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张琴《体育场》

城北到城南，约六华里，我沿跃进路往体育场方向走。

三月的阳光温而不烈，流水一般，缓缓、缓缓漫过我的心田。街道两旁，草木萌芽，玉兰花事隆重。我想到许多意象：诗意的黎明，烟火的黄昏，聚拢船舶的港湾，抚摸田园的江河，老人在墙根下走动，孩子在草地上翻滚，月光下的深吻，风雪夜归时的一炉炭火。

体育场离老房子很近，是小时候的乐园。明明是敞开的空地，偏偏喜欢假装存在一扇门。三个十分要好的小女孩子对着虚空齐整拍打，“咯咯”笑几声，“门”似乎就开了，争先恐后跑进去，想象锦绣之园扑面而来。我们仨对着不同的花朵唱歌，追着蝴蝶跳舞；捡滚落场边的篮球，屁巅屁巅将球一致送给场上那个长相最好的大哥哥；挤在一起，买一根一毛钱的盐水冰棒，你一口，我一口，她一口，一边咂嘴，一边目送小贩斜挎着木制冰棒箱走远；闲坐低矮的护栏，互相编玩散了的麻花辫，大声说出各自幼稚又善变的人生理想……

更多时候，我们仨喜欢各选一条跑道，在属于自己的轨迹上奔跑。跑道是环形的。尽管速度有快有慢，但跑得圈数一多，不同的轨迹便似乎重合并组成开阔平面上的同心圆。我不再是我，你不再是你，她也不再是她，我们仨融在一起，成为同心圆上的一个点。点被一种无形力量所约束，始终规规矩矩，绕着圆心开凿好的长短半径前行。在圆点式周而复始的生活模式下，时光恰如电影镜头一闪，不停奔跑的我们仨，长大了。

在电光火石的生命过程中，我时常揣测命运的模样，我觉得命运的本质，是一场脱离不了圆心的奔跑。我时常会有种命运与体育场捆绑在一起的强烈感觉，对此我十分警惕。每提起命运，我总联想起那个未成年的天才狙击手。还只是个稚气的孩子，正光着屁股蛋子撒尿呢，目标一闪现，便迅速端起枪，瞄准，射击。眼里再无半点天真，一派腾腾杀气。怎么能甘心一辈子框在射程范围之内坐以待毙呢，我告诉自己要不断努力，往更远的远方跑。

一个女疯子捂耳尖叫，张皇地挺着大肚子从我身边跑过。有那么一秒，我以为危险在她身后。很快，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在恐惧她的大肚子，她拼尽全力想要超越，想把危险甩在身后，可她发现，那是徒劳，那个状若圆球的肚子永远在她身前，嘲笑她的气喘吁吁。此刻，孕育生命的子宫，成为这世上一个最沉重的黑色幽默。

女疯子跑远了。她的尖叫还在耳廓上打着呼哨，摩挲我的记忆。你的尖叫在记忆里被激活，串联起巨大的声响。

你是“我们仨”里的那个你，比我大一岁，是一个温婉良善的畲族姑娘。你读的是师范，先于我参加工作。我还在读师专的时候，你就恋爱了，对象是乡政府的一般干部。你写信告诉我：第一次约会约在体育场，他给你买了一盒和路雪的冰淇淋；他说你吃完冰淇淋的嘴巴红嘟嘟的，像鲜嫩的草莓，特别好看；他忍不住亲了你，你居然没有生气，还觉得很甜蜜；你说他笑起来有两个很浅却弧线很长的酒窝，像特别迷人的小太阳。你在爱情里沦陷。

结婚后，你像一株向日葵，心无旁鹜追随着你的太阳，把人生的喜怒哀乐全部建在情爱上。他说不喜欢女人出去应酬，你便每天两点一线只往返于学校和家庭；他说现在生活刚起步，你便从此不乱花一分钱；他说审美流行骨感，你硬是咬牙节食瘦成麻杆，这使你很长时间都没能怀上孩子。县里培养少数民族女干部，组织找你谈话，让你去乡政府当副乡长，他脸一沉，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你努力地委屈自己，尽量过成幸福的样子。可从来不是所有深情都会被善待。你的太阳总被密布乌云裹藏，一直也没能发出耀目之光。照不亮前程的太阳，便只会理直气壮黯淡身旁那一株向日葵，越往后，向日葵所承接的阴影越大，你生生显出一种怯生生的微渺和卑下来。那种怯生生的微渺感，总让我想起，老电影里那抹在墙上摇摇晃晃的树影。风一吹，树影就碎了。

