的秋天，官扎营出了一件失踪案，住在官扎营毛林子的邱良彬到广州出差一个多月没回家，也没有和家里联系。那时不像现在，有各种现代化的联系方式。那时最时髦的是传呼机，一个像烟盒大小的盒子，滴滴一响，所有人都掀开衣襟看别在腰带的小盒子。邱良彬是厂里的采购员，出差是经常的事，但时间都不会太长，出去以后也会隔三岔五和老婆联系。邱良彬老婆沉不住气了，一个劲儿地打传呼台。后来，接通传呼台后她就对着话筒大喊：“你给我传：只要你不死，给我回话。”
一开始，尽管邱良彬的老婆着急，其他人谁也没有在意，一个大老爷们出差几天联系不上，甚至晚回来几天，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直到邱良彬的单位来人调查，说邱良彬身上带着公款，厂里也和他失去了联系，他有卷走公款的嫌疑。
家里人开始紧张起来，邱良彬的老婆对着邱良彬单位的人又哭又闹，说他为单位办事，如今失踪了，我还没有找你们算账，你们倒跑上门来诬陷，我男人卷走公款你有证据吗？没有，老娘我就给你啰啰（济南方言：说道说道，要说法）。她哭着哭着就坐在地上，双手拍着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俺一个妇道人家可怎么活啊！”
单位来的人哪见过这阵势，吓得赶紧溜号。单位的人一走，邱良彬的老婆立马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嘴里依然大骂，不过嘴里骂的是邱良彬了。
“你这个混蛋玩意儿啊，广州是个花花世界，你拿着钱说不定跑到哪里找婊子享受去了，男人没个好东西。”
邱良彬老婆骂自己的男人，男人的母亲不愿意了，她也开口大骂，骂邱良彬的老婆是个不要脸的货，她倒了八辈子霉，儿子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扫把星。说她挺着一个大肚子进了我家的门，谁知道是谁的种。
邱良彬的老婆瞄准了目标，骂：“你寻思（济南方言：以为）你是个好人啊，打著灯笼满处找也找不到你这样的妈！抽烟、喝酒，抽的是琥珀（当时济南的名烟），喝的是锦绣川（当时济南出的名酒），动不动就让良彬给你买猪头肉，还专吃肥的。你这个疯婆子你知道吗，你儿子给你买一次猪头肉，我们一家就要吃一个星期的咸菜，你孙女闻见味了，你把猪头肉还藏起来。你还喜欢吃点心，让你儿子把点心放在你床头上，吃点心还点名要吃泰康食品厂的桃酥、一大食品厂的蛋糕、胜利食品厂的月饼，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是皇太后吗？你的衣服衣柜里都装不下了，还经常让你儿子扯料子给你做衣服，你看看我穿的，你看看你穿的，你以为俺两口子是阔人啊？我和良彬就那么一点儿工资，上有老下有小，到底是你还是我逼得你儿子不回家，天地良心。”
邱良彬的母亲反击：“反了你，我要的东西是我儿子给我买的，你是什么东西，死逼扣（济南方言：抠门）的娘们，我也没有养老金，我不靠我儿行吗？要不是我儿，我不被你气死也得饿死。”
“你就在这里胡搅蛮缠吧。我不挣钱吗？告诉你，我的工资不比你儿子的少，你敢说你花的钱没有我的？别人家里的老人都体谅孩子，尽可能不给孩子添麻烦。远的不说，咱院的齐大爷骑着三轮车满大街上卖报纸，挣了钱还锻炼身体。魏大娘天不亮就扫大街，年龄都比你大。你说你一个娘们家在大街上卖报纸喊不出声音来，扫大街街上不安全，那是找死。前几天孙大姨让你去街道工厂拆洗旧衣服，你说那些衣服不干净，脏了你的手。你是什么手？千金小姐的手吗？我看你就是一个皮大胡子（济南方言：贬义词，形容中老年女人油滑懒惰）。”
邱良彬的母亲眼看败下阵来，抓起身边的茶壶就要扔，茶壶举过头顶，看看茶壶停顿了一下，把茶壶放下了，左右看了看，跑到窗台拿起一个断了把的茶碗扔了出去，一边扔一边骂：“良彬啊，你这个死孩子，你一扑拉腚（济南方言：甩）走了，让这个娘们儿欺负你老娘啊！”
婆媳之间的对骂传遍了毛林子，他家的院子很快围满了人，孩子们一边看一边满大街唱：“
咕噜咕噜猫，转三遭，打起仗来看热闹。”
