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京《舅舅留下一句话》

作者:振京 来源:原创

接到舅舅病危的电话,我和妻子简单地带了点洗漱用品就急忙赶往车站搭车。到了青岛汽车总站,小表妹接我们直接奔向醫院。在路上表妹哭着告诉我,舅舅神志恍惚,多次昏迷,好多家人和老朋友都不认识了,但经常念叨我的名字。

我泪流满面地来到舅舅的床前,透过朦胧的泪眼看到,舅舅脸上虽然间有红润,但已经消瘦多了。他闭着眼睛像睡着了。小妹泣不成声地呼喊着:“爸爸,爸爸你醒醒,我哥嫂来看你了。”也许他根本没睡,也许他睡中听到了呼唤,他突然睁开了眼睛,大滴的泪珠从眼角滚落下来。我赶忙半蹲半俯地趴在舅舅的床边,一只手握着舅舅的手,一只手用纸巾轻轻地擦着舅舅脸颊上的泪珠,哽咽着说:“舅舅,我看你来了。”“振京,你身体不好,何苦跑来呢。”舅舅断断续续地说。后来我听表妹说,睁开眼就认出了人并直接喊出了名字,这是舅舅入院以来的第一次。我知道,我和舅舅几十年来心心相印,心灵深处都铭记着对方,这是他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

舅舅在青岛已经生活了六十多年了。他是建国初期考入青岛警校,毕业后分配到公安局工作的,先后在金口路、河南路等派出所任指导员、所长,一干就是四十多年。舅舅对自己要求很严,他经常讲做警察一定得管住自己,再大的风也要把帽子戴正,再热的天也要把扣子系好。他曾多次和我说,当警察说话办事不能马虎,更不能随心所欲忘乎所以,一不注意就可能丢了国家的脸。他当警察四十多年,经他抓获、办理手续入狱的人不少于千人,他从来没辱骂过一个,更没体罚一个。舅舅对自己要求严,对家人也一样严。六十年代初期是我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当时生活相当困难,农村好多人只能用野菜和树皮充饥,城市里也供应不足,很多人都吃不饱。有一天来青岛探亲的舅妈跟着别人到海边捡了几片海带,准备晒干了带回家,结果被舅舅发现了,他狠狠地批评了舅妈一顿,最后舅妈只好把海带送给了集体食堂。

舅舅一生不抽烟不喝酒,生活相当俭朴也很低调。七十年代初期,经组织批准,我舅妈和三个表妹正式搬到了青岛,来时就住在派出所院内的一间大平房内。房内放了两张自制的大木床,锅碗瓢盆、桌椅板凳都是从农村带来的。整个房子就一个窗户,冬天阴冷,夏天潮湿闷热,为了节约用电,室内仅安了一个十瓦的灯泡,表妹们的晚间作业都必须在天黑前完成。就这样一间近乎棚户区的房子,我舅舅一家五口一住就是五年,直到1978年才在观海一路分得了一套仅二十七平方米的小屋,这一住就是四十多年。

我舅妈搬来青岛后,被安排在街道饮食店工作,时间紧、工作忙、工资低微,当时我舅舅的工资也不高,还经常挤出点钱来接济别人,其生活拮据是可想而知的。为了保证全家人吃饭穿衣、不影响三个表妹上学,我舅妈白天上班,晚上糊纸盒。好多年后,我舅妈曾感慨地对我说:“那些年真不容易,你舅舅整天忙工作,根本顾不了家里的事,全家老小的生活担子都在我身上,还得经常接待、接济来青岛看病、办事的亲戚和乡亲。”实事求是地讲,我舅舅和我舅妈心地善良、生活俭朴、乐于帮助别人,在农村老家和观海一路上上下下是出了名的。

舅舅一生公私分明、原则性极强。八十年代后期,我三个表妹相继毕业,都面临择业工作的问题。按照我舅舅几十年的工作资历,完全可以找熟人帮帮忙。可是当表妹们在他跟前提出这件事时,他却不动声色地说:“你们都读了多年书,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都应当靠自己的努力去找工作谋职业,不要想着这个、靠着那个去捧饭碗,走后门找门路的事,我一生都不会干。”最后还加重语气说:“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管好自己,不准给家庭和社会添乱子。”