我生平只听过一回你对他的抱怨，你说：“平日里口口声声让我做简单本分零交际的主妇，却总夸奖那些交际花般眼睛打流星、手段玩得转的活跃女人；平日里口口声声说女人不能太物质，却总埋怨我没有如别家老婆有一个天南地北炒房子的大心思。我实在是迷茫了，究竟怎样才是好？”

知道你怀孕的那天，天气很好，深秋的阳光像细细滤过的金沙，铺展一地。你举着化验单，笑得很灿烂。我下意识牵着你的手朝亮处踱了两步，这样你整个人便显得更有生机和光彩。时间很快的，看着吧，几季花一开，就瓜熟蒂落了。嗯，有了孩子，一个家就热闹了，兴许他心情也就好了。你边说边把棉布裙的皱褶细细理了一下，动作无比轻柔。我陪你在体育场长长久久地坐，长长久久地憧憬。你说该回去做饭了。我摆一摆手，你也摆一摆手。你没有回头，我看着你失散在人群中。

某个黄昏，我在体育场看到一个疯子，是你的样子。我拒绝相认。怎么可以相认呢，那多可笑！你不是应该大着骄傲的肚子来见我吗？那个蕴含你美好未来的大肚子怎么可以说不见就不见了？生活，谎话连篇。连亲爱的母亲也跟着外人一起骗你，母亲说，你怀的是女孩，而他想要的是男孩。他让你去医院引产，你迟疑了。这是唯一一次你对男人的要求产生迟疑。仅仅是迟疑了几天，男人下重手打了你。一个趔趄，你摔倒，大出血。孩子没有了。当医生告诉你，从今往后你都不可能再有孩子的时候，你失声尖叫，疯了。

可是，我知道，疯子忠于自我，疯子的世界没有谎言，疯子用一切行动、表情告诉我，你真的疯了。

你知不知道，那天的夕阳，是没有光焰的，天空溢满紫灰的孤独。

泪水从颤抖的指尖缝隙滴落，我逃也似的离开，一个人，躲进房间翻看《西方美术史》，看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的那副名画：《尖叫》——天空，血红色；独自站在天桥的人，正捂耳尖叫；而桥上的行人却毫无所动；尖叫者在孤离和恐惧中痛苦。强烈的色彩渲染了日落的无奈，人物被极度扭曲，头形与骷髅几乎无异，身后的河流与天空随之变形，尖叫声化为可见的战栗。

风于暗处吹来，寒凉不期而至。

与你不相认的那个黄昏，我本意是去体育场看一则通知的，一则关于公开选拔干部的考试通知。我很想报名参加那场考试。可是，老公坚决反对，他说这是一个女人赤裸裸的野心，他说女人一旦公务缠身就会抛弃母职、背弃家庭，他说考了去了，我们的婚姻也就到头了。

我不擅长吵架。吵架是损耗、是面目狰狞、是恶语相向，会勾联起太多的旧怨与不满。我对老公说，好，我不考。

台湾有女学者说，婚姻幸福的另一面无可避免的是个人意志的削减，用泯灭个性和理想的方式来顺从配偶，其实会难受。削减就削减吧，难受是隐秘的。只是，我没能管住自己的委屈，已经决定不考的我，还是一个人，跑去体育场，反复看那则通知。

看通知的时候遇见你，虽残酷，但从某种意义而言，却是命运对我的恩赐。疯了的你让我警醒，女人不能没有自我，必须有独属于自己的光芒。后来，我参加了那场考试，并在业余时间开始阅读、尝试写作。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走，命运的轨迹也从乡村来到县城再入省城。一个有自我并关照他人的生命说着蓬勃、繁荣和喜悦，仿佛春天，我的老公接受了春天的种种美好，我们的儿子在之后的一个春天降临。

丁字路，篮球场，花圃，球馆，路灯，店铺，景观树，公告栏……一切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但一切又分明不一样了。县委、政府等单位相继搬迁后，体育场，很快成了风云旧迹。县里有了新的接待中心，永丰宾馆的使命终结，成了一座空荡荡的旧园子。园子上了锁，一条百无聊赖的狗从有些破损的铁槛栅里挤进去，大概觉得园子太过冷清，很快又怏怏地跑出来。