不知道邱良彬的妹妹是听说哥哥失踪了，还是孩子的歌声让她知道母亲和嫂子打起来了，急忙赶回了家。好在她嫁得不远，也在官扎营，三步两步进了家门，婆媳两个人对骂正酣，你一句我一句，让围观的人大饱耳福。
邱良彬的母亲看见救兵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你还要你这个娘啊，那个骚货欺负你的娘啊，我没脸活了啊，你要为我报仇啊。”
邱良彬的妹妹没有失去理智，大吼一声：“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骂街，赶紧报案啊。”
邱良彬的母亲一个高蹦起来，扑拉扑拉（济南方言：用手拍打拍打）屁股上的土，拽着邱良彬的妹妹就走，一边走一边说：“紧麻利儿（济南方言：赶紧）地，我知道我儿子有危险。”
邱良彬的妹妹搀着她的母亲来到派出所。派出所一位年轻的女警察给她们做笔录，女警察问邱良彬的老婆，邱良彬走几天了？邱良彬的老婆还没有张口，老太太抢着回答：“四十七天了。”
邱良彬的老婆不愿意了：“人家问的是我，不是你。”
邱良彬的妹妹害怕婆媳俩在派出所再打起来，赶紧调和说别争了，报案要紧。
女警察又问：“邱良彬以前有过犯罪记录吗？”
邱良彬的母亲急了，手指伸到女警察的鼻子上：“你这是人话吗？”
邱良彬的妹妹按住母亲：“这是程序，你别再添乱了。”
邱良彬的母亲就不再搭理女警察，坐在派出所办公室的台阶上弓着腰抽烟。
女警察又问了几个其他问题，把本子合上说：“一个成年人一段时间不和家里联系纯属正常，不能给你们立案。”
邱良彬的母亲直起腰：“你啰啰么个（济南方言：你说什么）？”
女警察以为老太太耳背，又大声重复了一遍：“不能一口咬定邱良彬失踪了，说不定过几天他就回来了。”
老太太说：“你吱歪（济南方言：高声说话）什么，我又不是听不见。”
邱良彬的老婆也不愿意了，问：“你怎么这么肯定我男人过几天就回来，你和他在一起了？”
轮到女警察急了：“你们是来报案的，还是来找茬的？”
邱良彬的妹妹觉得好笑，刚才婆媳两人打成一锅粥，现在枪口一致对外。
老太太也急了：“我不跟你在这里费吐沫星子，把你所长找来。”
女警察回答：“所长开会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女警察把记录本往抽屉一放，回答：“所长出门开会还给我汇报啊？”
“你这是负责的态度吗？”邱良彬的老婆拉着架子要和女警察理论。
邱良彬的妹妹眼看婆媳两人和女警察的吵架要升级，没想到母亲突然拔腿向外走，邱良彬的妹妹拉住她：“我的妈啊，你刚才不是要找所长吗，你这一转身要去哪啊？不报案了？”
邱良彬的母亲甩开女儿的手，说：“你没看见那个女警察跌斜（济南方言：趾高气扬）个脸，你在这里等也是浪费时间，得赶紧找人想办法。”
邱良彬的妹妹问：“这个时候不找派出所长你找谁去啊？”
邱良彬的母親迈出派出所的大门，扭头回答：“你孙大姨，孙主任。”
邱良彬的老婆听她一说，一下子蹦起来，婆媳俩又出乎意料地一致，不再理会女警察，立刻向我家跑去。
派出所毕所长没有去开会，他在我家，正和我母亲商量如何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
官扎营中街和前街的交叉口有一块空地，地名：毛林子。毛林子在天桥一带非常有名。
据说清朝末年有一家大户住在毛林子一带，他喜欢竹子，便在居住的地方种满了竹子，形成一片林子，毛林子因此而得名。毛林子也是穿越济南西北的重要通道。
因此，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到官扎营拆迁，毛林子一带都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这里不知不觉自发成了自由市场。早上卖早点，白天卖菜，傍晚就成了摆摊的天下。卖什么的都有，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烟酒食品……最显眼的是卖旧衣服的。
