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业《北方之鹰》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引子

人类自有私欲以来,便有了战争,或同宗或异族,刀枪相向,杀戮成山。于是富饶的迦太基在罗马大军洗劫下满目疮痍,滑铁卢小镇上6万多具尸体永远留在了大雨后的沼泽里,莫斯科城飘舞的雪花见证了上百万人的惨死。

正义与邪恶,顽强与懦弱,尽在刀光剑影下显现。唯有历史老人用他那睿智且一丝不苟的头脑,记下了许多的坚贞、许多的英勇、许多的同情、许多的丑陋与不平。

以及,那一件件或许不为许多人所知的往事……

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苏联西部战场一辆颠簸的战车上,苏联《红星报》战地记者西蒙诺夫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原本是西蒙诺夫写给他漂亮的妻子的。然而,令这位日后的知名作家没有想到的是,这首随手写来的诗成了诸多将士和万家妇孺竞相传唱的名句。

与前线互通音信的信封上、通往前线的运输车上,都印着、张贴着这首诗。战壕里、舰艇上、后方的车间里,亿万军民传唱着这首诗谱成的歌曲。甚至,士兵们和后方妇女把诗当成慰藉与念想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

勾起你的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挨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

死神一次次被我挫败

就让那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不会理解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

……

德国人的坦克肆意碾轧着俄罗斯大地。无情的炮火摧毁了美好的家园。一切为了前线,好男儿上了战场,家中剩下妻儿老小。

伴着硝烟的,只剩下期待,前方与后方,丈夫与妻子,母亲与儿子。

等着我,一定会回来。成了一种信念与追求。在那一时节,等待成了一种希望、一种力量。念想永存,期望永在。

是的,有了念想,有了期待,就有了希望。战争与距离对信念而言已不再是挑战,心中蕴了那份记忆,周身沁着亲人的惦念,风雪与冰霜,烟火与枪弹,便不再是艰难,不再是危险。

二战终于胜利,人们欣喜若狂,等待和被等待的人也终于重逢。纽约时代广场上的“二战胜利之吻”,那张珍贵的照片,历69年,至今仍深深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泪水和着欢乐,痛楚伴着慰藉。

康·西蒙诺夫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毛泽东的客人来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并经毛主席批准,前往广西战役前线采访,创作了深受中国读者欢迎的长篇报告文学《战斗着的中国》。

而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等着我》,68年后被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做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栏目。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栏目的总制片人谢尔盖·古什涅廖夫全家的一生,就像诗中所诉说的那样,成为一个远隔万里、逾越了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4年前,当朱育理坐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时,他的心是忐忑不安的。那一天,这位退了休的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负责人眼睛湿润了。现代科技帮助了他,通过中央电视台俄语频道与俄国家电视台连线,他与55年没有见面的大学同学取得了联系。那位女同学叫依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库里申科,依娜是制片人谢尔盖的母亲。

朱育理不会忘记,60年前,在苏联莫斯科机床制造学院留学时,他问自己的班长依娜:“依娜,在中国,大家一直缅怀一位苏联援华志愿队的飞行员,他的事迹十分感人。他的姓和您一样,您是不是他的亲属?”

事情十分巧合,依娜正是库里申科的女儿,十多年来,他们全家一直都在打听着关于父亲的一切,但毫无信息。

当年,库里申科只是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书,家书中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几个月后,妻子接到一份军人阵亡通知书,通知书上写道:“格里高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同志在执行政府任务时牺牲。”至于牺牲的具体经过和葬身之处,家里人全然不知。

库里申科是苏联援华志愿空军的轰炸机大队长,在中国饱受腥风血雨的那一时刻,他和战友一起来到中国,秘密执行对日空战任务。

那年秋天的一个午后,库里申科接到作战任务,带领由他训练的中国飞行员,驾驶“达沙式”远程重型轰炸机,从成都出发,飞往武汉执行轰炸任务。完成任务后,他们遭遇敌机截击,库里申科镇定自若指挥还击,先后击落6架敌机。准备返航时,库里申科的左发动机被敌人击中。他凭着高超的技术,靠单发动机飞行,巧妙地冲出敌机重围,沿着长江向上游驻地飞去。飞到重庆万县陈家坝上空时,飞机再也支撑不住。为了保证地面人群和飞机的安全,库里申科竭尽全力控制飞机避开居民区,最终降落在长江水面上。机组其他成员全部顺利脱险,但库里申科因劳累过度,筋疲力尽,沉入了滔滔江水之中。

人们在长江下游找到了这位英雄,这一年他年仅36岁。

万县各界人士在西山公园为库里申科修建了一处陵园,把他的骸骨迁葬到这里。西山公园中高大墓碑上镌刻着中、俄两种文字:

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高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之墓(1903-1939)。

几十年来,这位异国的英雄一直在江边,与山林相依,与涛声相伴,思念着远方的祖国,牵挂着自己的亲人、战友与朋友。

1958年国庆前夕,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向库里申科的遗孀和女儿依娜发出正式邀请,请她们到中国做客。

刚刚落成不久的人民大会堂欢声笑语,国庆招待会正在举行。

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大家一一见面,当走到一对苏联母女身边时,他立刻握住两人的手,说:“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格里高利·库里申科。”

那一次,依娜第一次见到了爸爸的陵墓,她与母亲一起向失联了许久的亲人献了花圈。哀乐声声,松涛阵阵,不同国籍的人一起向烈士鞠躬。女战士合唱团唱着苏联歌曲《光荣牺牲》:“……你牺牲了光荣的生命,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英勇,英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时光过去半个世纪,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又要来临的时候,周总理提到的那位库里申科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离烈士墓地不远的小巷子里,住着87岁的母亲谭忠惠和60岁的儿子魏映祥。这母子二人一生都没有离开长江北岸的烈士陵园,他们是英雄库里申科的守陵人。

没有人要求他们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几十年来这娘俩一直这样,做他们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库里申科的墓地自太白岩山的竹林迁来西山公园,谭忠惠便成为英雄的守陵人,那一年,她29岁。

整整21年,谭忠惠没有请过一天假,也没缺席过一天。渐渐地,墓地周围的树长高了,谭忠惠也老了。1977年,二儿子魏映祥从母亲手中接过扫把。37年,与母亲一样,守护成为一种习惯。伴着清扫的“唰唰”声,魏映祥已经记不起他用坏了多少只扫把,在他的心里,他始终觉得母亲做了件有意义的事,自己也是。

夕阳的余晖穿过香樟树林,洒落在陵园里库里申科墓地白色的墓碑上。墓前的花朵在夕阳下开得格外绚烂。

“这条大江从我家乡流过,就在这里库里申科壮烈牺牲,为了赞颂这永恒不朽的生命,江水日夜唱着中苏友好的歌。”当年,诗人方敬的那首《库里申科之歌》至今仍然在传唱。就像这位轰炸机大队长生前说的话:“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每每看到被炸毁的建筑与逃难的人群,我心里就很难过。”

两年前的春天,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礼堂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演讲,他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抗战时期,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作战,牺牲在中国,一对普通中国母子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

执着的寻求不会落空,期盼总归会有答案。

就像依娜和母亲寻找父亲,就像朱育理寻找班长依娜。朱育理无意中为依娜找到了父亲,而中苏联合制作《等着我》的电视节目,又给了朱育理找到依娜、巧遇同学儿子的机会,也使得谢尔盖见到了为姥爷守墓的母子。

就在习近平主席演讲后的第二年,也是秋天,莫斯科城西部离博列扎耶夫斯卡娅地铁站不远,一所普通居民区3楼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位93岁的老人去世了。

老人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老人当年与李兆麟、周保中、金日成等一起,与关东军作过战,曾在中国任过驻华武官。退役后,担任了苏联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的副组长和组长。伊万生前有一个信念,就是寻找牺牲在中国的苏联红军烈士。伊万不知疲倦地奔走,几乎走遍了苏联红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在他的资料库里,存储着中国46个城镇的苏军烈士纪念碑和50多座陵园、14000多名苏联红军烈士的资料。他把这些烈士的情况,包括姓名、职务、牺牲去向、牺牲地点、埋葬地等整理成一本书——《他们永远酣睡在中国的土地上》。

正当他与他的同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准备着一些纪念活动,并准备来华时,老人倒下了。一个对中国人民充满着深厚感情,曾经帮助过中国抗战,并且一生为中俄两国友谊孜孜不倦追求的老战士在自己的寓所无疾而终。身后留下了一批未来得及整理的珍贵的资料与照片。

伊万诺夫生前感叹,即使在俄罗斯,这个对英雄备加推崇的国家,库里申科和他的战友们那段尘封的历史也不为太多的人所知,要完整还原非常困难。看来,这件事情他来不及做完了。

前中国驻俄使馆副武官、伊万诺夫的老朋友王常福原本是要去莫斯科看望伊万的,刚要动身时,传来了伊万诺夫去世的消息,他的一个忘年交不在了,说走就走了。

在王常福的记忆里,这些已经退役的老英雄们,为了那段难忘的岁月,也为了珍惜难忘的情谊,聚到了一起,做着增进两国友谊、促进世界和平的事情。

尽管他们年事已高,性情各异,但个个神采奕奕、乐观热情。他们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军人视为朋友、亲人。他们总称自己是“半个中国人”,中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20多年过去,但那一段岁月,那一些人,那一些故事,却在这位武官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每每忆及,恍若眼前。

使王常福难受的并不仅仅是老朋友伊万诺夫的过世,俗话说,时不待人,据他了解,当年曾经参与援华抗日的航空志愿队的苏联老战士已经全部不在世上了。而今再回头追忆那段历史,便缺少了直接的亲历者与见证人。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王常福时常说,作为军队外交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他特别赞赏习近平主席的那句话:“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是“国之交”的基石、“国之交”的动力,伊万诺夫就是“民相亲”的生动范例。

正视历史是一个民族自信与成熟的标志。历史上中国人也曾帮助过其他国家与民族,那种帮助与支持,相信别人是不会忘记的,即使忘记,也是短暂的,日后终会记起。同样,别人帮助过我们,我们也绝不应忘记,因为,中华民族是个知恩图报的民族。

因此,闲暇之余,这个曾经的老兵,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把他所经历的、知道的关于苏联援华志愿队的一些历史、一些人记载下来,使那些逝去的珍贵记忆不至于失去,使那些过去了的事情不会被忘记……

在中国,还有一些同样的人,与伊万诺夫一样,为这件事情忙碌着。他们大部分也是离退休的老军人。为了珍惜那段历史,重拾那段难忘的记忆,他们自发组织起来,给自己的组织起了个名字,叫北京航空联谊会。

他们自筹经费,举办展览和纪念活动,筹建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参与出版苏联当年援华的专题画册《胜利的回忆》一书,设立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航空分馆。

没有报酬,没有荣誉,这些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多岁的老人锲而不舍地忙碌着。为了不该忘却、却实实在在被许多人忘却了的纪念;或者说,许多人应该知道,却真的不知道的历史记忆。

老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有生之年,把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将那些为国家与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与事情整理出来,无愧先人,启迪后者。

中华航空之路已经走得够艰难,够磕磕绊绊,不能再这样下去。强国强军强民族,应该首先从航空、航海这些能够使一国利益得到最大化的事情做起。使中国的疆界、中国的大海与蓝天不再有屈辱,不再有甲午海战,不再有璧山空战。

在一个个墓碑、一次次展览、一本本资料书的背后,是这些不图报酬、不计名利的老人们十几年如一日的不懈搜寻。他们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告慰烈士英灵,更是在为今人提供一面追回记忆的镜子。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晚年却为自己的这本书增添了更加厚重的色彩。

一张张老照片、一页页发黄的纸、一个个过去了许多年的故事,呈现在人们面前:那些徜徉在空中的曾经的喧嚣,那些轰鸣在事件中的炸响,那些或让人激昂或让人悲怆的画面,那些被许多人几乎遗忘了的记录。

于是,便有了那本沉甸甸的大型画册,照片珍贵,史料翔实,图文并茂。当年赴华参战的外国老战士们看到60年前自己在中国的旧照时,激动地落下泪来。

年轻时,他们一腔热血,来到中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华夏儿女一起,抵抗日本人的飞机。古稀之年,难得人们能够想着他们,惦记着他们。

前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拿到这本画册时曾感慨:“这段历史很多俄罗斯人都已经淡忘了,中国人还记得,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温暖。”

当过北京航联会会长的邢海帆一生中有着不凡的经历,他在长空生涯中,曾经先后同苏联、美国、日本、朝鲜的飞行员们并肩齐飞。离休后他到了北京航空联谊会,晚年的他,充实而忙碌。

当年,在笕桥航校报名时,邢海帆找到高志航,要求参加空军。高志航问他为什么要当空军。他说:“我见到你在天上打仗,我要像你一样。跟日本人干!”高志航说:“小伙子,不孬!是块飞行员的料。”于是把他介绍给航校驱逐科教官陈瑞钿,从陈瑞钿那里邢海帆学到了做人的真谛与作战的本领。

在桂南会战中,邢海帆与苏联飞行员一起协同出征10次。那一仗,他们击落击伤日机15架,阻挡了日军从海上的进攻。但中、苏飞行员的鲜血也染红了邕江两岸。

44年后,邢海帆在北京见到了应邀来华的陈瑞钿,陈瑞钿一把抱住了自己的弟子,摸着他的全身问邢海帆,打了那么多仗,身上没有伤吧。

邢海帆告诉老师,自己还好,当年同期的战友活着的已是屈指可数,2/3的人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有一小部分在台湾和美国,留在大陆的有3人,朝鲜战争时牺牲了一位,另一位死于“文革”期间。

他还告诉老师,航联会正在编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名册、外国援华空军烈士名册。据初步统计,中外空军烈士有3300余人。

陈瑞钿说,编好后给他寄一本,他会放在枕头边,每天睡觉时陪着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们说说话,拉拉家常,那样心里会好受些。

紫金山下,有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他叫范方镇,是孙中山纪念馆原文史室主任。数十年来,他一直从事孙中山思想研究工作。

同时,他也是中苏参战老兵友好的使者。

30年前,中共中央统战部专门发文要修复南京航空烈士公墓,范方镇受命搜集有关苏联空军烈士的资料。公墓修复的消息传出后,在国内外都引起很大反响。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种遗存搜寻起来非常困难。

为了弥补“无法纪念”的遗憾,范方镇开始了不停的寻找,在长期“蹲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过程中,他终于找到在南京阵亡的6位苏联空军志愿者的名单。通过对照俄罗斯政府提供的苏联烈士名册,范方镇发现,名单上的信息与之完全相同。

同时,范方镇从南京图书馆的俄文资料中发现了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俄文版《1937—1940在中国的天空》。那是一本苏联空军志愿者幸存老战士的回忆录。范方镇将其译成了中文。

书中,16位当年入华参战的老战士对当年援华抗日的情形进行了描述。他们当中,有不同机种的飞行员,有政治工作者,也有空中机械师和领航员。

范方镇在该书的译后记里说:“……他们的回忆将读者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苦难年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将士们是如何满怀国际主义精神,不顾个人安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正因为如此,所有在中国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将士都得到了中国人民的信赖和尊敬。”

不难理解范方镇的心情,长期工作在那座绿荫如盖、秀美苍劲的钟山之下,整日行走在曾经被异族屠城的街道上,常常翻看着那座航空烈士墓反复罹难的历史,心中自会交织着种种愤懑以及感恩。

其实,这位学者心中最期待的,是使更多的华夏儿女能够清醒和理智。一个民族曾经有过屈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屈辱很快被淡化、忘掉,继而茫然。

在南京,不仅仅范方镇,有一群老人,十多年默默努力,在搜寻从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抗日航空烈士的事迹。他们不为别的,只为告慰那些为了这片土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英灵。

王家湾,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下的石墙上,那一排排整齐刻着的姓名,或中文、英文,或俄文、朝文,每一个名字上都沁浸着这些老人们的心血,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单整理完毕,新发现的900多个名字接着跟进,还有更多的名字要书写进碑文。

中共中央统战部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政协,北京航联会,美国飞虎队协会,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包括台湾相关方面等都参与了名单搜寻。由于确认名单需要详细的资料,整个工作冗长而庞杂。老人们不求功利,不索报酬,默默地付出。

应该记住他们,这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华人杰、王坚、夏华、万永熙……

一张张已经泛黄的纸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记载着烈士姓名、职务、牺牲日期、部队番号、牺牲的过程等。按行排起的烈士姓名,如同肃立的战阵,静静地凝固在一起,诉说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烽火硝烟。

珍贵的文稿完成于老旧的电脑,本可颐养天年的老人们之所以做这件似乎与自己关联不大的事情,是因为他们觉得应该还历史一个公道。外国人到中国来帮着咱们抗日,牺牲在中国,咱们不能埋没了这些人。如果我们不做,以后不知道谁还会做这件事;即使做了,也未必还能了解这么多的史料。

15年来,为了让所有抗日航空烈士的英名得以传载,老人们怀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寻找抗日航空烈士的名字。

他们千百次地向世界各地写信、发函、打电话,利用一切机会宣讲“抗碑”和“抗馆”的意义。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了一大批人,“抗碑”和“抗馆”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拥护和捐献。

身为南洋华侨,19岁便毅然回国报考空军的方守义,曾多次驾机参加空战运输,后移居新加坡。已经成为新加坡义信集团公司总裁的他一定想到了什么。或许他曾经历过中国的硝烟战火,或许“飞虎队”那段刻骨铭心的体验让他不能忘怀,在南京航空烈士纪念馆、南京航空烈士纪念碑筹建时,这位昔日的抗日老兵毅然捐出了私人捐款中最多的款项。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馆、这些碑,它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象征。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畏强暴,拼死抵抗,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它代表了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苏联人民、韩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战斗友谊。它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光辉亮点,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见证。

抗日空军老战士龚业悌、吴鼎臣、王延周来了,高志航的子女来了,张大飞的恋人齐邦媛来了,布拉格维申斯基、普希金、伊万诺夫来了,还有陈香梅、陈难……

一个个肃穆的人,带着一些长长的鲜活的故事,在向那些青山、绿树、蓝天倾诉。而那些为此默默地奉献着忙碌着的老人们,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有的或许还不能够休息。尽管他们的年龄已经到了应该好好休息、颐养天年的时候。

还有许多未了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做不完,他们不放心。

和时间赛跑,在他们看来,时间是多么宝贵。

这是怎样的一段历史,能够使这些老人、老兵如此执着,如此坚持……

20世纪中叶,在华夏大地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涉及的人口以及伤亡的人数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战争是东方阵线的主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为维护公平正义,捍卫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在这场撼动世界的战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从远方来到中国,参与了这场特殊的搏击,他们执行的是只有自己知道的绝密的“Z计划”。他们身上穿着他国军队的服装,驾驶着自己国家生产的飞机,飞机上涂着他国的国徽。他们被告知绝对不能被活捉,这意味着除了活着回来,只有战死或者自戕。这还意味着即使你战功显赫,战报上也不会出现你的国家乃至你个人的名字。

这是一群雄鹰,他们比“飞虎队”来中国更早,击落的敌机更多。

4年间,近5000人,其中包括飞行人员2000多人,在东方这块土地上,与那里肤色不同、饱受欺凌的人们一起,向强敌发起反击。有200多名飞行员,连同他们的墓碑永久地留在了这块土地上。

这似乎是一段不被更多的人所知的史事,岁月的流逝、凡尘的喧嚣很容易遮蔽那些匆匆而过的过往。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告诉人们,当年,在中华民族最艰苦的岁月里,有一支队伍,同中国人、中国军队一起,与日寇进行过生死较量。

70多年过去了,当硝烟慢慢散去,当岁月渐渐流逝,当坟茔上的衰草渐渐枯去,曾经的那些人也已经离开人世。许多的激情或许会逐渐消退,许多的印记或许会逐渐湮灭。只剩下那段特殊的历史,像竖立在人们心中的墓碑,提醒着被那段历史奠基生活的人们,不要忘记,在中国人饱受欺凌的旅途中,有一个北方的民族、一群陌生的人来到这里,与华夏儿女一起,冒着侵略者的炮火,并肩前行。

7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国家主席引用了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

中国人也常说一句话,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或许,这正是那些老人们为之不惜整日忙碌的原因所在。

为了被忘却的记忆,为了不再有的忘却,笔者虔诚地、如实地将这段历史,将那些北方飞来的鹰的故事记录下来……

第一章:淞沪上空的绝唱

笕桥的热血在沸腾

南京,紫金山下,航空烈士公墓里,1984年的清明。

一位老人默默地肃立在于右任亲手书写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前,郑重地献上了一束鲜花。没有人注意到他是什么人,来悼念哪一位。

这一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发文,重新修复航空烈士公墓。消息传出,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老人叫吴鼎臣,从湖北一个农场辗转赶来,近30年,多数情况下老人是被作为改造对象的,早想到这里来,但没有机会。

然而,就是这个瘦削、干巴的老人,却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笕桥空战中,21岁,刚刚从航校毕业的他首次驾机参战,便击落了一架敌人的轰炸机。

老人悼念的,是他的战友,高志航、李桂丹、乐一琴及其他所在的4大队牺牲的飞行员们。

站在纪念碑前,老人泪如雨下。

天有些阴,伴着山风袭来,一阵春雨悄然而至,飘在老人的脸上、头发上和眉毛上,与老人的泪水混在一起。

此时的吴鼎臣似乎回到了47年前……

那时他还年轻,满身透着使不完的力气。日本人占领东北不久,他报名参军,成了一名飞行学员。离杭州西湖不远有一个机场,名叫笕桥,那是吴鼎臣的航校,在那里他学会了飞行。

那时,笕桥聚集着一群像吴鼎臣那样的热血青年。其中,相当的一批人是来自各个大学的学生。

航校的源头可追溯自孙中山“航空救国”之理念,中央政府整合诸军阀力量之后,组建了中央航空学校,并将其由南京搬到了杭州笕桥。

就这样,原本并不起眼的一个小镇成了拱卫沪杭、南京的要地,因为笕桥正好处在杭嘉湖平原中部的交通要道上,正对东海,在这里设立机场,布防上飞机,可有效地防止敌机从海上入侵。

笕桥航校选材极为严格。军内选拔的学员必须是现役空军军官,从地方招收的学员必须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年龄也有严格要求。淘汰率同样很高,第一批招收的2600名学员,到毕业时被淘汰2552名,只剩下48名。48人里有20名去了战斗机大队,其余到了轰炸机大队。

这所看来并不起眼的学校,从1931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共培养了500多名飞行员和上千名航空机械维修人才。

严格而苛刻的训练只进行了5年,抗战爆发了。

仓促之下,教员与学员一起,用实战替代了训练。

笕桥走出的学子,用自己的激情与热血在空中演绎着独特的绝唱,以绝对劣势的装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兑现自己保家卫国的诺言。

此前,他们都是一些普通人,和别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为他们的家乡被敌人占领了,只是因为他们的亲人被敌人杀害,他们的同胞被敌人欺凌。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做着一件共同的事情:驱除鞑虏!

那是一次特殊的入学教育课。第三期学员入校后的第一堂课便非同凡响。讲台上,一只胳膊的总队长石邦藩让士兵抬进来一个玻璃缸,学员们吃惊地看到缸里有着一只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体里的断臂,断臂上弹孔累累。石邦藩抚摸着哪只玻璃缸,问仍在惊诧着的学员:“同学们,你们谁能知道,我为什么要自动请调来当你们的队长?”学员们无人回答。片刻后,石邦藩用他那地道的湖南话大声地说:“因为我要你们替我报仇!报仇!看,这就是去年‘一·二八’空战中,日本人打断的我的手臂。”在全场开始激动的情绪中,石邦藩满脸涨得通红:“找你们来就是要打日本军阀。现在大家跟着我高声朗读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阵地同归于尽!”立刻,每个学员热泪满面,发自心底的怒吼响彻整个礼堂。此时,再多的语言均是多余,两分钟的时间,笕桥精神已经融入了学员的灵魂。

国土被侵,国人被杀,好男儿自当卫国保家,雪耻自强。正是热血涌动的年龄,不愿当亡国奴似乎成了飞行员们的一致情绪。“九·一八”事变后,南京的学员群情激愤,胸中的郁闷无法排解,中山陵便成了他们向总理告白、宣泄积愤之地。每当他们几近崩溃、忍无可忍的时候,教育长就带他们面对总理陵寝呐喊咆哮,直到筋疲力尽,发泄完心中的怒火。

华北失陷后,刚刚中级飞行训练搞完的第5期学员还没有毕业,小伙子们已经按捺不住,他们急着上前线,与强敌拼死一搏,于是,小伙子们找队里的长官,找教官,强烈要求缩短学制,提前毕业。

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急红了眼的学员直接上书蒋介石,请缨复仇。

那些看起来还尚有些稚嫩的学子们,整日里所思所想尽是如何杀敌报国。训练课里,讨论会上,饭余茶后,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何时能披甲上阵,怎样才能杀敌。休假出差到上海,他们刻意住在北四川路,抵近观察日军总部,心里暗暗谋算,将来轰炸时,如何俯冲,什么高度投弹。泛舟黄浦江时,他们牢牢记住江中所有日舰停泊的位置,以锁定自己将来轰炸的目标。

就这样,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牺牲于他们而言,似乎并不可怕,好像是未来自然的归宿。平日里,彼此毫不忌讳谈论死亡,心中所思的是何时死、如何死才算恰当。一些飞行员从选择这个职业的那天起,便做好了准备,似乎唯有洒血蓝天,才无愧中国空军斗士的称号。未成家的固然了无牵挂,成家的也认为那是一种必然结果,即使有了刻骨铭心的爱恋,连同心上人,也一起为这悲壮的生死念头做好了心理准备。

夏振扬毕业后写了一首诗歌《别宴》,句句蕴含着令人心疼的悲壮:

痛饮吧,同伴

别红了眼睛,尽看

那杯里少了酒

嘴角边也不该让热泪狂流

谈什么两年,走就走

耻辱,用得着哀愁

什么担子拿来放在肩头

来,对一杯,举手还是握手

知道的,你是英雄

你会背了红十字,把鲜血洒布天空

涂遍了海与云

像夏日的夕阳挂上了西边山峰

……

血和汗,一天天

积上了两个年头,这是我的生命

同伴,今夜是“生离”

且来歌,我们期待“死聚”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年轻人有着自己的戏谑,他们称飞机被击落为“红烧”,掉到水里为“清蒸”。

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乔大壮的公子乔无遏是与林徽因弟弟林恒一期的学员,驻防芷江基地时,曾冒死抢救队友冷培澍。一次与日零式飞机空战中,他左颊中弹,碎骨血肉注满口腔,座舱内起火,两手烧伤,无法呼吸,遂跳伞。为保护他,十多名游击队员在与日寇的争夺中牺牲。辗转21天后,他终于回到了大后方。那天,基地的广播震耳欲聋:“你们哪个拿了乔无遏的唱片,快送回29中队交特务长,这小子他妈的没死!”

78年后的一天,当年22中队的张光明仍然能清楚地记起一件事。那是1936年的秋日,5期学员、已经成为教官的王荫华担任警戒值班,警报传来,王荫华立刻准备升空作战。令他没想到的是,此时,正在轮休的教官乐以琴却抢在他前面,先登了飞机。王荫华执意不让,急了眼的乐以琴以命令的口吻训斥道:“我以3期学长的身份,命令你将飞机交给我。”尽管事后因警报有误,未能起飞迎敌,但乐以琴的“抢机”事件却在基地里成了笑谈。

那一次,在南昌青云谱机场驻扎的中国空军四大队终于有了机会,他们被告知奉命北上。整个机场里欢声鼎沸,人们竞相转告:“我们有仗打了。”那一晚的誓师晚宴,大家似乎都喝得有些多。激昂之中,东北汉子李桂丹纵身跳上桌子,高高举起酒杯:“大家干了这杯,誓死杀鬼子,报家仇,雪国耻,怕死的不是空军。”然后,“啪”一声摔了酒杯。接着,“啪,啪……”响声一片……

这群热血青年没有食言,半年内,与李桂丹一起出发的弟兄牺牲了1/3。一年里,殉国过半。四大队原有的41人中,有26人战死,是抗战前期牺牲最惨烈的大队之一。

二战时,丘吉尔曾叼着烟斗站在白厅阳台上,望着特拉法加广场,那里挤满了市民,人们正在向飞过上空的皇家空军欢呼,沉思了许久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从没有这么多人,对人数如此少的一群勇者存着如此的感激之情。”

是的,那是一种怎样的敬意,从心底里流淌出来,刻在脸上,溢满全身。当年,南京、武汉、重庆,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百姓,他们从家里跑出来,全然不顾危险,为激战在祖国蓝天,保卫着他们的那些战鹰们呐喊、助威、祈祷。

这些中国的飞行员同样人数不多,毋庸置疑,他们也是勇者!

几番期待凝望碧天空

当年,周旋演唱的一曲《西子姑娘》风靡全国。那优美抒情的旋律,吸引着听众,歌曲中的故事更深深地感动了许多人。和着静谧温婉的曲调,将扯不断的牵挂飞向白云的尽头。

铁鸟威鸣震大荒

为君亲换征裳

叮嘱无限记心房

柔情千缕摇曳白云乡

天马行空声势壮

逍遥山色湖光

鹏程万里任飞扬

人间天上比翼羡鸳鸯

春水粼粼春意浓

浣纱溪映花红

相思不断笕桥东

几番期待凝望碧天空

一瞥飞鸿云阵动

归程争趁长风

万花丛里接英雄

六桥三竺笼罩凯歌中

西湖是美丽的,就在这美丽的地方,发生过一桩桩感人的故事……

离西湖不远有一个小镇叫临平,镇上有一所小学。离小学不远有一个机场,机场里有一所空军的航校。

吴鼎臣记得他们有一个学长叫刘粹刚。刘粹刚是一个身材修长、英俊潇洒的东北汉子。

1932年夏天,南京中央军校在沈阳招生,一群东北热血青年毅然投笔从戎,刘粹刚正是其中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入敌手,痛感国仇家恨的刘粹刚,觉得唯有加入空军才能抒发杀敌报国的壮志,遂报名应考,入中央航空学校。

或许受迷离的湖光山色熏染,就学期间,刘粹刚在赴杭州火车上数次邂逅刚从杭州高级中学师范训练班毕业、在笕桥附近临平镇立小学当校长的许希麟。情窦初开的刘粹刚对许希麟一见倾心,却又难以开口。时隔不长,许希麟收到了刘粹刚的第一封求爱信。许希麟出身名门,祖父是前清的世袭盐官,18岁的她娟秀温雅,然而小姐端庄自重,没有轻易接受。此后大半年,刘粹刚坚持不懈寄信传情,终于感动佳人。1935年夏天,当西湖荷花开了的时候,许希麟穿上了婚纱。

那时,空军有规定“未满28岁不得结婚”,大队长高志航搞了个曲线回避,特意去了上海,让刘粹刚与许希麟违规举办了婚礼。

“七·七事变”后,刘粹刚所在的5大队奉命由扬州移驻南京,与高志航的第4大队共同担负南京的空防任务。1937年10月12日,刘粹刚在南京上空第一个击落日军王牌飞机,创造了中国空军第一次击落日军王牌飞机的纪录。英名从此脱颖而出。

从8月到10月的3个月里,这个25岁的勇士创下了一人击落12架敌机的奇迹。那一日,敌机飞临南京上空,欺我无先进战机,大秀其飞行技术,气焰嚣张至极。刘粹刚见了,忍无可忍,将钱包交给战地服务科长刘兴亚,说:“小鬼子太欺负人了,我来与他决一死战。钱包请你替我保管,活下来,我来取,战死了,捐给国家!”视死如归的刘粹刚跨上飞机,直上蓝天。在南京全市百姓仰望喝彩之下,他甩脱数架围攻敌机,将一架“96”式驱逐机击落,那一刻,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与刘粹刚交过手的日本王牌飞行员加藤建夫曾在日记中称赞他是“赵子龙式的勇士”。

刘粹刚与他的战友们用自己的奋勇与壮烈,宣告着一个民族的不屈。入秋以后,许多战友一去不返,飞机折损越来越多,战斗人员越来越少,空中勇士日夜征战。许希麟经常见不到丈夫,只有从报纸上追踪他的形影。偶尔回家,刘粹刚也总是匆匆忙忙,许希麟唯一能做的,除了温言鼓励之外,只有炖燕窝给他补养身体。

深秋的一个晚上,夜已深了,刘粹刚匆匆回家。次日清晨,被许希麟叫醒,乘车去了机场,临上车时,他挥一挥手,谁知这竟是两人的永别。

就在那天的日记里,许希麟记道:“1937年10月24日,清晨,我倚在二楼的走廊。俯视庭院中十余棵幼松,它们都长得那样挺拔青翠;仰望长空,又是蔚蓝一色,天气是好极了。陡地从小松林中飞起一只小鸟,掠过我的眼前,它越飞越远,终于离开了我的视线。我不禁想着,这样好的天气敌机会来轰炸吗?在飞机场等待命令的粹刚和他的同僚们,现在执行任务去了呢,还是守候在飞机场?”

那一天,刘粹刚奉命率3架飞机掩护八路军反攻娘子关。当时气象条件很差,当晚8时飞到娘子关附近,未能取得陆空联络。在找不到太原机场情况下,他们决定转场洛阳,返回途中,3架飞机油量耗尽。刘粹刚发信号弹帮助两位僚机驾驶员跳伞,自己坚持驾机迫降,但在高平县城撞上魁星楼,当场死亡,其时,年仅24岁。

听闻刘粹刚噩耗,许希麟痛不欲生,一口气吞下36块银圆以自杀。幸亏被家人发现,送医院急救,方捡回一命。

刘粹刚生前知道自己那时的处境,写下了给妻子的话别信,信中诉说了对她至死不渝的爱。他劝她,万一发生不幸,要勇敢地活下去。老天是公平的,他们必有长相厮守的一天。字里行间有着道不尽的苦心和诉不完的情意。

刘粹刚写道:“我最亲爱的麟,假如我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因为我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我只希望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记着,遇着了我这么一个人。”

这封绝笔信是杭州的小阿姨带到南京的,泪如雨下的许希麟好不容易读完。

经抢救苏醒的许希麟含着泪给九泉之下的爱人写了一封他永远收不到的信:

粹刚:

当兹国难正殷,国家需人之际,你竟撒手长逝,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亦是国家的大不幸、大损失!在我丧失了挚爱的丈夫,在国家损失了一个前线战士、一个英杰。粹刚!你的光荣,也正是我的哀荣!

……

粹刚!你虽不能踏遍三岛,亲手将我国旗,飘扬于东京上空,你的同志绝能担负起此大任,敌人蹂躏下的失地,也必有收复的一天,倭寇虽是猖獗,覆巢之日亦将不远,这些都不过是时间的迟早而已。

至于堂上严亲,你虽不能承欢膝下,以尽人子之道,粹刚,我定可替你晨昏侍奉,克尽子妇之责;已故慈母之前,我亦会四时祭扫。粹刚!你泉下有知,也稍可自安。

粹刚!所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你为祖国生存而奋斗,为中华民族之复兴而战争,最后以至于牺牲成仁,你已死得其所了,我应当为你欢欣。

……

一想到消减在人世间的不过是一个躯壳,整个的宇宙充满了你的灵感,你的精神已卓然不朽,我们形迹虽远,而我们的精神不解,想到这些,我应当解颜,并堪自慰。

……

希麟草于灯下

许希麟的信,读来令人泪下。

1990年,白发苍苍的许希麟跨越海峡,来到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在刘粹刚墓前献上亲手所书王昌龄的《出塞曲》条幅:“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53年的念想,53年的铭记,在曾经的首都南京,跨越了台湾海峡,将两个久远的挂牵,将两只思念的手儿,紧紧相连。

中国无被俘空军

吴鼎臣清楚,此种悲壮绝不仅仅发生在刘粹刚一人身上。

“七·七事变”后的8月14日下午,18架日本“三菱96”式轰炸机分两批往杭州上空飞来,目标直指笕桥机场。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空军由高志航领衔的第四驱逐机大队,也从河南周家口机场飞来,飞机刚刚在笕桥机场落完,地面上的人们,已经听得见云上隆隆的敌机轰鸣。

此时,雨越下越大,天空阴云密布。刚经历长途跋涉尚未歇脚的大队长高志航,驾着轿车从住处狂奔而来,一路高呼:“起飞,起飞!”他跳上飞机,在雷雨交加中紧急升空,率队迎敌而战。

立刻,浓云沉氤的天空雷声、枪声、发动机的轰鸣声响成一片,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3架日机被击落、重创,1架受伤在返航中迫降,沉没海中。中国空军则无一伤亡,高志航成为中国击落入侵敌机的第一人。

吴鼎臣仍然记得,那天,他所在的四大队22中队,从南京赶到笕桥准备增援,但战斗已经结束。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吴鼎臣下了飞机,站在雨中,任雨水浇透全身,久久不愿离去。高志航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放心,有的是机会。

果然,第二天,日寇飞机又犯杭州,中国飞机分头起飞夹击敌机,吴鼎臣咬住敌人的一架轰炸机,将其击落。

此后3天里,日机被击落共12架,日军两个航空队因此被迫停止攻击,鹿屋航空队司令石井艺江大佐剖腹谢罪。

此战后,高志航的第4航空大队更名为“志航大队”,蒋介石亲自点名嘉奖。8月14日被定为“空军节”。

淞沪抗战中,中国几乎所有飞机都投入了战斗,指战员英勇奋战,尽管日本飞机在数量上以8比3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但中国空军在第一个月内仍击落 60 架敌机,给日本以沉重打击。

中国飞行员是勇敢的,成为早期抗战为数不多的典范。

“战神”高志航率9名飞行员组成“红武士”。他说:“德国有‘红武士’厉秋芬伯爵,今日我军红武士9人,各穿红色飞行衣,机身亦漆成红色,无论敌机临空多寡,9人一起升空,共同制敌,除非战死,绝不脱离战斗。”

3天后,飞行员阎海文驾机执行对日军虹口海军司令部轰炸任务,返航中飞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的阎海文因风向不利而飘落日方阵地,旋即被几十名日本士兵包围。随身只有两把手枪的阎海文在击毙5名日军、击伤数人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并留下一声呐喊:中国无被俘空军!

阎海文的壮举连日本人都大为敬佩,他的遗物随后在日本以“中国空军勇士之友阎海文展览会”名义展出。

在阎海文的飞行帽中发现了一张精心折叠的纸片,上面铅笔留字笔迹娟秀,落款为“南通州安东巷三号刘月兰”。

年轻的阎海文临死,也把自己美好的记忆留于心间,伴着自己鏖战。刘月兰,那位能够使自己的书信打动空中勇士的女子,想必一定是阎海文心仪的人,年轻英俊的阎海文一定正在与刘月兰在爱恋之中。国难当头,民族危急,阎海文抛弃了一切,包括他心中美好无比的爱情。

阎海文以身殉国后两天,已数次执行对敌轰炸任务的沈崇诲再一次出击,飞临上海时飞机出现故障,尾部开始冒青烟。按规定此时飞行员可以弃机跳伞,但深知中国没有多少战机可以御敌的沈崇诲决意与飞机共存亡,要驾机撞向日本航母“出云号”。本来沈崇诲已命令同机的年轻战友陈锡纯跳伞,但倔强的陈锡纯决心与沈崇诲一起赴难,于是两人一起与自己心爱的战机向敌舰撞去。

这或许是人类空战史上第一次在实战中由飞行员驾驶飞机撞向敌舰。

只为当初的一份承诺,关于祖国的,关于民族的。此行值得,虽死无憾!

沈崇诲是周恩来总理的校友,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曾作为校足球队和棒球队队员,参加北平、东北地区和全国运动会,他的人生道路其实很宽广,本可以不必走这条以性命相搏的飞行之路的。但是他来了,用自己满腹才情的血肉之躯向世人昭示,宁洒一腔血,不做亡国奴。

战前,沈崇诲悼念殉职的同学时曾写下:“愿我们同学永记英志、互相规劝,共同前进,而效死国家。苟一日得雪旧恨新仇,有余生者,以献花果酒,奠诸故友灵前,那么,他们虽牺牲于今日,亦可无遗恨于将来。”

还有乐以琴,听名字像姑娘。但是,就是这个看似柔弱,实则坚毅的他,在那个有些寒冷的冬天,在地面上的中国飞机已经所剩无几的情况下,无所畏惧地单机升空迎战,寡不敌众,飞机被击中后跳伞,阵亡在南京城墙外,为深爱的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位四川小伙子殉国时,年仅23岁。

乐以琴出生于芦山的大户人家,一门同辈18个子女中有14个大学生,其中包括1个硕士和4个博士。乐以琴排行第6,他的二姐乐以成是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第一位女博士,后来成为中国妇产科两大权威之一。乐以成作为学术泰斗而名声在外,但直到晚年,这位大师对外人介绍自己家族时,第一推崇的就是自己的六弟——空战英雄乐以琴。

然而,中日空军毕竟实力悬殊。器不如人,空军抗战总是充满了撕肝裂胆的悲壮。

8月15日,中国空军分8批冒雨进攻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由于中国缺乏重型轰炸机,轻轰炸机投下的18公斤炸弹仅在敌司令部楼顶上留下几个小洞而已。一个又一个年轻的飞行员在攻击行动中英勇牺牲。中国空军仍然顽强地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攻击。最为悲壮的是,第7大队竟然以6架侦察机轮番攻击敌司令部。前座飞行员牺牲后,后座飞行员立即拉开战友的尸体,接替前座继续完成攻击任务。

开战后两年,以高志航为首的中国空军“四大金刚”陆续以身殉国,他们都没超过30岁,正是风华正茂时……

沪淞战役十分惨烈,陆军各集团军浴血奋战坚守阵地,但他们最后只能仰天长叹,因为制空权完全被日机掌控。

当时日本的航母就停在吴淞口,而中国根本就没有一艘航母和补给舰,所以杭州笕桥机场实际上就是充当了中国的航母,它当时成了日军轰炸的最大目标,最多时笕桥机场停放着60多架战机,其危险情形可想而知。

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惨烈厮杀,空中洒满了中国蓝天勇士们的鲜血;这是一场关系民族存亡的生死较量,弱小的中国之鹰倔强地昂起头,用自己稚嫩的胸膛迎击凶恶秃鹫的翅膀。

我年轻,还没有力量,但我绝不怕死,更不会投降。就让我精忠的血作为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

吴鼎臣有一本笕桥同学录,同学录里白圈点点,飞行班每期都有牺牲的同学,或死于训练,或死于空战。其中第5期84名学员,牺牲42人;12期共47名学员,牺牲30人。

国殇中的江南,戚戚衰草伴着血色黄昏,如同一曲哀歌,为那些青春猛士们壮行。

那一年10月的一天,宋美龄走出掩体,仰望天空,在含泪祝福中国空军的同时,用文字记录下南京空战,她写道:“自从日本在上海开始进攻我们以来,迄今已有两个月。在两个月内,我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是不可言喻的。外国军事专家都说,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即使是今日的西班牙世界大战,他们都没有过如此残酷的、有计划的空中轰炸与炮轰,像日本军队现在施于我们的,配备不全然而却是很英勇的士兵。这些专家又说,他们不能理解,中国人血肉之躯怎能抵御人类不能忍受的事情……”

10月23日,宋美龄打扮成普通民众模样,在端纳等人的陪同下,乘坐轿车,赶往上海抗战前线慰问。正行进间,几架日机飞来,对着小轿车一阵疯狂扫射,在弹雨中小轿车失控,跌进一个弹坑里。端纳赶过去,见宋美龄躺在泥潭里,失去了知觉,脸上满是泥泞,肋骨已经折断。当晚10点,宋美龄忍着伤痛慰问了伤兵,从此得上荨麻疹。

在取得重大战绩的同时,中国空军也蒙受了巨大损失。数千儿女牺牲在敌机的炮火里。这群高唱“振臂高呼鼓翼升,群英奋起如流星,掀天揭地鬼神惊”军歌奔向飞机的热血青年,年龄最大的刚过而立,最小的还不到20岁。

他们都是中国空军的中坚、民族的脊梁,在民族最需要的时候,把火一样的青春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

战友不断地牺牲,飞机不断地折损,吴鼎臣他们怒火中烧,却办法不多。因为他们知道,于空军而言,勇敢并不是决定胜负唯一的因素。空战最后比的其实不是人力,而是钢铁。

器不如人,只有被动挨打。

截至1937年10月10日,中国的战斗机只剩下130架,而中国自身却不能弥补这些损失。

此时,在日本军方尤其是海、陆航空队心目中,中国空军已经被完全摧毁,丧失了空中力量。

怎样改变这种态势成了南京政府急于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章:寻求援助

蒋介石的焦虑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夜晚本不该是一片漆黑的。但是,1937年夏天的南京,漆黑的夜色却常常笼罩着人们。

天气出奇的热,如同蒸笼一般,一切包裹在潮湿与闷燥之中。街道上少有乘凉的人,危险与恐惧随时提醒大家,空袭马上要来。

蒋介石听完从上海回到南京的顾祝同对战事的汇报,签发完《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及其任命中国6大战区指挥官的命令,走到窗前。窗外黑黝黝一片,除了偶或的丁点儿闪烁,尽是茫茫墨色。那是为防止日机轰炸,整个城市实施了灯火管制。

此刻,蒋介石的心里焦躁不安,他多么希望此时能有一丝光亮,这光亮或许可以使他压抑了许久的心情得到一些舒展。他急切地等待着,离南京万里之遥的莫斯科,从那里传回好的消息。

还在春天的时候,鉴于形势日趋严峻,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建议,立即开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但那时,蒋介石或许还没有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在迟疑。

当时,在蒋介石的心里,依靠外援,首选的应该是美国。因为,除了宋家与美国的渊源外,尚有《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以及《国际联盟盟约》作为中国外交的挡箭牌。

这种外交立场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与日本的纠纷委托给国际联盟裁决。

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的,一是英美诸国在中日关系上采取绥靖政策,企图祸水东引,坐收渔利。二是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尤其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其实,就个人角度而言,蒋介石对红色苏联应该是有所歉疚的。当年,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建党路线,使得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对国民党格外重视。斯大林同样如此,当孙中山向苏联寻求援助的时候,斯大林给孙中山派来了他格外赏识的鲍罗廷,作为政治顾问。

在广州,鲍罗廷语出惊人,他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孙中山大为震动。他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廷改造国民党。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鲍罗廷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

这个如斯大林一样,喜欢用烟斗吸烟的人,目光敏锐,思想深刻,富个人吸引力。同时,他非常注重中国人的生活习俗、礼节传统。房间里挂的不是列宁而是孙中山的像,住处可以人来人往,鲍罗廷的确给广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魅力十足的人,却被蒋介石的伪装所蒙蔽。孙中山死后一段时间,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大脑的实权人物鲍罗廷,继续巩固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授之以极大权力。

在早期援华的苏联军事顾问中,加仑将军是个知名人物。加仑将军的苏联名字叫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加仑”一名是布柳赫尔借用了妻子加琳娜的姓氏的谐音化名。

这位当过钳工、第一个获得战斗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第一批获授衔的“五大元帅”之一、在苏军中神话般的人物来到中国后,与孙中山进行了一次长谈,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成为国民革命政府的总军事顾问。此后,他将苏联红军的一些全新的制度推广到了军队里,并争取到200万卢布的开办经费、8000支步枪和其他武器,帮助国共两党创立了黄埔军校。

在黄埔军校,加仑和那些曾身经百战的苏联教官,用自己亲历的作战经验,告诉后来成为国共两党军事中坚力量的学员们,什么是最先进的军事思想、最新式的军事技能。

就连校长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传授指导革命的办法,恐怕国民革命至今还不能发生。

北伐期间,加仑参与制定了“先湖广,后江浙”的总战略,战斗中亲自乘坐铁甲列车,冒着炮火亲临前线指挥,在北伐将士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受鲍罗廷影响,斯大林相信,没有国民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不会壮大起来。

随着蒋介石实力的不断加强,对其的担忧日益蕴藏于援华苏联顾问们的心里。

终于,比鲍罗廷更早来中国、主持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向莫斯科报告,指出“鲍罗廷同志在对华政策上与总的方针相背离”,明确提出“撤换鲍罗廷”。维经斯基的报告引起斯大林的震怒。结果,被撤职的不是鲍罗廷,而是维经斯基。

不仅是维经斯基,加伦也提出,中国目前这种紧要当口,要特别防止军事独裁,加仑甚至与鲍罗廷拍了桌子。争论的结果交由莫斯科裁决。由于斯大林的支持,加仑被调离广东。

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程度是受鲍罗廷的影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事顾问提出了颇含政治意义的考虑,而政治顾问却在关键时刻被蒋介石的军事才能所蒙蔽。

半年以后,鲍罗廷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盒,但他已经不能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连同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苏联顾问皆被软禁,总顾问季山嘉被驱逐,鲍罗廷被通缉。发现、提携了蒋介石的鲍罗廷由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

斯大林得知此讯后格外震惊,他不相信自己如此信任和器重的鲍罗廷会轻易地看错了人,他也不相信那个曾经被自己认为极有潜力的蒋介石一夜之间会六亲不认。

对提出“警惕蒋介石独裁”的加仑,蒋介石倒是不计前嫌,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助自己。但是,加伦对这个揣摩不透的新军阀早已不再相信,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夜晚,他化装成外轮上的水手,秘密潜回苏联。

加仑回国后,担任了远东方面军司令。1938年夏,中蒙边境发生了张鼓峰事件,加仑奉命指挥苏军,粉碎了日本关东军的武装挑衅。

但是,就在那年冬天,加仑被捕,被关在一处秘密地方,被严刑拷打致残,含冤签下了认罪书,不久之后,便惨死在审讯室里,成为当年苏联大清洗的又一个牺牲品。由于加仑在苏联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官方始终没有公布他被捕的消息,直到18年后,人们才得知他蒙冤遇难的消息。

一年后,蒋介石向斯大林请求再派名将加伦来华,却被告知加伦已去世多年。

后来,叶剑英元帅访苏时,回忆起曾在加仑指挥下参加训练的情景,挥笔写下诗篇:“不见加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

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的同时,北洋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强行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引起苏联政府的严重抗议,苏联撤回驻华代表。7月,中苏两国因中东铁路发生冲突,双方关系完全断绝。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践踏于东北,同时,那只本就不安分的眼睛窥视到更远处的苏联远东。

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次年年底,两国恢复了中断数年的外交关系,但撕裂的伤口却变得不那么容易愈合。

其后,两国断续地开始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进行磋商,但不久便因苏联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等问题而搁置。

面对日本向华北的不断扩张,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调整对苏政策,准备实行“联苏御日”的方针。为此,蒋介石陆续派人向苏方试探,希望两国越过互不侵犯条约,直接签订一项互助条约。但是苏联政府坚持只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所担心的是,签订与中国的互助条约很可能会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同时,苏方还担心,一旦中国抗战失利,国民政府对日立场软化,中日极有可能签订一项反共协定,联手对付苏联。

然而,局势的变化让这些决定大局的人来不及细细揣摩。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2天,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这位几乎一夜未眠,有些困倦的领袖对他们说,情况有些出乎意料,接下来如果事态扩大,爆发全面战争,最关键的就是尽早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中苏互助条约。

此时,蒋介石想要的仍是一个互助条约,无奈苏联态度坚决,国民政府实际已别无选择。

一个多月之后,中苏两国终于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签订条约的同时,苏方宣称:“这一条约并没有在现时针对某一国的含义”;中方则向各国保证,条约的目的在于“实现中苏邻邦的和睦相处”,并无他意。

中苏双方的声明有些遮掩,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两个历史上瓜葛颇深的大国开始走近,准备联手了。

正是这个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苏联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中国的有效抵抗来拖住日本,使其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

事情果然像蒋介石分析的那样。进入8月,日军开始进攻上海,上海保卫战开始。

日本情报机构认为,在南京机场等地起飞的飞机支援下,中国军队可以在几天内把上海地区的日军赶走。为了破坏中国军队的制空能力与补给能力,摧毁中国人的抵抗心理,日军有计划地对上海、南京、广州等主要城市进行了激烈的惨无人道的空袭。

中国的大城市被炸,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被毁,地面部队被空袭,损失惨重,物资装备紧缺,使得蒋介石加紧了向苏联求援的节奏。

雪里送炭的军援

莫斯科河的河水缓缓流淌,万木葱茏,一片苍绿。初秋的莫斯科惠风和畅,这正是一年中的好季节。有一群中国人却无心领略景色,在匆匆地赶往克里姆林宫。

这一行18人的名为“中国工业部赴苏实业考察委员会”的代表团,领队叫杨杰,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参谋总长,团员中有时任洛阳航校校长后来担任了台湾空军总司令的王叔铭和国民党要员张冲。

斯大林在他的会客厅里,会见了杨杰等人,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就中国的抗日战争问题进行了畅谈。

“杨先生,我读过您的书,您是一名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到过不少国家,见到您很高兴。”斯大林客气地对杨杰说。

“谢谢您的抬举,在您那里,我所说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而已。”

“先生对日本下一步会采取的行动有什么看法?”

“不知您是想听真心话还是应付话?”

斯大林怔了一下,继而笑了,说:“当然,当然,把您想说的真话都说出来。”

杨杰告诉斯大林,据他的分析,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华北并不是目的,占领全中国,以中国大陆为跳板,继而占领远东乃至整个苏联才是它的目的。

杨杰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用手朝中国与苏联那块硕大的版图画了一个圈。

“这叫大亚欧共荣圈,而不仅仅是东亚共荣。”杨杰说。

斯大林也站了起来,来到地图前,抱着肩膀,看着杨杰画过的那个圆圈,沉思了半晌,手里的烟斗冒出的烟顺着他的身躯袅袅升起……

这一天,是1937年9月6日。

杨杰是与蒋百里齐名的军事家,曾做过蒋介石的军事高参,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树立志向,成就了深刻的军事思想。

杨杰的代表团与苏方就军火供应问题先后展开四轮谈判。

中方提出需飞机350架,包括重型轰炸机100架、轻型轰炸机100架、驱逐机150架,另需聘苏联教官、技师70人。

苏联同意立即调运首批共225架飞机来华,并派遣教练及技术人员89人。

在商洽购置兵器的同时,双方还就运输路线进行了讨论。

谈判的气氛轻松且友好,代表团住处的灯火常常亮到深夜,大家甚至忘记了就餐。

杨杰一行出访工作极有成效,得到蒋介石的肯定,随后的1938年,他被任命为驻苏大使,直到1940年4月。可惜的是,此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因想要脱离蒋介石而被毛人凤刺杀身亡。

为了争取更多援助,4个月后,受蒋介石的委派,孙科到了莫斯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军首脑会见了他。

那次会谈气氛热烈,他们从午夜畅谈到凌晨5时。

正是此次会谈,中苏签订了两笔各为5000万美元的苏方贷款。

1939年春,孙科再次访苏,在焦急地等待了数周后,终于与斯大林会晤,斯大林痛快地答应了第3笔贷款1.5亿美元。

中苏3期贷款共计2.5亿美元,这3期贷款,中国的实际动用额为1.73亿美元。

苏方的这些贷款对当时正处于艰难时的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

据专家分析,太平洋战争前中国共获得国外贷款5亿美元,其中苏联对华贷款就占了一半,居各国对我贷款首位。且苏联给予中国全部是军火贷款,而西方国家予华的17笔贷款全部是非军事性的。

苏联对华贷款利息为3%,是当时中国所获国外贷款最低者(英美援华者为6.5%以上),且偿还是农矿产品各半,如矿产品不足可由农产品代替,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国较为有利。

使当时中国军方空军代表最为满意的,是苏联援华的武器性能较为先进。歼击机是伊-15、伊-16。苏德战争爆发前,这两款歼击机为苏军一线装备,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战斗机。尤其是伊-16,在1937年的西班牙战争中第一次使用。两种机型里,伊-15比较灵活,善于做盘旋动作,便于水平作战,人称“黄莺”;伊-16是单翼机,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人称“燕子”。在日本零式飞机出现之前,“黄莺”“燕子”高低搭配,往往可以以少胜多。

援华轰炸机分为SB(轻型轰炸机)和дB(重轰炸机)两种,都属先进机种(另有TB-3轰炸机6架被改作运输机用),尤其以轻型轰炸机性能优越。SB-2巡航能力为1200公里,最高时速420公里,升限达9510米,可带600公斤炸弹。SB-2一直服役到1943年,是最后退役的苏制飞机。

这令多次与西方打交道寻求援助的人员感受很深,因为,当时中国购买武器极为艰难。

杨杰在当年的日记里曾记载:“孔祥熙在欧接洽之飞机,英方仅有20余架,法方44架(计3种),并付现款,其价格较于在苏方接洽者高一倍。”

顾维钧也回忆到,孙科二次访苏后去法国曾谈到,他从莫斯科得到了一笔新的贷款(即第三期贷款),孙科说:“在国际价格上,这实际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元仅3万元,装备一个师合中国货币150万元。”

从1937年开始到1942年初,中国政府从苏联购买飞机1285架。其中驱逐机777架、中程轰炸机328架、远程轰炸机30架、TE-3重型轰炸机50架、教练机100架。此外还有发动机、油料、航空弹药等。

这些武器装备在后来的中国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甘蛰伏的海兽

在中国尚未有成熟的对敌整体战略的情况下,大陆对面那个岛国早已开始了自己的战争准备。

日本的强大始于他们自身毁容断臂式的改革,历史曾经记载东洋人的耻辱。19世纪中叶出现在日本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上美国人黑色的军舰及军舰上对准岸边张着口的大炮,使得江户城乱成一片。从来没有遇到过强敌的人们不知道怎样来应付这些不速之客,甚至有人前往神社祷告神灵,乞求神风摧毁黑船。

在美国东印度舰队准将马休·佩里率领的7艘军舰的威逼下,屈辱的幕府开放日本的门户,闭关锁国的日本被美国人强行叩开了大门。

经历了“黑船到访”事件,日本人这才发现自己的国防是那么脆弱。于是他们开始自省,老老实实做西方人的学生。

学生的态度是诚恳的,在离开日本前一天的晚上,有两个日本人找到佩里准将,说他们要去美国,希望佩里带他们走。两个人态度十分虔诚,他们只是想要看看美国,这个文明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在当时,偷渡的行为是要杀头的,佩里没有答应。而在日记里,佩里却记下了这件事,那两个日本人强烈的求知欲感动了他。他说,如果日本人人都像他们一样,那么日本就会很快地崛起。

孝明去世,睦仁继位。15岁的天皇下讨幕密诏,废除幕府制度,改元明治。

睦仁及其幕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发展经济,巩固统治,积极整军备战。日本开始向外订购军舰,设立海军学校,创立新式海军。从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断进行扩军。在天皇的支持下,到1893年,陆军总兵力达到23万人。海军已有大小舰艇55艘,总吨位达7万吨。

腰杆强硬了的日本已经不再满足蛰居于岛国,它的野心逐渐地膨胀,并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扩张。1874年派兵攻击台湾,次年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伊藤博文内阁上台后,颁布《帝国宪法》,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开始实施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军事行动。

1894年的夏天,不管大清有多少理由及道理,黄海海面那场不可避免的海战终于来临,结果不言而喻。尽管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等人英勇抵抗,中国北洋水师最终还是全军覆没,最终导致了《马关条约》的签订,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被割走,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加深。

甲午一战,使得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巨大的战争赔款让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获得了做梦都不曾想到的巨额现金,2.3亿两白银赔款,舰船等战利品价值一亿多日元,而日本政府当时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高兴道:“一想到现在有3.5亿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富裕。”“明治维新”以来建构的制度保证了这笔意外收入的合理使用,日本的教育、军事、实业开发,均因这笔意外之财获得了巨大推进。

占领朝鲜、台湾后,日本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这些地方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其侵略扩张的欲望被强烈地刺激了。

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的政治版图,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因这场战争基本解体,中国的盟主地位不复存在,先前不曾被中国正眼看过的日本,变成亚洲国家发展的楷模。

亚洲的盟主,并不是日本的终极目标,日本是要在远东构建一个比较纯粹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一个原先并不起眼的东洋岛国渐渐为世界所知,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中的当然成员。

10年后,日俄战争中,日本人又战胜了俄国,正式跨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又过5年,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

在日本因变法而日渐强盛的时候,中国的清朝政府却逐渐衰微,软弱无力。代之而起的“中华民国”也相当无能,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这样,就给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了机会。

从1853年美国军舰兵临城下开始,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

就在蒋介石不再遮掩真相,突然向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及其一切妨碍其利益的人们挥起大棒的时候,日本岛内推行对华“强硬外交”的田中内阁上台,加紧了策划制定武装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

那年夏天,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东方会议”。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中国为之震动。

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日本进行了精心准备。战争初期,日本可以动员使用的军事力量共约448万人,其中常备军约38万人、陆军17个师团、海军舰艇约190万吨、空军与海军飞机共2700余架。

日本深知自己是一个岛国,要想征服世界,必须发展海上与空中力量。日本海军当时共有现役舰艇285艘,总排水量115.3万吨,其中包括了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此外还有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2艘正在制造,日本海军实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3位。

在发展舰船枪炮的同时,日本着力发展军用航空业。在严格保密下迅速增加军用飞机的产量,1935年为952架,1936年为1181架,1937年为1511架。日本当时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别属于陆军和海军。陆军编有54个作战飞行中队,其中战斗机中队22个,轻轰炸机中队6个,重轰炸机中队8个,侦察机中队15个,轰炸、侦察混合中队3个。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约960架。日本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计640架。空中力量的增强为日本政界和军界对外扩张战略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非常可惜的是,当年很少有人关注此事,西方国家更多的是研究德国、意大利。而对日本飞机设计师的潜力知之甚少,普遍的看法认为日本只会模仿西方的设计,军用飞机则更要落后一代。

战争开始时,日本已有17支航空队,并且首先重新装备了海军战斗机,海军航空兵依靠数量优势很快掌握了制空权。单引擎的“95”式战机时速为300-350公里,而“96”式可达390公里。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性都比较好。“96”式轰炸机载弹量为1吨,活动半径2000公里,时速330公里。双引擎的萨伏亚轰炸机载弹800公斤时可达每小时390公里速度,可以从本土和台湾起飞,轰炸中国纵深的目标。战争之前,日本空军又装备了97式战斗机,速度达到每小时450公里。日本人的运输机和侦察机广泛被运用,空运军事装备和物资。同时,日本的飞机装有无线电设备和夜航设备。陆军航空兵也很快组建了新部队,在中国战场大量地投入和使用。

正当世界还在沉睡之时,岛国的人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拔出了刀,向基本未作防备的人们刺来……

大国的天空防卫

睡着了的巨人受了伤,他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按了下伤口,有些疼,于是,他开始思考怎样与凶手了结。

然而他很郁闷,虽然自己块头大,个子高,却没有可以制敌的刀剑,无法打赢这个刻意寻衅的可恶的小个子。

缺少自己的航空工业,中国空军的战争潜力受到限制。

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的内战中,国民党政府对军用航空给予了关注,并在上海、杭州、韶关、南昌等地建立了航空工厂,但实际效果有限。从欧美请来的技术顾问更关注本国的商业利益。中国引进了型号繁多的机型,其中许多都已过时。

直到抗战前夕,中国的航空工业相当落后,没有设计能力,也没有生产能力,所需飞机都要从外国进口。

当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航空产品出口国,仅1934年,中国就从美国进口了总金额为370万美元的132架飞机和14台飞机发动机等零配件,次年又订购了250万美元的81架飞机和80台发动机。中国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航空产品客户,进口总额占了美国飞机出口总额的20%。

据朱力扬《中国空军抗战记忆》载,1936年空军统合后,建立的9个大队及6个独立中队,所拥有的飞机品牌众多,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捷克等国家。大多数飞机都是这些国家即将被淘汰的产品,其性能多是二三流。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很多类型的飞机只有一架。其原因是当初买入的时候,囿于经费短缺,只能买两三架,经过损耗,就剩下一架了。

飞行员高庆辰1937年5月被分配到三大队,他在后来的《空战非英雄》一书中,对开战前两个月第三大队的飞机情况进行过生动描述:

三大队是担任首都防空的,下辖七、八、十七三个队,十七队是广东空军带来的九架波音二八一驱逐机,七队有七架霍克3,八队有七架飞亚特。一个大队就有三种不同的飞机。

那时的飞亚特已经老旧,而它的液凉发动机,夏天刚一飞,水就开了。为了能多散一点热,连散热器外边铝皮上的油漆也被刮掉了。所以警戒时,未避免在地面滑行到跑道头的一段距离就将水烧开了,凡是当班警戒的飞机,一早就用人力将飞机推到跑道头,飞行员坐卡车去上飞机。一启动不可试车太久,必须立刻升空。因为大气是越高越冷,所以快点爬高,水就不会烫开了。队上有两架福克尔夫,是捷克造的教练机,广东空军买的,它的化合器有两套,一正一倒,所以可以持久倒飞。不像一般飞机,倒飞几秒钟,油就接不上了,必须赶快改正,不然就要停车失速了。

当时,装备在这些飞机上的机枪亦相当落伍,特别是瞄准系统。用落后的瞄准具装在飞机上,去攻击对手,想准确击落飞机,只能是凭运气。飞行员张光明描述道:

抗日战争之初,中国主力战斗飞机霍克3式上所装置的射击瞄准器,是一具瞄准杆,前后两端,各装瞄准星与瞄准环,环与星又如同一点之大小。这种适用于昔日地面小武器的瞄准器,竟装置在战斗飞机上,落伍且不适用的程度,可想而知。

时任空军总顾问的陈纳德很清楚,将这种瞄准具装在飞机上,其效果等于零。1937年7月21日,当战云密布之际,为弥补这一不足,第四大队在南昌将一架双发马丁机平架起来,当作敌“96”式轰炸机。又将霍克3在有效射击距离、不同角度位置平架起来,让每个飞行员登上霍克机,绘出马丁机的大小图形,贴于自己飞机的风挡上,在接敌攻击时,比照图形大小,便是有效射击距离。这一土办法,在“八·一四”空战中发挥了一定效果。

相比战斗机,当时中国的轰炸机部队更差一些,主要装备诺斯罗普2E“伽玛”轻型攻击轰炸机,并进口部分部件在杭州飞机制造厂组装,此外就是柯蒂斯A-12“雪莱克”攻击轰炸机。二者都用于直接战场支援,作战半径短,有效载荷小,2E仅能载550公斤炸弹,A-12仅200公斤。在飞机数量不够的情况下,当时装备的侦察、观测机也用来执行轰炸任务。

此外,部队还装备有意大利萨弗亚·马基蒂SM.72三发运输机。1935年夏天,墨索里尼派该机作为贵宾运输机到中国展示,并在稍后将其赠送给了蒋介石作为专机。后来中国又订购并自己组装了6架。SM.72虽然是军用运输机,但也可以装炸弹实施轰炸。抗战期间,因保养维护不力,此飞机只能执行运输任务。1937年10月之前,这种型号的飞机除少量还在服役之外,其余均在空战中损毁或被日本人炸毁于地面。

抗战开始,中国共有约6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305架战斗机,其余为轰炸机和侦察机。其中,战斗机多为雅克型号,轰炸机不超过20架。经过损耗,真正能上天作战的飞机一共不到200架。

一次,朱立扬采访曾参加过“八·一四”空战的张光明将军,问他当年的笕桥机场有几条跑道。将军的回答出乎朱立扬的意料,他说,当时全中国没有一条水泥跑道,所谓的机场其实就是一块铺平的大草地,飞机依风向而起落。

飞行员龚颖清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

全中国的机场,能有几个够得上天灾不怕的条件的,对不起,一个也没有。只要连下三天大雨,对不起,机场状况报告上面,一定会有这么一句:场地湿软,不能降落。南京、杭州、南昌、广州的机场都可以容纳三个大队,其余的机场最多只能容纳一个中队。一个作战人员,在空中已是用尽心血,谋取胜利,下机后还得自找食宿,可以说这对作战人员是一种不人道的事。

不仅是机场,通信导航系统更差,可以说这是中国空军最弱的一个环节。抗战伊始,空军的驱逐机几乎完全没有通信设备,主要靠地形地物来辨识方向。白天天气好时尚可,天气不好或是夜间就只能靠指南针的估算碰运气。空中相互的联络是靠飞行员的手势,与地面的联络便是由地勤人员铺设号帜。

空中较量比的不是勇敢,而是科学与智慧,中国当时的这种落后的空中保障条件,为其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尽管如此,内忧外患之下,蒋介石还是在着力建立一支能够控制在自己手中的空军。在收拢各地的飞机与飞行员之后,政府成立了航空委员会,宋美龄就任委员会秘书长,成了国民党空军事实上的领导人。

宋美龄利用了留学美国的人脉,订购了2000万美元的飞机,为中国空军补充了新的力量。她雇用了罗伊·霍勃洛克、克莱尔·李·陈纳德作为顾问。

陈纳德是个倔强的有个性的人,在当时空军界流行杜黑的“轰炸至上”的空战理论的时候,陈纳德他坚信,现代空战是不能没有战斗机的,并编著出版了《防御性追击的作用》,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然而他虽然技术精湛,但仕途坎坷。当他的战友都荣膺校官时,46岁的他仍然是一个尉官。

卢沟桥事变之前,陈纳德退役,他的好友霍勃鲁克从中国来信,问他是否愿意来华任职。他答应了。

这一年5月29日,陈纳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蒋介石、宋美龄接见了他,并邀请他担任专业顾问。

抗日战争爆发,他决心在蓝天上验证自己的空战理论,实现抱负。根据蒋介石的要求,陈纳德招募了部分美国飞行员组成了第14志愿轰炸机中队。

淞沪会战开始后的第2天,陈纳德派飞机参战。虽然轰炸机队投弹偏离目标,但中国战斗机在当日的空战中取得了胜利。

1937年的夏天,以为准备周全的日本开始进攻淞沪地区,其后又对南京实行了接二连三的疯狂轰炸。

在当时以及此后相当长的抗战中,蒋介石一直心存幻想,采取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在摇摆中保存实力,做面子上的抵抗。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愿望空前强烈,且行动迅速。7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同日,毛泽东与朱德等又致电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诸前线将士:“红军战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还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毛泽东一贯强调抗日统一战线。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他要求红军搞好与周边友军的关系,哪怕他们是奉命前来围剿和封锁红军的。

同时,对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举双手赞成,他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

在中共方面的一再催促下,加上“八·一三”后淞沪战场形势吃紧,于是,国共两党在谈判基础上达成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八路军3个师跨过黄河,向抗日前线进发。10月16日,八路军129师769团进行游击活动,发现阳明堡地区的日军机场,遂利用暗夜袭击机场,激战1小时,击毁敌机24架、毙伤敌100余人。取得了进军敌后对敌机场袭击的首场胜利,打击了敌空军的嚣张气焰。

然而,即使在第2次国共合作之后,在全国上下抗日气氛空前高涨的情况下,就空中力量而言,无论是国民党的武装、各地军阀的武装,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都无法与侵略者相抗衡。这便是当时的现实,也成了令抗日武装领导者头疼的一个问题。

第三章:漫长而艰难的航路

雪在飘

那是冬天里的第一场雪,雪花在漫无边际地随风舞动。人们知道,寒冷已经来了。

莫斯科卡赞火车站。一群穿着皮大衣、带着皮帽的人在车站的月台上行走,脚下的雪被踩得吱吱作响。

没有人知道这群人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离开车还有几分钟,一个身材不高的妇女到了车窗前。

“玛利亚,我的玛利亚。”车厢里一个男人激动地喊了起来,从车窗里探出了头。他叫帕维尔·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刚从西班牙回来,在那里,他是一名歼击机大队的大队长。

车窗下是他的妻子,玛利亚·涅斯捷莲科。与丈夫一样,她也是一个空军部队的飞行员。他们结婚时间不长,婚后丈夫便去了西班牙。这次,玛利亚刚刚与从西班牙回来的丈夫见上面,还没有来得及细细说说知心话,丈夫又要离她远去。

在家里,她问丈夫,这次要去哪里。雷恰戈夫笑了笑,说,很远。

到底多远?她似乎不放心他。

丈夫扬了扬手,对着天空做了个无限状:“喏,就那么远。”说罢,自己笑了。

妻子不再问,同样作为军人,她知道这件事或许不该自己知道。

“你要保护好自己。千万当心。”

“放心,你的瓦西里本事大着呢。”雷恰戈夫将妻子拥到了怀里。

隔着车窗,斯米尔诺夫在跟玛利亚开起玩笑。

列车要开行时,苏联空军副司令雅科夫·弗拉基米洛维奇·斯姆斯凯维奇来送行,他向大家点点头,笑着说:“啊,朋友们,该说的话都说了,祝你们好运,凯旋。”

随后,他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了每一个人。此刻,将军的眼睛有些湿润,抓住每一个人的肩头的手也格外用力。他也是飞行员,知道接下来这些比他年轻了许多的空中斗士将会面临些什么。

列车开动了,站在列车车窗前,透过霜气,只见将军穿着黑色皮大衣的身影渐渐变小。莫斯科被逐渐地远离。

车厢里气氛有些沉寂,只听见车轮碾轧轨道的声音。大家似乎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

雷恰戈夫与柯里亚·斯米尔诺夫并排坐着,布拉戈维申斯基与留托夫坐在他们对面。他们之中,只有雷恰戈夫经过了战火的洗礼,在西班牙,他的中队击落了40架敌机,他本人击落了5架战斗机和一架轰炸机,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斯米尔诺夫是他航校的同学和歼击机部队的战友,能一起到中国去是一个巧合。

满脸胡须的布拉戈维申斯基此时已经是苏联著名的试飞员,他对飞机,特别是战斗机了解得十分透彻,每次试飞,他都表现出高超的飞行技术,使人们赞叹不已。留托夫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者,这次去中国,他担任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政委,由于援华志愿者需要的是飞行员,所以他名义上是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总工程师。

“同志们,唱一首歌吧。”见大家都在想心事,气氛有些沉闷,雷恰戈夫站起来,脱去大衣,挥了一下手。

气氛热烈起来,有人起了个头。顿时,车厢里响起了电影《歼击敌人》的插曲《同伴飞往遥远的边疆》:

有一位同志飞向遥远的边疆

故乡的风儿跟随他前往

可爱的城市在那青烟中消失

亲密家园 绿荫花丛 温柔目光

同志他经历了无数南征北战

日夜地战斗

生活多紧张

可爱的城市

你可静静安睡

沉入梦乡

在春天里幸福成长

等到他胜利回到久别的家园

故乡的风儿跟在他身旁

可爱的城市向他报以微笑……

一群男声慢慢地由小渐渐变强,舒缓而又抒情的旋律回响在车厢里,此情此景下,大家显得格外兴奋和激动,似乎忘却了窗外的寒冷。是啊,此刻,他们正告别城市,告别亲人,去往一个遥远且陌生的地方。故乡的风在送着他们,莫斯科已消失在蓝色的烟雾中。

车窗外,雪花仍在飘着……

目的地是阿拉木图,所有被通知到的苏联红军的飞行人员们身着便衣,到那里集结。

阿拉木图机场显得格外繁忙,这里是苏联通向中国的最后一站,从莫斯科用集装箱运来的飞机,在这里组装、试飞。苏联志愿飞行员也在这个地方集中,然后飞往中国的新疆。

一架TB-3飞机准备起飞,但是,起飞耽搁了。值班员通知说,伊宁到哈密航线的山上铺盖着密云,当时的飞机还没有能在这一条件下飞行的设备。机场上聚集着一些志愿人员,他们将被安排在从伊宁到兰州的航线上工作,这条航线上有10个中间站机场,这些人负责机组人员的地面保障,早已来到阿拉木图,等待顺路的飞机。但是,天气的变化使得他们只能等待,等适合飞行以后,才可以登机。

在远东冬天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飞行等待是常有的事情。

雷恰戈夫一行接到的命令是乘运输机立刻飞往兰州,从兰州直接转往武汉。他们是第二批被派往中国的援华志愿空军战斗机飞行员。

此前一个月,第一批飞行员已经派出。

命令是由苏联国防委员会下达的,按照命令,来自各地的航空人员先期组成两个大队,一个由31架伊-16飞机、101人组成的战斗机大队和一个由31架CB飞机、153人组成的轰炸机大队。

行动是秘密进行的,被称为“Z(Zet)计划”。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来自各部队的人按预定的计划悄然地展开。

一切都在秘密地、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此时,欧洲的西班牙战事正酣,西班牙佛朗哥和莫拉的北方叛乱军队在德意志支持下,正疯狂进攻共和军和由54个国家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很多人以为要去西班牙,谁也没想到要去中国,去和日本人作战。

人员被严格审查,苏联空军的领导人拉克杰诺夫和斯木什盖维奇,直接领导了志愿人员的挑选和编组工作。

被选中的人多是老资格的飞行员。在茹科夫斯基飞行学院里,他们开始了解日本“95”式战斗机的性能。一边训练,一边改装,而后分3批,化装成平民,陆续地和来自各地的人员一起,集中到靠近中国的城市阿拉木图。

10月,第一批苏联志愿航空队由254名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在基达林斯基和库尔丘莫夫率领下前往中国,他们分别指挥中程轰炸机大队和歼击机大队。

冬天的阿拉木图格外寒冷,轰炸机生产厂家整整一个队的工人冒着寒冷对飞机进行拆箱、装配。

整个外场厂区被戒严,卫兵们来回巡逻着,猎犬伸出舌头在冷空气里吐着热气。

机库里灯火通明,工程师、机械师、工人一起,加班加点,合力完成任务。他们昼夜不离开自己的岗位,只有在吃饭和交接班时,才可以稍微休息一会,许多人在困难的条件下多次超额完成自己的任务指标。

每一架飞机组装好之后,都要由飞行员试飞。试飞完毕,交付志愿队,随即飞往兰州。

走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因为,战争开始后,中国的沿海被日本人完全封锁,尽管苏联人想尽办法,用轮船运送了一些军火,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另外一条由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经蒙古到兰州的空中线路,因为绕路和沿途机场较少,而不被作为主要运输线路。南线的这条从苏联东部经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到中国新疆的路,则是最为便捷的一条。

但是,这条路也是一条充满着艰辛的路。

萧瑟早已开始侵袭初冬里的阿拉木图,这个哈萨克民族居住的边城在那个多雪的冬天里成了中转枢纽,除了飞行人员,在这里陆续集合了447人。

郊外的机场变得分外忙碌,行进的队伍匆匆而过,地面引导员挥舞着旗子在做引导,加油车、充电车来往穿梭,飞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他们来自全国各个单位,身份各异。有航空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气象工作者、机场场长、密码译员、司机、医生等等。在机场等待的过程里,这些不同岗位的人按照自己的分工,开始忙碌地做着准备。不时地探听着各自能够搭乘飞机起飞的信息。陆续地,他们分3批越过边界,前往中国。

他们都是自愿报名、经组织审查合格的现役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一小部分是共青团员。飞行员都训练有素,一些人在西班牙作过战,还有些人当过试飞员、飞行学校教官。为了避免引起外交麻烦,这些人通称“志愿人员”。

他们驾驶的飞机被全部涂成中国空军标识,在机翼和机身上漆上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徽,方向舵上也涂上了蓝白相间的斑马条纹,蓝白各 6 条。这些标志在莫斯科第 39 工厂就已经涂好,引擎罩原本是黑色的,到中国后被改成绿色。机身的号码便于识别,前两位数字代表飞机所在中队,后两位表示它在本中队的序号。

由于需要运送大量的人员物资,不得已的情况下,除中型轰炸机SB机组外,部分重型飞机并未作为轰炸机使用,而是拆掉了炸弹挂架,换上了辅助油箱,用作中苏之间的快速航空运输,担负军事物资与人员运送任务,以减轻航线运输的压力。

其中就包括TB-3重型轰炸机。这款在20世纪30年代露面于纪念十月革命红场阅兵式上的4引擎大家伙,当时以其隆隆的声响、冷酷且杀气腾腾的外形,曾震惊了所有人,但很快因苏联空军作战指导思想由独立作战改为支援地面作战而不被重视。在后来的张谷峰与诺门坎战斗中,此飞机曾经被布柳赫尔与朱可夫使用过。这次援华,苏联提供的6架TB—3飞机,并没有担任轰炸任务,而是作为运输机使用。

改装后笨重的TB—3飞机沿古老的丝绸之路,艰难地飞行,将人员、武器及物资装备向中国运送。

伊-15和伊-16战斗机先被拆解,由汽车经中亚运往中国新疆的哈密,在哈密重新组装后,由飞行员驾驶经安西、肃州(酒泉)、凉州(武威),飞往兰州。

轰炸机则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一路转场飞行,从阿拉木图,经过石河、乌鲁木齐、古城(奇台)、哈密、安西、肃州(酒泉)、凉州(武威),最终抵达兰州。另一路则在北线的伊尔库茨克组装后,转场飞行经乌兰乌德、达兰扎达嘎德至兰州。

没有无线电联络和导航,没有航图,没有地面引导,没有气象情报。一切全靠飞行员的自我判断,飞行常常要冒生命危险。中国西北荒凉多山,中间站机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多数机场不能够停放CB这样的载重飞机。如此之差的飞行条件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普洛科菲耶夫的记忆

多年以后,已经立下赫赫战功,成为苏联空军中将的普罗科菲耶夫对那个冬天依然记忆犹新。

还在深秋季节里,莫斯科的白桦树树叶开始变黄的时候,以俄国空气动力学创始人命名的茹科夫斯基飞行学院突然忙碌起来。

学院23轰炸机大队教员普洛科菲耶夫刚刚完成教学任务,便被政委彼尔施诺夫叫住。

“有人找您。”他说。

在一个单独办公室里,上级来的人告诉普洛科菲耶夫,已经审查了他的所有档案材料,准备让他去当志愿人员,去中国。那儿的战争很艰苦,很危急,需要志愿空军人员,从一切情况看,你是一个适合的人选。尽管如此,还是需要征求个人意见。

“我同意。”普洛科菲耶夫没有犹豫,他像是早有准备似的回答。

“请您考虑一下,不要急于回答。您有家,有孩子,这事是自愿的。”

“我考虑过了,我同意,谢谢诸位对我的信任,我不会辜负希望的。”

从办公室出来,普洛科菲耶夫去了机场,机场上正在铺设一条新的水泥跑道。望着旷阔的机场以及整齐摆放的飞机。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这里他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丈夫,从学员成了教员。

这里有自己敬仰的教官玛丽亚·拉斯科娃。这位全苏联著名的女上尉带出了一批批轰炸机领航员,并在其后驾驶双引擎飞机从莫斯科到远东进行了不着陆飞行,创造了世界远程飞行的记录。在迫降于黑龙江沿岸的共青城以北荒凉的原始森林后,她受了伤。在森林里,她以超常的意志与毅力,用了几十天时间,终于走到了河边。她成为最早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苏联妇女之一。二战中,拉斯科娃组建了第一个女飞行员轰炸机团,曾轰动一时。

在她的影响和带教下,普洛科菲耶夫迅速成长起来。

终于,他也可以参加战斗了。所去的国度是遥远的东方,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对自己的教官说了此事,尽管没有说出要到哪里去,但老师似乎已经明白。老师正了正他的肩章和帽徽,用力击打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鹰要练硬翅膀,就要到高天上飞。”

回到家,普洛科菲耶夫将装满了所有飞行服装的降落伞包放到了地上。

妻子在洗衣服,她望着降落伞包,又看了看普洛科菲耶夫发愣的脸,什么都明白了。她站起身,白色的肥皂沫从手上落到地板上。裹在襁褓里的孩子睡在床上。

其实普洛科菲耶夫对去中国作战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更何况,他刚刚有了孩子,如果提出来不去,是可以的,谁都可以理解。

但是,他一定要去,因为,在此前,他的一些航校同学,包括战友,已经去了西班牙,同佛朗哥叛军交战。做了空军的飞行员,就注定是要上天打仗的,不然,整天进行的各种训练、各种科目做什么用?理论最终是要经过实战考验的。更何况,同样是空中斗士,胸前没有一两块勋章,有多么丢脸。

然而,对于飞行员的家人来说,那似乎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此后的日日夜夜里,每天就会有思念与挂牵、着急与等待。一个家庭里重要的成员,要去遥远的战场,去面对炮火与死亡。

当普洛科菲耶夫及那些被选中的飞行员与家人告别的时候,他们当时的心情很多人或许不会理解,这些人当中的某一个,也可能从此不会回来。

到了阿拉木图,普洛科菲耶夫担任了党小组长。他被告知,党的会议要根据情况召开,会议不要留下记录,党组织名册不要编制,用脑袋记住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名字。根据他们的表现来予以评价。党组织的指示从《真理报》上可以看到,《真理报》会定时地送到每一个小组手中。

普罗科菲耶夫无形中感到肩上有了压力,接下去,他该怎么做?在异国那样的环境里,面临复杂紧张的战斗,怎样开展党的工作,他还没有想好。首先,怕是要作出榜样吧。他给自己分析道。

