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当兵一般要让兄弟多的男孩子去，兄弟一人的大多不予考虑。我想，这一定是从战争年代延续过来的规矩。因为，当兵是要打仗的，打仗是要死人的。兄弟多的“光荣”一个，还有别的男孩子延续香火；只有一个男孩的万一“壮烈”了，就绝后了。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兄弟多的男孩子不好找媳妇。因为，兄弟多就有一个分家的问题。别说穷，就是富有的人家一分家人均财产就少了，人家女孩子不愿意跟；当上兵就行了，解放军社会地位高，女孩子仰慕，当兵好找媳妇。我们村好多有可能找不上对象的准光棍儿，都是通过当兵而娶妻生子的。让兄弟多的男孩子去当兵，无论是对男孩子少的家庭，还是对男孩子多的家庭，都是一種照顾。
我是属于“不予考虑”的那种情况。姊妹们不少，但四个姐姐，就我一个是男孩。所以年复一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去当兵。而在当时，参军不但光荣，还是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那时正值“文革”时期，上大学靠推荐，公社一级干部的子弟才能挨得上，我家里最大的官是我的一个堂哥，他只是一个生产队小队长，没有推荐我上大学的能力。当工人，也不行，大队干部的子弟还争得打架呢，我也只能在做梦的时候想想。勤劳致富呢，割资本主义尾巴，别说搞什么经营活动，就连外出打工都得拉回来作为“盲流”批斗……总之，对于我来说，只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靠挣工分艰难度日。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农业政策下，挣工分就是累死也致不了富，甚至连肚子都吃不饱。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上政治教育课，批判鄙视农业和农民的错误思潮，说是有的人篡改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胡说什么“下定决心，脱离农村；排除万难，不当社员”，简直是陈旧又反动，必须和这种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扎根农村，干一辈子！我们嘴上也跟着老师这样讲，但从内心里来说，这何尝不是我们包括老师在内的全体师生的人生追求呢？只是没敢套用领袖的教导，因而知名度不高，没有传开而已。
1974年夏我高中毕业，年底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我抱着有枣没枣打一竿、瞎猫碰上死老鼠的心态报了名，试图能有个峰回路转、天赐良机，不料还真的蒙上了。这天晚上，大队里召集应征入伍适龄青年开会，宣布党支部研究通过准予参军查体人员名单。当民兵连长董刚起念到我的名字时，我还愣了半天神儿，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才知道，兄弟一人不让当兵的规矩并没有废止，只是这一年临时改了一下。因为在我们村这一茬的高中毕业生中，包括我在内的三个男生全是兄弟一人，而我们三人从初中到高中不管是学习成绩还是其他方面的表现，在全班乃至全年级都是数得着的。这次当兵，党支部书记也是我们村最高领导人的董世耕发话了，说三个孩子都这么优秀，就让他们出去闯闯吧，说不定咱董家门上还能出息个人才嘞！于是乎，我们三人同其他四个兄弟们多的男孩子一起，被确定为应征入伍对象。
查体是在我们公社卫生院进行的，很严格，每检查一个项目都有军地双方的人员具体操作和监督。那时候，由于生活条件差，吃得孬，有病不及时看等因素，人们包括年轻人总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每年入伍查体时都有不少被淘汰下来的。就是这一次，我的那两个高中同学一个血压高、一个肝大，没能过关。所以查体一开始，我心里就忐忑不安，唯恐身体有毛病，被淘汰下来。还好，身高、体重、外科、内科等都合格，就连那个男性独有的“部件”，也被一个中年男大夫认认真真地捏了几把，从他的面部表情看，估计是“未见异常”。稍微有点情况的是耳鼻喉科的检查。那几天，由于有点伤风感冒，鼻子不通气。怕查体不合格，我买了瓶滴鼻净往鼻子眼里滴了几滴。给我做检查的是一位满脸慈祥、两鬓斑白的老大夫。他用功能类似于探照灯的家什，照了照我的鼻腔问：
“是不是点滴鼻净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没——有。”
“没有？”老大夫加重了语气，“没有可就当不上兵了啊！”