那几年，男人买西服，女人买时装，毛林子的旧衣服市场是最吸引眼球的地方。一件新的西装在时装商场里卖好几十甚至好几百，在毛林子旧衣服市场十块八块就穿在身上了。后来，在官扎营还没有被拆迁，毛林子即将消失前，旧衣服市场就被取缔了，因为当时媒体报道，那些旧衣服都是从日本和韩国走私进来的，大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旧衣服市场异常火爆，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就会产生摩擦，一个人的名字不断传到我母亲的耳朵里。
记得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一个女人在我家一把鼻涕一把泪，愤怒地控诉她在毛林子被人欺负的经过。我没在意，因为我家经常有这种情况，不是孩子不孝顺父母到母亲这里控诉，就是邻居打架找母亲评理，要不就是孩子被派出所带走，找母亲解救等等。
我刚走进自己的房间，一个人的名字又让我走了出来。这个女人说，欺负她的是歪把子。我一听就笑了，说别人在旧衣服市场欺行霸市我不怀疑，你说歪把子欺负人，打死我都不相信。那个女的不知道我和歪把子的关系，母亲倒是摇头了，说你还别不相信，现在这个歪把子不是以前的歪把子了，你同学真成了歪把子了。
歪把子和我是小学同学，也是我的儿时伙伴。按年龄他比我大两个月，但是个头却比我矮半头。有一次我到他家去玩，他母親摸着我的头说，他要不是急着出来喝糊涂（济南方言：粥）应该和你一个月出生。我母亲说，歪把子是早产儿，他母亲在官扎营街道一家煤店做煤球，孩子突然生出来掉进煤灰里还把她吓了一跳。煤店离我家近，她就抱着黢黑的婴儿跑到我家，我母亲挺着大肚子，把婴儿身上的煤灰洗掉，给婴儿的母亲熬了一锅粥……
他的父母期望这个早产儿茁壮成长，给他起名叫张茁壮，但是事与愿违，茁壮一点儿也不壮。
有一次，我们几个伙伴在工商河边玩耍，一个伙伴说想尿尿，我忽发奇想，说咱们都向工商河里泚（尿），看谁泚得远，泚得近的挨罚，玩逮人（济南方言：把捉迷藏游戏叫逮人）就当坏蛋。几个伙伴齐刷刷掏出家伙往工商河里泚，正在泚着，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你看茁壮，他的家伙一点点，还是歪的，像歪把子。全体一阵大笑。从此茁壮有了新的名字：歪把子。
歪把子的那个家伙歪，但从上学开始他却一直是好孩子。有一次我和大嘴巴子打架，还是他跑去告诉我的母亲，母亲后来说，歪把子一边说你在打架，一边哭，我问他小胖胖打架你哭什么，他说他害怕。
我当兵在外几年，复员回来到了地震测量队，一年到头不在家，歪把子有什么变化，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我还真不知道。从哭哭啼啼的女人嘴里我知道，歪把子在毛林子摆摊卖旧衣服，为了占地盘，他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些碗口大小的玻璃球，说是玉石。他把“玉石”在毛林子摆了一圈，谁在他圈的地盘里摆摊，他就说他的玉石没了，让人家赔偿他的玉石。
他的玉石可是天价。我估计，他这是济南最早碰瓷的了。
那个女人摆摊，歪把子就过来找她麻烦，说她侵占了他的地盘。她当然不会轻易离开，歪把子就说他摆在地上的玉石不见了，肯定是她拿了，他的玉石值老鼻子钱了，让她要么赔钱，要么离开。生意做不下去了，她去找街道办事处，办事处说那个自由市场不是街道办事处办的，他们不管。找派出所，派出所说你们又没有打起来，没有出人命，生意上的事他们不管。后来有个卖早点的人告诉她，你去找孙主任，孙大姨，歪把子不敢在她面前耍横。
母亲对哭哭啼啼的女人说：“我会找茁壮的，你回去吧。”
那个女人不放心，几乎跪在母亲面前，说她一家老小的生活全指望孙主任了。母亲把她扶起来：“这件事我管，你放心吧，你的摊子前不会再有玻璃球了。”
女人走后，我对母亲说，你多大年龄了？你还在管这些闲事。
母亲回答：“怎么是闲事呢？街坊邻居有需求，咱帮帮怎么了？”
“你的主任还没有当够啊？”我想刺激母亲。