他驾驶的是CB轰炸机,整个轰炸机大队在波雷宁的领导下高速运转,装配、试飞、调试。

天气很不利,到乌鲁木齐沿途的山峰都覆盖着连绵不断的云,山里的暴风雪随时降临。每年的这个季节,大雪开始封山,路上的各条道路便会断绝。

等待天气好转似乎毫无希望,波雷宁决定先飞到伊宁,在那里等待山口的天气变好。

一切准备好后,起飞命令下达,机队立即起飞。

天色暗了下来,傍晚已经到来,四周黑压压一片,能见度极差。

阴天,云高600-800米,厚厚的连绵不断的云层盖在头顶,人感觉格外压抑。大雪遮住了一切有特征的地标,飞机似乎凭借感觉在飞。

越过了在天空望不到的国境线后,山谷愈来愈狭窄。普洛科菲耶夫觉得山从四周向飞机围拢,云层下降到山麓,飞机像是进入了一个四面是山的袋子。

横下心,凭感觉下降,飞机穿破云层,摇摆着、颠簸着降落在伊宁机场上。

伊宁似乎从来没有保障过这么多飞机的降落。草草吃了点东西,已经很晚了。宿舍是石头垒成的一排排的平房,显得十分简陋;平房里搭着一些床板,有一些简单的被褥。没有火炉,屋里显得阴暗且寒冷。或许有些累,飞行员们很早就躺下了。因为冷,他们没有脱衣服。夜里,用木框及硬纸钉的窗户被风吹得呼啦呼啦作响,屋里的尿桶结了冰,散出难闻的气味。将自己紧紧裹在被里,普罗科菲耶夫度过了在异国的第一个夜晚。

第2天,天气放晴,山麓露了出来,他的心情似乎也好了许多。

往乌鲁木齐要飞越山峰。飞机编了队,向山峰飞去。

山麓蜿蜒着,裸露着遍布岩石的山脊,高处里,皑皑的白雪在阳光之下泛着耀眼的光。普洛科菲耶夫似乎觉得有些不习惯,因为在苏联,即便是乌拉尔,也是有大片森林的,而这里,却到处是沙漠、高山和砾石。

刚刚越过山峰,就进入了云层。座舱里立马暗了下来,向外望,四周什么也看不到。飞机开始颠簸,颠簸得越来越剧烈,一会儿忽上忽下,一会儿横向撕扯,像是有人拿机组开心取笑,把飞机从这边抛到那边。忽然,飞机猝不及防地急剧下落,普洛科菲耶夫的头“砰”的一声撞到了座舱盖上,系着保险带的身子处于失重状态。他赶紧牢牢地抓住操纵杆。过了一会儿,飞机终于不再颠簸。

出了云层,终于喘了口气,在空中,他找到了同伙的飞机,跟了上去,不一会儿,乌鲁木齐到了。

下了飞机,他掏出了照片,那是在他临出国时特意照的照片。照片上妻子抱着孩子,倚着他的肩膀,微笑着望着前方。

“谢谢您的佑护,卡佳。”普洛科菲耶夫将妻子和孩子捂到了胸前。

带血的航线

10月底,基达林斯基领导的轰炸机大队和库尔丘莫夫为首的战斗机大队首批225 架飞机抵达迪化,开始了各自的飞行行动。

战斗机大队顺利地到达安西,下一站是凉州。

想入中原,必经凉州,它西通新疆,东接兰州,山脉前隔,沙漠后绕。西面是祁连山,东面是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行走河西,路途遥远且艰难,祁连山高耸入云,积雪常年不化。凉州机场就在祁连山边,海拔在1900米以上,机场条件较差,地面不平,且不时有滚落的石头飞下,起飞降落时,需要格外注意。

苏联援华志愿队的战斗机大队在这里就遇到了他们出师以来最大的挫折。

机场在一条狭长地带里,跑道不是很长,把握不好很容易冲出跑道。

天气有些阴,能见度不是太好。飞机机队到达凉州机场上空时,看不到机场上的指示标识。此时,油料已经不够了,容不得大家犹豫,大队长库尔丘莫夫做出手势,让机群分批降落。

队员们盘旋一圈,对准跑道,陆续地开始降落。

总算顺利,除了两个落偏、有几个落地不稳之外,没有大的事故。天空中只剩下库尔丘莫夫。这时,库尔丘莫夫看了一下油量,油已经耗尽了。

不能再迟疑,他开始降落。

正在这时,一阵风吹来,正在落地的库尔丘莫夫的飞机摇晃着从大家的头顶滑过,快速地落向机场。于大家的注视之下,飞机在跑道的尽头着了地,没有刹住车,接着,发出一阵特殊的声响。

队员们还来不及作出判断,只见库尔丘莫夫的飞机已经冲出跑道,继而连续翻了几个筋斗,侧停在那里,扬起了一阵尘土。正当大家惊愕之余想要跑过去救援的时候,飞机已经燃烧,继而爆炸。一声轰响,炸起的碎片抛向了四方。

“上尉同志!”大家不约而同地拼命喊了起来。

空气里传来了一股味道,救援车随即向出事地点驶去。

事后队员们分析,高原上空气稀薄,加之顺风,落地时速度过快,导致飞机冲出跑道。

库尔丘莫夫没有来得及跑出来,以身殉职。出师未捷身先死,他成了援华志愿空军第一个牺牲的飞行大队长,因为是在跑道上出的问题,又是在大家的视线之内,他的死对队员们触动很大。

库尔丘莫夫牺牲后,普罗科菲耶夫接替他指挥战斗机大队,代理大队长职务。

空中机械师塔拉利金那一次是死里逃生,伤好后脸上仍然有扭曲的伤疤,伤疤记载着那段永远忘不了的惊险。11月初,他所在的机组执行运送物资的任务。苏军总参谋部代表茹拉夫列夫上校搭乘飞机,从阿拉木图去往兰州。卡杜克队长带队。

飞机顺利飞过伊宁机场,在翻越山口飞往乌鲁木齐时,机组失去了方位,陷入了一个狭窄的山谷,想冲出去时,被山谷中的云团锁住。四下里茫茫一片,不知道出口在哪里,卡杜克设法使飞机转弯,但迎面就是一座山丘,他再躲避已经来不及。只听一声巨响,飞机撞上了山。

清晨,一阵寒风将塔拉利金吹醒,他抬起头,向四面望去,周围是一座座山丘。没有树木。一只不知名的大鸟“扑啦啦”从头顶飞过。

“中尉,中尉。”旁边有人喊叫。

他抬起上身,见不远处有个浑身是血的人在喊他。

那人是茹拉夫列夫上校。他连忙爬起来,跌跌撞撞向上校奔去。

“都死了,只剩下队长。”上校嘶哑着说。他的镜片已经破了,脸上有血,眼睛肿着,眯成一条缝。

近旁,那架飞机的残骸散落一地。

躺在上校怀里的卡杜克双腿已经折断,齐刷刷露着淌着血的白骨。望着上校,卡杜克已经说不出话,吃力地抬起手,指向东方,随即闭上了眼。

坐在前舱的领航员科瓦列夫当场牺牲,其余的机组人员也全部遇难。幸存下来的只有茹拉夫列夫上校和塔拉利金,事故发生时他们坐在后舱。

已顾不得很多,在此久留很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四周里死一样的寂静,没有人,连动物都很少见,只有风吹来,发出阵阵声响。

“中尉同志,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设法回到基地。”茹拉夫列夫包扎好伤口,对塔拉利金说。

没有联络工具,无法与基地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自己。

幸运的是两人找到了几件散落的物品,手枪、匕首和地图,这给了他们勇气。按照地图上的方向,他们忍着伤痛向有人烟的地方走去。

茹拉夫列夫左臂骨折,他用衬衣将其裹起。塔拉利金头部受伤,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

两个人就这样搀扶着走走停停,艰难地行走了一个月。他们已经记不清越过了多少沟壑和山梁,此时,支持他们的只有一种信念——走出去。

一路上,没有吃的,他们以自己的皮靴、手套做食物。渴了,到山凹处找一些积雪咽下。夜里,找一处可以避风的地方歇息,在山风的嘶鸣与野兽的吼叫声中,急切地盼着天明。

就这样,他们终于到了伊宁。当见到战友们时,浑身血疤、衣衫褴褛的上校一头栽倒在地上,塔拉利金抱着战友失声痛哭。

10天后,道洛菲耶夫机组也因为机械故障和失去方位而迫降在沼泽地里,一个月后,被送回阿拉木图。

武汉会战结束后的那个冬天,正紧张地向中国内地运送飞机的南路输送线上,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战斗机失事的飞行事故。由于事情太敏感,加之那时前方战事正急,因此中苏双方皆封杀所有消息,严格保密。

事情过去70余年,事故的真相慢慢显露于世。

那是1939年12月,9名苏联飞行员和1名领航的中国飞行员驾驶9架飞机,从伊犁飞抵兰州,途中遭遇乌鞘岭狂风迷航,在海石湾及周边地区迫降时出事,7架飞机毁坏,4名飞行员罹难,6人侥幸生还。

乌鞘岭位于祁连山东端的甘肃中部,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又是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自古以来为河西走廊的门户与咽喉。最高峰4000余米,终年积雪。天气变化多端,盛夏亦可飞雪弥漫。自新疆去往兰州,必经乌鞘岭。

当时,任国民政府甘肃省防空司令部参谋长的叶建军曾参与处理此事,后来,老人讲述了他亲历的这件事情。

在老人的记忆里,那年冬天特别冷,风又特别大,不时有日本人的飞机到西北来轰炸,所以很多人在屋里猫冬,不愿意到外面去。

那一天,防空司令部接到了指示,让他们全力协助搜寻失踪了的苏联援华飞机。于是防空司令部立即向相关的地方下达了搜寻指示。

据上级提供的搜寻信息,那是9架身小体轻的战斗机,从伊犁起飞去往兰州,当飞到乌鞘岭上空时,恰逢狂风大作,迷失了方向,由于无法找到兰州机场,燃油也即将耗尽,情急之下,飞行员不得不在海石湾等地紧急迫降。

很快,各地陆续报来几架飞机的下落。

9架飞机中有7架迫降,其中两架飞机迫降在红古海石湾村旁的田地里,3架落在与海石湾村一河之隔的青海民和县马场垣头道沟梁附近,还有1架落在红古乡王家口村,第7架飞机坠落在海石湾以东的河嘴乡柳家村附近。听到异样的声响后,海石湾的村民以为是日本人的飞机来了,赶紧躲避。确定不是日本飞机后,立即赶来,将重伤的飞行员抬到小旅店里,叫来当地医生抢救,但由于流血过多,那位飞行员最终死亡。受轻伤的飞行员被搀扶到村上,他们用手比画着交流,于是,一个村民跑到离村子不远的82军2旅旅部报信,很快有人赶到,苏联飞行人员被接走。

迫降在马场垣头道沟梁的3架飞机,有两架落在沟壑和水槽里,机毁人亡。另一架因坠落地是一块荒地,机身没有受损,飞行员受了轻伤。

民和县政府接到报告后,派正在训练的30名壮丁前往看守飞机,同时派人分头向青海省首府和兰州空军部门报告,处理善后事宜。数天后,兰州方面派人将损毁的飞机拆卸,装在4辆汽车上运回兰州。

第4天,县里将正在训练的400名壮丁带到马场垣地区出事地点,整修临时飞机跑道。100名壮丁分修路段,其余300名壮丁胳膊套胳膊排成一字队形,用脚踏路;同时还派人找来几十口牲口套上石磙轧路。当地老乡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每天有上千人前来围观。一周之后,损伤较轻的飞机经修理后,由兰州飞行员驾驶,在临时跑道上起飞回到兰州。

在河嘴乡柳家村一带的荒地上降落的飞机是教练机,机上乘坐两人,因地面平坦,飞机基本无损,两名苏联飞行员一直守护飞机,不让当地人接近,后来他们利用临时跑道起飞,回到兰州。

红古乡王家口村的村民见迫降的飞行员是中国人,急忙将飞行员抬到王士祥家中,由于缺医少药,王士祥用土办法,将小孩的尿液和红糖搅拌在一起让飞行员喝,飞行员起初疑心不喝,王士祥的伯父自己先喝了一口,飞行员才喝了。飞行员得知飞机完好且有人看护时,这才露出感激的笑容,一边拿出名片,一边向大家自我介绍。

这名中国飞行员是董明德,当时,他和乐以琴两人执行为苏联飞行员带路的任务,他这次是带8架飞机飞往西安,其中有1架教练机,没想到越过乌鞘岭时遇到了狂风,所幸的是他活了下来。多年后,董明德回想起那一幕,仍心有余悸,在四周一片混沌之中,飞机像巨浪之中的一叶孤立无援的小舟,被狂风抛起又落下,什么也看不到,后面苏联同伴的飞机已经不见了踪影。飞机操纵起来异常困难,发动机吃力地怪叫着。快要放弃的时候,他发现了地面,于是硬着头皮落了下去……

能够活下来,完全是运气。他说。

不能耽搁

领航员索宾从来没见过这样使用飞机的,在莫斯科,他们的ДБ-3重型轰炸机在工厂里被拆掉了炸弹仓,改加了副油箱。这使得飞机在不补充油料的情况下能够飞3000-5000公里。

4个机组被命名为一个有意思的名字:“AOH”(特种部队)。

他们接到的指令是,尽可能仔细检查飞机的装备及各个部件,进行编队飞行技能和空中领航训练。

有经验的飞行员告诉索宾,他们的任务不再是轰炸了。

索宾多少有些失落,原本他是要到战场上,用他平时训练的技术,对敌人进行轰炸的,像那些有名的苏联轰炸机领航员一样。但这一次,他的武器成了运输装备。

由于前线紧张,蒋介石不断催促,斯大林及其指挥部不停地发出指令,让正在途中的各支援华队伍加快节奏。在飞行员极不熟悉航线的情况下,苏联空军仍不断派出轰炸机和运输机编队。苏联空军司令 Ya.I.Alksnis 几乎每天都用加密电报“轰炸”阿拉木图:“为了不浪费时间,立即派出第一梯队 SB,特别指令 10 架……”;“不断地延迟起飞是让人难以理解和难以忍受的!”……诸如此类的电报不停飞来,直到编队出发。

为了尽快将人员物资送往中国,刚刚装备的ДБ-3飞机并未移交给中方,而是先用作快速运输工具。每架 ДБ-3飞机可装载11名乘客或同等重量的货物。在这条条件极差的航线上,同ДБ-3一起投入运输的还有 TB-3 与 ANT-9。

10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格外晴朗,4架轰炸机改装的运输机从莫斯科起飞,晚上到达了恩格斯城,第2天向塔什干飞去。

缺少无线电导航,飞机只能靠地面看得见的目标判定航向。机组之间的交流靠的是字条或发光的信号。

当飞机绕过咸海和克孜尔奥尔达时,领航员索宾发现飞机偏离了航线。原来队长和领航员在飞行中决定直接飞往阿拉木图。按他们的计算,白天里完全可以飞到阿拉木图。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山区里,黑夜往往到来得要早。

快到阿拉木图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四周黢黑一片。

领队机组担心靠山太近,调转头向巴尔克什湖飞去,长机摆动机翼,让大家跟上。

索宾的机长洛玛金马上问飞行的坐标位置,领队这时才发现飞错了,又重新转过来跟着索宾机组。

顺着阿拉木图城郊微弱的灯光和隐隐显现的公路,飞机终于到了阿拉木图。

航线上没有任何灯光的指示。机场在哪里?怎样着陆?谁也不知道。

“发信号火箭。”队长命令。

索宾接连发了两颗绿色的火箭,一会儿,地面上升起了一颗同样颜色的信号火箭,接着又是一颗。

两架飞机在没有任何光照标志的黑夜中顺利地着陆了。而另外两架飞机却没有一起降落。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索宾他们着急地等待了一夜,打听着战友们的消息。

直到第2天,消息传了回来,队长的飞机在另一个机场降落了。第4架飞机则在阿拉木图以东70公里的一个平地上着陆,万幸的是人员没有受伤,但飞机的起落架被折断。

事后得知,着陆机场方面没有接到任何飞机要来的信息。他们既没有准备好夜航着陆,也没有做好白天飞机要来的预备工作。待发现来的飞机时,机场人员还误认为是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急忙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此类事情很多,从此开始,4架飞机开始了阿拉木图至兰州往返的运输任务,所运输的除了人还有装备。

条件如此,也只能这样。在这条航线上,只有乌鲁木齐机场可以导航,航路上其余的机场没有任何联络台和导航台,也没有可以为机组提供服务的技术人员。机组人员中,大家都不掌握除乌鲁木齐以外的其余9个机场的资料。手中仅存的,只是40公里的地图而已。没有翻译,没有人会说中国话。就这样,索宾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盲目的工作。

10 月 18 日,一架ДБ-3 奉命运输设备和一桶乙基液以供应肃州支队,但飞机没有飞至指定地点,在哈密中途降落,左侧起落架被折断。

第2天,另一架 ДБ-3运载机械员、无线电报务员、各种设备和备件飞往中国。23日,该机由于迷航迫降在昂兴州东北约70 公里的一处地点,损坏了起落架、螺旋桨和发动机整流罩。

苏联英雄、空军上将波雷宁或许是援华志愿队飞行员中的老大哥,他曾经两次来到中国,1933年,他与苏联飞行小组一起到新疆参加新疆航校的组建。3年后,他又一次来到这片土地,先是率领机队安全地飞到中国,随后又担任了阿拉木图到兰州航线的负责人,专门负责援华航路上飞机与装备的运输。

据他回忆,从阿拉木图到兰州,航线长达3000公里。沿线机场大都是匆忙建造,土基不实。SB轰炸机需要一定坚硬度的机场跑道,对此显然无法适应。

可以判定飞机位置的突出地标不明显,所有机场都是一样的黄褐色,周围是山,为防止泥石流冲坏机场,机场四周大都围有石块。当地居民为了行走方便,常常挪动石块,有时也会将石块随意摆放在跑道上,飞机来回起降十分危险。每逢下雨,周围山上便会有石块随水冲到机场上,机场会让当地的老百姓经常清除这些石头。

尽管已经是第2次来新疆,在波雷宁看来,要克服的困难依然很多。

第一站是伊宁,刚下飞机,机组接到通知,下一站乌鲁木齐那里有暴风雪。

在机场着急地等了一天,第2天,波雷宁决定不能再等,要继续赶路,因为他接到的电报上只有四个字:“不能耽搁”。

在北风呼啸拍打着的屋子里,他召集起全体机组人员,告诉他们:“立刻起飞,万一不能够冲破暴风雪的阻碍,飞到乌鲁木齐,大家就要单独飞行,寻找备用的降落机场。”

这是与上天和死神较量的一次飞行。成块的雪团打在玻璃上,飞机如同苍茫大海之中的小船,在天空中被抛来抛去,左右摇晃。每架飞机相互间已经失去联系,没有无线电联络,各架飞机只能冒着风险单独行动。

在绝望之时,转机出现了。

幸运总是眷顾勇敢的人们,飞机在乌鲁木齐机场一架接一架地降落了。机场上的人们高兴地跳了起来。波雷宁也很高兴,他跑到那些停好的飞机旁,对着走下飞机的人们每人给了一拳,然后和他们抱在一起。

然而正当他感到有些侥幸的时候,在乌鲁木齐,他与他的机队却无论如何走不了了。

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场严重的沙尘暴。

没有办法,只有原地待命。

15天,在沙尘暴肆虐的15天里,轰炸机被绳索固定在机场的地桩上,只是受到了轻微损坏,并无大碍。

15天里,他们没有离开机场一步,静静地等待着风沙停息。

远在贝加尔的第64航空旅旅长G.I.特霍尔少校那一段时间着急得嘴上起了泡,因为国防委员会一再发电催促他,要“加快进度”。

由于要运送的飞机、器材与人员较多,阿拉木图、乌鲁木齐等较大的机场出现了积压,排队等候的人们早已着急。日本人已经对这条线路开始关注,并实施了轰炸。

仅仅依靠那条丝绸之路的航线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为了减少南线的压力、加快运送速度,1937 年9 月23日,伏罗希洛夫元帅下令“沿着特殊航线”组织运送轰炸机。这就是北线。

从伊尔库茨克经乌兰巴托,再到兰州。虽然该航线几乎与南线同时开始组织,但其实际开始运作的时间大大落后于南线。

装有31 架 SB轰炸机部件的组装箱被沿西伯利亚铁路运往伊尔库茨克,再由当地的125飞机制造厂进行紧急装配。装配好的飞机由特霍尔少校指挥下的64航空旅负责运送到兰州。

该行动计划应在11月15日完成,但被大大延误。其原因是负责装配飞机的工厂人手不够,如果追加飞机组装的数量,需要再抽调技术工人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莫斯科向64 航空旅发来电报说:“在伊尔库茨克的鸟儿集会已延迟。”

10月20日,莫斯科向工厂厂长下令,加速准备飞机,在10月26日前开始尽快测试首批10 架SB。已经等待不及的特霍尔少校索性带兵进驻工厂机场。一边等候飞机出厂,一边立即开始就地训练飞行员。

那段时间,特霍尔疲惫的眼睛红肿着,嗓音有些沙哑。他坐在一辆嘎斯车的驾驶室里,来往于工厂、饭堂与训练场地之间。他对飞行员下了死命令,规定每个人在所有气象条件下必须完成 30-35 小时的飞行时数,并熟悉在陌生地区航行。

一队持枪的卫兵封锁了工厂的跑道,他们是特霍尔专门从机务人员中抽调的,为了尽快改装训练。每组装好一架飞机,机组人员便登上驾驶舱,熟悉各种表盘,进行操作练习。

飞机组装厂厂长向莫斯科抱怨,少校占用了有限的工厂跑道空间,要求他移走飞机,但他的投诉被置之不理。这是因为,伏罗希洛夫和军事委员会此时的心情与特霍尔一样着急。

终于,北线飞往中国的飞机起飞了,但那只是3架TB运输机,从贝加尔军区向中国运送炸弹、装备和物资。当时,中国已储备了一些外国炸弹,但无合适的挂架接头,所以第一批从南线抵达的SB 轰炸机除了自身带来的炸弹外已经无弹可用,因此,需要紧急运送炸弹,这个任务也落到了特霍尔头上。

随后,磨蹭已久的伊尔库茨克终于派出 15 架 SB。12月7日,9架轰炸机抵达肃州,并摸索着沿航线进入兰州。特霍尔亲自驾驶R-5 通信机沿整条北线往返,加强督促与调度。

之后,特霍尔被急电召回国内,次年,又作为资深空军顾问回到中国。再后来,他接替了日加列夫,任援华空军的总顾问。

迫降荒漠与水漫机场

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的杜申原本是要到西班牙作战的,到了莫斯科,他们一行被通知任务变更了。

杜申所在的32独立战斗机大队开始驻扎在巴尔蒂卡,因为哈勒欣战役而被加强到远东,那次战斗中,他驾驶伊-5飞机同关东军航空兵较量过。后来他的大队装备了伊-15飞机,飞机性能提高了许多,他的技艺也有所增进。

那个夏天里,正当西班牙战事紧张的时候,杜申写了报告,要到西班牙参战。秋天里的一天,他接到了通知,让他到太平洋空军司令部报到,上级告诉他,莫斯科已经同意他到西班牙作战了。两天后,杜申和6名飞行员一起乘火车来到莫斯科。在茹科夫斯基学院那里,他碰到了来自巴库、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同伴们,他们都是奉命前来报到的。

几天后,他们得到了确切消息,是去中国作战。

取得了证件,换上了便衣,买了路上要用的各种东西。杜申和同伴到了卡赞车站,乘上去阿拉木图的火车。一路上探讨了许多关于日本飞机性能的战术,不觉便到了阿拉木图。

在阿拉木图,他们耽搁的时间比预料的还要长,因为飞机没有到。为了不浪费时间,他们开始研究航线情况,辨识各种地标,熟悉地形,学习简单的中国话。

12月初的时候,从莫斯科又来了4个人,雷恰戈夫、留托夫、布拉格维申斯基和斯米尔诺夫。他们都是第2批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中坚力量。

从他们那里,飞行员们得知,飞机被拆解运到了哈密,为了减少损失,苏联援华的战斗机,一部分在兰州组装,一部分从公路运到哈密组装。于是,他们先期从阿拉木图乘运输机沿伊宁、乌鲁木齐飞到哈密。

在杜申看来,哈密是一个浩瀚戈壁海洋中的小岛,所谓的机场不过是块平整的沙土地,到处是荒漠。在哈密,杜申他们被安排在一个窗户上贴着纸的旅馆里,夜晚来临,大风卷着沙子向窗户扑来,漫天里一片风的吼声和沙子的敲打声。早晨起来,满街的尘土。

第2天,飞机运到了,15架飞机在5天里便组装调试好,他们测试了机枪,做好了执行战斗任务的准备。

杜申记得那是12月25日,天气晴朗,没有风,能见度很好,是一个难得的没有沙尘暴的日子。要飞向兰州了,他们很兴奋。

飞机在机场排开,等待起飞。

因为机场上遍是灰沙,每一架飞机起飞时,后面便卷起长龙般一路尘柱,遮蔽了半个天空。后面的飞机无法起飞,只有等尘柱落下。时间不能耽搁,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分不同方向,分别起飞。

在空中,15架飞机排好战斗队形,杜申的分队在最左边,20分钟后,他们用事先约定好的信号互相联系,杜申看到,所有人都竖起了大拇指,这说明一切正常。

又过了半个小时,杜申忽然觉得座舱里有一股酸味。他看了一下仪表,指示正常。不料,飞机猛地向左转,他试图纠正,但不成功。他知道,操纵转向舵的传动装置出了问题。

于是,他马上给僚机发了信号,让僚机继续飞行。

沉住气,他看了一下方向表,判断了一下方位,断定此处位于甘肃与新疆交界处的马连井子和星星峡之间。

从空中望下去,周围看不到任何老百姓的村落。

可以弃机跳伞,但杜申不愿意这样做。发动机还正常,于是他试图用副翼操纵,冒一下险,选一个合适的地方降落。

他压低操纵杆,把飞机降到20-25米高度,沿地面缓缓地飞,寻找着降落的地方。终于,他看到前面有一块比较平坦的砾石地。于是,他决定迫降。

剧烈的颠簸伴着扬起的沙尘,飞机滑行了一段,右轮撞上了一块大石头,向左侧翻过去,横躺在那里。

从飞机里挣脱出来,感觉额头有些疼,杜申摸了一下,手上沾了血——头撞破了。

他看了一下表,时间是下午两点。离开队伍的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杜申坚信,同志们天黑前一定会来救援的。

有风吹来,他打了一个寒战。四周除了远处的山,没有一丝生气。

他有些庆幸,算是侥幸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捡了一条命。

绕着飞机看了一下,他确定操纵转向舵的缆索断了,左轮内外胎都破了,不加修理,重新起飞已经不可能。

静静地待了一会,杜申开始考虑怎样度过这样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夜晚。

天开始黑了。各种物体变得模糊了起来。

影绰中,杜申发现有3个人从远处向飞机走来。他掏出了枪,上好子弹,做好了战斗准备。

3个人并没有在意他,在离飞机不远的地方,他们坐了下来,燃起了篝火,拿出罐子,放在火上烧起来。3个人中,1个年纪大,两个年纪轻。

杜申放了心,走到他们那里,3个人见了他,用手指了指水罐,请他一起吃饭。杜申表明了身份,并向他们打听这里的位置。

原来这3个人是烧炭的,他们很热心地帮杜申把飞机在大石头上拴牢,以防起风。烧炭人请他到他们的屋子里去,但杜申谢绝了,他向几个人解释,夜晚把飞机放在远离房屋的地方是不安全的。那一夜,借着篝火的余热,他在飞机旁待了一晚上。

夜里,天下起了大雪。

清晨起来,雪遮盖了所有的物体。雪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野兽的蹄印。

烧炭人借来了马,其中一个年轻人带着杜申骑马越过山头,他们见到一个骆驼队,在骆驼队的指引下,杜申到达了星星峡。

在星星峡,杜申找到了一个懂俄文的人,那人打电话给哈密,报告了这里的情况。

第2天,安西机场与哈密飞行组装队派出的搜寻小组几乎同时找到了飞机。搜寻小组还带来了修理所需的装备。很快地,飞机修好了。

为了起飞,大家清理了灌木与岩石,平整了一段场地,去掉了武器,减少了汽油。人们用手扶着机翼,使飞机端正。杜申将发动机开到最大转数,用力向前冲去,飞机擦着灌木丛飞了起来。杜申将飞机转回来,向地面的人们致意告别,大家向他伸出大拇指。

苏联英雄马琴当年是援华航空志愿队的副大队长,大队由42架CB轰炸机组成,大队长是H.M.基达林斯基,政委是M.A.塔留金,后来又配备了政委彼图霍夫和总工程师谢洛夫。

轰炸机大队是分两批去中国的,这样可以节约起飞与降落的时间。马琴他们是第一批,共24架飞机,成员包括科茨洛夫、穆拉维耶夫、列特维诺夫等。

马琴事后回忆起来,对当时的飞行似乎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他归结到一点:还是年轻,年轻真好,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惧。

已经有数千小时飞行经验的他明白,那样的远程飞行,纯粹是用生命下赌注,是对飞行员意志和勇敢的考验。

机组完全缺乏同机场的任何联系,得不到任何气象资料,每一次飞行常常是靠碰运气。飞行员往往只知道机场的位置,至于降落地点那里到底什么情况、地形怎样、跑道硬度如何、有什么样的着陆规则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未知数,这使得领航员与飞行员们心里没有一点数。

马琴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加油方式,机场上,几百个农民排着队,每个人挑两只或者4只油桶,每只桶里有20升汽油。完全靠人工对每一架飞机加1200到1500升油料,这支浩荡的加油大军从早到晚不停地周转,以保证像马琴驾驶的这样的轰炸机的油料供应。语言不通,马琴他们只能用手势与面部表情同那些做地面保障的中国人交流。

那时,马琴下意识里在想,如果有农民忍不住吸烟会怎样?

但是,没有其他办法,机场上似乎从来没有过加油车和机械设备,当地政府只能派出那些朴实的农民,挑着担子,擦着汗,憨厚地笑着,将油桶交到专门往飞机油箱里加油的人的手里。马琴他们也向那些百姓们笑笑,打一个赞许的手势。

由于情况紧急,要运输的人员、装备和物资较多,飞机不得不过量装载。而且,飞机还要装载炸弹。要知道,载弹着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此前马琴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教科书上明确说明,不允许这样做。但是,没有办法,前方需要,飞行员们只有打破常规,载着炸弹飞完全程并着陆。

点滴疏忽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由于许多机场过于简陋,有一些根本不具备轰炸机的起降条件,因此在中转机场降落常常有风险。

有时,机场旁边就是一片坟地,机场的空地多,死了的人便埋到了那里。常常有这种情况: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坟墓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一次,飞行员柯尔舒诺夫在凉州机场滑行时,稍稍偏出跑道一点,飞机的右轮便撞上了坟墓,整个机身压过坟头侧翻在坟地里。柯尔舒诺夫挣扎着爬出飞机,站在坟墓旁,对着那座被自己撞坏的坟丘,在身上划着十字,嘴里念念有词地祷告着什么,似乎感谢这些魂灵的佑护,使自己逃脱了一场机毁人亡的惨剧;又似乎在说,对不起了,是我打扰了您的安静。

恶劣天气似乎是志愿队司空见惯的。在乌鲁木齐,沙尘暴使得飞机挣脱固定栓,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落到了离原地30多米远的地方,样子古怪而可笑地歪在那里,折断了起落架,损坏了机翼。远处,可怕的大风掀起了一座楼的屋顶,把它吹到了几十米远的地方。

好奇心强的柯尔舒诺夫钻进了一架未被吹走的飞机机舱,取下了空速管,测定了一下风速。

下了飞机,他吐了一口沙子,说:“见鬼,每小时150公里,老天是在演奏一首狂躁交响曲呢!”

柯尔舒诺夫是个天才飞行员,喜欢开玩笑,永远不知疲倦,对乐器有着与生俱来的爱好和天赋。他的机舱里经常放着一只大巴杨(俄式手风琴),得空的时候他就拉上几曲,让大家跳舞。这个充满活力的小伙子似乎从来没有悲观的时候,在他看来,飞行就是一种享受,天空就是诗,就有音乐。

在哈密,沙尘暴持续了3昼夜,漫天遍野到处都是飞尘与沙子。好不容易等到风沙停息,所有的机组人员才开始动手清理飞机,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了,但起飞时,飞机脱离地面后,突然下沉,然后又猛然腾空上升。整个机组吓了一大跳,认为要出事故。

后来查明,是机长彼得洛维奇起飞时没有戴眼镜,眼睛里钻进了沙子。情急之下他下意识将手柄猛然向怀里拉,这才挽救了飞机及机组人员,避免了一场飞行事故。从那次起,起飞时所有飞行员被要求必须戴飞行眼镜。

马琴特别记得在凉州机场,空气的稀簿大大增加了着陆时滑跑的长度。机场不适于落重型的飞机,山上有大大小小的石块落到机场上来,它们会打坏螺旋桨的叶片,由于颠簸,有的飞机着陆时炸弹会脱落,掉在地上。

应马琴他们的要求,为改变这种状况,当地找来1000多个村民,浩浩荡荡来到机场,用铁锹和筐子,铲去碎石,整平了机场。没有任何的机场机械设备,一切都需要人工操作,这就是当时援华航空志愿队面临的现状。

由基达林斯基率领的第二批飞机到了兰州,等待着进一步的指示,他们利用空闲时间教中国飞行员学会使用飞机。中国飞行员学习热情高,掌握得也很快。

毛邦初同志愿队接洽后,决定让第2批轰炸机志愿队驻扎汉口。毛邦初乃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亲侄子,黄埔军校毕业即投身航空界,先后留学于苏联、意大利。曾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那是个阴天,穿过厚厚的云,飞行员发现,被轰炸后的机场灌满了水。机库只剩下断垣残壁,飞机的残骸还堆在机场上。看见了机库边铺设的指示飞机降落的T字布,随机的毛邦初在话筒里喊:“马琴先生,机场到了。”

马琴知道下面便是机场,但他更知道这样落下去是相当危险的。整个机场都是水,看不到机场的边缘,往哪里落呢?

夜色已经降临,油量指示灯开始闪烁,没有时间再犹豫了,只有硬着头皮落下去。马琴下达了改变队形的命令。

第一次降落因为速度太快没有成功,飞机拉起来,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最后强行着陆。机上的人们似乎感觉满载人和炸弹的飞机向机场砸去。飞机刚触到地面,水便向两边扇子般溅了起来,如同强力的洒水车。飞行员奋力刹车,从跑道上一直滑行到被破坏的机库前,终于停稳。

昏暗中,只见机场上聚集了很多军官,毛邦初将马琴他们介绍给指挥部的军官们。军官们告诉马琴:汉口机场灌进了水,由于敌人的一次袭击,几颗炸弹落在堤坝上,江水涌进了机场。

马琴转过头,对着翻译说,告诉这些人,今天总算幸运,不然,我们都成了炸弹。

快速改装与三千公里运输线

经过“八·一四空战”及其之后的争夺,幸存下来的飞行员最想得到的是一架能够与强敌决一死战的飞机,给死去的战友报仇,为民族的尊严一搏。

这一刻终于到了。1937年9月,按照航空委员会的命令,高志航的中国空军四大队把全部霍克—Ⅲ移交给5大队,而后派出19人专程去了兰州,等着接收伊-16飞机,计划在兰州换装。而在广德的第2大队也在同一天接到命令,将为数不多的飞机交给第一大队,并即刻启程赶赴兰州。三大队的第7中队和第8中队接到命令去西安改装伊-15。

在兰州,原本以为不需多长时间即可将飞机飞回南京,但由于中苏相距遥远,大量的飞机、器材又需要自公路运往兰州,交接飞机的速度异常缓慢。第4大队40名飞行员在兰州等待,最长有的等了近5个月。

那段时间里,大家都在着急地打听着前线的战事,传来的消息是京沪战事日趋不利。飞行员们心急火燎,要赶快回到南京参加战斗。但是,接不到飞机,谁也没有办法。在等待中,不断地传来事故的消息,甚至在兰州,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由于机场空气稀薄等原因,苏联飞行员降落时经常出现翻滚、打转、互撞甚至起落架折断的现象,非常危险。

这期间,在“八·一五空战”中负伤的高志航10月初伤愈出院。到南京航空委员会报到后,发现日机每日来袭,高志航愤怒不已,请命再战。率5架霍克-3升空,击落敌机一架。前线急需飞机,为了迅速回援南京,高志航来到兰州,先后两次顶风冒雪驾机独闯六盘山,开辟了从兰州直飞西安的六盘山航线。

第一批苏联志愿队的地勤人员进驻迪化和兰州后,利用机会帮助中国飞行员改装和熟习苏制飞机,并开始担负兰州的防空任务。在高志航的要求下,苏方将原定一个月新机训练时间缩短到 3 天。

初冬的一天,瘸着腿的高志航带6名干将驾新机飞往南京,回来防卫首都,在周家口转场时,不幸遭日机伏击,光荣殉国。牺牲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

兰州的秋天高阔邈远,能见度特别好,苏联教官开始了对中国飞行员的改装训练。一大早,队员们就乘车到机场,轮流登上教练机,在苏联教练带领下,做一些高难度的战技动作。开始时使用伊-16单翼机,在操作中大家普遍感到伊-16火力强,速度快,性能要比美制霍克-3好。后来来了伊-15双翼飞机,大家感觉性能也不错,特别是机动性能良好,操纵起来很顺手。

但由于中国飞行员对于苏式飞机比较陌生,因此改装训练进展速度比较缓慢。10 月31日,一名中国飞行员降落时折断了SB轻型轰炸机的起落架。

兰州机场的情况很快被日本人发现,日本侦察机不断到兰州机场骚扰,发现大批苏制飞机后,日军企图将其摧毁在地面上。

12 月4日,11架日本轰炸机攻击机场,日机通场飞行,每架投下3枚炸弹。我空军4架伊-16 和4架SB紧急起飞迎战。日机一次通场投弹后就逃窜。敌人投弹仓促,苏方并没有损失。

突然来了大批的空地勤人员,令接待单位励志社有些措手不及,住宿就餐费了一番周折。励志社不得已将昔日地方军政要员的花园别墅清空,做了飞行员宿舍。因苏联飞机短时间内无法到达,为了消解飞行员因家乡沦丧而压抑的心情,有飞行员相约去兰州附近名胜古迹游览。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黄河边、公园里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足迹。

相对于驱逐机大队,轰炸机机队运气便好了许多,一个月便接到了飞机。10月24日,第9中队接到了7架SB轻型轰炸机,当天苏联教官就开始了讲解,26日,便开始了轮流试飞。11月中旬开始,飞机陆续由中苏两国飞行员驾驶飞回南方机场。第2年,几乎每天都有成队的SB飞机出动轰炸日军的机场,给敌人造成了很大威胁。

到1938年2月,第4大队终于收到了足够的飞机。2月7日,所有飞行员都完成了改装任务,各中队分批飞到襄阳。

中国飞行员的整体素质是高的,因为这其中有很多从大学改学飞行的学生和从国外归来的华侨,大部分人已经飞过一种以上机型。但是,他们总的飞行时数与实战经验还有所欠缺,这也为后来的空战埋下了隐患。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古丝绸之路的荒漠和高山上,中苏两国用人工修起了一条绵延数千公里的道路,里程远比后来的中缅公路要长得多。公路的起点为苏联的萨雷·奥捷克,终点为中国的兰州,全长为2925公里,其中230公里在苏联境内,其余在中国境内,横穿了新疆、甘肃两省。护路者不仅有中国地方部队,还有苏联人。

这是一条为输送援华武器装备所修的专用道路。运送的物资有各种武器装备,更多的是拆开分别装运的飞机。

为了减少空中航路上的损失,后来大量的战斗机采取了地面运输方式。飞机分解后沿着这条公路用卡车运到哈密。

在中苏两国间所有运输线中,这条公路的运输量最大。公路相当长一段是在海拔1500至3000米的山上,情况异常复杂。为修筑这条公路,上万名中苏两国的民工和军人昼夜不停,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为了给中国源源不断地输送抗战急需的军事物资,苏联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据当年曾参加过援华的老战士、苏联工程兵中将卡里雅金于《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书里的回忆,当时,为援助中国,远东和黑海的航运公司派出了几十艘远洋货轮,苏联铁路部门拨了5500节以上的火车车厢,新疆运输线使用了5200多辆3NC-5载重卡车。为了及时运输物资,还组织了空运,使用了TB-3运输机。货物从发出开始,经过包装、装载、运输,有几万名苏联人不计时间和天气条件地工作。

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数千辆载重卡车嘶鸣着,满载着武器装备行驶在大西北的荒漠上,扬起一路飞尘。在与狂风、沙尘暴以及漫天风雪的较量中,在躲避敌机的轰炸及日伪武装的袭击中向前缓缓行进。这是一条援华武器的生命线,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与保卫这条线路的中国地方武装付出了血汗。

这些武器装备对国民党军队的重组与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38年初,中国空军新建立了几个飞行大队,其中规模最大的两个飞行大队都是在苏联提供的飞机和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一个大队的装备靠的是美、法、英、意等国提供的飞机。中国建军史上的第一个机械化师也是在苏联援助的军事装备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当年,那段漫长的,或大雪迷障,或风沙弥漫的征途,见证了中苏联手抗敌的决心和勇气。而今这段几千公里的路,在继续述说着古丝绸之路的传说,书写着中俄两国友谊的故事。

第四章:激战长江三角洲

保卫南京

11月的江南,秋风阵阵,天气开始转凉。

此时,淞沪抗战已经结束。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屡屡受挫。

11月5日,日军10万人在金山卫登陆。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4天后,中国淞沪守军被迫撤出上海,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以上海机场、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日本飞机如入无人之境,肆无忌惮地对毫无遮掩的中国军队进行往返空袭。炸弹的撕裂声,枪炮的还击声,伤员的呻吟叫骂声混杂在一起,稻田里随处可见尸体与血水,空气里搅拌着难闻的各种气味。

没有足够的防空力量,中国军队像案板上的面,被日军飞机肆意挤压搓揉,付出了惨痛代价。

早在1935年,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法尔肯豪森就预见到了日后会在江南有一场大战。这位日后纵横北欧的德国陆军名将把自己的研究融入了那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中:“……东面有两事极其重要,一是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 长江封锁于中部防御至关重要,亦即为国防之最要点,防御务须向前推进。江防须封锁江阴,陆防须利用许多地险及天然便于防御之地形,推进至上海附近……”

法尔肯豪森基本准确地判断了日军可能的进攻方向和特点,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主要防御地区、兵员配备和可以采取的相应措施。日后中国军队保卫上海与南京、决堤花园口、退入内地持久抗战等行动,大多在这个文件指导下进行。

按照法尔肯豪森的设想,中国东南国防的第一道防线是以淞沪、吴福、锡澄构成的永久工事,其后是江阴封江,再次是保卫南京。

由于日军在上海不断投入兵力,尤其在重武器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淞沪前线战局已定,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自此时起,南京保卫战拉开序幕。

经过熔铁般的淞沪大战,筋疲力尽的国军主力无力再战。11月22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向大本营报告,必须要攻克南京,才可以迅速解决事变。随后日军地面部队分3路进攻南京。

一场混乱的外围战过后,南京城很快暴露在日军面前。12月6日,国民党军队宣布南京戒严。第2天,全城宣布为战斗地区。

在与留守的城防司令唐生智做了最后交代后,蒋介石带随从驱车到了机场。

此时,负责蒋介石撤离安全警戒的五大队飞行员罗英德正在机场上空盘旋,他是奉命从安庆飞到南京上空的。这一刻,中国空军能升空作战的飞机已经没有几架了。

由爱德文·史密斯驾驶的蒋介石的运输机,一直在罗英德和僚机的掩护下,经过安庆来到了汉口。

南京保卫战打响后,蒋介石先后调集15个师不足10万人参与南京守城战。然而,此时参与南京作战的中国军队,不管是兵员素质还是士气,已与淞沪会战之时不能相提并论,部队战斗力严重下滑。

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抵抗是激烈的,表现是英勇的。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达了“卫参作字第36号”命令,内容为:“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企图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背水一战。

被蒋介石寄予最后一点希望的,是苏联航空志愿队员尽快到达南京。

此时的南京机场上,还存留着的飞机大约有30架左右,主要是老式的美、英和意大利的飞机,部分飞机已经不能使用。当时,日本人已经不对南京的空中力量做太多防范。为了尽快占领南京,敌人加大了空中打击力度,轰炸机一波接一波对南京空袭。

进入冬季后的一段时间,南京的天总是阴着,苍天也像是对入侵者怀有深深的怨意。连续几天,一直在下雨,伴着雨丝,空气中泛着潮湿的凉意。

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好天气,11月22日,阴云除去,漫天透明。为配合地面行动,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的6架“96”式舰载机掩护第12航空队的两架97式舰载攻击机出动,对南京进行空袭。

当天,普洛科菲耶夫率领的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刚刚到达南京,还没有来得及在机场上疏散,警报就响起了,日本人来袭击了。

7架伊-16战斗机立即升上了天空,一场激烈的空战开始。此前,日军进行类似的空袭时从来都是大摇大摆的,因为,他们知道,南京机场上的中国空军的防卫力量已经不足以对他们构成威胁。

但是,这次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空中竟然出现了从来没有见过型号的飞机,并且,这种飞机是“底翼单叶,缩进去的滑轮”,格外灵活,速度也快。这些飞机以一种异常的动作,向他们发动阻拦与攻击。

对手显然经过了战术训练,并且有实战经验,一交手便不一样。一场激烈的搏斗开始了。空战在2500-3000公尺的高空进行,很难分清谁是敌机谁是自己的飞机,只听到风声一般阵阵的机关枪声。

随即,天空中出现了一个降落伞,有飞机坠落下来。

又有一队战斗队升上了天空,在离机场不远的山头上空继续进行战斗,敌我双方的飞机时而水平方向展开,时而垂直互相追逐。一架飞机起了火,径直栽向地面,机身上有一个红色的圆,是日本战斗机,天空中又出现了降落伞。

射击声渐渐平息下来。这场战斗,日本人一次损失了3架飞机,其中两架轰炸机和一架“96”式战斗机。

战斗中,苏联中尉飞行员涅日单诺夫·尼古拉·尼基福诺维奇牺牲,时年24岁。他是第一位牺牲于空战的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飞行员。

当天夜里,日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给航空本部发回电报:我机8架当天空袭南京时,与可以收起起落架的6架“单叶战斗机”展开空战。第13航空队一架战斗机在南京上空被“敌战斗机一架”追踪,飞行员三等航空兵曹宫崎康治下落不明。

第二天,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发出报道,题目是《苏联飞机保卫南京》。又过了一天,日本《东京每日新闻》刊登了题为《判明被我军击破的敌机是新来的苏联飞机,已确定其飞行员也一起参战》报道援引了日军“舰队报道部”11月23日午间11时发表的讯息,讯息中明确指出,依据内部消息,确定有11名苏联飞行员到南京参战。

日本媒体披露的11名飞行员,正是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第一批到南京的苏联援华志愿队的飞行员。

随后,苏联援华的后续战斗机大队飞机陆续来到南京等地,加入战斗行列。到12月初,南京已集中23架伊-16飞机。12月1日,苏联飞行员当天就5次升空,拦截向城市飞来的日轰炸机,尽管敌数倍于我,飞行员贝斯帕洛夫、科夫留金、沙莫宁、苏必其等仍勇敢地投入了战斗,击落了6架日机。苏联飞行员安德烈耶夫牺牲,列米佐夫跳伞,跌进了日本炸弹爆炸后的弹坑里生还。苏联飞机损失两架。

为了袭击上海的敌人以及保卫南京,苏联志愿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库窦莫夫击落王牌

在库窦莫夫的记忆里,南京机场位于城市的西南郊,三面有通道,南面是一座很高的秃山。机场上有一条铺着碎石子的起飞跑道。

库窦莫夫驾驶着涂上中国识别标志的战斗机从兰州起飞的时候,原本计划是飞向上海。为他们领航的是中国空军四大队二十一中队的中队长董明德和日后大名鼎鼎的乐以琴。董明德会讲几句俄语,他是东北人,小时候与一个来自乌利亚的俄国猎人相处较好,那时,董明德给自己定了每天向猎人学一个俄语单词的计划,时间久了,便会了一些俄语。而乐以琴因为不懂俄语,所以没法交流。但是,在库窦莫夫的印象里,中国飞行员都是勇敢的。

在空中,他们被临时告知,上海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去不了了,于是改降南京。

在南京降落后,飞机被分散摆放,彼此间能够望得到。

没有来得及喘息,警报便响起来,库窦莫夫仓促地上了飞机,紧急升空。

来袭的有近20架的轰炸机和负责掩护的“96”式战斗机,对这种飞机,库窦莫夫他们并不熟悉。

日本人轰炸南京的频率很高,每天要来四五次,库窦莫夫他们几乎要在机场待上一天,只有夜晚才可以稍事休息。

第2天,天色还不亮的时候,马上要做好战斗准备。飞行员坐在座舱里,等待着塔台的命令。

江南的空气里,清冷中泛着潮湿。忽然,机械师高喊起来:“日本,日本。飞机!”

库窦莫夫顺着机械师所指的方向看去,发现冲着耀眼的阳光方向,有一群黑点,正朝这边移动而来。

没有起飞的信号,这种提醒大家预警的红色信号总是来得晚,空中监视与警报反应太慢。

机械师已经在摇螺旋桨,飞机开始起飞。飞机要做横向飞行以便收起起落架,收起落架需要摇动机械传动滚轴手柄42下。此时,库窦莫夫看见敌机已经到达机场上空并向他的飞机冲来。

“该死,快呀,快!”库窦莫夫大叫。

已经来不及,他抛开收起落架的念头,开足马力对着敌机冲了过去。两架飞机头对着头,“膏药旗”的红色格外耀眼。

敌机开火了,库窦莫夫感觉机身颤抖了一下。

敌机避开,从上方呼啸着掠过,然后直线陡降到下方再拉起,想咬住库窦莫夫的尾部发起攻击。

库窦莫夫将飞机改平,用足力气摇收起落架的手柄,就在敌机要攻击的几秒钟前,起落架终于收起来,飞机立即像脱缰的野马猛地冲了出去。

“乌拉!”库窦莫夫高呼。

由于猛地向上一冲,飞机几乎是迎着敌机竖了起来。

双方同时开了火,但都没有击中对方。

两架飞机转着圈互相追逐着,在空中翻着筋斗。高速旋转使得库窦莫夫感到眼花缭乱,形成的气流使机翼上的包布一会儿鼓起,一会儿瘪下。敌机身上的箭头及“膏药旗”的颜色在高速运动中化成了血红色闪电,它像一头狡猾而又难以捉住的疯狂的狐狸。

这种时候,其实比的是勇气和信心。很快地,敌机坚持不住了,终止了旋转追逐。

立刻,库窦莫夫抓住了机会,近距离朝敌机的“肚子”射出了一串子弹。

“见鬼去吧!”库窦莫夫咬着牙叫道。

敌机坠落到机场边上。当库窦莫夫落地的时候,几个中国飞行员跑来,向他表示祝贺。董明德走上前,很激动地告诉他,他击落的是一个日本“天王”飞行员。事后库窦莫夫才知道,那个日本王牌飞行员是号称日海军陆战队驱逐机“四大天王”之一的白相定南。

两个月后,库窦莫夫因为击落两个日本的王牌飞行员而被授予红旗勋章。

又过了两天,同样在南京机场,库窦莫夫又击落了一架日机。飞行员跳了伞,被捉住。

在大队指挥部里,库窦莫夫见到了被自己击落的飞行员。那名飞行员原本是要自杀的,很可惜手枪被库窦莫夫的机枪打坏,枪管变形,子弹射不出。

日本人衣衫上缝着“不可战胜”字样,这些字样是日本姑娘为飞行员缝上的,发给那些帝国空军优秀的勇士们。他鬓角被烧伤,睁着一双恐怖的眼睛,手不住地发抖。库窦莫夫没有与他交流,看了一眼就出来了。

他在想,这些异国的飞行员,其实和自己一样,年龄差不多。

还有下一场空战在等着自己。

对上海的进袭

晚饭后,轰炸机大队接到通知,全体飞行员到饭堂里紧急集合。

昏暗的灯光下,空军顾问日加列夫、大队长基达林斯基、政委塔留金、参谋长彼图霍夫、副大队长马琴站在饭桌前,表情严肃。

日加列夫用笔在航图前敲点:“同志们,有新任务,按照指挥部的决定,天亮前,我们要派出两批飞机,轰炸这里,与这里。”他的笔指向了两个地点。

按照事先拟定好的作战计划,援华志愿队将轰炸两个目标:一处是上海长江入口处停泊的日本军舰,一处是有日本轰炸机和战斗机驻扎的上海机场。上海沦陷后,机场落入敌手。

根据分工,基达林斯基率一路前去轰炸日舰。马琴率一路轰炸机场。

领受任务后,各路立刻着手制订方案,研究选择可以隐蔽到达目标的航线。

为了达到任务的突然性,两组都选择了由南京起飞,沿长江右岸飞到海上,再折返从海面接近目标。这样可以缩短敌人发现我机的时间,出乎意料发起攻击,在敌高射炮火力网覆盖范围内做最短的停留,并在敌机出现时可以迅速脱离。

或许是因为来中国后第一次执行大规模的轰炸任务,人们都有些兴奋,同时,又有大量的准备工作,那天夜里,许多人久久不能入睡。

第2天凌晨,马琴他们很早便起了床,来到了机场。天边朝霞刚刚升起,飞机已经升空,编队按照预定计划向目的地飞去。

能见度非常好,飞机的左侧是银光闪闪的长江,右侧是起伏的丘陵和田野。

很快就进入了大海,几分钟后,海岸上出现了上海的城市轮廓,海面上停泊着各式各样的船只与军舰。

船只越来越近,航线上有了一团团黑色的爆炸了的烟雾,敌人军舰上的高射炮开火了。

避开了炮火,马琴他们仔细寻找目标。

只见城市上空飘着淡淡的炊烟,机场在哪里?

马琴打开了座舱盖,向地面瞭望。忽然,他发现了长长的跑道和被隐藏起来的敌机。

“柯思嘉!看哪,目标在我们下方!”他大喊起来。

飞机越过了目标,炸弹没有来得及投下去。他们决定左转弯飞到海里,避开高射炮火力网,再次接近目标。

有一架CB轰炸机被敌人击中,冒起了烟,转弯向下飞去。

这时,马琴看到有6架战斗机企图向他们进攻。但是,CB飞机处于有利位置,立刻,机枪的密集火力雨点般射向敌人,有两架敌机起了火,栽了下去。日本人没敢在海上追击。

“注意,转弯再次进入。”马琴下了命令。

“向右5度,保持航向。”领航员柯思嘉·奥列赫诺维奇平静而又低沉的声音响起。

“投弹。”马琴叫道。

立刻,一股焦煳味传来,飞机稍稍上昂,炸弹投了下去。

投弹后的飞机降低了高度,加了马力,冲出了高射炮火力网,并摆脱了追来的敌机。

射击士报告说他看见机场上的敌机被炸毁,许多地方起了火。

此次轰炸,估计炸毁了30多架日本飞机。

这一天,苏联志愿飞行员还击落日军轰炸机6架。

多年后,马琴仍然能够清楚地记得那次轰炸,他认为胜利的力量来自团结和友谊,第一次任务的完成就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有4名射击士受了轻伤,医生很快为他们进行了治疗。机械师和中国人一起去给飞机加油。他说,中国的机械师和机场人员全心全意地帮助我们。对我们都非常友好。

敌人开始报复,警报声又凄厉地响起。几架伊-16战斗机又升上天空。几分钟后,机场上空出现了日本飞机,“燕子” 勇敢地迎上去,双方紧张地缠斗在一起,开始了一番混战。

总共有8架日本战斗机向机场进攻、扫射。有一架伊-16在低空同三四架敌机展开了格斗,成功地盯住了一架日本战斗机的尾巴,将敌机击落了,但它的背后有两架日本“95”式战斗机也跟上来,“燕子” 着火了,在大家视线中坠落地上。

两架伊-16立刻包抄上来,一梭子弹使敌机燃起了熊熊烈火。

一个人的孤身行动

进入12月,中国空军能上天的飞机已不足20架,且机种不一。主力第四大队的飞行员绝大部分去了兰州,接受改装援助的新飞机,留在南京的人员寥寥无几。到12月3日,仅剩下从兰州为苏联飞行员领路回来的乐以琴、董明德两人能够升空作战,迎战数十架日机。乐以琴毫不畏惧,驾驶战机在日机机队中走起了“凌波微步”,致使企图左右夹攻他的两架日机互撞。更多的日机很快围了上来,乐以琴的“2204”战机不幸中弹起火。乐以琴在跳伞时为防止给日本人当靶子,推迟打开降落伞的时间,触地牺牲。

乐以琴牺牲后,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予以了隆重悼念和很高的评价。政府发给其遗属一万两千元抚恤金,但乐家挥泪将这笔抚恤金连同部分家产积攒在一起,在芦山东街创建了私立伯英中学。

激战中董明德顺利突围,作为最后一架战斗机,董明德第2天再次出击,发现了正开向宣城准备袭击南京后路的日军地面部队,他到了这支部队的上空,把所有的弹药都扫向他们,使这支部队几乎瘫痪。日本随军记者拍下董明德飞机的照片,记录了中国空军最后一架飞机袭击的情景,董明德因此有了“打不死的董明德”的称谓。

就是这个懂点俄语的董明德,早在8月21日,差点击落日本海军要员。当时,日本海军参谋大泷西次郎乘坐木更津航空队的“96”式去中国战场视察,同时有6架“96”式一并前去轰炸扬州,他们在中途遇上董明德,有3架“96”式当场被击落,大泷西次郎乘坐的那架“96”式一直被董明德驾驶的霍克-3追着打,被打得满身子弹孔,被迫在济州岛降落。

不仅是董明德,还有一个孤胆英雄。在次年的5月,南京失陷后,为了祭奠敬爱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也为了向残忍屠杀我同胞的日寇宣示中国人不可辱的意志,他单独驾机,在中山陵上空盘旋三圈,虔诚地将一束白玉兰从空中投下,用这束洁白的素花,表达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光复山河的决心。他还投掷花圈祭祀,花圈的飘带上有蒋介石亲笔的“必雪此耻”四字。此前,日本兵占领南京,在中山陵推倒孙中山铜像,揪着铜像的耳朵照相取乐。

一个人,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中山陵上空宣示,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世人,中国不会亡,只要剩下一个人,就会战斗到底。

这个人叫汤卜生,是中国空军五大队25中队飞行员。他驾驶的飞机是宋美龄赠予陈纳德的霍克-75型战斗机。

仅仅3个月后,在衡阳上空,汤卜生在拦截敌人27架轰炸机时,被敌机围攻,飞机中弹起火,他以身殉职,年仅26岁。他用年轻的生命证明,没有什么比一种承诺更重要,比一种坚持更宝贵。死不可怕,可怕的是苟且地活。

单机载回两个人

形势愈发紧张了,日本人对南京机场的异常情况有了警觉,加大了对机场攻击的频率和力度。

机场上不到半小时又响起了空袭警报。此时,日本飞机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苏联飞行员经常要以一敌五甚至以一敌七。而且日空军有能力在一天之内发动数次空袭,苏联飞行员只好频繁升空迎敌。

由于缺乏具备战斗经验的协同指挥员,以及担心敌人的数量优势,开始的空战基本是各自为战,没有像样的组织与战术。日本人不停地攻击目标,每天都有 5-6 批次轰炸机来袭。中苏要起飞 5-6 架飞机对抗敌人50 架轰炸机和 20-30 架战斗机。

持续的战斗令飞行员筋疲力尽,损失不断上升。

12月底的一天,库窦莫夫与董明德、茹科茨基、潘纽科夫、赫里雅斯窦奇被派往上海侦察日军地面部队的动向,董明德带路。从空中望下去,只见整个江南地区到处是部队,前线的边缘已经很难确定,各色服装混杂在一起。在那一刻,他们清楚了,日本人已经全面突破了防线。

于是,库窦莫夫立即决定返回南京机场。

降落之后,他们惊奇地发现,机场已经空空荡荡,只有几架没有来得及撤退的应急飞机在那里,地面人员所剩无几。无奈之下,飞行员们只好自己加了油和弹药。重新启动飞机时,只见远处敌机黑压压一片飞来,已经快到机场上空了。

匆忙地升空后,库窦莫夫看见茹科茨基的飞机发动机出了故障,发动不起来了。

“起飞,见鬼。”库窦莫夫在空中挥了拳头。

还在地面的茹科茨基此时也正着急,“决不能让敌人把飞机炸毁。”他说。

幸好机械师尼克尔斯基还没撤离,他镇定地安慰茹科茨基说:“没关系,我们来修好它。”

飞机很快修好了。

“我准备飞走,您呢?”茹科茨基说。

“别管我,我会渡过江去找自己人的。”尼克尔斯基说。

“那不行,我们一道走。”

“可飞机是单座的。”

“没关系,我们来想办法。” 茹科茨基说。

随后,茹科茨基让机械师卸下蓄电池,让尼克尔斯基挤到了蓄电池的位置,飞机在冲进机场的日本人眼皮底下升上了蓝天,飞到了安庆。

南京守备司令唐生智的“破釜沉舟”精神,在蒋介石保存实力战略指导面前只能是软弱无力的,经过短暂的抵抗,付出了沉重代价后,就在蒋介石离开南京后两天,大校场机场陷落。12月3日,南京城陷落。

守城部队开始了仓促的撤退,使得这座千年名城成了屠宰场,30万人惨遭涂炭。

指挥层做出了决定——移驻南昌。飞行员接到命令,要立即离开机场以免遭到袭击。

第五章:攻防在南昌

饭堂里的动员会

第2批战斗机晚了几天才到来,因此,没有参加袭击上海及保卫南京的战斗。

雷恰戈夫和布拉戈维申斯基他们是随第2批志愿队员一起来的,他们的到来,像是为战斗机飞行团队注入了生机。他们发现,此前的战斗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大家似乎不像想象的那样乐观。没有大队长,牺牲了两个飞行员,大家情绪有些波动。并且,实在地说,首战并没有真正打出苏联空军的威风来,所以,大家似乎都有些憋气。

雷恰戈夫与政委留托夫等商量了一下,觉得很有必要开一个会,分析一下利弊,调动起同志们的积极性。

此前,针对面临的形势,苏联空军志愿队召开了联席会议,空军总顾问日加列夫、驻华武官德拉特维英、雷恰戈夫、留托夫和波雷宁等人参加。他们分析了当前的状况,明确了志愿队下一步的任务,即打击日交通线,支援地面部队,轰炸敌运输队,消灭敌机场轰炸机和空军基地、弹药库、燃料库,投入力量用于后方城市与战略要地的空防作战,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到了该统一一下大家思想的时候了。

晚上,新上任的苏联援华空军顾问雷恰戈夫、政委留托夫在饭堂同大家见了面,公布了任命布拉格维申斯基为战斗机大队大队长的命令,进行了思想发动与战前动员。

雷恰戈夫是个愿意开玩笑的人,在任何地方都像是在家里一样。

雷恰戈夫说:“据说你们在这里开始并不是很顺利,不要紧,战争中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记得,在马德里也是这样。”他谈起了西班牙空战,说,勇敢者在力量悬殊的决斗中一定会胜利。

“我们的飞机不亚于日本飞机,在机动性方面甚至要超过它。问题在于自己,在于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机灵。最重要的,同志们,是战斗中的救助。要记住苏沃洛夫的名言‘自己可以牺牲,同志一定相救’。那样的话,任何敌人对我们来说都不在话下。”

说着,雷恰戈夫站了起来,收敛了笑容,表情变得严肃:“你们怀着善良的愿望来到这里,帮助中国人民,但我要提醒你们:谁要是认为干不了,就请他站出来,说一下,谁?”

“有没有?”雷恰戈夫大声问。

会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应声。

“好,问题解决了。我说什么来着,援华志愿队飞行员个个是好样的,就不会有一个孬种。”

留托夫接着说:“是的,我们大家都是百里挑一选出来的,我们的祖国在看着我们,我们的亲人在期待着我们的好消息。别气馁,鼓起劲,一切都会好的,会好的。”

立刻,掌声响起来,所有在场的人似乎立刻产生了力量。雷恰戈夫脸上也有了调皮的笑容,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

大胡子布拉格维申斯基

第2天的凌晨3点,顶着满天的星星,布拉格维申斯到了机场,对机组人员和飞机的准备工作逐一检查,一个也不放过。

1小时后,战斗机在他的指挥下升上了天空。

布拉格维申斯基出生于铁路工人家庭,从小就养成冷静、坚强的性格。他聪明好学,1934年从航空学校毕业后就到苏联空军科研所工作,担任试飞员,他熟悉各种飞机性能,掌握了高超的飞行技术。

他总是穿一件编织的高领绒线衫、灰色的麂皮袄,皮衣上有一个战斗中被枪击中留下的洞。机械士阿列克赛·谢尔盖耶维奇想给他补好,被他拒绝了。

“你怎么了,亲爱的?难道真的不明白,穿啥像啥。我穿上有补丁的衣服就像流浪汉,穿上有弹洞的衣服不就更像战士吗?哈哈!”

他还有一条哥萨克人穿的那种宽大裤子,政委留托夫问他为什么喜欢穿这条裤子。他开玩笑说:“为的是不让我的部下看到我膝盖在发抖。”

布拉格维申斯基是个圆脸庞,有点络腮胡子,中国飞行员给他送了个爱称:张飞。其实他“粗中有细”,并不鲁莽,并且勤于动脑,善于钻研。飞机上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作战时飞机相互联络很不方便,他就把歼击机大队划分为若干小队,这样就便于互相照应和联系;他还让把每架飞机上面都写上大阿拉伯数字,以便从远处就能认出是谁的飞机;他还命令把每架飞机的座舱内部都装上“装甲背心”,大大提高了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系数。

作为大队长和机群指挥员,布拉格维申斯基很重视战术研究。对伊-15和伊-16的性能掌握得很好。伊-15转弯半径小,便于缠斗,空战中较容易咬住敌机的尾巴。伊-16速度快,火力猛,便于攻击。布拉格维申斯基在空战中经常用伊-16冲击敌机群,用伊-15与敌机盘缠格斗,并用伊-16追击逃窜的日机;或用伊-15对付护航的日本战斗机,用伊-16攻击敌轰炸机。实践证明,这一战术十分奏效。

留托夫回忆他的战友说:“布拉格维申斯基是国内著名的飞行员,对飞机,尤其是战斗机,他了解得十分透彻。他在天上以惊人的冷静和高超的飞行技巧使大家赞叹不已。他在试飞新机的时候,不止一次地陷于要牺牲的危险境地,但是,迅速的动作,镇定、沉着、准确的判断,无懈可击的技能总是使他成为胜利者。”

他还说:“飞行员对布拉格维申斯基怀有深深的敬意。在他们眼中,他就是‘空中之王’,他不仅是一位好指挥员,还是一名战胜了日本空军的飞行员,一名光荣和骄傲的、勇敢的战士。”

艺高人胆大。在南昌基地,布拉格维申斯基的飞机一般停放在指挥部小楼旁,警报一响,他第一个飞上天空,部属们跟随而上并编队迎敌。

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团队顷刻间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战器,所向披靡。

这一天,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飞机23架袭击南昌机场。瞭望台上的蓝旗升起来,立刻,指挥所里跑出两个机械士,在地上铺了一条箭头形的布带,指示着敌机来袭的方向。

布拉格维申斯基立即率领航空队投入战斗。在空中,他舒展地画了一个圈,将飞机侧扣过来,首先瞄准了一架机身上有几条红条纹的战斗机,死死盯住不放,像一帖膏药,甩也甩不掉。那架日机几次摆脱不成,于是开始兜圈子,没料到布拉格维申斯基的飞机灵活且多变,于是发了慌,正准备采取下一步动作时,已被近距离咬住尾巴,随着一阵猛烈的炮火,栽了下来。

周围的日机看见长机遭了难,急忙赶来营救。布拉格维申斯基立即脱离,只见那架敌机急速下滑,底朝天栽落到灌满了水的稻田里。

傍晚时分,政委留托夫和医生赶到了敌机摔落的那个地方,只见那架飞机直直插在淤泥里。透过座舱的玻璃能看到,那个日本飞行员已经死在里面。

第2天,日本报纸上刊登了被打死的日本飞行员的照片,照片加了黑框,后面详细介绍了他的战绩。原来这是日本空军著名的“四大天王”之一、机群指挥官大井法人大尉。

战斗中布拉格维申斯基也受了伤,子弹挫伤了他左边几根肋骨。飞机的仪表板也被打坏了,如不是他提前在机舱内加装了“装甲背心”,这次可能就危险了。

当晚,指挥部代表来慰问,并带来了纪念品和一件丝绸长衫。布拉格维申斯基穿了长衫,扎上宽腰带,在屋里走来走去。他一边晃着走路,一边转着圈说:“瞧瞧,瞧瞧,我像不像个中国古代的大官。”

此战以后,日本航空队变得谨慎起来。

为了防止机场遭到日本人的突然袭击,布拉格维申斯基组织了对空观察警戒通讯哨。从早到晚飞行员都背着伞包坐在飞机里,机械师伴在旁边,指挥官在不远处的指挥所里,其余飞机交错排列在不远处。当敌机接近时,瞭望台迅速打出深蓝色的旗子,代表警戒信号。布拉格维申斯基通常带头起飞。为了节约起飞时间,飞机不是滑到起跑线上,而直接从停放处起飞。

当时飞机和地面之间没有无线电联系,在战斗中飞机要靠摇晃机翼来互通讯息。这些动作代表的意思在地面就规定好。在准备好的飞行地图上,清楚地标注有苏中两国文字,以便飞行员使用,这也是第2批志愿队到了之后特意对中方提出的。

日本航空队在遭到多次重创后,不敢在白天进袭,而改为夜间偷袭。布拉格维申斯基又研究了夜战战术。他成立了专门的“夜战中队”,让他们夜间分散部署在空中值班,一有情况立刻发信号围歼,使日本飞贼的阴谋多次遭到失败。

在南昌9个月的空战中,布拉格维申斯基一个人就打下了7架敌机,还与战友一起打下两架,创下了击落敌机之最。鉴于布拉格维申斯基作战英勇、战功卓著,中国政府奖励他一枚“金质勋章”。苏联政府授予他“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并颁发列宁勋章一枚。

从中国回国后,布拉格维申斯基参加了卫国战争,并立下了赫赫战功,其后担任了苏联空军多个岗位的领导职务。

突袭南京机场

马琴从飞机上下来,没换飞行服,直接去了饭堂,几乎一天没有吃上饭,他实在有些饿了。

正在这时,值班员急匆匆跑了来,说总顾问来了电话。马琴立刻推开餐盒,拿起一个面包,边吃边到了值班室。

电话是空军总军事顾问日加列夫打来的,他让马琴与总领航员奥列赫诺维奇立刻赶往汉口。

此时,基达林斯基由于健康原因已经回国,马琴接替他担任了轰炸机大队的大队长。

在汉口的指挥部里,蒋介石坐在一张大桌子前,苏联驻华大使M.N.德拉特维英、军事顾问H.B.斯拉维因也在那里。

蒋介石从桌子后走过来,同马琴他们握了手,请他们坐下。

随后,蒋介石摊开一张很大的战区地图说:“可靠人士告诉我们,日本人在南京机场集中了大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显然,最近他们就要袭击我们的目标。我希望空军能够提前给南京机场一次打击。要尽可能快些。”

过了一会,蒋介石又补充说,马琴先生希望能提供战斗机护航的建议他已经知道了,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这个可能,但要尽快解决。

日加列夫低声问挨着他坐的马琴:“什么时候可以出发?能够派多少架飞机去?”

马琴站起身,对蒋介石与在座的人说:“苏联空军志愿队明天就可以派3个中队的SB飞机前去轰炸南京机场。”

就这样,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对南京机场轰炸的方案极其审慎地制定了,随后大家紧张地开始准备。

1938年的新年毫无喜庆色彩地过去了,那个元旦对于中苏两国的飞行人员来说,是在紧张与危险当中度过的。

元旦刚过,那一天有些寒冷。天刚放亮,27架SB飞机就开始起飞,其中9 架飞机由中国机组和中苏混合机组驾驶。机群在空中很快编好9个楔形编队,以3500-4000米高度沿着长江进发。

长江上空有浓密的云层,飞机几乎望不到蜿蜒的江面,这给SB飞机编队的隐蔽飞行帮了很大的忙。

在途中,机队决定,如果南京也是这样的气象条件,就要在云层上进行轰炸,即使精度有所欠缺,也要把带来的炸弹扔下去。

快到南京的时候,能见度变好。他们看见了熟悉的河湾、发电站和机场附近的秃山。

机场上,整齐地摆放着飞机,它们停在那里正准备起飞。双引擎的轰炸机排成3排,战斗机排成两排,有100多架飞机。

苏联志愿空军的飞机向目标飞去,战机从两排目标的中间穿过,以让后面的飞机从两边选择目标。

没有任何一架敌机起飞,也没有高炮开火拦截。

立刻,炸弹冰雹似的投向目标。机场上顿时腾起烟雾。

与此同时,所有停在江边的军舰,包括中立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的军舰上的高炮,通通向飞机开了火。

此时,普洛科菲耶夫发现,长机波雷宁的飞机右侧发动机转速慢了下来,估计是散热器被打坏。他马上对着长机摆动了一下机翼,以引起长机的注意。波雷宁的飞机下降了,准备迫降。

“格里沙,队长迫降了,全队注意,跟上我。”普洛科菲耶夫低沉地吼道。

立刻,机队随后跟来。

透过舷窗,普洛科菲耶夫看到又有一架飞机着了火,在下降,飞到了他的飞机的侧下方。

那是符多维英的飞机,在烟火中,普罗科菲耶夫见空中射击士柯思金想跳伞,已经爬到了射击士座舱的舷边,拉开的降落伞刚闪了一下,就被挂在了机尾上,转瞬间,降落伞就被烧掉了。

“科佳!”普洛科菲耶夫大声叫道,眼泪随即落了下来。

飞机燃烧着落了下去。3个年轻人,飞行员符多维英、空中射击士兼机械师柯思金、领航员弗洛罗夫,就这样化作长虹,留在了异国的天空中……

敌人没有料到苏联人会这么早来袭击,轰炸得以顺利实施,打击是密集而连续的。轰炸完毕,机场上升起了巨大的火舌和一团团黑烟,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停机坪上激荡着爆炸产生的气浪,机场的一切笼罩在一片烟与火之中。

有十余架日本战斗机匆匆追来,但为时已晚。来袭的轰炸机已经脱离战场。

此次轰炸,摧毁敌机48架,机场上的燃料、弹药全部被炸掉,机场设施严重损坏,一段时间不能使用。

波雷宁的飞机迫降在芜湖附近的河滩里,他们在没膝的水草中行走了一会,发现有中国人,于是拿出了随身带的请求救助的布条。立刻,赶来的村民拿来绳子、木头,把飞机垫起来,绑好,合伙往外拖,然后,将机组成员送到了岸上。

当夜,武汉和南昌的大街上,欢腾的游行人群堵塞了交通。人们用各种形式来庆祝空袭南京的胜利。

经过几次交手,日本人发现,中国空军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部队,机队变得强大,战术运用灵活。于是,日本航空队开始变得谨慎,改变了先前肆无忌惮的做法,对部署做了一些调整。

生死相救

战争开始时,由于中国空军力量消耗过大、与日本航空队相差悬殊,因此许多后方城市与战略要地几乎处于空中不设防的状态。

在南昌也是如此,那时苏联援华志愿队没有到来,敌人欺负中国空军力量弱小、防空能力差,经常对南昌进行狂轰滥炸。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南昌机场,投弹95枚,南昌机场陷于烟火之中,中国飞机损失惨重。

日本飞行员更是肆无忌惮,其中一个叫小川正一的中尉,欺南昌空军补充不及,竟率日机5架强降南昌机场示威。当中一名飞行员更为可恶,竟然趾高气扬地从机场上拔走一面旗子,作为他炫耀胜利的战利品。

这件事对我军将士来说,自然是一大耻辱。

南京失陷后,作为中国腹地的南昌,战略地位更突显出来。当时,南昌有“远东第一”的飞机场,有国民党第一战区空军司令部、空军教导总队以及全国空军主力训练机构等。中国300架战机有250架转场在这里,中国空军的轰炸机第1、2、8大队,驱逐机第4、5、9大队的飞机都由此起飞。从江浙撤退下来的人员、设备、物资等经过南昌到武汉、湖南去。南昌当时成为重要的中转基地。

南昌不保,则武汉不保,国民政府誓要保住南昌。“南昌不是南京”,中苏飞行员这样宣称。

随着苏联航空志愿队的23架战斗机及20架轰炸机转场至南昌,与原驻南昌的苏联飞机会合,南昌更成了实力雄厚的空军基地。到了该教训日本人的时候了。

1月7日,日海军第12航空队大尉潮田良平率领9架战斗机从南京起飞,掩护海军木更津陆上航空队轰炸机15架,在中午侵入南昌上空。

潮田良平是日本海军佐伯陆上航空队第一分队长,其飞行技术奇绝,被称为是“名震皇国的红武士”,也是日本空军“四大天王”之一。

只见15架轰炸机居中,9架“96”式战斗机分3个编队护航而来,最前一架突出队形的飞机上系有白布条,那就是领队潮田良平的飞机。

中国空军战斗机早已升空严阵以待,与敌机在三家店新机场至莲塘一带上空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认为己方飞机数量多,没有将中国空军的飞机放到眼里,愈加猖獗,将我战机围住,企图一举歼之。但是,我9架战机无一畏惧,抖擞精神,上下翻滚,诱敌下降。

这时,苏联志愿队的飞机赶来,对敌机实施攻击。布拉格维申斯基在空中见到敌机猖狂,怒不可遏,猛烈向敌机射击。日本飞机气势汹汹,中苏飞机也毫不示弱,敌我双方互相缠斗,难解难分。潮田良平倚仗着自己技艺高强,又机多势众,在空中旁若无人,横冲直撞。这一次,他盯上了布拉格维申斯基,从背后向他袭来。布拉格维申斯基正与另外一架敌机打得紧张,没料到有人从背后偷袭。正当潮田良平要得手之际,忽然一连串的枪弹从侧后射来,正好打中了潮田良平飞机的要害处。潮田良平的飞机突然起火,一下子坠落下去了,机尾冒着浓烟,坠落地面,飞行员当即死亡。从事后查获的资料文件显示,死者正是潮田良平。

布拉格维申斯基转危为安。

原来,中国空军第3大队飞行员罗英德,正驾驶一架伊-16飞机追击一架敌机,他忽然发现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领队飞机正被敌机纠缠。他从高处看得清楚。于是,立刻放弃了他追猎的目标,赶紧拨转机头,朝着偷袭苏联飞机的那架敌机猛烈开火。他没有想到,他击落的敌人竟是日本海军航空队里的一个“空中红武士”。

空战结束后,布拉格维申斯基拥抱着罗英德久久不放,并把他最珍贵的纪念品——刻有斯大林赠送字样的手表,从手上脱下,送给了罗英德。当时在南昌机场的苏联专家所撰写的回忆录中曾提到,抗战胜利后,布拉格维申斯基被提升为苏联远东空军司令,他在驻海参崴时还通过邮局寄来该地名产鱼一箱,念念不忘与罗英德深厚的战斗友谊。

在空战过程中,许多南昌市民跑出家门,冒险观战,兴奋异常。空战胜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转眼到了夏天,天气逐渐变暖。随着华东全面沦陷,江西彭泽的马当失守,日军开始入侵江西。

为了摧毁南昌新老两个机场,减轻中国空军对其长江运输线的轰炸压力,日军再次将杭州、南京的飞行基地向前推进至安庆。

那一天,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出动28架战斗机,第13航空队出动18架攻击机,凶猛地向南昌机场扑来。中国空军第4大队升空5架驱逐机,苏联志愿航空队升空28架战斗机迎战。

这一仗,中苏战鹰又击落敌机6架。苏联飞行员古匹柯一人就打下了两架敌机。另一个苏联飞行员斯拉维克被敌机围攻,仍不避险难,勇猛杀敌,但因寡不敌众,在空战中不幸牺牲。

又过了几天,日本海军航空队南乡茂章率领8架“96”式战斗机从安庆机场起飞,掩护14架轰炸机和5架攻击机空袭南昌。

观察哨发来消息,称日军27架飞机即将飞抵南昌轰炸,中苏空军立即起飞25架伊-15、伊-16型战斗机迎敌。

双方在鄱阳湖上空展开了激战。50多驾飞机燕子般穿梭于空中,互相追逐、争斗。顿时,空中枪声、发动机的轰鸣声响成一片,不时有飞机跌落下来。

战斗中中方飞行员先后击落4架日机,自己也有多架飞机被击落。坐落于南昌的两个机场同时遭日机轰炸,地面有10架飞机被炸毁。由于当时地面没有雷达设备,通信设施较差,指挥部无法掌握空战情况。

据目击者讲述,激战场面十分壮观。有1架飞机被日机击伤,这位英勇的飞行员临危不惧,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驾机向附近1架日机撞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两架飞机炸成碎片,一齐坠落到鄱阳湖中。这位不知名的英雄壮烈牺牲,日机飞行员也当即殒命。事后,航空委员会搞不清哪几名飞行员是空战中被日机击落阵亡的,哪一位是撞击日机英勇殉国的,这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日本被撞落的飞机的飞行员正是南乡茂章。南乡茂章生前一再扬言要替其他3个“天王”复仇。这个33岁一直未娶妻、一心要报效帝国的飞行员的死,对日本海军航空队产生很大影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亲自参加南乡茂章的追悼会,为失去最后一名“天王”而痛哭,他还到南乡茂章家中吊唁、慰问。后来海军航空队又追授南乡茂章为海军少佐,日本裕仁天皇封他为“军神”。

据当年参战的飞行员江秀辉回忆,那一天,中国空军三大队2中队飞行员黄莺起飞后,发现机场南段有苏联志愿队的3架飞机被敌人围攻,处于危险状态。他来不及通知队友,立即加大速度向敌人猛冲过去,一边猛冲一边扫射。敌机见势不妙,即刻摆脱。黄莺上下翻腾,勇追不舍。敌机队形一下子被冲散,志愿队的飞机解围了,但黄莺却陷入了3架敌机的围攻之中。黄莺与敌机从1000多米斗到300米,不幸中弹,轰然一声,掉到机场边的泥地里,顿时碎片高飞,浓烟一片。待地勤人员奔跑过去营救时,飞机已经支离破碎,只见飞机尾巴上有几个小号码——P-5873,才知道是黄莺英勇殉国!

黄莺所营救的那架伊-16战机,正是由苏联志愿队领队巴比洛夫驾驶的飞机。事后,巴比洛夫向南昌的全体中国官兵说:“中国飞行员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使我这个苏联人深受感动,永难忘怀!”