篮球场真是消沉了。那时候，多热闹哇，几乎月月有比赛，车把路都挤爆了。记不记得那年，市里的县级领导干部篮球赛就在这举行。一个女干部喊加油，为了被主要领导看见，都冲进半个球场了。

我最难忘的当属一个夜晚的体育场。

那个夜晚有好看的月光，宁静伸得很远，远到体育场似乎与唐诗宋词里山音寂寂的小乡村接壤。一对父女迎面走来。五六岁的小女孩穿着一袭公主裙，骑在父亲肩膀上。他们用英语小声交谈。我听懂了几个特别温柔的单词，“moon”、“light”、“dream”、“smile”、“family”、“tomorrow”。他们在月色中走向更广阔，我是万万不能再辜负那样的夜晚了。

体育场的特产专卖小店，门可罗雀，店员(也可能是老板娘)正张罗附近照相馆、复印室的人来打麻将。麻将机开启时“嘀”的那一声响，让整个体育场似乎愣怔了一下，我就这样想起“我们仨”中的她来。她，爱打麻将，白天黑夜，熬得精瘦精瘦。

我很难过。想起她的时候，我头脑里反复浮现的是电影《黑天鹅》里的那个禁欲系妈妈的模样。黑色的衣服，呆板的盘发，一张便秘脸，深深的法令纹，过于神经质的眼神，永远在绝望地画着画。这带点隔膜的模糊形象就像遥远站台挥动的手臂，让人心里的难过蔓延得愈发透彻。

她与你，同岁，老公做生意发达后，一门心思让她辞职回家，照顾宝贝儿子。有钱人家，不为衣食忧，又早早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她每天的大事就是怎么把自己打扮好、安排好，我俩常说她命好。

一天，她很惶恐，对我说要“金盘洗手，戒麻将”，并到处打听能让女人长胖的方子。问她原因，支支吾吾不肯说。她把红枣、阿胶、鳖、海参等一盒一盒买回家，又买来各种砂锅、瓦罐、汤钵，每天照着方子熬各种汤药。龟肉百合红枣汤、甲鱼滋肾羹、参麦甲鱼、银耳鸽蛋、蛤蜊麦门冬汤……吃到想吐，想流泪，还是一点、一点往嘴里塞。原来，她的老公已经长久没有碰过她的身体了。婆婆告诉她，发达的男人更喜欢丰满的女人。

她，终于有了圆润之态。她想他，求他回家，以陪陪儿子的名义。他偶尔会心软，答应回来。在他可能回来的那段时间，她忙得无比隆重：去最贵的店里做头发，买最好的套装做护理，不停去各商场选购衣物，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每天提前几个小时起床，化最精致的妆，对着镜子练习迷人的微笑；买花买绿植买CD带买全新的被套床单和枕巾；学泡功夫茶、学做西点煮咖啡；请阿姨每天来家打扫，每一处都要闪闪发光。

可他终究还是没有碰她，这与圆不圆润没关系。他在花花世界里早已迷了眼，而她婆婆却认可了自己儿子的振振有词：“这些年，除了享受、花钱，她还知道什么？她早就该被社会淘汰。我需要的是一个能与我一起开疆扩土的知心伴侣，同甘共苦。”

说这些的时候，他一定忘了有一个词叫“牺牲”；他忘了当初是自己强烈要求她“回家”做全职太太的：“母亲，是一个动态的词，可不是一个称呼那么简单，生下儿子只是开始，他长大的路长着呢。赚钱养家是男人的事，你是母亲，教育好、照顾好孩子，责无旁贷。答应我，回家。回家，做我最巩固踏实的大后方。”

她有一次，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专说她的失眠：就是睡不着。一关灯，墙面、天花板甚至地板都会流动起来，像电影幕布，不停闪播他跟别的女人赤身裸体纠缠在一起的画面。她感觉自己的婚姻陷入了黑夜，不是满城灯火的那种夜，而是停电之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没有光，暗重重往人身上倾压过来。

她，越来越瘦。她干脆把家里所有买来熬中药、炖补品的各种罐子统统扫进了垃圾桶里。

某天，我和她在老树屋喝咖啡。她用兰花指捏着汤匙，慢慢搅动那一杯有笑脸的卡布奇诺。笑脸被搅得面目全非，一种苦味呼之欲出。她很轻地问我，人活着是不是只意味着长久地生病？病人很可怜，既不能去控诉对方，也不能去指责命运。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我注意到这时的她，嘴唇紧闭、眉峰紧锁；双腿并得很拢，拢到脚尖都不自觉地用力踮了起来；华美皮草上的长毛被压出许多皱褶来。我保持沉默，不敢弄出一点声响。我担心，哪怕只是我的手轻轻一拍，她会如乌鸦受惊般，“嘎”的一声，让天空划出慌乱的弧线。她突然把杯子扫在了地上。巴洛克风格的杯子碎了，碎片在地面，闪着凛冽又阴郁的光。

