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对中国当下现代诗的有限阅读中，毫无疑问，吉狄马加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在国际诗歌交流中，他更是以中国少数民族的杰出诗人屹立于国际诗坛。
在中国当代诗人当中，马加不仅出道很早，而且成名也早。记得我上大学时就读过不少他的诗作。因为那时年轻浮躁，缺乏认真的读书态度，没有记住他太多的具体诗篇，但出版于诗歌黄金年代的《初恋的歌》这本诗集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007年夏天，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取我的诗选样书时，编辑部的朋友顺便送我了一册厚厚的《吉狄马加诗选》。在北京西直门的长河湾公寓里，因为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再系统阅读马加的诗，带着一种久违的期待和想象，那本有分量的诗选我好像是一行不漏一口气饕餮完的。记得我曾在当天的读书日记里写道：“吉狄马加基本上是随着生命经验的加深不断使自己上升的诗人——他的诗艺也在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递进。这本《吉狄马加诗选》改变和加深了我对马加诗歌的整体印象，不仅使我重新认识到了马加的诗歌价值，作为同行，更为他不得不在官场忙碌之余，能写出这么多高质量的诗歌作品而感到高兴。中国现代诗研究界也理应对马加重新评价和定位……”2010年春，刚刚回到北京的我又在一本新出版的《大诗歌》年选里读到马加的一组诗，更是为之拍案叫绝。
从真正开始翻译日本现代诗，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日本我能随便找到几位一直保持着良好写作状态和旺盛的写作激情的诗人——就是说，诗歌写作几乎不受他们年龄增长的影响，年龄越大，诗歌写得越年轻和老道，谷川俊太郎和白石嘉寿子就是其中典型的两位。而在中国，我却找不到这样诗人。年龄一大，皆江郎才尽（当然，像台湾诗人痖弦声明封笔的另当别论）。我常常对这一现象抱有疑问：为什么中国诗人就不能持久地保持良好的创造力？难道与我们整体的人文环境有关？当然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跟诗人自身的素质和学养有关：先天的文学感悟的薄弱和后天的文化积累不足、内心充斥的浮躁和杂念、功利主义写作和为一点儿鸡毛蒜皮的事勾心斗角争名夺利、功夫在诗外的小动作和狭隘的小圈子意识的相互吹捧、写了几首自认为不错的诗就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的浅薄的写作态度等等，这些因素应该是早早把他们仅有的那点儿才情葬送殆尽的主要原因。这大概是至今中国没有产生出一位影响世界的重量级诗人的原因吧。
同样是在2010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在老故事酒吧参加完一个饭局后，跟马加单独在那里的玻璃房间里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们几乎忘记了黑夜的来临和加深，投入、坦然而又十分难忘和兴奋，我清楚地记得回到自己的公寓时已经过了凌晨三点。那次长谈，对于远离中国现代诗现场的我来说，既深受刺激又获益匪浅，我们的话题一直围绕着中外现代诗人和诗歌，有时甚至围绕着某某诗人的具体作品畅所欲言。让我十分吃惊的是，马加对世界现代诗的发展格局竟了如指掌。比如说南美和东欧，甚至包括阿拉伯地区和亚洲的边缘国家和地区，他能说出一大串外国诗人的名字甚至一些诗人的具体作品。这些年，在翻译大国日本，我觉得自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阅读了不少译成日语的外国现当代诗，但跟马加所掌握的文学信息相比，我仍显得孤陋寡闻。马加的谈吐让我看到了他开阔的文学视野，这一点跟我阅读他诗歌作品时所感受到的开阔性是一致的，跟他诗歌精神的阔达和丰饶也是相辅相成的。
2010年初冬，我主持了七年之久的日语杂志《火锅子》的“华语文学人物”专栏里，发表了马加的近20首代表作。由于是发行在日本国内的一家杂志，在此有必要对此做简单介绍：《火锅子》是日本国内研读中国文学的综合性文艺杂志，由汉学家和翻译家谷川毅教授创刊于1991年，由原来的季刊变成现在的半年刊，以介绍中国文学、电影、戏剧和艺术为宗旨，创刊以来一直受到日本汉学界和文学界的关注。用中国作家铁凝、高行健和苏童的译者著名汉学家饭塚容教授的话说，《火锅子》不仅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成功地移植到日本，而且也是目前日本唯一最系统和最全面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家杂志，是日本汉学界和文学界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窗口。据了解，在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重要学者几乎人手一册。“华语文学人物”栏目开设于2004年7月出版的总第62期，这一创举在日本文艺杂志中尚属首次。《火锅子》杂志每期组织重要的文学翻译家和日本各大学的中国文学专业的教授学者，将优秀的华语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日本读者，旨在引起日本文学界、批评界以及普通读者对现当代华语文学的真正关注。以严肃和慎重的态度选译作家作品，不问其身份名气及其作品流派，奉行“好作品主义”，使日中文学交流能够深入到不同的层面，而不只是停留在简单的译介层面。这种做法意在以此改变过去那种虚荣的、肤浅的、形式主义的或者投机性的交流，使日本文学界能够真正认识到华语文学的精华。专栏每期选译三至五位活跃的华语小说家的一篇短篇小说、一位现代诗人的5至15首诗歌和一位批评家的一万字左右的评论，并同时配发他们的彩照和详细的创作简历。