台湾“空军指挥部”的空军烈士档案里这样记载:

黄烈士莺,原名黄廊,广西省宜山县人,生于中华民国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世业农,家境清贫,有姐一弟三。烈士自幼颖慧,好学,刻苦自励,为亲友所器重,资助入学;在广西大学肄业二年,转入广西军事政治学校南宁第一分校,又转入广西航空学校第二期毕业。历任广西航校助教,飞机教导第一队,第五路军飞机大队第二中队飞行员,中央空军第三大队第八队少尉本级队员。烈士天性孝友,温文尔雅,能文能诗,待人接物,谦恭有礼,为诗友所敬爱。飞行技术及科学知识,均甚优良。少时在家自作炸弹猎虎,误将己家家犬炸死,亲属以为危险,遂禁止其自制炸药。思想敏捷,决断力尤强,可以其婚姻为例。他平时很少注意婚姻问题,但一遇到意中人,即妻劳氏,立即结婚,自认识至举行婚礼,还不到24小时。

黄莺原为广西空军的飞行员,后合并到3大队。1938年3月,大队长吴汝鎏率第7队及第8队驾伊-15式10架飞机,出发鲁南,执行攻击敌陆军阵地任务,黄莺在返航途中,在临城滕县间遭遇敌机,奋力搏击,会同战友击落敌88式重型轰炸机两架。7天后,随吴大队长飞往台儿庄炸敌,归途中于归德遭遇敌加藤大尉率领之“95”式战机27架。黄莺立即拉升至1万米高空,与敌3架飞机展开厮杀,射落敌机1架。另一架敌机亦升空拉高,黄莺又突跃至敌机尾后将其击落。

黄莺牺牲后,蒋介石题写挽联“精忠报国”四字,以褒扬之。遗骸运抵故土后,宜山民众上千人举行公祭大会,县长亲自主持,并将其忠骸葬于宜山公园内,立碑纪念。

作为指挥员,布拉格维申斯基每次空战前都强调要相互救援,他自己更是这方面的榜样。

春节刚过,36架日本轰炸机在20架驱逐机的掩护下进袭南昌,被苏联志愿队和中国飞行员打下8架后逃走。激战中,飞行员杜申在击伤一架敌机后被数架日机围攻。正在危机之时,布拉格维申斯基主动发起进攻,赶走了敌机,使杜申安全地回到了机场。

落地后,杜申看了一下自己的飞机,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他的飞机的机翼和机身上被打了50多个洞,就连防弹装甲背心上也留下了两个凹坑。

晚上飞行员分组总结战斗情况,会议结束时,布拉格维申斯基问:51号机是谁飞的?那是杜申的飞机。杜申立刻明白,是布拉格维申斯基救了他,立刻跑过去抱住他,吻了起来。

被杜申打伤的那架敌机在布拉格维申斯基的逼迫下降落地。随后,人们从其座舱中缴获了大量重要文件和情报资料。该机修好后布拉戈维申斯基曾使用它作过战。

在所有布拉戈维申斯基的歼击机大队里有7名中国飞行员,布拉格维申斯基对他们也十分关心,亲如兄弟。在一次空战中,一个姓骆的飞行员遭到敌机围攻,也是布拉戈维申斯基挺身而出,赶走了敌机,救了他的性命。落地后骆飞行员十分感动,向布拉格维申斯基深深地鞠了一躬,并从腰间掏出手枪送给他作纪念。布拉格维申斯基与他紧紧拥抱,并把自己的手枪交给他作为交换。

在布拉格维申斯基的大队里,与他同样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还有安·阿·古宾科和格·潘·克拉夫琴科。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古宾科和克拉夫琴科就是这位传奇式指挥员布拉格维申斯基手下的两员骁将。古宾科和克拉夫琴科是一对好朋友,同住一间屋子,都是上尉,都会驾驶伊-15和伊-16两种飞机,在国内时都当过特级试飞员,都有高超的飞行技术,所以在华9个月里,战绩都很卓越:古宾科打下过7架敌机,克拉夫琴科打下6架。而且非常有趣的是:他们俩都互相救过对方。

在1938年3月13日南昌的空战中,古宾科发现克拉夫琴科的飞机被打成重伤,而日本人仍在穷追不舍。尽管自己的子弹已经打光,古宾科还是勇敢地冲了过去,赶走了日机,并一直护送克拉夫琴科安全跳伞。

在后来的武汉“5·31”空战中,成功击落两架日寇歼击机之后,克拉夫琴科开始追击一架“96”式。他突然发现古宾科被击落跳了伞,而日机知道克拉夫琴科怕炮弹碎片破坏古宾科的降落伞,不会开炮射击,所以只是围绕古宾科转圈,想活捉他。克拉夫琴科以其高超的飞行驾驶技术与敌机搅缠,最后迫使日机触地爆炸。

那一次,回到了三家店基地后,克拉夫琴科被比他高得多的古宾科紧紧地拥抱,而后被高兴如狂的战友们抛甩起来。古宾科把他从国内带来的“亚美尼亚-13年”手表当众赠送给了克拉夫琴科。那个被迫触地的日机没有记在克拉夫琴科头上,原因是没有开炮攻击就不可能有击落记录。

克拉夫琴科成为唯一一位被表彰为双重“苏联英雄”的苏联援华志愿军官。

回国后,克拉夫琴科又到远东继续和日本人作战,参加了1939年5月至9月的诺门坎战役,在那里又打下了3架敌机,并与战友一起打下另外4架。因其战功卓著,1939年8月他再次获得“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卫国战争爆发后,他担任过歼击航空兵师师长等要职,军衔晋升为少将。担任了将军的他仍然亲自参加空战,且每战都身先士卒。卫国战争期间,他的飞机被击伤,他在跳伞时不幸发生事故牺牲。

据说知道这一噩耗后,斯大林沉默了半小时之久,而后说了句名言:真正赢得战争的就是那些像克拉夫琴科那样的“工作蜜蜂”。

克拉夫琴科死后,他被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人,葬于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墙下。

据战报统计,仅自1937年8月15日敌机首次空袭南昌起,至南昌空军转场武汉止,在南昌上空发生空战31次,共击落敌机36架。

在此期间,中苏空军还先后出击上海、南京、安庆、芜湖、台北、湖口、彭泽等地敌机场和在长江停泊的舰艇,共计15次,使敌人受到重大的损失和威胁。

苏联飞行员的事迹很快成为全世界媒体的报道对象。12月18日,一名从广东到达香港的美国飞行员说,至少有 50 名苏联飞行员战斗在中国的天空中,他们在第一次战斗中就击落了11架敌机。两天后,香港传媒报道说苏联人在中国的空战中表现了巨大的勇气。

而在遥远的故土,布拉格维申斯基及其战友的家人们却始终得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

第六章:江城永记

第三期作战计划

……第一次空袭就把五井庙一带变成了陈尸场,……这个地区的街道只有 6 英尺宽,路边破旧的棚屋已经坍塌,就像撒在地上的一堆纸牌。居民和路人都被活埋在里面,救护组把到处乱摊着的尸体集中成堆。更为可怕的是,砖石下面有时伸出一只手或一只脚,在无力地摆动着。但由于这些砖石很重,没有适当的工具是无法搬动他(它)们的。

……记者在街道拐角处仅仅站了 10 分钟,就看到抬过去 120 多具伤残的躯体。有的人还在可怕地呻吟着,有的人已经断气。最令人不忍心看的是担架上的死婴。已死的和快死的混在一起。大多数受伤者的伤口流着血,一丝不挂……儿童的死亡数量非常大,大概是因为轰炸时他们多数都待在房子里……

这是1937年9月26日上海的《字林西报》根据路透社记者从汉口发来的专电所做的特写报道。

两天前,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 14 架“96”式陆上攻击机对武汉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空袭。当天,敌机的飞行高度为 2000 米,投下大量炸弹。

这天,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所投炸弹锁定目标精确,杀伤率极高。

五井庙是武汉人口密集的平民区,这里不仅没有任何军队驻扎,而且远离兵工厂。

空袭中,武汉三镇总共死伤 1019 人,此数字仅是空袭后第2天的数据,尚未包括埋在建筑物下的受难者。

当时,中国空军主力正在东线作战,武汉市的空防力量薄弱,于是木更津航空队采取了低空大密度杀伤的军事行动。

不但是针对平民,日本人当时甚至有炸死蒋介石的行动计划。

1938年7月的一天,武昌军事委员会驻地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防空警报。正在吃早餐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卫兵的簇拥下赶忙向院后防空洞里躲避。正在这时,几枚炸弹呼啸着落到了防空洞外,炸起的尘土碎石使得整个院落看不见人,其中的一颗炸弹的爆炸位置离防空洞口仅有几米远。好几名卫兵当场被炸死,宋美龄当场被震昏倒地。

很多历史学家,包括军事家、政治家,似乎对日本人在对华战争中针对平民的那种近乎疯狂的残杀不能理解。按中国的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用兵的最高境界。而日本人却不喜欢那种婉转的战争艺术,他们将军刀举起,向一切遇到的、他们认为可以的人挥去,无论你是老人、妇女还是孩子。在上海是这样,在南京是这样,对武汉,同样如此。

他们的宗旨只有一条:高强度打击,动摇他们的信心,使支那上层和百姓屈服。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时,在“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仍有许多重要机关。

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只要占领武汉,就占领了华中粮仓和中国内地的经济中心,削弱武器输入通道——粤汉路的军事、经济价值,实现“以战养战”。还可以利用长江涨水期,便于海军配合行动和水上补给。6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集中国力解决中国事变。”为此,日本拨军费32.5亿日元,集结40万大军,目标只有一个:占领武汉。

日本陆、海军航空兵秘密策划了从空中进袭武汉三镇的详尽作战计划,为从地面大举进攻武汉创造条件。

如果说,南京保卫战时,还有一些讲和的声音存留于国民党内;南京沦陷后,日军的肆意屠杀完全灭绝了一些人的幻想,使得抗日声音空前地统一起来。

30万平民的性命,换来了中华儿女的同仇敌忾。与其死,绝不降。

“卫我大武汉,全城齐动员。”在武汉保卫战问题上,高层几乎没有异议。武汉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从东北、华北、华东及平、津、沪宁等地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云集武汉,先后组织了武汉青年救国团等几十个抗战的群众团体。震撼人心的献金运动在短短的5天内,筹资达百万之巨。抗战开始时沉闷的政治氛围似乎已荡然无存。

1938年7月7日,在抗日周年纪念活动时,长江之上火光一片,几百条木船行驶在江面上,十多万人举着火把汇聚在一起,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漫江的火炬辉映着巨大的声浪,绘就了血泪凝聚的画面。

武汉的军民开始动员,进步人士组成9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街头摆上了献金台,人们川流不息,踊跃捐献,为抗战购买飞机。军委会政治部第3厅厅长郭沫若,在街头朗诵了自己新写的战斗诗:

炸弹所投下的总是中国的地方

所炸中的总是中国的人民

敌人用不着再费侦查的苦心

丝毫的危险也轮不到他们

他们大可以显出英雄的本领

好在英雄的身上有的是干针

更是观音符咒也可以显灵

我们倒因而得到了一个金言

世界上唯最懦弱者为最残忍

……

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3期作战计划”,做出了“以确保武汉,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 的战略决策。

按照这个计划,1938 年初,空军开始频繁地调动,布防于武汉周边地区,装备了新飞机的中国空军主力四大队也从周家口机场到了武汉地区。同时,苏联志愿航空队也秘密向汉口集结。以中队为单位超低空进行,集中了100多架歼击机,秘密进驻南昌和武汉附近机场,使武汉的防空力量大为增强。

除了四大队和苏联航空志愿队,当时驻防武汉、孝感地区的空军还有第3、第5航空大队。为充分发挥空军的威力,配合陆军作战,中国空军决定在南昌设第 1 路司令部,协同第 3、第 5 战区作战;在广州设第 2 路司令部,协同第 4 战区作战;在西安设第 3 路司令部,协同湖北、四川以北地区的中国军队作战。张廷孟、刘牧群、田曦3人则分任各路司令。调整后的中国空军结构更加合理。

“这是一场世界瞩目的战役。不仅是为保卫自己国土,保卫自己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是保卫全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的事业。”两个月后,共产国际主席团高度评价了这场战争。

为国即是为家

那年的冬天,武汉似乎比往年更加潮湿与阴冷,江面上升腾的雾气里,已见不到更多的民船,只有载着军人或者军用物资的船只荷枪实弹地匆匆驶过。在不时响起的空袭警报里,市民们过了1938 年的元旦。

在地面汽车、炮车和空中飞机的来回调动声中,有些吃不住劲的百姓开始往长江上游躲避了。于是,街道上,码头上到处是逃难的人群。

人们知道,要打大仗了。

果然,没有几日,人们又听到了似乎比前几日愈加恐怖的嘶鸣声,天空中各种飞机绕成一团,在那里互相地追逐。发动机的轰鸣声、机枪的扫射声响成一片,不时地,有飞机从天上栽下来,拖着长长的烟,冲向地面。

百姓们不知道的是,这只是日军大规模空中进攻的开始。这一次,日军动了真格,派遣了36架飞机,日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的 23 架攻击机在第2联合航空队的13 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大举进袭武汉地区。战斗中,中国飞行员宋恩儒中尉、张若翼少尉和苏联飞行员科路白不幸殉职。

2 月 18 日,武汉地区晴空少云,江面风平浪静。

王家墩机场上,中国空军第4大队飞行准备结束,飞行员们正在吃午饭。

正是一年春好时。早春的武汉潮湿中透着一丝凉意,扑面而来的和风带着一些清爽。机场上的草开始变绿,有零星的野花在兀自绽放着,给大战到来之前的战场点缀了些许生机。

战斗警报猛然响起,小伙子们放下碗筷,立刻向各自的飞机直奔而去。

大队长李桂丹向飞行员们做了个手势,率先飞向天空,接着,所属21架飞机嘶鸣着随后跟进。与之同时,驻守在孝感机场的第 23 飞行队的8架伊-15战斗机在队长吕基淳的率领下,也同时起飞进入武汉上空配合作战。

苏联援华志愿队的飞机此时也起飞,在滠口、戴家山一带接敌。

时间标注为12点07分。

来袭的日本海军轰炸机 12 架,在 26 架“96”式战斗机的掩护下,分别从南京、芜湖两地机场起飞,在安徽和江西交界处交汇后,组成一支 38 架飞机的大编队,沿长江向武汉一路奔袭而来。

大队长高志航牺牲后,李桂丹接任了大队长的职务,并将第 4 大队更名为“志航大队”,立志要讨回血债。

四大队3个中队中,董明德率领的21飞行队是伊-16战斗机,其他两个中队装备的是伊-15战斗机。

李桂丹、郑少愚、张光明、巴清正所率22飞行队的4个分队率先与12架“96”式舰载战机缠咬在一起,敌机分成两个编队,各6架分前后两组将我分队隔开。在敌机密集的炮火中,李桂丹奋力厮杀。数量上我空军虽处劣势,但飞行员们毫不畏惧,奋力搏击。

武汉上空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空战好戏,一时间,双方数十架飞机绞杀在武汉三镇的空中,上下翻飞,相互缠斗。天空中,火光阵阵,烟云片片,爆炸声此起彼伏,场面蔚为壮观。

房顶上、街道上、露台上,到处是人,他们仰头观看着天空中的鏖战。武汉三镇的市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他们叫着,笑着,比画着,肆意地发泄着许久以来压抑在他们心中的郁闷。

终于,有人在替他们复仇了。是啊,那串串的机枪子弹,那阵阵的爆炸声响,无不带着千百万武汉人复仇的火焰。

天空渐渐平静了,战斗结束。恶战进行了 12 分钟,我军击落敌机 11架,敌空袭编队指挥官金子隆司饮弹坠机身亡,我空军大获全胜。

英雄们飞回来了,一架接一架落了地。然而回来的却是24架飞机,少了5架。

先回来的飞行员们、地面的工作人员,都在翘首以盼,等着自己的战友回来。

但,一直到傍晚,他们还是没有回来。

消息传来,飞行大队长李桂丹,飞行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和李鹏翔等 5 人均为国光荣捐躯。飞行员张光明的座机被击中 29 处,自己身负重伤,但仍顽强地坚持驾机返回机场。

25岁的李桂丹8岁丧父,母亲一手将其拉扯大。17岁时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2期学员。次年,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不做亡国奴的信念支撑他励精图治,飞行技术堪称一流。“八·一四空战”以来击毁敌机8架,并多次掩护我轰炸机突袭敌兵营、机场与舰艇,获得殊荣。

作家马识途当时专门写了一篇“2·18”空战的特写,他在文章的末尾描写了武汉的百姓专门到飞行员坠落的现场去看飞机残骸的场面:

……于是大家往西面走,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日本的飞机,看残骸是一架战斗机,头都插进地里去了,地上零落地散着机件。有一个日本人已经死了,脑袋伸在机外。大家很高兴地围着机子转来转去,不舍得离开。警察三番五次干涉,还是禁止不了观众取一块铝片哪、一片漆布哪、一杆钢丝哪。他们都要拿去作纪念,纪念这一次打落敌机11架的空前胜利!

天渐渐晚了,人还是围着不散。有的人又回到自己的那架飞机那里去,人还是那么多,可是只听到叹息却听不到欢笑。只有默默地向机子和死去的战士凝望着,却没有一个人去扳动或是摘取一片东西,多么悲壮的一个场面呀!

大家心里响着同样的话:好样的,你是死了!死得值得的!你的精神将永远不死的!

这战士被降落伞包围着,倒在了飞机外面的地上,被汽油烧得不成样子了。一股股烧焦的肉味,刺激着每个人的鼻,更深深地刺激着每个人的心!

马识途说到的被烧焦的飞行员是吕基淳,23中队的中队长。此战率队自孝感赶来,会同其他中队一起作战,在滠口山空激战时,不幸中弹,飞机燃起大火,吕基淳跳伞不及,飞机坠落在滠口,以身殉国。年仅24岁。

在整理吕基淳烈士遗物的时候,《大公报》记者沈一平发现了一封信,写信的是吕基淳的老父亲。信中说:“你们自当努力报效国家,好比在家即为孝子,在公即为忠实国民。盖国若不存,家亦无托。努力前进,为国即是为家也……”

“2·18”武汉大空战取得 11 比 5 的战绩,是自首都南京失守以后,中国空军在空战中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胜利喜讯迅速传遍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百万军民无不欢呼雀跃。21 日,武汉各界举行万人集会和游行,以“庆祝空捷,追悼国殇”。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的热血青年,一面红缎镶边的大旗上,绘有中国地图,地图上他们连夜赶绣的4个“新的长城”黑绒大字格外醒目。

苦难的中国啊,此时此刻,你多么渴望这样的一场胜利,哪怕带血的胜利!

2 月 20 日,《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庆祝空军胜利”的短评,该短评指出:“前日敌机侵袭武汉,我国空军,奋勇迎战,把敌机打落 11 架,这不仅是武汉防空的一大胜利,同时也是中国整个军事上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个事实表明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勇气和牺牲决心,也是以劣势的军事技术战胜敌人优势武力的信号。”

同日下午,武汉各团体纷纷发起祝捷大会,并公祭殉职的5位空战英雄。公祭会场设在汉口总商会,灵堂上挂着烈士遗像,灵前檀香缭绕,秉烛高烧,气氛悲壮肃穆。

蒋介石亲临主祭,各界人士悉数前往。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在当天送达的挽联上写道:武汉踞天下之中,歼敌太空,百万军民仰战绩;滂沱挥同胞之泪,丧我良士,九霄风雨招英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第 18 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罗炳辉等人出席公祭大会,并送挽联一副,上面写道:“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当巴清正烈士的母亲被扶进灵堂时,全场经久鼓掌,人们已经找不出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对烈士母亲的敬意。巴清正的长兄沉痛致辞:“我们是东北人,东北失去后,清正就立志要收复失地,所以投身空军。实际上他今年才21岁,我痛心的是他太年轻了,正应该为国多出几年力……”说到沉痛处,这位东北汉子已是泣不成声。

在众多的花圈中,两个花圈格外醒目。一个花圈白绸带上用俄文写着:“李队长,你的好朋友沙托拉尼科夫。”一个花圈的白绸带上写着:“李桂丹队长,一个勇敢的军人。美国顾问敬赠。”这个花圈是国民政府空军顾问陈纳德赠送的。

好一个惨烈的“4·29”

春天,当鄂中大地一片葱绿,杜鹃花竞相开放的时候,一场空中大战悄然展开。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诞辰之日,又叫“天长节”。日本海军为了向天皇献媚,急调海军“左世保”第 12 航空队,从太平洋进驻上海,计划于“天长节”当天对武汉再次实施空袭。

10天前,四大队与苏联空军志愿队准备奉命前往广东海外三灶岛,消灭那里的日空军基地。此时,正是梅雨季节,天空连续下雨,无法起飞。在孝感机场的一次试飞中,发现有一架日机从空中通过,于是,驱逐机立即俯冲下去,轻松将敌机击落。在检查敌机残骸时,发现这是一架日本的双座侦察机,侦查员佩戴着金质奖章,原来是一名情报官来实地侦察,从他的身上搜到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了一个重要情报。

这个情报给了指挥员们创造了歼灭敌机的一次机会。

那一天,航空委员会特别忙碌,专门就此事进行了研究,中国航空委员会周至柔、苏联志愿航空队领队日加列夫及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等人经过周密讨论,认为敌人很有可能在次日进犯武汉,这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大好时机。于是,制定了一个大胆而又周密的作战计划。我方决定将主要兵力事先部署在武汉周围,以较优势之兵力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来个瓮中捉鳖。

28日,日加列夫会同留托夫、歼击机群指挥员伊万诺夫、布拉戈维申斯基以及新到达机群的指挥员扎哈罗夫一起,详细地分解了这个作战方案。

在秘密的状态下,苏联援华志愿飞行队悄悄转场至孝感机场附近,驻扎南昌的歼击机全部按分队超低空飞往汉口。王家墩机场顿时忙碌起来,不知不觉中,已集中了100多架飞机,其中包括40架新到来的伊-16型飞机。

傍晚,伴着暮霭的来临,一架架战机冲向天空,从武汉三镇低空掠过,向东南方飞去,渐渐消失在夜色里。飞机的轰鸣声引起了藏在武汉的日本间谍的注意,他们目睹了中苏空军的“秘密调防”,喜不自禁,立刻将这一新的发现报告了上级。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认真检查飞机的各种器材、武器,确定了每一个飞行员的位置、起飞时间和飞行高度,加强了攻击与掩护力量,进行了战前动员。

飞机都加足了油,飞行员坐进自己的飞机待命。

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待,向东望去,沿长江的上空翻腾着层层的云朵,山的上方覆盖着纱帐似的薄雾。一切都在静谧之中。

时间等得让人心焦,大家似乎有些沉不住气,日本人会不会不来?情报会不会错误?

下午两点十五分,观察站报告,有几群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正朝武汉飞近。塔台立即升起红色信号弹,命令起飞。

由日本海军第 2 联合航空队小园少佐率领的 27 架“96” 式舰战和由棚町少佐带队的 18 架“96 ”式陆攻轰炸机,沿长江一路进发,企图轰炸我空军基地和汉阳兵工厂。我空军第3大队、第4大队(大队长毛瀛初)和第5大队(大队长董明德)从汉口王家墩机场派出 19 架伊-15 式战斗机,加上从南昌赶来的苏联志愿飞行队的 45 架战斗机,合计 64 架,旋即进入迎战势态。

机群指挥员布拉戈维申斯基第一个起飞,他后面是克拉夫琴科的分队。随后,按照飞行计划,其余的飞机也相继起飞,中国飞行员也加入其中。我方的战术分工是:以速度相对较大的伊-16 式战斗机提前于高空布放,主要消灭入侵之敌轰炸机;而机动性相对较强的伊-15 则巡回在武汉东北郊上空,对付掩护敌轰炸机的战斗机。

60多架飞机,占据着不同的高度,以逸待劳,张开了一个巨大的口袋,等待着猎物进入。

2时45分,敌“96”式轰炸机从云中钻出来,抢先窜入武昌空域,每9架轰炸机编成一个楔形队伍,队与队紧密相连。它的身后,有“95”式与“96”式战斗机在护航。太阳光的照射下,机翼上“膏药旗”的红色格外耀眼。

日战斗机开始向中国的一个机群俯冲,企图缠住中国歼击机,预先为他们的轰炸机扫清空域。

此种诡计早已被苏联和中国飞行员察觉并识破,遂以部分兵力自动转入攻击。苏联歼击机主要机群在金加耶夫的指挥下继续爬高,去迎击日军的双发动机轰炸机的9机编队,并从有利位置向刚刚靠近武汉市和机场的敌机展开了攻击。金加耶夫机群第一波次攻击便击落了两架轰炸机,包括一名日军大佐领队长机。剩下的7架日军轰炸机为了保护自己而靠拢在一起,但是在中苏飞机的不断攻击下又分散开,仓促地投下炸弹,便匆忙返航。

此时,提前埋伏在孝感至黄冈一线的苏联飞行队立即从空中上方冲下,实施围堵,并与随轰炸机群一起逃窜之日本战斗机展开了激战。

混战之中,克拉夫琴科接连击落两架日军轰炸机,自己的伊-16飞机也在敌机密集的射击下中弹数处,幸好人没受伤。飞机开始剧烈颠簸,在难以驾驶的情况下,克拉夫琴科毫不慌张,他坚持着,操纵飞机在一块稻田里迫降,成功着陆。在毫无粮水的情况下,自行寻路,穿过山地湖泊,冒着被活捉被误解的危险,一个人徒步走回基地机场。

此时,空中的战斗仍然持续着。不久,中国空军第3、第5大队也及时杀到,将敌空中编队团团包围。一场大规模的空战在武汉的天空上演。武汉三镇的300 万军民不顾安危,纷纷上街,没有丝毫的恐惧,“引颈东望我机群迎战的空域”。

他们知道,在他们自己的长江边,在他们自己的天空上,有自己的空军,在与杀害他们亲人的刽子手们做殊死的搏斗。

虽然他们不能升空与敌人较量,但他们可以呐喊,可以助威,可以为自己的雄鹰加油鼓劲。

这场鏖战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我方共计击落敌机 21 架,其中轰炸机 10 架,战斗机 11 架。日寇机组人员被毙 50 余人,2 人跳伞后被我军生俘。此役,我军损失战斗机 12 架,伤亡 5 人。

被击落的敌机没有人跳伞。日本指挥部只对那些著名的、有功勋的王牌飞行员发给降落伞。他们认为这些人的生命对帝国才是有价值的,其他的飞行员没有降落伞,这样能够保持武士道精神。《新华日报》记者在医院采访我军飞行员时,记载了他讲述的一件事情:

4月26日,我于孝感打落一架日重型轰炸机,惊异地发现机内8人中有6人是用钢索在颈与腰处缚住,再用锁锁死,3人一组。坐在机翼位置的机枪手,虽然没有被锁住,却不配备降落伞!这位机枪手本可以不死,但是也随机坠地成为炮灰。

此次大空战,是自抗战以来,中、苏空军联合作战,并在空战中击落敌机架数最多的一次战斗。

陈怀民与敌同归于尽

在“4·29”空战中,4大队毛瀛初大队长带领陈怀民等9架飞机,冲入了佐世保第26航空队的机群,9架飞机立刻被36架飞机围住。年仅 21 岁的陈怀民驾驶着刚刚从兰州接收来的伊-16 战斗机,击落一架敌机后,陷入重围。5架日机包围了他,陈怀民不断变向,但敌机死死咬住不放。忽然,陈怀民的座机油箱中弹起火,他的胸部也随即被打中。

陈怀民当时可以选择跳伞逃生,此时上方飞机正在激烈缠斗,下面又是我军的占领区,应该说生还的概率很大。但他却做出一个匪夷所思的选择,他耗尽全力猛拉操纵杆,座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倒扣着向上翻转了180度,撞向了从后面扑来的号称“日本红武士”的高桥宪一的座机,在剧烈爆炸的烟火中两人同归于尽。驭风少年随风而逝,壮烈殉国时,陈怀民年仅22岁。

此时,他没有选择光荣的生,而是选择了更壮烈的死。

当他向敌机撞去的一刹那,他的嘴角一定带着无畏且轻松的笑容,他的耳边一定奏响着平日里他爱唱的歌:“只因为愤恨难消,四万万同胞啊,踏着我们的血,驱除强暴……”

陈怀民牺牲后,被空军追认为空军中尉,长江边上的一条小路改名为“陈怀民路”。另一位撞机英雄是苏联飞行员苏斯捷尔,他的名字刻在武汉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上。

记者江东曾专门采访陈怀民的后裔陈忠教授,得知当年许多百姓闻讯后坚持在江中反复打捞多时,直到6月初,遗体才从淤泥里浮出。人们从他的飞行服里找到一块怀表和烈士生前留着准备交给母亲作为日用开销的一枚大洋。陈怀民的母亲用儿子遗留下的降落伞,缝制了一条被单,始终带在身边,欲教子孙永志不忘。

陈怀民出生在镇江,原名陈天民,陈怀民是他入伍后改的名字。取励精图治、爱国怀民之意。他自少热爱武术,7岁时曾作为江苏少年武术队员,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少年武术大赛,获得冠军,是个不折不扣的功夫小子。

那个动荡的时代没有给他成为武术明星的机会,在他16岁的时候,淞沪抗战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19路军组织的学生义勇军。1933年1月,陈怀民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3年后成为中国空军第4大队少尉飞行员。

还是在中央航校的时候,陈怀民随校篮球队到浙江大学比赛,在那里与浙大的女学生王璐璐坠入爱河。王璐璐出身于富足的家庭,其父是银行家,她是父母的独生女,也是个篮球迷。浙大举行的篮球比赛她场场必看,那个翩翩少年在场上飞舞的样子十分让她着迷,如花少女和翩翩少年坠入了爱河。

航校毕业后,陈怀民告别王璐璐离开杭州去了南昌,其后两人鸿雁传书,偶尔相见小聚。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陈怀民所在的第4大队要调往北方作战,恰在这时王璐璐到南昌来看望他。陈怀民对王璐璐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是国家花很多钱培养的飞行员,现在要去报效国家。我们一旦上了前线,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们此次相会,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南京空战之时,陈怀民驾机与同胞一起与敌人做殊死一搏,击落敌机1架,击伤4架。随后被4架敌机围困,仍奋勇拼杀。在混战中油箱中弹起火,飞机迫降长江,他的鼻骨折断,两只眼珠被挤出眼眶,胸部、肩部多处受伤,血肉模糊。他愣是把两只眼珠生生塞回眼眶,随后脱身获救。次年的春天,陈怀民由孝感起飞到武汉参战,座机被击中,他被迫跳伞,后腿负伤。多次的负伤与死里逃生,并没有吓倒这位勇敢的年轻人。

3月里,好不容易打听到陈怀民因伤住在湖南湘雅医院,王璐璐特意请假到长沙探视。不料到了长沙,陈怀民已出院,她扑了个空。于是便又匆匆赶赴武汉。这使得陈怀民十分感动,就在那次武汉之行中,陈怀民特意买了一件他看着十分中意的旗袍,对王璐璐说:“这件衣服是我买给你的唯一纪念品,如果我跟日本人打仗牺牲了,你就把它永远珍藏在身边。” 第4天,王璐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武汉,不料命运多舛、一语成谶,成为这对爱侣最后一次的人间相见。

4月10日,台儿庄战役临近结束时,陈怀民驾机飞抵台儿庄进行低空侦察,返航途中与日机遭遇,他孤军奋战,以座机撞毁一架日机,自己又一次跳伞成功,死里逃生。

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一位战友4月30日要结婚,想在29日做些准备,就去请求陈怀民替一个班,陈怀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次偶然的替班,铸成了陈怀民英勇的故事。在5架敌机包围中,他大叫着璐璐的名字,勇猛地向敌机扑去,与敌人同归于尽。

王璐璐从报上得知陈怀民牺牲的消息后,立刻赶往武汉,她异常悲痛、无法自拔。5月底的一天傍晚,在如血的残阳中,她独自来到长江边,纵身跳入滚滚东逝的波涛之中……

古宾科撞落敌机

仗着数量和补充快的优势,经过两次失败后,日军并没有止步不前,反而激起了他们一定要夺取武汉制空权的欲望。

很快地,我方又得到情报:日机将再袭武汉,一是要一雪“4·29”惨败之耻。二是要配合陆军尽快占领武汉。

5月31日,日本海军第 12 航空队又派出 36 架战斗机,掩护着 18 架“96”式陆攻轰炸机,向武汉三镇发动了再次袭击。

由于我军再次事先洞察到敌寇之动向,所以早已调集中、苏空军守伏在武汉周边空域。当天凌晨,驻南昌的苏联志愿飞行队,事先将 21 架伊-15 和 10 架伊-16 型战斗机以超低空高度转场至武汉地区,待敌机临近时,即行起飞并抢先爬升到 1500 米高度,担负起打击敌战斗机的任务;而中国空军第3大队则派出 4 架伊-15,第四大队派出 8 架伊-15 以及 6 架伊-16 战斗机,盘旋在 2400 米高度,构成了立体纵深的空战态势,专职掩护苏联飞行队的行动,同时又负责打掉敌人的轰炸机。

在日机到来之前一小时,布拉戈维申斯基又带头起飞了,他的部属和中国战友亦跟随升空,在武汉上空形成了一个高度不等的立体编队。

中午 12 时左右,敌大型编队窜入武汉空防警戒区,也许已察觉到我方有所准备,立即大转弯向东飞去,且战且退。然而为时已晚,我伏击编队近50架战斗机勇猛地向敌人扑去。立刻,数架日机中弹坠落下去。

就在空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飞行员古宾科盯上了一架“96”式敌机,他绕到其身后,瞄准、扣动扳机……但是,机枪没有喷火,子弹打光了。他不甘心让敌人逃跑,决定逼它迫降。古宾科加大油门追上敌机与它并肩飞行。这时,古宾科清晰地看到了日本飞行员的脸,他被吓得脸色苍白,紧张地东张西望,大约在指望哪个同伙能救他一把。古宾科露出自信的笑容,看来敌人也弹尽粮绝了。他挥舞着拳头向敌人警告,然后打手势命令他向我方机场迫降,敌人明白了,点点头将飞机向下盘旋,然后开始大角度地下降。古宾科的飞机则紧压着他,牢牢地盯着不放。

眼看就要着陆了,敌机却突然猛地一拐,斜冲出去,打算爬高逃跑。于是,古宾科放弃了迫降敌人,飞速追了上去,决定将他撞下来。

古宾科最初想切掉敌机的尾翼,转念一想,觉得用螺旋桨打掉敌机左翼的副翼更好。于是,他咬紧牙关,对准目标,猛拉操作杆,以最快的速度向敌机撞去,只一下,敌机立刻向地面栽去,接着“轰隆”一声化成了一团火焰。但是,古宾科的“黄雀”也打摆子似的抖动起来,显然,他的螺旋桨被撞坏了。他马上减速,摇摇晃晃地把飞机降落在机场上。降落后才发现飞机起落架梁已经断裂了,发动机勉强地支在上面,战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在“一战”期间,俄军与奥军飞机在进行航空目视侦察时相遇,并发生空战。俄军飞行员涅斯捷罗夫上尉曾驾驶“莫拉纳”式轻型单翼机,用起落架撞击一架奥军双座侦察机,两架飞机因失去控制坠地。这是世界空战史上首次空中撞击行动。

时隔24年之后,在中国武汉上空,古宾科创造了继涅斯捷罗夫之后的第2个空战奇迹。

来华抗日后,智勇双全的古宾科多次死里逃生。在一次空战中,古宾科的飞机中弹了,他仍然坚持战斗,直至飞机要坠毁的最后一瞬他才拉开降落伞。一架敌机发现了正在降落的他,便追上来射击,正在降落的古宾科无法还击,他沉着地把吊伞绳收紧,加快了下滑速度,迅速地降落在地面。落地时,其脑袋重重地磕了一下,他顾不得疼痛,脱下降落伞,迅速钻入灌木丛。正在向他射击的日机找不到他,盲目地转了几圈,胡乱地向地上扫射了一会儿就飞走了。古宾科摸摸撞疼的后脑勺,站起来拍了拍尘土回到基地。

当天晚上,中国政府举行了庆祝宴会,宴会上还授予古宾科“金质勋章”。

古宾科这位传奇英雄在中国共击落了7架日本飞机,按国际惯例,凡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飞行员被称作“王牌飞行员”,中国国民政府授予他一枚金质勋章,苏联也授予他“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古宾科回国后担任过白俄罗斯军区空军副司令,后来在研究一种新的高级飞行特技时不幸发生飞行事故而牺牲。

守在江边

在长江边的监利农场陵园里,一位老人的坟头孤寂地立在那里。2012年7月26日早晨,在床上躺了两年的老人再也没有醒来。那一年,他97岁。他原本计划活到100岁的,但没有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叫吴鼎臣的老人当年曾参加过武汉保卫战,3次大的空战无一遗漏,全部都有他。

去世前,他告诉女儿,就把他埋在农场,这里离长江近。

这位浑身弹片的老人所想的,是要离那些先他而去的战友近一些,闭了眼,也会听到战鹰的鸣叫,也会看到战友的微笑。

“2·18”那天,吴鼎臣吃完饭原本准备休息一会儿的。之前的沪宁保卫战中,他的飞机中弹十多处,一粒达姆弹击穿飞机的玻璃风挡后,炸成无数芝麻大小的碎片,穿进他的右小腿内。忍着剧痛,他驾驶着战机降落到扬州机场,后被紧急送到扬州医院进行手术。伤还未完全恢复,动一下,腿还有些疼。

这时,突然间警报长鸣,他们立即登上战机,迅速起飞。就在他的飞机升高到3000米的高度时,一架“96”式战斗机居高临下俯冲下来,想咬住他的飞机尾部实施攻击。吴鼎臣驾驶着伊-15战斗机,慢慢地在空中兜圈子,引诱敌机上当。敌机果真跟着他的战机转起了弯子。突然,吴鼎臣以最小半径急速转弯,猛地转到日机尾巴后面。惊慌失措的敌机发觉上了当,猛升、猛降、急转弯……使出吃奶的劲想挽回局面。上了钩的鱼儿怎能让他溜掉,当距离敌机30多米远时,他的四挺机关枪同时开火,眼看着日机拖着长长的浓烟,翻转着坠落下去。

从战斗打响到结束,只进行了12分钟。吴鼎臣在武汉的第一仗就击落敌机一架。

那些被击落的敌机残骸被堆放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外,武汉百姓扶老携幼争相前来观看,照相留念。

飞行员成了武汉姑娘追求的偶像,吴鼎臣漂亮的妻子也就是在那时经朋友介绍认识,并结为眷属的。

“4·29”那天,吴鼎臣担任领队刘宗武副大队长的僚机,起飞后遭到了3架敌机包围,子弹打得吴鼎臣的飞机座椅背叮当响。幸好他安装的自制钢板椅背救了他一命。由于飞机油箱中弹起了火,他的头部、颈部被烧伤,吴鼎臣被迫决定跳伞。他左手拉开保险带,右手将驾驶杆猛力向前一推,飞机猛然向前下方一栽。随后被离心力从飞机里抛出来。在离地面差不多1000米高度时,他拉开保险伞,这时敌人又对他的保险伞开了一枪,打穿了他的飞行衣,将飞行衣烧了一个大洞,左肩后面烧伤了一小块,左脚大脚趾也被一粒子弹打穿两个洞。

保险伞在空中飘了约10分钟,最后落在武昌徐家棚附近的农田里,田里的农民当时大声问:“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高声回答是中国人。人们向他围拢,把他送到了粤汉铁路医院急救。经检查是1至2度伤,局部3级,进行简单消毒包扎后,又送他过江到汉口万国医院救治。

那次住院期间,周恩来代表八路军前往医院看望了吴鼎臣等人。他当时想揭开包扎在眼睛上的纱布看看共产党领导的模样,周恩来轻轻握住他的手,用苏北口音说:“希望你好好养伤,伤好后再上蓝天杀敌,我们后会有期。”吴鼎臣是苏北人,听到乡音,他觉得亲切极了,很久之后,那天的情景依然记得。

伤好后他又赶到兰州接收苏联援助的新型飞机。

在与苏联援华志愿队飞行员们相处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空中作战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因此空中相互的支援与掩护就十分重要。

后来,吴鼎臣写给苏联战友的一封信上这样写道:“1937年11月,苏联第二批轰炸机到了中国,驻扎在汉口机场,其中有150人是来自外贝加尔的飞行员;第三批来中国的飞机驻在南昌机场。到1939年2月,曾来中国作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军人逾3665人,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派到中国的飞机共有1250架。”

对日作战期间,他的飞机先后4次或被敌机击中,或与敌机相撞,每次他都侥幸生还。作为一个久经风雨的老人,他认为自己毕生最荣耀的事情就是多次击落过日本飞机。

解放前两年,吴鼎臣与家里失去了联系,他的妻子拖携着4个子女改嫁给了武昌一个会做金银工艺品的男人。

20世纪50年代,吴鼎臣被分配到中央驻汉水电八局,之后他又结了婚。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到沙洋农场改造。

20世纪80年代,女儿戴珊珊设法与生父吴鼎臣取得联系,吴鼎臣从沙洋农场出来后,直奔监利投靠了女儿。女儿从武昌来到监利插队,结婚生子留了下来。后来,在农场医院一所职工宿舍楼内,他们有了两室一厅,装修简朴,陈设简陋。老人在这里一住就是20多年。

40年来,戴珊珊一直没有见过父亲,但其实她一直忘不了父亲,也一直在寻找父亲。尽管父亲与她没有养育之恩。亲情,无论相隔多远、多久,总是剪不断,隔不开。

戴珊珊送走了父亲,与老父亲相守了20年,心灵里就有了安慰,一辈子就不会歉疚。相信农场陵园里的吴鼎臣也是如此,高寿而终,在女儿女婿照料下远去,又何尝不是一种慰藉。

据不完全统计,在武汉及华中会战期间,中苏空军共击落敌机62架,击伤9架,炸毁16架;炸沉敌舰船23艘,炸伤67艘;有力地配合了陆、海军作战。日本方面供认,1938年5月至10月,仅侵华日海军飞机就损失136架,航空官兵死亡116名。

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勇士们和中国飞行员一起,与日本航空兵激烈拼搏,血洒长空,英勇无畏,为保卫武汉、反抗日本侵略立下了重大功劳。

第七章:炸掉该死的箱子

严格保密的作战计划

夜已经深了,汉口付家墩一栋洋房的窗户紧闭着,亮着灯的房间里,几个神色凝重的人在一张地图前认真商量着什么。

早春的武汉,夜晚显得有些凉。

当中的高个子直起腰,打了个哈欠,说:“瓦加,太晚了,肚子都有些饿了。”

一边的雷恰戈夫站起来,看看手表,笑了一下说:“上帝太不公平,时间都给了别人,留给我们的太少了。好吧,吃饭,边吃边谈。”于是,他们向饭堂走去。

这几个苏联人是在秘密制定一项大陆上的空军部队从来没有做过的重要行动计划。

还是在前几天,驻武汉的中国空军指挥部送给苏联志愿航空队一份情报:据可靠信息,每天都有不少的集装箱运往日本在台湾的松山机场,箱子很快被拆开。经侦察,箱子里装的是新式飞机部件。

当年,日本人占领台湾后,将台湾作为它重要的能源补充基地和军事基地。为此,他们着手修建机场和码头。台北的松山机场1932年动工,并于1936年完工。完工的松山机场,在当时即有“日本第一”的美誉。除了拥有多条跑道和导航设施外,还建有巨大的油库、弹药库及飞机修配厂。

“七·七事变”后,为了支援日陆军作战,日军在松山基地专门部署了大量新型飞机,用来攻击江浙各地的航空队都以松山机场作为前进基地。同时,松山机场也是从日本本土南进东南亚的航管中心和重要战略基地。

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得到情报之时,日本运载新飞机的船队刚刚从欧洲抵达台北,这种新飞机是从意大利得到的菲亚特 BR.20 轰炸机,编号为“1 型”。

在敌人不断采取消耗战术情况下,中苏指挥部开始思考如何从源头打击敌人,关于松山机场的情报来得正是时候。苏联军事顾问组负责人雷恰戈夫等会同中方空军负责人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决定攻其不备,轰炸台北机场。

1938年2月22日,秘密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是苏联援华志愿队的总顾问雷恰戈夫、政委留托夫、轰炸机大队长波雷宁、副大队长马琴等。

“明天你的部队将执行一次空袭日军台湾基地的任务,去炸掉那些该死的箱子。”雷恰戈夫指着地图对波雷宁说,“你们要沿着最短的航线飞往那里,返航时你可以在福州降落加油,那里据台北230公里,然后再飞回汉口。这是福州附近山里的跑道,离台湾海峡不远。”他敲了敲地图,“驻南昌的中苏联合轰炸机部队将有12架轰炸机与你们一起行动。”

“请注意。”他补充说,“它附近没有突出的、可供参考的地标。另外还有一个困难,海上飞行。你们自己明白,如果发生什么情况的话,那就不可避免要有牺牲。”

说完,雷恰戈夫双手按在会议桌上,两肩向前耸着,两眼直视着波雷宁,眼神里包含了许多的内容。

此刻的波雷宁明白雷恰戈夫眼神的含义,那里面既有期望,又包含着信任。作为多次执行轰炸任务的负责人,他知道这次任务是艰巨的,台湾与大陆有海峡阻隔,相距较远,松山机场周围都是山,苏联飞行员从没飞过这条航线。对于当时的飞机性能来说,这是一次远征——从汉口到台湾的直线距离超过1000公里,几乎是苏联志愿航空队装备的“图波列夫”SB轰炸机的极限航程,战斗机无法伴随护航,因此轰炸机将不得不在无护航的情况下执行任务。

他站了起来,用坚毅且轻松的表情应对了雷恰戈夫的目光。

“请放心,上校同志,相信我和我的伙伴不会让那些箱子好好地放在那里的!”

准备工作随即紧张地展开。波雷宁找来大队领航员费多鲁克,他们在雷恰戈夫和留托夫画出的航线草图上拟定了更详细的飞行路线。他们决定,出击时的飞行高度应保持在4100—5500米,因为在这个高度上,SB轰炸机的航程能达到最大。

然而,由于这个高度的氧气含量相当稀薄,而志愿航空队又没有氧气面罩,在漫长的飞行途中,轰炸机组必须时时面对缺氧的困难,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别无选择。

行进路线也做了仔细考虑,轰炸机编队将先飞往台湾岛以北,然后迅速转南,高度下降到3600米,同时抑制发动机的声音,以迷惑地面日军,隐蔽临空轰炸后折返。飞越台湾海峡时,轰炸机的高度将下降到1800米,以便让机组成员在重新爬升到3600米前先缓解缺氧症状。之后,编队将在福州附近的山地机场降落加油。

当时,中国轰炸机部队也装备了SB轰炸机,但由于装备时间不长,中方飞行员对这些飞机的性能仍不熟悉。因此,为稳妥起见,机队将从离目标更近的南昌机场出发。

行动开始前,整个计划被严格保密。苏联机械师对轰炸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油箱里注满煤油,但炸弹直到起飞前才挂上飞机。为迷惑潜伏在汉口的日本间谍,中苏空军故意散布各种假消息,声称驻汉口的中苏空军将要轰炸安徽省安庆附近江面上的日本军舰。

一场虚惊

2月23日,这一天恰好是苏联红军节。清晨,28架轰炸机完成加油、挂弹和预热,做好了出征的充分准备。

有一架飞机没有射击士,这时,大队政委彼得洛夫站了出来,说:“让我来吧。”

“你可是一夜没睡呀。”波雷宁说。他知道,昨天夜里,他们几个人几乎研究了一晚上地图与方案。

“呵,没事,我可是比你壮实。”彼得洛夫用手敲打自己结实的胸脯,握了一下拳头。

大家笑了,望着这位眼睛还红着的结实的汉子,飞行员们心里充满着激情,政委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能成功。

天开始放亮了,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

正在这时,一声警报打破了地面上的宁静,大家立即紧张起来。

随即,东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黑点,是飞机。难道我们的计划被日本人窃取了吗?波雷宁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倘若如此,机场上加满油、挂满弹的飞机可要遭殃,机场立刻会变成一片火海。

“怎么办?”彼得洛夫问。

波雷宁没有作声,起飞已经来不及,疏散也没有时间了,只有期待高射炮将敌机赶走,不然,一切都将非常糟糕。

敌机向机场飞来,已经能看清楚,那是18架飞机。波雷宁下达了命令:“全体隐蔽。”

当飞行员们各自进入掩体,波雷宁没有离开,他继续监视敌机。

但是,很奇怪,日本人的飞机没有向机场发起进攻,而是擦过机场,左转,向长沙方向飞去。轰鸣声慢慢减少,敌机很快消失在地平线上,一场虚惊过去了。

事情过去了很久,人们还在分析此事,为什么日本人的飞机不对苏联的轰炸机发起攻击?

此时,一辆小汽车飞驰而至,雷恰戈夫从车上跳下来,对波雷宁他们挥着手说,他们在路上看见了敌机,心想这下子要一塌糊涂了。“我叫司机开足马力,看能够帮你们些什么。忽然又见日本人转了个弯不见了,我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雷恰戈夫像个孩子似的做着鬼脸。

一切顺利,机组人员在飞机旁集结完毕。雷恰戈夫简单地讲了几句送别的祝词,他提醒大家,今天,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20周年,大家要无愧于这个节日。

7时整,随着一颗信号弹升空,一架架轰炸机依次起飞,很快消失在云层中。

SB轰炸机群在4800米以上高空排成队列,由于有薄雾遮挡,飞行员的能见度不到2000米,机舱内温度计的读数显示气温只有4摄氏度。在高空飞行不久,机组人员脉搏开始加快,头昏、瞌睡、缺氧的症状开始出现了。

机群飞过长江和鄱阳湖,云层开始变得稀疏。又过了1小时,机群飞过福州。遗憾的是,计划会合的南昌编队一直没有出现。后来才知道,由于领航员计算错误,南昌编队因偏离航线不得不返航。

随着机翼下云层的逐渐消散,终于,飞行员们看到了闪着光亮的台湾海峡,以及海峡对面的台湾岛。从空中望去,海岛就像一颗巨大的镶嵌在一望无际的大洋之中,带有黄色斑点的绿宝石。

机队越过台湾岛稍北的地方,然后急转弯,降低马达声,开始下降。此时,波雷宁数了一下飞机,28架,一架不少。

突袭成功

刚要发起攻击时,波雷宁他们发现岛东部覆盖了厚厚的云层,地面目标被云遮住了。

怎么办?这样下去,炸弹的命中率将会大打折扣。

正当机队迟疑着做着下一步准备的当口,云层突然裂开一条缝隙,从缝隙里望出去,台北市区出现在视野里。在其北部3公里处就是目标区域,一切尽收眼底。

只见机库与巨大的储油罐延伸到机场的尽头,机场上一排排的飞机整齐地排列着,还没有拆开封的灰色集装箱和机库边的白色油槽车清楚地摆放着。

日军没有做任何伪装,或许他们觉得对岸的中国人不可能飞到这里来,对他们造成威胁。

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波雷宁带领编队转向那片空域。

轰炸机开始下降、减速、俯冲。

由于担心遭到日军战机的拦截,轰炸机上的射击手紧张地搜索空中的敌机,但令人惊奇的是,居然一架敌机也没有,地面上的高射炮也保持沉默。很显然,日军地面观察哨认为正在接近的机群是自己人。

目标越来越近,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地面上白色的机翼和机翼上的红色圆点。

“投弹,费多鲁克,祝你好运。”波雷宁下令。

飞机轻轻震动了一下,炸弹投下去了,只见机场上腾起了一个个爆炸的火球。

“命中了!真棒!费多鲁克。”波雷宁大叫。

SB轰炸机在3000米高度投下第一批炸弹,炸弹落到摆放的机群中,燃起巨大的烈焰。有两架日军战机发现情况不妙,试图冒着炸弹起飞,却被炸个正着。随后的第2波爆炸把储油罐也掀到了天上。

炸弹在半空中成串地坠落,投在日军机场上,爆发出巨大的声浪与冲击波,大地在震动,气浪向四周冲去。炸弹所落之处,红色、黄色的烈焰裹着碎土尘埃腾空而起。强大的爆炸气浪把来不及躲避的日军人员、装备狠狠地抛出或者撕碎,又把一些建筑工事、掩蔽部掀翻,瞬间冲天而起的烈焰把所有没有掩蔽的装备都舔舐了一遍,留下黢黑扭曲的一切。

轰炸机群共投下了280颗炸弹,大都命中了目标。

这次袭击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及突然性,以至于日军的战斗机一架也没有来得及起飞。

日军的高炮直到轰炸临近尾声才开始零零星星地射击,但这已经太晚了。

松山机场遭袭令日军格外吃惊,空袭中,40架新式军机被摧毁,大量飞机部件在包装箱内被烧掉,机库和可使用3年的储备物资与油料被付之一炬,松山机场在1个月内无法使用。为此,台湾行政长官被罢免,日军基地指挥官被勒令自杀。

此次突袭的指挥官雷恰戈夫是苏联赫赫有名的王牌飞行员。

援华志愿军中不乏优秀的苏军军官,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战役战术训练,许多苏联飞行员和军事专家是刚在西班牙与佛朗哥集团进行了浴血奋战后来到中国的。他们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贡献,不少人立下战功,有的还被命名为“苏联英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后来的苏联卫国战争中获得了很高的军衔。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个出生于莫斯科州农村的俄罗斯人,天生就是飞行奇才,他参加过西班牙战争,他的中队击落了40架敌机,他本人击落了5架战斗机和一架轰炸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

雷恰戈夫作为第2批苏联援华航空队领队来到中国,在领导他的队伍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取得了骄人战绩。他回国后曾先后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空军司令、副国防委员。

1941年6月22日清晨,希特勒背信弃义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由于准备不充分,苏军伤亡巨大,仅苏联空军当天便损失飞机接近一半。此前一周,苏联和中共情报人员都已准确探知希特勒发动进攻的时间,且提前报告了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固执己见,把它当成敌人的欺骗阴谋。事情已经发生,要找个“替罪羊”,于是这落到了雷恰戈夫头上。

海军上将伊萨科夫记述,在一次讨论飞机屡屡发生飞行事故时,空军司令雷恰戈夫竟出人意料地声称:“是会出事故的,因为您强要我们坐在棺材上飞行。”这话无疑是对斯大林的一种侮辱,但这次斯大林却沉默不语,只是对他说:“您不应该这么说!”后来他又再次重复地说了一遍:“您不应该这么说!”然后宣告:“现在会议结束。”

1个星期后,在战争爆发前夕的6月15日,雷恰戈夫和空军总监斯穆什克维奇、防空兵司令施特恩被捕。

10月28日,在莫斯科被德军包围的时候,在古比雪夫巴尔贝什村。那一天的天气特别阴暗。一群戴黑色礼帽的苏联安全部门人员根据传贝利亚的手令,将雷恰戈夫和他美丽的妻子——空军少校玛利亚及其他18名“阴谋集团”成员从监狱里提出来,让他们列队站在墙边。

当行刑者举起枪的时候,雷恰戈夫紧紧拥抱着妻子,对她说,我没有战死在西班牙,没有战死在中国,却死在自己人手里,我不甘心。玛利亚抚摸着丈夫的脸,深情地说:“瓦加,有我陪着你,到哪里都别怕,别怕!”

枪声响起,18个人倒下。他们当中,有战功赫赫的红军将领,有著名的武器制造专家,其中3人与妻子一起遇难。那一年,雷恰戈夫年仅30岁。

直至斯大林去世后两年的1954年,事件才得以平反昭雪。

雷恰戈夫和妻子在被枪毙的那一刻,或许会想起同样是冬天的4年前,在卡赞火车站,清冷的天气里,年轻的飞行员妻子在为同样年轻的飞行员丈夫送行,那时候,他们两个意气风发,充满着抱负与理想。那时,两个人的心里,一定有着同样的愿望:等着我,我会回来……

第八章:兰州,兰州

战略支点作战

正当武汉会战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远在西北延安的一座窑洞里,几乎亮了一夜灯。灯下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沉思着奋笔疾书。过几天,延安要召开抗日战争研究会,他要在会上做演讲。

写着,他感觉天有些阴,窑洞里有些压抑,于是站起身推开门,一股夜晚清新的空气透了进来,他深呼了一口气,心情似乎舒缓了许多,继而坐下,在纸上写道:“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在批评了“亡国论”与“速胜论”之后,他分析了抗战必经的三个阶段,他用笔重重写道:“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

毛泽东的预见是精确的,战局的发展正如他所料,日军的战略重点移向了他所说的3个地方。1938年10月,日寇攻陷华南重镇广州,同时华中枢纽武汉也沦落敌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损失较大,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动摇。此时,发生了汪精卫叛逃投降事件。12月8日,汪精卫乘坐的班机抵达昆明时,龙云给中央政府发电,通告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汪有叛逃企图”,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次日,汪乘飞机从容离去,当其乘坐的客机进入越南后,中方才宣布禁空令,航委会命令昆明“追剿”,但汪精卫已取道越南叛降日本。

在分析了形势后,日本军方认为,此刻重庆政府已经陷入分裂,只要从军事上加以压力,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便会彻底崩溃,“日华事件”解决指日可待。1938年12月,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41号令》,要求侵华日军陆海军航空兵开展“制空进攻作战”,以压制和干扰我战略谋划,打击我首脑机关正常动作,并为此专门制定了《陆海军中央协定》,规定“陆海军航空队在全中国各要地勇敢地进行战略、策略的航空作战”,把轰炸重心放在了战时陪都重庆以及中国空军接收苏联飞机的重要基地兰州。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日军各航空队火速完成调动部署。

兰州五泉山武侯祠下的防空洞里,电报的“滴答”声,电话的喊叫声响作一片。一些身着军装的人神色匆匆地走动着,不时地举手行礼。

洞外天气已经很热了,但洞内却凉爽如春,甚至有些寒意。

指挥室里,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着急地踱着步子,一边走,一边在擦着汗。这个两次入主甘肃的西北王,一般不着急上火,而现在他坐不住了。

原本,偏隅大西北的兰州从来都是后方的,日本人怎样折腾,也不会将这里作为进攻重点。毕竟,中国面积太大,前方,有沿海一线与中原大地作为屏障,要打到兰州,是要有相当的代价与一定的时间的。

但是,朱绍良没有料到,恰恰是他入主的兰州,成了日本人着力攻击的重点。

因为,兰州成了苏联援华的主要的交通线和枢纽点。飞机与各种武器装备正通过阿拉木图、乌鲁木齐源源不断向兰州汇集,而后再向前线分流而去。

兰州的百姓在那一段时间里饱尝了苦难,连续几个月,兰州城遭受了有史以来的猛烈轰炸。在令人惶恐的警报声和慌乱的氛围里,街上有逃难的人群和呼儿唤女的喊叫。

开始时,为了阻断苏联援华的西北路线,日军华北航空兵团启动了“田号”作战计划。1937年的冬天,伴着飘舞的雪花,日机分批轰炸兰州城区及郊外,炸毁了甘肃省文庙东殿、皋兰县文庙大成殿和普照寺。而后,72架日机分6批空袭兰州,炸毁房屋7000多间,死伤近60人。12月1日,15架日机又分两批轰炸兰州东西两个飞机场。

为了防备敌机空袭,战区指挥部搬入了五泉山的防空洞里。五泉山是兰州的一座名山,据传,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开疆拓土,途经此地,无水可汲,遂以鞭杵地,五眼清泉汩汩涌出,因而得名。此山居高临下,俯瞰守望着古城兰州。自古以来,五泉山和皋兰山就是兰州天然的战略制高点,兵家必争之要地。指挥部设在这里,或许会安全一些。

朱绍良已很久没有与城里的太太们相聚了,这使他格外地担心,那不长眼的炸弹,可不能落到朱府大院的房顶上啊!

几个月前,朱绍良走马上任,第8战区刚刚组建,之所以要成立这样一个战区,自然与苏联的援华武器有关。第8战区的第一任司令长官虽然由蒋介石兼任,副司令长官为朱绍良,但这里的大小事务,通通地要由朱绍良来主持,因此,他感到无形中多了许多的压力,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地玩乐了。因为,整个西北,包括甘肃、绥远、宁夏及青海的对日作战任务及戍边卫边的任务一下子落到了他的头上。

他心里非常清楚,从抗战全局看,兰州虽然偏远,但却是中国抗战极端重要的战略要地。兰州不保,前线作战的武器、物资就会得不到保障,战事状况就会急转直下。不仅如此,包括人员训练力量调整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蒋介石在下达命令时专门跟他谈过一次话,拍着他的肩膀说:“绍良兄,西北拜托您了!”

为了接受援华的新飞机,以兰州东门外原有的拱星墩机场为中心,在兰州周边地区修筑了多个机场,包括北面的中川村,东面的东古城与西面的西古城,都修了机场,还将临洮县原有的机场整修,形成了一个卫星式的机场群。

此时的兰州城,忽然间多了一些外国人,尤其是苏联人。由阿拉木图和外贝加尔飞往中国的大批苏联飞机按计划在各个机场轰鸣着落下,检查、加油,然后飞往各地。在这里,驻扎着中国空军第4路司令部的数批次驱逐机、轰炸机。空军第4路司令部由张有谷统一指挥,负责保卫兰州领空作战。司令部下辖轰炸机第8大队,驱逐机第6队、第17队、第25队。还有苏联设立的外交代表处、军事代表处和空军招待所,更驻扎着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

冬天,中国空军教导总队也从四川梁山迁到西古城,总队长刘炯光,副总队长毛瀛初。负责整训空军的各支战斗机队。受训部队分别驻扎西古城和兰州机场附近,“空军15”飞行队也一起住在那里。

除飞行部队外,兰州还建有苏制飞机修理总厂,苏联技术人员在此训练中国空军空地勤人员掌握苏制飞机的装配、维护技能。中国空军各部队飞行员及地勤维修人员分批赴兰州空军驱逐总队接受训练,熟悉苏联战斗机的性能,研习空战战术。

到1938年底,在苏联支援下,中国空军主要作战飞机数量已经恢复到了抗战前数目,性能也更加优良。

至此,兰州不仅是当时重要的空战指挥中心,也是当时重点的防卫目标。当然,日本人也将兰州看成必须拔掉的一根钉子。

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冬天来临的时候,兰州的上空就不时有了入侵者。开始的袭击中,日机以少批次、试探性为主,每次出动飞机较少,一般为数架,多则20架左右。对兰州空袭的主要敌机,分别从运城、包头等地起飞,以落实大本营的战略支点战略。1937年11月15日,第12战队在原田宁一郎大佐率领下,从包头起飞轰炸机5架,轰炸兰州,遭我拦截慌忙投弹返回。前两次偷袭都没有得手,日本方面谋划着更大的阴谋。一个月后,兰州上空突然多了一些飞得较慢的双翼机,那是日独立18中队的侦察机,多次前往兰州侦察,并拍回照片。得知兰州3个机场共驻有飞机60余架,还实际测量出运城到兰州750公里的实际距离,补充了较详细的航空地图,为第1飞行团轰炸兰州做好了准备。

自以为一切准备妥当之后,空袭的力度不断加大。“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新空袭方针是从1938年底开始的,日军的部署调整完毕后,兰州成了首选目标。进入1939年,敌人大量增兵,抗日战争开始了艰苦的阶段。日本空军对兰州进行了连续大规模轮番轰炸,其疯狂性和残酷程度亦达到顶点。

按照日军陆海航空兵划分的空袭范围分工,华北由陆军负责。由于当时日军的驱逐机续航力不够,他们采取了轰炸机大编队行动,用多架轰炸机上的机枪火力构成强猛的火力网,以阻挡中苏战斗机的攻击。

早春的时节里,当人们还在忙着过年的时候,伴着阵阵的轰鸣声,兰州的上空出现了黑压压一群呼啸而至的飞机,人们注意到,飞机上涂着刺眼的“膏药旗”。日机开始了对兰州的大规模集中空袭。按照大本营241号令,日陆军航空兵团司令官江桥应次郎命令第1飞行团长寺仓正三少将以运城、包头、彰德为基地,调第12战队、第60战队、第98战队31架轰炸机共同进袭兰州。

无论是江桥应次郎,还是寺仓正三,对于他们这些狂妄的指挥官来说,至少目前,他们认为中国空军没有能力对这些轰炸机形成威胁。

其后连续3天,日空军先后以50余架、30架和20架飞机对兰州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中山市场、东大街、贡元巷、东城壕、南关等市区繁华地段遭受重点轰炸。其中,建于唐朝的市内著名古刹普照寺(又称大佛寺)被夷为平地,寺内藏存的稀世典籍、明初救赐金藏佛经6358卷(其中唐藏5048卷)全为大火烧毁。兰州城火光一片,损失巨大。

轰炸运城

此时的朱绍良面临着社会各界舆论的巨大压力,其实他不是不作为,于他而言,也是尽可能做了许多事情的。上任后,他利用自己的地位,筹拨了大批资金投入兰州防空建设,为方便于疏散人员,增辟城门8个;在郊区修防空洞壕数百处;在兰州以东数百里外的华家岭设高空监测站,尽早报告日机动态。布置在东郊机场、中山桥、南北两山及市区各要塞的高炮部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射程不够,多数只能起到驱赶作用。警备部队对防范日军伞兵着陆偷袭照测部队预防敌机偷袭的照测,还有监视哨队对敌机空袭情报迅速传送。这一切,都已经做了,但还是造成了人员的死伤和文物的被毁。

街上已经有学生及市民在游行,抗议当局对敌机轰炸的不作为,甚至打出标语,要求撤换朱绍良。

几天里,朱绍良都在发电报,请求加强空军力量,给予必要的支援,因为他知道,无论是苏联志愿队,还是国民政府空军,他都不能够直接指挥。但是,发生在兰州的伤亡与断垣残壁,却明明白白地算到了他的头上。

其实,他并不知道,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和他的苏联顾问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部署。

1939年的春节快要到来的时候,成都机场的上空还蔓延着些许雾气,潮湿中包裹着一些清冷。

停机坪前,并排停放着几架轰炸机,地面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为飞机充电、加油。

机翼下,八大队大队长刘福洪正同机组的一些人做最后的交流。7点整,7架伏尔梯V-11轰炸机准备完毕,滑向跑道。塔台发出指令,可以起飞。飞机陆续地向起飞线滑去。一切正常。

正当刘福洪加大油门,准备提速的时候,忽听后面飞机报告:“大队长,我的飞机飞不了了。”

“怎么回事?”刘福洪问。

“发动机转速增大后,自动熄火。”后面的机组回答。

刘福洪立即终止起飞,从飞机上跳了下来。

让刘福洪想不到的是,不但是一架飞机出了毛病,7架执行任务的飞机,有3架已经趴窝。没有载弹时,飞机试车还是好的。可一旦挂上了炸弹,增加了重量,飞机在跑道上就只能滑行而起飞不了。飞行员把油门开到了最大,发动机便熄了火。

这批“伏尔梯”式轰炸机是从美国买回来的。

抗战之前,向国外购买飞机由行政院负责,航空委员会不能够直接洽谈飞机购买,需要什么飞机,要写出报告送到中央信托局核准,行政院再派人出国去买。多数购买事项大都要院长孔祥熙来定。航空委员会虽然有一些从国外学习多年回国的专家,却不能够过问买飞机的事。

当时,美国生产的“伏尔梯”式飞机还是一款比较先进的轰炸机,中国要购进30架。行政院派了几个人到美国谈判,价钱谈来谈去,美国人一口咬定少了10万美元坚决不卖。因为资金有限,中国代表没有办法,只好回国。

孔二小姐亲自出马,没有费多大气力便谈成此事,价格降下来,每架8万美元。事情皆大欢喜。

飞机运回来后,机械人员检查了发动机,发现发动机只有800马力,而飞机的说明书上写着发动机有1000马力。按常规,应该派人去美国查问一下原因,无论如何,这是一批大件的装备。但相关人员听说是孔家出面办的此事,就没有人再过问。

此次,蒋介石亲自下达命令,让成都方面派出轰炸机,对日军运城机场进行轰炸。据可靠情报,日第1飞行团逐次转场到达运城,准备对兰州实施进一步的打击。

作战命令已经下达,一切准备完毕,但飞机出了问题。此时的刘福洪心里非常着急,他咬紧牙,说:“只剩下4架飞机,也要升空作战。”

于是,他带着剩余的飞机,升空而去。

过汉口后,分队长李永训的飞机因速度慢落后。刘福洪带3架飞机到达运城上空,投下40枚炸弹。

此时的运城机场,刚刚转来的飞机拥挤地堆放着,毫无防范。自抗战以来,华北机场几乎没有中国的飞机到过它的上空,危险也似乎离它们较远。伴随着一阵浓烟滚滚,日军的十余架飞机被毁于地面。机场上,幸存下来的日陆军航空队人员惊恐不已。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这里的机场还从没有受到过威胁。

任务完成,在返航的途中,刘福洪发现自己飞机的发动机转速过快,继而温度持续升高。当坚持着飞至陕西临潼新丰镇时,天色将黑,气候转劣。刘福洪驾驶的飞机发动机终于停止转动。

此时,全体机组人员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迫降。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地面物体影影绰绰,早已看不清楚。刘福洪咬着牙对大家说:“弟兄们,生死在此一举,大家坐稳,落了!”

黑暗里,飞机像一只巨大的鹰隼,向着大地摇晃着滑落而去。非常可惜,地面是一个起伏的凹地,飞机触地后立刻弹起,然后起火燃烧,继而爆炸。刘福洪同轰炸员汪善勋、射击员谢明光殉难。是年,刘福洪30岁。

刘福洪是察哈尔万全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决意从戎,考入中央陆军学院第9期,中央航校2期毕业,多次参加各役作战。

刘福洪牺牲的时候,他的新婚妻子陈影凡就住在成都。老家苏州的陈影凡在家乡沦陷后,寄寓汉口。经人介绍,陈影凡认识了刘福洪,两人一见钟情,倾心爱慕。当时,家人劝她不要找飞行员,一则长期夫妻分离,二则职业危险。但陈影凡却说:“非他不嫁。”

两个人苦恋数月,由于战乱,陈影凡颠沛到了成都,1939年1月5日,两个有情人终结连理。

婚后,每次丈夫出征前,陈影凡都要依依惜别。一次,刘福洪出发前曾开玩笑地对妻子说:“像你我这样好的感情,万一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

陈影凡急忙堵住丈夫的嘴,说:“不许你瞎说。”

刘福洪拉开妻子的手问:“你还没回答我呢。”

陈影凡不仅潸然泪下,说:“你死,我也不活。”

几天后,噩耗传来,陈影凡悲痛欲绝,发誓不独活于世。2月8日,她趁人不注意时,服毒殉情。幸被人及早发现,送仁济医院被抢救脱离危险。然而,陈影凡的痴情之念仍存于心中,2月16日,在月光皎洁的夜晚里,她趁人不备,取出丈夫生前留下的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一声枪响,玉殒香消。时年仅20岁,令人无不唏嘘。

陈影凡是个有心且精细的女子,自杀前,她将婚房布置井然,妆阁中之剩粉残脂、衣物饰品,均留言分赠好友作为纪念;并留有遗书多封,叮咛后事。其中一封致刘福洪好友,请将她的遗骸与烈士合葬,以兑现诺言。刘福洪的战友和基地的官兵依陈所嘱,将两位新人葬到了一起,在墓旁种上了松树,祝贺这一对有情人万古长青。

黄土高坡上空的争斗

运城机场的被炸,使得敌人对兰州进袭的报复心理愈演愈烈,从来未受此种打击的华北陆军航空兵下决心要证明自己,江桥应次郎亲赴运城坐镇指挥。

日军第一飞行集团进行了整修、补充,开始了新的集结。攻击的目标仍然是兰州,确定的作战时间为1939年2月11日,这是日本第一代皇帝神武天皇登基的日子。但这一天的天气并不适宜飞行,日军无奈将攻击日期向后顺延一天。

日军明确,主攻目标为兰州东机场,预攻目标为兰州市区。

指挥部特别提醒飞行员:兰州地区驻有大约70架中国战斗机,各机群要做好打大空战的准备,务必歼灭中国的作战飞机。

担任攻击的日本机队,有河岛庆吾的第12机队,9架意大利菲亚特重型轰炸机;田中友道机队,12架“97式”重型轰炸机;服部武士机队,8架意大利菲亚特重型轰炸机。

为了达成特定轰炸密度,意式轰炸机载有6枚50公斤级的爆破弹,“97式”重型轰炸机载有12枚50公斤级炸弹。

另外,今川一策的第59战斗机队,主力担任运城机场的防空,其余战机与轰炸机队同时起飞,在轰炸机航线南侧的西安和宝鸡地区,牵制中国的空军机队。

预定轰炸兰州的时间为下午1点。12日上午10点半,日军3个轰炸机队的29架飞机从运城起飞,直扑兰州。由于领航判断失误,先遣的河岛轰炸机队的9架飞机,全部向北偏航,将兰州东北约100公里外的祖厉河,误认为兰州以南的洮河,将靖远县城误认为兰州,便将54枚50公斤级炸弹全部投了下去。

十七中队岑泽鎏中队长立即带领全队升空迎战。他们惊奇地发现日机比自己飞的高得多,因此,他们纷纷加足马力爬升。但是,伊-15依然存在着30-50km/h的速度差异,因此无法保持编队爬高。

由于徐吉骧的飞机性能较好,一路领先飞在最前面。但经过一番追逐,十七中队的飞行员们却没有击落一架日机。虽然日本人是首次来犯,但是作为专门担负兰州防空的部队,得到警报后没有事先到外围空域组织拦截,在空中巡逻时也不够警觉,直到发现敌机在警卫目标上空投弹后激起的烟尘才发动追击,而且没有当场见到任何敌机坠落,这简直是莫大的耻辱!

从此十七中队的飞行员们都不敢贪恋被窝,将原本准备转场的行李包从飞机座椅防弹板后面取下,他们甚至决心等到击落敌机之后,再进兰州城逛街。

虽然驻守兰州的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都在等待日本飞机的到来,但是偏偏他们却不来了。

2月18日,农历大年三十,敌98战队3架轰炸机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市区轰炸,但就是不到兰州。

2月19日,农历春节到来了,在抗战烽火燃遍神州的战争岁月中,谁也没有心情过年。

在复仇的怒火与悲壮的痛恨里,飞行员们在静静地等待,他们觉得时间是那么漫长,整个兰州的各个战斗分队此时只有一种念头,尽快升空,找到敌机,拼死与其一搏,将他们赶出中国去。在迫切求战的气氛中,空军将士们度过了大年初一。

第2天,他们终于等来了前来轰炸的日本飞机。

20日中午时分,空军兰州基地接获防空司令部预警,敌机30架分3批空袭兰州。不一会,监视哨报告,在基地以南180公里处发现一批敌轰炸机。继而,战斗警报响起,中苏两国飞行员奔向飞机,中国空军第5大队第15、17中队及苏联空军志愿队共30架战机立即升空。

此次,日本人比以前显然狡猾了许多,他们并不急于进攻,只在据目标60到70公里的地方来回绕圈飞行,估算我飞机所耗油量来伺机进攻,他们的意图是想迫使中国战斗机提早起飞。这种战术在先前是成功的,但此次,指挥部根据苏方的建议,没有让飞机升空,而是继续监视日机的动向,每3到5分钟报告一次情况。

日本飞机见此情形,开始分成3批经过相同时间间隔出现在兰州上空。下午3点40分,服部机队的9架轰炸机升到4000米高度,排列成3个品字形,从黄河铁桥上空进入兰州空域。

苏联志愿队在耶列布琴科大队长率领下率先起飞,先后向来袭的敌机迎上去。14架伊-16占据高度优势。同时,十七中队长岑泽鎏、副队长马国廉率领15架伊-15机随后起飞,与苏联志愿队共同负责兰州上空,而十五中队则负责西固城基地。

天空中顿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炮声,飞机如同雨前的燕子在来回穿梭着,互相追逐。岑泽鎏首先将日军领队机击落,只见日机划了一道黑色的烟幕,从空中跌落下来。接着,一架日军僚机被马国廉击中,坠向地面。陈耀南死死咬住3架日机射击,直到看见日机落地着火为止。只一会儿,敌人即被击落3架飞机,仓皇而去。

日军第2梯队田中机队的12架轰炸机,刚刚进入兰州空域,便遭到苏联空军志愿队14架战斗机的围攻。日军机群慌忙将144枚50公斤级的炸弹胡乱投下,夺路而逃。慌乱中一架飞机被地面防空高射炮击中坠毁。

日军第3梯队河岛机队的9架轰炸机,在兰州城内和西古城机场投弹完毕,正要返航,在机场东北角被中国空军第17中队拦住,双方展开空中激战。

这次空战,中苏两国空军共击落8架日机,白塔山的苏罗通高射炮击落一架,苏联志愿队损失一架飞机。作战中两国飞行员勇敢沉着,毫不畏惧,联合抗敌,越战越勇,频频上演近距离格斗,打出了气势。

不甘失败的日空军仍不死心,2月23日那天恰是正月初五,十五队完成上午的飞行训练以后,返回地面进行检修加油,准备下午继续训练。

当天轮值的十五队副队长余平想和队员陈崇文、李德标吃罢午饭,正准备到候机室值勤,突然接到命令,有多架飞机由运城机场绕道向兰州飞来,命令他们检查飞机,准备出击。

在驱逐总队副总队长毛瀛初的带领下,余平想他们立即起飞,在空中编好队形,一路向东行进,很快地与十七中队的10架战机会合。

此时,已经过午,飞机正好背对太阳,而敌机恰恰迎向太阳,飞行中受到耀眼阳光的强烈照射,不容易发现我机。我们的飞机则正好相反。

飞机在轰鸣着前进,蔚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能见度极佳。从空中望下去,只见黄河及其支流蜿蜒着萦绕在兰州周围,山岭起伏着向外展延。更远处的北方,隐约可见的沙漠茫茫漫漫。

经过3天的休整,日本第1飞行团再次窜犯兰州。

为了迷惑中国空军,寺仓团长特别命令已经遭受重大损失而难以担当对兰州轰炸任务的第98战队提前一个半小时起飞,佯攻兰州以东26公里处平凉,然后南飞轰炸宝鸡。另外派独立18中队的97司侦机先行侦察,诱使我续航能力不如日大型轰炸机的战斗机提前升空消耗燃料,待我油尽降落时突入轰炸。

不一会儿,作为主攻的河岛庆吾少佐率领下的12战队8架轰炸机到达兰州,随后,佐赖育三上尉率领的60战队12架轰炸机也由黄河铁桥进入兰州市区,他们突然遭到了从右后方冲下来的十五中队余平想他们3架伊-15的攻击。继而,在上次轰炸中侥幸没有陷入火网的12和60战队的日本飞行员惊恐地发现四处都是中国空军标志的飞机,这些被日本指挥官认定已经不存在的飞机越来越多。

我机随即勇猛攻击,此次空战较前次尤为激烈,双方出动机数众多,不过敌机为轰炸机,我方为驱逐机,对敌攻击较为灵活,又是背光迎战,形势对我方十分有利。

中苏飞行队采用“编队攻击”战术十分有效,每分队3架伊-15同时咬住1架日机的尾巴,让其无法集中机群的火力射击单个目标,降低了敌人的防御能力,又提高了每次攻击的准确性。这个时候的空战已经演变成了对日本轰炸机一边倒的围攻。

日机见形势不对,立刻丢下炸弹返航逃跑。60战队的飞机是“97式”,转弯灵活、速度快,投下炸弹后立即就可以离开。12战队的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BR-20。这种飞机速度慢,而且油箱体积巨大又不防弹,机身、机翼皆木质骨架加帆布,特别易燃,如此种种缺点使得它一旦中弹,就难免着火,一旦着火,就会蔓延,因而迅速丧失升力。

空中的火网愈织愈烈,犹如流星雨一般,战斗十分激烈,很快,有3架敌机中弹爆炸,耀眼火光一闪之后,变成了巨大的火球,自空中冉冉坠落地面,着地之后,烈焰四散,范围颇广。紧跟着又有一架敌机拖着黑烟渐渐下落后,继之也爆炸下坠,与前3架敌机相仿。

我十七中队副队长马国廉及队员陈桂民各击伤一架,坠地着火。5分钟后,又有两架敌机遭我击落,4架受伤逃逸。十五中队队长余平想率机击落敌机两架,坠毁于洮河河畔。后又有情报传来,临洮、榆中、阿干镇、乾草店等地均有敌机撞山焚毁,这些敌机不能返航,无疑是被我方空军击伤沿途坠毁。

17中队的徐吉骧盯上了一架落单的日轰炸机,他占据有利位置后刚要开火,可是偏偏4挺机枪中有2挺因为拉线被击中,断裂不能上膛,还有一挺卡壳,只有一挺可以开火,但打不了连发。徐吉骧只好紧盯敌轰炸机后面,手动上膛,一发一发地射击。一直打到甘肃会宁上空,那架日机的油也早已漏光,徐吉骧认定它肯定飞不回400公里以外的运城,便放心返航。

返航途中,15中队的陈崇文遇见徐吉骧,发现他的伊-15起落架轮子已经破裂,便飞近了用手指徐的机轮,徐吉骧以为陈崇文要他降落,便降了下去。落地瞬间觉得左边一震,飞机向左斜,他还以为是左轮避震杆缩进去了,便猛打右刹车,将飞机停了下来。徐吉骧刚刚爬出座舱,先前落地的大群苏联志愿队员便围了上来,兴奋地将他举起,赞扬刚才那幕简直是奇迹,徐吉骧这才明白就里。

以后的半个月里,各地又陆续运回了15架残骸,本次空战,我一共击落敌机18架!

1939年12月底,日陆海军航空兵联合实施“百号”轰炸,西北交通枢纽兰州成了轰炸的重点目标。51架重轰炸机从运城起飞,60多架海军攻击机从武汉起飞,轰炸兰州3天,采用往复轰炸战术,而且使用燃烧弹。6日,愤怒的中苏空军长空搏击,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残酷的血战。苏联志愿空军被敌机围裹攻击,英勇的苏联志愿军拼命反击,击落敌机3架。不幸的是,苏联飞行员古力芝中弹身亡,坠机于五里铺。

不仅是古力芝,为了保卫兰州,来自伏尔加河畔的苏联志愿空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这些牺牲的志愿者是:雅士、马特、司切帕诺夫、波拉基诺夫、古力芝、果尔杰耶夫、伊萨耶夫。还有其他一些不知名姓的烈士,他们也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长眠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兰州大空战是自武汉和广州失守以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

时隔70多年,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6名后裔来到兰州,寻访父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在在白塔山上兰州航空纪念碑前,他们唱起了父辈们爱唱的歌曲《小灯火》:“我就要走上前线,但我不想给你戴上戒指,因为我可能不会回来……”悠扬的歌声在山上回荡。在这首老歌动听的旋律中,团员们仿佛走入父亲曾经的岁月,走入了70年前那个烽火之中……

23人的空难

后人没有忘记在兰州空战中捐躯的英烈,在兰州空战纪念碑上,镌刻上了他们的英名,但纪念碑记中所记载的张君泽、李仲武两名烈士,却不是兰州空战当中牺牲的,而是武汉空战期间,牺牲于一起抗战时期最大的一次空难。

兰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袁志学对这次空难经过了十几年研究,终于了解清楚事情的原委。

当时,苏联援华物资中有6架TB轰炸机。这些轰炸机要从兰州转场至南京机场,结果途中遭到日军袭击,损失过半,其余3架不得不再次回到兰州。这几架飞机已被改成了运输机,专门负责人员、物资的紧急运输。

1938年3月16日,中国空军飞行员郭家彦和张君泽驾驶改装后的TB轰炸机从兰州飞往武汉,准备参加武汉会战,飞机飞到平凉上空时,一台发动机失灵。当时,平凉没有可以降落TB轰炸机的机场,距离最近的机场是兰州拱星墩机场。机组当即决定返航,结果在兰州机场附近的皋兰山营盘岭起火坠毁。23名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成员、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高级翻译李仲武、南京无线电台台长张培泽等人遇难。幸存下来的是坐在机尾的两名苏联援华航空队的志愿者。

这次飞机失事,给武汉会战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直接削弱了武汉中国空军的实力。

其中,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高级翻译李仲武曾负责苏联援华物资的接收、协调事务,而南京无线电台台长张培泽更是当时不可多得的通信专家。

空难发生后被有意识地封锁了消息,当时,武汉会战战事激烈,全国上下的目光都集中在武汉,为保密起见,空难一直不为人知。再加之兰州偏远信息不畅,民间的消息传播极慢。因而,关于这次空难的报道很少。

23名遇难人员中,目前只是找到了阿列尼柯夫·彼得·伊万诺维奇大尉和德罗柯夫·斯切潘·尼古拉耶维奇中尉等18人的基本资料,其余5人资料尚未发现,仅仅从名单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军衔和职务,其他一无所知。

中方遇难的人员中,李仲武是顶尖俄语专家,是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中国记者,和瞿秋白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与瞿秋白、俞颂华等作为记者赴苏俄采访,采访的通讯曾在上海和北京发表。在苏联,李仲武与瞿秋白入了党,1924年回国后,李仲武在广州为加伦将军当翻译。1936年任航空委员会秘书,事变后,苏联开始援助中国,李仲武到兰州担任高级翻译,同时通过南京俄文同学会介绍,被调用到兰州参加翻译工作。

张培泽是南京无线电台台长,广东中山人,早年在美国芝加哥工程学院学习,抗战爆发后担任南京无线电电台台长。当时,中国空军非常弱小,苏联援华飞机的无线电联络也很落后。张培泽到兰州后主要进行陆空无线电联络实验。张培泽的儿子张壮杰曾回忆,“在失事的前几天,父亲来了一封信。他告诉母亲,要好好教育孩子,要把他们培养出来,祖国的前途需要下一代去肩负”。

飞机的正驾驶员郭家彦是河北献县人,中央航空学校第2期航空班学员,1935年任空军少尉。副驾驶张君泽是四川灌县人,中央航空学校第5期2班(洛阳)学员。据相关资料记载,遇难的中国军人中还有一位,但至今未找到这位英雄的任何蛛丝马迹。

第九章:对日本本岛的“人道轰炸”

从天而降的中国传单

就在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在中国上空肆虐之时,1938年5月20日凌晨,日本长崎一户人家的男主人照例地打开房门刚要出门,忽然他发现门前的街道上到处是白色的纸片,连屋顶上、院落里也散落着纸片。

“这是什么? ”老板好奇地拾起几张纸片,只见这些纸片上面印着一些汉字,写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顿时,他明白了,这是中国人的传单!

