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么说，与我同龄的这一代人，是新中国最不幸的一代。刚刚逃离了三年自然灾害（亦或人祸），我们就遇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那时候，我家住在一个叫“上村行”的地方，这个“行”读“hang”，与“银行”的“行”同音，是我们村的一个小地名，也特指我家临时居住的这座房子。原先这房子是一户姓戴人家的“鱼咸店”，是卖海鲜、咸货之类的店堂，所以称作“行”。解放后，房子被政府没收交给我父亲任职的礁华小学所有。房子“回”字形，大开间，中间是个小天井，大门朝东，出了大门就是一条石头路，左通堡一村，右通五星村，路的东边是五星村的一片农田。房子的后面有一个小门，出了小门就是一条小河，小河弯弯，蜿蜒穿过一片农田，流向瓯江。
屋后视线很开阔，没有障碍物阻挡，视线可以穿越一片农田，穿越瓯江的江面，看到江对面隐隐约约高低起伏的山峦。那时候，“文革”还没有开始，我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正是善于幻想的年龄。我常蹲在屋后的河边，遥望对面的山峦遐想：山那边是什么地方呢？山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我走过的路连起来有这么远吗？
小河很清澈，母亲常在河边洗衣、洗菜，我常在河边看一条黑鱼带着它的一群孩子在河边草丛里游来游去。父亲常在工作之余，利用扳罾网在河边捕鱼，我常为父亲提鱼篓。夏天的傍晚，有时跟随我的大哥在河边放置鱼钩，利用小泥鳅作诱饵，次日早上拉上鱼钩，常常能收获河鳗、团鱼（即“王八”）等战利品。小河平常总是祥和宁静的，但也有不宁静的时候，那是“文革”开始不久，温州两派武斗。一天晚上七八点钟，我在河边仰望夜空看星星，突然瓯江对面的温州市区连连响起“呯呯呯”的枪声，只见一串串像乒乓球那么大的发光红球，从温州方向飞来，子弹头与空气摩擦发出“吱吱吱”的声音， 而后弹头“咚咚咚”地落在我眼前的河里，打破了河面的宁静，小河受伤了。
那时候的小孩没有现在的小孩珍贵，特别是农村的小孩都是放养的，就像放养的鸡鸭一样到处跑都没人监管。我父亲虽然是教育工作者，但住在农村，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农村没有什么两样。记忆最深刻的是儿时的游泳。因为屋后有河，夏天与一群小朋友常常在河里游泳，严格地说不是游泳，是玩水，把家里的活动窗板卸下来，拿到河里，人趴在窗板上，借助窗板的浮力，两腿“咚咚咚”使劲地打水。
小河给我们带来了欢乐，也差点给我带来了灭顶之灾。大概也就七八岁的时候吧，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与姐姐，还有邻居云英、小英一起，搬来几个窗板在河里玩水，玩着玩着，我放开了窗板，站在浅水处试着双臂划水，仰着身体慢慢地浮了起来，还说：“我会游了，我会游了！”当我发现漂浮到了河中央、回不了岸边时，心里一紧张，双手就乱打水，姐姐发现了，大喊救人。这时，河对岸正好有一个人在割草，大约也就十五六岁，他赶紧跳入河中把我拉上岸，化险为夷。
屋前面的农田也是我儿时的乐园。开春，早稻插秧后不久，秧苗茁壮成长，一片绿意，我们常在稻田里捉泥鳅、摸田螺，还自编竹制鳝鱼篓诱捕黄鳝。入秋，晚稻收割后，是一大片露出一行行稻茬的空阔田地，放学以后，我们在田里用锄头挖泥鳅，与附近的小伙伴们打羽毛球、踢足球、玩打仗、挖泥坑恶作剧。傍晚，常看我家的猫在地里奔跑、翻滚、玩耍、练武功。有一年夏天，大概是1967年吧，天气炎热，连续一百多天干旱，稻田龟裂，稻禾枯死，浙南大地一片荒芜。
更为严重的荒芜，是我们这些学龄儿童求知场所的荒芜。那一年儿童节，老师让我们这些“贫下中农”出身的小学生加入“红小兵”组织。不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轰轰烈烈的阶段。记得，一天夜里，睡得正香，朦朦胧胧中，觉得有一伙人来到我家，他们翻箱倒柜，拿走了家里的一些东西。第二天才知道，这是“抄家”，我父亲家传的一幅清朝监察御史徐定超的书法中轴，就是那次“抄家”丢失的。不久，在学校当校长的我的父亲被定为“当权派”打倒，游街批斗，学校大礼堂贴满了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墙上贴不下了，就拉上绳子，将“大字报”的上边粘在绳子上，风吹着“大字报”就像一排排晾在绳子上的床单一飘一飘的。我也没有去细看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我不知道这些“大字报”上到底写了些什么，但是无中生有、恶意攻击那是肯定的。我看着这些“大字报”不舒服，好像背后有无数的眼睛盯着我。有一天，我没有告诉家人，悄悄地离开学校为附近自然村的一个生产队放牛，小小年纪当起了“放牛郎”。
我看管的是一只刚刚断奶的小公牛，母牛是由生产队轮流安排一位社员看管的。我每天早出晚归，牵着小牛整天在田间、河畔游走，看着小牛津津有味地吃着绿油油的青草。有时候，我就与同是辍学放牛的同村小伙伴们将牛拉到村前江边的滩涂上放养，人就跑到混浊的瓯江水中游泳，或者在滩涂的边沿玩“溜滑梯”的游戏，整个人溜成一个小泥人。小牛很可爱，我也很敬业，牛身上容易长虱子，小牛也怕痒，我每天带着一把叫“篦箕”的梳子，把小牛身上的虱子、虱子卵梳理掉，小牛也懂感情，它常用舌头舔舔我的小手以示无言的感谢。
一年多后，小牛茁壮成长，意气风发，活脱脱一个十七八岁小伙子的样子。小牛长大了，可我还是个小孩，这时，我惜别小牛，重新回到学校上学去了。此时“文革”还在进行中，学校上课不正常，老师是“臭老九”，没几个老师能安心工作，教材也只是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不科学、不合理，没有作业，学生自由散漫，学不到多少东西，而且还经常停课“闹革命”。这段时间，我一边上学，一边在家里当起了动物园“园长”，养过鸡、鸭、鹅，养过兔子。兔子繁殖很快，放养在杂物间里，房子是泥土地面，兔子喜欢打地洞，最多的一段时间大大小小养到40多只。常常是一只母兔突然不见了，过几天见到它时，它带着几只小兔子走出洞穴优哉游哉地寻找食物。小兔们的父母本来是白色或黑色的皮毛，不知怎的，生出来的小兔子有白色、灰色、灰白色、灰黄色、深黄色，还有花色系列，很是可爱。那时，我身边常常聚集着一群少年朋友，他们也喜欢兔子，常给兔子喂草，逗兔子玩。有的小朋友以一只两毛钱的价格，买我的小兔子带回家自己养，但他们都没有我养的好，有的养着养着，就把小兔子养没了。
年代荒芜了，求知的欲望没有荒芜，我的“乘法九九表”就是在牛背上背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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