她的离婚协议书是在那晚白晃晃的灯光下签的。白晃晃的灯，白晃晃的白纸黑字，最后按了腥红的手印。

前夫很快娶了新人，又生了孩子，有了与她无关的新生活。她一度很厌世，几乎不出来见人。数月后，再见，她抽着女士香烟，很平静的样子。她平静地告诉我，辞去工作的这些年，没有精神追求，心气就散了。离婚后，不能养活自己的恐惧压倒一切。后来，前夫答应每个月给她五万块。五万块，拿在手里，挺沉的，沉甸甸的安全感，下半辈子她只一心一意做儿子的保姆，做好“母亲”的角色，至于男人是不愿再去想了。

她开始频繁去美容院做身体，三天两头一趟。她不避讳，跟我说美容院的小姑娘手有魔力。精油抹匀，手从背部后面伸向乳房，按摩了十分钟。之后，手把臀部包裹，揉面团似的打着圈按揉。精油有保健作用，身体开始开烫，人有迷迷糊糊的舒适感。她时常在那种感觉中失声痛哭。

哭是一种宣泄，松绑心灵的同时抚慰困境中的自己。

在省城，我一个人哭过许多次。寒风凛冽，电动车突然爆胎，茫然四顾的女人狼狈推着它走了整整七华里；新装修的房子，阳台被堵，水流汹涌，惊慌失措的主妇在各种诘问中四面楚歌；侄女来南昌看姑姑，被湿地公园的滑滑梯割伤了手，我一手抱她一手死劲掐住破了的血管，拼尽全力跑过天桥。打不到车，血一直往外冒，恐惧塞满整个胸膛，似乎我的血也要放空了；一个夜晚，淫雨霏霏，女儿起烧，儿子流感，婆婆急性肠炎，是怎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助啊；一边是繁杂公务与家事，一边是燃烧着的写作欲望和无数需要去阅读的书本，常常，我只能在夜晚十一点、孩子们睡踏实以后，小心点亮一盏读书灯，以损耗自己的方式做几个小时纯粹的自己。

理想与现实，远方与近处，独立与依附，另起一行的艰辛与四平八稳的安逸，从来都是人性的难题。一个母亲是一所好的学校，我努力成为干练、阳光、果敢的母亲。路是自己选的，时光不可逆，走过的，都将成为过去。看，困难的日子不也都过去了，现在的一切，不都好好的么？滔滔赣江北去，河流永远坚定。何况，老公、婆婆及许多亲友、同事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帮我。此刻，且顺手摘下一朵妍妍的茶花，来止住我有些欣悦又有些悲伤的眼泪。

小时候，体育场的门是我们仨虚拟的，但它又何尝不在现实中存在？万丈阳光、千里明月，这个小小的体育场里，从来都隐匿着一个大大的生门。生门，是生命之门也是生活之门，生育为新生儿打开了生之大门，许多做母亲的没有迎来生活的新生，反而失去精神的自留地，坠了下去。生门，在男女二元世界里代表一种间隔，当无数个你我她穿门而过的那一瞬间，我们面对着两个世界——安全与危险，温暖与寒冷，熟悉与陌生，新生与衰朽。

一场雨下来，她走了，与你一样，在我的世界渐行渐远。

隐约感觉一个梦的尾巴悄然隐去了，仿佛自己是从那一个日子直接就跳到这一个日子，从一个女孩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女人。我站在土地上，看脚下，长出新绿。

该回去了。我盯着体育场出神，岁月深处的凉意漫过全身。我们以为告别了的，其实，常常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有人生活的地方，哪里又能少得了体育场呢？体育场，无处不在。我要警惕，并让奔跑把命运带到更远去。

（原刊《上海文学》2020年10期）

罗张琴，笔名七八子，江西吉水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代表。在《中国作家》《上海文学》《散文》《美文》等刊发表作品，部分选入《21世纪散文年选》《中国随笔精选》《中国年度散文》《中国精短美文精选》《民生散文选》等选本。出版有散文集《鄱湖生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