过了一会儿,街道上的人多了起来。他们都在拾着传单,并拿在手上看着,有的人在小声地念,不识字的人在向别人打听。

这批撒下的传单共6种、120万份。只见《告日本国民书》传单上写着: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领土犯下怎样的罪恶。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另一份《告日本工人书》上写着:诸君,等着等着,解放是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正是人民争回自由的时候了……事变起,中国军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日军依仗其空中优势狂轰滥炸,连医院、学校都不放过,我同胞罹难无数,激起各界共愤,纷纷吁请政府以血还血,轰炸日本本土……掌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觉醒诸君伟大的力量吧!诸君掌握着东洋的命运,打倒日本军阀,为着解除两国人民的苦痛,以同盟罢工来战斗吧!

人们顿时议论纷纷。这么多的传单是从哪里来的?不可能是在日华人干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散发这么多传单。难道这些传单是从中国来的?长崎地处日本九州,与中国内地遥隔千里,只有飞机才可能飞过海洋,到长崎投下这么多的传单。想到这里,在场的日本人个个心惊肉跳:中国飞机既然可以扔下传单,就可以扔下炸弹!假如真的扔下的是炸弹,结果会是怎样?看来当局所称日本本土防卫严密、固若金汤根本不可相信。

继而,在福冈、北九州岛等地也发现大量中国传单的消息传来,又引起一阵岛内的恐慌。

接着,很快,“中国飞机扔下许多传单”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日本人对自身的安全和战争的前途产生了疑虑。

恰在此时,从没有敌国飞机光临过的岛国上空,竟然有了对手的轰炸机临空,而且,投下了那么多的传单。这一切,对于一直感觉良好的日本的决策层来说,实在是奇耻大辱。

这些自以为不可战胜的大和民族的官员们第一次感到了害怕,既然我们可以轰炸人家,人家又何尝不会轰炸我们呢?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民众该如何应对呢?

陆军大臣杉山元直接提出:“既然中国空军已经开始调动,你们这些地方长官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让当地民众防范空战轰炸。”

事隔6天后,日本内阁被迫改组,杉山陆军大臣和广田外务大臣退出内阁,板垣征四郎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前朝鲜总督宇垣一郎被任命为外交大臣。

尽管这次被人们称作“纸片轰炸”和“人道远征”的空袭并没有改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法西斯行径,贪婪凶恶的东洋铁蹄仍继续蹂躏着中国人民,坚持它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黄粱梦,但这次成功的空袭震惊了世界,对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和增强中国人抗日的志气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日本对我空袭一事缄口不言, 直到世界媒体纷纷报道再也瞒不住时,日方才通过《朝日新闻》公布:20日4时许,熊本、宫崎上空出现1架不明国籍的飞机,散发反战传单,这架怪机的来历虽然不明,但从传单的内容看,可能是中国飞机。在我沦陷区,日军更是严密封锁其本土受空袭的消息,并派人坐镇上海等地各报馆检查封锁此项消息。

在日本本土被炸的历史上,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第2年的4月18日,美军少校杜拉特率16架B-52轰炸机,成功地轰炸了日本东京,一般认为这是对日本本土进行的第一次空袭。其实由徐焕升率领中国空军对日本的“人道远征”才是日本本土有史以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这要比杜拉特早3年11个月。中国空军的这一壮举,不仅使日本始料不及,世界各国也为之震惊。

精心筹划的行动

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自淞沪抗战以来,日本对我进行了丧心病狂的轰炸,无数平民丧身空袭之中。用同样的方式对敌人实施打击,中国的计划也酝酿已久。

早在1936年年底,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就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但是,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空军在与日本的血战中伤亡惨重,其中能够飞抵日本本土的萨伏亚S-72和马丁-139WC等两种远程轰炸机损失殆尽。

当年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华问题时,曾收到蒋介石密令:务必购买可以用于轰炸日本的重型远程轰炸机。1937年10月,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协议中的6架TB—3重型轰炸机按计划飞抵兰州。11月30日,其中的5架飞机由兰州经汉口飞南昌进行对日轰炸前的临战训练。不幸的是,日方早就得到南昌有中国重型轰炸机的情报。12月13日,日机空袭南昌机场,当场炸毁两架,炸伤3架,剩下的战机被迫飞返兰州躲避空袭。后来,由于数量有限且备件缺乏,TB-3在中国战场只作为运输机使用,再也没有担当任何战略轰炸任务。

后来,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参战,同时带来了马丁-139WC轰炸机4架、伏尔梯V-11轻轰炸机7架和刚刚从欧美淘汰的诺斯洛普G2E轻轰炸机数架。

国民党空军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于是开始筹划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建议派外籍驾驶员李尔德上尉担当“人道远征”驾机任务。李尔德答应前去,但称执行这项任务风险太大,要求以10万美金做代价。蒋介石不同意采取这种以索取金钱为目的的志愿远征。

针对此情况,国民党政府航委会决定由中方飞行员来执行这一任务。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部、航空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联合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空袭时间在1938年5月中旬;目标是九州的长崎、佐世保等城市;以浙东的宁波、诸暨为前进基地;选用飞机为从美国进口的马丁-139WC远程轰炸机。

蒋介石核准计划书后,轰炸进入准备阶段。编印传单一项任务落在时任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3厅厅长的郭沫若身上。郭沫若马上付诸实施,编写的传单多至数十种,如《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士兵书》《告日本全体劳动者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等,定稿后请在华的日本友人、反战作家鹿地亘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亦紧密配合,编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一桩真实事》两种传单。传单总印数达100万份之多,有劝谕,有告诫,有严厉警告,均明白易懂。

经由蒋介石最终批准,指挥部选定了远征机组人员8名。

徐焕升是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这样的身份使他得以顺利成为此次行动的带队人。徐焕升是上海崇明人,中学毕业后,原本考入了江苏省立医科大学学医,后又转考中央军校第6期交通大队,两年后毕业,被选送进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受训,后以品学兼优,奉派留洋,先在德国国立航空学校学习,再入意大利航空专业学校深造。1934年,徐焕升学成回国,先在航空教导队担任教官,因其技术好,不久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了专机驾驶员。

抗战期间,徐焕升先后任航空委员会轰炸机大队第13、14中队长,多次不避安危生死,出色完成任务。

他因与侍从室及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得以先获远征机密,便主动请缨。他先去见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请钱转达蒋介石,要求执行远征任务。

因任务特殊,蒋介石专门约他面谈。徐焕升面对蒋介石说:“卑职愿驾机跨海东征,望委员长准允。” 蒋介石一脸严肃地说:“不过此项任务非比一般,是我军第一次远征倭土,在世界上也无此纪录,意义重大,必引国际瞩目,故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卑职明白。”徐焕升挺胸起立,发出誓言:“一定胜利完成神圣使命,不孚重望。”

“欲达成此项任务,事先还应缜密准备。”蒋介石叮嘱一番后,再提要求,“徐队长不但要投弹成功,而且要人机安全归来,有把握吗?”徐焕升充满自信回答:“有委员长训导在,凭卑职的经验,绝无问题。”蒋介石的脸上这时才绽出了笑容。

原本的计划,出征时间定在5月中旬的最后几天。不料连日阴雨,气候不宜。八勇士忧心如焚。据气象预测,19日的天气有所好转。于是,徐焕升向航空委员会要求19日出征。

受领任务后,徐焕升立即通知在汉口待命的预先选拔好的14中队人员飞抵成都报到。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

为了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航委会又从飞行第8大队第19中队调来以佟彦博副队长为首的数名优秀飞行员,与先前到达成都的飞行员会合,成立特别轰炸中队。

佟彦博是辽宁省义县人,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928年考入东北大学,就读于机械工程学系,常和张学良打网球,深受器重。

“九·一八”事变后,佟彦博随东北大学流亡到北京继续学业,1年后毕业。在听到张学良对东北流亡学生的讲话后,他对日本侵略中国非常愤怒,怀着对家乡沦丧的耻辱和忧国忧民的心情,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立志报效国家抗击日本侵略,动员并偕同数名学友,毅然投笔从戎,顺利地考入中国空军,受训于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主修轰炸系。193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笕桥航校第三期,毕业典礼时,蒋介石亲自出席并讲话,而佟彦博代表毕业生致答词,言词慷慨激昂,表达了报仇雪耻的决心。由于表现出色,他留校任教官兼区队长。

后来,佟彦博担任了分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等职务。直到 1937年 4 月,他被调往航空精英聚集的30中队——被时人称为“国宝”的马丁轰炸机队,该队位于上海虹桥,美籍顾问罗兰在全部完训时,宣布30中队中队长石友信和队员佟彦博的驾驶技术最为熟练,认为“佟彦博是一位勤于思考,判断力、分析力很强而沉着冷静的青年军官”。

全面抗战爆发后,佟彦博数次奉命对日作战,屡建战功。他为人稳重,飞行技术精湛,也曾担任过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

在抗战紧要关头,佟彦博奉命去苏联学习并办理援华军事物资。他身负重任,日夜操劳,紧张工作,苏联朋友称他为“不知疲倦的人”。在苏联期间,由于受到周围环境的熏陶和我地下党的影响,他思想上发生急剧变化。回国后,被当局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软禁在四川峨眉山,审查、反省长达 8个月之久,后经王叔铭向军事当局力保,佟彦博才得以走下峨眉山,被空军司令部重新启用后,出任昆明地区空军作战科科长。

而后,佟彦博出任空军某部第2大队少校大队长,主要任务是训练部属驾驶美国陆续援华的美式轰炸机。

1944年1月4日,佟彦博在训练飞行员做盲降飞行时,飞机在成都西北新繁地区失事,血洒长空,遇难殉职,时年 33 岁。

“轰炸”顺利完成

计划确定后,特别轰炸中队在徐焕升带领下,对当时中国空军的各种轰炸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接下来,在成都凤凰山基地开始了临战训练,并对马丁机的性能进行摸索和适应。

因是越洋长途飞行,且是夜间出征,时中国空军的无线电导航尚欠完善。徐焕升早年留学德国、意大利,积累了相关经验,于是他邀集了几个电讯知己,设计了一套陆空定向电台连锁网。

在训练过程中,徐焕升发现:马丁-139WC虽然性能良好,威力较大,但返航途中极可能遭到日本人的追击,不一定能在沿海机场加油。而且,仅靠眼下几架飞机投掷炸弹难以取得震慑效果。于是,特别轰炸中队请示航委会,修改原定计划,以两架轰炸机携带传单空袭日本,宣扬我国抗战意志,警告日本当局,并且为了缩短航程,将目标改为九州岛的长崎、福冈和北九州。国民党政府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为了保证这次“人道远征”空袭的成功,徐焕升和担任僚机的佟彦博先从汉口飞往重庆,在那里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模拟空袭训练。他们训练时驾驶的两架飞机都是马丁B-10B型战斗机。这种飞机是一种双发动机单翼轰炸机,每台发动机的功率为775马力,机长13.63米,翼展21.49米,起飞重量达7430公斤,最大时速为343公里,最高飞行高度为7300米,航程仅达900公里。飞机上还装备有机枪3挺,可携带炸弹1025公斤,乘坐4人。为了这次远征,他们对飞机又专门进行了改装,增大了油箱以保证飞行燃料。

训练结束后,国民空军司令部最后确定将宁波作为远征空袭的前进基地。

此时正当武汉会战激烈进行当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有一些人在机场上紧张地忙碌着。那是1938年5月19日的下午,汉口机场,天空浓云密布,似乎要下雨。15时23分,3架银白色的马丁 B-10B 重型轰炸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没有人知道这3架飞机要去哪里,地面接到的指令是为它们放行。

飞机升高,跃上了云层,两个小时后,悄然地降落在宁波栎社机场。其中的两架飞机在机场进行了最后的检修和加油。它们是长机1403号,机长徐焕升;僚机1404 号,机长佟彦博。除徐焕升和佟彦博,飞机上还有陈光斗、雷天春、蒋绍禹、刘荣光、吴积冲、苏光华等6人,分成两个小组,分别乘坐在这两架飞机上。

在宁波机场,乘员们一声不响地吃完了有肉炒蒜苗的晚饭。尽管这一切都是在默默地进行中,但看得出,这些人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心里压抑着一种特别的激动。

马丁式两翼的油箱被注得满满的,对于用手动泵来注油的地勤来说,这是一件让人筋疲力尽的活儿。

晚饭后,两位机长带着机组人员聚集在起飞线一侧的飞行员休息室,一面等候武汉总部的电令,一面展开军用地图,再一次校对了航线。

入夜 11 时,电务科长送来汉口急电,只一句话:可以出击,祝一切顺利!

一辆卡车载着机组人员到了起飞线,两架飞机在暗夜里静静地昂首立在那里。黑暗中,没有谁发出指令,8个人整齐地排成一列,遥对西方发出庄严地宣誓:为吾中华,抗日救国,飞渡重洋,远征三岛。以吾神鹰,警告日寇,唤醒人民,制止战争。 8 名勇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8 颗炽热的心合成一个节拍在跳动。

飞机开始启动,各种检查完毕。跑道两侧亮起了杏黄色的跑道灯,接着耳机里传来了指挥员的命令:“起飞!”

徐焕升看了一下手表:23点48分。他深呼了一口气,说了句:“弟兄们,看咱们的了。”

飞机一前一后呼啸着腾空而起,慢慢地消失在遥远的夜空,向东,一直向东,横跨东海,向800多公里外的日本本土飞去。

射手兼无线电员瞭望着空中。其实日军并没有夜间战斗机,但警惕是必不可少的。

驾驶员需要在夜空中用目力搜索,为不妨碍视力,将仪表盘的照明开到最小。

两个多小时后,20 日凌晨2时20分,轰炸机到达日本。很快,飞机钻出云层。当徐焕升看到地面闪烁的灯光时,不禁欣喜若狂。

从空中鸟瞰,夜幕下的日本列岛宛若一条张牙舞爪的鳄鱼。

5分钟后,两架飞机飞临日本九州长崎上空。飞行员查证航图,推定下面的城市就是长崎,于是飞机开始降低高度。机组的通信员陈光斗和吴积冲立刻将各自尾舱内装满传单的麻袋搬出。

“准备投放!”当飞机高度降至3500米时,徐焕升果断地发出命令。

两架飞机的弹舱打开,早已准备好的一份份传单像白色的炸弹,从舱板下的方形射击孔投出,纷纷扬扬地飘向日本的领土。

飞机随后飞离长崎,继续向前,双机在黑夜中时前时后,时高时低,互相策应,配合默契。3时45分,两架飞机飞临九州北部城市福冈上空。佟彦博立即报告长机:“目标到达。”随之耳机中传来徐焕升了清晰的命令:“投弹!”

随着飞机的前行,飞行轨迹的航路上,留下了雪片一般的传单。

机上报务员不断地向国内发回电报:“空中没有阻拦,无数探照灯银柱直插云霄,高射炮火密集喷射;我机安全飞离……”

这一夜,日本九州各地乱成一团 ,中国飞机每到一地都投放照明弹并撒下传单。一时间,空中纸片纷飞,地上人声嘈杂,各地灯光全都熄灭,探照灯往空中乱照,高射炮瞎打一气。不待日军歼击机起飞,中国飞机即已飘然而去。5时23分,双机飞到公海。两架飞机在日本本土撒下的传单总数超过100万张。

8时40分,1404号机经宁波在江西玉山机场降落。9时24分,1403号机经临海在南昌着陆。9时30分,所有机队人员接到通知前往汉口汇合。11时30分,两架马丁-139WC轰炸机在空中编队后,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

机场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也到机场迎接。

根据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命令,全体机组人员均受到晋升一级并获授勋嘉奖。

5月22日,周恩来、陈绍禹、吴玉章、罗炳辉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飞行员进行慰问,并赠送锦旗一面,上面写着8个大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

徐焕升后来曾任台湾空军司令,退役后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被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徐焕升晚年多病,亲友劝他出国治病,他说:“我是中国人,倘病而不愈,当死在自己的国土上。”1984年3月4日,徐焕升在台北病逝,终年77岁。

第十章:山城不哭

重庆大轰炸

正视历史,反省自身,的确很难,并不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可以做得到。

中国的传统节日羊年的春节过后,2015年农历正月初七,假期过后的第一天。东京地方法院对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一审结果进行了宣判,188名原告败诉。

选择这样一个日子进行宣判,不知道是考虑到中国人的节庆习俗,还是认为假期里中国人不会放下与亲朋相聚的机会,去为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

70多年前,中国的陪都重庆遭受了长达5年半的轰炸。

10年前,这些受害者曾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提出过诉讼。2012年9月10日,重庆大轰炸15名受害者或其遗属正式起诉日本政府。

一审的结果在起诉者的意料之中,结果出来后,他们表示,要继续起诉。

那一次长时间的轰炸,给他们包括他们的亲人伤害太大了,连同心灵上的巨大创伤,许多年来无法平复。

轰炸采取了整体的、无差别的方式,不再区分军事和民间,先后造成了“五·三”“五·四”惨案,“大隧道惨案”“八·一九惨案”等一系列灭绝人性的罪行,使数以万计的民众伤亡,更多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具有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性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之后,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日本的军力、国力已难堪重负。

此时,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近100万人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军事力量严重削弱。

战线延长,兵力不足,军费紧张,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苏联持续援华,美、英此时亦对中国抗战开始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战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敌后战场使日军防不胜防。在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地区,仍有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以西南、西北地区为根据地仍在继续抗战。

日本当局深感“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因此,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策略。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在那个潮湿而有些阴冷的冬天里,重庆朝天门码头乱哄哄挤成一片,军舰、货船上走下了各色人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后,一时间,各类人员跟随蜂拥而至,重庆人口由原来20万猛增到50万,重庆成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

成为陪都,并没有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益处,相反,厄运从此延续了4年有余。

1938年12月初,日本天皇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命令对中国内地实行战略轰炸。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强调要“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捕捉、消灭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

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12月25日下午,日陆军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在汉口向第60战队正式下达轰炸重庆的命令:“此战攻击重庆市街,震撼敌政权,挫败敌续战意志。”

次日,日60战队的22架“97式”轰炸机开始了对重庆的首次轰炸。

轰炸先是由陆军航空兵实施,随后改以海军实行。

多雾的冬天过去,春天来到重庆。浓雾渐渐消失之后,重庆失去了天然的保护屏障。趁此机会,日军制定了“5月攻势”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力量,对重庆进行猛烈空袭。5月3日和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连续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因国民党政府迁都而一度繁华的重庆市区顿成断垣残壁,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

据统计,日本大本营发动的“101号作战”,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而“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

1941夏天以后,日军为准备在太平洋发动战争,陆、海军航空队主力从中国抽出。之后对重庆只有零星轰炸。到了1943年8月以后,日军再无能力空袭重庆,轰炸方才告一段落。

重庆大轰炸被认为是与南京大屠杀同等性质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3万多幢,30所大中学校被炸。

日本飞机创造了其有史以来空中大屠杀的黑暗纪录。大轰炸不仅给重庆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给重庆市民心灵的创伤更是难以弥合。

据史料记载,因日军在轰炸中投下大量燃烧弹,重庆渝中区20余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曾在一日间燃起16处大火,有的大火连烧3日无法扑灭。

日机的轰炸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由于长期轰炸造成的环境污染,流行性疾病蔓延,大批市民间接致死。1999年,一位曾参加过重庆大轰炸的日本飞行员到重庆谢罪,他说,当年他们在重庆扔过细菌炸弹。据当时《儿童福利工作总报告书》记载:“重庆空袭频仍,死伤枕藉,遗弃孤儿,随处皆是”。截至1940年2月统计,孤儿人数就已达到两万人左右。

由于实施疲劳轰炸,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地处于空袭警报当中。市内水电全部中断,市民断炊断水。

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轰炸并没让重庆屈服。那时重庆流传一个民谣:“任你龟儿子凶,任你龟儿子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龟儿子炸,任你龟儿子恶,格老子豁上命出脱!”面对“大轰炸”“愈炸愈勇”的标语在重庆随处可见,重庆人为抗战捐钱捐物的热情也异常高涨。“大轰炸”还使“雾季公演”应运而生。据介绍,每年秋至次年春,重庆大雾笼罩、日本战机难于投放轰炸物的季节里,演员及学生走上街头,开展话剧、歌剧等文艺演出,鼓舞了前线将士和百姓的抗战士气。

苏普伦夜战日机

莫斯科郊区的初夏是优美的,片片林地包围着个个木屋,鲜花与野草交相辉映,点缀在绿荫之下。

正在休假的试飞员斯捷潘·巴甫洛维奇·苏普伦少校接到了上级命令,让他立即返回部队。

在部队的招待所里,他见到了战友K.K.柯基那基和其他的战斗机飞行员。在路上时,苏普伦已经猜到了这次任务,只不过鉴于任务的保密性,他没有告诉妻子。一个月前,他与柯基那基一起向上级打了报告,要求去中国作战,因为,在这之前,曾经做过试飞员的布拉格维申斯基他们已经去了中国,而且,在那里验证了试验训练当中的一些飞行方法与作战特点,并立下了战功,这一切,都使他们这些试飞员非常羡慕。

在莫斯科,志愿人员组成了一个飞行联队,联队长是苏普伦,副联队长是柯基那基。联队下设两个大队,一个伊-16大队,一个伊-15大队。1939年6月,苏联新一批援华飞行员到达中国,主要集中在重庆、成都、兰州和柳州布防。由苏普伦率领的50架驱逐机进驻重庆机场,增强了重庆地区的空防力量。与他们同批到达中国的,还有两个轰炸机大队,驻防成都,其中一个就是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

多年后,柯基那基回忆,他们进驻机场以后,在重庆机场边有一个村庄,村庄里的孩子见到他们,有些好奇,跑到他们跟前。那些孩子明显有些营养不良,穿着破烂的衣服。

柯基那基从口袋里掏出了巧克力糖,递给孩子们,请他们吃。正当这时,突然空中响起了飞机发动机的声音,立刻,孩子们吓得浑身发抖。

“鬼子来了!”一个男孩叫着,抓住柯基那基的手,朝防空洞跑去。孩子的尖叫声刺疼了柯基那基的心,联想到在路上他们看到的被日本飞机轰炸后留下的残垣断壁和死难者的座座坟茔,从那一刻起,他下定了与日寇死战到底的决心。

自从苏联飞机进驻重庆以后,日本飞机不敢在白天进行狂轰滥炸,于是改为夜间偷袭。通常都是在有月亮的时候,利用月光,看清地面目标,然后进行有目的的轰炸。

苏普伦联队针对夜间飞行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因为多数飞行员当过试飞员,在国内进行过夜航飞行,因此十分熟练。在机场没有夜航设备的条件下,苏联飞行员利用熟练的飞行技术,照样可以起降。

那一天夜里,天气格外晴朗,月色照得大地如撒上一层白银,天上的星星也格外明亮。柯基那基和飞行员米哈依洛夫两个人在空中巡航飞行。忽然,柯基那基发现在他们的下方有一道白色的烟云,他判断那一定是日本飞机发动机排出的废气。柯基那基向同伴发出信号:跟上我,攻击。

立即,柯基那基俯冲下去,咬住敌轰炸机,近距离开火,一架轰炸机坠落下来。柯基那基旗开得胜,第一次作战,击落敌机1架。

不久,苏普伦和他的战友米哈依洛夫、康特拉丘克、科尔尼英科等也取得了击落敌机的战绩。但是,在10月4日的那场空战中,志愿队里来自奥赛题族的飞行员柏达依采夫光荣牺牲,被埋葬在重庆南山的空军坟里,墓碑上用中俄两种文字写着:这里埋葬着一位为中国人民而牺牲的苏联志愿飞行员。

机场上摆放着苏联援华的飞机,而驾驶者却有中苏两国的飞行员。紧张的战斗中,中苏飞行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生死相依中结下的友谊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一个夏日的夜晚,机场上空突然响起了一片隆隆声,日本飞机对机场进行轰炸,已经到了机场上空。这时,中国飞行员正在着陆,空中还有1架飞机没有落下来。炸弹刺耳的尖叫声传来,随即机场上爆起了火光,然后探照灯熄灭。炸弹击毁了探照灯。此时,敌人第2批轰炸机已经飞来。机场一片黑暗,看不见跑道,黑暗里空中的飞行员无法着陆,在周边是山的机场跳伞也是很危险的。

正在这时,只见苏普伦跳上一辆汽车,鸣着笛开进机场,猛地急刹车,在一片烟尘中打开车灯,照亮机场,使得中国飞行员顺利落了下来。当苏普伦他们刚刚离开机场,日本人的炸弹就砸了下来。

苏普伦在苏联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1907年生于乌克兰苏梅州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和家人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完成小学学业。1924年全家返回苏联居住,居住在中亚。1925年秋天移居乌克兰。

4年后,他报名参加了苏联红军。次年毕业于斯摩棱斯克初级航空学校。然后,从事试飞员的工作。1939年他志愿来华作战,率歼击机大队来到重庆。为掩护重庆免受日本袭击,战斗中他击落6架日本战机。因为战功卓著,他与赫留金、克拉夫琴科等同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返回苏联后,他继续为飞机研发部门做试飞员,试飞过140多种飞行器。他曾访问过德国的飞机制造厂,与日后的敌人——德军王牌飞行员和设计师切磋过技艺,在飞行圈中享有知名度。

卫国战争开始后,苏普伦率领由试飞员组成的混成航空兵团在西方面军战斗。在与法西斯侵略者的作战中他表现出了勇敢机智和自我牺牲精神,以高超的飞行技能击败数倍于己的敌机。他指挥的团队仅7月2日和3日两天即击落8架敌机。他曾偷袭敌后方机场,击毁17架未起飞的敌机。

1941年夏天那个下午,苏德空军激战犹酣之时,苏普伦驾驶MiG-3第4次战斗出动归来时,在维捷布斯克上空被敌方认出,他一个人面对6架敌机,毫不畏惧。搏斗中他击落3架,击退3架。最后,驾驶的飞机中弹起火,落入陆地森林中爆炸,壮烈牺牲。由于出色的战绩与突出的事迹,他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此时,他的飞行大队已经击落54架敌机。

德国对苏普伦这位王牌对手表示尊敬,一反常态写信给斯大林本人,告知苏普伦阵亡时的真实情况,并向苏普伦全家表示歉意。

1960年,英雄的遗骨被埋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他阵亡时驾驶的MiG-3战机遗骸被苏联中央武装力量博物馆永久收藏。苏梅州首府竖立着英雄的半身铜像,多个工厂和企业以他的名字命名。

“瘸子飞行员”与“洋人干儿子”

家住重庆九龙坡的任洪全,年迈的老父亲当年曾开过照相馆。在自己的照相馆里,老父亲曾经见过那位“跛子洋人”。

至今老人还记得,那一次,那位洋人来到他的相馆,要放大与家属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洋人”的媳妇很漂亮,微笑着依偎着丈夫。老人向一起来的中国翻译打听“洋人”的情况,翻译说,洋人是白市驿机场的,腿被日本人打断了,是一名飞行员。出于对那位外国飞行员的尊重和崇敬,任洪全的父亲为此多放了一张作样相,也作为一种怀念。

白市驿机场有了“洋人”是从1938年的秋后开始的,陆续地,不断有外国人进来。开始时,老百姓都不知道这些“洋人”是哪一国的,具体做什么,都觉得这些人很神秘,做着一些特殊和神秘的事情。

慢慢地,人们便知道了,这些“洋人”是一支专门来帮助中国人打仗的队伍,是一些来自苏联的飞行员,驾驶着飞机,保卫重庆,保卫这里的人们,不受日本人的轰炸。

于是,那些神秘的“洋人”得到了重庆老百姓的欢迎与尊敬,这当中,那一个曾在任洪全父亲照相馆里洗过照片的“跛子洋人”飞行员,在重庆格外有名。尽管,当年亲历过那些往事的人们现在大多已是耄耋之年,但仍能讲述苏联空军志愿队“跛子洋人”飞行员的一些故事。

在这些老人的记忆里,白市驿机场当时驻有共有16架苏联飞机,此前看见的飞机大都是双翼的,但那些苏联“洋人”驾驶的战斗机却是单翼机,形状像大家熟悉的一种凶猛的黑鱼,当地俗称“乌棒”鱼,当地百姓都叫它“乌棒飞机”。

“乌棒机”身上涂有中国的国徽,苏联飞行员单独住一个地方,叫俄国招待所。苏联空军志愿队纪律十分严明,忠于职守,打起仗来格外勇敢。空闲的时候,他们便待在机翼下,互相说笑着,或读书看报,有的时候,“洋人”们还亲自推油桶给飞机加油。

那一次很有意思,看飞机的中国士兵打了一位村民,原因是这位村民放牛时没注意,水牛跑进机场的草坪上吃起草来。这件事恰好被苏联飞行员看见了,正在休息的他们站起来,显然对卫兵的行为有些反感,不满地对那个卫兵叽里咕噜说了一番话,这当中那个腿有点瘸的苏联飞行员最为激动。见卫兵垂下了头,瘸子飞行员情绪平稳下来,拍了拍卫兵的肩膀,顺手取走村民的镰刀,帮助他割了几堆青草,这使得那位村民十分感动。

突然警报拉响了,瘸腿飞行员扔下镰刀,背上飞行包,跨进座舱,发动起飞机,一溜烟地滑离跑道,升空迎战。

时间长了,口口相传,老百姓便对那个瘸腿飞行员印象很深,说他可亲可敬,没有架子。还说他最为勇敢,在敌机围攻下,他上下穿梭打下过好几架日机。

后来苏联还真出了一个在空战中失去双脚,后来装上假肢继续驾驶战斗机的“无脚飞将军”,根据这事写成的小说叫《真正的人》。五十年代里,这部作品曾经在中国翻译出版,感动过许多人。

随着机场的人不断增多,机场周围各种买卖也多了起来。白市驿下街场口的斜坡路上,不知什么时间,开了一个豆花馆和客栈,还有一家棺材铺。有雾的天气里日机一般不来轰炸,就有一些外国的士兵到下街闲逛,这里面也包括了一些苏联飞行员,他们多是来买一些日用品或吃一些小吃。

客栈的名字叫裕成,老板娘人称王四娘,有一双缠过的小脚,是个见过世面热情直爽的人。见那些说笑着走过的洋人,她一点儿也不觉陌生。洋人朝她点头,她也跟着点头,相互笑着打了招呼。时间长了,也便熟悉了。

那一天,王四娘认了个干儿子。是因为一个苏联飞行员从客栈路过,正好王四娘的小女儿喊妈妈,他也学着喊了一声“妈”。王四娘先是一惊,当苏联飞行员又学喊时,她居然用清脆的声音答应了,同行者和看热闹的人都大笑起来。后来街坊邻居都传说她收了一个洋人作“干儿子”,她听了不但不生气,反倒觉得很得意。

后来有一次,洋人们在棺材铺闲逛,王四娘那洋人“干儿子”觉得好玩,竟然嬉闹着躺进棺材里。按当地风俗,这是不祥之兆。王四娘马上找来一块红布缠在“干儿子”身上,还叫人买来鞭炮围着他燃放,说是驱赶晦气,弄得这些苏联飞行员哭笑不得。

雾季很快结束,每天,天上又响起了令人讨厌的“嗡嗡”声,日机迫不及待地猖狂来袭,并多在夜晚。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飞行员们勇猛异常,与中国飞行员一起,与日本飞机展开较量。日机常常被打得落荒而逃。

有一天夜晚,战斗中,一架“乌棒机”不幸受了重创,受伤的飞行员跳伞后,挂在白市驿新店村高乐坪土地沟的一棵大树上,天亮时发现已牺牲了。

听说此事后,王四娘认为是她的“干儿子”,一下子哭了起来。在王四娘眼里,高鼻子黄头发洋人全都是一个面貌,她也分辨不清。于是,她向镇长提出要给这个洋人做“77”——49天道场超度亡魂。但因战事紧张,这个好心无法实现,遗体便被送至袁家岗埋葬。牺牲的烈士名字叫卡特诺夫,1959年迁至鹅岭公园,与另一位也是牺牲在重庆空战中名叫司托尔夫的飞行员合葬在一起。

血染璧山

山城重庆夏日的山麓郁郁葱葱,长江沿山而去,在山麓的背阴处,有一个巨大的飞机形状的空地。

葱郁的山麓叫作南山,那个飞机形状的空地便是空军坟。抗战期间,两百多位苏联、美国和中国的飞行员曾埋葬于此。

空军坟设计成一架巨大的飞机,机头中央是一座十多米高的机翼加螺旋桨的雕塑,刻着孙中山的字“志在冲天”。

一抹夕阳扫过石碑上的金属铭记牌。铭牌上刻着:南山,1938年,重庆大轰炸开始的时候,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光。

墓地里躺着的这些年轻的英灵,曾经用自己的生命与日寇搏杀,不管他信仰什么,他是在捍卫中华民族的安危,为了民族的尊严,人民的安全。

重庆人不会忘记,1940年的9月13日,那是一个令人悲怆的日子。那一天,在重庆璧山上空,发生了一场空中血战,是我军抗日空战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之战,史称“璧山空战”。璧山空战中,中国空军力量近乎瓦解,陪都重庆从此陷入被动挨炸的境地。此役牺牲的空军精英葬身于这片“空军坟”的坡地。

正当中国空军使用苏式飞机比较得心应手的时候,令他们不知道的是,对手已经悄悄地研制成功一种更为先进的飞机。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1940年的7月,日本海军与三菱重工的技术人员加紧完成了“12”试舰战的各项测试试飞,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本海军航空队得知此消息,立刻提出申请,要求当时还没有定型的“12”试舰战到中国战场,为轰炸机试验护航。

为解决这一燃眉之急,日军方派出12架“12试”舰战,分别从日本九州大村基地和横须贺基地直飞中国大陆。

为了保险,这些飞机在横山大尉率领下,经停了上海等两处机场,沿长江由南京、安庆到达汉口,火线加入对重庆攻击的主力一线部队——海军第12航空战队。在汉口,这些飞机和它们的飞行员受到了第1联合航空队司令山口多闻少将和大西潼次郎少将等高级指挥官的热烈欢迎。10天以后,日本海军正式将“12”试舰战列编,命名为“A6M1零式舰上战斗机11型”,即“零式11型”。

刚入驻汉口基地的时候,零式还没有直接护航轰炸机入川,而是在日军控制范围内游荡,以期飞行员熟悉飞行特性。8月初的时候,中国空军第1大队的轰炸机在执行完轰炸任务返回基地后,飞行员报告“有一种新式日机追逐”。使轰炸机飞行员奇怪的是,以往,日本战斗机通常很难追上飞行速度很快的SB-2,但这次的“新机”却可以在后方来回变换位置而不被甩掉!

接着,前沿的地面警戒哨也开始报告有“一种小型又快速”的飞机出现,而且“机腹下挂有炸弹状物”。空中警戒哨无法判别是炸弹还是副油箱,又因为这种飞机的航程远甚于常见的“96”式舰战,出现在其无法到达的地方。因此我方将其判别为新式的单发轰炸机。不想,这一判别,为后来我们的壁山血战埋下了祸根。

紧接着的8月18日,当我9架SB-2轰炸机前往宜昌轰炸时,受到了这种不明日机攻击,当场被击落4架,但是没有引起我空军丝毫警觉。

第2天,又有12架零式飞机护航54架“96”式陆攻前往重庆轰炸,我方事先得到情报后将战斗机悉数撤离,和敌无接触。这也是零式首次利用其较强的续航能力进入四川盆地内。

9月12日那天,日轰炸机再犯重庆,中国空军大机群倾巢而出,对日日轰炸机展开围攻。由于多数飞机油量不够,返回机场加油。而随后而来的日零式飞机由于时间差的关系,双方错过。我飞机加满油后飞返成都方向,降落温江机场。唯有第4大队郑松亭中尉的伊-15由于降落时机轮轮轴损坏无法起飞而独自停留在白市驿等待备件。

还在求胜心切的飞行员们并不清楚,中国空军的一场浩劫就要来临。

时间的巧合总是历史地定格在那些相同的日子里,“9·13”——那个令人不愿提及的数字。

早晨8点钟,郑松亭中尉的伊-15终于修复,接到的命令是立即飞赴遂宁机场,与那里的大部队集合。于是他驾机起飞。正爬高之际,又见地面打出了“紧急降落”的红色十字布。

待他匆忙重新降落后,气喘吁吁的场站人员跑来通知他:“重庆至遂宁的电话不通!你赶紧速传空军前敌总指挥毛邦初司令的口头命令,所有在遂宁的‘飞机开车待命,领队注意无线电指挥’”。

郑松亭立刻再次起飞,为了避免没有无线电及导航设备的伊-15迷航,他谨慎地向北找到涪江,再沿着蜿蜒的河谷向西北方向前进。

郑松亭绝没有想到,此时,12日疏散到温江机场的3个大队已于拂晓之时便编队飞往遂宁机场,完成了加油、集结。10点45分,遂宁我空军的大队机群已经分批起飞,前往拦截来袭之敌。而这一切,都是在未接到前敌指挥部命令情况下发生的。

郑松亭飞抵遂宁时没有发现大部队。降落后只看见有两架伊-15因故障没有起飞,郑松亭马上向机场地面指挥官刘志汉报告了重庆的口头命令,方知起飞是成都地区司令部的指令。但此时要召回大机群为时已晚……

已经在空中的我机群接到敌机来犯情报,迅疾赶往市区,发现重庆市区已被轰炸。正要追赶时,获知有敌机将后续到达,于是奉命飞返遂宁加油。正在这时,突然发现有一批陌生的飞机出现。

这是日12式航空队由近藤大尉率领的13架零式战斗机!他们待所护航的“96”式陆攻轰炸完返航时假装跟随回航,然后突然又杀了回来。于是,在璧山上空,双方遭遇了。这是日军针对我空军飞机性能与战术特点故意策划好的计谋,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消灭我空军主力。

中国飞机采用惯用战术,当即散开,在空中绕大圈飞行。而日本的“零战”凭借较强的机动性能,却令人不可思议的不仅不躲避,反而向中国飞机进行追击。

位于第23中队队尾的第2分队长机的王广英中尉,突然发现从高空中直窜下一个白点,以可怕的速度冲向后上方的伊-16机群。几乎转瞬之间,伊-16机群的带队长机、第24中队长杨梦清的座机当场起火下坠。

几乎与此同时,一道弹流从后方射入座舱,王广英感到身子一沉,知道自己负伤了。他解开安全带跳出座舱,悬浮在空中缓缓下降,并在空中作昏迷状。日机认为他已经死去,于是停止了攻击。等到日机离去,王广英才解开伞带扣,落到地面呼救。

一时间,天空中数十架飞机在穿梭、激战,机炮声、机枪声和中弹飞机的爆炸声响成一片。不时,有冒着烟的飞机滑向地面。频频有人跳伞,飞机的残片落叶般飘落空中。

由于中国空军各机之间缺乏相互联系的通信手段,各机之间只是单兵作战,根本无法互相配合支援。而日军“零战”速度异常快,机动性也在中国空军的伊-15、伊-16之上,中国空军飞机以往的“高速+盘旋”战术根本无法应付。于是,中国空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拼杀中,4大队飞行员徐吉骧发现自己的座机无论爬升、滚转、下降还是加速均不如这种凶猛的日机,唯有盘旋半径尚可和敌机稍比一下高低。尽管如此,处于劣势的徐吉骧仍然没有脱离战场,他认为日机劳师远袭,油料必然不足支撑久战,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便可利用日机油尽返航的时机予以打击、纠缠,那时便可以血战到底。

很多的中国飞行员也抱有与徐吉骧一样的想法,一息尚存,便要想尽办法与敌人拼尽全力,死战到底。也正是因为这种民族气节,支撑着大多数的中国飞行员在空中继续苦苦鏖战。

但胜利的天平并没有因为徐吉骧和他的战友们的勇敢而倾斜,战斗中,徐吉骧的座机遭受了十几次攻击,被打得体无完肤,连细细的翼间张线都被打得卷了起来,机上的防弹钢板被子弹敲得叮叮作响。最后,发动机在璧山上空停车。徐吉骧躲掉日机攻击,奇迹般地迫降在一片稻田里,幸好燃油已耗尽,飞机没有燃烧。徐吉骧机智地躲在座机残骸内,等盘旋在头顶的两架日机离去后,才爬出完全损坏的座机。

将近半个小时的空战后,我方发现,这种莫名战机的持续作战能力很强,不但没有退却意向,反倒愈显凶相。我方战斗机已经无法支撑。终于,飞行员们无法再战,纷纷打乱队形单机脱离战场。

当浑身弹痕的战机摇摇欲坠返回基地时,几乎每一个存留下来死里逃生的飞行员身上都带着伤。遂宁基地跑道上,凌乱地停放着千疮百孔的中国空军仅存的战机。

望着伤痕累累的战机和惨烈的损失,在场人员无一不黯然泪下。

3大队28中队中队长雷炎均中尉突出重围,落地后痛哭失声:“长官!不要再派人上去了!飞机差得太多,根本没有机会还手!”这个在太原空战中如同赵子龙一样单机冲进日机阵中血战的英雄此刻绝不是怕死,只是不愿意同胞们白白送死。

村民杨国方曾目睹过那次空战,那天他正和家人晒稻谷,天上响枪炮声时钻进竹林的他看到,有3架日机在追着一架中国飞机,中国飞机被击中冒起黑烟。飞行员跳伞后,日机向降落伞扫射,跳伞飞行员用手枪还击;不久坠毁在稻田中。杨国方跑出来,找到了飞行员的遗体。按照璧山风俗,农民们从溪里挑来清水,仔细地洗净这位英雄飞行员,再用白布裹身,护送遗体到县城。当天,璧山境内寻找到三名重伤员和10具遗骸。烈士骸骨经清洗包裹,并赶制了10口棺材装殓,上覆中华民国国旗。14日,县城召开有中国空军代表参加的公祭大会。

是日晚,据遂宁基地统计,得以返回的飞行员中,受伤者8人,牺牲者10人。中国空军空中损失战机13架,迫降损失战机11架,计24架。战斗中日机飞行员大木、藤原、高冢、三上的战斗机均中弹受伤,在宜昌着陆时,高冢飞机因为起落架受损,在迫降时损毁。

“9·13”空战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震惊之余的他认为空军“太不中用”,要派大机群前往复仇。对此,与会空军人员心情无比复杂。据称,第4大队刘宗武副大队长曾起立说了以下一段话:“……我是航校三期,您的学生,今天为了救国家,救同胞,我万死不辞,心甘情愿,勇往直前。但是也要让日本人付出一定代价才好。我们的飞机,本来在数量上质量上就都不如他们,如今他们又拿出今年新出的飞机,来打我们十年前的旧货。我们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牺牲有什么意义?我报告您以后,为服从命令,我必定死给您看!”

明知再次出动将有可能无法返航的飞行员们,按照指挥机关的命令,第二天还是出动了9架尚可以飞行的伊-15。选出了9名飞行员来执行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由于错过了时间没有参战的郑松亭参加了这支队伍,他微笑着登上飞机,甚至没有带随身的行李袋。

在悲壮的气氛中,9架飞机朝重庆方向编组飞去,全队上下都等着日机出现。但不久,领队长机刘宗武得到了返航命令。这队怀着必死决心的机群返航成都。这些所剩无几的经历过战火的飞行员太宝贵了,不能这样无谓地牺牲。

璧山空战成为中国空军的奇耻大辱,当时,凡参加璧山空战的飞行队员,一律佩“耻”字上岗,这是中国空军最为低潮的日子。

经此一役,中国空军主力丧失殆尽,信心也受到极大打击。此后,日本零式飞机横行于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直到日本海军飞行员的精英在太平洋上不断‘玉碎’,直到完整的零式落到盟军手中反复研究,摸透零式的底细之后,盟军才开始在空战中占据优势,而那已经是1943年以后的事。

空军坟里,埋葬着一个当时新婚不久的年轻人。

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在日记中记载:“九月十三日,星期五,晴,十一时至二时半,日机轰炸国民政府、行政院、范庄、大溪别墅、张岳军宅被炸……水泥厂亦被炸,受损,闻修理约需一月。昨今两日中空军奋勇作战。凤书移住白市驿,亦参加拼命。安危如何,未知确息。为国努力,不惜性命,思之黯然!”接下来三天日记中,记载了日机先后对九龙坡机场、曾家岩、中四路、相国寺、猫儿石、南温泉等地实施的轰炸。

日记中的“凤书”,是翁文灏之子翁心翰,当时正在空军部队服役,也参加了“9·13”空战,侥幸在璧山空战中脱生,后编入第11航空大队,随后又被调往印度,接受美国P-36型飞机的训练。 三年后,26岁的翁心翰与周勤培在重庆家中结婚,航委会主任周至柔亲任证婚人。

同年9月,他率队进驻湖南芷江,负责空中阻截入犯日军,每天升空数战,最多时“曾于二日之内领机往战八次之多”。16日,翁心翰率队飞赴桂林上空作战。在晚上8点半左右被敌机击中,壮烈殉国,时年27岁,新婚仅仅7个月。 一周之后,他的灵枢被运到重庆南山放牛坪。

秋风里,老泪纵横的翁文灏亲手为儿子的坟墓填了土,他悲怆地说了一句:到底还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哪!

几年后的抗战胜利之日,翁文灏在陪都的欢庆声中,赋诗一首,痛悼爱子:“渝城到处是欢声,八载艰辛一日平。究赖沙场忠勇士,不辞拼命捍防城。太息翰儿立志忠,英年卫国尽强雄。何堪五次临空战,力竭疲身命亦终。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

很少有人知道,在空军坟里,还埋葬着一名中共党员,他就是国民党政府时期五大空军王牌飞行员之一的郑少愚。

郑少愚是四川渠县人,1927年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1932年再入杭州觅桥航空学校,就在这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

抗战爆发后,担任了分队长的郑少愚,先后参加了上海、南京、武汉、柳州、重庆、成都等空战百余次,只身击落敌机5架。因作战英勇,屡建功勋而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

那段艰苦的时日里,第4大队担负保卫重庆任务。郑少愚由副大队长晋升为大队长,受命于危难之际,局外人难以想象。这个英雄大队的飞机经两年空战,消耗殆尽,能用于空战的仅有几十架。

9月13日那天,敌机来袭,郑少愚率第一编队10架伊-15驱逐机连同其他三个编队的24架飞机一起,由遂宁起飞应战,发现重庆地面已被敌机轰炸后,按指挥部命令飞回遂宁加油,途中遭敌零式飞机埋伏。敌机利用太阳光线的掩护,从左后方向郑少愚等发起攻击。郑少愚临危不乱,一面摆脱,一面指挥战友保持队形,并冲入敌阵以图扰乱敌机攻势,无奈敌机速度和武器均优于我机许多,郑少愚飞机被击中,上翼中5弹,下翼中14弹,机身中18弹,左机轮中两弹,飞机的仪表盘和无线电机均破裂。他的右手、左脚被击伤,鲜血直流,郑少愚忍着疼痛,将负伤的飞机开回基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同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年底,中美组成联合空军指挥部,美方陈纳德将军任总指挥,中方派郑少愚担任副总指挥。

其后的1942年春天,郑少愚去印度接领美国新型飞机回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一直在关注着郑少愚的成长。在武汉,重庆九龙坡郭沫若家中,周恩来先后几次接见郑少愚,每次谈话中都要求郑少愚注意安全。一再强调,凡不需亲自驾机出战的任务,就不必去,多作指挥工作,注意自身安全。曾经明确表示,未来新中国人民空军,需要他这样的飞行领导人才。

4月,郑少愚去印度前,周恩来又派专人传达指示:争取不去印度,另派人前往。但郑少愚杀敌心切,希望立即领回新式飞机对日作战,因此要求说:“就这一次,今后我的职务不允许我到第一线了。”

不料天妒英才,郑少愚竟在印度接领飞机回国途中飞机失事,不幸殉难,时年30岁,尚未成婚。国际友人,惊闻郑少愚牺牲,亦自动举哀。周恩来、董比武等领导人得悉噩耗,沉痛默哀良久。

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空军整体西撤。第4大队移机广阳坝、梁山机场,担当战时首都重庆的防空作战任务。柳哲生也来到重庆,他的才能在这里得到了尽情发挥,其空战战术日益成熟,作战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在重庆空战期间,他一人击落、与他人联合击落日机6架,成为中国空军抗战期间名副其实的空战头号王牌飞行员。

柳哲生记得他在重庆空战期间第一次击落日机是在1939年的5月。当晚,日机空袭重庆。柳哲生驾机在江津上空遇到敌轰炸机编队,他毫不犹豫地追上1架敌机,向其开火。敌机油箱被击中,在空中爆炸,坠落于江津的真武乡。

两个月后,敌机趁夜色轰炸重庆。夜战中,柳哲生驾驶华侨捐资的伊-15战斗机击落了第2架敌机。其后的一段时间,柳哲生又单独击落敌机3架,与战友合作击落1架。

璧山空战后,柳哲生随部队撤离了重庆。被选送赴美深造。

柳哲生毕业时,解放战争已经开始。1949年,他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曾出任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参谋人员训练中心少将主任一职。

1961年2月,柳哲生被媒体报道牵扯进一桩年轻女性的谋杀案当中。柳家被怀疑,警总逮捕了柳家勤杂工三人,被拘押了41天。后来此案有了下落,证明与柳哲生无关,但柳哲生原本将升任空军总司令的仕途也就此中辍,被迫退役改行卖冰激凌,即台湾有名的百乐冰品。

此事过后,柳哲生曾接受记者采访,说了一段话:“当时我曾告诉人说,我柳哲生会杀人吗?当然会,我如果不会杀人就不是一个军人,何况我是一个将军,我当然会杀人,而且懂得如何去杀人,可是我会杀同胞吗?我只杀敌人,我只杀危害我国家民族的敌人,因为我是中国的军人。”说此话时,柳哲生两眼圆睁,眉发直竖。

1990年底,柳哲生赴加拿大探视儿女,不幸因脑溢血于次年2月18日病逝于加拿大士嘉堡医院,享年77岁。

空军的战功很好衡量,以击落敌机多寡行赏。早在1938年的5月5日,国民政府为了表彰和奖励在对日作战中击落日机有功的空军将士,曾特别设置了星序奖章。该奖章分为1星至10星共10个等级,每击落敌机1架,即增加1颗星,最高为10星。

在中国空军抗战史上,荣获该奖章最高级别者是柳哲生,他获得了9星星序奖章,即官方认可的击落敌机数量达到9架。他是中国空军抗战史上击落敌机数量最多的纪录保持者。

璧山空战中,有一名年轻的中国飞行员,他叫龚业悌。民国《璧山空战参战伤亡人员及损毁飞机详表》中这样记载:“第二十二队中尉分队长龚业悌,左前方机身因炮弹爆裂炸伤多处,机身前上方中二弹,滑油箱中一弹。人机均伤,飞回基地。”

写下那些日记时,龚业悌年仅23岁。在他中央航校的第六期33位同班同学中,抗战时期就牺牲了24名,还有8人受重伤致残,周身健全的只有一人。

就在这场异常激烈的空战之后,重伤的龚业悌再也无法飞上蓝天。

在之前的重庆另一场空战中,龚业悌击伤两架敌机,被几架敌机尾随,飞机机翼和副翼都被打掉了,他大腿受重伤,右臂也断了。当时,他右手无法拉动降落伞的开伞拉环,在空中坠落了几百米后,用左手托住已断的右臂才打开了降落伞,降落在丰都县。

当地的百姓人用滑竿把他抬往医院。消息一传开,远近村民纷纷赶来,瞻仰中国飞行员的风采。途经闹市,鬼城人民夹道欢迎,鞋子都挤落了,只为看一下在天上打鬼子的中国飞行员是啥样子。

“空战中天天有人牺牲,不能不悟透生死关。”龚业悌曾3次拒婚,谢绝家庭的安排、战友的介绍、女朋友的追求,两次战前留下遗书,并且在拒婚家书中写下“前程虽然远大,生命却如飘萍”的感慨。

命运的安排就是如此巧合,龚业悌三次受重伤住进南山空军医院,与护士长聂夔君从相识到相爱。半个多世纪来,龚业悌与聂夔君历经时局变幻风风雨雨,始终不离不弃。

1996年12月29日,抗战空军英雄龚业悌去世前,对聂夔君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去会老战友了,丧事一切从简,不要麻烦别人。”

“几天里,在梦寐中消磨,三月的江南,春意是初透了,我一点也未觉到。读你的信后,我探首窗外,才惊异地看到野草已青了,垅中的树已萌着新绿的嫩芽,我被这明媚的春华唤醒了,我得深深地感谢你。”1937年的春天,年轻的龚业悌用文艺青年的笔,给朋友写信,记下了南昌初到的绿意。

当航校招生时,这位家境清贫的湖南青年抱定“航空救国”的信念,毅然投笔从戎,来到笕桥。4年里由见习官升任副中队长。先后执行战斗飞行任务183次,单独击落日机3架,协同战友击落日机6架。同时,也携着敌人的炮弹片告别蓝天。

在中国的抗战史里,龚业悌是万千个国家蒙受苦难时挺身而出的儿女之一。他的笕桥航校同班33名同学中,幸存者寥寥无几。像这样用日记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了中国空军壮烈抗战史的,他是第一人,也是仅有的一人。

日记中,他详细记载了苏联空军航空志愿队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的情况,日记对他们的无偿援助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也给予高度肯定。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他随队接收苏联新机,并在大西北接受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军事训练,与苏联战友建立深厚情谊。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支援下,他飞西安、过襄阳、赴汉口,保卫大武汉,亲历“2·18”武汉大空战,此役单独击落九六式驱逐机一架。期间,与苏联战友一起,飞广州、南昌、九江等地,转战南北,警戒、拦截、寻歼在中国空域伺机轰炸的日机和轰炸日舰船。

在重庆解放前夕,龚业悌毅然参加“两航起义”,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洪流中。1985年,他将珍藏的抗战文物11件,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永久收藏,其中就包括了他当年亲手写下的抗战飞行日记。

学者萨苏手里有几张照片,照片记载了那次空战,那是日军对成都的一次轰炸,对于已经丧失了空中抵抗力的一次进击,原本应该是轻松且惬意的。但当他们来到成都上空,却发现抵抗不仅在,而且还很顽强。只见一架中国战斗机不顾一切在向他们迎头冲来,只是一架,仅仅一架,如陨石一般,凌空向32架日军轰炸机组成的机群俯冲而来。

那一次,恰好日本记者在轰炸机里,又恰好将镜头对准了这架冲将而来的飞机。他单枪匹马如赵子龙般的雄姿被永远地记录在日本记者的电影胶片中。他率先对敌机发起攻击,当他发现自己的机枪威力太小,打不下日军大型轰炸机后,他毅然决然驾机撞了过来。这是一架双翼战斗机,这种飞机的起落架是不能收放的。

这名中国飞行员就是开着一架落后的双翼飞机,在32架日军机群里穿梭攻击。一个人,一架老旧飞机,毫不畏惧地迎向32架重型战斗机,在日军飞机中左冲右突,而后突围而走。

萨苏查找资料后发现,他是一名中国空军航校的教官。日本人的情报精准地得知,轰炸成都的时候,中国的空军战斗部队真的已经没有飞机了。这名教官显然是驾着自己的教练机起飞迎战的。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当时的事情。他没有重点写自己飞上天怎么与日军纠缠,也没有计算自己是否能够侥幸生还。他还有一句话:“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

笔者没有查到这名教官叫什么名字,但看了萨苏这段记载,心情格外激昂。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一名老师,在成都机场丧失全部抵抗力的情况下,他一个人驾驶着教练机迎敌而去。那一刻他注定是抱着必死之心的。因为,他的学生们都先他而去,该轮到他了。那一刻,死,这件事情,于对阵只有一个人的一方来说,一定是觉得自豪的。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力量,即使是一个人,一架飞机。

无须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就是,那个大写的、带血的“中国”。

第十一章:不屈的大西南

巴蜀雄起

在日寇入侵、大敌当前之时,远在西南的四川却并没因为自己偏居一隅而退缩不前。血性的巴蜀子女无不慨然奋起,誓死抗敌。

卢沟桥事变爆发,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即通电全国请缨抗战,并发表《告川康军民书》。

8月,各路川军将领摒弃前嫌,接受国民政府的整编,组成两个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其后,川军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的对日会战。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以劣势武器,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殊死决战。

20军杨森部率先出川抗战,从淞沪会战伊始,无役不从,全师4000余官兵,仅存600余人,伤亡85%以上。

台儿庄战役中,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苦守滕县。弹尽粮绝中,腹部中弹周身血糊的王铭章,挣扎着高呼:“杀敌,抗战到底啊!”枪口对准自己脑门,“砰”的一声枪响……他的部下,重伤的300多川军官兵,不愿被俘受辱,大叫:“小日本必亡!”这些战衣破裂、伤痕累累的中国军人,拉响了手榴弹,消失在烟雾中……

1938年1月20日,汉口“万国医院”里,第7战区司令长官刘湘与世长辞,年仅48岁。清理遗物时,人们发现刘湘遗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刘湘还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李宗仁将军曾说:“8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就是这样一支装备低劣,缺衣少粮的地方军阀武装,在投身于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时,所表现出的无畏与勇敢令无数人侧目与敬仰。生命其实是很宝贵的,因为于一个人来说,只能有一次。然而,当民族危难之时,就有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宁可死,决不降!

或许,这正是巴蜀大地这块土地由来已久的特性使然。

近8年时间,四川百姓节衣缩食,勒紧裤带,支援抗战。山道上,时常可以看到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农民,肩挑背扛、络绎不绝地前往送粮。有些农民甚至靠吃“观音土”充饥,也要想尽办法,不拖欠半粒“公粮”。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的4年间,四川共征收稻谷总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3。

在征粮捐款的同时,蜀地的百姓一边含泪把近300万子弟再送前线……

当时,全国抗日军队中不到1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正成了一句话:无川不成军。

那一年,安县县政府收到了一面出征旗,当众人展开这面出征旗时,全都大吃一惊——这面由一块宽大的白布制成的大旗,居中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

旗子是曲山镇的老人王者成寄来的,他的儿子王建堂与朋友串联了镇上100余青年一起入伍,向政府请命杀敌。在他们开拔前,王者成专门为儿子制作了这面特别的旗子。出征旗的右上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左上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这一年,为了那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四川多所大学内,“从军报名处”人头攒动,激昂的歌曲一刻不停,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安稳地坐下来去读“圣贤书”。学生纷纷报名,已订婚的推迟了婚期,免服兵役的独子坚决从军……就连一些高官子弟也踊跃报名,这其中就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的公子张继正等。

当年,冯玉祥将军以“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身份,从重庆出发,走遍全川20多个县市,进行为期1年的巡回演讲,掀起了四川民众爱国募捐的高潮。

江津县白沙献金会上,1万多名男女学生齐跪在地,哭着哀求名流士绅:“请你们救救我们的国家,救救我们苦难的民族吧!”众人泪流满面,有的当场慷慨解囊,有的当场褪下了金表、金戒指、金手镯……

在泸县献金会上,一群乞丐捐出了用破碗盛着的活命钱;一群断手残脚的伤兵相互搀扶着,捐出了他们靠编藤椅、制雨伞义卖得来的1万多元钱……

冯玉祥,这位刚毅耿直,从来流血不流泪的老将军,双手接过这些钱,感动得热泪滚滚,四周的人也哭作一团……

随着国民政府搬迁重庆,战略中心转向西南。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迁设成都,空军机械、通信、军士、参谋、防空等学校先后迁来或在这里创建,并一度成立空军轰炸总队,形成了当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教育、训练基地。同时,对日作战的空军总指挥部、空军第3路司令部、空军第5大队部的作战飞机,也驻扎在以成都为中心包括温江、双流和新津等地的空军基地。显然,成都成了当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指挥中心。

为配合友军的重大战略实施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四川修建了多座大型机场,广汉、新津、邛崃、梁平……

作为敌人重点轰炸的大后方,四川百姓在每天生活在被空袭的恐惧里,面临家破人亡苦难的同时,亲手参与了那些公路与机场的修建。

为打通抗战交通线,四川200多万民工担起了川陕、成渝等公路的修建和空军基地的赶修任务。他们吃糠咽菜,衣衫褴褛,风雨无阻,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的工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交通史上的奇迹。

来自四川29个县的50多万民工,日夜赶修,新建扩建这些可以停放各型飞机的停机坪与跑道、塔台。

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几公里的跑道上,昼夜赶工,人就像一大群蚂蚁。广汉机场是轰炸机场,从川西平原的十个县,来了10万名民工。全部是人力劳作,人拉肩扛。没有任何施工机械,农民从家里自己带来锄头、簸箕,就靠这些简单的农具,完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场、驱逐机场等机场群的修建,使四川成了对抗日寇侵略的空中力量后方基地。

对王家墩机场的轰炸

老武汉人都知道王家墩,王家墩这个名字既久远又熟悉。它是与机场联系一起的,提起王家墩,就知道,那里有机场。提起机场,立马也会想到王家墩。

机场很老了,是在1935年的时候建起来的,后来经过了数次整修,成了华中地区较大的中转站和集散地。

抗战前期,中国空军利用这个机场,从这里起飞,去往日本的福冈与九州,扔下了数百万张传单,而后又回到武汉。创造了第一次“纸片”轰炸日本本土的纪录。

苏联航空志愿队的飞机也是从这里起飞,越过台湾海峡,一举炸毁日机40架,并烧掉了一个大油库,使被日军占领的松山机场足足瘫痪了一个月。

汉口王家墩机场,成为日军的“心头病”。

武汉沦陷后,日军将王家墩机场整顿为能停放200余架各式战机,各种保障条件一应俱全的日本空军在华重要基地。

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经回国休整和补充之后,再次来华,返回汉口机场。汉口集中了日本海军第1、第2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3飞行团的200余架各式飞机,王家墩成了日军袭击中国内地的基地和大本营。大部分飞机都是从这里起飞,前往成都、重庆、兰州等地执行轰炸任务。

1939年,新的一批苏联志愿队轰炸机联队来华,进驻成都机场,我远程打击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为了迟滞日军的轰炸行动,中苏空军决定联合行动,对汉口机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这是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后第一次执行的对武汉轰炸任务,他知道,日军占领武汉后,将汉口机场作为了日军对成都和重庆实施袭击的基地,必须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些猖狂的强盗。10月3日上午,成都太平寺机场一片轰鸣声响起,随即,9架飞机直刺蓝天,苏联志愿航空队轰炸机队在库里申科率领下,由中国飞行员领航,每机携带100公斤炸弹10枚,直奔武汉王家墩机场而去。

中午时分,机群飞抵汉口。库里申科从空中望去,只见机场上停放了上百架飞机。日军对中苏空军的长途袭击能力估计不足,毫无准备。

恰在此时,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6架新到达的“96”陆攻轰炸机刚飞到机场。日本第一联空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将等军官都在战斗指挥所门前迎接。我机群呼啸着飞临机场上空,开始实施轰炸,由于事前准备了详细的机场资料,因此轰炸时仅作一次通过即投放了全部炸弹,机场立即成为一片火海。

伴随着混乱的惨叫声以及炸弹撕裂的声音,日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中佐、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中佐及士官5名当场被炸死,冢原二四三被炸掉左臂。40多架飞机被炸毁,油库和航运器材库一部分也被毁坏,苏联飞机仅一架负伤。9架轰炸机于下午悉数返航,降落成都太平寺机场。

仅仅过了11天,苏联志愿队航空队以20架轰炸机再次出现在武汉王家墩机场,此次各机根据上次轰炸的经验,除携带炸弹外,又追加50公斤燃烧弹和14公斤杀伤弹多枚。中午时分,第2批6架轰炸机抵达,此战共炸毁日本轰炸机66架,战斗机37架,炸死日本飞行员60余人及陆海军官兵300多人,在当时,这是日本遭受到的一次沉重打击。

翻开70多年前的杂志《现实》,1939年第6期发表了文章《中国神鹰轰炸汉口二日记》,具体而生动地报道了那两次轰炸的情形:

“轰炸员的手摇动了投弹机柄,躲在炸弹仓里的炸弹,肥的,矮的,瘦的,长的……在黑仓中闷够了,现在他们哗哗而下……以火与裂开的弹片去吻抱地面上的心爱物。

“一部分炸弹用在追击日人汽车奔逃的蛇阵,这地带是太大了,通往江边去的路,左右是跑马厅的建筑物,里面又是日军军火储藏库,炸弹被纷纷地投下去,一阵一阵烟火爆起在目标上,结成很多焚烧的曲线火山。

“……汉口机场上一团纷乱,汽车把矮壮的驱逐机队员送往场南的驱逐机上去。屡炸重庆的九六式重轰炸机,战颤地躲在沙堡里,静候上空的鞭笞。

“手摇机摇出哭泣的警报声,机场四周的高射火力阵地,都来不及开火,苦力们趁机逃向场外棉田中。

“许多的炸弹声,已先飞机声而落下来,一团团黑点,由小而大,落在机场上,落在日本飞机旁,场中烟火冲天,飞机一架一架着火。驱逐机第一批离地3架,火速翻到场外,第2批飞机3架刚离地,即被地面爆炸的弹片击下来摔得粉碎。场部的航空机械人员,被两颗炸弹的弹片所毁灭,肉挂上夹竹桃的枝头。”

据记载,库里申科的战机正是这在第2次对武汉实施轰炸时,飞机被击中,迫降于长江而不幸身亡的。

奥田之死

与重庆一样,成都也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的目标。侵华日陆、海军航空队早就盯上了中国后方这一战略要地,妄图将它从地图上抹掉。对成都地区进行无差别战略轰炸,其目的同样是给中国后方施加压力,动摇军心民气,逼迫蒋介石投降。

其时,国民党空军主力已撤退大西南,将战斗机配属重庆,以保卫陪都,又将装备苏制图波列夫SB-2、伊留申DB-3轰炸机的我空军1大队及苏联志愿队轰炸机大队主力驻留成都,并适时出击,给予反击。

武汉被炸,日本海军航空兵损失巨大,这让荣誉感极强的他们非常恼怒,发誓要对袭击他们的中苏空军实施报复。1939年11月4日,派出了在武汉的所有“96”式陆轰机72架,由第13航空队司令“轰炸大王”奥田喜久司大佐指挥,直奔成都。

奥田出生军人世家,是日本海军早期轰炸机部队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有所谓“轰炸之王”称号,曾在演习中将炸弹直接投进了靶舰的烟囱,夺得了刻有“爆击之王”字样的短剑。他将短剑一直携带在身边,直到被击落后成了中国空军的战利品。奥田早年任过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教官,曾以“天皇侍从武官”的身份参加过国际联盟世界裁军会议,并且担任过神威号水上飞机母舰舰长、联合舰队航空本部总务课长和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多次指挥和参与轰炸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罪行昭彰。

当天,日军的轰炸机群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一直向西飞去,那里是中国抗战重要的后方基地——成都。机群里包括第13航空战队的36架96G3M轰炸机,鹿屋航空队的18架轰炸机和木更津航空队的18架轰炸机。这是一次日军罕见的大规模轰炸行动。

由奥田指挥这次大规模的轰炸,似乎不太正常,因为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都属于第1联合战队,与他指挥的第13航空战队属于平行关系,互不统属。

在苏联航空志愿队的轰炸中,日海军木更津和鹿屋航空队损失惨重,统领他们的第1联队司令官冢原二四三被炸掉左臂,短期内无法指挥部队,所以,这次行动由奥田指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奥田把出击部队分为两个方阵,第1方阵是他亲率的第13航空战队36架轰炸机,第2方阵则是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的另外36架轰炸机。第2方阵的具体指挥,仍然由两航空队的军官自行负责。因为奥田对他们也是不熟悉的。

由于日军装备的“97”式战斗机还没有足够的航程可以掩护这种远距离轰炸,奥田采用将轰炸机密集编队,依靠各机机枪和火炮相互配合组成火网来进行防御。每架“96”式G3M中型轰炸机装备有1门20毫米机关炮和3座机枪炮塔,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自卫火力。这种做法,在美军B-24、B17轰炸机对德国,日本的战略轰炸中,也是常用的战术。

日军此次行动虽然在空中力量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其急于报复的心理使这次轰炸的准备并不充分。由于飞机多为修复的战伤飞机以及刚刚运来尚未磨合的新机,途中日机不断出现故障返航,先后有18架飞机退出战斗,真正到达战场的只有54架轰炸机。

中国空军迎战的部队,是第5大队全部34个中队,包括27中队,中队长谢荃和,装备法国道华玎D510战斗机的7架,苏制伊-15战斗机7架。26中队,中队长段文郁,装备苏制伊-16战斗机6架。29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装备苏制伊-15战斗机9架。虽然数量上处于劣势,但由于中国空军的战斗机更加灵活,装备有高空作战所需的氧气面罩,特别是邓从凯等人无畏的突击,冲散了日军防卫阵型,最终取得了此战的胜利。

4日凌晨,驻成都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获悉日机即将来袭的情报,立即命令第5大队起飞29架驱逐机严阵以待,准备给日机以迎头痛击。第29中队长马国廉、副中队长邓从凯奉命率伊-16驱逐机9架在成都上空巡逻。第5大队副大队长王汉勋率第26中队6架伊-16驱逐机在温江上空警戒。第17中队的7架法国“地瓦丁”战斗机与27中队的7架伊-16驱逐机则梭巡于成都、温江空域。

中方空军的地面情报网得悉报警,5大队等部分两批出动拦截,29中队的副中队长邓从凯率先冲入敌机群,咬住敌带队长机不放,从成都上空一直追到仁寿与简阳交界处,终于将敌机击落,那架敌机摇摇晃晃落在简阳县三岔坝的观音桥约10公里处的山坡上坠毁,机上日飞行人员全部毙命。

地面的防空司令部立即派人至敌机坠落现场,找到了飞机残骸。在清理遗物时,发现有中国驻成都军政机关详细位置的地图、刻有“爆击之王”的佩剑和奥田大佐的印章,此外还有一个内装小佛像的银盒。经对机上的有关资料核查,证明这正是日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的座机。

在激战中,邓从凯的座机也中弹多处,迫降时在仁寿县向家场撞树牺牲。飞行员段文郁在激战中腿部中弹2发,仍追击敌机,将其击落,段文郁也因为失血过多昏迷,飞机失控坠毁在金堂县境内牺牲。

奥田的死对日军震动很大。日本海军航空兵名将入佐俊佳(后来的大凤号航空部队指挥官)听到奥田的死,黯然摘下了自己的军衔章,说道:“我出击的时候就不带任何表明身份的东西了,死了,就无名地死掉吧。”

在11月4日的成都空战中与奥田同时被击毙的还有在日军中很有名气的两名飞行员。一个是森千代次大尉,淞沪会战一开始,他就投入了侵华战争,任日海军鹿屋航空队轰炸飞行队第3分队长,曾率6架“96”式攻击机空袭南京、武汉、重庆、梁山等地;另一个是细川直三郎大尉,曾任日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第3分队长,曾率5架“96”式攻击机袭击南京、兰州等地。他们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床头的飞机残骸

彼时,在中国的大西南,有一个美丽的女性在等待。她叫林徽因。林徽因在世时床头墙上挂着一个黄绫包,里面包着两块飞机残骸。一块是当年徐志摩在济南白马山坠机身亡时,应林徽因所嘱,前去收尸的梁思成专门带回失事的一小块飞机残骸。另一块是弟弟林恒战死长空后,梁思成在林恒的遇难地找到并带回李庄的一块飞机残骸。

两块残骸寄托了林徽因一生的爱情与亲情,也使得身体并不是特别好的她,过早得离开了人世。

因父亲林长民去世,林徽因的母亲与三弟林恒便跟梁家一起生活。“七·七事变”时,已考取了清华的林恒受抗日爱国风潮影响,毅然决定退学,转而报考了空军军官学校,成为中国空军航空学校第10期学员。

事情往往巧合,那一年冬天,梁家在雨雪交加中赶往昆明,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林徽因突患肺炎病倒。梁思成携妻抱子,在泥泞街路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栈。几次联系未果之时,偶然遇上了一批也向昆明撤退的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的第7期学员。见到林徽因生病,年轻的学员们将他们暂时寄宿的房间腾出一个,让林徽因和孩子、老母躺下。也正是晃县这次重病,使梁家与这批飞行员相识相知并结下了深厚友谊。

这是一批抗战前夕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大多数家乡沦陷。熟悉后,每当休息日,他们总是结伴来到昆明梁思成家,把梁、林当作长兄长大姐看待,对他们诉说乡愁和种种苦闷。巧合的是,已经是空军航校第10期学员的林恒,不久也奉命撤往昆明。因这层关系,梁家与这批航校学员的友谊更加密切。一身戎装的青年军人与长衫布褂的知识分子,在昆明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

每逢舅舅来,两个孩子总是格外高兴,舅舅给他们带来亲手做的飞机模型,还带来用子弹壳做的哨子。孩子们最喜欢舅舅讲战斗故事。那些故事,不是林恒编的,故事的主人公,大都是早他一两年毕业的弟兄,而且他也即将毕业,很快要成为那些英雄故事的主人公了。也和孩子们一起听故事的萧乾被深深激动着,不久,那篇在当时文坛颇有反响的《刘粹刚之死》问世了。

一年后,这批学员毕业了,作为战斗机飞行员要去对日作战。由于学员中都没有亲属在昆明,毕业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被邀请做了他们第7期全班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并致词。

据梁从诫回忆,当时国民政府空军装备老旧,结果抗战没有结束,这批学员便在一次次与日寇力量悬殊的空战中牺牲了,没有一人幸存。因为多数学员家在敌占区,他们阵亡后,部队便把一封公函和一个小小包裹——一一份阵亡通知书,几个日记本、一些信件和照片等私人遗物寄到梁家。

每一次接到遗物,作为“名誉家长”的林徽因睹物思人,都要哭上一场。当时梁、林没有想到,此种做法后来竟成为这支部队的惯例。当梁家迁往四川李庄后,双方只靠通信联系,但部队仍按原有的惯例向梁家不断寄阵亡飞行员的遗物。此时林徽因已重病在身,难以承受一次次感情上的打击。

梁思成为了保护妻子,每有阵亡飞行员的遗物寄来,便默默藏起来,不再声张。未过多久,刚刚从航校毕业的第十期学员林恒,也在成都上空阵亡了。

梁思成得知噩耗,没敢立刻告诉爱妻,借到重庆出差的机会,匆匆赶往成都收殓了林恒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墓地里。为了向林徽因的母亲隐瞒这一不幸的消息,梁思成归来后,把林恒的遗物——一套军礼服和一把毕业时由部队配发的“中正剑”,小心翼翼地包在一个黑色包袱里,悄悄藏到衣箱最底层。后来老人还是从邻居口中得知了真情,悲痛欲绝,当场晕厥。

与自己的母亲相比,林徽因得此消息,尚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承受住了感情打击。梁思成还专门在林恒的遇难地找到了一块飞机残骸,带回了李庄。后来,林徽因把这一块残骸挂在自己的床头,以示永久纪念。

梁思成在给他的好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信中写道:“刚到李庄不久我就到重庆去为营造学社筹点款,而后徽因就病倒了,一病不起,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她的小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成仁。我只好到成都去帮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返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严重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在寄费正清夫妇的同一个信封里,林徽因加补了一张字条:“我的小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击落一架日寇飞机,可怜的孩子,他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机牺牲了。”这句话后来被费慰梅记录于她所著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

与费的记录不同的是,梁从诫在谈到林恒阵亡情形时说:“那一次,由于后方防空警戒系统的无能,大批日机已经飞临成都上空,我方仅有的几架驱逐机才得到命令,仓促起飞迎战,却已经迟了。三舅(林恒)的座机刚刚离开跑道,没有拉起来就被敌人居高临下地击落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尽管林徽因与梁从诫母子说法不同,但林恒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当是铁的事实。

林恒不幸牺牲,尽管林徽因以惊人的毅力强抑住内心的悲恸,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梁家仍没有完全从林恒阵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金岳霖去看梁思成一家,林徽因不觉悲从中来,当她躺在病床上叙述弟弟的往事与阵亡的经过时,几度泣不成声。坐在一旁静心聆听、极富理性的老金,禁不住为失去这位年轻的朋友而痛心疾首,潸然泪下。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参战,开始向中国提供新型飞机,在印度等地为中国培养新一代飞行员。而这个时候,梁家在昆明认识的那批老飞行员,除了一位叫林耀的伤员外,已全部壮烈殉国。

首先阵亡的是陈桂民,一个号称可以在天上用手枪和日军对打的广东小伙子;之后是叶鹏飞,也是广东青年,很瘦,居然遇到两次飞机故障,都跳了伞。国家贫困,资金匮乏,叶鹏飞觉得没脸见人,发誓决不再跳伞。在一次警戒飞行回来的时候,叶鹏飞的飞机又出现了严重故障,长机命令他跳伞,可他没有服从,和飞机一起坠向大地。过了几天,被称为音乐家的黄栋权也阵亡了,身体被摔得粉碎,无法收敛,只留下了照片。至此,林徽因和梁思成这对名誉父母,他们的干儿子们全部阵亡。

这些烈士没有一人死在陆地,全部牺牲在惨烈的对日空战中。他们的遗体被埋藏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地方,纪念着他们的,也许只有梁氏一家。据梁从诫回忆:“每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12点,父亲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3分钟,来悼念一切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对于我来说,那3分钟是全年最严肃庄重的一刻。”

1944年秋,衡阳大战爆发,梁家认识的老飞行员中,最后的林耀也不幸被敌机击中后失踪。林耀的战机残骸和本人一直未能找到。林耀的罹难,对梁家特别是林徽因在感情上再度造成了重大创伤。

于深深的哀痛中,林徽因提笔在病床上写下了酝酿已久的诗行《哭三弟恒》。

诗成时,离林恒殉难已3年。林徽因所悼念的,显然不只是自己弟弟一人,而是献给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们。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终于,日本侵略者投降。消息传来,贫病交加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欣喜万分。林徽因拖着虚弱多病的身体,坐轿子到茶馆去,这是她4年来第一次离开她的居室。她要用自己特别的方式,以茶代酒,庆祝抗战的胜利。梁思成兴致勃勃地从重庆回到李庄镇后,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肉和酒,请了黄宗江一起相庆。林徽因也开了不喝酒的戒,很痛快地饮了几杯。

人们不会忘记,相对于日寇对中国人的血腥屠杀,作为学者的梁思成却在特定情况下,保护了日本的古建筑。

1944年,太平洋战场进行战略反攻,美国的李梅将军指挥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大规模轰炸。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其位置。他同学生罗哲文不分昼夜地绘制地图。

在地图中,梁思成特地标注了两个地点,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当地图呈递到盟军司令部时,盟军的布朗森上校十分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学者要保护敌国的古建筑。

梁思成说:“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是鉴真大师颇为赞赏的一句偈语。1200多年后,梁思成的义举无疑是对这句偈语的最佳诠释。特别是在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愤激氛围中,能保持一份学者的冷静和理性殊为不易。

由于梁思成的提议,古都京都和奈良在盟军的猛烈轰炸中奇迹般得以保全,遍布二都的宫殿、城墙和寺院也毫发无损。这件事一直到1986年才被披露出来。为此《朝日新闻》刊发了题为《古都的恩人是中国学者》的文章,盛赞梁思成的义举;日本古建筑权威福山敏男也满怀感激地说:“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观念及其践行,甚至要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早了近30年。

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建立在超越国仇家恨的基础之上。诚如其子梁丛诫所言:“我父亲做出这个建议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人直接死在抗日战场。”

1972年元旦刚过,71岁的梁思成病逝于北京自己的寓所里。他比妻子林徽因多活了17年。林徽因的墓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整座墓体由梁思成亲手设计,除了“建筑师林徽因墓”聊聊数字外,墓身没有一字遗文。“文革”中她的墓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砸碎;她在病榻上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画的图稿被付之一炬,她成熟时期的诗作文章,也有很多在浩劫中毁失殆尽。梁思成的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

西南联大的骨气

在外敌入侵面前,中国知识分子是有骨气的,不仅仅梁思成、林徽因两个人。

当年处于风雨飘摇、颠沛流离中的西南联大的教授,自己不能亲手杀敌,纷纷送儿子参军。联大3位常委都率先做出了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去参战部队当了军事译员。不仅如此,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当了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也去参战部队当了军事译员。

西南联大,一所在共同目标驱使下、由不同学校联结而成的临时学府,一个不甘于沦为殖民教育的学界群体,在强虏铁蹄踏来之时,颠沛流离三千里,一路播撒着传奇。死亡、困苦、轰炸,愈发激起他们思想的活力,精神由是贲张,大师由是孕育,佳话由是传唱。

从另一种意义说,要感谢那场战争,正是因为在战争那个特殊的客观情况下,才显现出先生们那般隐忍不屈、执着不弯;才锻造出学子们那般胆魄铮铮、激情四溅。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不仅仅能够继续着在自己的科学探究上为民族乃至人类做出贡献。而且呐喊着、咆哮着,从心底咏唱着“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的诗句,奔向战场,用生命验证着民族精神的顽强与不朽,延续着中华文化永续的血脉。

“八百学子去从军”“国之不保,何以安学”。自有联大以来共求学8000学子,参军抗日的有1100多人,每100人中便有14人投笔从戎。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在炮火纷飞中,这些热血青年唱着他们的老师冯友兰写的校歌,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杀敌的前方。

马继孔,山东人,清华土木工程系学生,1937年到学校报到后,发起回乡抗战,组建游击队。他制造的土火箭,可飞150米。后来,他成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参谋长。1949年后,做了云南省委书记。

大反攻前,需要军事译员,联大学子报名参加紧急培训,直接补充部队。

清华早年学子孙立人将军见到联大的翻译官就像见到老校友,他要他们面对美军不卑不亢。

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的战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共300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基层军官、技术人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6人。他们代表着西南联大所有从事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了这项荣誉。

青年诗人穆旦,是联大的留校教师。穆旦原名查良铮,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一些专家推崇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当年,诗人也报名参加了远征军,任职于杜聿明的第5军军部,参加了野人山大撤退。

“因为森林遮天蔽日,听得到来空投的飞机,但却见不到飞机。”“前卫团留下的尸体白骨一路不断。帐篷里死亡的官兵尸体整整齐齐,先死后死的官兵死人排队。”在那个著名的诗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里,穆旦描述了他的亲身经历,那被蚂蟥蚂蚁肆虐啃噬后留下的一路白骨,那让人几乎丧失意志力的可怕的热带雨林。

缪弘有诗《血的灌溉》:“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缪弘来自联大外文系,他参加了中美特种部队,后来牺牲于芷江的一次攻击作战。这位可以用外语写中国律诗的清癯瘦弱的文化人,用行动与鲜血印证了自己的诗。时为1945年7月,抗战马上就要胜利了!

1938年9月13日,联大学子初次在美丽的春城听到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9月28日,9架敌机对准昆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联大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被轰炸。

联大诗人赵瑞蕻发出愤怒的呐喊:“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打回去!”