“不用你小子笑话妈妈，什么主任不主任的，我还不知道自己这个主任是个什么官吗？”母亲不吃我这一套，“给街坊邻居办点事哪那么多毛病。”
“现在社会变化那么大，你那老一套管用吗？”我转化方式了。
“我告诉你，只要喝这里的水，吃这里的饭，就永远离不开那老一套。”母亲坚定地说。
其实，我一点也不怀疑母亲的能力。别说歪把子用玻璃球当玉石圈地，就是歪把子真把玉石摆在地上，只要母亲往他跟前一站，不说别的，单凭母亲给歪把子洗的人生第一次澡，给他吃的人生第一口饭，给他做的人生第一身衣服，他歪把子都会把玉石给扔了。
歪把子后来扔没扔玉石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母亲当天晚上就打着手电到歪把子家找歪把子去了，最后是歪把子把母亲送回家的。我问母亲：“问题解决了？”
母亲点点头。我再问：“歪把子听你的？”
母亲回答：“他敢不听！”
我仍然好奇：“你怎么说的？”
母亲微微一笑：“我就说了一句，只要你不怕你裤裆里的家伙是歪的，明天就把你那玻璃球拿走，否则我一巴掌再把你那家伙给它拍直了。”
母亲的话让我哈哈大笑。
邱良彬一家人来到我家，进门看到派出所毕所长。本来，他们心急火燎地跑到派出所找毕所长报案，结果女警察说他开会去了，没想到在我家碰到毕所长，邱良彬的母亲一下子就扑了过来，哭喊道：“他孙大姨，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母亲扶住她，说：“你就知道哭天喊地，良彬就是整天看你那熊样才不愿回家的。”
邱良彬母亲的哭声一下子咽了回去，赶紧坐到母亲身边问：“他孙大姨，你知道我家良彬失踪了？”
母亲故作惊讶：“良彬失踪了？失踪了你别找我啊，毕所长在这儿呢，赶快报案啊。”
“我们一家刚从派出所出来，有个女警察说毕所长开会去了，谁知道他跑到孙大姨你家里来了。”邱良彬的妹妹说道
“我才不找他呢，一个派出所的女警察呲打（济南方言：发火撒气）我们都像呲打儿子一样，所长还不吃了我。”邱良彬的母亲有意向毕所长挑衅。
毕所长没有理会她，问：“你们不找我，我还要找你们呢，你家的人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邱良彬的母亲见派出所所长如此关心，知道事关重大，就赶紧催促道，“你们紧巴利儿（济南方言：赶快）的。”
毕所长问：“你家的儿媳妇呢？她还没有到呢？”
邱良彬的母亲回答：“这个娘们儿一心想往外蹿，不算俺家的人。”
我母亲不愿意了：“邱家嫂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她一天不走，一天就是你邱家的人。”说着朝着门口喊道：“良彬媳妇，你进来吧，有我和毕所长在，你那个厉害婆婆不敢立愣（济南方言：故意找茬）。”
毕所长等邱良彬的老婆进门，直接问邱良彬的媳妇：“良彬媳妇，我问你，良彬出差前有没有什么异常举动？”
“哪有什么异常？走的时候好好的啊，挺正常啊。”邱良彬的老婆回答。
“你蹦木根（济南方言：撒谎），”邱良彬的母亲一蹦三尺高，“你以为我听不见？我儿子走之前连着好几天和你吵架，你装什么木事人（济南方言：装作和事情自己无关的人）。”
我母亲问：“为什么吵架？”
邱良彬的老婆说：“孙大姨不是外人，您老在官扎营威信高，邻伸（济南方言：邻居）有麻烦都愿意来找你，毕所长也在这儿，看来瞒也瞒不住，我实话实说，不为别的，就是为钱。”
毕所长问：“和钱有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钱，良彬走之前和歪把子搞在了一起。”
毕所长马上问：“歪把子的大名叫什么？是那个卖旧衣服的歪把子吗？”毕所长好像明知故问。
“他的大名我不知道。”邱良彬的老婆说。
我母亲替她回答：“对，就是他。”
邱良彬的老婆继续说：“我还问良彬，歪把子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他喜欢瞎掰活（济南方言：吹牛，显示自己）。良彬呲打我，说你娘们家懂什么，现在的歪把子不是小时候尿尿的歪把子了，他挣钱的鬼点子多，你没看见他现在腚底下骑的是雅马哈，手里拿着大哥大，嘴里叼着大中华，他还说，他天天吃海参，还有……”
