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政《《海耕》的艺术旨归》

作者:姜建政 来源:原创

近年来,围绕报告文学的创作现状、发展前景乃至称谓衍变等,议论颇多,其中,作品缺乏文学性的痼疾一直为人们诟病。正由于此,《时代文学》第五期的卷首语点评“海耕”时有的放矢:“在当下轻文学重纪实的纪实文学创作态势下,难能可贵的是作家以审美为重,将纪实和文学完美融合,彰显别样文章气度。”审视唐明华先生的新作《海耕》,文学的感染力和思想的冲击力扑面而来,就作品的文学品相和审美效果而言,可以称得上是我省近年来值得充分肯定与关注的一部佳作。

一、以家国情怀和悲悯情结审视历史和现实,《海耕》再现了中国北方渔民的奋斗史

《海耕》的作者是一位媒体记者,他长期深入一线,报道一线,不仅具备了优秀新闻记者理应具备的敏锐嗅觉,也具备了优秀作家应该具有的基本功。透过作品可以看到,许多人们已经淡忘的历史事件,被作者深深沉淀在心灵的发酵池里,而那些曾经的草根英雄,也被他呵护着,问候着,思念着,任凭岁月苍苍、物是人非,他始终用自己的心灵持续与他们对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脑海中的事件越来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他心目中那些与之对话的人物越来越象跨越时空的巨人,他为之激动,也深感敬畏。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品读《海耕》,当以作者深情的凝望为最。不管是叙述历史,还是塑造人物,作者都饱含着浓浓的情,有为国家民族忧思的家国情,有为普通人生存忧心的悲悯情。这是大海一样的情怀,唯有具备这种大情怀,才能持久观照苍海间的故事、人物,才能在贯通古今的审视中,做出自己独有的判断,写出独有的感悟。

关于文学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长期以来,令一些作家颇感纠结。尽管有大家、大师早就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具体到作家本人,或囿于自身生活环境的狭窄,或限于社会阅历的偏狭,往往不能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文学写作立足自身和周边,而盲目追求高大上,所谓的大题材、大气魄,大境界,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偏颇的。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也不过是些看似平淡的凡人小事,却因为湘西的地域性获得了民族性和世界性。正所谓地理有“边城”,文学无“边城”。贾平凹的商州叙事,也是因为地域性的显著特质,成为中国故事的经典篇章。同样,经过作家的提炼和描绘,《海耕》也成为研究渔民生活和海洋文化的活档案,活历史。作品内容涉及以海带、对虾、鲍鱼、大菱鲆等稀世珍品养殖为核心的海水养殖业;以鱿钓、金枪鱼钓等为代表的远洋捕捞业;从小渔船起家直到特种船舶为代表的现代造船业,围绕着这些海洋经济典型业态的艰难成长史,真实再现了一个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们用生命书写了拼搏者和耕耘者的华章,用敢为人先的勇气吹响了时代的进军号角。面对海耕者筚路蓝缕的奋进历程,作家用豪迈的笔触抒发着自己的感动,再现着难忘的场景。作品因其独特的地域性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人类与大海关系的演变中,华夏民族的故事必然会得到世界的关注。

二、以当代视角和发展眼光观照群体行为,《海耕》揭示了人类与海洋的依存关系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充满曲折、跌宕起伏的历史。许多进步,往往是缴纳了无数学费之后的清醒。中国作为拥有广阔海洋国土的大陆国家,在漫长年代里,对海洋的认知仅仅是河伯式的“望洋兴叹”,这是一种熟悉的陌生。郑和下西洋似乎是一个例外,但是,终止于皇家的短视和傲慢。所以,在海洋渔业的开发上,我们的历史记忆始终十分模糊,以至于长期以来捧着珠宝盆要饭吃。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划时代的分水岭。在作品中,人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作者这样写道:“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村民在一份秘密契约上依次摁上血红的手印,历史在这个看似平常的日子里蕴藏了一个特殊玄机,要不了多久,滥觞之水便会演成澎湃之势,一场史无前例的农村改革终将对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然而,面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澎湃浪潮,荣成县靖海卫村的渔民却反弹琵琶,凭借不避水火的历史担当,他们拒绝了教条主义的裹挟,最终选择了被人们称为“荣成模式”的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通过时间的解读,“荣成模式”的深刻内涵清晰显现,人们看到,传统渔业的小舢板逐渐变身为气宇轩昂的现代航母。这是历史因果的精彩演绎,实际上,作为中国大渔业的拓荒者,荣成渔民的命运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经注定了。”

正所谓力有不逮,过犹不及。伴随渔业开发的进程,出现了自然环境恶化、海洋鱼类减少等不和谐现象。于是,如何开发海洋便成为现代渔业必须面对和回答的命题。作家以高度的责任感发出呼唤——海洋是生命的起源,破坏海洋将直接危及人类自身。