吉狄马加的这组诗由汉学家、诗人竹内新翻译成了日语。杂志出版后，我很快便看到了有人在自己的博客或杂志上谈及马加的日语作品。这对编者的我无疑是莫大的宽慰。当然，这个栏目译介的中国诗人马加不是第一个进入日本批评家和读者视野的。译介的近20位中国当代诗人当中，北岛、于坚、牛汉、西川、路也、欧阳江河等诗人的作品发表后，都不同程度地在日本文学界引起过反响。有的作品还被收入到在日本出版的世界范围性的诗歌选本之中。
读马加的诗，我感受最深的是他诗歌的流畅性。国内有相当一批自命不凡的诗人，他们在一首诗里常常会出现几句精彩的句子，但由于缺乏整体上的艺术梳理和把握，或者无能为力让一首诗从头至尾在内在和外在、在语言和意义上彻底畅通，其实是有句无章，从而无法把一首诗完成到最高的艺术境地，最终只会导致一首诗“胎死腹中”。我读过不少日语（包括译介到日本的外国诗人）十分艰涩的超现实主义和前卫作品，他们诗歌的内在“气场”是非常畅通的，即使有时你并不能完全读懂，但一首诗整体上的流畅性会带给你强烈的阅读快感。“流畅性”是这些年我评价一位诗人的标准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流畅性跟当下诗坛提倡的“阻拒性”并不矛盾，一首具有流畅感的诗中同样可以存在“阻拒性”。但如何在一首文字有限的诗歌作品做到“流畅性”和“阻拒性”共存的平衡我认为至关重要。对于读者，二者或许都很必要，但对于更多的一般读者，“流畅性”似乎更为重要。一首诗中，阻拒也许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很多的阻拒并非诗歌空间天然所致，而是作者的思维不通才华不够所致，甚至是做作出来的，像脑血栓一样，这样的人为故障式的阻拒不是诗歌所需要的。即使是阻拒性的文本也应该是文字字面上的阻拒，而让读者感受到的那个生命也应是流畅的。马加诗歌的流畅性我不知道是否跟他有能歌善舞的彝族血统有关，我想肯定会有一定关联的。在此，我突然想起有一次他在饭桌上即兴唱的一首彝族歌谣，那首民谣虽说听不懂，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回想起来就仿佛在耳边回响。新鲜、动听、抒情、美好、深远……想一想，这也是马加诗歌文本里的整体特点。关于流畅性，某种意义上，它除了跟一位诗人的先天气质有直接关联外，是否跟诗人的后天努力也有一定关联是我今后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作为彝族语为第一母语的少数民族诗人，马加的汉语诗歌写作要比自幼以汉语为母语的诗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在以汉语为中心和强权的文化现实中，他必须要经历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跟我这些年越过母语用日语写作有相似之处。我从马加的很多诗作读到过不少具有陌生感的修辞，那些修辞带给我过很多对异文化的想象和写作刺激。“差异”是马加的一个优势，就是说马加是非常懂得用清醒的头脑去表现“差异”的一位诗人。随着文化、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的加深，“差异”会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被引起关注。差异并非只是单单表现“区别和不同”，它是矛盾的统一，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去揭示和表现“差异与同一的内在关联性，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在权利距离相对较大的国内，文化这种“共同的心理程序”（霍夫斯坦特 语）的差异性怎样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国内众多雷同的诗歌表现和抒写方式中，马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和表现形式。现代性和抒情性在他的诗歌结合得无懈可击。每每读完马加的作品，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与他的那次促膝交谈。那次长谈，某种意义上成了我解读马加诗歌的一把钥匙。从此，我终于把马加的诗歌精神和他的人格魅力对上号，就是说马加的诗格跟他的人格是完全可以画等号的。我始终固执地认为，不具备伟大的人格精神是很难写出伟大的诗歌作品的。马加还是有故乡感的诗人，他的故乡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生他养他的四川大凉山脉的彝族部落，从我对他诗歌的解读，我觉得马加的故乡情怀是广义上的大地。这一点也许是形成他诗歌壮阔的宇宙观的原因之一吧。还有一点必须要提及的是：马加诗歌的精神性。关于这一点，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商业化的物质时代，人的整体精神生活被边缘化，诗歌主体性的迷失必然导致诗歌信仰的缺失。然而，诗歌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离开了它，人类的精神生活是不会完整的。”
最后，引用我刚刚发表在台湾《联合文学》杂志里的一篇评论里的最后一段，结束我对马加诗歌作品的饶舌：
这些年，或许跟我用日语写作有关，不但是诗歌作品，包括小说和批评，我在阅读完后，会重新在大脑里用两种语言――汉语和日语对这些文字进行审视和评价。就是说，他们的文字是否具备“世界文学”意识和多元文化的国际视野、是否具备对人性和人类生存境遇深刻的洞察力、是否具备高超的艺术完成度和文学的表现力以及文学普遍的精神价值意义等，这两种语言会让我找到一个合理的判断。简而言之，必须得有能力征服作为汉语和日语的读者。这也是我这些年评价和判断中日现代诗优劣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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