邱良彬的媳妇突然不说了。毕所长和我母亲对视了一下，问：“还有什么？”
“还有，还有……”邱良彬的老婆看了邱良彬的母亲一眼说，“还能有什么？就是下三烂（济南方言：不要脸，下流）的玩意儿，那天歪把子趴在良彬耳朵边说，他以为我听不见，女人的感觉准着呢，他说广州开放着呢，只要有钱，还有……那两个字我说不出口。”
毕所长盯着邱良彬老婆的眼睛说：“你必须说。”
邱良彬的老婆把身子往我母亲跟前靠了靠说：“有小姐。”
“小姐？谁家的小姐？”邱良彬的母亲问。
“就是婊子。”邱良彬的老婆说得干脆。
畢所长问：“还有呢？”
“所以，我就觉得邱良彬在歪把子面前比比吃吃（济南方言：唯唯诺诺）就没有好事，孙大姨你们都觉得良彬老实，实际他也不是个好东西，在广州不定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
邱良彬的母亲本来抽着烟，刚吸了一口，邱良彬老婆的话刺激了她，她把半截烟一下子扔到邱良彬老婆的脸上，骂道：“你不要跐鼻子上脸（济南方言：得寸进尺），你敢骂我儿子不是东西？我儿子就是让你害死的，让你逼死的，我要告你。”
毕所长一把拉住邱良彬的母亲，严肃地问：“你说什么？谁说你儿子死了？”邱良彬的母亲不说话了，毕所长依然不依不饶地追问：“你回答，你凭什么说你儿子死了？”
邱良彬的母亲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任凭毕所长逼问就是不说话。我母亲拍了拍她说：“毕所长问你呢，你要回答。”
邱良彬的母亲突然问毕所长：“有烟吗？”
毕所长从口袋里拿出烟，给她点上。老太太看了看夹在手指上的烟，说：“中华，够洋活（济南方言：显摆）的啊。”
邱良彬的妹妹看不下去了，说：“妈，你这是干什么啊？”
毕所长继续他的话题：“别打岔，你刚才说什么？”
邱良彬的母亲一口烟吸了足足有五秒钟，把腮帮子吸成了猴子的腮帮子才深深地把烟吐了出来，然后弹弹烟灰，回答：“夜儿哄上（济南方言：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后槽牙全掉了，这就是说我的良彬肯定出事了。”
她的话让毕所长哭笑不得。
“是吗？”我母亲问，“梦见掉牙了？出血了吗？”
邱良彬的母亲沉思了一会儿，回答：“没有。”
“咱们老济南人有个说法，做梦牙掉了，没有出血，就是有惊无险。我看，你家良彬肯定会回来。”我母亲说。
邱良彬的妹妹看看我母亲，看看毕所长，似乎看出了什么，她走到我母亲面前，拉住我母亲的手，眼泪流了下来。
“孙大姨，告诉我，我哥哥到底在哪儿？出什么事了？”
我母亲抚摸着邱良彬妹妹的手，眼睛看着毕所长说：“老毕，事情基本清楚了，你说说吧。”
毕所长摇摇头，说：“他们一家人信任的是你孙大姨，哪有我说话的份儿。”
我母亲没有犹豫，说：“告诉你们吧，良彬还在广州，人没事，但他暂时回不来。”
邱家的人全部惊讶地看着母亲，邱良彬的母亲又开始哭起来：“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不回来，他不要老娘了吗？”
邱良彬的妹妹轻轻推了她一下：“嚎什么？现在不是你嚎的时候，听孙大姨说。”
邱良彬的母亲立刻抹了一把没有一滴眼泪的眼睛。
我母亲没有理会邱良彬的母亲，继续说：“刚才良彬媳妇说，良彬走之前和歪把子在一起，问题就出在这儿。”
“我说吧，出事了吧。”邱良彬的老婆好像找到翻身的感觉，“是不是真的把厂里的公款弄没了？肯定是歪把子教唆的，拿着公家的钱花天酒地，我们在家还替他提心吊胆。”
“你放屁！我儿子不是那种人，你再胡啰啰（济南方言：胡说）我拿鞋底抽你的嘴。”当着派出所所长的面贬低自己儿子，当母亲的这次是真急了。
我母亲赶紧制止他们：“行了，你娘儿俩不要闹了。怨不得良彬给我打电话不让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闹下去，良彬早晚让你们给毁了。”