我立刻招供：“点了。”
“嗯，说实话。”老大夫在我查体表的相应栏目里写上了“合格”二字。
那天晚上，我和其他查体合格人员一起，被留在卫生院住了一宿，不让回去。说是睡觉也是一种检查，看看有没有夜游症、会不会尿床什么的。所有这些，我也“未见异常”。
身体合格并不表明万事大吉了，还要政审，要综合考虑其他各方面的因素，最后才能确定。我深知，符合条件的应征青年有的是，而征兵数量却是有限的，肯定要层层刷掉一些。同样情况下刷谁呢？家中弟兄一个的是首选目标。因为“弟兄一人不予考虑”不仅是我们村的不成文规定，各大队甚至公社、县这两级也是这样掌握的。要想当上兵，就我来说，各方面条件必须更加过硬。查体合格后，接下来的便是家访。所谓家访，就是带兵的首长和公社干部到应征对象家里去了解情况，主要是征求家长特别是父母的意见，看看有没有割舍不下、不同意自己的孩子去当兵的现象。尽管母亲坚决支持我当兵，但她如果临时变了卦呢？就是不变卦，如果人家提出个什么问题她回答不好呢？我决定对母亲进行必要的培训。
这天吃午饭，我问母亲说：“娘，人家要是问你为啥叫我去当兵，你咋说？”
“咋说？”母亲看了一眼刚出锅的窝窝头，“在家连红薯干都吃不饱，出去吃顿饱饭呗！”
我哭笑不得：“你要是这样说，这兵我就当不成了！”
“那咋说？”母亲若有所思，“就说保祖国，尽义务。”
我知道，母亲没有这么高的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还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自从大队同意我当兵后，她就注意听广播，参加大队里组织召开的有关会议。这几个政治术语，肯定是跟有线广播学的，或者是听大队干部讲的，她记住了。我很高兴，便进一步教她：“你就说，他爹死得早，是国家把他养大的，让他给国家出把力去吧！记住了吗？”
“嗯。”母亲一边回答，一边准备饭食。
家访人员是在一个阳光温暖的下午到我家来的，共三个人，为首的是部队到我们公社带兵的吴连长。后来得知，他叫吴林荣，山东龙口人。和我们虽不一个地区，但由于是一个省，说话相互都能听得懂，只是人们的“人”他说成“银”，大山的“山”他说成“仨儿”。人很和蔼，一点架子也没有。另一个是我们公社团委书记，一个长得很富态的年轻女性。高中毕业后的这半年里，我组织我们生产队的团员青年，义务为集体护庄稼、积肥料、抢收种，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次受到公社团委的表扬，被大队党支部确定为团支部书记接替对象。我叫不出她的名字，她倒认识我。还有一个和我年龄大小差不多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官职。落座之后，吴连长果然问起了那个我最为担心也最有把握的问题。
“大娘，”吴连长对我母亲说，“就攀‘仨儿’一个‘银’，你怎么舍得叫他去当兵？”
“他爹吧——死得早，这从小到大——都是公家——把他养大嘞——，就叫他给公家——出把力去吧。你说是吧连长？”
我最担心的是母亲背得太熟、太流利，不像她说的话。没想到，母亲凭着对这句话的准确理解，从一个农村文盲老太太的实际情况出发，做了创造性的发挥，把“国家”二字换成了“公家”，还加上和使用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修饰语和极为恰当的语气、语调，给人的印象是完全出自她自己之口，没有经过谁的导演和教练。我感谢母亲对我的支持，也感叹她的机智和聪慧。
果然，吴连长乐了，其他在场的人员也乐了。那位年轻小伙则迅速往记录本上做记录。后来，这个情节被写进了公社的《征兵工作简报》，上报后被转发到全县各单位、各部门。
到此为止，应该说每一个环节和步骤都是顺利的，但《入伍通知书》一天拿不到手，我就一天放心不下。到了最后，竟有一种寝食不安、备受煎熬的感觉，嘴上起满了燎泡。这天我因事到大姐家里去，忽听得她隔壁院子里传来阵阵说唱声。原来是附近村子的四先生在给人算卦。他是一个盲人，在兄弟几人中排行老四，所以大家都叫他四先生。他因生活困难，又没有其他手艺，便以给人算卦为生。据说，四先生算卦算得很准，不少人家的鸡鸭猪羊什么的被盗或丢失，在他的指点下，最终都找到了。按说，像应征入伍这么严肃且政治性极强的事情，是不宜靠算卦预知结果的，可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按照他给别人算卦的价格，我让大姐替我给四先生付上两毛钱，一决凶吉，更重要的是想逢凶化吉。
“你爹属啥？”四先生昂脸侧头，用一只耳朵对着我问。
“屬马。”我回答。
“你娘呢？”
“属马。”
“你呢？”
“也属马。”
“耶——”四先生一副猜透谜底的样子，满脸欣喜，“爹属马，娘属马，你是个小外马。你呆不了家。今年报名当兵吗？”
