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县城》李智纲散文赏析

作者:李智纲 来源:原创

进 城

那时,对于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孩子,进县城那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我的家乡距县城只有三十华里,按现在的交通工具,最慢一小时之内即可进城。可我的少年时代,没有车马,只能靠两条腿步行,那就是遥远的路程!何况,城里没有亲戚熟人,更没大人带你去玩,所以,直至到县城考初中前,进县城可是童年的梦。

小学毕业了,要到县城去考初中,那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快到了,心里好激动!家里给准备了一身新衣服,包好一条被子,背个小包袱,天刚发亮,就同几位伙伴踏上进城的路。大人们给编好了进城路线:余管营、陶管营,过去沙集是大宁,大宁过去是草厂,八里路进了威县城。穿过8个村庄,虽然都是平常村落,可对于没出过门的孩子,过每个村都觉得新鲜,眼界在逐渐扩大,兴致越走越浓。过了最后一个村,就要上公路。那时公路虽然是土路,毕竟比村里的路宽,路上行人、车马也多,不时还有汽车过。汽车很少,客车更少。那带车箱的长途汽车还没坐过,里面啥样子、跑多快,都是未知数。伙伴们眼看着客车过,咳,啥时咱们也能坐上去飞一回,这两条腿实在又慢又累!

未进北关,就远远看到城门。城门拱券式,高大气派,可还不知走进城门是啥滋味。早就听大人们讲,县城有四门四关,青砖筑成,城门外还有瓮城,老百姓叫“牛头门”,城门不可直着进去。民间还有顺口溜:“威县的城墙,广宗的大堂,巨鹿的牌坊。”当我们真的走近城门时,那牛头门早就没影儿了,城门上没了城楼,城墙残缺不全,剩下的断壁,也没了青砖。啊,眼前之景,还不如我们心中想象的好!不过,走进城门洞,凉风习习,说话瓮声瓮气。可想,当年县太爷坐着轿子,前边鸣锣开道,进城出城,何等气派!

走进北城门顺北大街到十字街口,约一里路,虽然街上仍然是牛车、马车、人力车,可总比乡村里热闹多了。十字街中心,是城里地势最高处。遥望四门,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洞,尽收眼底,四方街道,店铺林立,往来行人如织。西大街口处,一座石牌坊高高耸立,气势非凡。牌坊下南侧,一座小楼里传出高高的喇叭声,评剧刘巧儿正在热播,城里居民可清楚地听到新凤霞甜美的评剧唱腔。后来方知,县城里的人都会哼几句“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晚上,是我小学老师给安排的一个大屋子,地上铺上草和草席,我们带着被子,放下就可以睡觉了。小学杨老师没等我们六年级毕业就调到县城进修学校,正好帮了我们一把。那时进修学校没几个人,临时设在法院大门口几间平房里。听说那是当年的县衙门,我们也溜进去看上一眼。旧时的县衙门气派的大门口狮子、旗杆已经没了,早已失掉往日的威风。大门用旧砖新盖了一个普通门口,没有门卫,可以直达前庭后院。前庭青砖瓦顶,比后院略高,少了往日的气派与神秘,仍有县大堂的遗韵。晚上人少夜静,从东街传来的咕咚咕咚的机器声更加清晰。乡下进城的少年不知劳累,好奇心倒盛,我们顺西街往里走,远远看到东街路北亮着耀眼的灯光,照得街上通明,这时如梦初醒,方知那是电灯。当时县城里还没有电,只有工厂里发出的电才有电灯。城里东街是新建的油棉加工厂,笔直的大烟囱高高耸立,蒸汽机发出有节奏的声音,工人换班时,还发出响亮的汽笛声。眼前这一切,一群乡下孩子真像刘姥姥进了荣国府。

升初中考试考场设在南街路西县初级中学院内。城里南街路西高台子之上有一座青砖大门,里面有一座青砖瓦顶二层教学楼,上下十八间,拱门长廊,非常气派,因是新建不久,依然散发着青砖、石灰的清新气息。这样的建筑,立刻吸引了赶考的少年学子。我们的考场设在楼下东边的平房里,看见楼房,望而却步,没敢上去,心里下定决心,未来我的教室一定在楼上!

