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母亲说，在我出生以前，邻村出了一次过错年的笑话。那时没有挂历日历，人们了解时间的依据是灶王爷神像上印着的节气，农村隔五天有一集市，每逢集上都有卖灶王爷的，再穷的人家也要请一张灶王爷像回家贴在灶台上供奉着。有钱人家会选上午赶集买好的（图画清晰，页面完整的），条件差的选择下午快要下集时的穷汉市（剩下的，残缺少角的）。所谓灶王爷，就是上面印刷一个胖娃娃一样的老头，下边是一张表格，表格里填满了二十四節气，安排农事、红白喜事全靠它。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破除封建迷信，灶王爷从此就不准卖了，农村人失去了时间的参照，也就没有准确的时间观念了，结果就发生了腊月三十早上就放鞭炮拜大年的事情了。
农村封建思想一直延续着，在农闲的时候经常老老少少凑成块，找有经验的老人们算卦、算命、算姻缘。瞎子总让报上生辰八字，年月一般不成问题，生日就有些把握不准，至于时辰，就更搞不清了，那时候没有钟表，谁知道子丑寅卯啊，更不用说分和秒了。好多时候，孩子的母亲搔破头皮，最多也只能是回想起当时是晌午头儿还是下半夜，因生产时的苦痛，她们也许会深深地记下那些大概的印象，准确时辰怕是记不清的。
上小学的时候，根本不用知道几点上学，反正天亮了再去也不晚，去早了没用，教室里没灯。但是到了寒冬，特别是值日的时候，你就必须早起了，因为要早到、抹桌子、抹板凳、扫地面、生火炉、擦黑板等。那时我们全村没有一块表，全凭大人们看星星听鸡叫，若逢上阴雨天，就很难判断了。或许是舍不得点灯的油，村里睡觉一般都很早，晚上七八点家家就关门了。有一次，一起值日的虎子，半夜睡迷糊了，大概十二点多吧，就把我们几个值日的咋呼起来，我们三个迷迷瞪瞪地去了学堂，路上碰见一团团鬼火，一蹦一跳地出现在附近漆黑的夜里，吓得我们连滚带爬，学堂里连蜡烛也没有，升起火炉，有点儿光亮了，我们才安静下来，要做的事情快干完了，感觉天还是那样黑，我们三个围在火炉旁边整整等了半夜，一声都不敢吭，仿佛学校的寺庙里还时不时的发出怪怪的鬼哭狼嚎般的叫声，吓得我们三个都尿裤子了，我们抱成团哆哆嗦嗦打开老师的办公室，门前有棵大铜树，上面挂着一座生铁大钟，拉线就在王老师的窗台上，我们三个就开始没命般地打开了，清脆的钟声在深夜里特别的响，也传得特别的远，恐怕深夜全村人都听见了，很快就听到大街上很多人朝着这边跑来。
揪着的心才刚刚平静下来，几个老师就进门了，我们一五一十地和老师说了，老师说，那不是鬼火，是磷火，鬼哭狼嚎的声音，不过是猫叫春罢了，这样的事是经常有的。回家后我们几个就反复问虎子，几时叫醒我们的啊，虎子支支吾吾的也没个答案。自那以后我们谨慎多了。
再后来，村里有条件了，每家每户都安上了现在早已见不到的有线纸盒子喇叭，有线广播早中晚三次，很准时，当钟表用真是太方便了。那时就很容易搞清具体的时间了。还有，就是一种年画代替了灶王爷像，上边是革命样板戏的剧照，下边是一个节气表，每年都买一张。
计时还有一种好方法。每天中午临近放学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我们都迫切地盼着下课，秋冬时候，阳光斜地照进教室，同桌很聪明，老师宣布下课的时候，他在阳光照到的地方画上一条深深的刻痕，第二天太阳照到这条线的时候，就差不多放学了。我们还总结阳光每天北移几指，老师可不知道我们临下课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偷偷地往地上看。老师有手表，那时手表在村里可是一个宝贝，有人出远门、相对象或者照相的时候都是要借的。
渐渐我们长大了，凭着一身的力气去赚钱，然后渐渐的混上了手表，不用半夜三更起早，又起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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