同时,作家对行政执法的疏失也进行了剖析,关注民生,为民请命,是作品的可贵之处。事实上,令人信服的主旋律作品必然体现出对歌颂思维的突破,而辩证看待事物、客观剖析社会问题则是文学的题中之义。

三、以浓墨重彩和呕心沥血刻画草根英雄,《海耕》呈现了一批从农耕向海洋进军的开拓者的崭新形象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以人民群众为对象进行创作,是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传统历来提倡的。在《海耕》中,我们看到了一组英雄的肖像,其中,《震铄古今三八船》一章,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主人公宋立芬,其勇敢无畏的精神气场和穿越古今的壮举,堪称“海耕”中的佼佼者。作者这样写道:“从某种意义说,姑娘们上船那天,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日子。

搭在船帮上的踏板不过短短的五、六米,但中国的妇女却颤巍巍地走了几千年。她们走得很执拗,也很辛苦。那是一次前仆后继的、史诗般地艰难跋涉。所以,当宋立芬和三个小姐妹登上甲板的一刹那,活着的和已经逝去的女人们终于冲破传统的围栏,完成了震古烁今的历史性跨越。”

感谢作者把封存的历史活化起来,通过如椽大笔再现历史,唱出了一首荡气回肠的英雄壮歌。

与宋立芬搏击风浪相得益彰的是用道德和善良守护一方土地的好大姐张茹文。在“寻找远方的兄弟”一章里,帮助海员和水手代存、代领工资,代写书信、代寄物品、代办家事,一系列让“诚信”二字闪烁光辉的日常之举,通过日积月累的坚守,把大山一样的道德形象巍然矗立起来。

好人杨正权,一个经历部队培养的转业军人,致富不忘家乡,薄待自己厚报社会,几十年不改初衷,成为中国道德模范的一面旗帜。同样令人感动的还有全力支持他的妻子——王树梅,一个身体力行与丈夫一起创业的渔家女,在一次次捐献中,从不说怨言,从不阻挡,表现出大海般的宽广情怀。

得益于作者的电视剧创作经验,《海耕》具有生动的画面感,随着场景的转换,唐厚运、王玉春、许敬三、雷霁霖、宋立芬、邱铁恺、张茹文、于思宽、许振国、曲文学、唐传勤、李洪义、杨正权、王树梅等一个个大写的人向你走来,冲击你的心灵,让你的心腔里充满了对草根英雄的敬佩、敬爱之情。

四、以心灵揭示和精神还原活化人物形象,《海耕》显示了报告文学艺术探索的阔大空间和渗透力

纵观文学演变的历史,文学是由外在叙事向内在展示进步的。心灵始终是人的灵魂之所,是文学感染力和影响力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没有对人物内心的透视和展示,没有对人类自我精神层面的细致观察,无论是科学(主要是社会科学),还是文学,都是无关人文的浮泛之谈,甚至聒噪之言。为此,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都应当是表现和再现心灵的结晶。在谈论俄罗斯文学巨擘托尔斯泰时,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心里剖析,概括为心理小说。这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超越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进步之处。我国的文学经典《红楼梦》,虽然没有专门的心理剖析,但是作者捕捉人物瞬间心理活动的功力,也令人叹为观止。所以,真实的力量,是心理真实和心灵真实。我们过去曾经出现的“高大全”的文学弊端,就是忽视人物真实心灵的存在,一味地表现超越思想实际的行为举止。事实证明,脱离人性和思想真实的文学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

报告文学作为以新闻性和真实性为基础的文学样式,有人说是深度报道,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深度报道的着眼点是探讨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通过社会学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法律学分析等,尽可能还原事件的真相,找出导致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目的是匡正社会,在公平正义理念的指引下,为社会提供和谐发展的理性教材。也就是说,深度报道是通讯,是社会调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回首我国文学大师的报告文学佳作,无不是以重大事件、历史事实为背景,以塑造人物、反映时代为旨归,让人们在艺术女神的引领下,深刻反思历史,观照现实,认识自我。

《海耕》是作者多年文学创作的凝练之作,是艺术素养臻于成熟之后的集大成之作。这表现在作者对每个人物,都是怀着敬重之情,以心灵观照心灵,以情感沟通情感,以人性比对人性。这是需要作家的一片赤诚之心来做底色的。我们看到,《海耕》里的每篇文字,都把审视人物内心作为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取得引人入胜的效果。作者时刻站在历史正义的高度,站在关乎人物命运的立场和角度,通过人物自身的心理活动,运用俗语和生活化语言,巧妙地让人物对话成为故事的架构,让恰如其分的戏剧性独白、电影式旁白,来活化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目前很多报告文学所缺乏的。

《海耕》的努力,让我们发现了报告文学的艺术维度,可以伸向更高、更深、更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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