“我哥给你打电话了？”还是邱良彬的妹妹冷静，“孙大姨，你快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真的拿着公款胡作了。”
我母亲淡了口气，说：“问题是很严重，但我相信良彬没有挥霍公款。”
毕所长说话了：“我们接到厂里报案，说邱良彬卷公款失踪了，第一时间就准备去你家调查，这时孙主任也找到我们，说她接到了邱良彬的电话。是孙大姐拦住了我们，说这样把问题复杂化对良彬今后有影响。你孙大姨坚持邱良彬没有卷走公款，说肯定有其他原因，请求我们给一点时间再立案。我和你孙大姨正商量去你们家说明情况，你们却来了。你们要感谢你们的孙主任。”
我母亲瞪了一眼毕所长：“说我干吗？”
毕所长没有理会我母亲，继续说：“孙大姐，我真服了你了，你说你孙大姐只是一个街道居委会的主任，这是多大的官？干部两个字八竿子够不着吧？一不是国家正式干部，二不拿国家一分钱，为了邱家和张家的那点事你跑办事处，跑区政府，跑公安局，找了这个找那个，甚至找区长和公安局长。我可见识你孙大姐的厉害了，追得区长在办公大楼到处跑，把区长堵在卫生间，区长最后还屈服了，你说你……”
我母亲打断毕所长：“你赶紧说正事，邱家的人急着呢。”
毕所长看了邱良彬老婆一眼，说：“你的感觉真准，邱良彬就是听了张茁壮的话才上当的。”
“张茁壮是谁？”邱良彬的老婆和妹妹异口同声地问。
我母亲回答：“歪把子。”
尽管氛围紧张，但还是都笑了。毕所长继续说：“张茁壮听说邱良彬要到广州出差，就找到他，让他从广州走私“三五牌”香烟。邱良彬说他没有钱，怎么进货？张茁壮说，你不是带着钱吗？邱良彬说，那可是厂里的，买材料的。张茁壮说你怕什么，我这里已经和那边联系好了，你过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拿到货你立马回济南，我把钱还给你，你再立马回广州，大不了就是多跑一个来回，你别忘了，几天的时间就能挣一万多块呢。邱良彬当时多了一个心眼，问他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你自己不干？张茁壮强调，我没有那么多钱啊，你有条件啊，你带着公款去广州，虽然时间长了一点儿，但谁也不会怀疑你。再说，我也是心疼你，一天到晚为了钱和你老婆打架。你忘了，有一天你给你的老娘买了几个油旋，你老婆把你赶出家门，那天晚上你还是在我家住的。你自己看着办，这种挣钱的机会可不多。
几天的时间挣一万多，彻底把邱良彬诱惑了，他决定冒险试试。于是
邱良彬背着一摞子为厂里买原材料的钱，到了广州，按照张茁壮的指引找到走私香烟的卖主，那个人让他晚上九点到一家宾馆碰头并在那里交货。邱良彬哪会想那么多，他提着钱，晚上九点去了那家宾馆。刚刚谈好价钱，他把钱从手提包里拿出来，一个人突然冲进来大喊一声：‘警察来了！’那几人刹那间在宾馆餐厅消失了，消失的当然还有邱良彬带去的钱。
邱良彬疯了一样在宾馆到处找，上哪儿去找啊？广州太大了，加上人生地不熟，语言交流都有问题，找广州黑社会的人谈何容易。找了几天，邱良彬碰得头破血流，幾乎要饿死在广州街头。”
毕所长的话让邱家人目瞪口呆。
“你们婆媳俩吵吧，骂吧，打吧，为了那死孩子（济南人骂人的话）钱，看把我哥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这下你们不浪歪（济南方言：表现）了吧。”邱良彬的妹妹爆发了。
邱良彬的母亲突然又坐在了地上，声泪俱下：“我的儿啊，是老娘我害了你啊，你赶快回来吧，我不吃长寿糕了，我不吃油旋了，我不吃猪头肉了，我不喝酒了，你回来吧……”
谁也没拉邱良彬的母亲。
毕所长继续说：“邱良彬在最后关头鼓足了勇气给他孙大姨打了电话。孙主任立刻打电话给她在广州的朋友，孙大姨的朋友找到邱良彬，把他安置下来，那个时候，邱良彬和乞丐差不多了。”
“那良彬现在没事吧？”邱良彬的老婆紧张地问。
我母亲说：“生活暂时没有问题了，但问题一天搞不清楚，他一天也不敢回来啊。你说你是被骗，但要有证据，再说厂里的钱怎么办？总要有个交代。”
“那怎么办啊？好歹要回来啊。”邱良彬的老婆心疼自己的丈夫。