行人间正道,苍天必酬!我三个表妹从小受家庭的熏陶和教育,造就了她们虚心做人、吃苦耐劳的性格,几经周折和努力先后都找到了工作并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大妹在一家银行工作,几十年认真工作无差错,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二妹在一家培训中心工作,其工作水平及处事方式方法,一直受到大家的好评;三妹跟一位民间针灸大师学习多年,现在已成为一位擅长针刺疗法的高手。

我和舅舅相识至今正好五十年了。那是六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因病在台西医院做手术,我随母亲一起去探望父亲。当时舅舅是金口路派出所所长,我和母亲吃住在舅舅的单人宿舍里。宿舍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有一张结实的木床,床面睡一个人宽敞,睡两个人窄巴,门旁还放了一个上下两格中间三个抽屉的立柜。舅舅是骑自行车把我们娘俩从火车站接过来的。当时我第一次看到一身警装的舅舅,心里还有点胆怯和羞涩。舅舅虽然很威严,但言谈举止中也不时流露出对我的喜爱。当天晚上,我和母亲就睡在了舅舅的单人床上,舅舅则睡在办公室的躺椅上。第二天早上醒来,舅舅已买来了油条和豆汁。吃饭时,舅舅坐在床边看着我们吃饭并说:“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吃饱。”我边吃着油条边问舅舅:“你为什么不吃?”“我已经吃过了,你们快吃吧,我去和同志们打个招呼,咱们一起去看你父亲。”舅舅走后我好奇地打开舅舅盛碗筷的柜子,里边一个碟子中有几根咸菜丝,还有小半个玉米面窝窝头,我用手指轻轻触摸了一下,还有点热气,这下我明白了——舅舅吃的是窝窝头!当时我虽然才十一岁,但一股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那天早上的一切让我整整记了五十年。

在我和母亲离开青岛的时候,舅舅拉着我的小手特意嘱咐说:“你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好好读书,不要任性,一定要管好自己。”七十年代初期,我毕业后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舅舅得知后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这封信从头到尾就是叮咛我好好钻研业务、虚心向老师们学习,最后反复强调一定要管好自己;八十年代中期,我被调到当地政府工作,舅舅得知后打电话嘱咐我,一定要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干好工作,最后还是反复强调一定要管好自己,千万不能让家庭、社会失望。

我和舅舅相识了五十年,他的一句“一定要管好自己”教育了我五十年、约束了我五十年。这句话是他对我的嘱咐,也是他对我的期望,当然也包含着对我的担心,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如果管不住自己,犯点错误甚至触犯国法,那只是一瞬间的事。

五十年来,舅舅对我的严和爱,点点滴滴我都铭记在心。我们不是父子而胜似父子。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我去青岛出差,抽时间去观海路看望二位老人。舅舅看到我一边乐呵呵地递着水,一边问这问那,其关心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当时还没有普及集体供暖,家中生了个小煤炉取暖,室内面积虽然只有二十七平方米,但整理得干干净净,火钩煤铲都设计了专职方位挂着,让人看了真舒服。临走时,舅妈拿出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军绿色呢子大衣,我知道这是舅舅的警用大衣。“拿着吧,在农村工作经常下乡,它可以帮你御寒。”当时我都四十多岁了,两位老人始终把我当小孩,怕累着、怕冻着、怕出错!说什么我也不能拿这件大衣,因为多年来,我就没看见舅舅穿过大衣。

那天在医院,我陪舅舅呆了四五个小时,这是我陪舅舅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时而闭着眼,时而睁开眼看着我,一只手始终无力地握着我的手,我知道舅舅弥留的时间确实不多了。“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办?”他轻轻摇摇头。“还有什么不放心?”他还是摇摇头。我要离开医院时,我和他说,我要回去了,过几天我再来看你。突然,我觉得舅舅的手轻轻拉了我一下,我赶忙再低了一下头,我的脸几乎贴到了他的脸上,只听他有气无力地说:“告诉孩子们,一定要管住自己......”

舅舅走了,无声无息地走了。身后留下了观海一路二十七平方米的小屋。

留下了我不尽的思念和回忆。

留下了让我和孩子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句话——一定要管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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