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攀山《参军》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我们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当兵一般要让兄弟多的男孩子去,兄弟一人的大多不予考虑。我想,这一定是从战争年代延续过来的规矩。因为,当兵是要打仗的,打仗是要死人的。兄弟多的“光荣”一个,还有别的男孩子延续香火;只有一个男孩的万一“壮烈”了,就绝后了。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兄弟多的男孩子不好找媳妇。因为,兄弟多就有一个分家的问题。别说穷,就是富有的人家一分家人均财产就少了,人家女孩子不愿意跟;当上兵就行了,解放军社会地位高,女孩子仰慕,当兵好找媳妇。我们村好多有可能找不上对象的准光棍儿,都是通过当兵而娶妻生子的。让兄弟多的男孩子去当兵,无论是对男孩子少的家庭,还是对男孩子多的家庭,都是一種照顾。

我是属于“不予考虑”的那种情况。姊妹们不少,但四个姐姐,就我一个是男孩。所以年复一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去当兵。而在当时,参军不但光荣,还是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那时正值“文革”时期,上大学靠推荐,公社一级干部的子弟才能挨得上,我家里最大的官是我的一个堂哥,他只是一个生产队小队长,没有推荐我上大学的能力。当工人,也不行,大队干部的子弟还争得打架呢,我也只能在做梦的时候想想。勤劳致富呢,割资本主义尾巴,别说搞什么经营活动,就连外出打工都得拉回来作为“盲流”批斗……总之,对于我来说,只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靠挣工分艰难度日。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农业政策下,挣工分就是累死也致不了富,甚至连肚子都吃不饱。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上政治教育课,批判鄙视农业和农民的错误思潮,说是有的人篡改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胡说什么“下定决心,脱离农村;排除万难,不当社员”,简直是陈旧又反动,必须和这种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扎根农村,干一辈子!我们嘴上也跟着老师这样讲,但从内心里来说,这何尝不是我们包括老师在内的全体师生的人生追求呢?只是没敢套用领袖的教导,因而知名度不高,没有传开而已。

1974年夏我高中毕业,年底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我抱着有枣没枣打一竿、瞎猫碰上死老鼠的心态报了名,试图能有个峰回路转、天赐良机,不料还真的蒙上了。这天晚上,大队里召集应征入伍适龄青年开会,宣布党支部研究通过准予参军查体人员名单。当民兵连长董刚起念到我的名字时,我还愣了半天神儿,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才知道,兄弟一人不让当兵的规矩并没有废止,只是这一年临时改了一下。因为在我们村这一茬的高中毕业生中,包括我在内的三个男生全是兄弟一人,而我们三人从初中到高中不管是学习成绩还是其他方面的表现,在全班乃至全年级都是数得着的。这次当兵,党支部书记也是我们村最高领导人的董世耕发话了,说三个孩子都这么优秀,就让他们出去闯闯吧,说不定咱董家门上还能出息个人才嘞!于是乎,我们三人同其他四个兄弟们多的男孩子一起,被确定为应征入伍对象。

查体是在我们公社卫生院进行的,很严格,每检查一个项目都有军地双方的人员具体操作和监督。那时候,由于生活条件差,吃得孬,有病不及时看等因素,人们包括年轻人总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每年入伍查体时都有不少被淘汰下来的。就是这一次,我的那两个高中同学一个血压高、一个肝大,没能过关。所以查体一开始,我心里就忐忑不安,唯恐身体有毛病,被淘汰下来。还好,身高、体重、外科、内科等都合格,就连那个男性独有的“部件”,也被一个中年男大夫认认真真地捏了几把,从他的面部表情看,估计是“未见异常”。稍微有点情况的是耳鼻喉科的检查。那几天,由于有点伤风感冒,鼻子不通气。怕查体不合格,我买了瓶滴鼻净往鼻子眼里滴了几滴。给我做检查的是一位满脸慈祥、两鬓斑白的老大夫。他用功能类似于探照灯的家什,照了照我的鼻腔问:

“是不是点滴鼻净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没——有。”

“没有?”老大夫加重了语气,“没有可就当不上兵了啊!”

