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堂与神主牌
清明近了，祭祖的氛围渐浓。媒体里传播着踏青祭扫的消息。这使我想起农村曾经家家有的“家堂”。
“家堂”是什么？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一定陌生，抑或根本就没听到过。家堂书面语称作“神龛”。那是每家每户供奉先人牌位的所在。我生也晚，但还依稀记得。因为“文革”来临时，那东西还在。那时虽不更事，但总觉得那地方很神秘，甚至带着敬畏，所以印象也就特别的深。
那称作“家堂”的东西约莫有一米见方，高大概也在一米许，是木板构建的，像一个玲珑的小房子，也像个道士帽。一般都附着在客堂东北角的第二根桁条处。古人说：媚于奥，莫若媚于灶。可见古时候是把西南角作为尊位的，而我的家乡却以东北角为尊。那东北角的家堂里面，放置的是一个个叫作“神主牌”的先人牌位——那东西样子像时下的一个个微型墓碑。尺把高，朝笏般宽，油漆成暗红色。上面写着“先祖某某之灵位”。
家堂里往往还有烛台、香炉等祭器，抑或还有家谱。当然，家谱不是每家都有的。农户人家，大字不识几个，再加上兵燹、自然灾害，人丁也不见得兴旺，所以五服之外，几乎都成了孤魂野鬼。不像望族或大户人家，还有个祠堂或家谱。死则有停厝的地方，供族人瞻仰，亲人守孝；葬则有家谱留名，供晚辈寻根。农户人家，一般都呼不上曾祖的大名，更无论高祖了。我也只知道曾祖父叫“汤土生”，曾祖母叫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听祖父说，她是柘林外海边冯家堂的，那大概姓冯了。家堂里也一定有她老人家的席位，但我却没有一点印象。
国人崇尚“慎终追远”，看重香火传承的农民更不例外。所以，那家堂，则成了祭祀祖宗、继祠香火好的载体。
我家客堂的东北角就有一个家堂的，每到清明或年节，父母亲就将家堂里的牌位一一请下来。那一定得用“请”字的，带着敬畏。不能说成“拿下来”或“取下来”，这不庄重。所以把整个祭祀的过程叫作“请祖宗”。联想到“文革”期间，到新华书店买领袖的像，不能说“买”，一定要用“请”。窃以为，大概就源自于此了。
那神主牌请下来后，一字儿排开，供奉在祭桌上。再供上祭菜，燃起香烛。每个牌位前放上一副酒盅与筷子。酒是白酒，但都兑了一些水。这时的桌子是不能碰的，如果你嘴馋，想捞桌上的祭品，那是一定会遭大人呵斥的。
牌位上是写着先人的名姓的，父亲指给我们兄弟看，那是某某，某某。可我们还小，想象不出那牌位与称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再说我们的注意力不在这上面。只记得挂在墙壁上的曾祖父的遗像。“曾祖父”这称呼是书面语，我们那里称作“太太”。记得父亲说那是他的祖父，我们的太太。太太在我祖父十一岁时就过世了，那时还没有我父亲，而对我与弟弟们，其隔膜是自然的。
再边上的照片是祖母的，那是我的亲祖母。她去世时刚三十出头，还很年轻，我父亲才十三岁。是初解放时被国民党舟山过来的飞机炸死的。我虽然没见过我的亲祖母，但对她的印象是深的。那是因为在我家的祖坟上，有她的草包棺材。由于其他的祖先都已入土，荒凉的坟地上，只有她的一口棺材，显得很突兀。冬天的时候，西北风吹去包在上面的茅草，露出淡红的棺胎。我每次放学回家路过此地，都恐惧地加快脚步，目不斜视。而到清明节前，父亲就用稻草重新将棺材包一遍。父亲是祖母唯一的儿子，他那仔细、小心的程度，胜过盖自己住的草房。而且不管我的惧怕，每次一定得拖着我去。而我那时是不懂得父亲的用心的。
