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中文《姨夫家的“地下银行”》

作者:孟中文 来源:原创

我最后一次去姨父家的“地下银行”是2012年晚秋,此时,与其叫作银行,倒不如称为地窨子或地下室更恰当,因为多少年了,里边早已不见了当年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有时是萝卜、白菜、地瓜之类的过冬吃食,有时则是其他用途,尤其最后十年,基本上就是闲置了。毕竟姨父姨妈年龄太大了,不能再扶梯而下,更没法进行管理了。

深2米,面积20平方米的地下室确切地说是当年“鲁西银行”的一个分行。1940年初,中国共产党在鲁西区建立了第一个行署级抗日政府——鲁西行政公署,伴随着行政公署的成立,于1940年4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供给部又在山东东平县土山村筹建了“鲁西银行”,而郓城县的第一个分行旧址,就是我姨父家目前的这个“地下室”。因为当时姨父的父亲是一一五师的一个团长,也是郓城县第一批中共黨员,姨父和三个姐姐受其父影响,也都早早入了党。

听姨父说,他参与了“鲁西银行郓城分行”的秘密筹建,建好后,他分管钞票的切割、分封、废纸币的焚烧处理等工作。那时他们总是白天睡觉,夜里点着煤油灯(那是没电)在地下工作,即便如此,为避免印钞的声音不慎传出,八路军又专门安排两个女同志扮成他家的佣人,晚上在银行上面的跨院西厢房纺花、织布,这样既放了哨,又遮掩了印钞的声音。姨父说,因为煤油灯烟大,几个通气孔又小,里边总是烟雾腾腾的,一夜下来,他们的脸熏得就像煤黑子,连鼻孔都是黑的,只有两只眼睛熬得通红……我能想象到他们的样子,也能想象到他们的艰辛,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神秘的地下身份和顽强的革命斗志。我曾告诉姨父,如果我也生在那个年代,我一定也参加革命。但地下工作者的牺牲和付出,又岂是和平年代的人们所能理解的?

姨夫家的地下银行只生存了一年零八个月,就因叛徒告密被迫迁走。临走时,鲁西银行副经理张廉方建议姨父一起转移,但姨父的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姨父的父亲和三个姐姐都参加了抗日,他们常年在外,有时几年都没点音信,而家里就姨父一个男孩,何况那时姨夫的前妻快要分娩……于是组织上决定留他在家乡做地下联络员。但由于银行遭到告密,从安全考虑,从大局考虑,组织上还是把姨父秘密保护起来一段时间,也就是这段时间,姨父的母亲和前妻都受到敌人的审讯、拷问,在担惊受怕的日子,前妻早产、大出血,大人孩子都未保住。姨父每每提起这段往事,总是充满了忧伤、无奈和遗憾,但姨父毕竟是个乐观豁达的人,他很快就会变得神采飞扬起来,整个人充满了激情和斗志,为此我很崇拜姨父,常常无限尊敬又有点儿玩笑地说:“原来英雄就在我身边啊!”“那当然,你是不是感觉做我的女儿特光荣?当年我若跟着银行转移了,现在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元老了……”

姨妈和姨父没有孩子,而爸妈四个孩子加上上班,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我上学前基本上是跟他们生活,上学后,一到放假就回到他们身边,他们也一直视我为己出,而且特宠我。记得小学三年级那年寒假非常冷,我每天起床的条件是:起床后让姨妈和姨父围着院子背我两圈。现在想来我是那么任性和不懂事,可他们总是乐呵呵地满足我。后来,我都上初中了,每次放假回去,姨父总是兴高采烈地对我说:“闺女,咱再走两圈?”姨父的意思是围着院子再背我两圈。“当然得走两圈了。”我一边回答一边趴到姨父背上,他就乐呵呵地背着我在院子里转。姨父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儿,而背我又好像是他的一件乐趣。姨父最后一次背我已经六十七岁,或许和我长得瘦小有关,或许因为他身体特好,记忆中那次他一点儿都不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70岁以前从不知道药片是什么味。姨父90岁的时候,仍然拉车干农活,看上去就像60岁的人。但2012年的晚秋,99岁的姨父让我真的感到老了。虽然他仍然没什么病,但已经不怎么出门,不怎么说话,饭量也很少,每天更多的是躺在床上睡觉。母亲曾不止一次地说:你姨父一年不如一年了,说不定哪一天就睡过去了,你要多去看看。对此我也早有觉察,只不过心里不愿承认罢了,经母亲这么一说,我便有一种恐慌,姨父是我的至亲,我不舍得姨父离去。

2012年晚秋的那天,姨父坐在老八仙桌前孩子一样吃着我带去的东西,让我一下子想起自己小时候。我小时候,他每次赶集回来,我都迫不及待地趴在这张桌子上享受他买的美味。即便是到了大学期间,他家的老罗柜里(一种老式的非常大的柜子,流行与三四十年代)永远有留给我的零食。大三那年,他们竟把中秋节的月饼给我留到寒假,因为那月饼是他外甥(姨夫三姐的儿子)从北京捎来的,他们感觉很好吃,就给我留了一盒……