我立刻招供:“点了。”

“嗯,说实话。”老大夫在我查体表的相应栏目里写上了“合格”二字。

那天晚上,我和其他查体合格人员一起,被留在卫生院住了一宿,不让回去。说是睡觉也是一种检查,看看有没有夜游症、会不会尿床什么的。所有这些,我也“未见异常”。

身体合格并不表明万事大吉了,还要政审,要综合考虑其他各方面的因素,最后才能确定。我深知,符合条件的应征青年有的是,而征兵数量却是有限的,肯定要层层刷掉一些。同样情况下刷谁呢?家中弟兄一个的是首选目标。因为“弟兄一人不予考虑”不仅是我们村的不成文规定,各大队甚至公社、县这两级也是这样掌握的。要想当上兵,就我来说,各方面条件必须更加过硬。查体合格后,接下来的便是家访。所谓家访,就是带兵的首长和公社干部到应征对象家里去了解情况,主要是征求家长特别是父母的意见,看看有没有割舍不下、不同意自己的孩子去当兵的现象。尽管母亲坚决支持我当兵,但她如果临时变了卦呢?就是不变卦,如果人家提出个什么问题她回答不好呢?我决定对母亲进行必要的培训。

这天吃午饭,我问母亲说:“娘,人家要是问你为啥叫我去当兵,你咋说?”

“咋说?”母亲看了一眼刚出锅的窝窝头,“在家连红薯干都吃不饱,出去吃顿饱饭呗!”

我哭笑不得:“你要是这样说,这兵我就当不成了!”

“那咋说?”母亲若有所思,“就说保祖国,尽义务。”

我知道,母亲没有这么高的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还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自从大队同意我当兵后,她就注意听广播,参加大队里组织召开的有关会议。这几个政治术语,肯定是跟有线广播学的,或者是听大队干部讲的,她记住了。我很高兴,便进一步教她:“你就说,他爹死得早,是国家把他养大的,让他给国家出把力去吧!记住了吗?”

“嗯。”母亲一边回答,一边准备饭食。

家访人员是在一个阳光温暖的下午到我家来的,共三个人,为首的是部队到我们公社带兵的吴连长。后来得知,他叫吴林荣,山东龙口人。和我们虽不一个地区,但由于是一个省,说话相互都能听得懂,只是人们的“人”他说成“银”,大山的“山”他说成“仨儿”。人很和蔼,一点架子也没有。另一个是我们公社团委书记,一个长得很富态的年轻女性。高中毕业后的这半年里,我组织我们生产队的团员青年,义务为集体护庄稼、积肥料、抢收种,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次受到公社团委的表扬,被大队党支部确定为团支部书记接替对象。我叫不出她的名字,她倒认识我。还有一个和我年龄大小差不多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官职。落座之后,吴连长果然问起了那个我最为担心也最有把握的问题。

“大娘,”吴连长对我母亲说,“就攀‘仨儿’一个‘银’,你怎么舍得叫他去当兵?”

“他爹吧——死得早,这从小到大——都是公家——把他养大嘞——,就叫他给公家——出把力去吧。你说是吧连长?”

我最担心的是母亲背得太熟、太流利,不像她说的话。没想到,母亲凭着对这句话的准确理解,从一个农村文盲老太太的实际情况出发,做了创造性的发挥,把“国家”二字换成了“公家”,还加上和使用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修饰语和极为恰当的语气、语调,给人的印象是完全出自她自己之口,没有经过谁的导演和教练。我感谢母亲对我的支持,也感叹她的机智和聪慧。

果然,吴连长乐了,其他在场的人员也乐了。那位年轻小伙则迅速往记录本上做记录。后来,这个情节被写进了公社的《征兵工作简报》,上报后被转发到全县各单位、各部门。

到此为止,应该说每一个环节和步骤都是顺利的,但《入伍通知书》一天拿不到手,我就一天放心不下。到了最后,竟有一种寝食不安、备受煎熬的感觉,嘴上起满了燎泡。这天我因事到大姐家里去,忽听得她隔壁院子里传来阵阵说唱声。原来是附近村子的四先生在给人算卦。他是一个盲人,在兄弟几人中排行老四,所以大家都叫他四先生。他因生活困难,又没有其他手艺,便以给人算卦为生。据说,四先生算卦算得很准,不少人家的鸡鸭猪羊什么的被盗或丢失,在他的指点下,最终都找到了。按说,像应征入伍这么严肃且政治性极强的事情,是不宜靠算卦预知结果的,可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按照他给别人算卦的价格,我让大姐替我给四先生付上两毛钱,一决凶吉,更重要的是想逢凶化吉。

“你爹属啥?”四先生昂脸侧头,用一只耳朵对着我问。

“屬马。”我回答。

“你娘呢?”

“属马。”

“你呢?”

“也属马。”

“耶——”四先生一副猜透谜底的样子,满脸欣喜,“爹属马,娘属马,你是个小外马。你呆不了家。今年报名当兵吗?”