于是,在1939年至1942年,西南联大有一股报考空军飞行员的热潮。当时,日寇占尽空中优势,国民党当局因空军飞行员紧缺,决定在大学生中招考飞行员。许多联大学生勇赴国难,踊跃报考,有12人被录取。他们走进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大门时,大门两侧的对联写道:“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被录取的联大同学们都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他们英勇报国的开始。

经过短期飞行训练后,联大出身的飞行员又先后到美国继续接受各种飞行训练,包括初、中、高级的教练机飞行训练,和毕业后的作战飞机训练,为期不到一年。

这些飞行员有的负伤,有的战死,他们为国家,也为联大争了光。

对于联大的领头人张伯苓来说,这种举家报国似乎要更早一些。因为,早些年,他就亲手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空军,淞沪抗战,儿子牺牲于“8·14”空战之时。

张伯苓和夫人王淑贞一共生育了7子1女,但是只有4个儿子长大成人。4个儿子似乎都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个个英俊挺拔、高大威猛,认识张家的人都说张家一门4虎,好生了得。张伯苓对这4个儿子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常说:“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

在张伯苓的教育下,他的4个儿子德智体全面发展,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所成就。

张伯苓年轻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此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伯苓亲眼看见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他含泪饮恨与众人返师归来。目睹国帜三易,张伯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决心从海军退役,投身于教育事业。

小儿子张锡祜是张伯苓最钟爱的孩子。张锡祜长大成人之后身高在两米开外,因此外号是“长人”。他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张锡祜热爱运动,是个优秀的运动员,就读于南开中学时,曾代表天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全国运动会,在校内小有名气,是和“海怪”严仁颖齐名的“陆怪”。

上高中2年级时,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初建空军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满怀雄心壮志的张锡祜在征得父亲同意之后,前去应考,凭着良好的文化素质和身体条件,被录取为军校的第3期学员,望子成龙的张伯苓亲自将儿子送入学校。

在学校里,因为个子高,每次重要的集会,都是张锡祜举旗,走在最前面。人说,笕桥两景,一是队伍最前面身高两米的大个子张锡祜,一是队伍最后面的独臂人石邦藩。1934年,张锡祜从空军学校毕业,张伯苓作为学生家长应邀参加了毕业典礼,并代表全体学生家长,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毕业之后,张锡祜任空军第8大队第30中队队员,驻防江西,先是担任空军某队队长,后奉命赶赴抗日前线。1937年的元旦过后,他与未婚妻张乐民在南京订婚,刚刚订婚,就接到命令开赴战场,他作为中国空军飞行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张伯苓得知儿子上战场的消息之后,在南开中学向学生讲话时还兴奋地说:“前几天我接到四儿子的来信……我不因为儿子赴前线作战,凶多吉少而悲伤,我反而觉得非常高兴。这正是中国空军历史上光荣的第一页,但愿他们能把这一页写好!”作为父亲,他将对儿子的担心深深地藏在了心底。

1937年,张锡祜奉命执行轰炸日本侵略军的“出云”舰的战斗任务。临行前,他给父亲写了这样一封信:

父亲大人:

……

男等现已奉命出发,地点因系秘密性质,函札之中不敢奉禀!一俟有妥善之通讯处,当再禀知!儿昨整理行装,发现二物足以告禀于大人者,其一即去年十月间大人于四川致儿之手谕,其中有引孝经句:“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此次出发非比往常内战 !生死早置之度外!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其二即为去年十月间绥东抗日时空军出动前委座之训词,今随禀奉上,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若能凯旋,当能奉双亲于故乡以叙天伦之乐,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

家中情形不知近日如何?母亲大人不知是否南下?儿意最好请母亲入川与二哥同住,因沿海各省一旦开战将无一片静土!母亲一生历尽磨难,而当晚年又遭此变乱,其不使老人太过痛苦耶!不知大人意下以为如何?大人在京如零星事物,可找乐民代办,彼前曾来信托儿转禀,日来准备颇为忙碌,时间仓促余容再禀,专此敬请

金安

男锡祜谨禀

这封信竟然是张锡祜的绝笔。此次出战,张锡祜虽然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但十分不幸的是机毁人亡,牺牲在江西南昌。

1937年8月14日,日军登陆淞沪战起,张锡祜奉命由江西吉安飞赴南京对日作战,当时气象测报不良,又急于炸敌,冒险飞行,终因天气恶劣,在江西南昌失事殉国。时年26岁。

时,张伯苓正在重庆。他接到儿子战死疆场的噩耗,默然半晌,对陪伴左右的张锡祚说:“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遗憾的是,他还没有给国家立功。”

为了避免夫人受到精神上的刺激,张伯苓一直隐瞒着儿子的死讯。当夫人问起时,他就以孩子去美国培训为托词搪塞过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伯苓看再也隐瞒不下去,就语重心长地对夫人说:“一个军人的职责是打仗,老四已为国捐躯,这是意料中之事,一直瞒着你,是怕你伤心过度,你是明理之人,事情已是如此,望你不要太伤心。”

闻听此言,王淑贞强忍悲痛,一言不发。第2天,等到张伯苓出门之后,她便要三儿媳瞿安贵陪着她来到泥娃娃三爷面前,坐在椅子上放声痛哭。她哽噎着说:“我早预料到老四牺牲了,可我总希望老天爷在天之灵能保佑我的孩子回来!”从此以后,性格坚强的她再也没有提过四儿子的事,尤其是在丈夫面前,更是无论如何也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悲伤之情。她是怕自己的过度伤感会影响到丈夫的情绪,给他添乱,暗自强忍丧子之痛。

张伯苓自小看到国弱民贫,一心想报效国家,从甲午海战的失利中,他得出了教育比军事更重要的结论。于是他倾其全部精力物力办了南开小学、中学和大学。周恩来、朱光亚、吴敬琏、曹禺、周光召等都是他的学生。

他鼓励自己的学生要一专多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他要求学生们强身健体,摘掉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帽子,全力承办远东运动会,资助刘长春等人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甚至倡导中国要承办奥运会。当他听到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时,老人激动得泣不成声。

当列强入侵中国时,他毅然地将心爱的4儿子送到了战场上,“国之不存,家又何为。”

秋日的天津元宝山纪念园阳光明媚,张伯苓一家静静地卧在青翠的松柏之中,树枝围拢着这一家人,像是要和这些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的先辈们摇手致意,先生的目光望向前面,带着果敢与坚毅。

有风鼓起,像述说先生常说的话语:“有我在,中国不亡!”

战争中的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抗战之时的民族抗争,表现于人才培养,首推的应该是这所学府。它不仅传承了文化,更播撒了精神。一种生生不息的追求,一种博大宏阔的胸襟,一种坚毅顽强的努力。无论于课堂上,还是于战场上。

第十二章:要有中国自己的空军

偌大中国没有自己的空中卫士

“要有中国自己的空军”。这句话是斯大林说的,确切地说是斯大林的建议。那一年,在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叼着烟斗,从袅袅升起的烟雾里,对前去请求军援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杨杰说的。

或许,面临东西两面对红色政权的巨大压力,以及国内危机,这位铁腕领袖对邻国的客人说了一句实在话。是啊,予人以鱼不如予人以渔。70年前,这位格鲁吉亚人就明白了那句话:你懂的。

杨杰,这个熟知多国语言与国情的军事家兼外交家太明白斯大林话里的含义了。他知道,这当中有着许多的善意提醒,也蕴含着些许的讽刺。

一个4亿多人口,有着3000年文明史的大国,竟然自己造不出飞机,要靠四处化缘,仰人鼻息。中国的飞行队伍,要靠人家来培养,老师竟是洋人。

回国后,杨杰将苏联军援谈妥的事汇报完后,特意将斯大林的建议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认真地看了那份报告,特意关注了斯大林说的那段话:“制造飞机并不困难,难的是制造发动机。苏联可向中国提供发动机,飞机由中国自己制造……如果中国想站起来,应当发展自己的空军和炮兵。中国有能工巧匠,苏联提供设备……中国有了自己的空军、炮兵和石油,有自己的重工业,就能打败日本。”

他在斯大林这些话上用毛笔画上了圈圈,又加了一些三角符号。此时的蒋介石何尝不想有自己的空军和炮兵,何尝不想自己的头顶上有一片安全的、任何时候都不必担惊受怕的天空?

不是不想,是不能够。

因为,中国太穷,工业与科技基础太差。

自然,飞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飞行是一门科学,空中飞行要依靠动力脱离地球引力,将载人物体按一定目的返回地面。这看似简单,其实相当复杂。

尽管中国古代发明和创造的奇肱飞车利用风力载人从重庆飞到了郑州。尽管风筝、火箭、孔明灯、竹蜻蜓等中国早期民间飞行器械,被认为是飞行器的雏形,对现代航空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载人飞行于中国而言,依然复杂而难以突破,落在西方后面。

在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出人类第一架飞机的5年后,中国旅美青年做了飞行表演,观众中有一位头戴白色巴拿马遮阳帽,手拄黑色木杖的广东同乡,他叫孙中山。表演结束,孙中山发表演说,他的第一句话是:“吾地中国有杰出人才!”孙中山是中国航空之父,是他在广东陆军首先建立了飞机队。随后在黄埔军校设置航空课程,创办军事飞行学校,并亲笔写下他的主张:航空救国。他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建立于日本京都琵琶湖畔,而中国空军的第一个敌人又恰恰是日本。

非常可惜,那位中国第一个航空先驱,在人类有了飞机后的第10年,在一次表演中,飞机失速下坠身亡,只有28岁的他,如一株美丽的蒲公英,把飞行的种子撒落在祖国的土地上。

冯如是一个探索者,有着可贵的探索精神。自然,这并不有损冯如成为我国航空先驱的称谓,他的名字依然在中华民族的航空史上熠熠生辉。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南苑航空学校成立。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的革命政府得到了苏联援助。苏联除供给飞机、弹械外,还派出教官协助培养人才,当时中国先后选派30余人赴苏联学习航空。

此后,广东航空学校成立,共招收7期飞行生,计400余人。张作霖创办的东三省航空学校似乎也不落后,这所航校的教官却是法国人与日本人,有飞行员40余名,训练飞行要去法国与日本学习。

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成立于1928年,辖4个航空队,有飞机24架。次年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航空班。两年后,航空班扩编,改称“军政部航空学校”,培养了一批航空干部并选送30余人去苏联深造。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将在苏联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转到苏联的陆海空各军事学校学习军事,去空军院校学习的有王弼等10余人。

笕桥航空学校后来改名“中央航空学校”,聘请美国航空顾问团,采用美国式训练方法。1934年将航空署迁南昌,改称“航空委员会”。两年后,航空委员会迁回南京,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彰显了航空的重要性。

这时,远在陕北的延安,同南京的心情其实是一样的。虽说手中的主要武器仍然是步枪长矛。但是依然想有自己的飞行队。就像《封神演义》中的雷震子那样,振起双翼,从空中杀敌。

当年,在鄂豫皖苏区,红军曾缴获过一架前后座位的飞机。红4方面军领导人包括陈昌浩,曾经在地面坐进过这架飞机。到延安后,红色政权试图发展空军,但因为延安飞机和零部件奇缺,终因各方面力量达不到,航空培训再次夭折。

1936年,酸枣红了的时候,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一支两万多人的部队,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打通延安到新疆的通道,以求取得苏联的援助。但是,这支军队在进入河西走廊之后,因寡不敌众而惨遭覆灭,只剩下400余人,死里逃生到了新疆。

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滕代远奉命将他们接到乌鲁木齐,整编为“新兵营”,在盛世才的军官学校里学习汽车、坦克、火炮、无线电等技术。

此时,盛世才已经接受苏联援助,开办起“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班,并且第2期飞行班和第1期机械班即将毕业。陈云敏锐地观察到,应充分利用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有利条件,为我党培养航空人才。于是,经中央同意后,与盛世才商谈,盛世才的条件是,希望苏联支援一点飞机。陈云答应了,说这好办,苏联的航空工业很发达,我们和苏联关系密切,双方达成协议。

冬天里,陈云赴延安时,向汇报了此项工作情况,得到中央的批准。毛主席笑着赞扬说:“陈云同志为我党办了件大好事啊!我看这事得由你具体负责。人员嘛,可以分别从迪化‘新兵营’、延安抗大和摩托学校物色嘛!”

于是,从延安挑选的和从“新兵营”挑选的43名航空学员在迪化会聚。学员全部是久经战火考验的红军骨干,他们大多数是团营级干部,职务最高的是方华,曾任师政治部主任。

8月,在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毕业的王弼、常乾坤被中共中央调回。其后,又相继调回在苏联奥伦堡第3航空学校毕业的李凡、王连、王春和刘风。中国共产党新疆办事处将学过航空的人员组成航空训练班,由王弼、常乾坤任教,讲授航空理论课。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赴苏联途经迪化,接见了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红军学员代表吕黎平和严振刚。周恩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党中央对你们寄予极大的希望。

红军学员们按照邓发党代表的要求,组织学习小组,每天晚上自习,互相帮助。勤学苦学加巧学,终于弥补了文化水平低的不足。在考核航空理论时,红军学员的成绩都达到4分以上,教员感到很意外。

转入专业知识学习后,开始分班。飞行班学员在学习射击原理时,蒙起眼睛,靠手摸拆装机枪无差错,创造了航空队办学以来最好的纪录。机械班学员在琢磨发动机与导管的关系时,独创了喷烟法。在后来的机务维护中,喷烟法成为检查导管是否漏气的一个妙招。

经过乌-2初教机和P-5型中教机训练。由教官带飞了30多个起落,就陆续放了单飞。进入冬季后,学员们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冰天雪地中坚持艰难的训练。

带飞的苏联教官对学员关心,但是脾气有些粗暴。为了把本领学到手,学员们主动与教员沟通,改善了教学关系,第3期飞行班在教学相长中循序渐进。

学习中,有9名学员首先改装学习了伊-16型战斗机。连续组织大强度、大场次飞行,完成了高级特技,单、双机对抗空战,打地靶和低空轰炸等战斗课目训练,战术技术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在400米、1000米高度的轰炸中,弹着点都在靶圈中心点10米内外,最远也没超过30米。方华射出的子弹、炮弹几乎全部命中靶心。苏联顾问跷起大拇指一个劲儿地说:“哈拉绍!哈拉绍!(好!好!)”

1942年4月,飞行班红军学员以优异成绩正式毕业。红军学员淘汰率仅为4%,与前两期盛世才收的同类学员高达20%—25%的淘汰率相比较,红军学员创造了新疆航空队历史上的奇迹。

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与苏共分道扬镳,改投蒋介石的怀抱,于是中共的这批飞行员被投入大牢。陈潭秋、毛泽民等被害。

在狱中,航空队员遭受毒打,受尽折磨,但视死如归,信仰坚定。敌人无可奈何地承认:“提共党88名分别谈话劝其投诚,结果均仍执迷不悟。”

重庆《双十协定》签订后,经多方努力,1946年5月,蒋介石被迫同意释放中共被关押人员131人。

7月11日下午,被囚禁人员车队终于到达延安城南七里铺,受到数以万计边区军民的夹道欢迎。朱总司令与每一个归来的同志热烈握手、拥抱,亲切地说:“你们活着的坚贞不屈,牺牲的视死如归,都是好样的!党中央欢迎你们,延安人民欢迎你们!”

第2天,毛泽东主席来到获释人员的住地亲切慰问,连声说:“同志们,受苦了,你们的归来,就是胜利!”晚上,毛主席在杨家岭宴请从新疆回延安的全体人员。这些在敌人牢狱里流血不流泪的钢铁战士,终于回到自己的队伍中。

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核心。

在为数不多的曾经参加过援华后来又成为将军的人当中,戈鲁诺夫算是到中国次数较多的人。与日加列夫、赫留金、特霍尔等人一样,他也曾参加过西班牙战争,作为歼击机飞行员,帮助西班牙人民与佛朗哥军队作过战。1939年回国后,被派往新疆,在新疆航空队当过教官,他也是中国空军在中国的最后一任苏联总顾问。

戈鲁诺夫技术好,教课认真,他又是一名入党较早的老布尔什维克,所以,他对共产党派来的学员尤其看中,与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当他知道了学员们的经历以后,深受感动,特别是在与那些红军出身的学员交流中,他经常说,你们是红军,我也是。咱们都是一家人。红军万岁。

盛世才背信弃义后,他和其他的苏联教官全部回国。

1950年,他又一次来到中国,先是担任沈阳军区空军首席顾问,后来又调到空军担任首席顾问。

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协议,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同年8月,周总理为了欢送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所有回国专家。在欢送会上,周总理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谈话,说到动情处,戈鲁诺夫掉了眼泪,他说:“赫鲁晓夫是完全错误的,他不应该这样对待中国。中国不是南斯拉夫,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是战无不胜的。”周总理告诉他:“将军同志,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我今天在这里欢送你,也相信还会在这里接待你,希望你有机会能重新再来。”他听了连连点头,非常高兴。

但没想到的是,他一回国就遭到了严肃的处理:中将军衔被撤销,原来的职位也被剥夺,降职降级,贬为基辅民航局副局长。罪名为“亲华派”。这都是因为他被人诬陷,说他当着周总理的面说赫鲁晓夫的坏话。经过这么大的打击,他非常苦闷。1989年,正当自己的国家面临解体、动荡频仍的时刻,戈鲁诺夫含恨辞世。

济南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夏伯勋当年曾是新疆航空队飞行班的学员。1979年的夏天,全军组织5个战区的相关人员,去新疆原子弹试验训练基地参观见学。因是7月15号批复此任务,被称为“7·15”会议。

济南战区是3大队,济空为6中队,一个中队参观的大约有40多人,都是师团以上领导,夏副司令带队。那时,笔者在机关工作,带部分人员前去为会议人员做后勤保障。

从来没有去过新疆,尤其是南疆。漫无边际的荒漠、沙滩;偶或跑过的黄羊;晚出晚落的太阳,暗夜时的寒冷和中午时分的酷热;突然来临让人猝不及防的狂风大作;马兰基地里高高的白杨、缓缓的流水。对于来自东部沿海的人们来说,一切都是新奇且新鲜的。

看着我们捧着新鲜的哈密瓜和又甜又爽口的沙瓤西瓜的贪吃样子,首长哈哈笑着,操着地道的湖南话说:“慢慢吃,慢慢吃。要是没吃够,等回去的时候,让他们给你们装两车拉回去。”

中午,热辣辣的日头晒得帐篷里面像蒸笼一般。睡不着,首长便与大家开玩笑。他从窗户伸出一只光脚,向对面帐篷里的后勤部王国忠部长左右摇晃。王部长也伸出一只脚,对着晃起来。

当浑圆彤润的太阳染红了荒漠的边缘时,将军摘下了茶色墨镜,若有所思的脸上写满了诸多的内容。看得出他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深深的感情。

“喏,那一片,孔雀河,原来是有水的,现在干了。喏,那里。黄羊沟,飞行地标上没有,但那个时候我一定飞过。包括马兰那个地方。那都是没有人去的地方。现在有了人。还长了那么多树。”

夏副司令是老红军,那时候首长里老红军比较多,比如司令员吴宗先、政委关盛志、副司令王定烈、王香雄、副政委罗平、副参谋长王军等都是红军时期入伍的老同志。而我印象中济空红军时期入伍的飞行干部好像只有夏副司令一个人。1935年他从老家湖南澧县参加了红军红2军团,那时他18岁。因为有些文化,当过俱乐部主任,参加了长征。1938年3月,在陕北的夏伯勋受党中央派遣,进入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习飞行。在飞行班里,经过理论培训后,他先后飞了乌-2型初级教练机、埃尔-5侦察、轰炸机。苏联援助了盛世才伊-15和伊-16后,夏伯勋和吕黎平、方华、方槐、方子翼、陈熙、袁彬等进行了改装训练。经过4年多努力学习,掌握了飞行技术,成了飞行技术骨干。

在长达3年9个月的监禁生活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残酷折磨,早已是共产党员的夏伯勋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狱中和敌人展开不懈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从盛世才的监狱里出来后,他去了东北,作为骨干力量充实到东北老航校的建设中。

后来,他从大队长做起,当过团长、师长、军长,从副兵团级的军区空军副司令岗位上离休。

空军航空兵第一师一团,是我军最早成立的航空兵团,也是我军第一个喷气机航空兵团。该团最早参加抗美援朝,空军第一个击落美国空军飞机的,就是这个团的飞行大队长李汉。

1950年6月9日,老一团在徐州宣告成立,比1950年6月19日在南京成立的我军在华东地区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早了10天。夏伯勋被任命该团首任团长。

组建这个团的时候,刘亚楼司令员说:“夏伯勋飞过伊-15和伊-16,让他来当这个我国第一个战斗机团的团长。”

在夏伯勋的记忆里,那是一段永远也难以忘记的历史。

困难实在太大。因为他们这些人大多数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第一堂理论课,苏联教官提问:“一种物质可能存在的3种形态是什么?”全班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苏联教官很为难,说:“你们需要先知道空气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谈飞行理论。”

为了补上文化知识,他们几乎不离教室一步。回到住处,拿着手电继续学。

飞行理论学习结束后,所有人都考试合格,教官们目瞪口呆,直夸“哈拉绍(好)”。

外场飞行训练是在一个月的飞行基础课结束后,苏联教官开始带飞。机场铺上白色的T字布,大家按照旗语复飞和下滑着陆。没有座舱盖的乌-2型初级教练机飞到空中,寒风扑面,气流鼓耳。

而伊-16却是另外一种感觉,操作轻松,速度奇快,不可同日而语。

苏联教官似乎对夏伯勋这个有些调皮的小伙子有些偏爱,因为他的接受能力好,具有飞行特质,经常对他伸出大拇指。

或许那时候的确太年轻,夏伯勋也有对教官不买账的时候,他觉得,苏联教官的脾气有时太火爆,太不近人情。

但是,他们还是顺利地毕业了。

朝鲜战争爆发,不足一岁的中国空军航空兵勇敢地登上了空战舞台。夏伯勋任志愿军空4师副师长,入朝参战。

亲自领会过苏联人手把手教课的夏伯勋,对他的老师与老师的祖国有着很高的评价。他说,人民空军如果没有苏联帮助,可能会晚很多,可能会走很多弯路。也就不会有抗美援朝空战与一江山岛空战的胜利以及后来国土防空作战的胜利。

紧急情况下的培训

夏伯勋副司令员告诉我们,当时,在乌鲁木齐,苏联人还帮助中国建了一个飞机制造厂。那个厂子对外称“农机厂”,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时候,苏联顾问还领他们去过那个厂子,当时正在建设中。在他们毕业的时候,厂子已经快建完,后来因为蒋介石推行反苏政策,苏联撤走了全部员工和设备。

不光是那个厂子,新疆航空队的教官们也全部撤回。

老首长说,如果厂子不撤,或许,中国的航空工业会提早一些发展。

其实,在那个时候,飞机仅仅是一个方面。

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有飞机远远不够。

中国急需的,还有飞行员。作为一个国家,空军飞行员不能够像飞虎队志愿者那样大量地去雇佣,因为,除了主权,还有脸面。

抗战前的中国空军基本没有实战经验,同时训练时数也很不够。由于飞机少,保障力度差,很多飞行员飞行的小时数差得很远。战争中,又由于飞行员不断地牺牲,新补充的队员甚至连飞机都没碰到。匆忙地将他们用一些老旧飞机练习几周,立刻补充前线。

姜献祥回忆道:“抗战最困难时期,飞行失事率很高,航委会责备飞行员不谨慎、不求进、不小心、疏忽大意,以致失事率特高,这当然是部分原因。但那个时期的飞行员每月的飞行时间不到二三小时,因为器材的缺乏、油料补给困难,虽有训练计划,真正能实施的不到十分之一二,他们很难保持飞行技术,对飞行安全自然连带地受影响。有时为了怕失事,往往有任务时,只好由部队长或是较为可靠的资深飞行员来担任,因之劳逸不均;没有派到任务的口出怨言,往往造成领导统御上的困难。”

罗英德当时有个感受,就是:宁可将50%的弹药、油料用在训练上,而将剩下的用在实战;宁可在训练中消耗掉一部分飞机,而用剩下的与敌拼战。唯有训练才能减少伤亡,赢得胜利。这种看法,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在飞行员中,特别是飞行部队领导层中形成一致认识。

中国飞行员素质很好,有许多是从名牌大学直接选拔的学生,也有从数千名高中生中精选出来的优秀人才。精神饱满,士气高涨。但训练、经验、团队默契不够。龚颖澄在日记里曾经写道:“……只晓得今天是我们奉令轰炸敌舰的好日子,所以都抱着一腔热血和勇气,跟着队长去工作,连空中顶重要的飞行纪律都忘却了:就是不能脱离队形,结果一架一架地自行找寻目标投弹而一无所得。”

大队长高志航就曾经被自己的队员射伤手臂,那是8月15日早晨,高志航正同敌机纠缠过程当中,令他感到无奈。

1937年9月19日,敌40余架飞机进攻南京,担任警戒的飞行人员兴奋地准备迎战,结果,大部分队员为了杀敌,竟都忘了保持基本的战斗队形,只身冲向敌轰炸机群构成的火力网中,仅仅几秒时间,便遭敌机火力吞噬,当天我损失飞机11架,付出了惨重代价。

为了补上这些短板,苏联教官开始了对中国飞行员的紧急培训。

苏联派遣的空军顾问及其教官,在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加强力量,苏联方面选拔了包括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作为空军志愿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

按照协议,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帮助中国在兰州、伊犁、绥宁和成都等地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

伊-16战斗机的正式训练始于1937年12月3日,此前,23架苏联飞机已经抵达南京,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只不过,都是苏联飞行员驾驶。3个月之后,73名中国飞行员培训初步完成。

在兰州的改装训练中,有个中国空军3大队的飞行员,叫江秀辉。江秀辉原本来自西南边陲的广西空军,广西空军在当时中央、东北、广东等各支力量中实力最弱,共拥有飞机60架。机徽为青天白日外镶有红边。

广西地瘠民贫,“9·18”之后,为了有一支自己的空军,广西发行公债、节衣缩食,筹办飞行队伍。飞机低价购进,教官从英、日请来。6年时间里培训了80余名飞行员和几十名机械师。

战开始后,广西各界顾全大局,将用血汗创建的空军,无条件交与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其主力被编成空军第3大队。就是这样一支装备落后的队伍,先后参加了中国空军几乎所有的空战,直至最后打光,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部队。

在与苏联教官及其各种保障人员的接触中,江秀辉与那些苏联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以后,已经是昆明联谊会会员的江老回忆起那段兰州改装训练的历史,以及当时遇到的那些人和事,感触颇深。他曾经在北京航联会会刊上撰文,记下了一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苏联小伙子:

……1938年2月17日,我们到兰州接收苏联援助的伊-15、伊-16飞机。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列队到机场。8点,开始对苏联飞机的改装飞行。从那时起,我与苏联同行发生了接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苏联同行对人十分友好热情,对工作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其中一位开启动车的司机,给我留下永远难忘的深刻印象。

因天气冷,飞机每次开车都需用启动车带动。当时在兰州机场备有两部启动车,其中一辆专供我们开车使用。这辆启动车的司机是位憨厚、朴实、满脸稚气的俄罗斯小伙子,他总是每天6点钟准时到机场,将我们所有的飞机一一启动。无论风沙雨雪,从不耽误,真是一位忠于职守的好战士。

由于语言不通,我们无法直接交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友好感情的交流和工作上的合作。他总是微笑着,我们也经常以微笑回报对他的喜爱和信任。只要我们一张口,他总是微笑着点头,很快将车开来启动飞机。

他的名字很长,我们记不住。干脆按他个子不高,脸上有雀斑的特征,管他叫“小麻子”。这种称呼,在中国习惯上分成两种不同的情况:一般来说,这种称呼是不礼貌的;但对特别亲近的人用这种称呼,则是一种亲昵。我们正是出于后者这样的心理称呼他的。而他也能领会我们的心意。每当我们叫他“小麻子”的时候,他总是亲切地微笑,会意地点头。

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有时家里来信还要请别人念和代笔回信。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那博大的国际主义胸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位憨厚的俄罗斯小伙子如果仍然健在,可能是很高的将领或是某类科学技术专家。但他那憨厚的形象,却永远留在我心里。

在中国学员眼里,苏联人是敬业的。而在苏联教员看来,中国人是聪明的,掌握技术很快。

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和他的战友们就曾经带教过中国飞行员,在大后方的四川双流太平寺机场上,库里申科对中国飞行员认真讲解飞机的性能特点和操作方法,要求严格,一丝不苟。每次起飞前,他都要对战机认真检查,落地后立即讲评,提出纠正方法。有时候,为了纠正学员的降落速度或进入机舱角度的偏差,往往会连续带飞3到4次,直到学员掌握要领。他们以其模范的行动和卓越的技能培训中国飞行员。教会中国飞行员从4500米高空向下滑行至500米后准确向日军目标投掷炸弹,教会他们进行延期拉伞并用张开的伞滑行降落。

苏联教官对中国飞行员要求很严格,对不规范的动作,毫不含糊地指出,反复训练,直到满意为止。正是这种严格的态度,使中国飞行员迅速掌握了苏联援华飞机的性能、飞行技巧和空中作战技能。

苏联飞行员还对学员做思想政治工作,苏联教官经常对中国飞行员说,飞机是国家的财产,中国在抗战,从苏联运飞机到中国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坏了一架就少了一架,损坏了一条钢丝都要到万里以外去补充。库里申科说:“苏联人民是真诚地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官来说,你们多损失一架飞机,他本国的资本家就能多卖一架飞机,多赚中国人民一笔钱;而苏联没有资本家,我们苏联飞行员来华培养中国飞行员,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打击侵略者。”

为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国内进行强化训练。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跳伞、滑翔、联络、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单位。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中的默契。

因为空军军种要求的复杂性,不仅仅是飞行员,其他诸如机务人员、场站保障人员、气象人员、航空医生等都需要培训。

据统计,经苏联军事专家指导,在各类军事院校、训练班和部队直接接受培训的中国人员约有9 万余人。通过苏联专家培训,他们的作战指挥能力和保障能力有了普遍的提高。到1939 年夏,经过苏联教练员训练的中国飞行员有1045 人,领航员81 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 人,各种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

先后有2000余名苏联航空工作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打击日军。在共同的训练和战斗中,中苏两国飞行员结下了真诚、牢固的友谊。

日记,那些难忘的人

当年,中国空军4大队飞行员龚业悌曾经多次赴兰州和新疆哈密,接收并飞回苏联援助的战斗机,其后又与援华志愿队的飞行员一起临空抗击日寇,在相互的接触和作战中,年龄相仿的他们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写道:“我钦佩他们为正义、和平而牺牲贡献的精神。在1937年底,中国空军最困难之时,能得到他们的援助,实在是我们国家的幸事。我能与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共同作战,也是我一生的幸事。”“他们的国家观念真好,他们这样特别显得他们的国家伟大和神秘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对那个时候,发生在中国与苏联飞行员之间的事情所能看到的资料已经无多。

那一年,有心且爱好文学的24岁的龚业悌记下了他参与空中抗战的一切,也记下了与那些异国的朋友们的感受。

这是民族危难之时,一个年轻人从心底里抒发的情感,给自己,也给那些异国的教官、机械师们。无须再加以描绘,日记的本身就足以感人:

1938年1月9日 星期日 天气多云

六个月前的七月七日,是卢沟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神圣的民族生存的斗争已展开整整的半年了。

半年中我们虽然蒙受到极重大的损失,可是对于敌人的消耗以及我们民族精神上的发扬已获得了相当的胜利,我们应当可以引为自慰。

今天我们在飞机场和里沙谈天谈得极为兴奋,他赋有好的天才,和蔼、极可亲,我们在一起聚谈,可以破除株守的寂寞。

昨日,敌机十二架袭南宁。

1938年1月12日 星期三 天气晴

八时,二十二队五架飞机起飞西安,张光明因机轮有毛病飞回落地失事。两小时后,我们接到西安电报,五机中二机安然着陆,一机落地失事,一机已失踪,令人伤心已极。

今天除里沙和我们谈天外,又增加一个叫巴士亚的人,他有魁梧的身躯,很像中国人,是分队长,对我们非常好,我们觉得更有兴致了。晚上我们到励志社去,因为我们有约会,在那里我们又结识了瓦尼和夫士(均为苏联空军战士),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异国朋友,我们在一起喝啤酒、玩扑克、唱歌,极其有趣,他们都怪亲热的,到九时,他们送我们到街心才折回去。

1938年1月14日 星期五 天气晴

今天我们在机场和里沙学他们俄国的“空军进行曲”,歌词抑扬而壮烈,李秘书为我们翻译了这首歌。

这样,我们心底的烦恼可以涤除净尽。

晚上我们和里沙、瓦尼、巴士亚聚餐。

1938年1月19日 星期三 天气晴

上午西安的天气报告不好,六盘山有雾,一直等到下午仍没转好,所以一天的时光都空耗在机场里。

飞双翼机的俄国同伴两天来和我们谈得极其亲热,我的俄文虽不甚好,可是我们却能彼此的会意通话,不过,有时我们到彼此都不能表达意思时,我们俩也非常着急。

晚上,我们仍宿在机场。

1938年1月31日 星期一 天气晴

在司令官特别的命令下,早晨五点半便来到机场,太阳还隐在朝晖里,大地仿佛还是在静静的梦中。

和里沙又聊了不少的时间,他的中国话讲得怪使人发笑的。从他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他私人的事情。他的老父亲已逾六十,还在辛苦地教书,他预备这次回国去,让他老人家休息,安度晚年。但是为了帮助我们,不知他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他的故国去。

一天,我们听讲解伊-15的仪表。又飞过十三个同伴,一直都是安全的。异国教官极其满意。昨天敌二十一架袭洛阳,我伊-15升空作战,结果击落他们三架。俄国的朋友们极其高兴,常常找我们欢欣鼓舞的来谈起这件事。更有许多的飞驱逐的待在这里的同伴都非常着急,只想急急地得到命令飞向前方去,这现象是再好也没有的。

伊-15机,我们对于它寄有无穷的厚望。

1938年3月30日 星期三 天气晴

早上,奉命随分队长李文痒共三机与伊-15飞孝感,一个很晴朗的天气,二十分钟后,我们便到了目的地,或许是场子不好,地面的记号,是要我们仍返汉口,我们于是便飞回汉口。

使我很惊异,场里已有十余架伊-15和伊-16,落下来后,很欢欣地看到久别的伊万和尼克莱以及山沙等异国的朋友,我们都被重逢的欢愉笼罩着。

这里一共有四十余架驱逐机,如果警报来时,孝感的飞机也将集结在一起,我们规定,我们攻击轰炸机,他们拦截驱逐机,予敌人一个不意的痛击。

一天,警报不来,我们都在一起厮混,很有趣。

1938年4月2日 星期六 天气阴 小雨

到飞机场时,俄国同伴们已先到了,他们的住处离飞机场比较远,而且他们的警戒完全是志愿。然而我们是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生存而战,都比他们去得迟,我们深感惭愧。

天微雨,一天又是宁静的,我们都奉命回到总站休息,俄国同伴们仍然留在那湿陋不堪的帐篷里,不见有人去招呼和理会他们。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些事情就没人管了?一直到中午,才看到他们回来。晚上,我们又比他们先回来,我真难为情,不知有人感觉到不?

晚上,在中央看《慈母曲》一部好的片子。

1938年4月12日 星期二 天气晴

晨,到机场,很惊异的,TB大飞机停在机场的西角,许多俄国同伴们背好降落伞在等着开车起飞,听说飞伊-16的异国同伴们今天回国去,我们很抱歉,为了要滑飞机,不能擅离,我们不能前去送这些和我们共生死患难的异国朋友们。他们欣然地为了帮助我们杀敌,不远万里而来,如今又欣然地安全地归去,他们自然高兴。他们希望回国去,必定有很多的荣耀加予他们,尤其是有过纪录的英雄们。

我们和他们相处并不久,虽然他们来已近半年,但是由于他们博爱、同情、和睦,我们之间已结有深厚感情。我们不能欢送,他们独自寂然地走上归程了。我们相互留恋,飞机掠过我们的头顶上时,我们只有一挥手,以寄感谢和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之忱,我们何时才可以重见到这些亲密无间、和蔼可亲的战友们。

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回国,心里是如何的欢愉。在两天前,卡沙和我们谈天,曾拿出他妻子的信和刚三个月的小孩的照片给我们看,他的妻子在纸上将他小孩的手的轮廓画在上面,表示那一种远道的纪念。他说,他们要回国了,他回国将可以看到他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他表示无限欢欣。如今,他应该欢乐。他的欢愉,只有倍于以前对我们所表示的,我们想象的那种重聚欢乐的情景似乎已浮泛在我的脑海中。

又新来一批俄国同伴,接替这一批离去的,他们整天练习和复习飞行,他们为正义和平而牺牲贡献他们的一切,令人钦佩,他们又将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和亲密战友。

1938年9月24日 星期六 天气晴

俄国的同伴们,做事情真使人钦佩。我们很早到飞机场,他们便将我们的飞机都写上号码,对正风向,好好地摆在机场中。场上不平的地方,也用坦克车压得平平的。

1938年9月27日 星期二 天气晴

昨天来的同伴,今天试飞飞机。因为遵厅长的命令,一天走不能超过二十架飞机,所以决定由他们先走,大队长领着他们。

他们试飞的都可以,所以很快便起飞飞走。我们一直等到他们已飞到安西的电报来时,才起飞。

在每一个机场里。我们都感到非常便利,从来飞行到别的机场里都没有像这样好的。这里,从兰州以西的站都是俄国人当站长,组织得很好。我们飞机到时,他们的特务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医生都跑来照料我们和检查飞机,这在我们是说什么也办不到的。

日记里包含着一个年轻人青春的笔触及善良的情感,70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位里沙回国后,见到了自己教书的父亲了没有。不知道那位卡沙后来他的爱人和孩子怎么样了?战争阻隔了人们之间的亲情,战争又使得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变得愈发强烈。不管身在何处,处于何种情况下……

兰州西固城基地被袭击

空中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属于先进的军事手段,因此,很容易被敌手关注,加以破坏和打击。在基地的改装训练中,受到骚扰和袭击是经常的事情。

1938年的兰州,在中国的抗战史上有着浓彩一笔,当时,兰州不仅是大后方为数不多的省会城市,而且是苏联援华物资的重要通道。

为保卫这个通道,国民政府花费了大气力,修建了以兰州拱星墩机场为中心的机场群,包括了东固城、西固城以及临洮等机场。

机场修好后,国民政府空军驱逐总队从四川凉山迁至兰州西固城。驱逐总队总队长是刘炯光,主要的任务是接收苏联战斗机,和培训苏联的伊-16和伊-15飞机驾驶员。

西固城顿时热闹起来,机场上常常摆满了从苏联飞来的飞机,许多苏联人在那里忙碌着调度飞机,和带教中国飞行员。教完了以后,一批飞走,又来一批。最多时,机场上飞行员可以达到300多人。

然而,由于是初创时期,当时警卫“驱逐总队”基地的兵力只有一个警卫连,不仅人数不足,装备不全,而且缺乏作战训练,无作战经验。

在空中力量进行角逐的时候,地面各种较量也在同步进行。

1938年的冬天,一个黄沙弥漫的夜晚,呼啸的北风卷着沙粒打得人睁不开眼。

基地提前接到情报,称一股土匪在距西固城空军基地50公里的东古城一带活动,大约1000余人,有向西固城进扰的迹象。当时,机场里包括飞行员在内只有300余人。接到情报后,立即着手做了准备。

果然,当晚7时左右,匪徒分两路连人带马呼啸着直扑西固东、西城门。当时,负责看守城门的两个排的地方警卫刚一接触,即溃不成军,连长首先仓皇逃去,手下两排士兵连枪都不要了,跟着连长望风而去。

这时,城内的中苏飞行人员没有慌张,表现出良好素质,个个沉着应战,有手枪的用手枪射击,没有手枪的爬到屋顶用石块、木棍应战。飞行员周培荣拾起卫兵丢失的步枪,射杀数名匪徒之后,又用刺刀与匪徒格斗,被匪徒刺伤膝盖。

夜里10点左右,匪徒向飞机场攻击。此时黄沙消散,视野良好。总队长刘炯光和负责基地安全的劳声寰2人,乘坐卡车与轿车在机场内巡视,他们将车灯打开,直向攻来的匪徒冲去。车上警卫以枪射击,匪徒应声倒地者数十人,其余匪徒见状不敢接近车辆,纷纷作鸟兽散。于是守军乘胜追击,劳声寰大叫着让司机快开,追击着逃匪,匪徒惊慌失措,退出机场。两辆车接着猛追,冲入西固城堡中,将余匪赶走。天破晓时,第8战区派来的援军才抵达,但战斗已经结束。此次匪徒伤亡100余人,警卫连阵亡两人,一人重伤。

经调查,此次对西固城基地进行偷袭的是日本间谍培植的第5纵队,第5纵队属内蒙古冀东的伪军组织。他们的目的就是企图破坏飞机与飞行训练基地,杀害我们的飞行员。在当时,大多数人只重视空中作战能力,而忽略了地面上的安全。在前方急需飞机和飞行员的情况下,大家都专心于接收新飞机,训练飞行员,没有把基地安全当一回事。经过此次事件以后,才如梦初醒。西固城机场的警卫交由陆军某师的部队负责,国内其他基地亦相继加强了警卫措施,抗战中各空军基地再未发生类似事件。

西固城飞机场在1956年,彻底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当年的机场如今高楼林立,已经成为闹市区。热闹的喧嚣中,有谁能知道,70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惊心动魄的甚至能够牵扯抗日战争全局的事件……

战法的创新

30年前的冬天,被称为俄罗斯空战战术之父的波克雷什金空军元帅去世,按照他的地位和职务,波克雷什金的骨灰应保存在克里姆林宫红墙内,但她的夫人玛丽亚坚决不同意。于是波克雷什金像普通公民一样,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安葬在新圣女公墓。天文学家切尔内赫将他发现的一颗行星命名为“波克雷什金星”,以表示对这位俄罗斯民族英雄的深深怀念。

在苏联卫国战争开始至结束的4年之中,他战斗起飞达到650多次,参加空战156次,个人共击落法西斯德国飞机59架,3三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只要他的飞机一起飞,德国人就开始在无线通话机中互相大声提醒:“小心!小心!波克雷什金在空中!”

波克雷什金喜欢发展空战战术理论,每次空战后,都要总结经验,试图摸索出一套实用的和行之有效的战术方法。

事实上,当年到中国参战的一些苏联飞行员,有一些人还曾经给波克雷什金当过教员,有的是他的战友。

有人说,二战前后,世界空中作战理论得到了极大地升华,而其中,苏联空军集体作战、诱敌围歼的作战理论,被许多国家效仿。

有人说,美国空军讲究的是个性的张扬与兵器的运用,苏联空军讲究的是整体的配合与战术的使用。这话有一定道理。

空中作战是一种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是勇敢和灵活的再加工、再创造。

首先加强了混编作战。

苏联援华志愿队来到中国后,与中国空军一起投入到各地的空中战场。由于苏制飞机的先进性,加之飞行员的勇敢与技术,中方的失利局面逐渐得到扭转。曾经一度,苏联歼击机某种程度上夺取了局部制空权,日本舰载航空兵的强劲势头被遏止。

但是,日军飞行队在总结空战教训之后,很快了解了苏制歼击机的性能,同时发现了苏联飞行员的一些弱点。比如,由于仓促参加空战,苏联志愿飞行员只是简单了解了日本“95”式歼击机的性能,而对“96”式歼击机缺乏必要的掌握;空中观察和通报工作组织协调不够,很多出动是在敌机已经到了机场上空,苏联飞行员才听到警报起飞的。而伊-16必须要用手将轮毂转40圈才能收起起落架。日本人针对这些情况,改变了战术,一度使得苏联飞行大队战果不佳。

从南京首次对日空战开始,直到1938年初,苏联志愿飞行员都是独立作战。中国的飞行员受到培训后,中苏双方开始尝试混编作战。

1938年2月,第一批接收苏联歼击机的中国空军4大队完成伊-15和伊-16的改装任务。2月下旬到3月中旬,新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来到中国,在南昌接受任务。为了能有效地对抗日机轰炸,国民政府决定中国飞行员加入苏联志愿飞行大队一同作战。

混编作战,就有一个指挥与协同问题。委员会明确了指挥权,由中方统一指挥。

援华志愿空军委任了驻中国空军首席军事顾问,设立了大队、中队,专门领导苏联援华飞行员等事宜。在具体的空战和空袭安排中,苏共制定了机群领队长机制度,规定机群领队是协同作战的核心。中苏混编空军每个机种只建立了由2至3个大队组成的机群,机群指挥员一般从有经验和受过良好训练的飞行员中任命。战斗起飞前,机群指挥员从比较灵活的飞行员中任命一个领队长机和两个副领队。领队长机和两个副领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机群的成功与否。

各支队伍根据机型和人员特点,做了任务分工,明确了责任。其后的几次空战中,大家明显地感觉到,顺畅了许多,胜利也来得多了。

采取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进行作战,使中苏空军尝到了甜头。两国飞行员混编后,在轰炸编队中,苏联飞行员在左边,中国飞行员在右边。

平时,大家驻扎在一个机场上,生活也在一起,经常一起会餐,建立起生活和战斗的友谊。

劳声寰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武汉会战时,苏联航空志愿队与中国空军飞行员经常组织一些饭后的联谊活动,唱歌的时候多一些。当时,苏联航空志愿队飞行员非常听从上级指挥,唱歌很有气势,时常将我方气场给压了下去。身为总队长的劳声寰非常重视这件事,“立即打电话”给政工人员,“规定所有官兵要学歌唱,军歌最好,不然流行歌曲也行,至少要练唱20曲以上”,命令下达后成效不错。劳声寰是广东人,不知道啥时候学的上海方言,当时他用了一个词,形容说后来终于能在联欢会和苏俄空军队员“别苗头”了,欢快之情,溢于言表。

王殿弼曾经在他的日记里记载:

我们每天夜宿在南昌励志社,吃饭与俄员共进早餐,四时起床到机场,黄昏时回励志社,日食四、五餐,因为天气热,又不惯吃西餐,所以,在这期间吃饭便成了最大问题。欲吃中餐,励志社又没有这种准备,以致苦了我,一天到晚仅吃一两片面包,饮汤少许,为此体瘦面黄,整天又要守候在机场,困倦时就地而卧,也不能离开,真受尽了人间苦。

张光明对武汉会战那段混编作战经历记忆犹新,由于敌机来袭前的警报时间过短,为了不致被敌机袭击在起飞之时,中苏飞行员都必须在飞机旁警戒待命。时至夏天,武汉酷热难耐,飞行员们只能光着胳膊在机翼下躲太阳。警报一来,立刻穿上大羊皮飞行衣,紧急升空,顿时汗流浃背。可是一到高空,在零下数十度,汗水又立刻凝结在身上,既寒冷又粘皮肤,难受的感觉可想而知。有一阵子,中苏飞行员的头发都一束一束地往下掉,医生也不知道原因,说可能是太劳累与紧张所致。

为了及早发现敌机,有效抵御敌人的空袭,苏联飞行队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空中观察、通报和联络系统。飞行员到达机场后,开始进入2级战备。如有情报说空中有日本轰炸机,并正在向机场飞来,就要进入一级战备。此时,全体空勤人员都进入飞机,发动机已经试车完毕并准备启动。指挥所发出信号之后,飞机就一架接一架地起飞,摆脱敌人的攻击,飞向机场四五十公里远的待机空域准备迎战。

机群带队长机超低空飞行侦察自己的机场,如果完好无损,并且摆好了“T”字形大块白布,长机就飞回机群,并带领机群着陆。如果机场上摆上“十”字信号,飞机则视储油量多少而定,或者继续在空域飞行或者飞向备用机场。

苏联的歼击机上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中苏双方飞行员语言不通,在协同中,空中指挥和联络只有用晃动机翼的方式进行。

由于当时还不能很好地掌握无线电通信,特别是飞机与飞机间的无线电通信、队形的协调、飞机内乘员之间的联系等都是事先约定好,彼此掌握得很熟练。

1939年的春天,江秀辉所在的中国空军3大队又一次来到兰州驱逐总队整训。当时,也在兰州驻扎的苏联空军志愿队潘可夫中队一名飞行员因病回国,无人替补,经空军第4路军司令部同意,江秀辉被派到潘可夫中队补缺。当了5个月的外籍飞行中队的飞行员。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慢慢地江秀辉与这些外国飞行员们便熟悉起来,彼此也建立了感情。

在中队里,一方面他严格以一名“志愿飞行队”队员身份,执行一切命令,同时,又以东道主身份,尽量帮助中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段时间是他与苏联空军志愿队交往中最令人高兴的一段时间。

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江秀辉发现苏联战友很喜欢吃中国菜。江秀辉便找招待主任商量,看能不能在星期三和星期六晚餐时,做一些中国菜,调剂一下,以满足苏联战友的喜好,主任同意了。

从那时起,每当这两个时间开饭进入饭堂,见到桌上摆着中国菜时,苏联飞行员便高兴地跳跃欢呼,高喊:“窝倾哈拉术”(顶好)。江秀辉也因为苏联战友喜欢中国菜而增添了对他们的亲切感。

苏联空军志愿队后来有一些刚从国内航空学校毕业的新手,对空靶射击技术还不太熟。于是江秀辉从驱逐总队借来空中活动靶标,组织练习飞行。这批青年飞行员文化高,聪明灵活,水平迅速提高。大家对战斗充满信心,他们之间的友谊也与日俱增。秋天里,江秀辉离开潘可夫中队回了成都。

第2年的5月,江秀辉再次来到兰州,去修理厂接收5架修好的伊-15飞机。刚刚试飞完毕,准备返回成都时。潘可夫中队长要求他们留驻兰州,协助他们进行兰州防空任务。经上级批准,江秀辉他们留了下来,归潘可夫指挥。见了面,潘可夫亲切地拥抱江秀辉。老友相逢,互相更加亲密与信赖。

8月15那天,有预报敌机趁明夜来袭,潘可夫命江秀辉担任夜间警戒。在并亲自开车送他到机场。因为没有夜航照明设备,潘可夫亲自监督空军总站在起飞着陆地带堆了4堆柴草及废油,供照明用。

过了不大一会儿,尖利的警报声响起,江秀辉借着月光飞向空中,在天空巡逻了30分钟。警报解除后,江秀辉从空中看见了潘可夫点着的火光,安全地降落到地面。刚下飞机,早已等待在那里的潘可夫一下子把江秀辉抱住。一高一矮两个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将成功、信任与喜悦的心十分和谐地贴到了一起。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每当想起那段岁月,江秀辉便禁不住心潮澎湃。那是怎样的一种感情?两个不同国度的人们,在生死考验面前,在残酷的战斗中,结下了深深的友情。这种友情,超越了地域,超越了利益,永久地存留在这些不同肤色的人们心间,直至永远。

空地协同作战也十分重要。

苏联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之间的协调非常默契。前线战场中,需要地面军队与航空兵,首先是轰炸航空兵协同作战。

在武汉空战中,委员会召开了几方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同时各作战单位进行了协调部署。如苏联机群领航主任维克托·捷尔列茨基、大队领航主任塞罗巴巴和斯柳萨列夫等人与中国步兵师的指挥部一起,制定周密的协同计划。

1938年9月,日军计划从3个方向对武汉实施进攻,南路经南昌,中路沿长江,北路沿郑州—汉口铁路。中苏航空兵对日军运输船的轰炸阻止了日军沿长江推进,日军把大量兵力调到北部战场。9月下旬,日军占领武汉以北的罗山。中国指挥部准备反突击,在该地段集结了部队,并决定让航空兵压制罗山北郊和西北郊的日军炮兵和军队。

苏联飞行大队制定了协同计划,确定了时间、地点、信号以及中国军队防御前沿的明显标志后,苏联飞行代表及顾问和中国指挥部的代表视察地形,绘制敌我双方的配置图。

按照协同计划,罗山地区的中国地面军队在9月27日晨6时发起进攻,航空兵对日军阵地的空袭在清晨7时开始。此次飞行任务是苏联飞行员和中国歼击机飞行员一同行动的。

27日晨5时55分,苏联轰炸机和中国歼击机在事先约好的孝感空域会合。一个小时后,开始轰炸日军阵地。

炸弹呼啸着向地面砸去,山谷里顿时一片火海。此时日军正转入反攻,黄色的人群蚂蚱般布满山坡田地,炸弹不仅落在了炮兵阵地,而且也落在了日军集中的地方,日军的反攻破产,开始退却。

地面的我军陆军部队见此情形,大声叫喊,为中国空军叫好。

此时,中国歼击机编成的两个机群飞近目标,第一机群掩护轰炸机,第2机群进入俯冲,用机枪扫射从东面接近罗山的日军纵队。当第2机群返航时,发现罗山西郊还有一个日军纵队,机群随即也对之进行了攻击。完成任务后,机群全部顺利返回基地,无一损失。

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进入紧要关口,日军开始猛烈炮轰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没有什么天然屏障可资扼守的台儿庄,在日军的重炮和飞机不断轰炸下,大部分阵地工事和民房被夷为平地。炮轰之后,日军以坦克为先导,步兵随后逼近。中国守军的血肉之躯和日军炮火坦克相搏斗,至死不后退,整团整营轮番填了进去,一会便打光了,前线成了血肉磨坊。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想到了空军,要求空军支援。他不要求空军保护第5战区大本营,也不要求空军长期配合陆军作战。他仅仅要求空军飞机在日军阵地上转几圈,投下几个炸弹,打击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然后向中国守军阵地低空飞行几圈,使中国守军官兵看到有自己的飞机支援,借此鼓舞前线将士的士气。

接到任务的7、8两个中队是广西空军的老班底,都是些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汉子。当时,苏制伊-15和伊-16没有挂炸弹的架子,机械师们连夜在机翼下面临时安装一套炸弹架,左右两边可挂小型炸弹8个。

因为飞机油量有限,从孝感、信阳机场起飞不能往返徐州前线。一个黄昏时节,他们避开日军的注意,悄悄飞到了归德机场。到归德机场后,带队的大队长吴汝鎏马上向徐州李宗仁汇报了情况。

第二天,两个中队各9架飞机飞到鲁南上空,这里激战正酣。从空中往下看,敌我位置泾渭分明,一边是浓烟弥漫,大火熊熊,几乎见不到什么人在走动;而另一边却是人走马叫,显然,前者是日军向中国守军进攻之地,后者是日军所在地。

第8中队担任空中警戒,第7中队迅速降低高度,当降到离地面约1000米时,各飞机马上分散开来,采取单机行动,尽量扩大活动范围,造成大的声势。于是,各飞行员找准日军位置,向日军人马、车辆投下了一枚枚炸弹。

投完弹后,第7中队队长吕天龙发现了日军阵地上空有日军的一架双座侦察机,正在执行炮兵的观测任务,他当即架机俯冲向日侦察机攻击。日军侦察机发现受到了攻击,一面作急转弯,一面降低高度以躲开中国飞机的射击。吕天龙驾机在日机后方尾随追击,日机像丧家之犬被追得在自己阵地上空掠地而过,震撼了整个敌军阵地。日机左转右转,极力想摆脱追击。正在慌乱之际,由于操纵过猛,飞机失速,倒栽葱地栽到自己的阵地上,爆炸起火。

日军发现飞机到来,原以为是本国飞机助战,不理不睬,若无其事地各自照常活动,等到炸弹落下,这才慌了手脚,乱作一团。炸弹投完,飞机飞行到中国守军上空,向坚守阵地的中国守军摇摆机翼致敬。

那些遍身硝烟的中国官兵看到自己的飞机,纷纷从战壕中跳出,眼里噙着泪,挥动着帽子,大声呼喊着,向飞行员们还礼。中国飞机的到来使守军士气大振,也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增添了信心。

4月里,副大队长林佐率9架战机又投入台儿庄战斗,将日军数十辆坦克全部炸毁。

中国空军的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地面作战,也起了很好的鼓舞士气的作用,得到了李宗仁的高度赞扬。

在其后的桂南会战中,中苏空军共出动115架飞机,支援白崇禧、杜聿明部的昆仑关之战,两克昆仑关,致使日军第5师团溃不成军,12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军企图截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此战中,副中队长韦一青不幸座机中弹起火,坠入敌我两军阵地中央,地面陆军的官兵们见此,大呼:“快救空军的弟兄!”众人不顾危险,拼死将韦一青遗体抢回。

在柳州驻防期间,韦一青与一位陆姓柳州姑娘恋爱,两人相约抗战胜利后结婚,但未能如愿。

公祭烈士之时,柳州空军总站站长写了一首挽联:如今马革裹尸还,且与名关同不朽;未驱残敌领空外,犹留遗憾在人间。

黄镇球,广东梅州人。他应该是中国防空军事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空中力量的角逐,是和防空火力的配置与防范息息相关的,这一点,黄镇球非常清楚。因为,这两种兵器的使用需要协同,不然,容易造成火力配属不当甚至发生误伤。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防空部队虽然少,而且武器装备比较落后,但也做了相当的努力。黄镇球原是张发奎手下的一名师长,张发奎失势后去了欧洲考察防空,遇到了也在那里考察空军的周至柔。回国后,周将黄震球推荐给蒋介石,担任了中央防空学校的教育长。培养了一些防空方面的学生,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防空军事的骨干。

抗战前,中国自欧洲进口了大量弹药和照侧设备,经过4年经营,已略具规模,但数量太少。1940年,全中国只有高射炮222门,探照灯83座,分散布置在需要保卫的各城市战略要地上。

战争之前,防空部队便会同空军,搞了一些演习,锻炼了队伍。在武汉、兰州、重庆、成都等地的空防作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终因力量不够,而敌机过多,使得那些战略要地损失惨重。

利用黄昏进行偷袭,是中苏空军惯用的战术。

执行空袭任务时,苏联志愿飞行员一般是使用前方临时机场,趁天黑飞到那里。苏联志愿飞行员都有丰富的经验,并受过充分的训练。航线通常是先进入到日军后方,再从那里飞向目标,投弹后按严格计算好的最近的路线返回机场。

1938年夏天,黎明尚没有到来的时候,苏联飞行员按照预案,在黑夜里展开了行动。5架飞机如同5只大鸟,悄悄地刺向漆黑的天空。飞机编队沿长江边山区平行飞着,由于山区没有日军,机群未被发现。

当进入敌人后方50至60公里时,编队发现一个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大编队,停在九江码头。

时间正好清晨6时,飞机开始投弹,有3颗炸弹直接命中军舰,其余炸弹落在长江南岸码头。由于袭击突然,日军甚至还没来得及开火,直到苏联轰炸机脱离目标后,日军的歼击机才起飞,中方的飞机全部安全返回汉口。

11日黄昏,又有7架CB飞机组成的机群前去轰炸。这两次空袭共击沉了5艘敌舰,击伤7艘。苏联飞行员的这些成功袭击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日军在华中战场上的推进。

苏联轰炸机躲避日军歼击机的技巧非常高明。最初中苏空军是在高空飞行,于是日本赶制了一批专门用于高空飞行的歼击机,以便保卫后方机场和长江上的运输队。1938年8月3日,苏联飞行员驾驶3架CB飞机对安庆机场进行轰炸和战斗侦察。3架飞机对停机坪、机场设施、飞机和安庆码头上已经卸过货物的船只单独投弹。在返航途中,日军18架“96”式歼击机成两个编队从两边接近苏联轰炸机,而后面则有7架“95”式的飞机编队,一共25架日机展开围攻。在随后50多分钟的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共击落和击中4架日军歼击机,而日军始终未能伤及苏机。回到机场后检查,每架飞机上都有20至70个机枪弹孔。苏联机组人员中仅有一名射击通讯员腿部受伤。

只要战术得当,胜利的天平就会向聪明的一方倾斜。

根据日机的特点,中苏分别采用不同的战术。针对日军的“96”式单翼歼击机,苏联飞机采用的是双机空战战术。用“伊-15”追击和拦截敌机,并同其展开战斗,接着动作敏捷的“伊-16”赶到,发挥其机动性能好的特点,牵制住敌机,进行攻击。使用此战术击落了多架日军“96”式飞机。

苏联援华飞行员在同日机的空战中积累了战斗经验,他们善于识破敌人的战术企图,在空中攻击中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巧妙地利用日机的防御薄弱处和死角,运用正确的战术,取得空战的胜利。飞行员们依靠阳光的掩护分成几个小队,从不同方向向敌人发起攻击。另安排有一队飞机拦截敌人的护航战斗机。

后来日军不在白天对有高射炮和歼击机掩护的空军基地进行空袭,而主要转入夜间作战。夜间袭击通常是在月夜和无云的夜间进行的,在晚5点和8点之间。日军对目标进行单机侦察,日本特务经常在地面上指示目标,方法是放火烧目标附近的民房或点燃篝火,以及用手电筒发信号。

而我方则相应地采取诱敌前来的方法,有效地歼灭敌人。

为了防止敌人轰炸,中国民工为飞机筑起了掩体,这些掩体有效地保护我方飞机免遭敌机的进攻和射击。在席袋里填上土,再垒起来,席袋在飞机周围形成了马蹄形的半圆。

针对空战中暴露的问题,苏联飞行员还对伊-15和伊-16歼击机进行了改进。为了便于集中操纵机枪射击,苏联志愿航空队在操纵杆上安装了按钮扳机,给伊-15装上了装甲靠背,有效地保护了飞行员,也方便了机枪射击。为了减轻飞机的重量,他们卸下了所有飞机的电瓶。在最初的空战中,伊-16两翼的机枪火力不足,因此他们在伊-16上安装了补充机枪,最后还把伊—16的速度与伊-15的机动性协调做了改进。

在改进苏联飞机的同时,他们还对日机的性能进行了研究,制定应对战术,因地制宜,创造了一些新的克敌制胜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十三章:精神的“魅力”

“工程师”留托夫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进程中,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正在研究这场战争,他找了几个笔杆子,请他们认识一个人,并好好读一下他的著作。

这个人叫冯·克劳塞维茨,1812年曾参加过俄国军团对拿破仑进行作战。1832年,当他去世以后,他的妻子玛丽将他的手稿整理出版,立刻引起轰动,这就是那部西方军事理论不朽的名著《战争论》。

这位久经沙场,见识广泛,能够全方位认识战争,并且对战争进行深入解剖的兵学大师,从来不把军事孤立地看待。其中,他特别推崇精神要素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他的羽毛笔挥动着,在稿纸上重重地写下:“‘精神要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继而,他又写下:“军事天才是各种精神力量的和谐结合。”

1807年,当普鲁士同法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提尔西特条约时,他给未婚妻写信说:“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我更需要民族荣誉和尊严了。”

勇敢、坚毅、守纪、团结……这一切,构成了军人战胜敌人的武德精神。

任何军队都需要这种力量的构建与凝聚。

共产主义理想指引下的军队更是如此。

军队里党组织的设立,就从组织上保证了这种精神力量的贯通。

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安德烈·盖拉西莫维奇·留托夫及相关人员,就担负着这样的使命。

在飞行部队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留托夫明白,空中战斗与飞行不仅仅要有技术,还要靠意志、毅力,靠团结与友谊。

留托夫的真实的职务是政委,但为了保密,对外称工程师。

苏联英雄C.B.斯柳沙列夫回忆,留托夫那时穿着蓝色的便服,不戴帽子,满头的黑发,高高的个子。总是有礼貌的微笑着,似乎很平常,并不引人注意。就是这样一个平常的人,却在飞行员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像是他们的主心骨,又像他们的亲人。

留托夫能够短时间内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组成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他用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把原则性与人性化相结合,将大家吸引到自己周围。同时,他身体力行,凡事做在前头,为大家带了好头,成了党团员们的榜样。

当战斗警报响起的时候,留托夫不顾危险,坚守在指挥所里,注视着战斗的进程。指挥大家组织飞行,加强空中力量,检查在空战中被击落的飞机,让抢险指挥人员和救护车、医生赶到应该去的地方,敌机袭击结束或自己的飞机回到机场后,他要检查是否所有的人员都回来了,需要怎样休息,午餐是否及时送到了机场。如果有飞行员迫降或者跳伞,留托夫要亲自带着抢救人员到出事地点,采取必要的救援措施。

从早到晚,留托夫似乎很忙,到处有他的身影,缺少了他,便似乎缺少了什么。

留托夫对飞行员的关心很多的是启发他掌握新战术,研究新战法。他说,每一个飞行员都应当以一个勇敢的、有刚强意志、丰富经验的老同志、指挥员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努力研究训练出战斗技能,了解进行空战时的飞行艺术和战术。在复杂的空中形势下,制定必要的正确决定时要锻炼自己的思维。

留托夫经常很晚回到宿舍,需要他的地方太多。他与飞行员们住在一起,飞行员似乎都在等他回来,有很多的事情似乎都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启发。

他一进屋子,屋里立刻热闹起来。

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他一边有趣地盯着一个飞行员:“听着,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了吧?看起来像是不愉快。”

当听到大家对当天战事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后,他口气轻松地说:“我不是飞行员,但我要说。空战的命运总是掌握在这样的人手里,他们能够出乎敌人意料之外,采取突然的主动的进攻,当然,需要勇敢和必胜的意志,加上高超的飞行技术和战斗素质。这是一方面,但不是全部,还有一个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说到这里,他停住了,眼睛眯了起来,表情变得严肃,目光望着远方。

“真正的战胜敌人的法宝在于同志间的诚挚的友谊,相互的信任和支持。为了我们的信念和这个集体的荣誉,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团结奋斗和拼搏,甚至不惜牺牲我们的生命。”说完,留托夫站起来,握紧了拳头。

那一刻,相信每一个飞行员心灵都会颤动,每一颗心都在一起跳动。在这里,在远离祖国和亲人的土地上,大家像是一个人,而这个人的神经中枢,就是这个大个子,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正是他心底的高尚,意志的镇定,能力的高超,使得大家都相信他,愿意接近他,把他看成自己的兄长或朋友。

严格的纪律是完成任务的保证。因为战况不断变化,飞行员们也在不断地变换住处。苏联飞行员不同于美欧志愿飞行队员那样,住处分散,带有一定的自由性。他们一般集体居住,做任何事情都要报告。虽然远离国家,但在这里,党的组织作用依然发挥得比较好。飞行员中建立有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定期召开党的会议,开展各项活动。这使得志愿队有着高度的集中性与统一性,可以招之即来,来则能战。

苏联党组织规定,飞行员每天如果不准备战斗起飞,也不飞到前方临时机场,一般不能远离自己的飞机,以防止日本航空兵的空袭。为了躲开轰炸,苏联飞行员、领航员、射击通信员和机械师一般住在市里,在离机场3-5公里的地方。由于机场没有夜航设备,中国的飞机只能在白天飞行。不论天气如何,天亮前1小时飞行员必须赶到机场,机械师和其他专家去机场还要早,志愿队员从来没有迟到过。关于这一点,与苏联志愿队员一起训练过的4大队飞行员龚业悌在自己的日记里清楚地记载过。

为了防止敌人偷袭,有时飞行员们都带着降落伞,从早到晚待在飞机旁,机械师们也在忙着,只要瞭望台上代表警报的蓝旗一升上去,在机群指挥员带领下,飞向天空。

战斗结束时,机械师会挨架飞机进行检查,发现故障,立即排除,保持飞机时刻处于良好状态,决不能让飞行员带着危险作战。

中国当时机场数量还不是很多,各种设施也不太完备和先进,加之防空力量的薄弱,通信工具、修理基地、服务人员缺乏,更加重了空战任务的艰巨性。

从到了中国的第一天起,留托夫这些党的干部就要考虑熟悉空地勤人员,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需要,激发起勇士们的战斗激情。留托夫天天蹲在机场,同一线的战斗员吃住在一起,一块谈话、聊天。

开始时,苏联飞行员吃不惯米饭,当地的老百姓又不会烤面包。没有面包,飞行员吃不饱饭,而饿肚子上天打仗会影响大家的情绪。

于是,留托夫对这件看起来并不紧要的事情十分重视。

那一天夜里,指挥部专门为此事郑重地开了一次会,会议正式以司令官留恰哥夫、政委留托夫名义发布“命令”,决定队部医生B.M.茹拉夫列夫戴上厨师帽,3天之内学会做面包,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医生不辱使命,烤面包的技术很快学会了,当香喷喷、焦黄的大面包从烤炉里取出来端上桌的时候,飞行员高兴得都跳了起来。

这里不需要胆小鬼

一次,敌人袭击了我们的机场,敌机走了以后,机械师尼克尔斯基将留托夫叫到一架飞机跟前,对他说:

“政委同志,你看,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还能活着么?”

留托夫耸耸肩,不知道机械师什么意思。

“您好好看看,”他指着座舱和机翼上的洞。“子弹是从座舱打进去,从机翼打出来的,穿过了座舱位置,如果真是这样,飞行员不是被打死就是要负伤。而他却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这难道不是怪事吗?”

留托夫没吭声,他里里外外仔细看了一下弹洞的进口与出口,然后点了点头,对尼克尔斯基说:

“把洞补起来,这件事对谁也别说,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听见了吗?”

“明白。”尼克尔斯基说。

当天晚上,留托夫将那个飞行员叫到他的房间,关上门,反锁上,然后走到他的面前,盯住他的眼睛说:

“这里不需要胆小鬼,您现在可以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回家吧。”

立刻,那个飞行员脸色变得煞白,神情慌乱起来。

留托夫没再说啥,只有那一句话。

飞行员低着头走了。

两个小时后,留托夫听见屋外有小心翼翼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那位飞行员。

留托夫把他请进房间,让他坐下。

飞行员坐在椅子上,低着头,用力搓着自己的手,脸涨得通红。

“我知道您鄙视我,”他不敢看留托夫的眼睛,低声说,“我卑鄙,自己开枪打了自己的飞机。其实我没有参加战斗。”

他抬起头来,眼里涌满了泪水。

“随便怎么处分我都行,只是别让我带着这样的耻辱回家。”他用一种勉强能听得到的声音补充说:“我最好……不,我会控制自己的,我发誓。”

看得出来飞行员的话是发自内心的,留托夫也明白,他是个新飞行员,第一次参加战斗,心里会有一些懦弱。但留托夫没有马上答应他。留托夫想,让他好好想想,将痛苦慢慢平复下来。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此类事情就再也不会发生。他可以去死,但再也不会玷污自己的名声。

“好吧,”直到最后,留托夫才给了他一个交代。“如果你能在战斗中证明自己,你可以认为今天的谈话就算没有过。”

当时,第一批志愿飞行员要回国了,这名飞行员也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让我留下吧。”他向留托夫请求。

指挥部将他留下了,留托夫理解他此时的心情,一个有污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离开呢?

几天后,又一次空战结束了。附近机场的空中指挥官巴拉诺夫来到这里,问:“你们这里谁飞的55号?”

当时,每一架飞机上都涂有明显的白色数字,这是布拉戈维申斯基想出来的,可以随时知道谁在身边战斗。

“飞行员H。”大家回答。

“能让我见见他吗?”

“为什么不行,瞧,他来了。”一个身材很高,脸色黝黑,高鼻梁,带着困惑眼睛的年轻人走了过来。

“您今天飞55号飞机吗?”巴拉诺夫问。

“是啊,怎么了。”

“哎呀,我亲爱的!”巴拉诺夫伸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那位飞行员,热烈地吻着他,“是您救了我的命!”

原来,空战中巴拉诺夫的飞机受了伤,他用低速返航,忽然,不知从哪里钻出了两架敌战斗机,一起向他进攻。日本人特别喜欢攻击那些受了重伤的飞机,形势特别危急。正在这时,H正好返航经过这里,见巴拉诺夫处于危险当中,立刻盯住一架敌机的尾巴,击中了它,敌机起火栽了下去,另一架敌机见情况不妙,掉头逃走了。

通过这件事,那位飞行员彻底战胜了胆怯,成了勇敢的斗士。后来,他获得了许多奖章,并且因参加芬兰战争而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这就是政治工作的力量。

为将军熄火

还有一次,轰炸机大队长季莫夫·赫留金带领12个机组前去轰炸南京附近集结的日本军舰。那个地方轰炸机大队从没有去过,刚好那天天气不好,云层较厚,飞机进入云层后,彼此间失去了联系。等到快吃晚饭的时候,只有3个机组回来,其余的飞机不知道降落到了别的什么地方。

为此,总负责人日加列夫非常恼火,将赫留金叫到办公室,大发雷霆。

正好此事让留托夫碰到了。

留托夫回忆道:那天,季莫夫·赫留金低着头,垂头丧气地坐在桌旁,手里拿着一支铅笔转着。身上穿一件黃坎肩,额头沁出了汗珠,屋里有些闷热,令人难以忍受,即使开着窗也无济于事。

“不,你看看他那个样子,”日加列夫用手指点着赫留金。“自己的飞行员都丢了,而他自己却活着。”

日加列夫背着手走到门前,然后又走回来,停在赫留金面前,愤怒地问:“你有能耐,带12架飞机,进了云层就把他们丢了,就像粗心的抱窝母鸡在荨麻丛里丢了自己的小鸡。现在到哪里去找你的飞行员?哪儿?”

然后,他转过身,对留托夫说:“见他的鬼去吧,让他回到莫斯科去。”

“季莫菲当然有失误,惩罚他也是应该的。但他这样做毕竟不是出于坏心,愿望还是好的。”留托夫知道,赫留金是个有经验的很好的指挥员,也是个勇敢的人,很受下级尊重,所以尽可能地为他求情。

“光有好的愿望是不够的,愿望是做不出一件衣服来的。”日加列夫火仍未消。

“但是,我和您,巴维尔·费多洛维奇也是有失误的。天气情况我们知道,飞行准备也知道。但我们没有阻止他们起飞,相反,还鼓励他们,快点,快点。”留托夫一边说,一边笑着做着急的动作。

“他的脖子上难道就没有长脑袋?”

“怎么没长?”留托夫说,“长了,而且是一颗勇敢的、不顾一切的脑袋。”

这时,日加列夫开始平静下来:“哦,勇敢的,不顾一切的。”他自言自语重复着这句话,脸上开始露出一丝微笑。

赫留金出身极其贫寒,祖父是个赶大车的马车夫,父亲是个瓦匠。母亲家里是渔民,自己给别人洗衣服赚点小钱。赫留金8岁就给一个有钱的哥萨克家里干活,后来到铁路机车段干过锻工、杂工、装卸工。15岁以前他还不认字,自己读完了成人学校。赫留金性格坚毅 ,只要想做的事情,不管代价如何,一定要做到。同时,他还是一个讲义气,愿意打抱不平的人。因为“庇护”部下,他至少4次被处分,以至职务降了两三级,但从没在意过。

赫留金成为轰炸机飞行员有一定戏剧性。16岁时,他入了团,同时开始在劳动大学夜校班学习。由于天赋超众,入团后不久,被指派做团的工作。很快就被当选为冈聂夫市共青团团委书记。共青团工作不到3年,就加入了俄共(布)党组织,那年,他19岁。

1932年,他考入农学院后,未读完3个月当了兵。在征兵所里,一位布琼尼式的哥萨克主任上下打量了他一下,挥了下手对他说:赫留金!你被征入红军空军,3天内去卢冈斯克航校报到!

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赫留金为难了,他迟疑着说:“我可连兵都没当过呀!”老哥萨克主任又挥了一下手说,那不重要,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赫留金说:“飞机是啥玩意儿啊?我真的能成吗?”老哥萨克主任脸沉了一下,说:“飞机啥玩意儿我不知道,不很清楚……但我知道你能成,记住你是哥萨克!”

当时年轻人都想当歼击机飞行员,轰炸机不太受欢迎。那时有句话叫:“宁愿当炮灰(陆军),也不飞棺材(轰炸机)。”

卢冈斯克航校毕业后,赫留金服役于苏联红军空军轰炸机部队。

1938年,27岁的大尉赫留金南下赴华抗日,作为第2批轰炸机大队成员来到中国,在波雷宁领导下转战南北,成功执行过多次轰炸任务。

刚到南昌,担任中队长的他带领12架CB轰炸机执行轰炸南京大校场任务,由于天气不好,飞机分散降落各处。

对这样一个踏实肯干,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来说,在困难的情况下犯了一些过失在所难免。重要的是他对国家荣誉与集体利益是否放到了一个重要地位考量。

留托夫坚持不让赫留金回国,后来,实践证明了赫留金留下来的正确。

赫留金的第一次成功的作战指挥是举世闻名的芜湖大轰炸。他发誓坚决不用日本人任何战地文献记录。

此战在长江安庆地区击沉日舰,创造了二战史上首次击沉军舰记录,蒋介石亲自予以授奖,宋美龄闻之赫留金赴华之前刚订婚不久,激动之下当众把自己的钻石耳环摘下,赠送于英雄的未来之妻鲍玲娜。

赫留金中校在华抗日作战战绩辉煌,8个月时间共任务起飞近百次。

因为完成任务较好,赫留金被两次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赫留金是抗战乃至于二战最为杰出的轰炸机驾驶员和指挥员。赫留金也参加了西班牙作战,曾获得一枚红旗勋章。29岁就成了空军少将。33岁成为苏联空军最年轻的上将。

赫留金有个极其圆满的家庭,4个儿子4个女儿,并且几乎个个成才。

回国后,赫留金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期间,担任西南方面军空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宁可被包围而绝不退渡东岸,成了苏联红军空军唯一一支死战斯大林格勒而未退至东岸的航空兵部队。后来,他担任过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等职务,军衔至空军上将。

在1953年的一次军事演习中,他乘卡车去部队视察,路上突然发生了险情:一群妇女瞬间冲了出来!卡车来不及刹车,司机也慌了。但赫留金凭借他多年驾驶飞机的技能使他反应极快,他抓过方向盘把车转向了泥潭……妇女们得救了,但赫留金却受了重伤,并于1953年7月19日辞世。

非常可惜的是,这位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和苏联卫国战争的将军,却在和平时期的军事演习中因车辆事故而去世,令许多人遗憾不已。

机械士“莫斯塔法”

留托夫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他们到中国来,对于很多中国百姓贫穷的生活状况很惊讶,对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十分同情。

自然,见到趾高气扬,欺负百姓的那些官吏们,这些来自远方的军人便有些看不顺眼。

作为政治工作者,他有心地观察到中国社会的状况,并且做了一些分析,这使他的工作得以有针对性。

在《在战斗的中国》一文中,他记载了他在南昌和广州看到的印象:

战争期间中国人的生活很艰苦,他们的家庭人口很多,粮食不够,许多人挨饿。你只要走到城市的街道上,很快就会有一群饥饿的、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把你围住,伸出肮脏的小手向你要吃的。

常常的,布拉戈维申斯基就把孩子们带到食堂,给他们吃的,然后每个人给他们一个橘子。时间长了,孩子们认识了他,他到了哪里,总是身后跟一群孩子。

大部分孩子都是穿着对开的娃娃衫在外面跑,妇女们总是忙着做事情,没有时间来照顾他们。

我们看到,人们是怎样在木排和小船上生活。这些贫民窟看上去像是一个凄惨画面,从一些破棚子下面冒出了一缕缕轻烟,妇女们在忙着煮着什么,男人们捕鱼或者干些手艺活。每条船、每条木排上都有一些孩子,为了不让小孩子掉到江里,小一些的孩子脚上都拴上绳子,大点的孩子背上绑着独特的救生圈——一根干木棍。

街上到处是人力车夫,车夫们都很消瘦,眼睛凹陷,手上和脚上的血管暴起。他们跑得浑身发热,休息片刻喘喘气,然后又跑得满头大汗。而坐在车上的先生遮在车棚里,不时叫骂着,用手杖催促穷苦的车夫快跑。

车夫多次找过我们,请我们坐他的车。一次,雷恰戈夫见不好推辞,就把帽子放到车上,自己与车夫一起走。当雷恰戈夫给了车夫十美元的时候,那个车夫是多么高兴啊。

还有一次,布拉戈维申斯基、查哈罗夫、斯米尔诺夫和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我们答应了乘车。车夫很高兴,他笑了。但很快他又疑惑了:这些俄国人真是奇怪,钱照付了,却不让车夫拉车,而是自己轮换着拉。

读了这些文字,作为后来的中国人的我有些心酸,留托夫没有夸大,30年代的中国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倘若没有战争,那种制度下的中国依然会是那样:贫穷,饥寒,极度不公。

不由地想起刚刚过去的羊年春节,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举行的春节招待会上致辞,他说:“当代中国的崛起和成功值得庆祝,中国经济的腾飞让更多的人民脱贫,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卡梅伦没有说错,而今,再也不会有绑在船上的孩子与吃不饱的百姓,再也不会有欺压与剥削。甚或医疗、劳保、最低生活,这些在西方都难以全部做到的事情,我们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却做到了。

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而半个多世纪以前,留托夫将军在中国的那个时代,他们见到的那些,的确是旧中国不堪回首的一页。这位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政治工作者当时的心情的确是压抑的,可以相信,从那一刻起,他与他的战友便坚定了一种决心,要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

那时,为了给飞机提供保障,中国给苏联航空队每架飞机都派了机械师和机械士,他们穿着短西装裤和褐色的上衣,军官戴的软头盔飞行帽,而机械士戴的是稻草编的草帽。

留托夫注意到,一个戴着草帽的机械士特别好学,乐意做一些技术工作,每独立地做成一件事情,他都会高兴得拍起手来。而且他特别想学俄语,经常与飞行员用生疏的语言对话。并且,留托夫发现,机械士手里有一本小小的航空用语词典。常常的,他一边走,一边背着单词:“飞机”、“飞机场”。过了不久,他基本可以与飞行员们交谈了。

机械士长得有些像电影《生活之路》中主人公的形象,高高的颧骨,宽宽的脸型,也是那样的扁鼻子,甚至连围在脖子上的毛巾也像。

“你很像莫斯塔法。”飞行员说。

“我像莫斯塔法?”机械士笑着,指着自己说。

“是的,像莫斯塔法。”

这句话使他高兴了许久,以致每次见到留托夫他们,都要伸出手来,骄傲地说:“莫斯塔法。”

小伙子很聪明,也很专心。当苏联机械师教给他们如何加油、如何保养飞机时,他与同伴们可以一坐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很注意地听讲。

像一家人一样,这位“莫斯塔法”将苏联飞行员当成了亲人。他们知道这些远道而来的高鼻梁的人们是来帮助中国的,而这种帮助是无私的。因而,每当有苏联飞行员牺牲,他都会非常痛苦,以各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悲哀。

有一次,正在训练的时候,“莫斯塔法”与他的同事们抬来了一筐红彤彤的苹果,让苏联飞行员吃。

很多年以后,留托夫仍然记得小伙子那个模样,他甚至想,有机会到中国来,能够找到他该会有多好,那个有些腼腆、有些忧郁,那个演员一样的机械士。

托瓦里西

退伍上校A.K.柯察金对刚到中国时遇到的一个情形记忆尤深。出生在伊尔库茨克工人家庭里的柯察金,从空军机械师学校毕业后到了贝加尔空军基地。刚报到不久,便跟随特霍尔的援华轰炸机部队到了中国。

在汉口,年轻的柯察金见到了许多他没有见到的现象:一贫如洗的穷人,最廉价的劳动力,各阶层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从机场往住处的路上,他们便遇到了一次游行。长长的游行队伍,愤怒的人群,抗议的大标语。人们呼喊着口号,整个街道在沸腾。就在前不久,日军对武汉的居民区进行了轰炸,很多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死于非命。游行先由学生开始,继而工厂的工人、码头搬运工、铁路维修工、黄包车夫和居民也加入进来。

虽然官方在禁止,但人民还是走上了街头。最令柯察金他们惊奇的是,游行队伍中,有人在喊:“中苏友好万岁!”许多游行者手里还举着列宁的画像。很明显,武汉的百姓把自己自由的理想与共产党、列宁的名字连到了一起。这使得他们这些刚刚来到中国的年轻人心里格外激动。

当时,柯察金他们坐在一辆敞篷卡车上,因为道路拥挤,卡车行驶缓慢,走着走着,卡车到了游行者的队伍之中,终于停住不动。立刻,他们被一群女学生包围了。

学生们问他们是哪国人,当知道他们来自苏联,并且是与日本侵略者战斗的飞行员时,学生们轰动起来,用手势、微笑和简单的话语表示欢迎。这时,当中的一个穿裙子的女学生望着他们,想了一会,突然说出了一个词:“托瓦——里西。”

只有一个词!而且她的发音还没有很重的俄语“P”音,声音也不是很大,也没有任何动作。但这个词立刻被游行者抓住,接着,街道上空响起了一片洪亮的声音:“托瓦里西!托瓦里西!”

这个词被成百上千的人反复地重复着,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人们在车前、车旁走着,望着车上的苏联飞行员。两边楼上的窗户里,也有人在挥舞着旗子,跟着一起呼喊。

鲜花与传单纷纷地向汽车抛来。

“托瓦——里西!托瓦——里西!托瓦——里西!”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回国后,上校柯察金在退役前去了加加林空军学院,成了一名学者。他在日后的文章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写道:

“最初我们慌了手脚,这也不奇怪,谁能想到,在这里,在蒋介石的中国,我们能受到这样的欢迎?我们明白,人们对我们的欢迎,是欢迎我们代表的苏维埃国家。我们应该怎样,应该用什么来回答人们对我们的祖国所表现出来的好感与热爱呢?我们站在汽车上激情地微笑着,以不亚于游行者的热情,一边做着手势,一边大声地重复着:

‘托瓦——里西!托瓦——里西!托瓦——里西!’

“我们在路上耽误了很久,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因此而不快,正好相反!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们真正懂得了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而自豪!”