居城里

1955年9月1日,我终于走进梦想的初级中学校门。那青砖瓦顶楼房已经不再神秘,县城,我可以至少住三年,我从泥土里走出来,转眼变成城里人啦。在那个时代,只要考上初中,就感觉离上大学已经不远了,如果考不上初中,就只有种地当农民一条路,那样的激动心情,以后再也没有体验过。当年,四十多万人口的大县,一年招生不足二百人,而小学已经普及了,几十个高小毕业生才轮得上一两人升初中,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学习的小学毕业班四十多名学生,直接升初中的只有三人,我算是幸运者了!其余同学大部分回家务农,只有少数不服输者继续复习,待来年再考。还好,第二年初中扩招,才多了几名升初中的同学。

进了学校大门,报完到,就被人领到集体宿舍。我背着一包沉重的行李,穿过两排房子,在狭窄的过道中拐了两三个弯,终于走到学校最后头最里边的一间房子。三间房子一个门,外面有抱厦、明柱,全是土墙建成,说真的,还没有老家的房子好!本来看到新建的楼房教室,住的也该是砖瓦房了,谁知,堂堂的县立中学,依然住着旧房子,对中学的向往一下子凉了半截。后来才知道,老师住的也是土房,连校长也如此。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土房也是过去留下来的,建一座二层教学楼对当时的县政府也是尽力了,可见当时对发展教育的重视程度。

县城里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去水井里取。学校备一辆水车,养一匹骡子,每天去城里西南角一个水井里提水装车再运回学校。水是珍贵的,学校只供生活用水,早晨每个宿舍派人取一水桶水供洗脸刷牙,如果洗衣服,只得到校外大水坑里去洗。校对门有一小街,原棉经理部东边有一水坑,不大,城里男女老少常在那里洗衣服。那时不知道多少卫生常识,多人共用一池水洗涮,洗完脏水再倒入水坑,然后再取再用。坑水是不流动的,衣服能洗干净吗?没想过,反正人们都那样生活。比如每顿饭后洗碗,一二百人共用一大铁锅水洗,其卫生条件可想而知。晚上没有电灯,宿舍只能点一只豆大的煤油灯,教室里每间都挂一盏汽灯,用汽油并充气,灯很亮,发出哧哧的声音,每晚由工友定时给点亮,熄灯时再取走。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唱大戏时,舞台上挂上两盏汽灯,照得通明雪亮,而在教室里有汽灯照明,晚上上自习已是很高的享受了。

南街中学校园很小,是过去关帝庙改造的,里面没有操场,上体育课要到东边一个高台子上去。出校门往东,过去水坑往上走,是一片高高的开阔地,上面有球篮、单杠、双杠等简单的体育设施。谁都可以在那里锻炼,那是县城里最大的一片公共开阔地。为什么地势高?原来这里是有房子的,经过多年战火,夷为平地,经过整理,变成城里人的活动空地,学校可以上体育课。东边就是县二中,他们可能也在那操场里上课。

西街路南有一家澡堂,也是县城里唯一一家。每年冬天,组织学生洗一次澡,那是很难得的机会。澡堂里只有大水池子,没有淋浴和洗脸池。几十个人下到池子里,尽情洗去一冬的污垢,真是痛快淋漓。而身下的水,很快变得混浊。轮到最后一班,水改变了颜色而稠稠的了。比起在家种地的孩子们,常年都洗不了澡,身上长虱子的生存状态,回到家里,进澡堂洗澡也是值得夸耀的话题了。

县城呈正方形,四街各长一华里,城墙就是八华里。城里比乡下热闹多了,西街有百货公司,南街有供销社门市,北街有新华书店、县医院,东街有政府机关,至于卖食品的店铺,也不知有多少,直到傍晚,叫卖声不断,晚上也常常营业到很晚。不过,当时的交通工具还很落后,推车的、挑担的小贩,走街串巷,牛车、马车四街通行,路上没有汽车过往。如果上面有辆吉普车、小轿车到县里来,那是很稀罕的事,会引来很多人观看。当时城里四街都有种地农民,后来叫做生产队,城外没有工厂和其他建筑,基本上是耕地,虽然城里热闹,可和乡下农村没有太大差别。到中学学习和在乡下最大的差别是,这里冬天都生煤火,而且有铁皮长烟筒,比在乡下小学没有烟火、四面透风的教室暖和多了。何况,小学虽然冷,可每天还要早起上早操,冻得手脚疼痛而不许戴手套,而在中学是没有早操的,起床后就去吃饭。农村来的孩子,对当时简陋的条件是很满足的,比如吃饭,虽然每天以窝头咸菜为主,可毕竟有时还能吃上馒头,炒白菜,课间还有白开水喝。