毕所长又拿出烟盒，递给邱良彬母亲一支烟，说：“你起来吧，当娘的应该心疼儿子，不能处处逼儿子。”
毕所长吐了一口烟雾，说：“要让邱良彬回来只有一条路，解铃还得系铃人，就是抓到欺骗他的人。派出所虽然很快将张茁壮控制起来了，但他掌握的广州的情况也不多，又是你孙大姨啊，直接找我们的局长，局长说这个案子掌握的线索还不多，警力有限，不能为了这么个小案子跑到广州去啊。你孙大姨直接给局长拍桌子，说这是关系到一个家庭，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你这里的公安要和广州的公安联合作战，我二十四小时跟着你，一直看到你和广州那面联系。我的天啊，你孙大姨一个居委会主任敢命令公安局长。”
我母亲打断毕所长的话，问：“你小看居委会？居委会管几千号人呢，别小看婆婆妈妈的事情，搞不好你局长、所长吃不了兜着走。”
毕所长赶快辩解：“岂敢，我只是说，局长真听你的，下了死命令。”
我母亲说：“你们局长在官扎营派出所当民警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共事，和他有什么客气的，再说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找你行吗？”
毕所长赶紧摆手说：“那个叫歪把子的人我还对付不了呢，更别提和广州联合作战了。”
邱良彬的老婆看看毕所长，再看看我母亲，说你们怎么也杠上了，良彬什么时候回来啊？邱良彬的妹妹朝她摆摆手，说：“嫂子你不要再催了，孙大姨都和公安局长拍桌子了，局长都下命令了。我哥回来是迟早的事。”
邱良彬的妹妹接着问毕所长：“那孙大姨追着区长跑是怎么回事？这事还用区长？”
我母亲哈哈大笑，说：“这功劳有你母亲的一半，你母亲和你嫂子吵架，一个劲儿地埋怨家里钱少，这种情况官扎营很多家庭都有。我就找区长，说得让我们那些老娘们儿（济南方言：中老年妇女）吃上饭，不能只靠儿女，要自己挣钱。区长问，怎么挣？我说，靠自己，官扎营有一所废弃的社办工厂，改造一下，用来办街道旅馆。区长说，那几间房子我还有用呢。我说那房子在我地皮上，就得让我用。区长不批，他在前面走，我就在后面追，追得区长没脾气了，直接跑进卫生间，最后没辙了，从卫生间出来，说给你批可以，但我没钱给你改造。我说，我们自己筹。区长说，只给你用五年。我回答，五年就五年，谁知道五年以后发展会是什么样。”
邱良彬的母亲赶紧往我母亲身边靠了靠，说：“他孙大姨，我去旅馆干活，我要挣钱，谁有钱不如自己有钱，我想喝豆汁就喝豆汁，想吃果子（济南方言：油条）就吃果子。”
邱良彬的妹妹对我母亲说：“区长的官多大啊，你怎么还撵着人家到处跑，孙大姨你真厉害。”
我母亲笑笑说：“1948年解放军进城，我拿着鲜花欢迎咱们队伍，给的就是他，他那时还是一个小么子（济南方言：小孩），个子还没枪高呢。”
毕所长起身，对我母亲说，广州公安那边有消息会立刻通知我们的，你放心吧。我还有其他事我先走了。毕所长说着走出房门，我母亲送他，走到院子里，我母亲突然拉住毕所长：“那歪把子的事情呢？”
毕所长脚步没有停下，说：“他已经被拘留了，等着结案呢。”
我母亲立刻挡住他，说：“我当然知道他被拘留了，我已经给你说了，他母亲突然煤气中毒，有生命危险，现在还在昏迷，你让他出来看看他母亲。”
毕所长不假思索地说：“不行！哪有这样儿戏的，跑了怎么办？”
我母亲也不留情面：“你派人看着他不就行了，再说我了解歪把子，他是个孝子，跑不了。要是跑了，我负责。”
毕所长出了大门，扔了一句话：“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法律。”
我母亲冲着他的背影喊：“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你说不行我就到派出所找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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