几十年过去了,时间或许早已抹去已经往去的一切,无论是沉寂、喧闹仰或其他。

当年溢扬在武汉街头的喊声也业已不再,那些激情迸发的市民们和女学生也或许不在了人世。然而,在历史的记忆里,那一声声,那满街的俄语“同志,同志”的呐喊,却将那个时候,决意与法西斯强盗拼死抵抗的不同国籍的人们的心,紧紧连到了一起。没有人强迫,没有人命令,这个最普通的简便易懂的单词,却起到了能够为一个既定目标前行的作用。

那天,武汉的天是阴沉的,然而满大街的人们仿佛看到了光明。

第十四章:一定要活着回去

孩子叫什么

因为是绝对保密情况下来中国作战,所有来华参战的人员被告知,必须保守秘密。到哪个地方,参加什么战斗,一律不准说出去,包括对自己的亲人。家里的人只知道他们是执行任务去了,至于去干什么,多长时间回来,没有人知道。

于是,亲人们开始了等待,而对于其中的一些家庭来说,那种等待是漫长而又痛苦的。来华参战的苏联志愿航空队的人员,当时心里大都有一个念头,除了要打胜仗赢得荣誉以外,就是要活着回去,见到自己的亲人。

为了保密起见,苏联空军进入中国后必须去掉自己国家的标识,所有飞机到达兰州正式移交给中国空军之后,机翼和机身都漆上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徽,方向舵上也涂上了蓝白相间的斑马条纹,蓝白各 6 条。

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所有见诸报端的文字、图片及其影像资料等全部删去有关援华内容,包括各种文件、资料,一律不登载相关信息。

志愿队队员可以与家中通信,但是信里不许说明自己的工作地点、做什么事情,就像库里申科当年给妻子的信中写的那样,只是说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让家中不要挂念。

来华后,许多援华队员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苏联英雄,当年的轰炸机飞行员普希金1938年3月来到汉口参战,他在回忆录《莫斯科—汉口》中提到:“我们在中国打仗都是用的假姓,例如机组都是姓‘鸟’的名字:索洛金、拉斯多奇金、奥尔洛夫。在俄语中的意思是喜鹊、燕子和鹰。”

苏方的有意掩饰,使这项被称为“Z作战计划”的援助显得十分神秘,同时,也给到中国参战的人员与家人联系带来了许多不便。

据当年的机械师,后来的军事学副博士、退伍上校A.K.柯察金回忆,他的好朋友、2级军事机械师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被确定到中国之前,妻子临产了。当时,他到了产科医院去探望,但没有见到妻子。到中国后,他听到了消息,知道妻子生产了,生了两个双胞胎女儿。他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那些日子里,他显得特别的兴奋,整天笑眯眯地哼着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曲子。

一次,中队里要求大家填一张表,轮到了伊万。

“您姓什么?名字?父称?”

“柯特马诺夫·伊万·斯捷潘诺维奇。”

“婚姻状况?”

“已婚。”

“有孩子吗?”

“有,两个女儿。”

“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伊万不知道自己女儿名字的事成了大家的笑柄。每个人遇到他都会问“万尼亚,有孩子吗?”

“有,两个女儿。”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吗?”

“还不知道。会知道的。”

于是两个人都笑了。

后来,只要见了大家的面,就不用别人问,他先伸出两个手指头,做个“V”字,表示两个女儿。这种情形后来成了同伊万相遇时专门的见面礼节。

像伊万这样的父亲远不止他一个。这些为人父为人子的人们,撇下了亲情,撇下了自己的孩子、父母,来到了中国,来到了遥远的、陌生的国度,帮助这个国家的人们打击入侵者。不仅如此,他们还随时面临着死的威胁。空中搏斗其实就是一刹那的事情,生死对于这些志愿者来说并不复杂,要多简单就多简单。因此,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除了胜利以外,很重要的是一定要活着回去,安全的见到自己的亲人。

“一定要活着回去”,似乎成了支撑援华志愿队小伙子们的一种信念。

所以就有了许许多多的英勇的故事。

射击士采丘林

在一次战斗中,射击士尼克莱·德米特里耶维奇·采丘林所在的轰炸机在任务完成后返航途中被地面高射炮击中,之后又被敌战斗机从侧面攻击,击中了发动机和油箱。采丘林拼命地向敌机射击,击落了一架敌机。但随即感到有一股热流顺着腿往下流。

“我受伤了。”采丘林咬着牙报告。

“挺住!”耳机里传来声音。

“是,挺住!”他回答。

一梭子弹又一次射来,击中左肩,血顺着他另一只腿流了下来。

“我又受伤了。”采丘林再次报告。

“挺住!坚持住!”队长鼓励他。

“是,挺住,坚持住!”采丘林声音已经颤抖。

敌机围了上来,疯子般向这架受了伤的飞机进攻。

采丘林感觉射来的子弹在向肉里拼命地挤,一只靴子的血已经“噗噗”作响。另一只也湿了,左手已经抬不起来,木头一般垂着。他失去了知觉。

朦胧中,采丘林似乎听到发动机异样的声音,他吃力地睁开眼,发现飞机正往下掉。随即,“啪”的一声,飞机的肚皮笨重地落在了地面上,拱起了一段泥土,随后停住。已经变弯了的螺旋桨如同怪兽的触角,弯曲着伸向空中,半个座舱生生被大地切掉了。

飞机迫降在森林后面的一块土地上,幸好没有起火。

贴在舱门边的领航员吃力地爬出了座舱,队长大声对着射击士喊着:“柯里亚!”

只听见风声在掠过,没有回答。

“柯里亚!柯里亚!”领航员与队长一起大声喊。

仍然没有声音。

队长立刻到射击士座舱位置。发现采丘林脸朝上躺着,眼睛紧闭,脸色煞白。

“柯里亚!”队长推了他一下。“醒醒,柯里亚!”

还是没有反应。队长迅速撕下身边领航员的降落伞,那伞已经被子弹射穿数处,然后吃力地将采丘林从座位里拖出来,放在降落伞布上。此时的采丘林已经失去了知觉,浑身松软,手和脚无力地随意让人摆布。

“我命令你活着,柯里亚。你不能死!”队长声音里透着嘶哑。

采丘林的伤口被降落伞布包扎好,用酒精洗了伤口,伤很重,采丘林的血几乎流完。

天色将黑,风吹来,周边树林发出阵阵声响。几个人简单吃了点飞行员食物,开始了下一步行动。

领航员受命去周边侦察,他发现了一座守林人的小屋。守林人告诉他这里离公路20公里远。在守林人帮助下,他们做了付简易担架,互相抬着采丘林,吃力地向公路方向前进。

天渐渐黑下来,已经看不清路,他们互相帮扶着,跌跌撞撞,在林间小路上,他们整整走了一夜。第2天清早,他们终于走到公路上,此时,几个人已经筋疲力尽。

这里距离机场有200多公里,他们等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看见一辆汽车,把采丘林抬上汽车,一路颠簸着,一直到傍晚才进了城。

到医院后,采丘林的伤口已经发了炎,严重化脓。经检查,他的身上共有18处枪伤,医生们都认为他活不了,但他终于挺住了,并且活了下来。

手术后,采丘林恢复了知觉,他要求见一下战友们,柯察金他们都去了医院。

那一天,是个好天,阳光艳艳地照着,从窗户里映在病床上。采丘林躺在一个构造复杂的床上,浑身缠满了绷带,脚和手悬空吊着。

他的脸透着毫无血色的苍白,见战友们到来,依然露出微笑。

“同志们,我不要紧吧?”他的声音很微弱,显得有气无力。

“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不知谁说了一句。

采丘林的头偏了过去,大家注意到,他流泪了。

病房里静静地,只有刺鼻的药水味溢散在空气里,似乎令人有些窒息。

多年后,早已回国的柯察金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莫斯科重新见到尼柯莱·德米特里也维奇·采丘林时,差一点认不出来。他拄着拐杖,瘸得厉害,满头白发,像是另外一个人。

见了柯察金,采丘林扭曲变形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说,柯察金,是你呀,真的是你。采丘林极力地瞪大已经很难睁得开的眼睛,告诉柯察金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扣动过机枪扳机。他还说,战争使得他几乎成了一个废人,但无论如何,他还活着,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并且,他的家人也都很好,见到他活着回来,全家都很高兴。

听完采丘林的话,柯察金难过得想哭,要知道,当年的那个柯里亚是多么英俊,多么热情开朗的小伙子呀!

柯察金,给我唱首歌吧。那首《航空队员进行曲》。在咖啡飘着的热气中 ,采丘林说。

“你听,马达悲壮地唱着向前!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青年的航空员……”柯察金低声哼着。渐渐地,采丘林也随着一起哼了起来。柯察金注意到,采丘林满是伤痕的脸上挂着泪珠,两只手因为激动在轻轻抖着。

特霍尔旅长

勇者无敌,勇者不死。

外贝加尔空军旅旅长葛里高利·伊拉里昂诺维奇·特霍尔就是这样一个人。

到伊尔库茨克集结的前一天,特霍尔的飞机迫降在原始森林里,他一瘸一拐吃力地走到了铁路线上,疲惫不堪,脸也被冻坏了。

他是带着伤,瘸着腿到中国来的。没有办法,任务紧急,别人不能够代替。因为他是旅长,还因为他有经验,到过西班牙参加过战斗。

特霍尔是镟工的儿子,童年时就当雇工,后来参加了红军,当了飞行员。他是第一批在西班牙上空作战的苏联飞行员之一,在那里,他驾驶各种飞机,在10个月里进行过102次战斗飞行,向敌人投掷了1500多枚炸弹,他的飞机曾42次遭到敌机攻击。由于他的勇敢、无畏,多次顺利完成了任务,被授予两枚红旗勋章。

接受援华任务后,他积极组织,克服一切困难,接收、试飞和向中国运送CB轻型轰炸机。凡是从伊尔库茨克运送的飞机大都是由他来牵头完成的。他是一个卓越的飞行员,又是一个谦逊的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无畏精神。他性格好动,坐不住办公室,喜欢驾驶各型飞机。

退役上校索宾回忆,1939年6月,他和特霍尔一同从中国回国。当他们一起从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手里接过授予的勋章时,与他并排站着的特霍尔扭头问他:“怎么样?激动吗?”

“当然激动。您呢?”索宾问。

“是的,我也激动,”特霍尔说,“虽然我并不是第一次获得勋章。”

索宾明白,特霍尔对授予他的这枚勋章,格外重视。他觉得这枚勋章包含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是在东方的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为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所获得的。

还因为在1938年夏天,他接替日加列夫,成了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

到那时为止,他已经获得了6枚奖章。

回国后他担任基辅特别军区62轰炸机师副师长。卫国战争开始后,他驾驶轰炸机消灭集结在德涅伯河和杰靳河渡口上的敌坦克和摩托化步兵。1941年9月,法西斯军队在基辅城下包围了苏军集群,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与空军司令部也陷入重围。特霍尔和他的司令部也被围困在皮里亚京地区。他率领部下寻求战斗突围。但敌众我寡,在身负重伤、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俘。

他被关入柏林盖世太保莫阿比特监狱。在6个月里,法西斯分子用尽了威胁利诱、残酷拷打等手段,迫使他投降,但都遭到了拒绝

1942年3月的一天,他被送到了哈默堡军官战俘营,此后,他接替了被枪决的N.C.尼基金将军成为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的领导者。

他鼓励被俘的战友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保持一个苏维埃人崇高的人格。

1942年11月7日,他不顾生命危险散发了一份《被俘的红军指挥员应该怎么办》的传单,并准备实施越狱。

但不久,他被押到纽伦堡监狱,几乎被剥光了衣服,打得浑身是血,关进一间既没有窗,又没有床和椅子的石头囚室。而后又将他转到符隆森堡盖世太保特种集中营,刽子手对他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拷打审问,审讯结束时他是被放在一架满是鲜血的担架上抬出来的。

他始终没有屈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天要亮时,他被带离集中营,执行枪决。遍体是伤的特霍尔瘸着一条腿走在牢房的过道里,一边走,他一边低声唱着那首他一直十分喜欢的歌:

离别的时刻已来临

你不安地直视着我的眼睛

我捕捉着故乡的气息

而远方降下了雷雨

雾状的蓝色气流在颤动

担忧的神色涌现在鬓边

俄罗斯为荣誉而召唤我们

风儿从队伍的步伐中吹起

再见了,父亲的土地

请你把我们记起

再见了,亲爱的目光

我们都不会怯阵离去

……

临行前,面对法西斯的枪口,特霍尔向刽子手们喊出了最后一句话:“现在你们可以枪毙我,但你们征服不了苏联人民!”

特霍尔死了,至死他依然高昂着头颅。那一年,他只有39岁。

1959年3月,苏联国防部长发布命令,将空军少将特霍尔永远编入轰炸机空军某团名册。特霍尔将永远留在战斗的队伍中。

“火”与沙漠

7月的一天,联合指挥部得到情报,说日本人要在广州一带登陆,地面要求苏联航空志愿队给予支援。

战斗机飞广州路程太远,需要途中加油。而中间只有一个条件简陋、没人看管的临时机场。在那里降落是十分危险的。

作动员时,政委留托夫特意问克拉夫琴科,你的飞行员是否都能在那里降落。克拉夫琴科眯着眼回答:“谁想活下去,就得往下落。”

结果,所有的飞行员勇敢并且安全地降落了下来。只有安德烈不走运,他的飞机轮子触到了离着陆标志很远的一块土疙瘩,高速冲进机场边的沼泽,打了一个滚,横在了那里。留托夫他们赶紧跑过去,只见安德烈歪在机舱里傻笑,嘴边还淌着血。

往广州飞是个夜晚,没有航图与地标,只能试着飞行。

机场漆黑一片,看不到跑道,在中国没有夜间飞行的先例,所以机场上没有夜航标识。

飞机试着降落,地面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感觉飞机擦了地面,突然起落架狠狠地被撞击了一下,接着,又一下,“轰隆”一声,跌进了水沟里。

布拉戈维申斯基的头被猛烈地撞了一下,飞机翻转过来,他被皮带挂着,头朝下吊了起来,额头破了,血流在眼镜上,透过沾满血的眼镜,顿时感觉仿佛飞机腾起了火,要被烧死了。无法摆脱皮带,他只好喊救命。地面人员跑过来,急忙推翻了飞机,将他从座舱拖出来,紧急为他进行包扎。

一边接受包扎,布拉戈维申斯基一边着急地问起来:“火呢?”

他这一问,大家都有些纳闷。后来才搞明白,哪来的火?原来是升起的月亮在他那沾满血的眼镜片上的反光。

留托夫和普希金回国时,搭乘了一架哈萨克民航公司的老旧的AHT-9飞机,起飞的时候,飞机“喳喳”作响,仿佛在呻吟。在新疆上空时,飞机的一个发动机熄了火,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发动机也熄了火。已经无法继续飞行,只有落下去。飞机立即降低了高度,开始寻找合适的降落地点,但从空中望下去,左右两边全都是被沙丘分隔开的一座座绵延着的山。

没有时间做过多考虑,只能硬着头皮降落。飞机在沙面上滑行了十来米,卷起一阵沙尘,然后停住。

周围没有一棵树,一株灌木,甚至没有一根草,只有沙和被太阳烤热的石头,机舱里热得烫手,大家像进了熔铁炉。温度计指示为50度。为了防晒,大家都穿上了厚厚的飞行服。

只剩下一瓶水,大家定了规矩,每人每天3口水。

精疲力竭之中,一伙人躺在沙漠里,静静地等待救援,试着听飞机出现的声音。

3天里,他们在沙漠里饱受了炙烤与寒冷,正当他们筋疲力尽的时候,终于在沙漠炎热气流的海市蜃楼中,看到了火柴盒般大小的飞机。就这样,他们死里逃生,回到了哈密机场,然后安全地返回到苏联。

齐姆良斯基上校当年曾为航空志愿队的空中机械师。据他回忆,1938年5月的一天,飞行员加夫里林的CB机组派出去侦察没有回来。后来得知,飞机在离哈密320公里的戈壁滩里迫降了。空中几次搜寻都没有成功,随时可能发生不测。

等到第3天,仍不见救援人员到来,机组人员决定走到吐鲁番,那里距离降落点最近,有100公里。他们从飞机上拆下来指南针,辨识了方向。做好了可能遇到情况的准备。

四周里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没有一点人烟,连树木都见不着,偶或有高飞而过的鹰在注视着这群不速之客。

没有别的行装,他们只有穿着飞行时的装束行进,笨重的皮飞行服和软底皮靴给他们带来了麻烦。身上有伤,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努力。

机组人员互相鼓励着,“坚持,绝不能停下。一定要走出去。”此时,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活着,一定要活着。

戈壁的天气变化多端,早晚像冬天一样冷,中午空气灼热得使人无法忍受,沙子就像煤炉里热着的炉渣一样烫人。飞行员脱下飞行服,散热器里倒出来的水也喝光了,呼吸越来越困难,嘴唇开始干裂,耳朵与鼻子渗出了血。他们只有采取最极端的方法,用尿来润湿嘴和喉咙。

终于,他们倒在炽热的沙中,实在没有力气在戈壁上再往前行。终于,他们失去了知觉,首先是领航员倒下了,手里还拿着指南针。离他500米远,射击士像被人绊倒似的一头栽倒在沙漠里。队长依然顽强地往前走着,在他的心里,他是队长,同志们需要他去解救,他不能死,要活下去。怀着对生的渴望,他艰难地一步一步前行着。眼前冒着金星,步履开始摇晃。最后,他竭尽全力,用上最后一丝力气,挺直了身子,紧接着,两手撑开,“扑通”一声仰面跌倒在大漠里。终于坚持不住的他,失神的眼睛紧盯着明亮的天空。

正当他们绝望至极,认为自己似乎一定会死的时候,被一支骆驼队发现了。那是一支赶脚的商队,驼夫扶起他们的时候,飞行员们勉强还能呼吸。他们被抬上担架,送到了最近的一个绿洲。直到第7天,他们才被带到吐鲁番。

信息传到基地,大家放下了心。为了不使飞机落入日本间谍和匪徒手里,基地组织了搜索队,由齐姆良斯基带人前往出事地点,将那架CB飞机找回来。搜索队带了武器、工具和粮食,乘两辆汽车出发了。

夜里,车灯的光亮特别耀眼,不时有受惊的羚羊和狼群跳起奔跑。驶上山口时,遇到了旋风,风夹着雪向汽车袭来,发出刺耳的尖叫。车辆放慢了速度,以免被吹到山沟里。

天快亮时,到了吐鲁番。

机组人员在病房里治疗,见到了齐姆良斯基,加夫里林对他说:“瓦西亚,回国后我要搬到伏尔加河边去,那里的水一辈子也喝不完。”

去沙漠汽车不能用,在当地政府帮助下,齐姆良斯基他们找到了一支骆驼队,他们几个人骑着骆驼摇晃着向沙漠进发。整整一个星期,骆驼队就在那无边无际的赤热的沙海里游荡着,寻找那架飞机。夜晚,他们靠着骆驼睡一会,死一般寂静里,偶或不知什么动物的声音传来,他们的神经便会一阵紧张。

第8天时,他们终于发现了那架飞机。于是几个机械人员动手开始修理,换上了新的发动机,一切都重新组装好,将那架飞机飞了回来。

自爆的炸弹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加夫里林他们那样幸运,偶然的情况总会发生。

一次,9架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到达目标上空时,遭到了敌人高射炮的射击,有一颗炮弹在鲁米杨采夫的飞机旁爆炸了,飞机被抛起,接着往下掉,然后脱离了编队。空中报告飞机鲁米杨采夫的飞机被击中,落到了地面。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对目标轰炸任务完成后,机队开足马力脱离敌战斗机追击返航。这时,大家都以为牺牲了的鲁米杨采夫又跟了上来。距离基地还有一段距离,油箱里燃料不多了,飞机只好使用中间机场降落,以补充燃料。

最后一个着陆的是鲁米杨采夫。当飞机落下后,大家注意到,他驾驶的那架飞机完全变了样子。机翼上许多蜡烛般向上翘起的金属片,起落架被打坏了,机身上每个部位都有许多的洞,有一块弹片打断了射击士机枪的支架,射击士的降落伞也从机舱飞了出去,两个发动机的散热器向外淌着水。

在地面进行了必要的修理以后,鲁米杨采夫认为还可以飞,于是飞机向基地飞去,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到了基地,飞机滑行到停机坪,鲁米杨采夫最后一个着陆,关掉发动机进行滑跑,然后停下。一些好奇的人上前,想要围住飞机,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很快,飞机又启动起来,转弯,滑行到停机坪,然后发动机熄了火。

大家正在诧异时,突然两阵爆炸声传来,只见鲁米杨采夫的飞机已经被一团燃烧的火包裹住。立刻,叫喊声和呻吟声传来。爆炸的冲击波将射击士从自己的座舱里抛了出来,越过了壕沟和铁丝网抛到机场外边。短暂的晕厥后,他醒过来,发了疯似的到处乱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飞行员也跳出了机舱,滚下了燃烧着的飞机。领航员费力地从燃着的舱门里爬出来,跌倒在燃烧着的沙地上。人们向他扑去,把他从火里拖出来,扑灭了着火的工作服。

机组的8个人立即被送到医院,其中的4个人在路上死去,其余的4个人在第2天也因医治无效而英勇献身。

这是一起事故。事故的原因是因为飞机落地后,还有两颗没有扔掉的小炸弹留在机舱内。由于多次旋转移动,致使炸弹舱的保险栓脱落,形成待投掷状态,飞机接触地面时的撞击使得炸弹掉下,在停机坪爆炸。所幸的是飞机未在中转机场修理,或者在基地落地大家围观时爆炸。不然,损失可能会更大。

其实,小炸弹并非飞机原有的可携带武器。而是轰炸机大队为了提高武器的攻击力,自己发明了在炸弹舱内增加了两个箱子,每箱装了12颗杀伤弹或燃烧弹,使飞机可携带炸弹数量从6枚增加到了30枚。爆炸威力增加了,但安全性没有得到保证,因为那并不是工厂里生产并可以有保障地安装到飞机上的炸弹舱。因此,事故是难免的。

然而航空志愿队的飞行员们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安危,更多的是如何来打击敌人,取得更大的效果。

后来,工厂为CB轰炸机安装了炸弹夹,增加了保险系数。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空中机械师A.K.柯察金回忆起那一刻,如同在近前。那是怎样的一幕啊,满身是火的人,在不知所措地滚、跳、撕扯、嚎叫。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年轻,充满着朝气。早晨还一起吃了早饭,有过说笑、逗乐,只是那一会儿,8个人便离他们而去。

那一天晚饭,大家都没有吃好,静静地,谁也不说一句话……

第十五章:战火让思恋久远

被迫离家的佳丽雅

1929年的冬天,那年天气似乎格外冷。临近春节,辽宁通化(今属吉林省)三棵榆树村村民高景文家的门前跪下了一对男女。男的一身戎装。女的高挑,白净,一看便是个外国女人。

两人已经跪了许久,但高家的房门始终没有打开。这是因为,高景文的儿子高志航在家里不知道的情况下,领回了一个“老毛子”媳妇。

足以让高家光宗耀祖、已经是东北军航空处飞鹰队队长的高志航,使得自己一家在通化县城已经很有名,因为,谁都知道高家的小子出国上了航校,当了飞行员,有出息,于是都过来攀亲戚。精挑细选之下,高景文给儿子订了邵举人家的女儿。

高志航从法国回来第5天,邵家女儿便入了门。那时,高志航刚17岁,对婚姻尚处于懵懂状态,婚后两个人关系很不好,邵家小姐过门半年后就自杀了。奇怪的是,邵家不仅不怪罪,还要把她妹妹再嫁过来。

受西方文化影响,原本就对包办婚姻持抵触情绪的少年军人,这次坚决拒绝了再娶邵家之女,于是便离家跑回了部队。恰好此时,东北军在内蒙古执行任务,他便有了不回家的充足理由。就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认识了佳丽雅。

那次,是在满洲里的一家商店里,高志航见一位漂亮的外国女孩在买东西,姑娘只会说俄语和法语,而店里的店员一句也听不懂,急于买东西的姑娘似乎有些着急。正在这时,高志航上前解了围。就这样,两人认识了,双方都有些好感。佳丽雅是苏联圣彼得堡人,出生于沙俄一个贵族家庭里,父亲是一位帝俄海军军需官,世袭尼古拉男爵。曾留学法国,十月革命后随父亲流亡中国黑河地区。佳丽雅高高的个子,有着优雅的气质。时间不长,两人年轻人在满洲里结了婚,家里并不知情。

但儿女婚事总得让老人知道,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高景文是个闯关东的山东汉子,与同样是山东人的妻子一样,认死理,耿直不弯。任儿子儿媳在门外如何下跪,倔强的老人也不承认这个“洋媳妇”。

寒风里,高志航见佳丽雅冻得直哆嗦,情急之下,跳起来用拳头擂起门来,大声喊:“爹,娘,佳丽雅怀了你们的孙子,这样下去会冻坏的。”

门里的高景文夫妇闻听此言,打开街门,说了声:“怀了孩子咋不早说?起来吧,不用跪了。”让两个孩子进了家中。

那个跟着在寒风里一起挨冻的孩子,正是高志航的女儿高丽良。这件事,是多年后,奶奶讲给高丽良听的。

就这样,这个贵族出身的俄国女人,走进了中国一个普通农民的家中。

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到了这方黑土地,外国人亦不例外。来到高家,佳丽雅首先遇到的是生活习惯问题。开始时,她吃不惯高粱米大茬子,要喝牛奶吃面包。她爱干净,总嫌家里凌乱,一有空就把家中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她特别喜欢买一些黑白花色的盘子,摆到家里的柜顶上。

佳丽雅是个勤快人,自从进了高家,整天忙个不停,所有家务都是她做,要照顾全家人生活,高志航有个最小的弟弟那时刚7岁,就是她一手带大的。

佳丽雅很挂念自己的丈夫,经常地,只要一听见门外摩托车响,便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往外跑,她知道,那是丈夫回来了。每一次,佳丽雅都会在大门口与高志航接吻,这一点常常令保守的母亲有些不待见。

有时候,高志航故意开着飞机从老家屋顶上掠过,佳丽雅总是冲到院子里,拿着刚晾好的衣服使劲晃,一边夸张地大声地喊叫着。

那一年,高志航试飞一架东北军刚从国外进口的飞机,不料操纵杆弹出,打在他的腿上,把他的腿打断了。接骨的日本医生很不负责,碎了的骨头没清除就接上了,结果导致高志航的腿肌肉开始萎缩。佳丽雅见情形不对,当即跑到哈尔滨,找到她认识的一个著名的犹太医生,由他出面给东北航空委员会写信,表示要重新治疗,航空委员会才把高志航转院到这位医生那里。

重新接骨需要断腿再植,一般人都要打麻药,但打麻药针担心影响高志航的神经,结果是硬生生敲断的。那一次,佳丽雅亲眼见到了丈夫的坚强,她含着眼泪看着丈夫强忍着疼痛,挨到手术终了。

再次手术后的几个月,佳丽雅一直陪伴在高志航身边,精心照料。身体恢复后,一切都好,只是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从此,高志航留下了残疾,一只脚总爱穿厚底靴。

打那时起,一直看不惯洋媳妇的婆婆也开始佩服起佳丽雅来,逢人便说,没有俺媳妇佳丽雅,就没有俺儿子高志航。

因为腿的残疾,高志航一直不能飞。着急之下,他径直找到张学良,说自己一直坚信“航空救国”,为了报效国家,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一定要重新上天。

张学良被感动了,批准他试飞。那是一个极冷的冬天,飞机很简陋,座舱没有座盖,飞行员暴露在外面。高志航飞完从驾驶舱下来时,冻得满脸都是血泡。张学良因此很佩服他的精神,当即同意他重新回到飞行队伍。

佳丽雅对高志航的重返蓝天始终是支持的,因为她知道,自己丈夫深深眷恋的除了她,还有那片蓝天。他是为蓝天而生的,让他舍弃飞行,等于要了他的命。

1993年,张学良给高志航的一本传记题字:“东北飞鹰,空军战魂。”张学良这位当年的“战神”太理解了,因为就是他当年把高志航亲手送到法国航空学校学习的。

从中法学校毕业后,高志航上了张氏父子创办的炮科学校。当时,张学良出于发展空军需要,要在炮科学校挑选一批学生去法国。高志航因为个头矮,一开始就落选了,失落至极的他在走廊里哭,但没人理睬他。

有些不甘心的他想了一个主意,写了封法语信给张学良,信里表达了献身航空的决心,并把自己的名字“铭久”改成“志航”。张学良请中法学校的老师翻译这封信,那法国神父一看就说,这是我最好的学生高铭久写的。就这样,高志航如愿以偿去了法国木拉诺高等航空学校。

两年后,佳丽雅第2个孩子出生了,又是个女孩,佳丽雅跟全家的心情一样,也很想要一个男孩,但生下来还是个女儿。老二与姐姐一样,也是满头黄黄的卷发。

就在这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高志航无比愤慨,多次向东北军司令部要求抗击日寇。因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东北军撤入关内。高志航的要求未予批准。他不死心,又只身去北平向代理东北空军司令张焕相请战,但也被同样的理由拒绝而难酬壮志。无奈之下,他以悲愤之心南下寻求救国之路。

高志航换上便装,带着两个弟弟,躲在火车厕所里逃往关内。

此时的佳丽雅一心想去找丈夫,因为路途遥远无法带两个孩子,佳丽雅只有将大女儿托付给婆婆照看,于是就把高丽良送回到通化老家。

在通化的那天夜里,佳丽雅一直把女儿抱在怀里,边哭边吻着女儿。女儿也在哭,母女俩就哭成了一堆。

第2天一早,洋媳妇佳丽雅又一次跪在了高家大门口。这一次,她是给婆婆跪下,拜托婆婆替她照看自己的女儿。那一刻婆婆也流泪了,她拉起了自己的媳妇,给她擦干泪,说,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我的孙女饿着、冻着,媳妇你只管放心!

那一次,是佳丽雅与女儿的最后一面,此后,母女俩再也没有见着。

高志航到了关内后,在他的法国航空学校同学邢铲非介绍,到南京中央航空署,见到了航空总队队长毛邦初。毛邦初对高志航其人早有耳闻,非常欣赏他的飞行技术和训练水平,表示愿意吸纳他到航空署工作。但提出一条,就是航空署有个规定,凡空军军官不能与外籍女子通婚。毛邦初说:“听说大队长夫人系俄国贵胄之后,本署不能违背规定,还请高大队长慎思,二者善择其一”。

闻听毛邦初的话,高志航特别难过,他和佳丽雅是自由恋爱的,互相之间十分了解,两人如胶似漆,感情深厚,让他们突然分开,简直就是一件晴天霹雳的事情。当佳丽雅从高志航嘴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抱着高志航哭起来。

后来,还是佳丽雅想开了一些,她说,飞行是你的命,你还是去飞吧。我可以暂时离开你。两人想出了办法,表面上分开。高志航给佳丽雅在郊区租了民房,两人不时在一起偷偷厮守。结果,这件事还是被毛邦初发现了,时间不长,便把佳丽雅驱逐出国境。

临走时,没有让高志航与妻子见面,佳丽雅一个人哭着离开了,竟然连在通化老家的女儿都没见着。

多年后,早已参加革命工作的高丽良回忆起这件事,心里一阵阵酸楚:“可怜的妈妈,我们甚至连她的全名都不知道。”

从高丽良两岁起,她就和父母彻底分开,再也没见过面。在她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是她家墙上那张为人所熟知的照片,而母亲则是那张很模糊的穿着中式袍子的放大照片,照片上的母亲望着她,微笑着。

事后她才知道,其实高志航走后一直很惦记女儿,叫父亲去上海时把女儿带去。1935年,父亲和弟弟去上海,原本是要带高丽良去的,因为年龄太小,怕路上出问题,就没带。那一次,高志航在上海码头接父亲他们,看见女儿没带去,当场就流了眼泪,埋怨父亲,为什么不把老大带来。高志航知道,在被日本人占领的东北,像自己这样的抗日飞行员的孩子,一定会受气的。因为,那个时候,笕桥航空学校教员高志航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一直以来,在长期缺少母爱和父爱的女儿心中,渴求的需要的却是父亲温暖的怀抱与悉心的呵护。“我宁愿他不是英雄,而是一直活在我身边的爸爸。”女儿说。

高丽良忘不了,在外面,她不敢说父亲是高志航。因为长得像母亲,孩子们就叫她小二毛子,高丽良听了,就会挥拳上去拼命,她不愿意让别人说她是个没有爸妈的人。

后来,高丽良参加了抗联,奶奶他们被蒋介石接去台湾,走之前,奶奶一直登报找孙女。但高丽良那时已经到了革命军队里,那一次,是和奶奶的永远分离。

1988年,高丽良在香港第一次与从未谋面的妹妹相见了,头发、身材一模一样的姐妹俩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战争使得无数亲情隔绝,战争使得无数家庭离散。老天有眼,让这一对苦命的姐妹活了下来,又能够得以团聚。

20世纪80年代初,高丽良从监狱放出来,便去了东北老家。令她心寒的是当地人都不知道有个高志航,家里的楼房已经被别人占据。并说,这是反革命的房子,已经被没收。于是,高丽良不知跑了多少腿,终于在2002年把房子改成高志航纪念馆。

多少年来,高丽良姐妹一直在寻找母亲。高丽良心中总是有一个念想,她想,母亲一定也在找她们,或许,她是因为担心连累了爸爸,连累了女儿,才故意不与她们见面的。

2014年的冬天,北京和昆明航联会友好代表团应邀访俄。代表团成员中有高志航的外孙女何兰兰。在与俄方举行的座谈会上,何兰兰介绍了外公及其外婆的情况,代表母亲高丽良正式请俄老战士委员会帮助寻找她的俄罗斯外婆佳利雅,并将一份俄文材料呈给了他们。

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如果外婆活着,也已100多岁。但是,在高丽良以及女儿兰兰的心里,外婆永远活着,永远那样活泼、开朗,永远那样充满着对生活的向往,对家人的热爱。

坚强的安娜

2013年的初夏,湖北长江日报的记者有了一个想法,想下决心搞清楚牺牲在武汉的15位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的名字及其他们的事迹。

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新闻人,也是这座城市的居民,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告慰这些异国英烈,这些为保卫这个城市,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将自己的鲜血洒在长江岸边的人们。

这是一批充满着活力的年轻人,他们一边搜索网络,一边用最原始的办法,从武汉出发,辗转南京、北京,钻故纸堆,求教学者、寻找见证人,希望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自然,这也是全体武汉百姓的愿望。

但事件过去时间太久,历史见证者年已渐老,更多细节被时间所湮没。

为了寻找在武汉牺牲的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烈士的后裔及其身后故事,《长江日报》的记者们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甚至去了俄罗斯,通过线索收集与采访,他们发现了许多感人的素材和动人的故事,撰写了大量的文章。

在俄罗斯,他们用了一个月时间,到了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寻找烈士档案未果,转而去了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见到了国立军事档案馆文献应用部的负责人维克多·安纳多利耶维奇·米拉诺夫,顺利地查到了在汉牺牲苏军志愿者的资料。

经过一番辗转,他们到了莫斯科州奥金佐沃市。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仍然在世的援华志愿队飞行员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古里耶菲利普的妻子古拉娅·安娜·吉娜西莫夫娜。她刚刚度过了101岁的生日,看上去身体还不错。

安娜是个勤劳乐观的女人,从未真正放弃过生活。丈夫菲利普去世后,她振作精神,料理家庭,重新投入工作。

在安娜的心里,从来没有淡忘过自己的丈夫。“他是我最亲最爱的人。高高的个子,褐色的眼睛,卷曲的头发,是我心中最帅的男人。”说起菲利普,安娜的脸上焕发出光彩。

年轻时安娜活泼好动,喜欢跳舞,也喜欢弹吉他。那个时候,人们常常聚到一起,唱歌跳舞,欢乐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在一次晚会上,很少表现自己的菲利普上了台,唱了一首歌,这首歌让安娜大吃一惊,那是一首乌克兰革命歌曲,浑厚雄壮的旋律中,菲利普的歌声显得是那样的高昂洪亮。打那时起,这个青年菲利普就在少女安娜心里打上了爱情的烙印。也是从那时起,安娜便开始关注起这个有些腼腆、脸上时刻带着笑容的小伙子。

那次的晚会已过去70多年,想起菲利普那日出色的表现,安娜仍然一脸骄傲。

安娜永远记得那个早晨。菲利普同她一起吃完早餐,道别出门。她只知道丈夫这一次又要“出差”。“他还很年轻,从未上过战场。”

与以往出差不同的是,这一次丈夫离家了很久。

几个月后,她收到一个丈夫寄来的包裹,包裹中有一块给安娜的女士金表,一件给女儿佩戴的信物,和一封丈夫的亲笔信,“他说一切都好,一切顺利,让我不要担心”。这是丈夫给她留下的最后记忆。

又过了一段时间,安娜接到通知,让她到莫斯科去。在莫斯科的国防部,她见到了一些同样远道而来的军人家属。国防部的官员问安娜在家乡的生活情况和住房条件,还说可以给她一套在莫斯科的住房,房子会很好。安娜拒绝了莫斯科的房子,因为家人和朋友都在克拉斯诺达尔。

安娜不明白为什么要给她房子,等她回了家,丈夫的死亡通知书也到了。通知书正式通知她,菲利普“因执行特定任务而牺牲”。说到这里,安娜老人的眼泪直直地落了下来。“我不要房子,我也不要钱,我要的是丈夫。”

那一会,是安娜最灰暗的时刻,也是她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那时她只有26岁,一个人独自带着两岁的女儿。悲伤、孤独、困苦时刻围拢着这个失去丈夫的女人。

每月100卢布的抚恤金维持不了母女俩的生活。女儿小时候系过的信物早已不见,金表也在困难年代当掉了,给女儿治病筹钱。

更重要的是住房,丈夫牺牲后,她与女儿只能挤在老房子里,4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为了给女儿争取好一点的生活条件,她给国防部写信请求,要求那套曾经承诺补偿的房屋。但房子的事一直都没有下落。

接着,德国人打来了,动荡的生活接踵而至,生活也越过越艰难。伤痛过后,安娜从家中走出,找到一份银行会计的工作,自此重新融入社会,“靠自己去养活家庭”。而在她的外孙伊戈尔·谢尔盖看来,安娜这份长达22年的工作,也让她直至老年依然保持了敏捷的思维和清晰的记忆。

如今只剩下丈夫的信件,留在老家书架最下层的格子里。在那里,安娜珍藏着丈夫所有的信件及一张仅存的丈夫少尉军装照片。

五世同堂的大家庭是她的骄傲,更令她自豪的是,这个家庭继菲利普之后,又出了两代空军飞行员——第二个外孙伊戈尔·达诺夫·阿多里法维奇和他父亲。

关于丈夫,安娜依然未能得到更多的信息:他在哪里战斗,在哪里牺牲,又是为何献出了生命?

直到两年前,伊戈尔·谢尔盖无意中在网络上搜到关于南京和武汉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墓碑情况,也正是从这些源自网络的照片和视频中,他们才终于得知菲利普的墓碑的确切去处。才知道,菲利普是于1938年8月12日,牺牲在中国南昌、九江的空战中,那一年,他29岁。被安葬在汉口。他是安葬在武汉军衔最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成员。

确定了外祖父的埋葬地和牺牲情况,谢尔盖与家人办好了护照,计划一定要去给外祖父扫墓,看一看墓碑和当年他战斗过的城市。“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历史。战争不应再发生,历史也不能再重演。”

在俄罗斯,长江日报的记者们定期往国内发回寻找烈士的采访报道,引起了武汉市民以及相关人士的关注,反响强烈。

100多岁的年龄对于晚辈来说是一种幸事。然于安娜来说,没有什么比知道菲利普的下落更重要的事情。只要等待,就会有结果,她做到了。

知道菲利普遗体在武汉的那天,她流泪了,尽管80余年了,眼泪早已流过无数,而这一次,是欣喜的泪水。

望着照片上年轻的菲利普,安娜恍若回到了70多年前,丈夫喜欢的那首歌的旋律犹在耳边:

为了寻找爱人的墓地

我走遍天涯海角

但我只能伤心地哭泣

亲爱的人你在哪里

丛林间有一株蔷薇

朝霞般放着光辉

蔷薇蔷薇我要问你

我的爱人可就是你

……

就在《长江日报》胡洁她们采访安娜过后两个多月,菲利普的夫人古拉娅·安娜·吉娜西莫夫娜去世了,身体一直硬朗的她,那天突然昏迷,立即送到医院后,没能抢救过来。

她是善终的,安详地去了,死前没有任何痛苦,孩子们也都在身边。更重要的,是她知道了丈夫的下落,知道他长眠于东方的那条大江边上,有日夜奔流的江水陪伴着他,丈夫并不孤寂。

生前,她已经告诉孩子们,有时间,一定要到丈夫菲利普的墓前,替她献上一束鲜花,告诉他,她们一家都很好,让他别挂牵。

一切安排完,没有了心事,安娜也该走了,去向遥远的大江边,陪伴自己70多年没有见面的丈夫,看看他,现在是个什么模样……

古拉娅·安娜·吉娜西莫夫娜走了,她是当年苏联援华志愿队队员们最后离世的一位妻子,至此,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及其他们最亲近的人,已经全部去世。

陈瑞钿与伍月梅

1939 年的冬天,广西柳州天气阴冷潮湿,不时传来的枪炮声使得原本灰暗的天愈发显得阴森。

柳州机场边的一间小屋中,一个遍身缠满绷带的人躺在床上。旁边一位年轻清秀的女子在照料着他。

床上的人叫陈瑞钿,是中国空军第3大队大队长。12月27日,他率领由一架 伊-15和另一架“角斗士”组成的混合编队,护送苏联飞行员驾驶的3架 SB 轰炸机前往袭击集结在昆仑关附近的日军。此时,昆仑关大战正在进行,几十万大军展开厮杀。

在惨烈的开路过程中,他编队中的两架战机先后折翅,日军方面同样被打掉两架,第3架负伤返回。激战中,陈瑞钿的“角斗士”不幸被击中油箱,火燃起来,他驾着一团熊熊烈火紧急飞回到中方安全线内,然后带火跳伞。

陈瑞钿落地后,火仍未熄,在地上他拼命翻滚,终于熄灭了火,但已经昏迷。

过了许久,奄奄一息的陈瑞钿被中国士兵发现并救出。因当地缺乏良好的医疗条件,备受煎熬整整3天。

烧伤者最怕的就是感染,大面积烧伤的陈瑞钿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加之没有适合的药品,后来的康复过程极其艰难。

他的妻子伍月梅携儿赶来,亲自护理丈夫。就在陈瑞钿负伤后的第3天,日机突然空袭柳州机场。伍月梅急忙将两个幼儿送入防空洞,旋即转回来守护丈夫,此时的陈瑞钿,脸部连同眼睛,还有双臂从上到下,全部缠满绷带,根本无法动弹。此时,再转送丈夫已经来不及。

小屋里一片黑暗,夫妻俩陪伴一起,在梦魇般的期待里,只听见炸弹的“呼啸”声由远而近,情急之下,伍月梅一下子扑到丈夫身上。

可恶的炸弹掀翻了小屋,弹片夺走了月梅的生命。待一切平静了之后,缠着一身绷带的陈瑞钿将妻子的尸体一直抱在怀中,妻子的血染红了他的绷带,宛若朵朵鲜红的梅花。

这位祖籍广东省台山的美籍华人,受孙中山“航空救国”影响,在当地华人社团全额资助下,与一批热血青年入波特兰航空学校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在华侨父老乡亲重托之下,为救故国于困危,陈瑞钿和11名优秀的华侨青年一道,远涉重洋来华。

陈瑞钿一行辗转到广州,投靠陈济棠加入广东空军。1936 年5月,陈济棠突发兵变。广东空军从全国抗日大局出发,拒不从命,那年夏天,集体投奔中央空军。将所有飞机降落到国民党的机场。一夜之间,使得中央空军实力大增。

1937年,陈瑞钿调入5大队28中队副中队长。英俊而善于交际的陈瑞钿蓄一口引人注目的短须,叼一管烟斗,在社交中讲带着浓厚美语腔的中文,别具魅力,故而深得女士喜欢。就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印尼出生的华裔女子伍月梅,并与之结为连理。

伍月梅是著名归侨伍廷芳之女, 伍廷芳是香港首位华人大律师,在1896至1909年间历任驻美国、秘鲁、古巴外交公使,后任民国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及代总理等职。陈、伍二人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

几个月后,陈瑞钿率领一个机组飞往南昌,途中遭遇暴风雪。风雪交加,天地混沌一片。陈瑞钿贴地飞行时,意外撞上一座被雪严密覆盖的小山,虽然飞机坠毁,陈瑞钿却奇迹生还,但右眼下方负伤。

对常人而言,飞机坠毁容易造成心理创伤,如果自己再负伤的话,更易生发恐惧。陈瑞钿却毫无惧色,痊愈后,他立刻投入战斗,先后击落敌机两架。地勤人员无意中从一架苏制战机残骸中翻找出一套防弹钢板,遂装到陈的座机中。就是这套防弹板在第2天的战斗中保住了陈瑞钿的性命。

8月3日,陈瑞钿驾机升空后,受到3架日本三菱战斗机的攻击。据陈纳德将军回忆说,“陈瑞钿一心想着要把小日本的长机打下来,竟奋不顾身地贴身冲撞。两架飞机都爆成火球,偏这阿陈命大,跳伞落地……负了点伤,身上被烧着几处。等我们找着他时,他却正在现场指挥群众从飞机残骸中找他宝贝机枪。”见了陈纳德,这阿陈得寸进尺,向陈将军提出请求:“长官,我想用这挺机枪再和您换架飞机,怎么样?”

血洒蓝天是长空斗士的完美归宿,在最激动人心的空战高潮中,陈瑞钿的空中格斗生涯戛然结束。在柳州上空的那个冬天里,他被击落了,并周身烧伤。

在陈瑞钿和他的儿子们被疏散到香港的日子里,医生两年时间对他施行了7次手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香港乱作一团,保姆丢下孩子逃走,仍缠着绷带的陈瑞钿离开医院,找到了两个被遗弃的孩子,辗转穿过封锁线回到安全区。在陈纳德和宋美龄的劝说下,陈瑞钿同意回美国继续接受医疗。陈纳德亲自修书一封,请美国空军派运输机接阿陈回美。在纽约医院的 20 个月中,陈瑞钿又经历了 20 多次手术,修复脸及手部创伤。虽然疤痕重重叠叠,总算全身出院。

陈瑞钿身体康复后,于1945年重返中国,再上蓝天。驾驶运输机飞越珠峰,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在“驼峰航线”上运送抗日物资。

战争结束后,陈瑞钿留在中航,担任一名机长。在中航期间,陈瑞钿结识了当时在中航上海分部工作的杨瑞芝。杨的同事曾警告她说,要是坐阿陈的飞机,千万别打瞌睡,“要不一觉醒来,猛然看到他的面孔,别把胆给吓破!”

后来,陈瑞钿携带家小回到美国的家乡,在波特兰市邮局第19邮区担任信件分拣工,需要3班轮转。

1997年10月4日,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所属的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举行仪式,表彰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位空战英雄。大家惊讶地发现,这个英雄竟然是一位华裔。显然,对陈瑞钿来说,此项殊荣迟到了几十年。又不到一个月,他的照片被迎入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米德兰的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名人堂,这位被长期忽略的英雄终于在美国获得应有的认可。他的遗孀杨瑞芝和3000多人出席了追授仪式。又过了10年,美国国会批准一项提案,将俄勒冈州市的一栋邮政办公楼命名为“陈瑞钿少校邮政楼”。

为纪念陈瑞钿,美国著名画家罗伊·格林内尔(Roy Grinnell)还专门作画表现了当时激烈的空战场面。据说,好莱坞一电影公司还有意将他的事迹搬上银幕。

在陈瑞钿过世前不久,一家报纸记者问他为什么去中国,他的回答是:“中国召唤我。”答得直截了当,却模糊了身份。或许只有在理解中国移民及其子孙后代与中国的感情纽带后,才能准确理解为什么陈瑞钿能够如此回答。

身为华侨,栖身海外,可能永远被视为外来人。年轻的陈瑞钿和他的同伴辗转万里,来到自己的故国,要求加入空军。一个不满20岁的年轻人,胸腔中一定积聚着报国的情愫与正义的畅想,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悲壮故事在美国广为报道,深得民众同情。身为华裔青年,他自然了解得更多,对故国的感情更加强烈,因此决意投身其中,贡献一己之力。

黄荣发鸳鸯同葬

璧山一战,中国空军5大队几乎全队覆灭,从此,5大队的番号被取消,称为“无名大队”。这份耻辱像伤疤,深深烙在队员们心里。

然而,就在那一战中,5大队的所有人员在劣势装备之下,却无一人退缩,勇敢地冲向顽敌,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历史应该记住这个名字。黄荣发,27岁。广东台山人。出身贫寒。初中毕业后即去铁路公司服务。所赚工资交父母补贴家庭之后,即购体育器材,锻炼身体。两年后,入上海复旦大学附中。

因为他重视运动,又爱好音乐,所以身体健壮且精神愉快。高中毕业后,他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学习音乐及绘画。假如一切顺利,或许他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家或者著名的绘画大师的。然而,日寇的铁蹄践踏了江南,也摧毁了他的梦想。于是,这个广东才子决意投笔从戎,考入了空军军官学校第8期。一心飞上蓝天,救国雪耻。

毕业后的黄荣发到了第3大队,而后又去了第5大队,当了第29中队的分队长。

1940年,黄荣发与战友奉命驻守成都,在一个难得的星期日里,他去峨眉山旅行,邂逅了一个热情漂亮的姑娘。

姑娘叫杨全芳,是成都华西大学的学生,北京人,也爱好运动。两人一见倾心,越谈越投机。很快,由相互爱慕到互定终身,随后谈婚论嫁,准备婚事。

那一个夏天对成都来说格外潮热,人们的心里也异常郁闷。敌机的昼夜轰炸,几乎未停过。

8月11日凌晨,大雨如注,十余架敌机又一次侵入成都上空。由于情报迟缓,我机起飞时间仓促,敌机已经临空,对机场进行扫射。匆忙中,黄荣发与战友各自起飞迎敌。由于敌机多于我机,飞机很快被敌人包围、分割。黄荣发的机枪子弹打光,飞机中弹,操纵失灵,于是摆脱敌机包围,回到新津机场准备降落。

不料,机场上没有飞机降落的信号,只得改在附近的河滩上迫降。迫降中的黄荣发不幸失事,机毁人亡。

得到消息后,杨全芳陷入巨大的痛苦与绝望之中,暗暗下定了一心想与未婚夫同去的决心。她悄悄地将零星购来的安眠药积存起来,然后分别给两家双亲与双方好友写了遗书。为了避免引起黄荣发亲友们的注意,她强压着内心的苦痛,极力镇静自己。8月16日,她来到烈士部队参加追悼会,瞥见宿舍的一张床上有一支左轮手枪。于是对烈士战友说:“天气太热,我想换一件衣服,请你们回避一下。”趁大家出门的机会,她拿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了扳机。只听一声枪响,杨全芳倒在了血泊里。

一对正要举行婚礼的鸳鸯,先后命归东西。

事后,人们发现了她的遗书,上面写道:“我至死的要求,是将来能埋在阿发的近处,不要分离太远。”

部队尊重了杨全芳的意愿,将其与烈士黄荣发合葬。

这段堪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千古恋情,久久地流传在飞行员们中间,也使得他们把仇恨的怒火烧得愈炽,将对亲人的真情沉淀得愈深。

人生无非是生死两事,看淡了生死才是好汉子、真奇女。尤其是,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那些舍生取义、甘洒热血的人,实在是令人敬佩的。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们为了一语承诺,把民族大义,连同对恋人的思念,对爱人的挂牵,一起化作了一缕轻烟,飘向了蓝天。与千万战死沙场的英魂一起,写下了一生无愧于时代与亲人的两个大字——“忠诚” !

第十六章:曾经的空中利器

布特尔卡监狱的特殊犯人

当年,在苏联援华的1000多架作战飞机中,战斗机的主要机型多数是伊-15和伊-16飞机。正是这两款令日本人头疼的战斗机,以其超群的速度和敏捷的身手,帮助中国击落了众多的日本飞机,一度掌握了制空权。而这两款被飞行员们称之为“黄莺”与“燕子”的战斗机,它们的设计者,就是被称为“俄罗斯歼击机之父”的波利卡尔波夫。

帕米尔高原有一座命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波利卡尔波夫”的山峰,奇骏而雄伟。这是俄罗斯人对波利卡尔波夫的永久怀念。

2007年二战胜利纪念日之前,在离莫斯科市中心不远的苏霍伊试验设计局所在地,举行了隆重的波利卡尔波夫纪念碑揭牌仪式,距纪念碑不远处,还有一条波利卡尔街,街很短,正像这位著名的飞机设计师短暂的52个春秋人生的写照。

波利卡尔波夫有一个当神甫的父亲,父亲想将他培养成神职人员,而他自己却按照自己的爱好走了航空设计这条路。这个有着20年设计生涯、设计了70余个型号、累计生产达55000架飞机的大师,一生都在与飞机打交道。由于他的天赋与努力,把苏联歼击机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深受航空界钦佩。

历史会记住,苏联卫国战争前的空军歼击航空兵,全部采用他设计的飞机。

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短暂而坎坷,但他为前苏联设计的一系列著名的战斗机,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包括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当许多中国的飞行员驾驶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飞机在空中与日寇搏战、击落敌机的时候,或许不会想到,其中的一款主力战机“伊-16”是在监狱里构想出来的。

那年的冬天,夜晚特别漫长,大雪覆盖的莫斯科最古老的布特尔卡监狱里,一盏昏暗的灯光下,几个身着同样服装的犯人,在伸长脖子仔细审查着自己设计的图纸,不时地活动一下僵硬的四肢和手。

监狱四周的塔楼上,哨兵的枪刺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闪一闪发着光亮。

这所由叶卡捷琳娜二世亲手设计,用以关押起义者的石头监牢,曾经羁押过许多的知名人士:俄国农民起义首领叶梅利扬普加乔夫,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分子鲍曼·斯塔索娃,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政治家兼军事家捷尔任斯基。

列夫托尔斯泰当年写作《复活》时,专门到监狱里体验生活,后来他在小说中描述了那些流放西伯利亚的犯人在尼古拉耶夫火车站送别的场景。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里的犯人突然多了起来。而且,看守们发现,这些犯人与其他的犯人似乎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自由,并且,待遇也高了一些。

监狱里辟出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在那里,所有窗户外加装有铁栅栏,监室里开辟实验室,修好温暖的荷兰式火炉,给犯人们提供充足的面包和牛奶。

这一切使得犯人有些不太习惯,仿佛从地狱回到了天堂。监狱与他们达成“君子协议”:保证在没人监视的情况下不逃跑,不制造麻烦。而监狱则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上的需求。

这些特殊的犯人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苏联军事工业的顶尖专家,只是因为肃反,蒙冤受害,遭到监禁。

而此时的欧洲,战云密布,希特勒的野心路人皆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意识到,备战已刻不容缓,他开始亲自主抓国家高新科学技术领域的工作。可大批科学家正在狱中服刑,怎么办?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想到了一个主意——设立一个专门监狱,把这些人关进来,让他们在那里戴罪立功。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

在这些犯人里,就有苏联歼击机的设计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波利卡尔波夫和格里戈罗维奇,轰炸机的设计者安德烈·图波列夫等等。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新制度红色政权,苏俄从诞生那天起就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中,因此它有着一种天生的不安全感。所以从立国那天起,这个政权就定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国策。

20世纪30年代是航空技术竞相进步的高峰时期,各国空军都在研制新型战斗机,以替换老旧装备。

波利卡尔波夫曾在苏联多家飞机制造厂工作,并设计出多款不同类型的飞机,尤其以PO-2教练机最为著名。但由于伊-6战斗机试飞时出了事故,波利卡尔波夫及其他大批飞机设计师在1929年10月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波利卡尔波夫以“参与反革命破坏分子组织”的罪名被捕入狱,且未经法庭审理即被判处死刑。

庆幸的是内务部的官员们提早意识到了波利卡尔波夫及其那些科学家对苏联空军的重要性。两个月后,他就被送至布特尔卡监狱的“内部监狱设计局”,后来设计局迁到霍德飞机场地区。1931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对波利卡尔波夫的判决从死刑改为劳改10年。在这里,他与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在严密的监视之下被命令继续从事战斗机的研究、设计工作。

第一架原型机很快研制出来,试飞时,斯大林和空军司令阿尔克斯尼斯亲自去观看。飞机的设计非常精致,是当时世界上最小最轻最快的歼击机。机动性很优越,武器载量也较大。它的名字叫伊-5。

伊-5标志着苏联歼击机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后来成为波利卡尔波夫在20世纪30年代研制的一系列双翼机伊-15等的原型。伊-5共制造了800多架,其产量是前一代歼击机的一倍多。这些飞机使用到30年代末,它们开始改变空军飞机的组成,使侦察机的比例下降,直接作战的飞机的比例上升,从而提高了空军的作战能力。

担负伊-5研制的波利卡尔波夫、格里戈罗维奇等在押的设计师,在飞机试飞时便获释,以作为对他们的奖赏。

1932年8月,波利卡尔波夫从监狱出来,这时,苏联政府发出“飞得最高最远最快”的号召。波利卡尔波夫开始研制“伊-15”战斗机。一年后,“伊-15”开始试飞,性能有很大提高。就飞行技术性能来说,特别是垂直速度和水平机动性,“伊-15”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双翼机。但是,波利卡尔波夫明白,这类飞机的迎面阻力大,飞行速度低,最大速度才每小时360公里,这是很不够的。

然后,他着手研制另外一种战斗机,这就是他在监狱里构想出来的“伊-16”战斗机。根据监狱里的“梦想”,“伊-16”是单翼,机身大部分是木制材料,机翼由钢管支撑,硬铝、蒙布覆盖机身,机尾以铝管、帆布组成。当时,大部分飞机都是双翼的,而这款飞机,则为单翼,设计理念具有超前意识。

投入生产时,为了保密,飞机代号为“TSKB-12”,此名称奇怪难猜,令人费解。然而,波利卡尔波夫知道它的含义。原来,为了节省劳动力,这款个头小,体积轻的飞机,是由监狱里的犯人生产的,而飞机的代号则是监狱里犯人小组的编号。

这款飞机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架装全收放式起落架和变距螺旋桨的悬臂式下单翼歼击机,最大时速达52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歼击机。伊-16的成就引起世界注意,斯大林和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亲自去机场观看它的飞行表演。苏联政府决定奖给波利卡尔波夫列宁勋章和一辆小轿车,这是当时最高的奖赏,也是他一生中达到的顶点。

两年后,“伊-16”正式于苏联空军服役。1933年到1949年期间,“伊-15”战斗机及各种改型共生产了7000架,“伊-16”型战斗机共生产了7500架。在卫国战争前,苏联空军歼击航空兵装备的全是波利卡尔波夫设计的飞机。他被誉为歼击机大王。

其间,这两款“幼稚”的战斗机又在中国淞沪战场、南昌与武汉上空大展身手。从1937年到1941年,中苏两国飞行员驾驶着数百架这种类型的飞机,使得声称“中国已无空军”的日本陆军和海军航空队望而生畏。

向中国提供的伊-16Type10飞机的动力系统增加了近140马力,动力充足,带有增压装置。约200架伊-16中大多数是伊-16Type10,这款改进型的飞机是当时苏联最新式的战斗机。

1937年10月由苏联运抵新疆哈密后,在当地由苏联工程师就地组装。组装完毕后,由苏联飞行员,和在兰州改装训练完毕的中国飞行员驾机飞往东部前线。期间,因为敌机轰炸、天气、地形以及保障等原因,损毁了部分飞机,也牺牲了一些飞行员。包括中国空军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和苏联志愿队战斗机大队大队长库尔丘莫夫。

长期以来,包括笔者也认为,旧中国是一个造不出飞机的国家。在追溯苏联援华志愿队那段往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也造出了飞机,而且是同时代里水平并不差的飞机。

飞机的名字叫伊-16UTI教练机。

令人感兴趣的是,我国居然是除苏联外的唯一一个伊-16UTI教练机生产国,同时也因此成为继西班牙之后第二个仿制生产伊-16的国家。

不过与苏联原产的伊-16UTI-2/4不同,我国生产的伊-16UTI并不是前者的直接拷贝,事实上飞机成了一个混血儿,其诞生过程颇为坎坷。

1938年初,国民政府计划仿制在对日空战中表现甚佳的苏援伊-l6Type10战斗机120架,然而由于苏联方面拒绝提供材料及技术资料,航委会只得决定由第2飞机制造厂自行仿制。

制造中利用了回收的战损伊-16战斗机残骸可用零件以及前中意飞机制造厂剩余材料,引擎采用了向美国采购的莱特·旋风SGR-1820 F-4发动机。

1939年初,第一架国产伊-16Type 10试制完成,经过多次地面试车及严格的静力试验,于4个月后进行了成功的试飞。

由于试飞效果良好,航委会决定追加制造两架进行后继试验,因为材料匮乏,批量生产被暂时延缓。向美国采购的60套发动机及配套材料经滇缅公路运输,由于路途荒僻,直到1940年底才到达四川西南的第2飞机制造厂。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半,伊-l6早已成为一个过时的型号。

经过重新考虑,航委会决定要继续完成这批伊-16飞机的装配,但不再作为空军的一线装备,而是要修改设计改制为双座教练机,供后方各航校使用。其国产型号定为忠28甲型教练机。

至1943年止,忠28甲型教练机共生产了30架,但当即将交付使用时,由于美援装备抵达,国民党空军装备体系全面倒向美系,致使该机已毫无用武之地,因此航委会研究后决定将所有忠28甲型教练机调拨封存。

事物总是曲折发展的。当德国的“梅塞施米特-109E”、日本的“零式”飞机问世后,“伊-15”和“伊-16”的优势丧失,不能与之抗衡,在西班牙与中国战场上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损失惨重。

于是,波利卡尔波夫夜以继日地研制了“伊-180”,采用大功率的埃姆-87A发动机,试图大幅度提高歼击机的速度。

1938年冬,第一架原型机试飞,当时气温在摄氏零下24度,飞机下滑着陆时收油门,因发动机冷却过度而停车,飞机坠毁,曾经成功飞过伊-16飞机的试飞员契卡洛夫牺牲。

据说,飞机坠地后,契卡洛夫还没有咽气,从带血的嘴里吐出了最后一句话:“不是飞行员的错。是机翼有问题。”

契卡洛夫在苏联是一个载入史册的传奇人物,技术高超、智勇过人。曾试飞过70多种型号的飞机,并且独自发明创造了“竖直盘旋上升”“慢滚”等高级特技动作,至今还被许多国家、至少包括中国的飞行员们进行学习和效仿。

并且,他曾驾驶安特-25飞机完成了9374公里的北极圈内飞行。随后,又艰难地完成了“莫斯科——北极——美国”历时63小时16分、航程8504公里的不着陆飞行。

契卡洛夫牺牲后,悲痛不已的斯大林亲自为他抬棺护灵,把他安葬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墙下。

这位著名苏联英雄的悲剧引起很大震动。国家政治安全总局认为是蓄意破坏,波利卡尔波夫的副手,负责伊-180详细设计的托马舍维奇、试制该机的156厂厂长乌萨乔夫、航空工业管理总局局长得斯别利亚依金,都被捕受到惩处。波利卡尔波夫因斯大林亲自发话才幸免坐牢。

然而,接下来第2架原型机在着陆滑跑时拉大顶,著名试飞员苏普隆牺牲。第3架飞机因发动机停车而迫降,冲进机库起火烧毁。第4架未解出螺旋而坠毁。至此,“伊-180”的研制工作停止,成为决定他不幸命运的飞机。

几乎与此同时,波利卡尔波夫根据一项特殊军事要求,研制的反坦克歼击机在试飞时失去控制解体,试飞员葬身于飞机残骸中。波的另一副手热姆秋任被捕。

两三年中接连发生悲惨事故。虽由于斯大林的保护,未受追究,但波利卡尔波夫的信誉明显下降。由于同事相继有人当了替罪羊,受审,坐牢。他的内心十分痛苦,多少个不眠之夜,这位长着一张开朗的俄罗斯人面孔和一对活泼眼睛的中年人,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有说有笑了,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心情忧郁,有时表情呆滞,甚至坐着发愣。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苏联开始调动年轻人飞机设计积极性。雅科夫列夫、米高扬、拉沃奇金研制的新型歼击机相继试飞。

国家在严峻时刻,不能够为国分忧,没法拿出适用的新飞机,波利卡尔波夫的心情非常难过。

战争爆发后,苏联的工厂、科研设计机构往东部搬迁,波利卡尔波夫、雅科夫列夫、苏霍伊的3个设计局迁到新西伯利亚。那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有一天,动物园一只大象,受不了饥饿和寒冷逃了出来,却大摇大摆地闯进波利卡尔波夫设计局,想找食物和温暖。

在困难与挫折中,他带病坚持工作,研制了重型护航歼击机和高空截击机。为对付德国高空截击机,还研制了5座双发夜间轰炸机。但在战争时期,为了新上这些新飞机,要撤掉别的生产线来安排其成批生产,的确不易,所以它们只能为以后的新机研制提供经验和数据。

1944年7月30日,在二战已经取得成果,将要胜利的前夜,这位年仅52岁的科学家,过早地停止了他的创造活动。

令人尊敬的一代战斗机设计大师与世长辞,只留下那些令人回味的佳话。而今,每当我们追忆当年空中抗击日机侵略的时候,总是会想起翱翔于蓝天的“燕子”和“黄莺”,想起苏制伊-16、伊-15。以及为研制这些战斗机而呕心沥血的科学家。

请记住那个硝烟弥漫的时刻,在中国上空奋力拼杀焚身赴难的数百架战斗机,请记住设计了这些战机的人。他有一个不朽的名字: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波利卡尔波夫。

图波列夫和他的轰炸机

就在苏联援华的SB轰炸机飞机源源不断运往阿拉木图,并向中国运送的过程中。一天,夜已经深了,苏联航空设计局办公楼的楼道里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正在办公室里加班的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听见有人敲门,当他打开门后,惊讶地发现,几个武装人员的枪支对准了他,随即,他被逮捕。

在刺眼的车灯照射下,嘎斯汽车轰鸣着穿过卢宾斯基广场和斯列坚斯基大门,茫然的图波列夫被带到卢比扬卡监狱。

图波列夫知道这个地方,这里从12世纪起就已经很有名了,那时候,这里出了一个性情暴躁的大地主库奇卡。后来,库奇卡被贵族多尔戈鲁基处死,此后这里开始流传起库奇卡的鬼魂不断向多尔戈鲁基的后代复仇的传说。

卢比扬卡陆续居住了一些下诺夫哥罗德人,在俄罗斯帝国建立的过程中,追求自由的下诺夫哥罗德人一直使统治者难以征服。为了磨灭下诺夫哥罗德人的战斗精神,伊凡三世将几千名执拗的下诺夫哥罗德人强行迁往了其他城市,包括现在监狱所在的这块地方,为纪念自己的故乡,下诺夫哥罗德人就将自己在莫斯科的定居地称为“卢比扬卡”。

十月革命后,“契卡”总部搬到了这里。随着肃反的不断扩大和随后“契卡”力度的不断加大,不知为何,莫斯科的人们对卢比扬卡有着一种神秘与畏惧的感觉。

审讯开始了,那是一些令图波列夫摸不着头脑的问题。经过一番审讯之后,他被转往莫斯科布迪斯卡监狱58号牢房,那里还有其他40名犯人。图波列夫被指控违反苏联刑法第58条,犯有破坏和间谍罪。

据说,图波列夫的被捕是因为列瓦涅夫斯基。先前,列瓦涅夫斯基驾驶图波列夫研制的ANT-25飞机试图飞往美国时,在北极上空因发动机导管漏油而被迫返航。后来由契卡洛夫和格罗莫夫两人驾机完成了此航线的飞行。列瓦涅夫斯基认为是图波列夫对飞机做了手脚,才使他无功而返。于是,列瓦涅夫斯基向斯大林反映:图波列夫故意破坏了那次飞行。

所谓的间谍罪更加不可思议,说他将特-25轰炸机的图纸在飞机飞往美国之前藏在飞机的桁梁里,准备卖给德国人,后被美国安全人员发现了。

在严刑拷打之下,图波列夫不得不承认了莫名其妙的罪名,并随即身陷囹圄。

不仅是图波列夫,航空设计局的几乎所有优秀科学家都失去了自由。短短两年中,有200多名科学家和飞机设计师被捕。当时,人们的印象里,航空工业领域有一股由特务和破坏分子组成的恶势力。

好在没过多久,斯大林和内务部负责人就认识到大量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被关押对飞机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影响的严重性,于是,内务部诞生了一个特殊的单位——第39中央设计局,集中了大批航空专家和技术人员。

后来,有很多人怀疑,这些受到不公正关押的技术人员,在那种条件下,怎么可能继续为国家工作?实质上,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战争日益逼近,而这些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他们不能用躯体报效祖国,但可以用他们的大脑,用聪明智慧。况且,如果同意工作,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可能免受牵连和迫害。此外,在监狱里从事设计和研究工作,生活条件和待遇毕竟还是要好一些。

秋天里,身穿囚衣、满脸胡须的图波列夫被转移到莫斯科地区的波尔舍沃监狱,在这里,他和一些人见了面。监狱获准准由他领导实施一个被称为103的设计项目。这是一种俯冲式轰炸机,设计代号为ANT-58。

当时,在波尔舍沃监狱里实施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航空项目,一些知名的航空界人士科罗廖夫、鲁默、西拉德、涅克拉索夫等聚集在一起,包括了一些飞机制造厂的厂长。这些相同职业、近乎相同遭遇的人在特殊的环境中,继续着他们的科学探索。

因为是轰炸机,设计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还要做一系列的试验,最后,这个航空科研组不得不迁到位于莫斯科的156工厂。

156工厂生活条件自然要比卢比扬卡或波尔舍沃监狱好些。图波列夫的卧室在6层,设计室在3层和4层。设计室和试验场之间有带顶棚的走廊相连,即使在冬天也可不穿外衣通行,便于及时解决技术上的问题。

但,他们毕竟是犯人,不能够随意做自己的事情,有问题要报告,不能够随便到处走动,更不用说要去街上了。

事实证明图波列夫是有能力的。这个公证人的儿子从年轻的时候起便热爱航空科学,用自己制造的风洞做试验,并制造滑翔机,很快就成了著名航空学者茹科夫斯基最亲密的同事。

并且,他怀着极大的热情设计完成了一系列硬铝合金的全金属结构飞机,特别是成功研制成TB-1和TB-3单翼重型轰炸机。当TB-1出色地完成了从莫斯科经过西伯利亚到纽约的飞行时,立刻引起了国际航空界的轰动。

图波列夫设计的轰炸机,长期在苏联空军中服役,所生产的TB型飞机总数超过了1000架。1936年6月,图波列夫组建了自己的156研究局,这个研究局成为苏联飞机设计的骨干。

但是,由于被捕,他的计划搁浅,被迫转入轻型轰炸机的研究。

当年援华轰炸机中有“TB-3”和“SB轰炸机”,前者改装成运输机后,担负了繁重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运送任务;后者在对日军重要目标空袭中曾经大显身手。

当时,图波列夫正在思索大型运输机的研制,而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指示,改变了他的思路。图波列夫与阿克汉肯斯基受命发展快速轰炸机,用以汰换苏俄空军中仅有的TB-1式重轰炸机及R-5式侦轰机,新机的要求标准是:最大时速330公里,升限8000公尺,航程800公里,弹载500公斤,并可在一些简陋小型的机场起降,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条件是苛刻的,令人望而却步,很少的科学家能够承担这个任务。

研制这种轰炸机,是为了正在战乱的西班牙和中国战场的需要。型号为图波列夫ANT-40 SB快速轰炸机。

第一架原型机很快出来了,双发动机、张臂式中单翼、半收主轮式起落架之全金属制机,机身瘦削流线。令人看了有些欣喜,但好景不长,9月的试飞里,失事坠毁。

改进后的第2架飞机更换了发动机及金属螺旋桨,将冷却液散热器装置在发动机前方,一年后试飞,情况甚好。但仍有一些缺陷存在,因此军方要求此机在投产前必须改正所有缺陷,但图波列夫认为这些缺陷微不足道,无碍飞机正常运作,于是军方将此歧见面报斯大林,斯大林旋即指示:“在航空上不能有丝毫差错,每个步骤均极严肃,任何一件未能克服的小缺点,均足造成人机之伤害。”

于是,图波列夫一干人又夜以继日,开始了多项攻关。1937年初,再度加强飞机部分结构,改善机内电力系统,增设机翼外载挂架,可供挂装炸弹、火箭及机外油箱等,机枪机背改为活动枪塔,以及机腹改为固定吊篮式枪座,此机型号为SB-2M-103型,又称SB-3型,这款飞机正是苏联援华轰炸机的主力机型。

为了配合换装训练,1937年推出SB型教练机,又称USB轰炸教练机,此机系将机头原轰炸舱改为开敞式教官驾驶舱,并于当年秋天完成试飞,其特点是教官座椅为升降式,当教官操控飞机时,此椅会升高,反之降低,以利学员操作时视野宽广。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自苏联购得SB机292架,这批飞机陆续到达哈密,各部队先后派员前往接收,中苏飞行员驾驶这种飞机在抗日战争中,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尤其是对南京、上海、武汉、台北等地敌人重要目标的轰炸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让图波列夫没有想到的是,他觉得并没有将自己的专长充分展示出来的这款飞机,竟然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如此大的帮助。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图波列夫与监狱里的犯人们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但这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因为此时,他们是在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图波列夫设计小组被紧急疏散到鄂姆斯克的第266航空制造厂,这里已经没有了看管人员的监视,因为监视根本没有意义,犯人们每天都在创造纪录。

就是在这里,ANT-58新型轰炸机问世了,后被重新命名为“图-2”。1942年5月,首批3架图-2轰炸机飞上前线的天空,这种当时最优秀的轰炸机让德军吃尽苦头。

图-2轰炸机问世后,他被提前释放。斯大林亲自召见了图波列夫,据说斯大林向图波列夫道歉,这是斯大林唯一的一次向大清洗的受害者道歉。与此同时,与他一起工作的科学家也相继被释放。

直到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图波列夫设计局的主要机种都是轰炸机,从重型轰炸机图-4、图-85,一直到图-160“海盗旗”战略轰炸机。

在轰炸机的基础上,图波列夫设计局开始研制运输机,从图-104、图-114,直到图-154,图式客机的舒适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为后来的图-204打下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60年代末,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了一种超音速客机图-144,这种两倍音速的客机同英法合作的“协和号”惊人的相似,不论是外形还是在性能上,而图-144要早上天3个月。

图波列夫于1972年逝世,享年84岁。他和它所领导的设计局为苏联和世界航空工业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世人铭记。图波列夫本人曾参与了上百个飞机型号的设计,许多他设计的飞机创世界纪录。他的儿子阿列克塞·图波列夫也是一位飞机设计师。

“ДБ-3”与伊柳辛

“ДБ-3”也是一款苏联援助中国的轰炸机,飞机的设计者伊柳辛也是中国人不可忘记的一个人。

当年轰炸武汉时,库里申科与他的战友正是驾驶这种飞机,对日机盘踞的武汉进行了轰炸,使刚刚集结不久的日海军航空队损失巨大。

当时的大队政委费道洛夫回忆:

我们大队是以新式的“ДБ-3A”重型轰炸机装备起来的。这种轰炸机是由C.B.伊柳辛设计,有两台各为765马力的M—85发动机,其设计数据为:速度,每小时400公里,飞行高度9000米,航程4000公里,可携带1000公斤炸弹,装备有3—4挺司卡斯机枪。这是一种性能可靠的飞机,不久前才装备我们的空军,并向中国政府提供,用于抗日战争中。

我们大队去中国前就已经完全配备齐全,作战飞机都飞过最大航程,轰炸和射击方面也都做了充分准备。大队长是G·A·库里申科大尉,参谋长是马洛夫斯基大尉,领航员是捷格佳连科大尉,工程师是H·A·阿列克赛耶夫大尉。

从1939年6月到1940年6月,我们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有两个“ДБ-3A”大队。第二个是由H·A·科兹洛夫领导的。

据“合众社”报道,库里申科率领的那次轰炸,造成了64架日机的损伤,130人丧生,300人受伤,汽油库燃烧了3个多小时。

如此大的威力,得益于轰炸机以密集队形展开的轰炸,“每隔一到两分钟,向敌人投掷100公斤炸弹、杀伤弹与燃烧弹”。按飞机携带1000公斤炸弹计,要持续攻击10个回合。

那次轰炸也出动了SB轻型轰炸机,毫无疑问,对于威力来说,“ДБ-3A”要明显大于“SB—2”。

当世界大战的阴云已经笼罩在欧洲上空。西班牙内战成为当时世界列强检验新武器的试验场。苏联与德国各自的志愿军飞行员驾驶本国主力战斗机在西班牙战场上的表现,德意志秃鹫军团的凶暴,使斯大林忧心忡忡。他命令航空人民委员沙胡林大胆起用新人。于是,日后一个个在世界航空界享有赫赫盛名的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安东诺夫、米里、米高扬、苏霍伊……登上了苏联航空设计界的舞台。以他们名字命名的“雅克”“安”“米里”“米格”“苏”系列飞机,主宰了此后几十年苏联的天空。这其中,还有一个在当时看起来不怎么显眼的名字——伊柳辛。

1931年,伊柳辛被调到中央飞机设计局担任局长,正式开始了他的飞机设计工作。 1933年,伊柳辛主持组建了独立的飞机设计局,并担任总设计师。该局主要从事轰炸机、强击机和大型旅客机的设计。伊柳辛设计局设计的第一架飞机便是“ДБ-3”型轰炸机。它的试飞结果非常理想,性能不亚于当时其他国家的同类型产品。

“ДБ-3”于1936年8月装备苏联空军,并曾在当年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中,在红场上空做了精彩的飞行表演。该机于1936年8月装备苏联空军。

“ДБ-3”飞机除了执行轰炸任务外,在需要紧急运送人员装备而运力不足的情况下,拆掉了弹仓,加大了副油箱,当作了运输机,来往于阿拉木图与兰州之间以及伊尔库茨克及兰州之间,执行紧急运送任务。由于西部气候多变与恶劣,加之机场保障条件简陋,致使飞机多次迫降,发生了一些事故。

二战爆发后,德国利用装甲部队长驱直入,在当时,德国人的坦克,无论是技术还是战术指挥都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在加快坦克装甲车的研制步伐的同时,苏联人在思索如何研制一种可以对敌人坦克集群实施打击的空中武器。

在纳粹德军装甲部队横扫欧洲的那些日子里,斯大林经常把设计师们召到克里姆林宫研究工作。与此时风光无限的诸位同行相比,年轻的伊柳辛似乎有几分低调。人们都不知道伊柳辛在研究着什么,只听说他在搞什么反坦克攻击机。

直到有一天,年轻的伊柳辛拿出了他的飞机设计图,但是这张设计图不禁让苏联军方大跌眼镜:这是一种与当时的航空理论格格不入的设计,速度慢、装甲厚。

专家们虽然注意到了伊尔—2具有独特的射击——轰炸武器系统,能携带专门的反坦克炸弹,机身装有防护装甲,但专家们仍然对高度和速度应过多考虑,他们认为,伊尔—2飞机只能变成敌军的活靶子。

此时,空军也有些失望,他们几乎与专家持有相同的看法,将军们似乎在期待着更好的方案。尽管伊尔-2通过了国家试验,但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订单。

在绝望的情况下,为了挽救自己的设计,伊柳辛四处奔走,甚至不惜上书斯大林。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斯大林看到伊柳辛的信之后,马上召见了他。

此时的斯大林,正在为德军装甲部队在西欧战场的战绩所震惊,他急于寻找一种可以对付德军坦克的利器。听了伊柳辛的汇报之后,斯大林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武器的价值,当即拍板:“我们正需要这样的飞机,必须马上制造。”

在斯大林的干预下,伊尔-2型投入了生产。但议论仍不绝于耳,许多人对这种飞得又低又慢的飞机不感兴趣,对斯大林的命令阳奉阴违。

但是,对地攻击机的主要威胁来自地面。伊柳辛在飞机的机首和机身下部加装了厚厚的装甲,使飞机能够在俯冲攻击时保护自己。同时,为了弥补机动性的不足,伊柳辛还将驾驶舱改成双座,由坐在后排的通讯员操纵机枪,防止战斗机从尾部的攻击。改进后的伊尔-2重量增加了,但防御性、攻击的准确性和力度大大加强。

直到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苏军仅装备了260架伊尔-2攻击机。而伊柳辛本人在1941年3月苏联颁发第一批斯大林奖金之时,也仅仅获得了二等奖。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件事,破坏了斯大林对伊柳辛的印象。伊尔-2型攻击机的制造是由多家工厂分工合作而成。由于负责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列宁格勒的一家工厂延误了交货时间,导致飞机迟迟无法装备部队。事情闹到了斯大林那里,怒不可遏的斯大林给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日丹诺夫打了电话。日丹诺夫马上找来了工厂负责人扎尔斯基等,对延误工期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扎尔斯基为了推脱责任,从车间里拿了一张又脏又破、满是油污的图纸,不紧不慢地把责任都推到了设计者身上。

面对这样一张图纸,怒气冲天的日丹诺夫立即打电话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随即把日丹诺夫和扎尔斯基召到了莫斯科。面对扎尔斯基送来的图纸,斯大林大发雷霆:“早就有人告诉我,这个伊柳辛是个邋遢小子!这叫什么图纸?太不像话了!”盛怒之下的斯大林立即打电话给伊柳辛:“你是个邋遢小子,我要追究你的责任!”

突如其来的大骂搞得伊柳辛摸不着头脑,慌忙之中,本想为自己辩护几句,不想斯大林余怒未消:“我没有工夫听你说。你跟日丹诺夫去解释吧!”放下听筒前,斯大林追了一句:“我要追究你的责任!”

带着惶恐与不解,伊柳辛连夜赶到列宁格勒。在了解了“图纸事件”的原委之后,伊柳辛将扎尔斯基欺瞒上级的情况向日丹诺夫进行了汇报。虽然日丹诺夫将扎尔斯基痛骂了一顿,但日理万机的斯大林已经没有了聆听伊柳辛解释的时间,仍然在一段时间里的各种场合把伊柳辛当作“马大哈”的典型,不时地讽刺与挖苦,搞得伊柳辛十分难堪。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德军装甲部队灵活地避开了苏军的密集火力,迅速实施突破。苏军的坦克和炮兵部队损失惨重,行动缓慢的重炮部队甚至只得撤往大后方。

伊尔-2攻击机则显现出强大的攻击能力,身披重甲,不怕德军的防空炮火,火力强劲,正面摧毁德军的装甲军团,如摧枯拉朽。一经露面,伊尔-2在前线便杀出了威风。斯大林的干儿子——苏联飞行员谢尔盖耶夫对伊尔-2型攻击机赞不绝口:“这真是一架威力无比的飞机,飞机从上面看是绿色的,从正面看是蓝色的。但当它向你冲过来时,就是黑色的。所以,德国人都叫它‘黑色死神’。”伊尔-2的战功报告雪片一般飞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

8月19日,伊柳辛被斯大林召见。最高领袖显然有些喜形于色,对伊柳辛说:

“您的飞机打得非常好……军方特别夸奖了伊尔-2攻击机。您得了什么奖?”

伊柳辛显得有些腼腆,他告诉斯大林,自己得了二等奖,非常感谢政府。

“为什么要感谢?”斯大林显然有些不满,转身对沙胡林说:“应该给伊柳辛颁一等奖!”