至于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到的祖母，那其实是我的外婆。她是在我外公去世后，带着母亲（母亲那时也十多岁）续弦到我家的，所以也成了我的祖母。其实她对我来说，是有着双重的身份。小时候我犯了错，祖母打我时，我会无端地想，假如我的亲祖母在，她会打我吗？那其实是我的无理。她对我疼爱有加，说我就像她的小儿子，因为我叔祖的妻子，也就是她的妯娌，年龄与她相仿。她生了十个孩子，而最小的竟比我还小三岁。祖母对我亲得有时连我母亲都眼红——她真的把我当她的小儿子了。她是有个小儿子的，是我母亲的弟弟，不过很小就得病夭折了。她还说我像外公，其实我也未曾见过外公，母亲四岁时外公就死了。在那个社会，我外公也算是颇有些资产的，曾经在法华镇、胡桥镇开了三四爿店的，且兼有田产，结果吸上了鸦片，从此倾家荡产，死时家徒四壁。
我曾无端地想，如果我的亲祖母、外公不死的话，如果即便他们死了，我外婆不嫁到我家成为我的祖母的话，再者，我的父母不成亲的话，那这世界上会有我这个人吗？会有我们兄弟间的亲情吗？这是否冥冥中有一双手在主宰着我们成为祖孙，成为父子母子，成为兄弟？那几率实在是低于七石缸里捞芝麻的。
我曾憎恨国民党的飞机，它使我失去了亲祖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憎恨淡得近乎无。其实再想想，那都是国共两党兄弟阋于墙的事情，而伤及的却是无辜。即便是双方的士兵，他们其实也是贫家子弟，只是想图口饭吃才出来当兵，结果多半殒命疆场的呀！
再回到我家的家堂上来。那家堂边的是曾祖的照片。他虽然是我的曾祖，可我总不能跟他的形象亲近少许。我们在与同伴玩耍的时候，把穿着邋遢且拖鼻涕者，唤作“阿土生”。每逢这时，一定会遭到祖父的呵斥乃至追打。后来知道，我的曾祖父叫汤土生，我们自然得避他的名讳，更何况我们是在戏谑取笑。而且知道了曾祖的兄弟还叫作木生、水生的。其实，这些名字，在神主牌上都有，只是我还不认字。
有时在茶余饭后，祖父就说起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的事。
曾祖除种地外，还兼做生意，譬如做鸡蛋糕，譬如卖酒酿。为了做鸡蛋糕，他买了一条簇新的有船篷的船——大概像鲁迅笔下的乌篷船一类——雇几个人摇船或叫卖。船上装满了白糖、面粉，在胡桥、新寺、法华、柘林等码头轮流着靠埠。他好客，朋友自然多，每天喝得醉醺醺的，从不视事。结果一年下来，帮工的吃得白白胖胖，他却落下一屁股债。不过他人缘好，大度，大家叫他“土生哥”，每逢他喝酒，开始是他一个人，到后来成了一桌。那些熟人，都被他拉入伙了。他做生意么，最后自然他付酒账。这样，一年下来总是两手空空。酒醒回家后心境自然不好，就拿孩子出气。所以祖父说，在他小时候，正玩得开心的当儿，一听说阿爸回来了，就像老鼠遇见猫，唯恐躲不及。
记得我女儿小时候我们回老家，见我女儿凌韵总缠着我撒娇时，祖父会忘情地感叹，现在的孩子真开心，自己小时候哪敢对父亲这样。不打已经是蛮好了。我听了不免唏嘘。
最有趣的是，祖父说有一年夏天，曾祖父卖完酒酿后——他已改行卖酒酿了，在胡桥镇喝酒。因为是晚上，天气又闷热，所以酒桌是摆在街面上的。他与酒徒们一面喝酒一面拍打着蚊子谈山海经，看到远远的东北方向火光冲天，他还带着醉意说：那家人家遭了祝融了，火势那么大，肯定烧个精光了。
他做生意不行，可预言倒准确。不过那烧得精光的，不是人家却是他自己的家。第二天上午，消息传到他那里，他已酒醒。但是已不再健谈，连酒酿担子也挑不动了，雇一个人挑着，自己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回家。那家里的瓦房与横屋都成了废墟。他也再无力气打我爷爷兄弟了。从此，他在原来的地方建起了五间茅草房——也就是我后来所见到的，放着他和其他祖宗牌位的家堂的屋子。不久，他就死了，死了后就变成一块木牌，也归入这家堂里了。只是在清明或过年时下来一两次。