住城外

1957年上半年,县里决定把南街校舍给小学用,我们这二年级四个班的学生和老师,全部迁到北关新校舍。北关校舍没有楼房,一色青砖瓦房,校园宽大,有操场,那时已招收高中班,是一座完全中学。

北关学校条件好了,但依然怀念南街生活的岁月。因为自1957年之后,国家政治运动不断,打破了原有的宁静生活。刚入学那两年,没有什么政治运动,学生只知道校长,不知道还有党支部,学校不设政治课,可学生都关心国家大事,常看报纸,学校也有时事报告。同学之间对家庭出身并不特别注重,地主出身的学生也照当班干部,老师谁出身高也不知道。其实,那时的知识分子多数出身较高,穷人也上不起学。没有这一批人,怎么办教育?所以,那年月,师生都没有政治负担,师生关系亲密。特别是1956年下半年,语文课本改为文学和汉语,文学课本增添了古典文学名著、《论语》、《孟子》、《诗经》,唐诗、宋词、唐宋八家、散文、小说都有,学生大开眼界,学起来兴趣颇浓。那时的学生没有多少作业,没有多大压力。课外活动轻松,唱歌、跳舞、做课间操,生龙活虎。节日还排练节目演出,虽然稚拙,气氛却非常浓厚。喜爱美术的多集中到“美研室”王厚庵老师那里。王老师五十来岁,当时已是老先生了,他擅画写意花鸟画,荷花、牡丹、冬梅、秋菊,信手拈来,跃然纸上。那时,学生们多没见过宣纸,王老师可在宣纸上直接挥洒,在当时县城里,已是出色的画家了。他性格开朗、和蔼可亲,学生们可在他的画室涂鸦,他总是耐心指导,有说有笑。那三间土房的南屋,就是当时南校的一道风景。

在县城北关之外,最大的一片房子就是第一中学。几排教室都是仿苏式大屋顶建筑,其余皆为青砖灰瓦平房。因校外都是农田,除了校南边有汽车站、东边有粮库之外,没有什么建筑,所以,县一中显得招眼球,甚是气派,是县城外最大的成片建筑群,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因县城位于县域西南部,大部分村落往东北辐射,所以老县城也是北关最好,北部进城的人最多,新中国成立之后,城外发展的重点即是北关外。北关外还有远近闻名的明代万历朝的兵部尚书贾待问的墓群,占地数十亩,在最后高突起的连片墓冢之南,一字排开多座石碑、石牌坊,石人石马、石兽分列两旁,甚是庄重肃穆,一片皇家气派。民间传说,贾尚书“陸升十三印,死后金头银胳膊”,坟埋于多处。后来看牌文介绍,升迁较快是真,没有“十三印”,墓在哪里,谁都说不清。前人有疑冢,以防盗墓。不过,他官职并非皇家,也不可能多处。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后期,早已成一片平地的墓址,就在原地挖出墓穴,打开棺椁,里面贾尚书尸体完好如初,神秘的传说自然真相大白。