随着伊尔-2捷报不断,飞行员们每天都要起飞3-4个架次,将成吨的炸弹、火箭弹和炮弹倾泻到德军头上,往往一次出击,就能击毁大量德军的坦克和各类车辆,炸得德军人仰马翻。飞机设计师伊柳辛也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苏德战场渐趋稳定后,斯大林再次召见了伊柳辛。斯大林向伊柳辛提出,由于“我们没有认真考虑,按照几个参谋的意见,轻率地把伊尔-2改成了单座型”,所以,“在当前战斗机不多的情况下,攻击机的护航要求得不到满足,因而损失很大”。由于仅有的几架双座机表现不错,所以“必须立即恢复双座机的生产,条件只有一个:产量不能减少”。

为了保证伊尔-2的产量,苏联国防委员会甚至作出决议:暂停米格-3的生产,为伊尔-2攻击机的生产让路。

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当伊尔-2攻击机从空中对德军的“豹”式和“虎”式坦克开火之时。德国飞行员做梦都想弄一架伊尔-2驾驶。一旦德国人缴获了伊尔-2攻击机,就会把它交给最疯狂的纳粹王牌飞行员。苏联海军飞行员驾驶的伊尔-2T型攻击机,携带鱼雷,击毁了多艘纳粹海军的舰艇。连德国飞机设计师都不得不承认:在二战战场上投入使用的苏军飞机中,伊尔-2的表现是最出色的。

卫国战争期间,该机共生产了36163架。正当德军在苏德战场步步紧逼之时,斯大林命令苏联空军出动伊尔-4轰炸机,远程轰炸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打破了柏林不可攻破的神话,大涨了苏联军民的信心。伊尔型强击机是卫国战争中参战数量最多的飞机,在粉碎德军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苏联的《真理报》当时曾评价道:“伊柳辛的飞机不仅是航空科学的成就,而且还是重大的战术发明。”

战后,伊柳辛设计局主要转入研制运输机。1957年,伊尔-18远程客机问世。1963年,伊尔-62大型远程客机试飞成功,载客量可达190人,这是伊柳辛设计的最后一种飞机。1967年他晋升上将工程师。 1977年,伊柳辛在莫斯科逝世,生前他曾荣获3次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一次列宁奖金、7次斯大林奖金、7次苏联国家奖金、8枚列宁勋章、一枚十月革命勋章、两枚红旗勋章和其他奖章多枚,以表彰他为苏联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直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包括中国,仍然在引进伊尔飞机,像伊尔-76大型运输机,至今仍然装备我空军航空兵运输部队与预警机部队。

第十七章:情报,情报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两千多年前,出走齐国、隐居在罗浮山的那位中国著名军事学家写成了一捆简书,在书里他告诉人们,要想打胜仗,对敌人不了解是不行的。

冷兵器时期如此,现代战争更甚,特别是空中力量的角逐,没有情报做保障,要战胜敌人,只能是一句空话。

因此,20世纪那场几乎牵动整个世界的战火里,国家间的利益被体现在隐秘的争斗之中,形形色色的间谍战在上演着,似乎成了那个时代,一种不可绕过的特有的肃杀风景,也成就了一些人响亮的名声。在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短短四年间,围绕空中情报的获取与反窃取,各方似乎也都在绞尽脑汁。

“百灵鸟”季娜

1939年,成都双流机场,不同样式的飞机排在机场里,不同肤色的飞行员在忙碌着,发动机的声音喧嚣着刺破长空。

飞行员们的耳机里,传来悦耳的英语和俄语两种声音,一个女子正在用外语指挥着飞机起飞落地。

吃饭了,苏联航空志愿队飞行员餐厅里,与大家一起就餐的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姑娘叫季娜·彼得罗娃,是苏联援华志愿队的地面人员。

23岁的季娜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寻常职员家里。中学毕业之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莫斯科外语学院。在大学,季娜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还十分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热情开朗的性格和聪颖的天资,使她成为老师和同学们喜爱的人物。

当她以出色的成绩由外语学院毕业的时候,中国已经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随即,苏联开始招募派往中国的志愿者。

与苏联航空志愿者几乎同步到中国来的,还有其地国家的航空志愿者,尽管不是很多,但这些人在中国战场上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地面指挥中心与升空作战的飞行员之间语言联络存在障碍。

当时中国空军中懂得英语、法语或者俄语的人员实在是凤毛麟角,因而,在后来招募志愿航空队员入华作战时,除了重点选拔有经验的飞行员之外,具备各种外国语言条件的应招人员也在优先考虑的人选之列。

在这样的需求之下,季娜报名参加了苏联志愿人员。

季娜不仅通晓英语、法语,而且同英国人对话时往往使对方弄不清她的真实国籍。

在无线电技术培训班学习了两个多月后,季娜被派到了成都郊外的双流野战机场。

战争是血腥与枯燥的,空战的残酷使机场几乎成了男人的世界。在这样一个被雄性荷尔蒙充斥的特殊的环境中,一个漂亮姑娘的到来无疑是一种调味剂,各国的指挥员和飞行员热情地欢迎她,年轻的季娜给充斥着口令声和警报声的枯燥环境带来了难得的生气。

季娜对于工作游刃有余,她通过机场指挥部同起飞作战的各国飞行员进行空中无线电联系。她那柔美的女中音发出的作战指令,对于那些驰骋空中沙场的各国飞行员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心理调适。指挥官雷恰戈夫就特别赏识季娜,他说:“你的到来等于给我们又增加了一个飞行中队,我们太需要像你这样的翻译啦。”

季娜被安排在机场附近的宾馆里住,还被批准同飞行员们一起用餐。在战事紧张,各方面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一个地面人员能够享有空勤伙食标准实属罕见。

休息时,各国飞行员之间的交流也都要经她翻译才能沟通。季娜成了各国飞行员们在异国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成都,活泼的季娜并未感到战争的危险,相反,她觉得十分的新鲜与刺激,无论是中国的风物人情,还是各国飞行员的举止行为。

随着战事的深入,各国介入中国事务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情报的收集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当时,成都机场的苏联志愿飞行队在参与对日空军的作战任务中,指挥官还担负着搜集在中国日本军队情报的职责。由于四川盆地的闭塞,对情报搜集工作十分不利,苏联上级军事指挥机关决定,从成都基地选派精干的人员,到中国的一些被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中,以合法的身份活动,设立电台,扩大有关空中情报搜集的范围。

了解季娜的雷恰戈夫认定,季娜在基地所有苏联志愿人员中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他找到季娜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谈话。

也许由于对上级一向服从的性格,或是因为年轻人所具有的冒险精神,季娜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委派给她的任务。

很快,苏联国内来了一个专门的小组,对外称作要对在成都基地的苏联飞行员进行身体普查,而实际上是对季娜进行短期的高强度间谍训练。他们要季娜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世”: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中等英裔家庭,名字叫“艾伦·蓓薇”,在新加坡上了英语小学和中等医学专科学校,现在打算到上海寻找更好深造的机会。父亲是一个专门制造包装茶叶、咖啡用木箱的小工厂厂主。同时,季娜还受到了更加严格的无线电收发报训练,专门小组还向她面授了反跟踪、反窃听、反审讯的课程。

两个月后,季娜从一艘由香港开来的轮船来到了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上海,住进了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

在饭店的前台,季娜一次付给了账房3个月的房钱。必须出手大方阔绰,这样才像一个来自海外的英裔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姐。

3个月后,季娜在一家五国共管的公共租界找到了一个住处,房子的主人经营橡胶生意,听说“蓓薇”来自英裔家庭,很高兴地答应把一套房间腾出来出租给季娜。随后,她在一家教会办的医学院报了名。

所有的准备工作落实后,季娜向她的联系人发出了约会通知。在霞飞路的街心花园里,她见到了联系人,他叫“林克”,是一个身材高大、潇洒英俊的年轻人。从这位同样装作英国人的同胞那里,季娜获得了雷恰戈夫的消息,收到了国内上级的指示,而且,她还知道了母亲和弟弟的近况。

之后,“林克”带来了国内机关的指示:情报站可以启用。不久,“林克”给季娜送来了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密码册,并教给了她基本的使用和隐蔽方法。很快,她便投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之中。

白天,季娜只用不多的时间到这个上海有闲阶层子女们集中的学校里读书,而用更多的时间借着购物的名义到处走走,主要的目的是熟悉环境。晚上,偶尔陪房东太太打打牌,渐渐地她还学会了中国麻将的玩法。深夜里,每当到了无线电约会的时间,她就架起电台与上级联系。

通过这部电台,季娜发出了关于日本驻华空军对中苏空军作战的许多情报,其中包括空袭兰州、成都、重庆,以及缅北作战的情报。

无线电波为她和自己的祖国建立起一座无形的桥梁,季娜在发出联络员送来的所有情报的同时,还收到了许多国内和欧洲战场的消息。

德国人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之后,上海租界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租界巡捕突然上门造访的事情时有发生。日本驻在上海的宪兵部队也开始突然闯进租界区,对外国人和中国人居住的地方进行搜查和逮捕。尽管这样,季娜一直没有中断她的秘密工作。

一年后,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场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的战事所掀起的强大冲击波,首先波及了地处太平洋西岸的东方国际大都市——上海。

从此,一向被视为国中之国的上海五国公共租界,不再是外国人避险的乐园。日本宪兵司令部正式派部队进驻租界,并张贴通告,限制租界内居民的各种“越轨行动”。在通告里的一系列禁令中,包括明令禁止租界内的任何人,以各种名义使用无线电台与外界联系,如果有违犯者,一经查出,即以战时间谍罪送交驻上海的日本宪兵队特设军事法庭审理。一时间,上海租界内人心惶惶,许多外国人不顾在上海的生意,纷纷变卖财产,打点回国。

季娜感到了临近的危险,此时,那张“蓓薇小姐”的英国护照,已经难以使她摆脱所面临的困境。因为,持有英、美等国护照的外国人,已经成为日本宪兵重点防范的对象。

为了将发生危险的可能性降到最小的程度,她尽量减少无线电联络的次数和时间,并且设计了几套突发情况下的应急方案。同时,还与“林克”以谈情说爱为掩护,在住宅里为电台找到最佳的隐藏地点。

然而,驻上海日本宪兵队的无线电侦听电台早就注意到了季娜电台的存在。日本宪兵队的电子战专家对她发报的指法特点、出现的时间、使用的波长等等因素也都已熟悉掌握,并做了详细的记录。同时,得到了来自德国最先进的无线电波方位测定的技术和设备的援助,逐个侦破设立在上海租界所有敌方电台的步伐大大加快。一张无形的网,已经在季娜的身后不知不觉地越收越紧。

1942年10月的一个深夜里,季娜迅速地将白天“林克”交给她的两份不长的情报发出。就在她发报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从外面传来了急促而沉重的敲门声。季娜马上意识到,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急忙把密码撕碎扔到马桶中冲掉,把所有通信设备隐藏到衣柜后的壁板中。

门依然被敲得咚咚作响,季娜不得不把房门打开。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闯了进来,一名日本军曹用手枪逼往季娜,其余的人马上在房间的上上下下有经验地搜了起来。没有用多长时间,隐藏在衣柜后面壁板里的电台和天线都被搜查了出来。

季娜被带到了日本宪兵队,审讯马上开始了。

季娜心中明白,关于日本人对于战俘和间谍的残忍手段,她在来中国之前就早有所耳闻。尽管在成都时,来自国内的特派小组的教官曾经教过她在被捕之后应该怎样对付敌人的审讯,但是她仍然幻想,对待一位欧洲妇女可能不会像对待普通的亚洲人那样残酷无情。

一伙很专业的审讯人员把她带进了一间专门的密室,开始对她使用各种刑法。她一次次地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又一次次地被用凉水浇醒。季娜抱定一个信念:“日本人除了无线电台外其他什么证据也没有掌握,看来还不知道我是苏联人。他们想从我这里了解‘林克’甚至雷恰戈夫的情况,如果让他们得逞,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苏联间谍了。”

就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季娜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刑拷打。

每天晚上,日本宪兵在审讯之后就把她投进一间大牢房里。在这里,关押的几乎全都是中国犯人。季娜害怕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国籍,便有意地端着欧洲人的架子,和她们保持着较远距离。尽管这样,这些中国人仍然尽可能地帮助她。她们给她腾出最好的位置,拿出一些多少可以御寒的被褥和衣物给她用,每当她被提审回来的时候,这些中国人把留下来的食物送到她的嘴边,努力说服她尽量地吃上哪怕一点点。

就这样,季娜强撑着硬挺了下来,闯过了日本宪兵严刑拷打这一关。

一天,季娜被传唤到了审讯室,一个懂英语的日本军官试图用软办法劝说她,对她说:“你作为一个欧洲人,这样为中国人工作也太不值得了。”并说,只要同他们合作,会保证季娜不会受到任何的牵连,仍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上海或回国去上学。

但季娜始终坚持自己只是个普通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人和密码。

于是季娜又交回给审讯室。接着,又是一次又一次的昏厥,和一次又一次地被凉水浇醒。

1942年12月20日,在上海的日本军事法庭审理了“英国公民艾伦·蓓薇”的间谍案。季娜被判处了6年的有期徒刑。在法庭上,季娜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当宣读判决书的时候,她被法警勉强扶起虚弱的身体,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两年半以后,日本战败投降,季娜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所有难友一起,从日本人的监狱中被中国军队解救了出来。获释的第三天,她同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同年,她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回国后,她首先去找雷恰戈夫,是他将自己送到了上海,原本她可以做一个地道的空军翻译人员的,或者可以到使馆工作。而现在,她留下了刑讯之后不可消除的身体与心理创伤,她要找这个当年的领导讨一个说法。

然而,战友们告诉她,雷恰戈夫死了,就在三年前的冬天,苏联安全部门传贝利亚的手令,将雷恰戈夫和他的妻子、空军少校玛利雅及其他18名“阴谋集团”成员全部杀害。

季娜找到了雷恰戈夫的墓地,在那里,她放声大哭。

侦听专家陈一白

陈一白比季娜大11岁,与依娜一样,他也是从事情报工作,所不同的,陈一白是专事空中情报的监听收集。

这个做着特殊事情的人出生在常熟北郁家桥一个四面环水富裕的庄园里。青年时期,他考入交通大学上海学校电讯系,毕业后在远东最大的无线电台——上海国际无线电台任工程师,时称全国两个半电讯专家之一。

笕桥航校成立后,陈一白担任了学校的无线电教官,培养了大批防空情报电台通讯员。

1935年秋天,鉴于日军侵略气焰日益嚣张,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下决心建立中国的一线海空情报监视系统,根据密令,布置了以舟山群岛为中心,北起青岛,南至温州湾,绵亘千余公里的10个监视台,为拱卫沪杭之重要战略区域。其后,陈一白担任了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防空情报电台少将总台长,主抓情报侦收。

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国防情报需求叫紧,特别是日寇海空军动态。

陈一白及其所属电讯人员,全力投入,昼夜不舍。淞沪会战,笕桥空军基地上空中日首次空战,中国空军获“8·14”空军大捷,与陈一白提前获悉敌舰队行动有直接关系。

8月14日当天,日寇飞机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兵分两路轰炸我杭州苋桥空军基地与广德机场。温州监视台长阮鹿年于第一时间监视发现,急电杭州友台。18时10分,中国空军第4大队27架驱逐机由周家口飞抵笕桥,陈一白当即无线电急告高志航大队长迎头痛击,高志航立刻以喊话命令正在降落的21中队赶快再次升空,以手势命令即将降落的22、23中队留在空中,自己立刻驾机升空,利用最后一点余油拦截日机,首先击落日机一架。

其后的日机袭击南京、芜湖、洛阳、武汉、南昌、梧州等地,被中苏空军击落击伤数百架,同时,我空军炸毁炸伤敌舰数艘,击伤日海军旗舰“出云”号……无数次对日空战,都是陈一白亲自指挥侦报日军情报,电讯极为精确。

嗣后,淞沪弃守,京杭沦陷,国民政府西迁入蜀,陈一白随空军前敌总司令部退至汉口,出任军事委员会特种技术研究室副主任。

春天,陈一白与同事冉一鹤、钟逢甲、叶宗元等破译日本空军无线通信密码,成为中国空军对敌作战秘密武器,屡与日本空军“空中斗法”,使中国空军驱逐机以少胜多。

武汉会战开始,双方出动多批次飞机空战,对于情报的渴求愈加急迫。陈一白命令军统南京区分台长潘光祥,必须把搜集到的有关气象,日本机场情况、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情报向航空总台报告。由于情报准确,日机每次来袭,于数小时前预为防范,减少了诸多损失。

武汉沦陷后,陈一白转往成都,开始调配人员,补充器材,进行人员培训,以适应长期抗战要求。当时,日寇以武汉为基地,企图西犯。武汉对空台在日伪严密搜索环境下,监视日寇海陆空军整个动态。凡日寇部队调动,辎重运输,舰船行驶,以及飞机之升降去向等等,无不力探迅报。同时,努力搜寻我机出击所需敌后气象,为我空军寻找战机提供依据。

1941年底,英国远东舰队之主力,韦尔斯亲王号及利巴尔斯号两舰游弋时,被日机察觉,日机一面监视,一面调集大队轰炸机将两舰炸沉。此前,陈一白他们提前破译了几份从西贡起飞的日本轰炸机的电报,中方当初就全部吿知英国大使柯尔,柯尔竟然连声说:“不可能。”等到噩耗传来,后悔莫及。经此两事,陈一白震惊了盟军。

凭借着无线电密码破解体系,加上天生的对密码破解的直觉,陈一白让占优势的日本空军闻风丧胆。

1942年6月4日,中途岛海战正式开打。陈一白以国民政府东南亚行动情报组名义,向盟国太平洋舰队发出了情报支持。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要求中途岛海军基地的司令官,按照陈一白提供的方法,以无线电故意向珍珠港发出求救信号,说中途岛上的食水供应站出现了问题。导致整个中途岛面临缺水的危机。不久后,美国海军情报局便截获到一则日军信息,内容果然提到了中途岛出现缺水问题。这样,美国做了充分准备,成功地击退了日本海军对中途环礁的攻击,对山本五十六联合舰队的歼灭性打击,从而得到了太平洋战区的主动权。陈一白不仅仅对中国抗日战争立下巨大功勋,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立下了功劳。

因为陈一白的出色表现,他的个人处境渐趋恶劣。日军多个情报机构欲捕杀他,尤其是上海的木村组,在数年的追踪中,使陈一白乃至家庭身处险境。不久,夫人及子女蒙难。即使如此,陈一白却从未有过一天消极低迷。

抗战期间,陈一白深明民族大义,国共合作,曾向中共新四军陈毅部传递日军情报,由新四军地下党特派员何洛亲自取情报,直报新四军陈毅军长。

1948年冬季,由于下属组织叛乱,保密局怀疑是否陈一白策动通共,陈一白被毛人凤关押一个多月,释放后,他看透政治,决心退隐,辞去一切职务,只打算留在上海研究学问,为国家培养无线电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发出邀请,说新中国是个光明的社会,请他北上参加新政府,负责组建中央邮电部,任邮电部部长。

其后,蒋介石派杭州警察学校无线电训练班的学生来上海,因为陈一白不知道来人目的,就没有报告。后被审查。在狱中受严刑逼供,要他承认投靠蒋介石,陈一白秉性刚强、宁死不屈,也没有把中央人民政府请他当新政府成员的事情告诉他们,只承认我抗日无罪、我无愧于国家和民族。

1952年11月20日,陈一白含冤被枪杀,家人被勒令不得前往收尸,夫人沈珍冒死去拿回一件血衣。将军衣冠葬于苏州 。1958年反右期间,沈珍被劳动教养3年。长子陈亚屏精神失常,后来亦含恨死去。

机场内外的魅影

后来成了空军上将的波雷宁是第一批来到中国的。那天刚好是1938的元旦,他带领轰炸机大队进驻了汉口机场。

武汉潮湿而阴冷,空中不时地飞过中国的警戒飞机,机场跑道一侧湿地里,已经有些干枯的芦苇,在飞机发动机的吹刮下,向一边不情愿似的歪倒着。

担任蒋介石首席军事顾问的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德拉特维英和空军总顾问巴维尔·费多洛维奇·日加列夫到机场迎接了他们。

随后,几辆卡车将他们拉到了市里,飞行员们住进了汉口沿江大道的原日本领事馆俱乐部。这里不久前还是日本人娱乐场所,大楼里房间很多,舒适且华丽,住处受到了警卫。

一切安顿妥当后,德拉特维英把波雷宁他们几个人招呼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关上门,悄悄对他们说:“告诉飞行员们,不要到饭店和其他寻欢作乐的地方去,城里现在不少日本间谍正在活动。今天刚刚得到的消息,有200多位年轻妇女,大多是白俄的女儿,刚刚用船运来了。你们自己应该明白,在这个时候,派她们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波雷宁他们在国内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要求他们防间反特。没有想到,刚刚住下,还没有喘过气来,被雇佣的间谍们就找上门来了,来得好快呀!

果然,后来他们发现,这里的住处附近就有很多的白俄女子在四处游荡,寻找接近援华志愿队飞行员的机会,借机套取情报。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有一批俄罗斯贵族及红色政权的反对派被迫来到中国东北与上海,这些人大部分生活潦倒,无以为生,有的便充当了日本人的间谍。

由于经过了培训,飞行员们清楚,除了飞行,作战,最要紧的还是保密。

当时,除了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由于飞机的来源的复杂性,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一些飞行员与飞机也在中国上空飞行,这些国家的飞行员大部分也是志愿者,但这些志愿者多数是个人行为,并且领取一定的报酬。

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里,各种人员混迹于角落里,从事着一些地下的交易,捞取情报及各种利益。从一开始,航空志愿队就被警告,要注意间谍。

一次,齐姆良斯基和同伴进城,在汉口中心区的街道上,一位30岁左右的俄国妇女,长着一头美丽的金发,褐色的头发优雅地梳在高傲的头上,浅色的连衣裙紧紧地裹住丰腴的身体。见了飞行员们,她走近来,向他们搭腔:

“年轻人,请借个火。”

烟点了许久,点着了烟,她却不肯离开,用她那双蓝眼睛里迷人的目光打量着志愿战士们。

“您晚上有事吗?”

因为有过专门的教育,齐姆良斯基他们当然知道这个有魅力的女人为什么如此热心和客气,他们拒绝了这个无来由的邀请。

是的,他们很年轻,他们需要女人,但他们更需要祖国和亲人,需要荣誉。

齐姆良斯基还记得,当时许多飞行员反映,飞行中感到身体不舒服,头痛、恶心、吞咽困难。

医生托落波维奇和大家多方分析,认为有可能是氧气被污染了。于是齐姆良斯基和中国的一名工程师被派去检查器材仓库。

仓库主任领他们到了仓库,门被打开了,只见满地的氧气瓶乱七八糟堆在一起,有空的,也有加过气的,没有人去整理和登记。

“请让我们看看充气站。”齐姆良斯基说。

“我们没有充气站,氧气是从别的地方搞来的。”仓库主任回答。

氧气站是私人开的,在什么地方?谁是站长?仓库主任一概不知。于是大家明白了,这里面一定有日本间谍在捣鬼。

氧气中毒使得一些同志无辜牺牲,包括射击士库列申·彼得。据琴科说,他的机组是在轰炸后返回机场时,觉得眼前的仪表板开始漂浮起来,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他飞过了长江,几乎到了海洋。直到燃料用尽,发动机停止转动,飞机下降到3000米时才清醒过来。飞回基地已不可能,只有吃力地寻找可以着陆的空地。结果飞机重重地撞在石头上。射击士库列申·彼得从座舱里被抛出去20多米,当场死亡。领航员列别捷夫摔断了两条腿,在自己负伤的情况下用尽力气帮助机长从座舱里爬了出来。在福州医院里恢复了健康以后,潘琴科与別列捷夫才回到成都。

事情很快查清楚了,果然是有人捣鬼。证据确凿之后,那个可恶的日本间谍被砍了头,充气站也由专门的人员来实施控制。此后供应的氧气再也没有发生问题。

这件事告诉了飞行员们,防奸反特随时存在,必须每时每刻提高警惕。

在南昌的战斗中,年轻的飞行员库窦莫夫的飞机被敌人击中,迫降后受伤,被救后送至医院治疗。正在这时,指挥部下达了轰炸台湾的指令。这次的对敌人后方大型基地的空袭是雷恰戈夫和留托夫想出的主意和制定的计划,中国最高指挥部只是通知了一些总的情况,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司令部里无孔不入的日本间谍。

躺在医院里的库窦莫夫伤口恢复得很慢,差不多躺了有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有一些当地的白俄“好心人”经常到病房里来照看他,这些人库窦莫夫先前都不认识。

让库窦莫夫不解的是,这些好心人特别执着,常常地要陪伴他许久,要想让他开心,使他感动。但库窦莫夫被打过预防针,知道这些“公爵夫人”“伯爵夫人”的关心与同情其实是另有目的的,所以他并不感兴趣,也不施以谢意。

其中有一位小姐长得很漂亮,似乎特别执着,坐在他的床前一待就是很长时间,故意地找一些话题,引起库窦莫夫的注意和同情。有时候,库窦莫夫到院子里散步,以锻炼负伤的腿,她也跟在后面,悄悄地在一边帮忙照顾。

漂亮的白俄小姐告诉库窦莫夫,她的父母亲虽然杀死过红军的人,但她和她的朋友都是俄罗斯爱国主义者。

“难道你是害怕‘格普’(1922年成立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不敢同我说话吗?”她有些绝望地说,“不错,我的父亲和兄弟杀死过你们的人,但我是真正的俄罗斯爱国者。”

“你们是什么样的爱国者?”库窦莫夫忍不住了,“你们杀了谁还是没杀了谁,我们不谈这个,我不想伤你的心。”

“您是俄罗斯人吗?要知道在这儿大家都知道您。”姑娘一直在追问。

“那你干吗还问?但我不是俄罗斯人,我是彼尔米亚克人,还有什么?”

“彼尔米亚克人?这是哪儿的土著民族?”

库窦莫夫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这位贵族出身的小姐,以致她避开了他的目光。

“请原谅,我不想使您生气,我们……您看……这怎么说呢?”小姐说。

“对不起,您不知道,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民族,是吗?俄罗斯爱国者小姐!”库窦莫夫反问道。

终于,库窦莫夫下了逐客令,他没有再给这位小姐机会,他说,我们的人要来了,您可以离开了。

从小时候,从少先队员开始,库窦莫夫就有当飞行员的理想。但与这个理想相伴随的,就是钉在那个出身无职无权的民族身上的屈辱。

“这个民族怎么能成?”这句话一直刺激着库窦莫夫,让他倔强地奋斗着。而今天,这位贵族小姐竟然也是如此,竟然不知道还有我们这样一个不知名的少数民族。

没有机会证明这个前俄罗斯贵族的小姐是不是间谍,但是库窦莫夫按照政委的交代,严格保守了秘密,这使得对台湾的轰炸能够得以顺利进行。

飞行员科兹洛夫也遇到了这样的“艳遇”。那是一次轰炸长江中的日本军舰之后,南昌的励志社举行晚会。晚会上与科兹洛夫邻座的是一位穿着时髦的年轻的中国女子,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白俄在寻找不到机会的情况下,有时会找一些懂外语的中国女子接近飞行员,套取情报。

C·B·斯留沙列夫回忆,一段时间里,每当日机开始空袭时,就有人经常在目标附近的民房纵火或者点燃篝火,用手电筒照射等方法来指示目标。1938年10月8日夜间,衡阳机场突然遭到袭击。敌机到来时,一座军用仓库被点燃,纵火是在空袭警报响起时进行的。大火从夜里23点一直烧到第2天的凌晨3点,这期间,所有的日本轰炸机都可以很容易地瞄准目标进行轰炸。

日本人的间谍使用了无线电通讯,在机场附近,有无线电台在工作,引导日本轰炸机找到目标。

苏联飞机从汉口转到衡阳时刚好是秋天,机场还在整修。飞行员宿舍里有一个干杂活的中国人,外号叫“沙开”,身上总是有股酒味,个子不高,鼻子向上翘起,眼角下歪,眼珠不断东张西望。他对谁都点头哈腰,很多人拿他取笑开心,但“沙开”从不在意,漠然置之,照样该干什么干什么。他整天从早到晚打扫院子、冲洗厕所、洗涮餐具。冬天把火盆送到每间房。他可以随时出现在飞行员面前,但谁也没有注意过他。

有一天夜里,月亮特别亮,警报响起来,飞行员都出了城。事先特别布置好一架飞机对机场周围进行侦察。结果发现机场上有一个地方有灯光。随即向那个地方打曳光弹,派出武装士兵搜寻。结果当场抓住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沙开”。他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大间谍。

飞行员们的生命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查哈罗夫和布拉戈维申斯基两位大队长在驾驶缴获的日机回国的时候,都遇到了破坏活动。飞机的油箱里被撒上糖,飞行中油路堵塞,不得已只好迫降,飞机不能用了,飞行员也受了伤。

1939年2月,南昌空战正急,一次,大队长葛里高利·涅菲多维奇·查哈罗夫驾驶伊-15与敌人在空中展开激战,中国飞行员董明德驾驶伊-16飞机在他们的编队里。激战中,燃料和弹药即将用完,他们要退出战斗。这时,一架“96”式敌机急遽地向地面飞去,查哈罗夫与董明德立即追击,迫使日机在地上降落。当他们落地走向日机的时候,听到了枪声,接着座舱里冒出了烟。走近前一看,日本的飞行员已经自尽,并烧毁了文件。但他留下了一本没有来得及烧掉的日记。在日记里,他记载了空战情况、损失以及不足。原来这是一个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大队长,这些留下来的资料都很珍贵。

缴获的日机很快修好了,查哈罗夫亲自驾驶这架敌机,以试验它的技术性能及战术特点。飞机是金属结构的,轮子很低,发动机马力不大,但工作很正常。座舱很小,并且狭窄。

查哈罗夫将情况报告了上级,很快就接到了要他驾驶缴获的飞机回苏联的命令。为保守秘密,避开那些好奇的人,黄昏时分查哈罗夫才从南昌飞到汉口。当时,对这架日本飞机的转场飞行是绝对保密的,苏联志愿队这边只有日加列夫一个人知道。但是令查哈罗夫非常吃惊的是,当飞机在汉口机场刚刚落地,一大群记者、武官、外交官立即围了上来,向他提出了包括日机性能的各种问题,还不断地用照相机嚓嚓地拍照。

好不容易费力地将这些人搪塞了过去。第二天清晨,查哈罗夫到了机场后,发现那架缴获的日本飞机在夜里不知被什么人打开过,连查哈罗夫的私人东西也不翼而飞。有人说,看守飞机的士兵是一名间谍。

开始往苏联飞了,从汉口到西安很顺利,发动机工作也很正常,在机场查哈罗夫亲自看着加了油,然后从西安起飞到兰州。快到兰州时,他缴获的飞机的发动机突然颤抖起来,接着螺旋桨便停止了转动。幸好查哈罗夫没有慌张,他找了一块河边相对平坦的地方,降落了下去。由于地面的剧烈颠簸,他折断了左手和左脚,飞机的起落架也断了。这位曾经击落过6架敌机的优秀飞行员没有牺牲在空战中,差一点死于事故。

事后查明,有人在油料里加了糖。为的是防止苏联人将缴获的日本“96”式战机运回去研究。

王先金先生的《抗日风云》,记载了19世纪30年代的一桩往事。即破获一起针对中苏飞机和飞行员的破坏活动。

武汉空战发生时,外国航空志愿队的飞机总是坠毁。这件事引起了中苏双方的重视。

1938年夏,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电邀陆立之到武汉,协助他搞军事情报交换工作。其任务是:专门负责代军委会办公厅与苏联驻华大使武官舒科夫情报交换,同时监察武汉外籍人员动态。贺耀祖原在南京政府主持参谋本部工作,抗战初期出任赴苏特使,后转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保卫战中,他们所从事的军事情报工作发挥了作用。有关情报交换的重点,当时主要是侦查外国空军志愿队的人员来历及言行动态。因为此前,空战第4队多次出现事故,已有十余战斗机被损毁。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指令空军部长毛邦初彻查此事,但一直未能破案。毛邦初商请苏联空军志愿队接手调查,因此才有了试办中苏情报交换的事情。

其时,在武汉驻扎的除了苏联航空志愿队以外,另有空战第4队,这支队伍由多国外籍志愿人员组成,基本上只参加空军训练和防御战以及防空地勤工作。

但事故就出在第4队里,这里的飞行员是雇佣兵,成分复杂,国籍不明,因此,开始几个月里,在非战斗中就已损毁了十几架新旧战斗机。

第4队在试飞时,某国志愿飞行员每飞行一小时酬金1000元美金。如果有故障,飞行员跳伞无恙,飞机坠毁,飞行员可以不负责,而酬金照领。

其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飞机曾毁坏十余次,但试飞员从未伤亡,这个问题引起了军委会的注意。

在武汉的原租界区的一条街上,外国空军志愿兵经常光顾这里。情报人员秘密进行了跟踪彻查,发现了不少空战第4队的人员泡在酒吧屋里,特别是三教街的俄式建筑“巴公房子”和一些赌场妓院,这批外籍雇佣兵在其中有特殊交易。有一个武汉舞星朱茉莉和重庆大学教授叶某的夫人,她们是领班的黑帮人物。这两个女人的交易,除肉体之外就是飞机!

侦查人员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获得了教授夫人的日记。其中有句:“我又看到一股浓浓的黑烟栽下去了,这是NO14。如J跳伞安全,我又增添了一个0……”根据这证物,侦查员暗捕了她。她又供出朱茉莉,朱茉莉坦然交代了与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武官伊索的热恋,是伊索出资收买空4队志愿人员,破坏中国空军设备。她们布置舞女妓女勾引他们,有机会就谈买卖,她与教授夫人拿回扣。原计划要设法进入苏联志愿空军队,但打不进去,没有成功。

案件终于侦破,无国籍和持假护照者被驱逐出境,其他地勤人员解散了。两个女间谍交由公安部门囚禁,航委会宋美龄奖励了参与破案的人员。

马俊杰在《日本新华侨报》叙述了这样一件事,1938年8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坐镇重庆,筹划正面战场的抗战事宜。一时间,日机频频飞临重庆上空,实施狂轰滥炸。可令人费解的是,密布在重庆四周的国民党高炮部队,每当日机飞临,均以猛烈的炮火反击,可很少有敌机被击落。

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也发现了一个异常现象,日军与重庆当地的一些隐蔽电台通讯频繁,所用密码十分奇特,难以破译。蒋介石下令求助于美国情报部门,解决这一难题。

国民政府聘请赫伯特·亚德利协助侦破重庆的日本间谍案。亚德利到重庆后,夜以继日地跟踪、研究日本的密码通讯,终于发现了一个绰号为“独臂大盗”的日本间谍的行踪,亚德利断定此人与日军轰炸重庆有直接关系,但此人具体情况不明,特别是他与日本情报机构的来往电文因密码怪异,无法破译。

在此后的工作中,亚德利根据其通讯密码字母、数位元等排列的规则,发现这种密码是书籍密码,底本是一部英文长篇小说,要破译此密码,必须尽快弄清“独臂大盗”的情况,找到这本英文小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国民党情报人员终于搞清了“独臂大盗”的身份。原来,此人是国民党川军高炮部队的一名军官,出身土匪,会说流利的英语,他经不住日本特务的拉拢,勾结蒋介石的德国顾问赫尔·韦纳形成一个间谍网,大肆搜集重庆方面的情报,不但为日军指示轰炸目标,而且还将重庆高射炮最高射距 12000英尺的重要信息用密码电台告知日本特务机关,致使日机进入重庆上空后,均在12000英尺以上飞行,避开中国高炮部队的打击,疯狂投掷炸弹,来去自由。

亚德利决定亲自出马拜会“独臂大盗”。他先找到在中国的朋友徐贞小姐,因为她是“独臂大盗”的女朋友,向她申明大义,讲清此案的重要性,然后与徐贞一起亲见“独臂大盗”。徐贞是一个具有爱国热情的女子,她不避危险,决然应允。她和亚德利来到“独臂大盗”家中,终于在其书房中发现了那本充当密码底本的英文小说———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大地》。

很快,随着“独臂大盗”的落网,潜伏在重庆的日本间谍网遭到致命打击。此后,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付出了沉重代价。破获这样微妙的无线电通讯密码,这在国际特工史上是不多见的,亚德利功不可没,蒋介石亲自召见他以示嘉勉。徐贞也在破获此案中立下汗马功劳。为了摆脱日伪特务机关的跟踪,徐贞决定前往香港。可是,在她渡过嘉陵江前往机场时,日伪特务制造了她所乘的舢板的翻沉事故,她被淹没在滔滔江水中。

第十八章:跨越国界的情谊

波雷宁机组被救助

对南京的轰炸无疑是成功的,带队的波雷宁从飞机上望下去,黎明前的机场上一片火海。他向机械师伸出了大拇指,脸上露出了笑意。

正当要返航时,日本人部署在地面的炮火开始射击,飞机周围出现了团团火球,像是炸裂的礼花。突然,飞机抖动了几下,接着,一个发动机停止了转动,冷却系统的温度在上升。立时,耳机里传来机械师的声音:“大尉同志,左侧发动机中弹,冷却水漏光,散热器失效。”

“明白。命令机队,全队跟上普洛科菲耶夫,由他接替我们带队。现在我们离队。”波雷宁下达了命令。

时间标注为1938年1月,此时,第一批援华航空志愿队轰炸机大队来华时间刚刚一个多月。

飞机的速度和高度降了下来,波雷宁关掉了有故障的发动机,飞机依靠剩下的一个发动机缓缓向前飞去。

要飞回汉口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是选一个有利的地形进行迫降。

“大家准备好,我们要落了!”波雷宁沉着地低声吼道,咬紧的牙关使脸上的肌肉有些突出。

从舷窗望出去,前面是一个大堤,旁边是一片被草覆盖的沼泽地,漫漫渺渺向前展延开去。

于有些阴暗的混沌中,飞机像一只受伤的大鸟,对着那片湿地摇晃着落了下去。

伴着轰鸣声,一阵剧烈的颠簸,机上的人们被抛起又落下,之后,飞机停了下来,陷到了泥水之中。

所幸飞机是完好无损的,人员也都安全。

机组下了飞机,陷入没膝的泥浆里。正是冬季,寒冷立刻沁遍了他们的全身。

周围一片寂静,没有一个人,一片片的芦苇丛在风的吹拂下发出阵阵啸叫声。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是敌占区,还是自己的地方?

站在泥水里,全体机组人员看着这片陌生的沼泽地,忧心忡忡。

这时,芦苇丛里闪出一个人影,倏忽又消失了。继而又出来一个人,站在那里张望着。

波雷宁向他打了个手势,请他过来。那个人小心翼翼地到了跟前,接着出来了很多人,穿得有些破烂,大都是周围的老百姓。

这些人都在观望,什么话也不说,看上去怀着防备之心。

“日本?有,没有?”波雷宁他们用生硬的中国话问。

那些人摇了摇头:“没有。”

波雷宁用手比画着,做出打电话的样子,说,我要接汉口。

那些人摇摇头,同汉口联系不上。

波雷宁走到一位老者身边,给他指了指缝在制服上的布条,布条上用中文写着:“来华作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的字样。这是国民政府空军前敌总指挥部统一制作的小布条,志愿队每一个人都会发给一个。这个布条最大的作用是飞行员被击落后,可以被首先发现的老百姓妥善隐藏,再由游击队送往大后方。此外,也为了避免出现误伤。刚开始参战的时候,也的确曾经发生过一些误会,苏军志愿航空队的飞机受伤迫降后,当地的农民并不知道落在他们土地上的洋人是在帮助中国打日本,曾经把他们当成了鬼子,甚至用携带的棍子、锄头打过他们。因为他们遭受过日本人的轰炸,自己的亲人或许已经死于日寇之手,那种愤恨程度可想而知。

老人将布条端量一会,又给了大家,众人传看了一下,于是相视笑了。

“苏联人,是苏联人。”他们舒了一口气,表情轻松了许多。

由于语言不通,机组人员就通过画图指导,村民们找来绳子、圆木和门板,将木头垫到机身下面,把飞机抬高,然后将绳子拴到起落架下。

“现在行了!”

“来!大家使劲!”人们相互鼓励着,站成一排队伍,拽住绳子,一边喊着口号,一边使出浑身力气,将重达7吨的飞机从沼泽地里拖了出来。慢慢地,这个庞然大物向前挪动了。

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们肩扛手拽,硬是用人力把飞机移到江边,然后打起桥板,小心翼翼地将飞机梛到了一条旧驳船的甲板上。有风,船在江里晃动着,村民们又用铁丝将起落架固定住,防止滑到江里。

不一会,来了一艘小艇,“噗噗”冒着烟气开到驳船前。船长叼着烟袋,向波雷宁他们微笑着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架飞机,看来他是第一次运送这样特殊的货物。

“上汉口?”他问。

“是的,汉口。”

船长跳上驳船的甲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在上面写了些啥,要波雷宁签字。波雷宁写好,船长仔细地把纸对折起来,放到上衣口袋里,并扣上了扣子。然后,他用手抓住栏杆,敏捷地顺着舷梯回到了小艇。

飞行员们要跟着小艇去汉口,但那些送他们来的老百姓无论如何也不肯,说,路上很远,要很长时间。

“吃饭,该吃饭了。”他们做着吃饭的动作,热情地对波雷宁他们说。

随后,他们一行人坐了一艘小舢板,用桨划着向对面岸边荡去。常年在空中飞行,偶或乘一下这样的小船,倒是别有意趣。

渐渐,小船靠了岸。看得出,那里是一座城市。

“那是芜湖。”带路的人指着岸边的城市告诉飞行员们。

这也是波雷宁他们第一次到芜湖,如果没有这次迫降,恐怕还到不了芜湖。

离岸边不远有一个小饭店,一行人进了饭店。屋内散发出阵阵饭菜香味,有一段时间没吃东西了,波雷宁他们肚子确实也有些饿了。饭馆的主人长得胖胖的,头上留着长辫子,见客人到了,很有礼貌地鞠着躬,将他们让到了里屋。

接着,上了一道道的菜,有蒸肉、花生米和各种陌生的蔬菜。波雷宁他们美美地饱尝了一顿芜湖饭菜。

“这下子,我们从地狱到了天堂了。”波利斯.巴格列佐夫边吃着,边和大家开起玩笑。

吃饱了饭,人们将他们带到了附近一座房子里,打开房间的门,然后侧着脑袋把两掌合起来放到耳边,做了个睡觉的动作,让大家休息。

经过了一天的劳累,吃饱了饭,飞行员们都有些困了。大家脱了飞行服和皮靴,躺到了床上。

正想睡觉的时候,突然,外面传来喧哗声、敲鼓声,然后好像响起低沉的枪声。大家连忙跳了起来,掏出手枪,打开窗帘,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见街上很多人手里拿着灯笼,点着火把,一边敲鼓,一边放着爆竹。原来,是老百姓在过节。

“嘿,见鬼,吓了我一跳。”机械师库怕奇诺夫做了个鬼脸,吐了一下舌头。

重新躺下后,大家反倒睡不着了。很快,窗外显出亮色。

又过了一会。陪同他们前来的人送来了刚出锅的烧饼和茶,并牵来了三头毛驴。笑着说:“吃早饭了,吃完早饭赶路。”

“这,干什么?”波雷宁指着那些温顺的毛驴,不解地问。

那人又笑了,拿了根竹竿,骑到了上边,然后指着毛驴。

波雷宁他们明白了,这是要让他们骑毛驴呢。

巴格列佐夫大笑起来,说:“我要是骑上这头毛驴,会把它压坏的。”说完,晃了晃他宽大的肩膀,挺了挺高高的个子。

是的,波雷宁他们都是些大个子,那些小毛驴驮不动他们。况且,他们也不想一路上让那些不能够说话的牲口遭罪。

他们五个人顺利地回到了汉口,三天三夜里,基地得不到他们的任何信息,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甚至以为他们牺牲了,没料到竟然都安全地返回,所以,大家都很高兴。

不久,飞机也被送了回来。

波雷宁后来回忆那一次经历,感到十分温馨。确实,长江边那里虽然不是苏联的家,也不是机场的军营。但这里很舒心,很温暖。尽管不能用语言交流,但一样能够沟通。中国老百姓的善良,淳朴,热情,友好,使他们这些异乡人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

许多年过去了,想起了那一会,波雷宁的心头便会涌上一种甜甜的感觉。那天夜里,脱了衣服,躺到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和江水的流淌声,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袭上心头。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回国后,波雷宁参加了卫国战争,担任了布良斯克战区空军师师长、驻波兰军队空军司令等一系列领导职务。并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国百姓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王常福第一次见到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组长阿·伊·普希金中将时是1985年,在苏中友协举行的北伐战争60周年招待会上。

在他的记忆里:“那时老英雄刚满七旬,身体结实。高高的个子,仍不失年轻时的风度。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充满着热情和智慧。他面带微笑,亲切地接待每位到会嘉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普希金经常对人说:“他援助了中国,中国军民也救了他的性命。”

作为苏联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的组长,退役后的普希金中将努力地工作着,为两国老战士们的友谊搭桥牵线。早在1985年春天,他就陪同布拉戈维申斯基来华访问,做恢复友好关系的“报春之燕”。1992年,他们接待了以邢海帆为团长的北京航空联谊会代表团。第二年,他们又陪同苏联空军元帅斯科莫洛霍夫夫妇来华访问,正式开始了两国老战士的友好往来。那一年王常福离职回国前,普希金抱病接见了他,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努力发展老战士们的传统友谊!

1995年,尽管普希金已病入膏肓,仍然在女儿的搀扶下奇迹般地来到南京,参加了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和“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落成仪式。

同样是苏联英雄、功勋飞行员的普希金,与波雷宁一样,对那一次脱险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一年,年轻的他来到了中国。参战不久,就遇到了一次险情。多年后,他仍然记得,他的飞机被击伤迫降后,中国的老百姓对他们的无比热爱和周到照顾:

……这是1938年7月的事,我被赫留金喊去(赫留金是援华空军轰炸机大队的大队长)。他说:“明天你带一批飞机去执行任务,有4个中国机组人员同你们一起去,具体情况起飞前会告诉您的。”

早晨,我们再一次出动去轰炸敌人,带队的是赫留金,回来后我立刻就接到了昨天所谈的任务。

领受任务后,我同领航员、射击士一起去找中国机组人员,告诉他们,一起执行轰炸任务,袭击敌人的机场。

轰炸机轰鸣着发动,我开始滑行。到了跑道的另一端,中国飞机所在的地方。在跑道中间停好了飞机,见只有一架飞机跟在后面,其他的没有踪影。计划的5架飞机只剩下了两架。

我问领航员:“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他回答,“看来只有由两架飞机去执行任务了。”

“好,”我同意了,“我们两架走吧。”

就这样,我们决定了。我看见僚机始终坚定地跟着我。据情报得知,在安庆郊区的机场停着一些日本的“96”式和“95”式战斗机,有可能要与他们遭遇。

天气非常好,空中偶尔飘过一丝云朵。

“柯思嘉,对准目标飞。”我对领航员说。

“上升90度”。他告诉我。

我调转航向开始爬高,从5000米高空向目标飞去,以免遭到飞行高度较低的“95”式战斗机的袭击。

到了预定高度以后,我看见了远处的城市、机场和港口,继续向预定的目标飞去,我的僚机没有落后,我很满意。

领航员把仪表盘校准了目标,几次发出转弯的命令,飞机终于准确地对准机场。我心里不由在喊:“我的领航员!目标对得多么准确!”

“看见了下面的战斗机。”

“加强监视,随时报告。”我命令他继续飞行,决定升高以摆脱敌人可能的攻击,考虑到两架飞机上每架只有500公斤炸弹,轰炸机场不会产生多大效果,此外,机场上的战斗机对我的轰炸机也是极大的威胁。于是,飞机高度升至6000米,以甩开敌机。

马上,领航员发现港口里停泊的军舰,飞机修正航向,对准了港湾。

炸弹舱门打开,炸弹投了下去。接着,根据信号,僚机也投下了炸弹。

任务完成,飞机开始返航。这时,射击士说:“两队敌机,每对3到4架,向我绕过来攻击。”

“监视他们,准备开火!”我回答。

这时,已经明显地感到氧气不够了,呼吸变得困难。飞机开始下降高度。

高度到了5000米的时候,感觉要好一些。

“4架,一共4架。开火。我来打退敌人。”突然,射击士喊了起来。接着,轰炸机身上好像响起了爆炒豆子般的声音。很快,有一个发动机停止了工作。

我明白,我们遭到了敌战斗机的攻击。“领航员,我们被击中了。用一个马达飞行,找一块云彩躲进去。”我下达了命令。

敌人还想进攻,但我们已经到了云彩里。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另一个发动机转得也不那么有力了,看来是发动机过热,经受不住。观察了一下空中,敌机不见了踪影。看了一下地面,飞机下面是山。很明显,汉口是回不去了,我决定飞到南昌。又过了一会,我在想如果连南昌也飞不到,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在山区选择一个稍微能用的场地着陆。

这时,发动机喘息得愈加厉害起来。忽然,我发现前方一片台地上有一块稻田。就是这里了。我命令:“准备好,用机身着陆。”

飞机侧着身子转了过来,射击士紧紧地抓住了旋转机枪架。已经熄了火的飞机对准了稻田,刚刚拉平落了下来。只听“啪”的一声,掉在了水里。然后一阵颠簸,飞机在泥水中擦了一下,停了下来。

“怎么样,姓鸟的一家子都还活着吧?”我想竭力给大家一点鼓励,故意问道。

“燕子活着。”领航员回答。“肋骨挤了一下。”

“鹰活着,只是头撞破了。”射击士回答。“我是从舱里爬出来的。”

“很好,准备好武器和护身符。”我下令。

我打开座舱盖,伸手去拿飞行服里口袋里的“身份证”,并没有掏手枪。突然,那些原本向我们跑来的村民刹那间不见了踪影。但是,当我们举起了那张“护身符”后,他们又小心翼翼地向稻田边走了过来。我看了一眼射击士与领航员,他们也举起了“护身符”。围着飞机的有几个军人,他们向我们走过来,读了“护身符”,对其他人说了些什么。那些围观的村民顿时活跃了起来,走上飞机帮助我们,拿出了降落伞,用手势告诉我们,跟他们走。当我们走到村子时,村里有人放起了自制的烟花,那时当地的老百姓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欢迎我们。

我们被安置在村长家里过夜。大清早醒来时,听见街上有人在大声讲话,看来好像聚集了很多人。我们到门外一看,发现一群人站在那里,旁边有三顶轿子。原来,村民们要用轿子将我们抬到城里去。

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对村民说,我们只是受了点轻伤,自己能走路。但村民们不干。最后达成协议:飞机由村里看管,由村民用担架抬着他们的机枪和降落伞。吃完早饭,我们就上路了,走了15里路,来到了一个小镇上,碰上了在那里休息的骑兵队伍。骑兵连长知道了我们的情况,让我们骑上他们的马,驮着武器送到县里。

县里正在召开一个大会,见到我们,大会中止,群众开始拥簇着我们游行,排成长长的队伍,一边走,一边高喊口号。在县里,我们又受到了县长的欢迎和款待。

后来,我们走得很顺利,先是坐了一段卡车,然后是公共汽车。一路上我们看到大批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他们一边走,一边挑着自己全部的家当。就这样,我们到了长沙。

我们是乘火车到的武汉。车站上仍然是那种处于战争时期的典型场面:旅客潮水般涌来,警察不得不使用武器来维持秩序。

回到基地后,我们才知道。我们中国飞行员的僚机回到机场后,说我们遭到了7架敌战斗机的攻击,3架“96”式,4架“95”式。他们看见我们的飞机遭到下面敌机的进攻,飞机里冒出了白烟,他们认为我们被击中了,决定躲入云中。后来就没有看见我们。回来之后,他们说我们牺牲了。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但的确我们没有回来。只是过了两天之后,指挥部才知道,我们还活着。

……

能安全地死里逃生,是一件幸运的事,当他们回到汉口,战友们个个兴高采烈,原以为都牺牲了的人,没想到这么安全健康地回来了。

普希金1915年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工人家庭里。他从小就热爱航空事业,梦想长大后当飞行员在蓝天飞翔。1933年他考入优罗希洛夫格勒空军学校,先学开侦察机,第二年学习驾驶CG-2中程轰炸机。1935年开始在空军部队服役。

1938年初,普希金未满23岁,且新婚不久,就和战友们一起主动报名来华助战。选拔官问他为什么报名时,他说他热爱中国,他要帮助中国人民赶走日本侵略者。当听说自己被选上后,他高兴地跳起来。不久,就在大队长赫留金率领下,他们一行乘坐重型轰炸机改装的运输机,经阿拉木图、兰州,辗转数日来到武汉,驻扎在汉口机场。

然而,一到中国,等待着他的就是残酷激烈的战斗生活。第一仗,他的好朋友诺拉·维利古罗夫就牺牲了。普希金感到非常悲伤,因为他们是好朋友,是邻居,同住一座楼,一个单元,而且普希金和他的新婚妻子也都是好朋友。普希金没有被战火吓倒,而是化悲痛为力量,英勇作战,为战友报仇。担任中队长后,他多次驾驶轰炸机将无数炸弹准确地投到日军阵地、机场或舰船上,多次受到嘉奖。有时为了作战需要,他单机飞往敌后侦查。尽管这时危险性更大,每次他都能凭借其智慧和高超的飞行本领,圆满地完成任务。

当年援华空军志愿军队实行轮战制度,因此,普希金于1938年秋季奉调回国。

想起在中国的那段往事,普希金很激动,他说,中国的老百姓非常的友好,当时,不管他滑翔着陆时糟蹋了多少庄稼,有时甚至破坏过民房及村寨建筑,村民们不但没有产生异议,相反,如同亲人般乐于帮助,这类事情使他感动万分。战后他多次说过:“中国村民给予了我第二次生命,是他们帮助我在数日内回到了大队的基地。”

普希金回忆:那时候,由于诸多因素特别是政治性的原因,我们是严令不可投降被俘的,甚至是自尽,遗体也是不可被日寇缴获的,所以日本海军和空军那么怕我们,因为我们早在1937年就“神风”化了。这就是为何1937至1941年抗战初期年间,苏联援华志愿空军阵亡人员数量之多的原因,日本人千方百计地绞尽脑汁要得到一具援华飞行员的遗体,但很遗憾。他们没有得逞。

回国后,普希金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一直打到了柏林。他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并因战功卓著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和列宁勋章。他还是“苏联功勋飞行员”。

1975年,普希金退役。退役后的他依然对自身要求严格,几乎到了苛刻地步。他从没滥用过专车,每当重大节日,他总是步行参加活动。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举办国宾级活动,空军派了专车送行。可是年逾八旬的他,非但没用专车,还戴着沉重的奖章,瘸着腿(3次山地迫降给他留下了终生残疾),步行了至少5公里来到活动现场。

每当红领巾们要将军爷爷讲述他那浪漫战火青春时,老人家的回答总是:孩子们,记住!战争是人类发明的最为丑陋,野蛮,无人性的东西。它只会跟浪漫成反义词!记住,护卫国家安全及其利益,是国民的本职,你们要随时随地做好这一准备。所以要酷爱和平,珍惜和平。

普希金担任了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组长后,为发展两国老战士们的友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曾经接待过普希金的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温广成回忆说,1993年8月,普希金回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南京,在紫金山下的苏联航空烈士墓前久久伫立。

在南京期间,他们去了中山陵,在孙中山纪念馆里,客人们提别注视一张“国友人师”的大照片。那是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时,突然传来列宁逝世的噩耗,孙中山当即建议大会休会三天,表示哀悼。在悼念大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盛赞列宁的伟大,那张照片就是当时纪念列宁逝世的情景。

普希金中将问陪同的温广成:“中国正在改革开放,人们交往中称‘先生’还是‘同志’?”温广成回答:“这要看交往的人以及场合。”普希金说:“我觉得称‘先生’不习惯,还是称‘同志’亲切。”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普希金受邀再次来到中国。那一次他回到南京,80岁的老将军脱下革履,步入长江,站立了许久,他说:“我22岁刚到南京时,曾多次在驾驶舱里看到过长江,那时绝不允许我们低飞俯冲,今天我总算到了长江的身边了。”

随后,老人家跪下,掬起一捧江水……

令人遗憾的是,普希金于2002年4月15日去世,享年87岁。

普希金去世后,他的女儿普希金娜也来到中国,寻访着父亲当年在中国的足迹。普希金娜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援华飞行员中的幸运者,在帮助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胜利后,又回到自己的祖国和亲人身边,要知道,有一些飞行员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不死的卡沙

轰炸机中队长科茨洛夫调整到另外一个中队任中队长,还没到任,大家就已经传开,说我们中队要来一个新头,就是那个“不死的卡沙”。

对于科茨洛夫来说,这个称呼令他哭笑不得,但回头想一想,也有一些道理,在援华的日子里。他多次几乎会死掉,然而却没有死。

在支援广州作战时,他得了疟疾,发烧,温度很高,不省人事,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星期,卧在病床上一直高烧不退的他对护士说,不要管他了,明天他就会死掉的。病好了以后,大家与他开玩笑;“回来了?卡沙,那个明天就要死的飞行员哪里去了呢?”

武汉空战中,因为没带氧气,他的飞机上升到7000米的高度时,产生昏厥,醒来时发现飞机进入螺旋,他下意识地使飞机改平,停止了旋转回到水平状态,这时,高度表指示仅剩下3000米。差一点机毁人亡的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一个夏日里,完成了任务后,他们要降落到谭树镇的备用机场。

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仪表盘下冒出一团火来,烧着了他的手脚与脸。仓促中,科茨洛夫立即离开队形,同时,用肘撞开了座舱的舷门,解下了保险带,操纵机舵使飞机侧转过来,左翼朝天,右翼朝地。然后,他操纵飞机,使“黄莺”肚子朝天翻了个,使自己从座舱里掉了出来。

拉开降落伞后,科茨洛夫见自己的飞机向前冲了出去,发动机冒出了红色的火舌,机尾拖着长长的黑烟。

着陆了,着陆地点是一个菜园。这时,他看见僚机在他降落的上空盘旋着,他对着飞机挥了挥手,僚机明白了,离他飞去。

菜园边上有一棵树,一个菜农见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人,急忙解下拴在树上的牛绳,准备跑开。

科茨洛夫举起准备好的白布条,举起来给老农看。老农站住了,小心地走过来,盯着布条上的国旗图案看了一会儿,然后帮助他收了降落伞,把伞扛在肩上,沿着小路领着科茨洛夫往前走。

这时,稻田里走来了许多人,拿着锄头、棍子,一边走,一边喊:“日本人?日本人?”

老农向他们说了些什么以后,这些人态度好了许多。或许这些人看到科茨洛夫的长相与打扮也的确不像日本人。

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庄。到了一个学校里。屋里的席棚下放着一些算盘、黑板和板凳。简陋的教室里走出来一个斑白头发、面带笑容,穿一身白衣的老师。

老教师看了布条,并读了起来,院子里的人立时有了笑容。

接着,老教师又仔细地看了一下科茨洛夫的脸与手脚,转身进屋拿出一个扁洋铁盒,从里面取了一些黄色的药膏,小心翼翼地涂在了科茨洛夫烧伤的地方,科茨洛夫立马感觉疼痛减轻了许多。

这时,科茨洛夫感到很渴,就做了个喝水的动作。一个年轻人立刻跑出去端来了一个大瓷碗,恭敬地递给了科茨洛夫。

渴极了的科茨洛夫端起碗就喝了一大口,顿时,一股火辣辣的热从嘴里一直到了肚子里,憋得他喘不过气来,两眼直向上翻,原来是烧酒。

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老人责怪那位年轻人,说,让你拿水,你怎么端来了酒。于是,有人端来了凉水。

继而,老人取来一张中国地图,让科茨洛夫在地图上标出要去的地方。科茨洛夫标出了南昌,画了箭头。

电话已经打通,不一会来了三个人,一个军人,两个民夫,牵着一匹马。让科茨洛夫骑马,科茨洛夫不愿意,因为村民们要背着降落伞。

太阳西斜,光线已不那么灼人,暑气渐渐消散了。连续走了两个小时,前面出现了一个小村落。大家在一所房子门前停住。一个穿着贴身蓝布衣衫、梳着发髻的老人将他们领到屋内。

慈祥的老人踮着缠了的小脚拿来几只茶杯,放上绿茶,泡好了让大家喝。一边喝着茶,村里的人一边听着送科茨洛夫他们的人关于苏联飞行员的事。于是,满屋的人都露出感激与敬佩的目光。

休息过后,路过村子的时候,很多村民从家里跑出来,到街上送他们,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跑过来,手里捧着橘子送给他们,她的妈妈在后面微笑着。这一切,使得几个飞行员很感动。

月亮升起来了,走在洒满了月色的小路上似乎轻松了许多,经过了许多竹林、村庄,8个小时以后,他们到了湖口。

在这里,科茨洛夫他们见到了市长,好客的市长请他们吃了饭。第二天,南昌派来了汽车,临别的时候,市长请科茨洛夫留下名字。科茨洛夫写下了:列瓦达。

在南昌,科茨洛夫进行了植皮手术。一天,布拉格维申斯基刚好要准备回国,没有飞行,飞行队便只有他们俩留在励志社宿舍里。中午时分,突然响起了警报,人们都跑进了防空洞。职业的兴趣使得他们到门口的台阶上,观看着南昌上空的空战。布拉格维申斯基躺到门口石狮的背上,双手枕在头下,眯起自己的眼睛。

两人像欣赏一场演出似的,正向空中看着,没料到,突然,一架日本飞机从机群里窜出,尖利地呼啸着向楼房俯冲而来。

“快走!”布拉格维申斯基从石狮上一跃而下,向科茨洛夫大声喊道。

立刻,他们两人向屋里跑去。

他们刚刚离开,台阶上立时响起机枪子弹的暴击声,随即,励志社的大门口扬起一片白烟。俯冲扫射的日机重又拉起,扬长而去。

科茨洛夫站在院子里,举起缠满了绷带的手臂,指向消失在空中的日机,嘴里念念有词地骂了几句什么。

两个小时以后,一辆汽车开到励志社,车上跳下来满身是泥水的大队长舒柳金,他肩上扛着降落伞,脸上留着被刮破了的血痕,一只皮靴裂了口子。见舒柳金这样,科茨洛夫笑着说,怎么了上尉同志,被击落的滋味好受吧?舒柳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说,行了,亲爱的科嘉,总比你要好多了,至少我不用缠那么多的绷带,你不嫌热么?

水坑边的脱险

分队长库窦莫夫同样也遇到了这样的待遇。1938年初,在南昌上空的空战中,他的飞机被数架敌机包围并尾追。

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库窦莫夫调转头,正面面对敌机冲去。当时,他想一方面可以用发动机为装甲抵挡敌人火力。另一方面,就是让敌人胆寒。对于一个连命都不要了的飞行员,任对方飞机再多,也是会害怕并躲避的。

一阵冲杀之后,库窦莫夫的飞机发动机喘息起来,冒出了一团黑烟,螺旋桨也慢慢停了下来,不再转动。这时,他发现,一架“96”式战机从后面追了上来。

库窦莫夫镇静着,不让自己惊慌,等着敌机离自己近些。

继而,他猛地一个急转弯,将战斗机改成了负俯冲状态。

敌机被甩到了后面。但他的飞机却失去了高度,眼前已经是地面,眼睛已经不能判断出下面的每一样地标,包括村庄、河流、湖泊,已经无法跳伞,只有迫降。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库窦莫夫的飞机以“肚子”着陆。

飞机撞到了一个突起的小山岗上,在地上跳了几下,冲出几米远,在一块田地里的水坑边着了地。飞机倒立起来,翻了身。机身受到冲撞,挤压得凸了起来。库窦莫夫的头被猛然撞了几下,几乎失去知觉,双腿感觉疼痛,脚好像是烙铁烫了似的。

接着,发动机下面着起了火,衣服烧着了,头朝下倒悬起来的库窦莫夫拼命解下皮带,从座舱跌了出来,又拼命在地上翻滚。过了一会儿,身后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股气浪冲来,将他掀翻到一边。

库窦莫夫被冲翻到旁边的水坑里。正是这个水坑,才使得他不至于被烧死。

当他从水坑里爬出来时,衣服上的火已经熄灭。

天色开始暗了下来,有一些村民围拢上来,他刚想说什么,便被那些人按住,绑了起来。

人很多,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有几个人怒气冲冲,要想对他动手。

这时,他想起了那个布条,幸好,布条还在,他从烧了一些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那块作为识别标志的布条。

立刻,刚才还有些愤怒的村民改变了态度,大家七嘴八舌叫了起来,找来担架。一大群人簇拥着,把库窦莫夫抬到了南昌的医院。

或许是听说了有一个苏联飞行员受伤住了院,于是,不知从哪里来了许多的人,大家似乎都要看一下这个为了他们,与日本人拼死作战的苏联人。自然,医院要就诊,无法让他们都进去。

然而,他们却一直待在医院外面,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感激之情。

第二天,空军顾问雷恰戈夫与大队长布拉戈维申斯基一起到医院看望库窦莫夫。见库窦莫夫裹着绷带、骨折鼻子上了石膏、嘴肿得老高。雷恰戈夫转着圈,全身打量着他,脸上故意忧郁着开起了玩笑:“哈哈,让我看看。喔,手、脚是完整的。头还在老地方,还好。放心,刚刚那个中国医生,是个教授,说了,过两个星期你又可以上天了。”

库窦莫夫从绷带上方露出眼睛,朝向布拉戈维申斯基,他看见他的大队长衣服里有绷带,他明白,这次战斗里 ,大队长也受了伤,却带伤来看他。

库窦莫夫回国后参加了卫国战争,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红旗舰队作战,击落敌机12架,并与他人一起合作击落敌机29架,被授予上校军衔。此后退役。

1953年1月,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给他寄去一期《人民中国》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关于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文章。文章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来到我国,并为中国的抗日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英雄们……列宁的党所培育的苏联英雄们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祖国进行曲》的沟通

1938年8月14日,那一天刚好是空军节。黎明时分,斯留沙列夫与战友,驾驶9架飞机前往湖口轰炸闯入长江中下游的日舰。

当飞机驶入战斗航线时,敌舰上的高炮,岸上的高射炮一起开火,高射炮弹在飞机的左侧和下放爆炸开来。斯留沙列夫的飞机正要打开炸弹舱门投弹时,飞机猛地向上颠了一下,高射炮的弹片击中了飞机,其中一块弹片,切断了氧气管。

斯留沙列夫的飞机进行了防高射炮的迂回飞行之后,冲出了防空火力网,开始向机场返航。

几分钟后,大家出现意识模糊,并难以注意自己的僚机,以及发动机状况、仪表的数据等等。氧气不够了。

下意识里,感觉敌机在向他们围拢上来,于是,飞机便机械地做规避的动作,这种动作打乱了队形。僚机见他们这样,明白他们发生了问题,于是单独按自己的方向飞走。

当燃料快要用完了时,飞机高度下降,斯留沙列夫的意识才有些清醒。

“队长同志,您怎么了?我们朝哪里飞?”传话筒里响起射击士的声音。

此时,发动机已经停止了转动,飞机开始滑行。离地面近2000米时,斯留沙列夫打开了座舱盖,观察地形,以寻找场地着陆。

飞机滑行了一段,在山谷的边沿停住,斯留沙列夫的脸在操纵杆上重重地撞了一下,一时失去知觉。清醒过后,斯留沙列夫爬出了机舱。全身都感觉很痛,重要的是不知道所落的地方是何处。

手和脸都冻坏了,身体极度虚弱。

射击士与领航员取出机枪,以便有情况时自卫。

半个小时以后,有人过来,远远地张望。斯留沙列夫他们问有没有日本人,但没有人听得懂。

不远处有一条铁路,过了一会,一辆机车出现了,机车司机向他们跑来,从司机那里,他们得知,这里是江西省弋阳县。那是一个小火车站,他们降落在离铁路不远的地方。

他们带上了机枪,降落伞和文件,请当地老百姓保护好飞机,然后乘上火车,到了车站。

火车站是刚通车不久的浙赣线上的3等小站,离弋阳县城北门约3里路。知道他们的消息后,弋阳县宣传团来了人。为了保证苏联飞行员的安全,并能安静休息,宣传团的人把守小站房,不让闲杂人员随便闯入,防止意外事端发生。获救的飞行员十分谨慎,他们除了同地方政府官员接触外,不肯公开露面。宣传团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们大家先来唱支苏联的《祖国进行曲》吧。”

这个办法很有效,3个飞行员显然被这热烈友好的气氛感染了,也情不自禁地合着节拍用俄语低声唱和,深蓝色的眼睛闪动着激动的泪花。

中午过后,南昌方面派来了翻译官。苏联飞行员随即被转移到弋阳县政府休息。县政府与南昌基地取得联系。

小小县城来了支援抗战的空中勇士,立刻轰动了全县。宣传团和学校教师很快在县城大街闹市张贴了大幅标语,赶编了街头墙报,宣传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国际主义精神,介绍了他们在保卫武汉的空战和这次安庆空袭战斗中的战功,并动员群众踊跃参加欢迎大会。当天晚上,县政府在“群声台”大操场举行欢迎大会。

斯留沙列夫他们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沿着街道,一路前行,绕城一周,沿街的群众激动地向他们欢呼,并高喊口号。

斯柳萨列夫认为,正是这种非同寻常的亲人般的同情与帮助,使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许许多多官兵渡过了那些极其艰难的岁月。这些往事令人终生难忘,令许多志愿队官兵难以置信的是,中国这些山区的老百姓,几乎都是文盲,并且几乎没走出过自己家门的大山。但就是这些普通村民,竟然能够多次准确无误地将苏联飞行员与日寇飞行员区分出来,并且以空前的热情给予了这些异国的人们以极大的帮助。他回忆:

在一次空战中,我们的一架轰炸机被敌人的高射炮击中了,飞行员C落到了队伍的后面,他想利用高度把飞机飞回自己的土地上,他必须要及时着陆,因为这时已经有一个发动机不转了,四周都是山地,地里种着水稻。

飞行员大概是想救飞机,也可能没有听清楚领航员对他说的话。他放下了起落架,这是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飞机竖了起来,底朝天翻了身。领航员、射击士从飞机里好不容易爬了出来,跑过来救飞行员。但飞行员头朝下栽进了水里,无法从座位上脱身。

当人们抬起飞机,翻过身来时,飞行员已经牺牲。我们都为他的死而难过。当地百姓很庄重地将牺牲的飞行员抬到了城里。这件事发生在江西,按照江西的习惯,死者要在夜里送出城。城的东门外有一片专门的殡葬场,在殡葬场,中国的士兵一直看守着我们的飞行员到天亮。

我们想将飞行员的遗体运回南昌安葬,但是当地政府请我们就地举行追悼会,以便让百姓们能够向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而勇敢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告别。

那天,当我们来到追悼会现场时,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人们还在不断到来,很多人是由神职人员带来的,他们之中有佛教徒、天主教徒、穆斯林。

牺牲的飞行员躺在一个床上,身上盖着白被单,旁边放着一个很大的柞木棺,棺盖上撒着一些像是香粉似的研细的石灰。

追悼会开始了,市长讲了话,讲话中感谢了苏联、苏联政府和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献身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队员们。他要求全体市民要给苏联空军飞行员们以各种协助,然后他呼起了口号,每句口号人们都报以‘万岁’的传统欢呼声。后来我讲了话。我的讲话同时由6位翻译译成当地话传到了广场每个角落,人们举起右手,喊了一些祝愿中苏友谊的口号。

斯柳萨列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经两次来华。第一次是作为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轰炸机大队长,多次执行对日基地、军舰、仓库等轰炸任务。

卫国战争时期,他历任西南方面军空军司令员、第25集团军航空兵指挥员,曾参加攻克克里米亚、利沃夫、散多梅希、柏林、布拉格等战役。战后任外贝加尔军区空军集团军司令员。

1950年,他再次来华,帮助中国空军组建第4混成旅,抗击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空袭轰炸。后来又到东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第2任防空军军长。该军下辖两个师。一个是阔日杜布师,另一个是沙波尼克夫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仅阔日杜布一个师就击落美机387架,涌现出26名英雄。当年曾给斯柳萨列夫担任过3年半警卫员的李功,后来回忆起那段与这位苏联空军中将全家一起战斗生活的日子,仍然心潮澎湃。他说,将军在严格要求的同时,全家对他都很关心体贴,包括将军的两个双胞胎女儿,把他都当成了家里人。他还说:“如今,我已年近古稀,多么想在有生之年,能同这些老首长,老战友们再见上一面啊!”

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在中、苏空军共同保卫上海的时候,邢海帆碰到了老朋友斯柳萨诺夫。抗战与抗美援朝时,邢海帆曾与并肩战斗过。邢海帆告诉苏联战友,当年他被派到美国学习,回来之后,苏联援华队已回国,美国的飞虎队来了。斯留萨诺夫坦诚地说:当时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的军队,撕破了同苏联签订的条约。那个时候,苏联人也需要飞赴欧洲战场去抵挡希特勒的进攻。

在这些援华志愿队员的记忆里,于中国的这段时间,尽管条件艰苦,困难多多,尽管时间并不是很长,在他们的心里都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因为,毕竟在亚洲,在一个语言不通,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度里,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什么都是新鲜的。

此外,无论在何处,他们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老百姓的友好,每当成功地打击了敌人之后,中国的农民、小贩都要送很多橘子、苹果、香蕉和成筐的熟鸡蛋到机场来慰劳他们,大家在飞机旁热情交谈。中国的老百姓对苏联和苏联人民怀有深厚感情。

当时信息交流极为困难,基本上一个航空团没有一个像样的翻译,导致连最为基本的联合作战都成为难题。但是,在极为封闭的山区,援华空军志愿队的官兵跟当地的村民直接交流几乎没有过任何问题,包括如何运送迫降的飞行员回到他们的基地。飞行员与机场是军事机密,况且有时运送飞行员要走上千里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老乡们了如指掌,如鱼得水,畅通无阻。有时几乎从日寇眼皮底下通过,硬把志愿队的官兵神奇般地抬着送往到基地,这些事情使志愿队的官兵终生难忘!

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受或者感激,几乎陪伴了这些老兵们一生。

2013年8月18日,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组团来华,其中有一个烈士的儿子。

抗战期间,一名叫康斯坦丁的飞行员于1938年血洒江西鄱阳湖,其遗体被鄱阳湖畔的渔民打捞上岸。康斯坦丁烈士的儿子奥巴索夫·叶甫盖尼·康斯坦丁洛维奇找到中国媒体,81岁的叶甫盖尼说,他有生之年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当年捞起父亲遗体的渔民或其后代,向他们深深鞠躬致谢。但是,这个心愿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因为,时间太久,没有找到当事人。这件事成了康斯坦丁家人的一件心病。

为此,武汉长江日报与江南都市报联动,形成赣鄂媒体联盟,共同寻“亲”,以了却叶甫盖尼有生之年的最大心愿。接到寻“亲”联动信息后,记者们和当地政府积极行动起来,前往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图书馆、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政协等单位查询,但均未找到相关信息。

浩瀚的800里鄱阳湖,当年曾是国民革命军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主战场。但苏联援华空军战斗的事迹,记载得很少。为了却叶甫盖尼有生之年的最大心愿,报社开通了热线电话,诚访知情者。

同时,《长江日报》记者胡洁在莫斯科专门查阅了这位烈士的情况。烈士奥巴索夫·康斯坦丁·季莫费耶维奇的名字虽不在武汉解放公园苏军烈士纪念碑上,但他也是保卫过武汉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

胡洁在莫斯科伊万诺夫家中,见到烈士之子奥巴索夫·叶甫盖尼·康斯坦丁洛维奇,了解到他的父亲1938年4月抵达中国,在汉口将所驾的歼击机换成“黄莺”战斗机后,驾驶长机驻扎到南昌。他赶上的第一场大激战,就是武汉的“4·29”空战。此后,他还参加了“5·31”空战,甚至飞到过南方的广州、澳门作战。

1938年7月6日,康斯坦丁刚刚从汉口归来,他为飞机更换了新的发动机和机枪。7日下午,警报响起,飞行员们紧急升空作战。他沿赣江直至鄱阳湖追逐敌机,在战机受损后跳伞不幸被击中身亡。第三天,一位渔民在鄱阳湖捞到了康斯坦丁的遗体。

在叶普盖尼记忆里,父亲离家奔赴中国战场时,他已6岁,开始记事。父亲每次从部队回来,总会把他抱在膝盖上,拍拍脑勺,亲亲脸颊。父亲要离家再度远行前,这样的亲昵就意味着道别。多年来,他从未放弃对父亲的寻找。早年在军队中锻炼出的健壮体魄和坚强意志,让这位老人年过八旬仍健步如飞。他几乎从不缺席老战士的纪念活动,更不辞辛苦地跋涉到中国六次,为的就是一步步接近父亲曾战斗过的城市。

岁月或许会湮灭一些历史的沉积,但唯一湮灭不了的,是那种未了的、深藏于心底的信念与追求,叶甫盖尼是这样,俄罗斯中国组的老战士们是这样,那些年轻的记者们也是这样。信念未泯,等待永远,总有一天,愿望会实现的。

寻找“淑英”

来中国的前一天,空中机械师齐姆良斯基失眠了。本来可以睡一个好觉的,工作已经交接,所有的手续已经办好,一切都利落了,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只等着集结出发。

但他不知为什么,还是一夜未眠。

清晨时,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母亲,母亲在梦里长久地看着他,没有说一句话,像是有些不舍。很久了,齐姆良斯基都没有做这样的梦。

醒了后,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生了12个孩子,饥饿、贫穷伴随了她一生。

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齐姆良斯基的家乡遭到了轰炸,从未见过飞机的母亲对孩子们说:“不要看天,那是魔鬼在飞。”

而今,母亲的儿子也上天了,要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不是去做魔鬼,而是要消灭魔鬼。

于是,他早早起了床,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的末尾,他写道:“妈妈,我走了。这次可能很远,时间可能很长。不要挂念我。爱您。”

或许母亲的那个梦真的灵验,数年后,他安全地从中国回到了祖国,并且,没有受伤。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自己一样能够平安地回到家里。与他一起前往中国的战友,有的就躺倒在那片国土上,永远没有回来。

他在后来的文章里写道:“……我们在莫斯科卡赞火车站上了车。刺骨的寒风把枯树叶、碎纸片吹得满站台遍地都是,吊灯不停摇晃,电线发出尖厉的呼啸。开往阿拉木图的夜车车门旁站着列车员,一边不时打开手电检查旅客的车票,一边蜷缩着身子等待着开车的钟声。没有任何人来送我们,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熟人。坐在包厢里,听着开车的钟声响起,车厢的减震器发出一连串的撞击,列车缓缓启动。再见了,莫斯科……”

当时,像齐姆良斯基这样的志愿者,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远离祖国和亲人,条件艰苦,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还有一个大家或许都说不出的纠结,要去的那个国家,那里的人们欢迎我们吗?

齐姆良斯基们所担心的不无道理。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来中国,完全是中苏两国高层协商沟通确定的,老百姓并不知情。另外,志愿队来华处于保密情况下,许多人不了解。所以飞行员们有这种心理可以理解。

在古城,齐姆良斯基和飞行员们在基地的土坯房子里过了元旦。条件艰苦,但大家苦中有乐。飞行员们自己举行了音乐会,科尔舒诺夫表演了他的拿手戏巴拉莱卡琴,然后熟练地拉起手风琴,齐姆良斯基不甘落后,也吹了一曲口琴。随后,新疆的地方官员邀请飞行员到城里观看当地的演出。在一所土坯建筑的剧院里,欣赏了一台戏剧、杂技和锣鼓喧天的表演。

演出结束后,齐姆良斯基提前坐进驾驶室,等大家出来。正在这时,驾驶室的门忽然被打开了,伴着一阵冷风,一下子跳上来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她望着齐姆良斯基,说:“日本,不好。”在灯光的影烁里,齐姆良斯基见她的眼里含着泪水。姑娘指了指着自己,反复重复她的名字——“淑英”,然后指着齐姆良斯基问:“你?”