“报了。”
“那没跑了，肯定能当上！”
也不知道是四先生算卦算得准，还是偶然的巧合，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入伍通知书》。我们村与我同时接到通知书的还有两人，都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一个叫董进玉，一个叫董遂新。
“啪”——“轰嗵”——“啪啪”—— “轰嗵”……在我家那个不算小的院子里，我打起了飞脚。左一圈右一圈，绕着院子打，引得不少邻居前来围观。打完飞脚，我本想再放声高歌，来上几段跟着公社的广播喇叭学会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唱唱李玉和，可看到母亲那木木的脸色，没敢继续高兴下去。我知道，随着离家的日子越来越近，母亲是越来越难过了。
离家奔赴部队的那天是冬至，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在这之前，每年有当兵走的，换上军装后都在家里住几天。有未婚妻的，趁此机会巩固巩固关系或者抓紧把婚结了，免得夜长梦多，中间出现什么变故；没有未婚妻的，凭着这身军装找一个，更准确地说是骗一个，否则一旦当兵回来，又没有女孩子跟了；不牵扯婚姻恋爱事宜的，也到亲朋好友那里告个别，实际上是显摆显摆和风光风光。唯有我们这批兵特殊，到县武装部换上军装后接着就走，别说在家里住几天，连换下来的衣服还得有人捎回来。正是因为走得急促，这次我们村的欢送仪式特别隆重。头天晚上，大队干部董传禹、董俊德，还有我们村中学的杨继宪校长和几乎全体老师为我饯行；我儿时的伙伴、已经上了大学的董忠祥，也专程从济宁赶来，与我话别；我们生产小队队长董传治代表全队社员群众送我30块钱，说这是咱们队的规矩，谁当兵就给谁30块钱；第二天刚吃过早饭，送我们三人去定陶县城的手扶拖拉机，就停在村前的路口上了。这是我们村唯一一台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开手扶拖拉机的是我们大队第二生产小队的会计，他平时惜油如金，这会儿却慷慨大方起来了，就叫拖拉机停在那里嘟嘟嘟地响着，不敢熄火，因为天太冷，机器不好发动，怕熄火后再发动时耽误时间。党支部书记董世耕和其他几位村干部一起，到我们三人家里一一送行：安慰父母和其他亲人不要难过，愉快地让孩子离家奔赴部队，村里是会照顾好军属的；嘱咐我们到部队好好干，做到叫干啥就干啥，干啥还要干好啥，不要给老少爷们丢脸。全村的基干民兵，本来一早就在本生产队的地里深翻土地的，这会儿也被召集到村头上集体为我们送行。理智上坚决支持我当兵的母亲，看到自己唯一的儿子、又是老小的我真的要走了，克制着不哭，但没有起床。她表情平静地要前来为我送行的三姐、堂嫂等，把准备中午吃的水饺给我下了，闭目听着我吃下；又嘱咐把鸡蛋篮里的最后三个鸡蛋煮熟，叫我带在路上吃。也来为我送行的三姐夫说：“兄弟，要走了，跟大娘（即我母亲，在我们老家姑爷称岳母为大娘）说句话吧。”可是，我没有，一句告别的话也没说。因为我知道，母亲不哭是她强忍着的，万一我来句好听的，如：“娘，我走了，您要多保重！”之类，那无异于打开她压抑多日感情的闸门，她非放声恸哭不可。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我定睛看了母亲一阵子，一转身，毅然向村东头欢送我们的民兵队伍走去。
我们三人一到村口，早已等在那里的基干民兵们就把我们围住了。他们在大队干部董传进的带领下，呼喊着口号，簇拥着我们向手扶拖拉机走去。此时，我们三人每人胸前戴有一朵大红花。我儿时的伙伴、时任我们生产队会计的董传现，还把自己的蓝大衣脱下来让我穿上，那是当时农村青年人最时髦的装束，只有见恋爱对象时才穿；去县城送行的人多，手扶拖拉机盛不下，我从小学到初中并且经常在一个被窝里睡觉的同班同学董喜忠，骑着自行车，跟着手扶拖拉机赶了30里路，直到看着我穿上军装后，才依依不舍地原路返回。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一人参军，全村光荣！”
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
望着父老乡亲那希冀的目光、热烈的表情，我把兜里临时携带的两盒香烟撕开包后，全向他们撒去。同时，喊出下面的这样一句话：
“放心吧，喜讯一定会很快传到咱们河西董村！”
当天，我们就乘坐部队派来接我们的汽车奔赴部队。我们的部队是济南军区工程兵工兵第八团。
本栏责编 李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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