住到城外之后,环境比城里好,房子宽敞,空气新鲜。饭后到校外田野、路边散步,那时没有汽车、拖拉机,路上安全,没有污染。不过买东西要进城,几里路靠两条腿步行,自是不方便之处。然而,城外住三年直至高中毕业,正是国家多事之秋,人们的心情逐步紧张起来,轻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北京很多文化名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大报纸批判文章铺天盖地,学生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学校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人与人之间变得正经起来,闲话少说,更不能有与报纸上相悖的言论。学校的正面教育增强,连团支部的活动也多起来。不过,上面规定,中学生不参加反右斗争。可高中班的同学参与了批判右派言论的辩论会。一时间校园内大字报到处张贴。记得有高中部分学生参加的辩论会在晚上,教室里灯火通明,大门紧闭,初中的学生不得入内,因好奇心,还是到教室外窥探,听不到说什么,只能听到言论激烈,倒像当年斗地主时的气氛。那时节,哪有言论自由?因为右派名单已经被领导内定了,你无力辩解,说什么都得挨批。其实,所谓右派言论,都是人们说的实话。那个岁月,实话不能讲,只能讲官话、空话,粉饰太平,何况,被批者,多数出身不好,历史上有复杂的经历,定你是右派,你有口难辩。时间很快,大字报公布,某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再公布一批,某老师,甚至是领导,也成了右派、“极右分子”,真令人摸不着头脑。按大字报上说的,某人说学苏联的“五级分制”不科学,就定为“反苏”,说农业合作社的“牛都瘦了”,那是反合作化、反社会主义,某人给党支部人提意见,就是反党。孰不知,当个“右派”条件很简单哩!

反右斗争过去,迎来不平凡的大跃进年。学生不反右,但可参加社会主义大辩论。敢说实话的学生就遭到批判,我当年所在的初中毕业班就轮到一位牺牲者。

他叫黄耀华,年龄稍大几岁,平时少言,性格内向,可他有思想,善于思考,说出了内心实话,便成为批判对象。农村的孩说农村,对自家村里情况了解最清楚。那时农业合作社成立刚刚三年,其弊端已经明显:吃大锅饭,干活不出力,没有积极性;农民种地靠上面指挥,没有种植自由;连平常活动也要受制于生产队干部,当干部的不干活,多吃多占。谁敢提意见?提意见就是反社会主义。所以,当时农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公共财产(其实都是大家凑的东西)遭破坏。面对现实,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都会有自己的看法。黄耀华在学校说出来了,那自然成了重点。记得在学校往常开会的高台子上,黄耀华被坐在台子上,说是向党交心,全校几百名师生坐在下面,倒也“风光”了一番。只记得他说:生产队里的钟声,像催命的恶魔,若是老师或是干部有此言,打一个右派无疑。不过,学生不扣帽子,宽大处理。最后,还是没有发毕业证,他再升学、就业,根本就没希望了。

看到黄耀华的结局,真有些后怕。转眼在本校升高中,和同学在同一宿舍的床上说闲话时,说起我们村里的牛都瘦得一把骨头,我们新买的一辆铁轮大车入社后很快就坏了,家里粮食不够吃、更无钱花,他赶紧捂住我嘴:“可别说这些,有人告发你还了得。”我们是邻村,村里状况相似,可这些事只能闷在心里,言论只能是“社会主义好”。记得农业合作化第二年的冬天,父亲和村里的一位伙伴一块去地区行署要求退出农业社,那时政策上说入社退社自由,可入社必须,退社不可能。到了大跃进年代,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哪里是辩论,只能说合作化好,没有说理自由。所幸,我们家是革命军人家属,事后并无人追究。

大跃进的风迅速吹到县城,县里反应非常快,敢说大话。大跃进第一个大战役是全国开展“除四害讲卫生”,中学里马上忙碌起来,连多年的厕所坑砖都翻一遍,每人都要捉老鼠、打麻雀。没有多少天,《人民日报》发表消息,我们县成了“全国除四害讲卫生先进县”。四害没有了,中学生首先敲锣打鼓庆祝。一中有洋鼓洋号军乐队,从北关出发,列队到城里县政府报喜祝贺。河北省来了一位副省长,站在一中大操场对全校师生讲话。会写美术字的学生到县里到处刷墙写大标语。至于少上几节课,已不算什么事了。

1958年9月1日,我升入本校高中,仍在北关校舍学习。这一年上课时间不足三分之一,运动一个接一个。

入学上课没几天,首先是深翻土地。地要增产,土要深翻。学校积极响应,在大门外操场边搞一块试验田,深挖三尺多,然后层层填土施农家肥。把阳土都翻到底下了,还长什么庄稼?这话当时是没人敢说的。接下来是沼气化,号召全民办沼气,这次部分学生和老师参与,学校沼气池成功了,又是庆祝。很快,又报导本县已实现了“沼气化”,学生又要列队庆祝一番。这两件事学生停课较少,轮到大炼钢铁,就彻底不上课了。