让我难过的是,95岁以后的姨父自从一次骑车摔倒后,老得非常快,记忆力也明显下降。2013年春节我去看望他,一开始他怔怔地看着我,好像没认出我是谁,是姨妈趴到他耳边大声说:“久儿回来了,久儿回来了(姨父给我起的小名)。”姨父对我笑笑,客气地说:“请坐。”我心里一惊,难道姨父大脑断片了吗?没想起来我是谁吗?于是我抓住他的手故意问:“您想久儿了吗?”他重新看看我:“是俺久儿回来了……”他的嘴唇有点哆嗦,眼里泪汪汪的。我赶快拿出吃的哄他,让他转移情绪。姨妈却在一旁提醒我:“别让他多吃,他现在有点儿不知饥饱。”为了引起他的兴趣,我又说:“我想到你的‘地下银行’看看。”姨父看看我,笑笑,没有其他反应。姨父聋了,而且聋得比较厉害,他一定只隐约听到了我的声音,而没有听清我说什么,还以为我让他多吃点儿呢,所以他继续吃东西。姨父的确老了,老到大脑有时断片,老到连和我对话都有了障碍……我忽然又想起母亲的话,不觉心里一酸,赶快扭脸跑出去,说要到“地下银行”里看看。其实我怕姨妈看见我的泪水。虽然姨妈也83岁了,但耳不聋眼不花。

就这样,我一人走进曾经的“地下银行”,泪水再也止不住。泪眼蒙眬中,我抚摸着那斑驳的墙壁,隐隐好像听到了印钞的声音,又好像听到姨父朗朗的笑声……

当年,银行虽然转移走了,但这里仍然是姨父和其他抗日战士的秘密联络点,他们在这里开会、学习、传递信息,还有不少抗日战士在这里养伤……在这个不大的地下室里,到底发生过多少革命故事,又承载了多少历史使命?我说不清,但它是一间革命的地下室,具有辉煌历史的地下室,为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仔细想想,又何止是这些呢?它更见证了人间沧桑!

建国后,姨父谨遵“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就在离家两公里的“人民公社信用社”工作,这样能天天回家照顾老母亲。到了1973年,姨父退休了,村民又拥戴他当了村支书。那两年,地下室冬天除了放些地瓜、萝卜、白菜之类的,还是姨父开会的好地方。因为地下室冬暖夏凉,更重要的是姨父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用姨妈的话说,他一天不下去一次,心里就空得慌。但支书仅当了两年,姨父就被红卫兵割去了“乌纱”,不仅如此,还天天批斗他。因为姨父看不下去农民艰苦的日子,曾偷偷发动群众成立了“制粉小组”,就是利用农闲时节制造地瓜粉条悄悄出售。而制造地点就是“地下银行”。红卫兵“人赃俱获”,岂能放过他?姨父后来说,那时把他“老地主羔子”的身份都抖了出来,把他二姐跟着姐夫去台湾的事也抖了出来,他挨了不少拳脚,多亏他是经过风浪的人,会与红卫兵斗智斗勇,斗到最后,红卫兵觉得他作为一个老党员,而且父亲及大姐又都是抗日英雄,他们的确不该武力对待他。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很快到了后期,人们也慢慢回味过来一些东西——毕竟在姨父的带领下,他们锅里的饭,身上的衣,都比其他村里好。于是他们继续把姨父当成主心骨,而这时的“地下銀行”又成了他们秘密开会的地方,很多发家致富的点子,都是他们与姨父在这里谋划出来的。到了改革开放后,他们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我是1970年代生人,那时文化大革命虽没有结束,但其间的事儿我一点也不记得,有印象的是,那几年姨父喜欢带着我在里边玩。即便他们开会,也好把我揽在怀里。有两年的冬天,姨妈常和几个要好的邻居在里边或纺花、或纳鞋底,而姨夫就给我们讲故事,那时,里边常常是一片朗朗的笑声。到了夏天,里边比较凉爽,又没蚊子,夜里我们一家三口就在里边住。那里反而是我记忆中的乐园……

1978年,姨父又恢复了村支书身份,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变好,姨父仍然好在里边开会,高兴了还在里边喝点儿小酒,姨妈用井绳和竹篮给他往下递酒菜的动作他感觉最美。而且,这种美好一直持续到他不能扶梯而下为止。

2013年正月,姨父去世后我曾建议把“地下银行”申报成一个县级“革命教育基地”,但苦于周边没有其他景点,而曾经的一些老革命遗址也都没保留下来,县里考虑,即便申报成了,也没什么经济效益,何况姨父姨妈没孩子,按照当地风俗,我这个外甥女没任何发言权,即便我一直称姨父姨妈为爹娘。何况,继承姨父家那片宅基地的是他的堂侄孙,他们一家正等着在那里起二层小楼呢。

我常常想,时间万物都有其宿命,也许这就是“地下银行”的宿命吧。可安慰的是,县志里有 “鲁西银行郓城分行”的介绍,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并没有消失。更重要的是,姨父一生虽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但平安健康,100岁那年正月无疾而终,用母亲的话说:“睡过去了。”姨父去世后姨妈一直跟着我和母亲生活,两年后因心脏病突发而终,享年86岁。姨妈的去世也没受什么罪,属善终。我认为,这就是他们修来的福报。

几年来,我一直想为疼爱我的姨父姨妈写点什么,但一直没有动笔,今年正值建党95周年,我又想起姨父这个有点传奇色彩的老党员,又想起我心中的“地下银行”,不觉心潮澎湃,写下如此文字,是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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