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理雅各译《四书》》随笔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理雅各译《四书》

说我乐见理雅各(James Legge,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九七年)英译《四书》出版,朋友也许觉得奇怪,因为我既不能读理雅各,也并不很喜欢《四书》。理雅各的译文属于十九世纪,林语堂称之为“严谨的学者风格的著作”,但也指出它“因过分依字直译而使人读来费力”,我不通英文,不过从郭筠仙王紫诠记述中略知其译事而已。

《论》《孟》《礼记》皆中国古典,数典忘祖在中国是担当不起的罪名,何况孔孟的思想言文确有其美善,即使不提倡也是不会磨灭的。和“集注”一体的《四书》却是宋儒所命名,以《四书》和“四书文”为标志的儒家之理学化,政教之齐一化,读书之功利化,未必是孔老夫子本来的主张,对汉民族的消极影响却实在太大。我读过一点“五四”先贤的文章,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前当局者提倡读经曾经表示反对,现在也就不准备改悔了。

可是,正如我不懂音乐,也没听过柏林、维也纳演奏的交响曲,却无碍我崇拜贝多芬一样,我虽不通英文,无法翻阅二十八卷The Chinese Classics,对于理雅各的工作却是尊重的。他译中国的经书,并不等于他放弃西方文化观念而“改宗”孔孟之道,当然更不同于中国儒生的“天天读”。作为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的首任教授,他和西方杰出的埃及学家、东方(阿拉伯)学家、原始文化学家一样,把自己整个一生献给了对不属于本国本民族人文的研究,解读和译述文献典籍便是他研究的主要内容。他二十五岁开始服务于“英华书院”,二十八岁起定居香港,垂三十年,四十三岁开始译书,又历时四十载,直至八十五岁高龄时才出齐五巨册的《中国经典》,在英国为至今无人可与之相比的巨大业绩。六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一个远方外国的古籍,四十年工夫成就五本书,这是何等的精神!以精神文明自诩的今之中国读书人如我者,对此不亦当感激,而更多的则是惭愧么?

湖南出版社是我的“母社”,那里一直有我的朋友,年长于我的,和我年相若的,比我年轻得多的,都有。译文编辑室的朋友曾和我谈过他们出书的事情,我建议他们出一点外国人观察近代中国(是近代而非现代,更不是当代)的记述,尤其是专注于社会、人文的,如《黄土地上的农家》《蓝色长袍》之类,与《走向世界丛书》相表里。来谈的朋友对此也有兴趣,可是据说有人提出,应以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为主,这当然最符合“对外宣传”的需要,但和我所建议的就不是一回事了。后来,秦颖君准备出版《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老实说,最初我有过一点担心,因为我不太明白它的主要读者究竟应该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而且既是古典名著,恐难找到合适的译者,如果要新译。不过,理雅各这本书我是一开头便赞成列题的,它在文化交流史和翻译史上的地位早已确定,不会因我读不懂而动摇,要是出别的译本,当然不如出理雅各啰。

我以为,图书出版虽然不可能不充当一块宣传阵地,但和报纸、期刊、广播、电视、剧场、歌厅等别的宣传阵地相比,总要有点不同,就是总要多一点文化气,多一点历史感。也就是说,出书不能只看时效,不能百分之百地跟着什么什么走。只要有文化历史的眼光,看准了哪些书通过了历史的筛选并将继续保持历史上的地位。如理雅各译述者,即使经济效益差一点,一下子未必能多印,但每一两年印他三五本,于江河日下时显示一点中流砥柱的形象,人们谈起时能竖一下大拇指,虽不言“效”,效亦在其中矣。

(一九九四年四月)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更多信息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