齐姆良斯基猜到了她的意思,告诉她说:“瓦西亚。”

姑娘于是大声说:“瓦西亚好,日本不好。”然后很快地出了驾驶室,消失在暮色里。

这件事对齐姆良斯基触动很大,此后的一段时间,那位中国姑娘眼中的泪水,以及强烈的爱憎心理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地记忆。他一直在想,姑娘一定遇到了伤心的事情,或许她的家人在日本人的侵略中受到了伤害。

打那以后,他一直在寻找这位叫“淑英”的姑娘,但由于战事倥偬,没有得闲。

随后,齐姆良斯基转战兰州、武汉。经历了那年夏天敌人对武汉的空袭,亲眼看见了5架CB轰炸机被日机击落,也经历了自己在地面排除故障时,一颗炸弹落到30米远的地方,发动机被炸坏,但他幸免于难。

后来,他被派往成都,帮助修理坏了的TB-3飞机,并对那里的中国机械师进行CB飞机的培训。

有一天,休息的时候,齐姆良斯基和翻译去市里看电影,电影名叫《我们的克斯朗德里》,那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情调的影片,场场观众爆满。

开演前,齐姆良斯基在影院外想买一些橘子。那里有一个穿着朴素、但长得很漂亮的姑娘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卖给人们橘子。齐姆良斯基拿了一个橘子,给了她一美元,告诉她不要找了。姑娘立刻高兴地告诉周围的人,这个外国人花了一美元买了她一个橘子。于是,周围来了许多人,好奇的买她的橘子。

翻译随即与姑娘攀谈起来,问她叫什么。她小声说了自己的名字——淑英。

听到这个名字,立刻引起了齐姆良斯基注意。他对翻译说:“请问问,她一年前是否在古城住过。”

翻译问了姑娘,姑娘摇了摇头,说她从来没有到过那里。

望着这位姑娘。齐姆良斯基沉默了许久。这个姑娘的名字使他想起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以及那个苦难的日子里在他面前流泪的女子,她是中国普通百姓的代表,虽然语言不通,虽然国籍不同。但共同的爱,共同的憎,把他们的心牵动在一起,时光荏苒,那个夜晚却永远记忆在这个外国人的心底。

于是,齐姆良斯基望着卖橘子的姑娘,像对她,也像对自己说:“不论你是否到过古城,或者成都。为了你,淑英,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是值得的。”

芭蕉树

“……几十年过去了,从前战场上的堑壕被犁平填塞,长出了青草,你现在已经很少再能见到那些生了锈的铁丝网,人们对苦难和对战争年代事件的记忆正褪去,但是,你呀!不要忘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科茨洛夫多年后在一篇回忆录里写下的一段话。没有经历战争的人或许很难读懂这句话中包含的深刻内容,因为,这里面浓缩有很多的故事。

还是夏天的时候,科兹洛夫和他所在的中队转场到了南昌,这是他们的主要基地。

每天黎明时分,他们就来到机场,在那里,做准备,训练战术。

机场上有几棵芭蕉树,已经有了年代。高高的树桩上,垂下巨大的叶子。夏日的机场炎热似火,到处蒸笼一般。飞行员们常常到芭蕉树下乘凉,聊天甚至吃饭。在苏联,这样的树很少见,那几棵珍贵的芭蕉树便成了他们的伙伴和好朋友。

那年夏天,南昌成了敌机轰炸的重点,尤其是机场,常常地,会有敌机来袭。

一天清晨,当飞行员们又到了机场后,他们发现,芭蕉树不见了,原来他们乘凉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大弹坑。

那一刻,这些来自异国的人们心谁也不说一句话,他们的心里凝聚着对那芭蕉树的悲伤和对轰炸者野蛮行径的愤怒。

平常里活泼好动、喜爱看书又特别愿与别人抬杠的阿尔芳斯·舍米纳斯此时不再言语,他蹲了下来,看着那弹坑及其弹坑边零碎的芭蕉树残骸,久久地鼓着嘴巴,脸涨得通红。

继而,他提起手枪,一个人走到旁边的水塘边,站住,屏住气,扣动了扳机,一下,又一下,直至子弹打完。

不一会,大家看见,他提着几只被打烂身体的癞蛤蟆走了回来,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现在芭蕉树不会有啦!”他低声说。

然后,他一个人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坐下来,掏出小本子,按照他的老习惯,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大家知道,那一定是他在用自己的笔倾吐着内心里的郁闷。

一连几天,阿尔芳斯缠着队长,要求参加夜航队,终于达到了目的,队长同意了。

月色下,阿尔芳斯驾驶着自己的“黄莺”,寻找着目标。

终于,他混入了一群敌人轰炸机队中。近些,再近些,阿尔芳斯稍许下降了高度,将敌机银色轮廓框入瞄准具的目镜中,咬着牙,扣下了扳机,伴着一串子弹从机枪中射出,他低声自语着:

“去死吧,陪着那些芭蕉。”

科茨洛夫能够理解阿尔芳斯的仇恨心理。因为,他那些射出的子弹,不仅仅是为了那些芭蕉树,还有那些小姑娘。

离机场不远有一个小村,村子隐在小山后的竹林里,常常地,有小朋友到机场玩,在芭蕉树下做一些游戏,唱一些歌曲,给这战争氛围下的枯燥带来一些生气。

飞行员们很喜欢她们,经常在口袋里带一些巧克力给他们吃,时间长了,她们竟记住了飞机的号码,看见阿尔芳斯和科茨洛夫的飞机,她们便跑来,找他们两个玩。

有一段时间不见了她们的踪影,后来听说,其中的一个头上经常扎蝴蝶结的女孩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与女孩一起被炸死的还有她的母亲。听说死得很惨,连尸体都找不见。

第十九章:保卫苏维埃

1991年12月25日夜间19时38分,那是一个令全世界震惊的夜晚,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职务,他说:“……我对我国人民失去一个大国的国籍感到不安,它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十分沉重的后果。”

那一夜,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6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克里姆林宫顶飘扬的镰刀斧头国旗降下,一面红、蓝、白三色旗升上空中。

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有过巨大版图和无比辉煌的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在那个冬天刺骨的寒风里宣告终去。

苏联与中国领土接壤,自古以来两边的人们就有往来的历史。在中国受到欺辱之时,苏联提供了武器支持,派了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队援华,并出兵东北,迫使关东军投降。

并且,在年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时,是苏联人给了我们援助和支持。

而今,作为一个国家的苏联已经不存在,但关于那个红色政权以及保卫那个政权的故事仍然在东方的中国传颂。

几十年过去了,历史或许湮灭了许多往事,然而,在浩浩的伏尔加河流淌的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却留下了许多关于来自东方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为了那个新生政权流血牺牲,甚至葬身他乡的往事……

被列宁接见

15岁的任栋梁姐弟3人在母亲的带领下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来莫斯科两年了,除了远远地望一下红场上那一围的红墙及其红墙里耸着的尖尖的塔楼、亮亮的金顶,姐弟仨没迈进过红墙内一步。

那是1921年,一辆小轿车停在他们家楼下,把他们和母亲接到了克里姆林宫里。

当一家人走入那间曾经作为指挥部指挥过无数次战斗的普通房间时,列宁快速从宽大的办公桌前站了起来,一边握手,一边热情爽朗地说:“欢迎你们,请坐请坐。”

屋子里有一溜沙发,列宁把这一家人让到沙发上,他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坐到对面。

“你是任辅臣的夫人?感谢你们啊,用生命支援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到莫斯科来,我就想见你们。可是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现在得到您的申请,您要马上回国?我想这回无论如何也要见你们。”列宁很随意,很和蔼地对这一家人说。

接着,列宁用手抚摸着任栋梁的头,并把最小的妹妹抱到膝上,像一家人在谈话那样拉起呱来。

任栋梁的母亲叫张含光,同去的还有姐姐与妹妹。姐姐俄语好,能够翻译他们的谈话。

列宁谈到他们的父亲任辅臣,说他作战英勇,是一个卓越的指挥员,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并高度评价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列宁同志在询问了她们的生活情况后,谈到了申请回国的事。他劝一家人留在俄国,并说,苏维埃政府将尽力照顾你们,回国去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张含光对列宁同志的关怀表示感谢,并说:“任辅臣同志的父母亲尚在国内。任辅臣牺牲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作为他的妻子,应该把我们的子女带回祖国去。”

稍微思考了一下,列宁安慰张含光说,等到东部战事平静时,再安排你们回祖国去。

78年后,已经从水电部高级工程师岗位上退休的任栋梁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列宁肩宽,身体结实,看上去很魁梧。他那天穿着西服,打着深色的领带。他说话声音大,语调快,思维快捷,笑声舒朗。个性非常鲜明,性格魅力像火一样烘烤着他的四周,凡是接近他的人,无一不被他的火焰一般的个性所吸引和左右,就连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也不由得被他的神情迷住了。开始的时候有些紧张,见列宁这样热情、快活,无拘无束,半点架子都没有,神经也松弛下来,跟列宁交谈了很多话。

那时,苏联国内的战事开始平缓,局势稳定了下来。

这或许是列宁单独在克里姆林宫里接见的唯一的一家子中国人。

临走时,列宁同他们一一握手送别。列宁那间办公室,没有华丽的陈设,对着桌子前面的门通向会议厅,在这间办公室里,列宁度过了5年时光。

两年前,列宁曾被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暗刺过,但那次接见,列宁神采飞扬,看不出有什么不适。3年之后的1924年,列宁去世,听到这个消息,任栋梁一家都很难过。

任栋梁依然记得父亲,高高的个子,一表人才。十月革命胜利后刚刚过去一年,一个寒冷冬天的夜晚,他们全家与父亲分手。和父亲最后一次告别后,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那一天,父亲同俄国政委骑着马,并鞍走在前边。母亲带着3个孩子,乘坐雪橇在后面随行。雪橇翻了两次,跟随的战士劝他雪停以后再走,父亲不听。到了火车站,要分别了,父亲把他怀里的一块金表掏出来交给母亲,这块表就成了父亲留给他们全家最后的念想。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金表一直珍藏在母亲身边。

雪仍在飞舞着,哈出的气糊住了父亲的眉毛胡子。父亲最后看了他们一下,随即骑上马,飞驰而去,渐渐地,父亲与战友的身影消失在雪幕之中。那次离开时,或许父亲就已下定了誓与白匪死战到底的决心。

此去,父亲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年任栋梁13岁。

老家是山东泰安的任辅臣,祖上清初时便来到东北。祖父任有德粗通文墨,豁达正直。任辅臣天资聪颖,12岁进铁岭“银岗书院”读书。“银岗书院”出过周恩来、曾宪文、邓士仁等。1962年6月,周恩来视察铁岭时说:“我12岁在银岗书院读过书。”任辅臣比周恩来早4年在银岗就读,无疑为周恩来的学兄。1924年任栋梁也入银岗学习,父子是校友,而那时任辅臣已经牺牲6年。

后来,任辅臣考取奉天警员教练所,在铁岭警察署任警官。在新民县警察署任副署长时,结识了驻守新民县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

其后,任辅臣来到哈尔滨,在俄国军官学堂任汉语教官。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秘密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第2年,24岁的任辅臣秘密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14年底,俄国政府招募华工,任辅臣受布尔什维克党的指派,到乌拉尔地区的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从事开矿、伐木等艰苦劳动。随后全家侨居俄国。

阿拉巴耶夫斯克是乌拉尔地区新建的一个小城,任辅臣请了家庭教师,教俄语的女教师有两个儿子,年龄与任栋梁兄妹相仿,任家兄妹常到女教师家玩耍。后来任栋梁才知道,女教师的丈夫也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他受上级指示与任辅臣保持单线联系。

十月革命爆发后,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任辅臣的倡议和组织下,卡玛矿区1500余名华工毅然参加了红军,组成一个中国团。任辅臣被任命为团长,被编入红军第3军第29阻击师。

据学者李永昌考证,“中国团”全团2000多人。任辅臣任团长,第一营营长张清箫,河北保定人,沉默寡言却会俄语;第二营营长桑来朝,山东人,知书达理却精通武术;第三营营长潘白川,是出色的机枪手。

1918年春天,伏尔加河畔硝烟弥漫,驻守在伏尔加河上游西岸的红军第二师师长别列乌尔如坐针毡。面对装备精良的白卫军,红军虽奋勇拼杀,但伤亡惨重。后勤保障也被切断。别列乌尔拨通了向红军总部的求救电话,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得知前线告急,派出任辅臣团支援别列乌尔。

在卡玛矿区,中国矿工以勤劳聪明、肯于吃苦著称,与当地各阶层有着非常融洽的友好交往。任辅臣利用这一条件,派侦察员打入白卫军内部,借运送油料、给养的机会对白军的渡船和坦克等进行破坏。

5月29日拂晓,白军的大炮对准了红军阵地,运兵船也准备起锚。岂料准备上膛的火炮早被做了手脚。渡船的锅炉压力表也被破坏,无法点火启航。正当白军乱成一团时,任辅臣下达了开炮命令,白军无还手之力,战斗胜利了。

伏尔加河保卫战大捷,红军总部收到了别列乌尔为任辅臣请功的电报。列宁十分兴奋,左手插在马夹的腰部,高举的右手有力地挥动那封请功电报,转着圈子,发出激昂而短促的慨叹:“任辅臣!我们苏维埃军队中的一只红鹰,一只直冲云天的红鹰!”

根据列宁的指示,军事委员会颁发嘉奖令,授予任辅臣的中国军团为“红鹰团”。捷尔任斯基赶赴古士崴城主持颁授军旗仪式,这位目光犀利的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与任辅臣紧紧拥抱,反复念叨:“格力范、格力范!”(俄语:真正的朋友)。他还激动地说:“……中国团曾两次夺取彼尔姆城,血战阿拉塔伊,后又多次将白军击溃在都拉河和上都拉一带。光你们缴获的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了。”

隆重的命名仪式后,捷尔任斯基返回彼得堡,见到列宁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红鹰团那样的战士。”列宁扫视了一下他那期待的神情,立即拿起笔来,签发了从“红鹰团”中抽调一百名中国战士,充实到苏维埃保卫部门工作的命令。

伏尔加保卫战的胜利使得任辅臣和红鹰团威名远扬。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报撰文说:“任辅臣的红鹰团是捍卫苏维埃斗争中最机智最顽强的部队。红鹰团之所以百战百胜,在于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于官兵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而任辅臣作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员已成为伏尔加地区的传奇英雄。他的名字在闪光。”

十月革命胜利后第2年,那是一个冬天,打赢了伏尔加保卫战的任辅臣又率部支援维雅车站阻击战。这是一场保卫红军后勤通道的硬仗,也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恶仗。白匪军以两个师和一个哥萨克骑兵团的兵力向车站发起猛攻。进攻的哥萨克是全俄9支哥萨克军中最剽悍的一支,他们喜欢血酒和套马索,从牙缝里吐字,鞭子涂着柏油,手臂上青筋暴露,传统的“沙什卡”直刃马刀举在半空。

战斗持续了7天7夜,红军付出了巨大牺牲。任辅臣坚守一线,并指挥两个苏俄团队突围,撤至敌军火力稍弱的车站西段保存实力,等待与增援部队会合。而红鹰团则坚守阵地最前沿与白军对峙。

当夜,等待增援的战士们在宿营。激战了一天,疲劳至极的官兵们相拥在一起。当地一个富农分子阿霍特尼科夫告密,把白匪军引到了宿营地,任辅臣迅速指挥全团官兵应战,敌人分几路包抄过来。敌人在皮帽上系了红色带子,这是中国团战士的标识,守站哨兵被迷惑了,白匪扑过来,用机枪疯狂扫射。中国团伤亡惨重,除少数人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任辅臣左臂负重伤,最后一粒子弹打完,在参谋部车厢通台上被敌人用刀刺死。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政权,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任辅臣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那年他仅仅34岁。

维雅无产者村有两位目睹了此情此景的老人。一位叫唐克娃,一位叫波德苏辛娜。她们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成双成对被铁丝捆在一起……匪徒对待中国团的战士真残暴啊!殴打,用刺刀刺,天啊,死了那么多人,当时活下来的铁路工人,乡下人用马车把死难烈士们拉到将士公墓,尸体僵硬,白匪扒光了他们的衣服。”

苏联历史上把任辅臣和中国团的这个事件称为“维雅悲剧”。

第2天清晨,红军援兵到达维雅时,发现任辅臣和他的上千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消息传到彼得堡红军总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扼腕长叹。一向处变不惊的捷尔任斯基拿着电话话筒,呆呆地伫立在写字台前。没有人敢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正在住院养伤的列宁。

1918年12月28日的《公社社员报》登载了苏维埃政府有关任辅臣牺牲的讣告,讣告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对他的牺牲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任辅臣牺牲后,苏维埃政府派专车将其夫人张含光及3个孩子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待了两年之后,张含光提出了回国的请求。

于是,就有了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张含光一家人的那一幕。

后来,苏维埃政权在弗拉季取得了胜利,苏俄政府便派专车和卫兵护送任夫人和3个孩子回到中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位苏联新闻工作者,怀着对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崇敬之情,花费3年心血,遍访十月革命前后中国战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志愿兵的英雄事迹,写成了一本史料性作品《中国战士同志》,由苏联军事出版社出版。

1989年11月,前苏联政府授予任辅臣红旗勋章(苏联最高战斗勋章),勋章由苏联驻华大使交给任辅臣的儿子任栋梁。

当年回国,临入国境前,张含光一再严厉要求全家人,回国后绝对不能向任何人讲起在俄国的一切。她自己也将苏维埃政府签发的所有证件留给了一位侨居苏联的朋友,请他妥善保存。回国后的头几年,全家一直靠变卖衣物和母亲给人缝洗衣服维持生活。

尽管生活是清苦的,但姐弟三人自强自立,给母亲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安慰,任栋梁17岁考上了俄国人创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妹妹任琳琳1936年就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姐姐任云珊一直从事俄语教学工作,积极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为促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力量。

1958年春节,周恩来总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任辅臣夫人张含光尚健在,非常高兴。他说:“任辅臣同志早在十月革命时就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是我们的先烈,他的革命事迹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并立即请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同志与张含光及其家属取得联系,让他们把任辅臣和他们自己在参加苏联十月革命时的事迹写成书面材料报给他,并提出给予老红军战士、十月革命参加者、任辅臣烈士夫人——张含光以“终身奉养”的生活待遇。

苏联人民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遗忘“红鹰团”和“红鹰团”团长的后代。

1987年11月的一天,任栋梁一家接到一封来自前苏联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联合签名的贺信,信上说:“值此伟大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谨向您表示共产主义的敬意并衷心祝贺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节日。”

第二年,任栋梁受邀携妻带儿访问了苏联,拜谒了列宁墓。当任栋梁站在克里姆林宫的长长的走廊上,1921年受革命领袖接见的情景,像莫斯科河奔腾的河水一样在他的眼前流过。

那一次,他们专程瞻仰了父亲的纪念碑,乌拉尔地区有一座镶嵌着巨大五星的洁白色的国际主义战士纪念碑,任辅臣和他的战友的英灵就矗立在这块洁白的碑上。任栋梁在碑前献上自己写了70年的祭文:……儿子没有违背您的遗嘱,我把7个孩子抚养成人,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任辅臣的妻子张含光在1976年去世,享年93岁。作为英雄的妻子,她也曾是“红鹰团”后方办事处负责人,亲自参加过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临终时她只留下了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按照中国习俗,与丈夫同葬一墓。

又过了27年,97岁的任栋梁在北京无疾而终。一生随父母颠沛流离的水利专家晚年是幸福的,7个孩子全部大学毕业,学有所成。生前他说,他们这个曾经受过列宁亲自关怀过的家庭,幸福美满,便是对一代伟人,对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最好的诠释与报答。

“中国军团”和“中国营”

连天的大雨将河渠几乎填满。苏联南乌拉尔的车里亚宾斯克和鄂木斯克之间的特罗伊茨克,苏联红军正在同白卫军高尔察克的部下杜托夫部及捷克军团展开激战。这是1918年的夏天,苏联红色政权刚刚建立不久。

高尔察克是俄国著名的军事家,曾任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被推翻的俄罗斯贵族在乌拉尔地区的乌法成立了俄国临时政府,他随后担任了最高执政官,组建起军队,并发动了向苏维埃政权的进攻。

15万人的军队展开了由东向西的全面进攻,军队已进抵伏尔加河一线的地域,迫使托洛茨基乘坐装甲列车亲临前线督战,多次派卫队投入战场。

此时,滞留在俄国的中国参战人员中的一支约2000人的部队,在张福荣的带领下乘火车到达这里。因铁路被破坏,列车无法继续前行。中国军人和劳工准备步行,穿越哈萨克斯坦草原返回新疆。

恰好,作战双方正在胶着之中,张福荣的这支从天而降的部队,无疑是送上门的宝贝。苏俄红军和白军都想利用中国人为自己作战,白军命令他们立刻向红军发起进攻,否则予以消灭。红军的指挥员瓦·康·布柳赫尔比较聪明,他派出党代表尼·卡希林,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到中国人中进行宣传,希望他们站到革命者一边。

张福荣和他的队伍被说服了,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

由于敌人力量较强,苏俄红军准备朝西北方向突围,与昆古尔地区卡马河畔的红军主力会合。

8月5日拂晓,部队开始突围。白军攻势凶猛,布柳赫尔和张福荣指挥部队与杜托夫部血战了4天4夜,仍未突围成功。8月19日夜间,白军渡过托博尔河向红军所在的伊尔内克希村进攻,企图攻占该战略要点,将正在强渡济利姆河的红军后续部队拦腰斩断,各个击破。

生死存亡关头,布柳赫尔命令张福荣带领两个连的中国军人向敌人施行反冲击。

中国士兵背着马刀,端着刺刀,迅速跃进到离敌二三十步远的地方,突然发起冲锋。这些部队在国内属北洋军精锐之师,士兵年龄都在20—25岁之间,训练有素,出国前又经过挑选,战斗力强,尤其擅长肉搏格斗。中国军人把白军打得溃不成军,将他们赶过了托博尔河,掩护苏俄红军成功渡过济利姆河。

其后,这支包括苏俄红军和中国军队在内的8000多人的队伍,克服重重困难,长途奔袭1600公里,在昆古尔地区卡马河畔与红军乌拉尔第5师会合。

那位后来到了中国担任了军事顾问,并深受中国人喜爱的布柳赫尔,把这次具有传奇色彩的行军电告列宁,特别赞扬了中国军人的英勇顽强。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听取了南乌拉尔中俄混合部队英雄事迹的专题报告。由于张福荣领导的中国军人战绩突出,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对其进行了嘉奖,并决定将俄罗斯乌拉尔——伏尔加地区加入红军的各支中国国际志愿队合编组成“中国军团”, 任命张福荣为军团长,归布柳赫尔指挥。

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亲自签署了成立“中国军团”的命令,托洛茨基于10月12日代表俄共中央前往昆古尔,把书写着“中国军团”的军旗授予了张福荣。

张福荣的这支“中国军团”是当年北洋政府向俄国派出军队及其劳工的一个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宣布参加英法等协约国作战,并派一支部队到俄奥边界参战,同时还派出成千上万劳工到俄国参与战地服务。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旅俄华工受革命鼓舞,拿起武器,加入到十月革命中。据民国北洋政府的档案资料,十月革命期间,大约有3万华工参加了红军。另据《申报》估计:“约计华侨曾入红军者5万余人,军官亦不下千人。”在随后的苏俄内战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又有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加入工人赤卫队和红军。

苏俄成立后,内战频频。因交通受阻,中国在俄的参战部队和劳工无法撤回国内,处境艰难。经北洋政府反复交涉,苏俄同意滞留在俄国各地的中国参战人员分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

济利姆河战役后,南乌拉尔中俄红军混合部队与昆古尔地区红军会师后被编入第3集团军。这时俄罗斯东部,尤其是彼尔姆—昆古尔地区军事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列宁发出了“一切为了东线”的号召。“中国军团”参加了粉碎高尔察克的军事行动。1919年10月中旬,布柳赫尔、张福荣指挥“中国军团”和其他几个旅的苏俄红军长途奔袭托博尔斯克市,高尔察克逃回鄂木斯克。11月14日,红军解放了鄂木斯克。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军团”损失较大,张福荣也受伤,后经几个月治疗返回部队。

粉碎高尔察克后,“中国军团”被编入51师,1920年6月初配合红军南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对波兰白军展开反攻,顺利进军华沙。

为了挽救波兰白军,弗兰格尔和邓尼金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准备在顿河和库班登陆,往北移到西南方面军后方实施进攻。红军南方方面军人数太少,俄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调51师回援。“中国军团”随51师在阿波斯托洛沃车站下车,飞速奔向卡霍夫卡登陆场,接替正在同弗兰格尔部激战损失惨重的拉脱维亚师和第52步兵师。两个月里,51师顽强挡住了弗兰格尔白军几倍兵力的进攻,“中国军团”的战士们表现得异常英勇。

这场战斗是俄国战场上第一次出现坦克和装甲车。

“中国军团”战士勇敢地爬上坦克,把手榴弹塞进坦克内,然后与之同归于尽。

不久,西南战事停止。革命政府把进攻波兰白军的军队调到克里米亚前线,配合51师全歼弗兰格尔白军,解放克里米亚半岛。

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顿河流域库班草原之间有一个地段叫彼列科普地峡,宽仅11公里,东面是锡瓦什湖,西面是通往黑海的卡尔基尼特湾。为了阻止红军进攻,弗兰格尔白军在这里修有坚固的工事。

51师发起攻击,冲在最前面的“中国军团”伤亡400多人。布柳赫尔命令张福荣把“中国军团”后撤7公里,暂时停止攻击。双方对峙几天后,红军重新发动了进攻。

那是一个秋后的深夜,“中国军团”全体战士与65、52师部分旅团士兵冒着零下15摄氏度的严寒,涉水强渡锡瓦什湖,穿插到壁垒阵地后面。经过3个多小时的秘密涉渡,红军大部分战士登上了壁垒阵地后的利托夫斯基半岛。敌人发现后,拼命反扑,企图将“中国军团”消灭掉。“中国军团”和苏俄红军与比自己多十几倍的敌人激战4天4夜,白军全线崩溃。

红军占领克里米亚半岛最南端的塞瓦斯托波尔市。入城时,“中国军团”战士走在队伍的最后,工人和市民们把鲜花撒在他们头上,人们惊异地注视着这支由个子矮小的东方人组成的队伍。大家高呼“乌拉!”把战士们抬起来,抛起来。

遗憾的是,在解放克里米亚半岛的战斗中,“中国军团”牺牲了一半以上的战士,张福荣本人身中7弹,但侥幸活了下来。

余下的“中国军团”后来有的加入了苏联国籍,有的回国了,部分人还参加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工作。由于“中国军团”战功卓著,1927年,苏联政府在彼列科普镇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借以表彰他们的英雄事迹。

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纪念碑被捣毁。

弗拉季高加索历史上是俄罗斯的军事要塞,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邓尼金的部队占领了这个地方。

那年的春天,当冰雪还没有完全消融的时候,以包清山为首的100多名中国劳工,在北高加索的弗拉季高加索成立了中国支队,它是当时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所依靠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在国内战争时期享有盛名,被人们传诵为是“列宁从莫斯科派来的中国赤卫师”。

当这支中国部队成立时,阿斯特拉罕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基洛夫亲临表示热烈祝贺,授予红旗,并将一支毛瑟枪赠送给中国独立营营长包清山。

队伍刚一成立,便立即加入到保卫弗拉季高加索的战斗中。

夏天,担任守城主力的苏俄红军在坚守数月后,寡不敌众,被白卫军突破防线,攻入城内。经过4天的激烈巷战后,大部分市区陷入敌手,红军被迫准备撤离。形势万分危急。

正在这时,中国支队忽然从位于城中心的中央广场的一栋高楼里,升起了一面红旗。紧接着,这支队伍向白军猛烈射击,白卫军随即向中国军队轮番发起了猛烈进攻。包清山指挥中国战士依托掩体,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挫败白军进攻,始终把这一重要的制高点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战斗坚持到第6天,援军赶到,赶走了白军,重新夺回弗拉季高加索城。

随后,包清山支队在保卫南部石油基地格罗兹尼市的“百日大战”中,同样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当时,后来成了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基洛夫统领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他对中国人的表现非常赞赏,遵照基洛夫的命令,这支队伍于1919年初夏改编为“中国营”,编入红军狙击团,开赴伏尔加河和顿河地区。

对于包清山支队,苏俄政府有过如下评价:“包清山指挥的支队虽然在物质上得不到保证,远离家乡,忍饥挨冻,但毫无怨言地在北高加索山区完成了无数次战斗任务。不管是歼灭零星散匪或是打击装备良好的白军,他们都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典范,都是保护劳动人民权利的忠诚卫士的典范。”

1919年5月,列宁亲自接见了这支被编为苏俄红军第4团第3营的全体华工战士,称赞他们“真是好样的”,有的华工战士还荣获“列宁勋章”。

在列宁卫队里

经过几次战役行动,红军里的华人队伍得到了红色政权领导人的极大信任。那时,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的挑战,及其反叛组织的各种破坏与暗杀行动。为了领导层的安全,根据捷尔任斯基的提议,70多名华人在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担任了保卫列宁的卫士。

李富清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李富清原籍山东,民国4年,他15岁时,到沈阳投奔表哥,兄弟俩为人做工度日。第2年,俄国人在沈阳招收3000名华工,兄弟俩一起报了名。

到俄国后,方知上当受骗。原来,俄国人把他们骗来是给正在和德国作战的沙俄军队当民工。是年秋,沙俄军队吃了败仗,李富清等千余名华工也成了俘虏。

1917年春,华工们被集中营释放,此时,德俄之战结束,俄国国内革命战争风起云涌,华工们便集体加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游击队,组成“中国支队”。他们割电线、扒铁路、炸弹药库、偷袭白军军营,有力地配合苏联红军,给白军以沉重的打击。

两年后,李富清一些中国战士,被调到彼得堡,担任了列宁的卫士,苏联战友给李富清起了个“瓦西里”的苏联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同甘共苦的战友们便只知有“瓦西里”,不知有“李富清”了。

一次,瓦西里站岗时,列宁从外面回来,因他没见过列宁,便挡住不让进,等到队长出来,向瓦西里说明后,他才知道挡住的人是列宁,赶紧向列宁行了军礼。列宁夸奖瓦西里做得对。那时候瓦西里19岁,身材瘦小,有一次,发的军服和皮靴大得不能穿,司务长不肯更换,他就去找列宁。当时他的俄语还不熟练,列宁好不容易才弄清事情的原委。列宁拍了拍他肩膀,给他写了张纸条,问题得到了解决。

列宁很关心这些来自异国的卫士,曾多次和中国战士拉家常,问他们生活是不是习惯,吃的、住的好不好。列宁为了和华人卫士进行语言交流。为了提高中国战士的俄语水平,列宁特意派了一名教师给他们上俄语课,并向他们赠送了俄语课本。

在彼得堡,列宁曾多次和瓦西里等中国战士拉家常,讲革命道理,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列宁还向中国战士学会了“您好”“同志”等汉语常用语。

此后,瓦西里还担任过列宁卫队的小组长。每次执勤,瓦西里怕惊扰列宁工作,他都带领其他卫士,在列宁办公室外面的台阶下站岗、放哨,并且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一次,一名卫士想咳嗽,怕影响到列宁工作,硬是紧捂嘴巴,走出很远才咳出声来。

后来,瓦西里被选送莫斯科军事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培训。1924年,列宁逝世,瓦西里作为莫斯科军事学校的代表,为列宁守灵。他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默默地向伟大的革命导师告别。

1933年,瓦西里随同许多华侨从苏联回国。回国后,他曾在新疆伊犁、塔城暂住过,后来到呼图壁县落户。新中国建立后,瓦西里在驻呼图壁县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2师疗养院当炊事班长。1957年,瓦西里作为中国劳动人民参观团的成员赴前苏联访问。行前,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当然,被亲切接见的瓦西里,恢复了原来的中国名字:李富清。

于今,在新疆呼图壁县的城市生态园——世纪园中,矗立着一尊高5米的铜像,他身着苏联红军军服,身背长枪,三枚勋章佩戴胸前,威武英俊,他就是列宁的中国卫士李富清。

在莫斯科红场上,列宁墓后的克里姆林宫红墙上安放着朱可夫元帅、高尔基、加加林及其他前苏联名人的骨灰。然而,在红墙下边还有一排墓碑,其中有两位为“十月革命”捐躯的中国人——“张”和“王”的墓。

“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那天,列宁亲自为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的阵亡将士纪念碑揭幕。在一块单独的墓碑上,人们用俄文刻上了“张”和“王”二字。

人们至今还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留在俄罗斯人记忆里的只有两个中国人姓氏信息。或许他们也是70余名列宁卫队成员当中的一员,或许是布尔什维克的缔造者们将这两个人作为了牺牲在俄罗斯土地上中国烈士的代表。

无论怎样,使国人欣慰的是,历史虽然过去,硝烟虽然消散,那份中国人为了红色政权的热血和赤诚,被刻记在红场的高墙下。列宁记住了他们,俄罗斯人民记住了他们。正如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上镌刻着的一行字那样:您的名字无人知晓,您的功绩永世长存。历史会永远记住无数个“张”和“王”,记住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奉献精神。

扔下教鞭的飞行团长

在苏联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历史上,唐铎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

在二战空中战场上,身为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的他多次驾机飞往前线,与敌机激战。苏德空战极其惨烈,愈接近战争尾声愈加残酷,唐铎常常目睹一些苏联英雄驾机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最令他痛心的,是亲眼看着自己的学生在空战中一个接一个地牺牲。

唐铎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不禁感慨万分:

在那些日子里,飞机几乎都是带血作战的,因为每次作战回来,空乘战斗人员有的受伤,有的牺牲。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就把牺牲者抬下去,把飞机检修一下,换上另一个人,立即起飞参加战斗。”“有一次飞机返程时,我在跟机舱后部的射击手说话,说着说着,射击手就没声了。我还以为他睡着了,等飞机着陆后,才发现他已经牺牲了。

出生在湖南益阳的唐铎原本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是蔡和森带他进了勤工俭学预备班,与肖子升、傅钟、赵世炎一起到了法国,成为留法勤工俭学年龄最小的学员。

唐铎回国之后,辗转来到了广州,找到了他的同乡谭延闿,谭写了一封信,将唐铎介绍给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仙逸。唐铎带着推荐信拜会了杨局长,说明了他的来意。杨仙逸听完之后,兴奋地鼓励唐铎说:“你从上海奔来广州,投到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是个有志气的青年。我非常欢迎你来学习航空技术。”杨仙逸还对唐铎说:“现时,在航空局属下,只有一个飞机制造厂。要学习飞行,可到这个厂里先当实习生。不久,将要开办一所飞机学校,那时,你再去学习飞行。”

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飞机制造厂边上成立了一所军事飞行学校,招收过两期学员,第一期学员共有10人,唐铎就是其中的一位。

1925年夏天,唐铎毕业在即。这时,学校的党代表告诉了他一个喜讯:已决定选派唐铎等几名毕业生往苏联继续深造。8月底,唐铎等一行6人,乘坐商船,奔向莫斯科。

从第3飞行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毕业之后,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苏联空军第6旅第18航空飞行大队,当了一名中尉飞行员。到部队报到时,受到大队领导和同志们异乎寻常的欢迎。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当少校教官的唐铎再也不能安于教室。他多次打报告,申请上前线,都未能获得批准。一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了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

分配到强击机部队的唐铎,接受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是攻击敌人的野战机场。他带领4架强击机超低空出航,在大约16公里的间隔上最先看到敌野战机场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的远方。4架飞机加大油门增速,忽然冲进敌机场,做了预备投弹的急跃升动作以后,整个机群就向目标扑往,敌人的“梅塞施米特”式歼击机,“容克”式轰炸机,“汉舍尔”式飞机,汽油加油车,一齐在他们的前下方露了面。他们分别对准目标俯冲投下炸弹。霎时间,爆炸、烈火、浓烟笼罩了敌人占领的野战机场。几十架敌机被炸毁,唐铎中队由此在部队上上下下引起了注目。

1944年7月3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第4方面军协同作战,解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战斗打响了。唐铎所在的强击机团奉命突击阻碍己方主攻部队前进方向上的敌坦克集群,以保障地面部队顺利向前推进。身为副团长的唐铎率领3个大队24架伊尔—10强击机,以大队纵队跟进的团编队队形,大机群超低空出航。当机群抵达第聂伯河上空时,遭遇德空军8架“梅塞施米特”式歼击机的阻击,唐铎指挥机群紧缩队形,严密组织对空火力,且战且进,使敌人的企图不但未能得逞,还被击落了两架飞机。

当唐铎率领的强击机团到达明斯克城郊上空时,唐铎看到敌人的坦克群正向己方前沿部队发起猛烈的攻击。他立即指挥第2大队在城门以南,第3大队在城门以北,以马路为界,分区域正面展开,自选目标,狠狠歼灭敌坦克。

他自己带领第一大队8架飞机冲向敌人的预备队,用单机跟进圆圈队形,对敌坦克群轮番进行突击。第一圈单机跟进俯冲轰炸,一颗颗反坦克弹在敌坦克群中爆炸,数十辆坦克顿变废铁。第二圈鱼贯近进打火箭,敌装甲车、汽车多辆爆炸开花。接着又多次折返战场,用机关枪“点射”,哪里有敌人,强击机就追到哪里。

忽然,唐铎发现敌指挥官带领大批敌人仓皇逃跑。这时,他的机枪已经没有子弹了,他便把飞机的高度降得低低的,用螺旋桨向敌人削去……

这次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消灭敌人数十辆坦克,有力地配合第3方面军解放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

唐铎在苏联工作战斗了28个春秋,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对卫国战争和国家建设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为此他获得了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及3枚奖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有了自己的空军,急需人才。刘亚楼到苏联访问,见到了唐铎,唐铎通过中国军事代表团向苏联提出回国的要求,3年后,周恩来到苏联参加斯大林葬礼,又一次提出唐铎回国问题。

经多方努力,唐铎一家终于回到了阔别28年的祖国。在陈赓的建议下,他被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建院工作。担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主任。在空军工程系的10年中,主持建成了兼顾教学与科研、能够进行飞机强度和起落架冲击实验的教学大楼,建立了27个教研室,创建了飞机发动机等6个专业,为空军的建设做出了贡献。1955年,唐铎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后来他调到辽宁大学工作,任副校长,当选为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因脑溢血不幸逝世。

用笔向法西斯作战

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场上,曾经有这样一位中国女性,她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其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了她娇小的身影。

她就是战地记者胡济邦。胡济邦用清新明快的笔触向中国人报道了德军的残忍、苏联人民的不屈不挠以及战争胜利的喜悦,她的报道极大鼓舞了国内抗战的信心。

胡济邦出生在浙江,家境清贫的她依靠自身努力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在北京大学旁听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初,已经在外交部任职的胡济邦穿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任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成为是中国有史以来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

在整个二战期间,胡济邦只身待在苏联,她深入苏德前线采访红军。在采访中亲眼看见德军的进攻。她还参加过战斗,向扑上来的德军开枪。作为苏德战争全过程的见证人,她用手中的笔向中国人民报道了苏联军民誓死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一幕幕壮烈情景。其中《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是振奋人心的名作。

埃德加·斯诺曾评价她:“胡济邦女士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这位《西行漫记》的作者,将毛泽东的照片和胡济邦的照片一起印在了书的扉页上。

1941年,斯诺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任务,前往苏联和欧洲,在莫斯科的记者圈子里和胡济邦相遇。他评价说:“在语言大师中,最‘威风’的恐怕非胡济邦莫属……胡济邦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她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她还会日语、拉丁语……”

这位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女子,在莫斯科13年里,亲身见证了苏德战争的全过程,写出了无数篇战地报道,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胡济邦凭借其卓越才能,成为莫斯科新闻、外交圈举足轻重的人物。

1949年5月,胡济邦回到祖国,进入新中国外交部。在外交部工作的7年里,她为共和国外交工作的初创,付出了全部心血,得到李克农的赞赏。后来胡济邦调《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记者、国际部评论员。她的丈夫毕季龙,继唐明照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后,她随夫至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6年时间,夫妻俩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在外交界,两人被誉为“最美好的一对”。

今天,胡济邦的战地报道大多已经不易见到,下面是她的报道《莫斯科保卫战》中的一段,它可以让我们重新回味那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我忘不了莫斯科大战,我永远忘不了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的军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投下的炸弹像秋天的落叶一样多;我忘不了德军就在城郊,而斯大林却在红场检阅部队。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最终在莫斯科破灭了。

爱苏联就像爱祖国一样

1942年5月,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收到一封非同寻常的信,这是一封在苏联生活的中国青年请缨杀敌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5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信的署名是“谢廖沙”。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俄文名字,但写信的青年却有着绝非普通的身份,他就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作为毛泽东的长子,在母亲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毛岸龙一度流落上海。1936年他与毛岸青被中共地下党找到,而后又辗转来到苏联,进入国际儿童院。在儿童院里,毛岸英加入了共青团,并一度担任区委委员和团支部书记。

1942年5月,当卫国战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已是热血青年的毛岸英决定上前线杀敌,但他的申请却没有得到批准,对此他一直不甘心,最后毛岸英想到给斯大林写信。

经过毛岸英的不断申请以及他善于雄辩的口才,他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

不久,毛岸英接到去苏雅士官学校报到的通知。苏雅士官学校是一所专门培养连队士官生的初级军校,经历过6个月的快速班学习后,毛岸英又分别进入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军校毕业时候,毛岸英终于参加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卫国战争,他在苏军一支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隶属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毛岸英与他的坦克部队转战千里,取得了不少战绩。在易北河畔和柏林街头都留下了这位青年英雄的战斗英姿。在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毛岸英被授予中尉军衔,并且终于见到了斯大林。为表彰他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斯大林特地赠送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

当毛岸英身穿苏联中尉军服出现在父亲毛泽东跟前时,这位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自己大儿子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眼圈湿润了,他轻轻抚摸着儿子的脸说:“长高了,长大了,成人了!该为国家做贡献了。”

像毛岸英一样,有这样一些身份特殊的中国孩子,他们大多是中共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尽管他们年龄幼小,身份特殊,但他们同苏联人民一起,在后方生产苏军的军服、食品,还有的在军队的医院照料伤病员,为反抗法西斯做出了贡献。这些孩子中有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以及黄平的儿子黄健等人。

20世纪30年代,苏联曾设立国际儿童院,专门接收并培养全世界革命者和烈士的后代,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早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陆续将一些领导人和烈士的子女送往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儿童院里的中国孩子已经达到100多人。

卫国战争爆发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头;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参加救护伤员。

据李特特回忆,当时17岁的她和国际儿童院的一些大孩子开始接受军事训练,每天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

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中,李特特参加了红军后备军,通过了机枪手训练,那时,她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她后来回忆道:“在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

李特特不但是苏联红军的一名勇敢的机枪手,她甚至还有一个苏联名字——萝莎。

黄健在战争期间参加了所能参加的一切“保卫苏联”活动。为了给部队制造简易的反坦克燃烧弹,他曾和同学们挨家挨户收集空酒瓶;他们还去挖反坦克战壕和清扫军用机场跑道上的积雪。当时只有十五六岁正在发育的他每月都和同学去医院献血,每次430毫升,直至战争结束。

其实,为保卫苏维埃,任辅臣、张福荣、包清山、唐铎、毛岸英、胡济邦、李特特等人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还有许多无名英雄也经历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他们用行动体现了中苏两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并肩反抗法西斯侵略的血肉情谊。

俄罗斯人民没有忘记中国人的贡献。2005年,在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向27位中国老人颁发了“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其中包括毛泽东之子毛岸青、刘少奇之女刘爱琴和朱德之女朱敏等人。

就在2015年,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了向中国老兵授予“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仪式,32人出席了仪式。受奖者中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李范五的儿子李多力等。俄罗斯驻华大使在仪式上讲话指出:“中俄两国人民所遭受的惨绝人寰的经历,对两国而言意义重大,否定历史意味着砍断我们的根,破坏两国社会的价值基础。我们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时,受俄罗斯政府邀请,5月9日那天,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红场阅兵式后,李敏、刘爱琴、朱德的外孙女刘丽、刘霞等与众多的反法西斯将士们的亲友一起,行进在游行的队伍中。

数十年来,基于“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无产者的信念,将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们聚集在镰刀斧头之下,为了一种理想,不惜前赴后继。

没有做过统计,那片遥远的国土上至今沉睡着多少中国人?这些葬身远方的魂灵中许多人没有自己的姓名,只是默默地在异国他乡,望着东方,怀念着自己的故乡,以及故乡的亲人。

而今,当孜孜以求的镰刀斧头旗帜,在那片当年他们为之流血的土地上飘落的时候,不知道他们的心是否在一起颤抖。

苏维埃,那个曾经响亮过的名字,或许早已被许多人淡忘。而作为中国人,却不要忘记,那些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献身的人们,无论他们在何处,都值得所有的人尊敬。

特别是,在今天,2015,70年,一个值得永远记忆的日子里……

第二十章:不泯的怀念

莫斯科有个“老伊万”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强悍、勇敢,不屈不挠的民族,这个民族有辽阔的疆域,有一部起伏跌宕的历史,有兼容东西方的文化与宗教。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起,它的血统就具有独特性。

学者威尔·杜兰对这一充满心理和性格矛盾的民族,作了概括:“俄罗斯文明显示出一种奇妙的混合特性,既有违抗不得的纪律,又充满着无情的强迫,虔诚中夹带着暴力,祈祷神祇而又亵渎它们,充满着音乐但也非常粗俗,忠诚而又残酷,卑微却时而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英勇……因为面对着漫长的冬天和待不到黎明的冬夜,他们必须要战斗,而这是一场苦斗,他们要战胜横扫冰封大地的凛冽极风。”

当年,彼得一世利用手中的权力“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采用西欧成果”,使俄罗斯一跃成为欧洲的强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在西方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同时她引进法国的启蒙思想,使俄罗斯进一步深入接触了西方文明的精髓。

此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统治强悍的俄罗斯,包括拿破仑,也包括希特勒。

而20年前,没有败于外来侵略的俄罗斯人却饱尝了超级大国解体的痛苦,车臣的硝烟,恐怖分子的血腥屠杀,西方乃至世界的嘲讽与冷眼,在这个曾经强大的冰雪之国,在这个曾经为自己的祖国自豪的每一个俄罗斯百姓的心中,普遍产生了一种落差与痛楚。在冰冷而忙碌的现实里,他们的心灵需要抚慰,他们的精神需要一种寄托。

莫斯科城的西南部有一块幽静的墓地,叫新圣女公墓,这块墓地连同那些纪念馆、纪念广场,发挥着不可想象的精神激励作用。每天都有大批莫斯科市民以及游客来到这里,在这片没有战火,没有喧嚣的地方待一会,哪怕停留片刻,那些紧缩的心灵就会得到舒展和放松,平淡无奇的生活又会重新燃起希望的烛光。

始建于16世纪的新圣女公墓起初是教会上层人物和贵族的安息之地。19世纪,新圣女公墓成为俄罗斯著名知识分子和各界名流的最后归宿。在这7.5公顷的土地上,埋葬着2.6万多位俄罗斯各个历史时期的名人。

每一座墓地都是一个离奇的史事,每一个雕塑都是一幅艺术品。那些曾经对俄罗斯历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人们静静地长眠在这里,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独特的墓碑,向世人讲述着他们不同的生命故事。在俄罗斯人的心中,新圣女公墓不是告别生命的地方,而是重新解读生命、净化灵魂的教堂。在这里,灵魂与艺术结合,历史与精神相融。独立的人格、坚定的信仰,不断地支持和激励着人们去生活,去追求。

细心的人们会注意到,俄罗斯人结婚,首先会去博物馆、胜利广场、红场无名烈士墓献花,回顾历史,悼念先驱,追思那些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们,让他们来分享自己婚礼的快乐。俄国人从来不认为墓地与婚事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托尔斯泰曾说:“在全部生存着的人类身上,还有某种另类的知识,非理性的知识——信仰,是它使生命有可能进行下去……信仰是人的生命意义的知识,由于这种知识,人不是消灭自己,而是生活下去。信仰是生命的力量。”这种宗教信仰加上民族的自信影响着俄罗斯,塑造了俄罗斯人的道德理想和人生目标,实现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探索和体验。

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将逝去看得如此从容,将逝去的生命看得如此庄重。也就不难理解90多岁的伊万诺夫为什么那么关心在中国牺牲的苏军烈士,关心那些纪念碑和烈士陵园。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1921年出生在斯摩棱斯克市。他的爸爸、哥哥都牺牲在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是被德国人杀害的。

年轻的伊万诺夫主动请缨奔赴了前线,出生入死地参加过无数次战斗。他作战十分勇敢,在卫国战争第一年就负伤4次。出院后进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卫队侦查”,1945年2月被派往第88国际旅任教官。从那时起,他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许多年后,伊万诺夫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向黑龙江佳木斯市开拔的情景。呼啸的火焰,炮弹爆炸的撕裂声,负伤士兵的惨叫。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日军顽强的抵抗。关东军龟缩在街垒中拒不缴械,战斗持续了7天,日军最终投降。

虽然早就对日军在中国的恶行有所耳闻,但日本人在东北烧杀抢掠后留下的凄凉景象仍然让伊万诺夫感到触目惊心。他说:“我军经过的地方,到处是破败的房屋,当地老百姓缺吃少穿,生活的基本保障都没有。很多地方没有医院,不少孩子不是活活饿死就是病死了。”伊万诺夫介绍说,在行军路上,苏军官兵经常将一些糖果分发给当地的孩子们,“小家伙们会显得异常兴奋和激动”。

有一件事让伊万诺夫至今记忆犹新。一次伊万诺夫所在部队给经过某地的居民分发稀粥,有一个人跑来领粥,由于没有任何餐具,最后他竟然用双手将粥捧走。他说,“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人的家在战火中被毁,已经一无所有,这足以说明当时东北老百姓的悲惨处境。”“看到这种情景,我和战友们感到非常难过。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消灭日本兵,尽快结束战争。”

东北老百姓对苏军的热情帮助给伊万诺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军进入东北时正值雨季。部队的汽车、坦克和大炮等辎重常常陷入泥泞,中国老百姓,包括很多老人都跑过来帮忙,让我们都很感动。”

当中国铺天盖地到处是大字报时,当街上游行队伍高喊着“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口号时,恰好伊万就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武官。中苏两国的紧张对峙,政治风云的变幻,并没有影响到伊万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他不止一次对他的中国朋友讲,那段历史是中苏两国人民的不幸,是历史的误会,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是永远的。

在俄罗斯,华人们都喜欢伊万,敬重他,把他当作贴心人。因为每逢遇到困难,伊万与老战士们总会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因此,每每伊万过生日时,驻莫斯科的华人都会专门为他举办生日宴会。

伊万和老战士们虽然离开中国多年,但依然情有独钟地眷恋着曾经生活、战斗过的中国。他们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为中俄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为加强两国经济、文化合作,不知疲倦地奔走。

他差不多每年都会到中国,参加中方组织的一些庆祝活动,为在华牺牲的苏联烈士扫墓。每次来华,亲眼见到中国的发展变化,他的心情就特别激动。他常说:“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

使伊万诺夫特别高兴的是,他和那些老兵们参加过胡锦涛主席在驻俄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并收到了胡主席的赠书《胜利的回忆》。

伊万诺夫说,苏联老战士们得到这本书很激动,并且说二战时他们帮助过十几个国家,现在只有中国还记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愧是礼仪之邦!

王常福早年曾两次任职于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和驻俄罗斯大使馆武官处,前后8年时间。8年里,他结识了许多曾参加过援华的前苏联老战士,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王常福至今仍记得,那年的秋天,他们全家去伊万诺夫家里祝贺其七十大寿。当时苏联刚解体,物价飞涨,伊万诺夫为了招待中国客人,不顾70岁高龄,爬到树上用自制的工具摘栗子。1993年的春节,他专门去中国饭店买了饺子让王常福与家人去他家中过节。王常福离职回国时,伊万诺夫除了举行欢送会,还赠给王常福一件烤漆木牌的艺术品,正面是一个老人的玉石塑像,背面有援华老战士的赠言和签名:阿·布拉戈维申斯基、阿·普希金、谢·费法洛夫、马·纳依金柯、谢·列弗、瓦·伊万诺夫……每当看到这件木牌,王常福就回想起这些老英雄们的音容笑貌,想起他们为中国人民抗击日寇而浴血奋战的情形,内心就会充满感动。

在阿·伊·普希金去世后,伊万诺夫担任了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组长,伊万诺夫特别关心在中国牺牲的苏军烈士陵园。他说,中国有46个城镇有苏军烈士纪念碑,共有50多座陵园,他几乎全部到过。他把这一切,包括牺牲了的烈士的情况,详细记载下来,用以作为资料。那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但他完成了。

伊万诺夫亲自搜集整理了一本老战士名录,含上千张参战红军战士的黑白照片,包括完整的姓名。

“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两个国家的后代都应该深刻了解过去的岁月”伊万诺夫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能让历史记忆“鲜活”地传递给后辈。 就是这样一个退了休的老兵,走遍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土地上的苏军烈士陵园。他说,这些陵园保护得很好,甚至说比苏俄维护管理得还好。他说,中国人珍惜、爱护他们,连“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损坏过,这让他非常感动。

在与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日军侵略当中,仅在中国就葬有1.45万名苏联红军战士,其中就包括了一些苏联空军的飞行员。2009年,俄罗斯与中国签订苏军墓地整修协议,迄今已完成多个城市的墓地清理工作。伊万诺夫对这些墓地如数家珍。

一块墓地便是一段历史,一些记忆。因为有了这些个挂牵,所以,常常地,便不断地有人前来,祭奠、拜谒、追思。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的苏联航空志愿队的老战士们。

当看到自己战友的墓地过了那么多年,历经了那么多的风雨波折依然保存完好,老战士们一个个热泪盈眶。这份弥足珍贵的友情即使在几十年后,依然没有褪色。

长眠的墓地与不朽的丰碑

那场战火及其由此而产生的“Z计划”,导致了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飞行员236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中有大队长,也有一般机械师,年龄最大的41岁,年龄最小的22岁,平均年龄为28岁。他们有的成了家,做了父亲;有的已经有了心上人,正准备结婚;还有的甚至还没有尝过恋爱的滋味。

至今,还有的苏联飞行员仍然没有找到遗体。或许,还有的已经牺牲了的志愿人员,连名字都没有找到。

当时,国民政府在南京、杭州、重庆、成都、兰州、昆明、广州、桂林、汉口、柳州10处重要空军基地建立了中国空军烈士公墓。在援华抗日战斗中牺牲的美国、苏联、韩国的飞行员烈士,也埋在了这些公墓中,让空中英魂安息,让后人永远缅怀。

随着时代变迁、历史更替。一些墓地受到了一些毁坏,有的已经废弃。后来,进行了整修,扩大了规模,有了事迹介绍,成了当地的景点,也成了人们纪念烈士的地方。

与此同时,随着许多烈士的事迹被挖掘,他们的踪迹逐渐被发现,陵园、墓地和纪念馆、纪念碑在全国越来越多。每到抗战重大事件纪念日时,人们便会成群结队来到那里,举行悼念活动,中国人有一种知恩图报的儒家文化的共同心理,美国人、苏联人帮助了我们,为我们而献出了生命,我们就应当记着他们,追思他们。

经过精心保存和多次修葺,重庆万州西山公园内的抗战遗址群成了参观点,也作为重庆市的文物保护单位被看护起来,抗日英雄库里申科与64年前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的300余名万州百姓,与当年牺牲的抗日阵亡将士一起,相伴在树木葱茏的公园里。

这里不再有飞机的轰鸣与炸弹的尖叫,不再有鲜血的喷涌和尸体的堆积。

樟树遮阴,鸟语花香,护栏环绕,环境清幽。不时,有各种人等前来悼念,每年清明,万州人民都要举行公祭。墓碑下的人们并不孤独,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有人想着他们。

离万州不远的重庆,环布的山麓中,竖着一架冲天的飞机,飞机背后的山坡上,碎石铺就的小路两旁,整齐镶嵌着168块青石制成的墓碑,所有墓碑都面向外界进入重庆的唯一航线。这就是当地老百姓叫了几十年的“空军坟”。

从1939年起到抗战结束,这里安葬了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璧山空战及在其他地方牺牲的中外飞行员。抗战胜利后,部分烈士们的家属前来认领,将遗骨运回原籍或南京安埋。目前这里尚有168位飞行员的坟冢。从墓园前门向上走到墓园,这168步阶梯代表的就是168名英烈。

青石墓碑有名有姓的只有55块。这是因为研究空军坟的史料极度缺乏。墓主的生卒年月几乎一样,这些飞行员同生同死,照片上都是很英俊的年轻人。最小只有18岁。墓的左边是照片,右边是简历。

当年,国民政府为安葬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空军烈士,特地在重庆南山长房子放牛坪购买200余亩土地,设置陵园安葬烈士。

20世纪50年代,乡民无知,墓地被盗。“文革”时期,红卫兵进行过打砸。但总有一些正直的人,当年,为争取修复空军坟而奔走呼号的王立喜,拿着市长“立办”批示,跑到残破不全的空军坟前,长跪不起。

他的想法很单纯,“如果美国人、苏联人来看望昔日战友,看到这样破败的场景,他们会如何想?”

民间修墓的呼声也越来越高。3个月后,空军坟附近的4个农民自发捐款,立了一块一米高的大理石纪念碑,碑身刻上“抗战英烈永垂千秋”。

农民立碑的动机很简单。一个叫谢德华的农民说,每年清明前后,都有人来瞻仰空军坟,但连个路标也找不到。

2005年,由各方筹资,重修空军坟,历时4年,项目竣工。陆续地,那些被埋没的名字也开始显现出来,发出他们应有的光彩。其后,南岸区在原抗战时期空军坟遗址上进行了修复,建成现在的空军抗战纪念园。

每逢节日,各方人群络绎来到这里,寄托他们的哀思。鲜花献后,哀乐声里,倏忽了70年的穿越,他们对视着,似乎在说,不能忘,怎么可以,那里仍然有空战时机枪的轰鸣,以及,血的染洗。

当年,数十万巴蜀儿女出川抗日。而作为大后方的基地,为中苏空军奋勇杀敌流尽了血汗,坚韧与忠诚便于民族危难时得以真实显现。

如何对待这些为了自己的家乡,为了这片土地而献身蓝天的人们,他们心中自然有一个标准。用语言说出的感恩固然重要,而行动里包蕴的追思却更为难得。心里存着一种念想,历史便会有沉甸甸的分量……

当年,汉口的德租界里,在德国驻汉口领事馆旁,建有一处万国公墓。1938年的武汉空战,苏联空军志愿队100多位队员牺牲,当时国民政府将能收集到的烈士遗骸都埋葬在万国公墓里。由于战事正急,没有分类,处理得比较粗糙,苏联烈士被临时埋在3个长方形的坟茔下,外面被水泥封住。由于怕遭到日本人破坏,当时没有立碑。直到1951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才在坟茔上立了碑。碑上刻着:“在1938年为解放中国而与日本侵略者作战中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英雄们永垂不朽。”15名烈士只有7个人有名字,另8个人连名字都没有。

5年后,解放公园建成,武汉市政府决定从万国公墓动迁苏联航空志愿队牺牲的烈士到解放公园。当时的分辨工作进展很困难,历尽艰辛,分出了15具苏军遗骸。他们是:科兹洛夫、别索茨基、巴拉莫诺夫、基吉里什登、师什洛夫、马特维耶夫、斯图卡洛夫、库列申、马尔琴科夫、多尔戈夫、斯柯尔尼亚科夫、古里耶、楚里亚科夫、泰列霍夫、古罗夫等。

在公园的东北隅,修建了一座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经过多次整修,这里成了一个庄重、静雅的处所。烈士墓的墓台,淡青色的花岗石墓台长约32米,高3米,岁月的风尘早已在它身上刻下斑驳的印记,让武汉人无法不回想起那段沧桑沉重的往事。烈士们安卧在朝梅、夕桂二岭中间。红色的梅花开放,象征着中苏空军烈士们流淌的鲜血,秋天桂花芬芳,像是中苏两国空军战士战斗友谊放出的芳香。

烈士墓前的广场上,有一座纪念碑,背面刻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永垂不朽”。

这些来自远方,为了武汉,为了中国的空中勇士们没有能够回到他们的家乡,而是长眠在这他们曾经保卫过的土地上。

每当春风吹拂,清明又到之时,武汉的各界人士与百姓都会来到这里,追念与祭悼这些异国的英灵们,即使在中苏关系破裂和动乱的“文革”年代,亦未中断。每逢国际和平年,也总有一些新婚夫妇在国庆节结婚的当天来到烈士墓,敬献鲜花,并带着敬仰与追思在墓地栽种上象征和平幸福的松树。

荆楚大地的人们原本就有古风久远的侠肝义胆,因为他们世代生活于屈原的故里。当年,他们曾经不惧日军飞机的轰炸,涌于街头,仰望天空,为中苏两国飞行员喝彩鼓劲。曾经步行数十里,去飞行员们坠机之地,为牺牲的壮士收敛遗体。也曾为那些捐躯的英烈们长街送行,焚香祭奠。当灵柩路经城区,满城空巷,十万军民恭送至坟场安葬地,任日机飞临城市上空,祭奠的群众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那个时刻,千万颗心其实早已与这些英灵们扯在一起,英烈们为了他们,他们也为了英烈。一条命,十万条,其实都是一个意义。

汽笛响彻长江,有船在江里行驶,龟蛇二山笼于雾中。又是清明,细雨蒙蒙。一群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来到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前,静静地走上前,每人献上一支鲜花。他们之中,或许会有长辈在70年前死于日寇的轰炸之中,或许有人曾经为那些死难的先烈送过行。

江水滔滔,白云飘摇,那一刻,一首两千多年前古老的歌谣在空中回荡:“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那是屈原的《招魂》。千百年来,荆楚子孙一直这样唱着……

一座山与3000个魂灵

比较起武汉与重庆的航空烈士墓,南京的那块墓地似乎要更早一些,并且,后来匹配了纪念馆。

或许,这块专门为中外航空烈士开辟的墓地与南京曾经作为首都有关,又或,淞沪抗战乃至随后的空战中,于此地牺牲的空中勇士更多一些。

葱郁苍茫的紫金山围抱着南京城,山前,“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陵墓威严耸立着,山后的王家湾,则有一片僻静的去处,那便是抗日航空烈士公墓和纪念馆为一体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也是国内规模较大的纪念馆。

马年里,笔者专程慕名去了一次南京,到这座珍贵的纪念馆参观了一下。因为第一次去,又没人领路,只能打听着前往。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有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非常好,很壮观。南京要看,去看中山陵、雨花台、总统府,最多加上秦淮河,就可以了。

那个出租车司机或许不知道,他开着车行驶的这座城市,当年的上空曾经发生过激烈的空战,紫金山北麓埋葬的一些人们,曾经为保卫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不惜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这样说或许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块风景优美的墓地其实在南京空战之前就有了的。早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航空署署长黄秉衡便呈请,修建航空烈士公墓。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考虑到紫金山南麓,难以辟出空地,便在紫金山的北麓王家湾附近辟出50亩地,作为航空公墓的墓地。

这座当时造价26000元的航空烈士公墓,由航空委员会和从社会募捐提供,这当中有宋美龄的作用,据说,蒋介石曾专门捐款3000元。

对于初创时期的国民政府空军来说,专门为航空烈士建一座墓地,的确是一个开创性的事情,因为,山的南麓,已经有了一个国民革命烈士纪念公墓。

金陵大学建筑系的邱德孝教授进行了精心的设计,经过紧张的施工,第2年的夏天,航空烈士公墓建成。

公墓的纪念塔为方形,在塔的顶端是一座雄鹰的雕像,象征着烈士不屈的英灵。

首批入葬公墓的是在淞沪抗战中牺牲的黄毓全、吴明辉以及在北伐战争中阵亡的空军飞行员30余人。

黄毓全是中国空军为抵御日寇牺牲的第一人。1932年2月,中国空军第6队副队长,黄毓全的哥哥黄毓沛率队与敌激战于上海上空,遭敌机围攻。结婚假满刚刚赶回的黄毓全在上海落地,放下行装即登机作战。飞机增速升高之际,因操纵系统钢丝绳断裂,坠地牺牲。年仅28岁,新婚不足20日。

卢沟桥事变之后,空战日趋激烈,不时有航空人员牺牲,公墓显得忙碌起来。上海、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24人,被合葬在一个墓穴里,这其中,就有击落敌机11架的空军英雄刘粹刚等。那些日子,这片山坳里常常地被悲痛笼罩着,新仇与旧恨凝结在人们的心底。

南京很快地沦陷了,日本人进了城。在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曾在空中与他们做拼死抵抗的飞行员们,尽管这些人已经战殁于地下。

于是,这座航空烈士公墓遭到破坏,纪念塔被毁弃,建筑被拆掉,公墓几乎成为废墟。侵略者原本的意图便是要高压,使“支那人”屈服。而飞行员便是抵抗者的代表。

然而,他们不明白的是,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追思是毁不掉的,如同那30万冤死的魂灵一样,会时常被人们怀顾、警醒,似乎成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终于胜利了,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航空烈士公墓被进行了修葺。

不知道当时的组织者带有怎样的心理,总之,在修复公墓的同时,有2000余名日本战俘被征用,整修了公墓附近的公路。

还是依照先前的老样子恢复的原貌,牌坊、碑亭、祭堂,位于一条中轴线上。牌坊高高,4楹3间,上部为“白云滚滚、火光冲天”的造型,横额阴刻“航空烈士公墓”6个大字。

拾级而上的六角碑亭内置有青石碑,碑上刻着孙中山“航空救国”四个大字。

祭堂的后面以及两侧辟有3个墓区,设墓穴160余个,每个墓穴前均刻有烈士简介。碑亭内中央立有汉白玉墓碑一通,镌刻着黄秉衡书写的航空烈士公墓碑碑文。

次年春天的那次公祭一定非常隆重,因为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公祭仪式,也是国民党空军为提振士气而着意举行的一次仪式。美国人也来了,来的是美军顾问麦克康奈尔。早年留学苏联并曾经去苏联争取过援助的国民政府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主祭,悼念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空中勇士。那一次祭奠,没有资料显示有苏联人参加。抗战胜利后,中国打起了内战,蒋介石开始策划进攻解放区,加之雅尔塔会议签署的一系列违背中国意愿的内容,使得中苏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此后几年,全国各地搜寻到的空军将士灵柩陆续迁葬于此,一些下落不明的,也经其家属同意在公墓内设置了衣冠冢。中国空军成员中,除了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的烈士外,还有一部分是在飞行事故中以及其他原因丧生的飞行员。

其中有4位苏联烈士,他们是:尔拉夫孟诺,1938年10月9日,敌机夜袭衡阳,起飞追击时被日机击中起火,机毁人亡;史托维,1938年6月26日南昌空战中阵亡;卢八丁,1938年9月6日南昌西北靖安县空战被敌击中迫降阵亡;金爵洛哥,1940年1月10日出发南宁,回航迷失方向,迫降失事身亡。其实,这4位烈士和南京空战没有任何关系。

浩劫都是相同的,“文革”时期,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同其他地方的纪念墓地一样,也遭受了破坏,除了牌坊得以幸存,其余地面建筑连同墓茔均遭捣毁。

时间一定会给历史的是与非肯定的答复,在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前夕,南京决定修复航空烈士公墓这座具有国际性的墓地,并拨付专款。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里,各界人士冒着酷暑在航空烈士公墓举行了动工仪式,同年秋天一期工程基本竣工。

在修复墓地的同时,在半山坡上专门劈了空地,建了“V”字形纪念碑,张爱萍将军书写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9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纪念碑后面,是30座排作弧形的英烈碑,厚重肃穆的大理石上陆续地镌刻着3306位航空烈士的名字,其中中国烈士870名,美国烈士2197名,苏联烈士236名,韩国烈士2名,还有一些需要核实后再补充镌刻于墓碑上。

由于空间和载体所限,公墓和纪念碑并不能将当年航空烈士伟绩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因此,筹建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成了很多人的心愿。在各方的努力下,7年前,又一个清明节到来的时候,纪念馆开始奠基,很快地,一个占地30亩,建筑面积2200多平方米的纪念馆建设完毕。

在松柏与冬青之中,一个三头六臂的“正义之神”骑在飞天虎上,手持弓箭对着天空准备射去。象征着中、苏、美三国团结一心联合抗战。透明玻璃架构的三角体馆屋,犹如一架蓄势待发的战斗机机翼,随时准备冲向蓝天,为维护和平而战。

募捐异乎寻常得踊跃,南京航空联谊会很短时间便收到了280多万元捐助。除国内捐款外,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个人也纷纷“慷慨解囊”。

文物征集也十分顺利。俄罗斯驻华使馆送来从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整理出的24份文件的电子版资料;陈香梅女士赠送了陈纳德将军的日记本、勋章等一批珍贵文物。馆内还有航空英雄陈怀民的一副航空手套和银饰,那副手套,是陈怀民在升空决战的前夜留给妹妹陈难的。陈怀民牺牲后,妹妹一直把这副手套珍藏在身边。1986年,她将手套托人从长沙交给了航空烈士纪念馆。令人惋惜的是,陈难女士已离开人世。

而今,王家湾那片山坳里逐渐地热闹起来。纪念馆门外的路笔直而宽阔,高高的法桐树遮盖着路面,绿植与花卉点缀着,给这片墓地带来了生气。

在这个特殊的纪念碑和纪念馆获得海内外人士一致好评的同时,王家湾也成了人们参观游览的景点,成了联系世界各国航空界人士的桥梁,成了联系海峡两岸航空界人士民族感情的纽带。

每年的清明,自发前来祭扫的市民络绎不绝。他们忘不了60多前有那么一批年轻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度,为了同一个目的,在南京的上空,在中国的大地,洒下了他们青春的热血……

开馆的时间尚未到,门卫见有人来,提前打开了门,让我进去。他说,只要到这里来的人,都知道不容易,所以,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间开门。我说了声谢谢。在这里说不容易实在汗颜。

正是夏天,我徜徉在静静的墓园里,除了鸟儿和知了的叫声,这里似乎没有了别的声息。然而,当我站在高志航、闫海文、刘粹刚、乐以琴、库里申科那些似曾相识的雕塑身边时,当我肃立在那一排排数千个名字聚起的英烈碑前时,我似乎闻到了数十年前的空战硝烟,似乎听到了不屈的吼叫,似乎看到了流淌的热血……

于是,我们明白了,南京,你为什么叫石城。你有30万的冤魂的咆哮,你有10万革命先烈的护佑,你有3000名航空烈士的抗争。青山永在,浩气长存!

群山之阳,有长江之水川流不息,如昔日浩歌在吼:

热血滔滔

热血滔滔

像江里的浪

像海里的涛

常在我心里汹涌

只因为愤恨难消

只因为愤恨难消

四万万同胞啊

踏着我们的热血

去除强暴

……

守伴乌江和遥望皋兰

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乌江西岸,在当年贺龙率领红三军用木船渡过乌江的地方,屹立着一棵参天古树,这就是被当地人称为“神树”的乌杨树。粗大的树根裸露在地面,盘根错节,似盘龙卧江,像虬须卷曲……树干倔强地兀然挺立,伸枝展叶,滔滔的乌江从树下流过。

与这棵古树遥遥相望的山坡上,有一座烈士墓,墓地坐南朝北,左、右、前三方有石礅围墙。墓前竖石碑。墓碑正面书刻“苏联空军金角罗夫烈士之墓”12个大字,背后刻记着金角罗夫遇难简介。

这是9个人和3架飞机的故事,确切地说,是9个外国人及众多偏远山区中国百姓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39年的冬天。那一天,天刚正午,沿河县城上空突然出现了3架飞机,飞机飞得很低,像是刚好从人们头顶掠过,呼啸着,一次,又一次,巨大的声音使得街上的人们有些恐慌。因为,这里很少有飞机做这样的超低空飞行。

飞机盘旋3次后,向淇滩方向飞去。当时,县城设有防空哨,据哨所观察,怀疑为日寇飞机。县长李拔夫电话命令淇滩乡公所发动群众、严密监督。

3架飞机准备在坝坨降落,附近农民不论男女老少,都拿着锄头、扁担、斧头等奔向坝子,愤怒地注视着飞机,监视它们的降落。飞机鸣枪报警,示意疏散,大家不予理睬。

那天又正逢县城赶场,经过坝坨的群众都停下来观看,人越聚越多。

其时正值冬月,乌江水涸,江边现出了大片乱石沙滩,为了坝上人群的安全,飞机只得在沙滩着陆。前两架安全降落,并列停在沙滩上,沙滩所空地面已很小,在无其他地方降落的情况下,为避免与前两机碰撞造成机毁人亡,第3架飞机果断地作横向乌江着陆,一个飞行员急速跳伞,不料跳伞的飞行员刚落地,同时降落的飞机从他身上辗过。

此时,接到报告的县长秘书带保警队赶来,用普通话和英语询问飞行员,对方的回答无人听得懂。这时,一名飞行员拿来一个绣有“来华助战洋人”的布片和一张中国地图,大家才知道他们是苏联人。但在场中方人员没有一个会讲俄语,只好电话上向县长李拔夫汇报。李留学过苏联,精通俄语。当曾秘书把话筒递给这个飞行员与李通话时,他像与亲人久别重逢一样,欣喜若狂,高声大叫。霎时,每架飞机除一人看守,其余的飞行员都奔向话筒,兴奋不已。

原来所落飞机是苏联援华空军的飞机,一行9人组成战斗小组,在独山县上空与日本空军作战。返航途中汽油将尽,根据当时所处位置,只有秀山县机场最近,于是就顺乌江飞行,寻找秀山机场降落。至沿河上空汽油已尽,迫不得已在坝坨乌江河沙滩着陆。

跳伞时牺牲的飞行员叫金角罗夫,苏联红军空军少尉,在独山与日机作战中腿部受伤,仍英勇战斗。

当时,县里赶制了一具大棺材,将金角罗夫遗体穿裹入棺,另8名飞行员西渡乌江暂住一农民家中。县里派人给他们送去特制蛋糕和饼干,他们也拿出牛肉干和压缩饼干来请陪同人员吃。一名飞行员在信笺上画了一片大山,山下若干小人,当中一大人,对这一大人跷起拇指比画着,意思是这边远的山区竟有精通俄罗斯语言的人,了不起。这张画大家争相传看,一片欢笑。其间,一名飞行员轻轻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曲调、字词非常准确清楚,就像出自一个中国人之口。随着大家都唱了起来,整个屋子充满了雄壮的歌声。

第二天中午,曾秘书率一个保警分队把苏联红军飞行员和金角罗夫遗体接到县城,安排在县政府。29日中午,民国县政府在县城乌江西岸万寿宫右侧球场为金角罗夫举行隆重葬礼。李拔夫致悼词。苏联航空志愿队一名中尉飞行员讲了话,感谢沿河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感谢对金角罗夫的隆重安葬。

接着,这个以土家族为主的只有几万人的县城,机关团体、学校师生、地方绅士、街道居民万余人胸戴白花,鸣放鞭炮,拥棺游街,沿河土家族百姓唱着土家山歌,跳着摆手舞,敲着跳丧鼓,一路随行,为金角罗夫送葬。遗体安葬在迎将桥(今乌江大桥西桥头)侧,并竖石碑。

其他8名飞行员在沿河住了一月有余。离开那天,东西两岸站满了送别的群众,飞行员在船上不断鸣枪,表示对沿河人民的致意,岸上鞭炮齐鸣,船上岸上一片惜别深情。

春节之后,重庆派来了一些机械师,将3架迫降后受损的飞机拆卸。过了些时候,雨水大了,有了山洪时,用木船装运去了重庆。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3年,沿河县人民政府为金角罗夫墓重新竖了新碑。

再后来,由于修乌江大桥,将金角罗夫的墓迁葬于石坡公墓。6年后,金角罗夫烈士墓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铜仁地区行署专门拨专款对墓地进行了维修。

如今,远离故乡的金角罗夫并不孤独,他立在山坡上,背倚着苍翠的青山,静听着川流不息的乌江水,有那么多热情好客的土家人与他相伴。几十年过去了,他早已熟悉了这里的习俗,土家人也早已将他当成了自己的一员。

在贵州沿河牺牲的金角罗夫只是不得已迫降于乌江边的,是一种巧合。对于当年的大后方与苏联援华要道的兰州,却是一种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敌人注定要给予这个大本营以毁灭性打击的。长达5年的时间,上千架次轰炸机、战斗机,灭绝人性的大轰炸,使这个西北重城留下了创伤,也播下了仇恨。

对援华的苏联飞行员来说,兰州本就是个中转之地,从阿拉木图飞来的轰炸机或者战斗机,落一下地,便飞走了。大家都清楚,前线在上海、南京、武汉。然而,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的空战丝毫不亚于东部,甚或,牺牲的人数更多。这其中包括了运输当中的失事,及其在地面上遭到敌人的攻击。

在整个空战中,中苏空军指战员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前后有20多名中国飞行员和7名苏联飞行员血洒兰州上空。

中国空军第4路军司令部曾在皋兰山修建了“皋兰中嘴山麓空军烈士墓”,安葬了苏军7名指战员。1942年,又在兰州市东岗镇古城坪购地18亩,辟为烈士墓,将所有在兰州空战中牺牲的中苏空军烈士迁葬于此,供人凭吊,碑石上镌刻着一行大字:“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抵抗日本侵略者空战阵亡的烈士。”

因年代久远,烈士墓碑未能保存下来。烈士陵园的地面文物,也已荡然无存。多年以来,地方博物部门和文史学者,几度寻觅,难得片纸只字。1959年,甘肃省委党校组织力量对此进行过调查,整理出“抗战时期兰州空战阵亡苏军事迹史料”中有《空军第四路军烈士墓记》,后附有《苏军烈士碑文》,后收藏于甘肃省档案馆。2011年,档案馆公布了包括《墓记》和《碑文》在内的一组史料,有较高的研究利用价值。为研究抗战时期兰州空战史事和查找苏军援华烈士踪迹,起到了重要的史证作用,弥补了这一历史缺憾,也可借以告慰烈士忠魂。

空军第4路军烈士墓记:

溯自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以来,我空军健儿无役不从,抗战于黄河、长江、珠江、怒江各流域及沿海地带。以萌芽之军,当十倍之敌,格斗七年,愈战愈强。至今,与盟国并肩作战,获得广泛之制空权,取得空军主动地位。其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事,前仆后继,不可胜数……

甘肃在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间,为俄机运入孔道,亦为空军部队训练中心。在此境与倭寇空战百余次,阵亡及殉难诸烈士,共有六十三员名。其最著者,若二十七年三月,在东岗镇口机张君泽、李仲武等三十余烈士;二十八年十二月在兰州等处外员郭尔皆耶夫等七烈士;三十年三月在哈密接新机葛文德等十余烈士;三十一年十一月在兰州天山号机郑长庚等九烈士。或因杀敌阵亡,或缘飞行失事,或为教匪狙击,或被倭机轰炸,是皆空军之积(精)英,国家之瑰宝。追念功勋,痛悼良殷!

诸烈士忠骸,原厝皋兰中嘴山麓。荒烟哀草,肠断梦惊,殊不足昭彰先烈而慰忠魂。前任李司令瑞彬,于三十一年在兰州东门外二十里东岗镇古城坪之阳,购何、李二姓土地十八市亩,筑为烈士墓。此地西望祁连,东负六盘,北临黄河,南依皋兰。河水弥弥,坪山嶙嶙。遥见雁滩之水中,白波掩映,飞雁翔集。诚佳景也。嗣因李司令他调,诸烈士之枢致未迁移。

三十三年甲中之秋,机承乏四路司令。呈准经费三十六万元,并利用兵工及官佐劳动服务,将中嘴山麓各枢,全部迁葬。采本地积口,掘圹五英尺,用石灰、黄土、石子合土,包裹棺椁。坟之上部,以土环装壁,火砖覆顶。如此实其蕴裹,计期保存百年。墓外长城旧址,葺而新立,树以名木蔽黄河水色。墓后三山,均筑围墙,栽桃李,禁牧樵,以修其光表。中建祭坛,前立大门,内设守墓,外辟车场,另修大道,以壮其瞻仰。既月而工成,见山泼黛,而水浮蓝焉。

若夫华夏云变,日焕月明,冰涌雪飞,鸽起雁落,四时之景不同,风雨晦明之间,俯仰幻化,各居其妙。堪称牛眠吉地,允宜烈士佳城。呜呼!逝者勋绩,青史昭扬。未竟志事,后死之责,懿欤晋墓,一劳永逸,封山刊石,铭贞忠烈。

空军第四路司令罗机副司令徐焕升参谋长赵廷珍暨全体官兵 敬立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谷旦

《苏军烈士碑文》中,记载了7位苏军烈士名录,但这仅是其中一部分烈士。还有一些牺牲的苏联飞行员没有记载。比如,1939年12月,飞行员古力芝在兰州空战中阵亡,坠机五里铺“气象台对面机场边,当即就地安葬”,但碑文似乎漏掉了。

从《烈士墓记》内容看,70年前的迁建的东岗镇古城坪南的烈士墓当时无疑是很像样子的。36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动用了工兵,深掘墓坑,砂灰裹椁,熟砖覆顶。有停车场,可通汽车。临黄河、靠青山,置树木,的确下了功夫。

所葬之人,除苏联飞行员之外,尚有牺牲的中国军人及公职人员,计63人。

值得注意的是,《墓记》中提到的:“若二十七年三月,在东岗镇口机张君泽、李仲武等三十余烈士。”那次抗战时期最大的空难,发生在武汉会战期间。除了两名幸存下来的苏联航空志愿队的飞行员外,其余23人全部遇难。据兰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袁志学考证,目前只是找到了18位遇难者的资料,其余5人仅有名单、军衔和职务,其他一无所知。仅此次事故,苏联援华人员就牺牲了十余位。

另有两位在1939年2月牺牲在平凉的飞行员,巴克拉金·尼金福尔·格里高利耶维奇和谢马连科·格里高利·彼得诺维奇。据有关档案记载,两位烈士安葬在平凉境内,但具体方位无法确定。

2007年3月,为了寻找两位在平凉安葬的前苏军烈士的坟墓,平凉市公开向社会各界征集线索,有关部门查阅了大量资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许多知情人已经谢世,加之年代久远、资料有限,确认前苏军烈士墓之事仍没有任何线索。

还有,那个初冬时分,驾机降落时坠毁在平凉机场尽头的第一批援华志愿队战斗机大队大队长库尔丘莫夫,不知道他的墓地在哪个地方?他是第一位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大队长。

据俄媒体称:俄罗斯境外有22574 处苏俄军官和士兵的墓地,这些墓地中掩埋着5315000名客死他乡的战士,包括在集中营死亡的军事人员,以及日俄战争中的死亡者。其中,二战中牺牲的人员95%集中在欧洲与亚洲。在抗击纳粹德国的战场上,苏军席卷半个欧洲,钢铁履带碾过东欧大片土地,成千上万苏军将士洒血疆场。战争结束后,在那些苏军经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些墓地与雕塑。

苏联解体以后,一些国家开始对在其领土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坟墓与雕像予以拆毁。2007年,爱沙尼亚大规模地拆除二战苏军烈士像、搬迁烈士墓,此举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反响。

然而,当年盟军的敌手德国却不这样,在俄罗斯人占领过的德国,苏军纪念碑及烈士墓得到了精心呵护。德国境内共有大小苏军纪念碑、公墓500处,德国每年拨专款500万欧元予以维护;德国领导人还每年出席纪念活动,悼念当年与德军作战而牺牲的苏军将士。2006年5月3日夜,莱比锡苏军公墓墓碑被毁,德外交部立即严厉谴责,并承诺尽快修缮。

继爱沙尼亚之后,波兰开始跟进,并扩大规模,欲拆除各地苏军纪念碑,更改由苏军将士命名的街道和广场名称。在前苏联境内及前“华约”国地盘,一种拆除苏军纪念碑等类似建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悄然启动。

为了不使爱沙尼亚苏军铜像搬迁风波蔓延,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年签署相关命令,俄罗斯在全世界14个国家设立苏军烈士陵园保护中心。并拨付款项,用于墓地、纪念碑和纪念雕像的登记和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境内的苏军烈士纪念碑或烈士陵园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中国,据统计有58 座苏联和俄罗斯士兵的墓地,两万余名苏俄军人安葬在华夏大地上。各个历史时期修建的纪念碑、墓地、纪念塔散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经过了那些特殊的年代,除一些中小城市的墓地受到一些不同程度的毁坏外,绝大部分保护得比较好,即使在中苏交恶时也是如此。对于苏军墓地的维护工作,中俄政府间的合作已经走在了前面。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苏军墓地整修协议。协议规定,中国境内苏军墓地和纪念性建筑物的拆迁,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并在征得俄方同意后方可进行。根据协议,中国将采取措施保证苏军墓地完好无损,并承担苏军墓地维护、绿化和清扫的所有开支。此外,中国方面将向包括领事馆等俄罗斯机构以及希望祭扫苏军墓地的俄罗斯公民提供必要的帮助。

“人们记得我,是因为我活着;人们记得他们,是因为刻在了纪念碑上。”曾经当过红军的学者弗拉基米尔这样说。

尊重死者是一种美德,尊重历史,是一种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中外概莫能外。于是,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俄罗斯人那么愿意领人去纪念馆、展览馆甚或无名烈士墓参观,为什么俄罗斯青年男女结婚当日,仍会沿袭父辈的传统——去烈士墓地献花、合影。

2015年的清明格外清冷,但依然抵挡不住人们去祭扫亲人,追悼先烈。又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据报道,南京航空烈士墓、重庆鹅岭公园空军坟以及武汉、万州苏联烈士墓地人数比往年多了许多。他们以各种方式,来到那里,怀念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安危,不惜洒血异国他乡的人们。

哀乐在响,鲜花绽放。那些年轻的英魂似乎得到了极大宽慰。因为,在他们年轻的生命旅程中,曾经用忠诚与热血帮助过异乡的人们,为了那个遥远的民族的尊严,为了那些遥远国度里的民众的幸福。

尽管他们只是一小部分人,甚或是一个人,一架飞机在那里拼杀。尽管他们的武器不如对手。

只需记住他们,记住那段历史。记住就是对烈士英灵的告慰。墓地里,风在起,似生灵在松柏间徜徉游动,有草根作歌:

那些异国烈士的英魂

游荡在漫漫茫茫绿色中

一声声低沉的哀乐里

沁透了我无数次的崇敬

……

结束语

1941年6月22日凌晨,克里姆林宫里,刚睡着的斯大林被叫醒,总参谋长朱可夫打来电话,他告诉斯大林,希特勒开始了对苏联的空袭。斯大林拿着听筒怔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话:“希特勒这个流氓。”

至此他才明白,自己对这场战争的判断是错误的,而这一错误的代价是巨大的。尽管从春天开始,不断地有情报与信息传来,德国人将要进攻苏联。但他还是轻信了希特勒,相信苏德签署的那份互不侵犯条约。

在仓促的情况下,苏联人开始了艰苦的抵抗。

与此同时,苏联开始撤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及空军援华志愿队。到1941年年底,人员基本撤尽,飞机和装备留在了中国。

除了德国人的进攻,日本零式飞机的出现也是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撤回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速度快且火力猛的战斗机开始在中国战场使用之后,苏制战机便显得落伍。为减少无谓牺牲,苏联飞机开始逐步降低投入战斗的频率。

就这样,抗战前期辉煌一时的苏联志愿航空队逐渐被美国的飞虎队取代,这些北方雄鹰的身影也从中国的天空开始消失……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2.5亿美元低息贷款,建立了航空物资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和航校、训练基地。分批派遣军事顾问,连同各种空、地勤技术人员近5000人,这其中,差不多三分之二是空军。包括1091名飞行员。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85架,其中“黄莺”和“燕子”等驱逐机777架,各类轰炸机408架,以及100架教练机。

抗战期间,志愿队员直接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战役,出动飞机千余架次,击落日机数百架,炸沉日军各类船舰70余艘。

4000多人荣获各种勋章和奖章,14人回国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有6人在空战中击落过5架以上的日本飞机。

4年中,日军损失飞机986架,战舰100多艘,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日军王牌飞行员“四大天王”中的三位被击落。这其中,苏联空军志愿队做出了贡献,包括牺牲了的236个生命。

这支队伍,他们是志愿军,没拿过按月核发的军饷,没拿过每击落一架敌机给予的额外奖金。

就是这样一批来去悄无声息的人们,给了当时的中国空军乃至中国的抗战以极大的帮助,可谓雪中送炭。

然而,长期以来,这支曾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苏联“志愿军”在中国并不为太多人所知晓。比起传奇性的“飞虎队”来,他们显得太过默默无闻。

这实在是一件憾事。

不论当时苏联政府援华的动机究竟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这些曾经在中国的天空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英雄们。在风雨飘摇的凶险时局中,他们用力量与勇气,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也为中国人民迎来了自由。

当年,看到苏联飞行员在武汉上空与敌激战乃至牺牲情景的冯玉祥说:“苏联给我们送来了武器弹药和志愿飞行员,帮助我们打击外国强盗,我亲眼看见不少苏联飞行员因伤死于中国的医院……现在该想一想了,谁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

当历史成为往事,或许激昂会变得平淡。时间无情,我们多想那些战火中幸存下来的那些老人能够健在,来续写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些70年前的故事。用那些来之不易的经历告诉后来的人们,友谊是怎样写成的,和平是怎样得到的。尤其是今天,当和平受到威胁,当正义受到践踏,当公理受到挑战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大家,用团结、用友谊、用力量,战胜强权。

2015年5月7日,在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前夕,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他说:“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在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俄罗斯人民给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宝贵的政治和道义支持,支援了大批物资、装备。2000多名苏联飞行员参加了援华志愿飞行队,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 有200多人牺牲在中国战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的俄罗斯军民。”

70年过去了,中俄两个同样有着悠久历史,同样经过磨难的大国,不断地在发展中求同存异,双边关系不断提升。这种健康发展,除了中俄之间存在着相互需求和倚重,存在着历史上固存着的基础与条件,也是由于双方人民强烈的友好要求与愿望。

毛泽东极少出国,一生仅有两次,去的都是苏联。第一次是1949年,促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第二次是1957年,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2003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首次出访选择了俄罗斯。而他的最后一次出访也选择了俄罗斯。

10年后的2013年,习近平主席就任后出访的首站也选在俄罗斯。这一切,充分表现了中国领导人对于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也凸显了中俄两国在双方对外政策甚至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友谊是时间和事件凝成的,友谊以相互间的信任与支持为依托,真正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中俄关系一定能够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愿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让我们用这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友谊,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更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告慰那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抗日战争牺牲的两国先烈。愿他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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