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起点
当我的目光，拂过渐渐老去的故乡的村庄，看到动迁后留下的一棵孤独的山毛榉，一截矗在河畔系船缆的木桩，一处废弃的破旧的牧场，一段淤塞了的长满杂草的河床，我的思绪就会晃晃悠悠回到旧时的记忆。
我的记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时我不禁问自己。
现在父母上了年纪，每逢回家时，我常与他们念叨往事，特别是小时候的事。虽不是学老莱子娱亲，但可让我自己重温在父母膝下长大的温暖与快乐而父母也快乐。每每说起一件小事，父母常诧异说，那时你还很小呢！
记得祖母在的时候，她一直说我小时候很乖。在我一岁来大时，母亲在稻田里喷洒农药时被秃虺蛇咬了，眼睛瞳孔都放大了。我哭着要吃奶，可妈妈正在抢救。祖母说那时的我一直盯着母亲的夹袄哭，祖母没办法，就将夹袄给我。我就往夹袄的怀里钻。那时的我以为，那里就是母亲。母亲被蛇医老干救了过来。可祖母却相信，那是我的哭声将母亲唤回来的。
母亲是我祖母唯一的女儿。特别是在她上了年纪后，往往念叨这事。而我那时是全然不知的。
我在家是长子，二弟比我小五岁。所以在五岁前，家里就我一个小孩。所以三岁还在吃奶。
小孩隔奶大概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想我隔奶时也不例外。我的记忆大概就是从隔奶开始的。
记得一个晚上，我还吵着要吃奶。母亲撩开侧襟棉袄，露出黑黑的奶头。尽管我很想吃，但看看黑黑的奶头又不敢，于是急得大哭。
我向母亲提及此事，她说是的，你那时还小，怎么会记得呢？其实，为了给我断奶，家里人应该想过好多办法。最后母亲才在奶头上涂了墨汁。那是母亲告诉我的。而我当时是不会懂的，但我却记得。这是一个细节，细节真实，这件事也假不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是祖母抱着我的。那时还没有电灯，房间内黑乎乎的。我转过头看看祖母，再看看黑黑的奶头，接着又哭，似乎在求援。这样，也许试了几次，我才断了奶。不过我记得的就是第一次。
我母亲生我时才二十岁，年富力强，奶水充足。所以，即使现在我也上了些年纪，可身体还算健壮，那都得益于母乳的滋养。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将我喂养大，而她如今虽成了一个干瘦的老人，却还要操持家务，收拾几分自留地。我自己却不能成为她的帮手，分担一些劳累。一一想来，不免恻然。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印象很深。
现在，每每在闲暇时听到《草原晨曲》，我会想到幼年的伙伴小狗。
小狗姓陈。我们村里叫作“小狗”的有好几位，有戚小狗，郎小狗。
乡下的孩子都取贱名，按迷信说法，是图个好养活。这也是长大后知道的。我与小狗虽是一个生产队，但相距倒有一公里许。小狗的父亲金龙伯伯是病秧子，隔三差五地叫我爷爷打针，小狗也跟着常来我家。加上我母亲乳汁多，我吃不完，胀得难受，常常叫小狗帮着吃。所以，小狗一进门，总是习惯了往房间里跑。即便那时已不再需要他吸奶了也是如此。
我叫他“哥哥”。
后来，他读小学了，放学后路过我家，会折进来带我玩，或趴在方凳上写字。他是男孩，但记忆中却很文静，说话也细声细气的，像金龙伯伯，有些娘娘腔。
那天是村里人收工的时分，太阳不怎么好，好像天有些冷。祖母在客堂门口摇袜，我在门口玩着。母亲收工回来了，边放下田刀边说：小狗被汽车轧死了。
那时，我不知怎么对死已有些模糊的概念。心头一个激灵，头不禁摇了几下，好像要撒尿。此时，生产队仓库场上的高音喇叭正播放着《草原晨曲》。从此，这个曲子的旋律就和小狗的死连在一起了。不过知道这首歌的名称，却是长大以后的事了。
我家的东面有一座桥，桥往南是一条官路。那条官路折弯着通往小狗的家的宅基。以后的日子，有时一个人寂寞了，就朝官路那头张望，想，小狗也许没被汽车轧死，只是大人说的谎话。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在路的一端又出现了：穿着一件过膝的侧襟长衫，戴着一顶棉帽，搿着装书的首巾包，走走停停着来了。来了我们就一起玩。他叫我弟弟，我叫他哥哥。他削铅笔，他折三角片。我们一起在脚炉里煨蚕豆、山芋……
可每次总是失望。看到的是一条发白的官路，和官路上风吹起的微尘。或者还有一个晃悠着糖担的换糖老汉，有意无意地吹几下竹箫。可就是不见小狗哥哥。
后来，他父亲金龙伯伯来打针时，总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在我爷爷面前念叨他懂事的儿子小狗。小狗给他端药，小狗给他倒夜壶。在我眼里，金龙伯伯的身体本来单薄，此后，越发显得薄了，前胸贴着后背似的，风大一些，也许会被吹倒。
我终于相信，再也见不到小狗哥哥了。他真的死了。
再过了好几年，我几乎把小狗哥哥忘了。除非听到那首《草原晨曲》。开蒙读书时，我与小狗的弟弟炳荣在一个班。炳荣大我三岁。由于小狗的缘故，我竭力在炳荣身上找小狗的影子，常常接近炳荣，想得到像小狗哥哥的呵护。可炳荣是炳荣，小狗是小狗。炳荣从未那样像兄长似的亲近我。虽然炳荣长着牛眼，人也和气，但我们之间没有那股亲和力。现在想想，那也许是我们没有吃一个奶头长大的缘故吧！
不久前，我无意间翻阅八九年出版的《新寺志》，在“杂志”一章看到“事故灾祸”篇，其中关于那次车祸的记载是：“1960年2月5日，虹光一队儿童陈小菊在沪杭公路上被公共汽车撞死。”不过他的名字成了“陈小菊”，不再是我熟悉的儿时第一个伙伴小狗哥哥了。也许是印刷排版时错了，把“苟”字误打成“菊”字。而即便那“苟”字，也并非他父母原本的意思，只是进学堂时，老师以为“狗”字俗气才改的。不过，我在心里认可的一直是“小狗哥哥”。“小狗”多好？懂事乖巧，活泼天真。
我又想，小狗如果活到今天，该是怎样的境况呢？他注定着小学不会毕业（因为他的弟弟炳荣也是如此）。充其量不会好过一个与土地打一辈子交道的农民。如今到了六十岁含饴弄孙的年纪，除了叹息时光的流逝与生活的不如意，就是因买不起商品房而等待着土地被征用而住房拆迁，以便自己有一个体面的家，和一个安逸的晚年。
如果我们碰面，他还会记起那些往事和在一个奶头上吃奶的事吗？这些我不得而知。他的多病的父母早已去世，记起他的人也不会多。最多是他的兄弟炳荣，在清明或大年三十祭祀时，多放一套酒盅碗筷罢了。还有，就是浓缩在《新寺志》里的一行发黄的文字。
掐指一算，1960年2月5日，那时我还不到三周岁。这些就是我记忆的起点吗？
2014年11月于枕曲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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