校园里垒起了土炉,收购来铁器、铁锅、农具、门环等等,凡是带铁字的都收来,放到土灶炉里重新冶炼。烧的是木柴,来源自然是树木。然后用做饭的风箱,学生轮番拉,连夜不停,弄得人困马乏。最后炼出了铁水,成为一个个铁块子,就算成功了,又可报喜了。至于能做什么用,没人考虑,也没人敢说真话。其时正值秋收季节,大批农民抛下眼看收割的庄稼,到处去炼铁、修水利,粮食烂到地里不能收割,最心痛的自然是农民。

轰轰烈烈之后,主课则是勤工俭学。

说是勤工俭学,主要是为学校出力,学生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那个时代,人们谁也不能计较报酬,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出力,甚至是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学生分成若干组,根据体力,有重有轻,多是力气活,比如推磨、打坯盖房。当时的中学生比现在偏大,还有大出几岁而上学晚的学生,干力气活自是一马当先。学校教室、宿舍都不够用,就发动师生自力更生建房。盖房烧砖是一大项,先打土坯比较好办,烧成砖就要建窑,有了砖还要石灰。那时的建筑材料都缺,更重要的是缺钱,说是培养学生爱劳动的观念。其实,那时的学生主要来自农村,谁都在家干过农活,劳动出力都不是新鲜事。砖烧成之后,盖房重要是用石灰,同样要自力更生烧石灰。石灰要用石灰石,可我们县地处平原、远离山区,从哪里弄石头?“敢想敢干”是当时的主导思想,平原上石灰石是有的,可不是原料,而是成品,比如石碑、石门墩等。办法是想出来的,校对面那一片墓地上石碑数座,牌坊也有几座,还有石人石兽,都是一色石灰石,不都是原料吗?因为那是“封建官僚”墓地,那是旧社会的“封建迷信产物”,砸烂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怜那三百多年前的文物古迹,文化遗产,后世的荣耀,精美的雕刻艺术品,竟毁在一个愚昧的时代、一群无知的人群!学校的石灰在院内烧成了,还以为是科研成果哩。房子盖了一排九间教室,还有后院的平房宿舍,那是学校大跃进的劳动成果。而付出的代价怎么算?那一片精美的石雕、碑文,毁了多少?无法再生的文物啊,换来了几间房子。而那几间房子,短短的三四十年之后,全被新建筑所代替,谁还记得那几间房子?罪过啊!

住城外几年,赶上轰轰烈烈的年代,校外面热火朝天,院内能清静吗?能正常上课的日子,下课后立即投入勤工俭学劳动。如果县里有活动,立即停止,下乡劳动,挖渠修路,游行开会,什么事都离不了学生。人人都绷紧了一根弦,只能跟着跑,呼口号,谁也不敢多说一句牢骚话,一不小心即遭批判。不过,我所在的高中班级也沾了时代的光。大跃进年代要迅速培养人才,于是招收了二年制班,少学一年,分文理科,课程减少。一年后,文科班去掉外语,停止物理化学课程,最后连数学也不学了,文科学生一时间变得一身轻松。只学文史课,大大减轻了学习压力。更幸运的是,当决定高考内容时,文科只剩下语文、政治、历史三门课,而语文取消语文知识,只考一篇作文,真是天赐良机!更幸运的事,后边还有。

大跃进继续,大学扩招。当年全国招生二十八万,而应届高中生二十五万,这就意味着当年高中毕业后可全部升入大学,不足部分,动员机关干部、工人去考大学。那时虽然同样奋力备考,可压力较小,升学没问题,看谁能考进名牌,最后,实际上是看谁报考的学校好。敢报名的直追名牌大学,结果,成绩差的同样可入名牌大学。这就是那个扭曲了的时代!人的命运,谁也离不开时代,时代的幸运儿,不是自己能奋斗来的。可怜上三年制的成绩较好的学生,还有后一班二年制的同学,当他们高考时,大跃进已经过去,国家陷入极端困难时期,大学压缩,招生锐减,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啊,轰轰烈烈的年代,虽苦多,也有甜,我们赶上了,而且,永远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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