“报了。”

“那没跑了,肯定能当上!”

也不知道是四先生算卦算得准,还是偶然的巧合,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入伍通知书》。我们村与我同时接到通知书的还有两人,都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一个叫董进玉,一个叫董遂新。

“啪”——“轰嗵”——“啪啪”—— “轰嗵”……在我家那个不算小的院子里,我打起了飞脚。左一圈右一圈,绕着院子打,引得不少邻居前来围观。打完飞脚,我本想再放声高歌,来上几段跟着公社的广播喇叭学会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唱唱李玉和,可看到母亲那木木的脸色,没敢继续高兴下去。我知道,随着离家的日子越来越近,母亲是越来越难过了。

离家奔赴部队的那天是冬至,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在这之前,每年有当兵走的,换上军装后都在家里住几天。有未婚妻的,趁此机会巩固巩固关系或者抓紧把婚结了,免得夜长梦多,中间出现什么变故;没有未婚妻的,凭着这身军装找一个,更准确地说是骗一个,否则一旦当兵回来,又没有女孩子跟了;不牵扯婚姻恋爱事宜的,也到亲朋好友那里告个别,实际上是显摆显摆和风光风光。唯有我们这批兵特殊,到县武装部换上军装后接着就走,别说在家里住几天,连换下来的衣服还得有人捎回来。正是因为走得急促,这次我们村的欢送仪式特别隆重。头天晚上,大队干部董传禹、董俊德,还有我们村中学的杨继宪校长和几乎全体老师为我饯行;我儿时的伙伴、已经上了大学的董忠祥,也专程从济宁赶来,与我话别;我们生产小队队长董传治代表全队社员群众送我30块钱,说这是咱们队的规矩,谁当兵就给谁30块钱;第二天刚吃过早饭,送我们三人去定陶县城的手扶拖拉机,就停在村前的路口上了。这是我们村唯一一台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开手扶拖拉机的是我们大队第二生产小队的会计,他平时惜油如金,这会儿却慷慨大方起来了,就叫拖拉机停在那里嘟嘟嘟地响着,不敢熄火,因为天太冷,机器不好发动,怕熄火后再发动时耽误时间。党支部书记董世耕和其他几位村干部一起,到我们三人家里一一送行:安慰父母和其他亲人不要难过,愉快地让孩子离家奔赴部队,村里是会照顾好军属的;嘱咐我们到部队好好干,做到叫干啥就干啥,干啥还要干好啥,不要给老少爷们丢脸。全村的基干民兵,本来一早就在本生产队的地里深翻土地的,这会儿也被召集到村头上集体为我们送行。理智上坚决支持我当兵的母亲,看到自己唯一的儿子、又是老小的我真的要走了,克制着不哭,但没有起床。她表情平静地要前来为我送行的三姐、堂嫂等,把准备中午吃的水饺给我下了,闭目听着我吃下;又嘱咐把鸡蛋篮里的最后三个鸡蛋煮熟,叫我带在路上吃。也来为我送行的三姐夫说:“兄弟,要走了,跟大娘(即我母亲,在我们老家姑爷称岳母为大娘)说句话吧。”可是,我没有,一句告别的话也没说。因为我知道,母亲不哭是她强忍着的,万一我来句好听的,如:“娘,我走了,您要多保重!”之类,那无异于打开她压抑多日感情的闸门,她非放声恸哭不可。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我定睛看了母亲一阵子,一转身,毅然向村东头欢送我们的民兵队伍走去。

我们三人一到村口,早已等在那里的基干民兵们就把我们围住了。他们在大队干部董传进的带领下,呼喊着口号,簇拥着我们向手扶拖拉机走去。此时,我们三人每人胸前戴有一朵大红花。我儿时的伙伴、时任我们生产队会计的董传现,还把自己的蓝大衣脱下来让我穿上,那是当时农村青年人最时髦的装束,只有见恋爱对象时才穿;去县城送行的人多,手扶拖拉机盛不下,我从小学到初中并且经常在一个被窝里睡觉的同班同学董喜忠,骑着自行车,跟着手扶拖拉机赶了30里路,直到看着我穿上军装后,才依依不舍地原路返回。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一人参军,全村光荣!”

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

望着父老乡亲那希冀的目光、热烈的表情,我把兜里临时携带的两盒香烟撕开包后,全向他们撒去。同时,喊出下面的这样一句话:

“放心吧,喜讯一定会很快传到咱们河西董村!”

当天,我们就乘坐部队派来接我们的汽车奔赴部队。我们的部队是济南军区工程兵工兵第八团。

本栏责编 李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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