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王新命等

一没有了中国

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瑟的晚秋导入凛烈的寒冬;传教师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结果是同一的失望。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日本的画家常常说:“西洋人虽嫌日本画的色彩过于强烈,但若日本画没有那种刺目的强烈色彩,那里还成为日本画!”我们在文化建设上,也需要有这样的认识。要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我们应在这三方面尽其最大的努力。

二 一个总清算

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曾占过很重要的位置。从太古直到秦汉之际,都在上进的过程中。春秋战国形成了我们的希腊罗马时代。那真是中国文化大放异彩的隆盛期;但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就停顿了。宋明虽然还有一个新的发展,综合了固有的儒、道和外来的佛学,然而并未超出过去文化的范围,究竟是因袭的东西。直到鸦片战争才发生了很大的质的变动。巨舰大炮带来了西方文化的消息,带来了威胁中国步入新时代的警告,于是古老的文化起了动摇,我们乃从因袭的睡梦中醒觉了。随着这种醒觉而发生的,便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曾李的洋务运动只知道“坚甲利兵”和“声光化电”的重要,完全是技艺的模仿。康梁的维新运动在于变法自强,不过是政治的抄袭。这都可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虽在当时也自有其除旧布新之历史的使命,然毕竟是皮毛的和改良的办法,不能满足当时的要求,于是有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他以把中国固有的“从根救起来”,把人家现有的“迎头赶上去”为前题,主张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作彻底的改造。民国四五年之交,整个的中国陷在革命顿挫,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闷中,一般人以为政治不足以救国,需要文化的手段,于是就发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经过这个运动,中国人的思想遂为之一变。新的觉醒要求新的活动,引导辛亥革命的中华革命党遂应时改组,政治运动大为展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遍于全国,由此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国民革命。其间虽有种种波折,但经过了这几年的努力,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这时的当前问题在建设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但将如何建设中国的文化,却是一个急待讨论的问题。有人以为中国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地非英美的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在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时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们决不能赞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但其错误和主张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透过各种不同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各欲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难道能让他们去混战么·

三 我们怎么办

不,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在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一) 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二) 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是无用的;徒然诅咒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一样无用;必需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三) 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四)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没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五) 我们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设中国,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要而言之: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这认识才算得深切的认识。循着这认识前进,那我们的文化建设就应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不盲从,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在从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是要清算从前的错误,供给目前的需要,确定将来的方针,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王新命 何炳松 武堉干 孙寒冰 黄文山陶希圣 章 益 陈高佣 樊仲云 萨孟武

原载1935年1月10日《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

〔鉴赏〕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又称“十教授宣言”或“一十宣言”。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大学教授于1935年1月10日发表在《文化建设》上。宣言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争论,形成了继“五四”之后又一场文化论争,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战的延续。同时,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感日益加深,十位教授联名发表该宣言,旨在通过重建中国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振奋全民族士气,同仇敌忾,共同抗日。这是宣言发表的深刻社会背景。另外,蒋介石推行所谓的以“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为宗旨的“新生活运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触动此次论战的另一背景。论战的前奏是陈序经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所作《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认为,西洋的现代文化先进强大,中国文化陈旧落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不二法门即是全盘西化,否则中国文化不但不能生存下来,而且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十教授宣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该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没有了中国”,此为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这一口号的缘由。十教授认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第二部分题为“一个总清算”,回顾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认为当时思想界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没有统一的认识,由此加剧了“没有了中国”的文化危机。所以,“如何建设中国的文化”就成了一个“急待讨论的问题”。第三部分题为“我们怎么办”,阐述其对于本位文化建设的基本立场、五条纲领和几大原则。该宣言的基本主张一言以蔽之曰:坚持“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具体言之,即建设、创造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的、有自己个性的现代文化。他们主张在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过程中,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既反对顽固复古也反对盲目西化;其基础和标准是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其方法是“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其目的则在于建设新中国并促进世界大同理想的实现。具体来说,该宣言认为,中国文化从太古至秦汉一直处于上升时期,但自汉代以后就停顿不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色是缓慢的、平静的、沉潜的,没有出现急促性、革命性的突破与飞跃。也许正因如此,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续一脉,中间不曾有大破裂、大中断、大覆灭,但这并不等于它没有发展和创新。三王之法、周公之制、孔子之道、孟子之义、荀子之礼、董子之天、魏晋之玄、隋唐之释、程朱之理、陆王之心、康梁之新,正是中国文化演变和进展的历程。宣言中对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有尖锐的批评,明确地反对“中体西用”,着眼于“中体西用”在历史上失败的事实。同时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中国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有其一定的时代性。特别要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那是中国本位的基础。这一主张,根据中国最急迫、最主要的需要,去甄别选择和建设陶铸文化。按照十教授的观点,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要做到“不守旧”、“不盲从”,既不顽固复古,也不全盘西化,从而使中国文化,“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内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和介绍,各种宣传活动和响应文章也蜂拥而至,引发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西化派和以十教授为代表的本位文化派展开了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的大论战。对宣言的观点,既有表示支持的,或是加以阐发和补充的;也有给予批评的,尤其是以西化派为首的批评。批评者大多指责“中国本位”和“中国的需要”过于空泛,可以任意理解,其主张难免陷于空谈;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价值取向,是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论的翻版等。但无论如何,宣言提出的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为标准来建设中国文化,对当下推进文化发展繁荣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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