祖父说的这些往事，曾祖与祖母的形象就活在我心里了。那墙上的照片也真奇怪，无论我从哪个角度看，总觉得他们在注视着我，无可遁逃。
入夜，那放着神主牌的家堂黑魆魆的。我有时跟祖父睡的，而祖父的床就在客堂的西北角，正对着家堂。乡村有线广播八点半结束后，客堂内出奇的静，偶或有祖父的咳嗽声。此时，家堂内传出“哧——哧，哧——哧”的声响，那声响短促而脆，诡异得好像在黑夜里游荡的精灵。祖父说，那是老鼠“剔篦子”。也就是在老鼠发现蛇的当儿，用前肢与牙齿碰击发出的声音，以示警并示威。有时会延续大半夜，有时则传来“吱——”的一声老鼠惨烈的叫声——蛇得手了。夜于是恢复了寂静，只有它的精灵在游荡，张扬着恐惧。我无端地将这些神秘的声音与那神主牌联系起来，总觉得那是神灵们附着在蛇与老鼠身上的搏杀。此刻，不禁背上凉丝丝的。紧闭眼睛，不敢张望。祖父好像知道我害怕似的，会翻一个身，或者干咳几下。
有时在大白天，一家人好端端地吃着饭。蓦地从家堂上荡下一只蟢子，不高不低，就在饭桌上空的眼前停住，再也不往下滑。于是母亲说，你看，某某的忌日到了，那蟢子托信来了。于是口中念念有词，朝那蟢子打躬作揖。说也怪，一不留神，这蟢子就不见了。
家堂边的梁柱由于支撑点多，成了燕子做窝的好地方。每到暮春，许多燕子在门口飞进飞出，在客堂的梁上绕来绕去，考察着，争夺着理想的地盘。最后，会有三五对燕子选择在家堂边建窝。不久，小燕子出壳了，客堂内漾着“喁喁”的稚嫩声。那新生命生动的活力，陪伴着冥冥之中相对寂寞的亡灵。我也因之而少了许多恐惧、寂寞。
那大概是家堂与神主牌，在历史的长河中的常态了——我想。而它的变迁以至于消亡，是经历了那场“文革”以后。在“破四旧”的口号声里，家堂无疑是“四旧”。在“文革”的漩涡中，家家用领袖的像或标语口号，将家堂糊住，算是革过命了。记得我家的家堂没有完全糊住，只是在两旁贴上“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条幅，横批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原本在清明、年节必需的祭祀也罢了。那些神祇再也不能享用晚辈的纸钱与香火了。虽然如此，这神灵的栖息地终究保不住。随着“文革”的深入，家堂都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拆了下来，神主牌都装进麻袋，集中到生产队的仓库场上，浇上了煤油。在那木炭爆裂的呻吟中，灵魂经历了煎熬，连同纸船明烛一起，照天烧了。
那些墙上曾祖与祖母的照片，由于没有了家堂，就像丢了魂似的，盯着我的目光也渐渐黯淡了，以至于氤氲模糊。也许觉得那也是“四旧”，父亲把它们也摘了下来，轻轻抹去上面的烟尘，背过身靠在旮旯里。从此墙上空荡荡的，露出岁月侵蚀的斑驳，与历史的空白。更也没有祖先一直盯着我的目光了。
古人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现在倒好，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现在，到处在搞民俗收藏，或农耕博物馆之类，这里面不知有没有家堂与神主牌。如果没有，那是否可以补上。因为，它们与土地一样，承载着农民的根系、血脉。
2011年3月24日于枕曲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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